首页 > 富兰克林传 > 第九章再返英伦（费城，1763~1764 年）
四处游历的邮政总长：英国还是北美殖民地
1763年2月，在富兰克林回到费城三个月之后，威廉·富兰克林也回到了费城。父子间的不快一下就烟消云散了。威廉和他的新婚妻子一起在富兰克林的家中待了4天，父子俩便尽释前嫌。随后，两人一起去了新泽西。那时正赶上暴风雪，当地的社会贤达们坐着雪橇陪富兰克林父子到了珀斯安博伊，一个距离费城大约200公里的小村子。随后，威廉在伯灵顿宣誓就职。就职庆典照例和其他殖民地的一样，篝火、敲钟、鸣枪致意，很是热闹。
富兰克林在费城的那些对手，对他儿子获得总督的任命感到十分惊恐。但随后领主托马斯·佩恩从伦敦寄来的一封信使他们稍微放心了一点儿。佩恩在信中说：“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很快就会发现富兰克林先生会变得比以前更听话了，我对此非常确定。作为总督，他的儿子必须要服从领主的命令。而这些命令，则是富兰克林在费城无法反对的。”
事实上，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因为富兰克林发现领主所下的那些命令与国王的命令有很多相反之处（起码到那时为止是这样）。然而，富兰克林在回到北美殖民地的第一年里，的确消停了许多。他对费城的政治没有表示出很多异议，一半是因为他对政治的兴趣有所下降，另一半则是因为他对费城的生活感到乏味。富兰克林喜欢旅行，喜欢追求新鲜的刺激，不愿意待在家中（实际上他已经远离家庭生活5年了）。很快，在当年4月，富兰克林就离家开始了一次历时7个月，从弗吉尼亚到新罕布什尔、全长1 780英里的邮政巡察之旅。
在弗吉尼亚，富兰克林的一次善举使其结交了很多挚友。即使在那些充满争议的时候，他的挚友也远比敌人多。他的伙伴，殖民地的另一个邮政总长威廉·亨特去世了，留下了一个生活窘困的私生子。亨特的一个朋友请求富兰克林照顾那个男孩，监督他的学业。对于富兰克林来说，这个担子可不轻，因此有些犹豫。他在回信中写道：“和其他老人一样，当我接到这样的请求时，我一开始想到的是它会给自己带来多大麻烦……但我很愿意接受你的重托。”由于富兰克林和他的儿子都有一个私生子，因此对这种情况很敏感。富兰克林认为若换成亨特，也会对自己的私生子尽力照顾。
富兰克林本以为亨特的去世会使自己成为殖民地唯一的邮政总长，因为他已经担任此职24年了，而这也是当初的协议早已明确的内容。但事与愿违，尽管富兰克林向伦敦方面表达了这样的意愿，弗吉尼亚总督却设法使其秘书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接替了亨特的职务，成为富兰克林的新工作伙伴。但富兰克林与人合作的一面很快又显现出来，当他去弗吉尼亚的时候，很快就与福克斯克罗夫特成为朋友。当时，他们有太多的事务需要处理。加拿大已经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开通了到蒙特利尔的每日邮路。他们还安排了到西印度群岛的定期邮船以及夜间的邮递业务。当时，从费城寄一封信到波士顿，直至收到回信，只需要6天的时间。从费城到纽约则是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来回，这即使在今天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福克斯克罗夫特与富兰克林一起回到了费城。不久后，两人又从费城出发一同前往纽约，对北部的邮政事务进行巡察。富兰克林热切地希望德博拉能够陪他一同前往。这里有他自己的小算盘——如果德博拉能够喜欢上旅行，对外面的世界感到新奇，说不定哪天她就会愿意与富兰克林一道回伦敦。然而不出所料，德博拉拒绝了。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像富兰克林一样。但这并不影响夫妻间的关系，富兰克林允许她查看任何来自英国的信件：“你将会欣喜地看到我在英国有那么多的老朋友，即使在千里之外，他们仍对我真心的祝福。”这不仅仅是虚荣，富兰克林希望可以借此潜移默化地改变德博拉拒绝去英国的态度。
作为德博拉的代替，富兰克林带上了自己的女儿—19岁的萨莉，将这次旅行作为她进入社交界的庆祝晚会。他们在新泽西与威廉和伊丽莎白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威廉领他们一道参加正式的聚会，和他们一起去郊外远足。随后，富兰克林等人又坐船去了新港。在那儿，萨莉有幸（结果也的确如此）结识了他父亲很久之前的红颜知己凯蒂。她现在改名为凯瑟琳·雷·格林，已经是两个女孩的母亲。（富兰克林从未忘记那些女士，实际上，她们已经成为他大家庭中的一员。即使在旅途中，富兰克林还与波莉·史蒂文森通信，告诉她：“你对我这个老朋友长久以来的温和与孝顺，尤其令我感动。”）
在这次旅途中，富兰克林不幸从马车上摔下来，造成肩骨脱臼。萨莉自愿留在新港，这样就可以与凯蒂一同照顾父亲。但富兰克林则坚持前往波士顿。他们在波士顿待了两个月，富兰克林与自己的妹妹简·梅科姆待在一起，而萨莉则与自己的表兄妹一起练习大键琴。富兰克林开玩笑地对妹妹说：“我得让萨莉多练习一阵子大键琴，这样我就可以同我亲爱的妹妹多待一会儿了。”
在波士顿的大多数时间，富兰克林闭门不出。在去新罕布什尔的路上，富兰克林又一次把肩膀摔脱臼了，着实伤得不轻。当时，他在波士顿的亲戚大部分已经故去，而他自己也已经57岁了。在那时他所写的信中，免不了少了一些打情骂俏，多了一些对人生的感伤。他曾在信中向凯蒂抱怨道：“我已经老了，受不了剧烈的颠簸。”然而，他仍然希望能够回到英国。富兰克林在给斯特拉恩的信中写道：“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希望能够回到英国。但是在走之前，我必须要把一切事物都处理好，这样我就不用再回来了。”
但是，当他于11月回到费城的时候，发现还有一大堆麻烦在等着他，恐怕要让他回英国颐养天年的愿望落空了。当时，北美殖民地的政局可谓暗流涌动。富兰克林对殖民地事务的了解以及在英国多年的人脉积累，使其在未来的政治风暴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他不得不4次往返于北美殖民地和英国之间，进行斡旋。对于富兰克林来说，殖民地并不是分散的定居点，而是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信仰的新世界。
在巡察邮政的途中，富兰克林有了为自己和家人建造一幢三层小楼的想法，并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地点就选在市场街，离当年德博拉初次见到自己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实际上，自从1730年两人结婚以来，一直赁屋而居，大概搬了6次家，却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也是第一次布置自己的家了。自打德博拉给富兰克林买了那套陶瓷餐具以来，他们攒下了不少好东西，比如玻璃口琴、羽管键琴、火炉、科学仪器、图书馆和蕾丝窗帘，一定得好好布置。
莫非是富兰克林喜欢上了家庭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尽管他热爱旅游，有时对自己的家庭有些疏远，但富兰克林本质上还是一个居家的人，留恋自己生活的土地。他喜欢他的共读社、俱乐部，喜欢自己每天走的路线，喜欢自己在英国的那个“家”。同样，他也十分关心、挂念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还有那些亲戚，即使自己陶醉在旅游之中时仍然如此。富兰克林修建新居到底为了满足自己还是自己的家人，我们不得而知，恐怕连他本人也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兰克林对工程的热爱使其对每一个小细节都十分上心，甚至连门把手和铰链的质量也亲自过问。
尽管富兰克林向斯特拉恩表达了要回英国的愿望，但究竟是去英国还是留在北美殖民地，实在是让他伤透了脑筋。德博拉肯定是难离故土，对她来说，就算是离家只有百步之遥也十分难受。因此，威廉在给斯特拉恩的信中写道：“我母亲对乘船漂洋过海十分恐惧，我可以确定我父亲不会再回到英国了。他正在建一所新宅好颐养天年。”甚至连富兰克林自己也打算在俄亥俄找一块地安享晚年。但随后，在富兰克林于1763年写给斯特拉恩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看事情最终如何发展吧。”
“帕克斯顿之子”：富兰克林勃然大怒
实际上，费城新任总督约翰·佩恩的所作所为对富兰克林关于未来的打算产生了重要影响。约翰是领主托马斯·佩恩的侄子，曾与富兰克林一道作为代表出席奥尔巴尼会议。富兰克林对其寄予厚望。他对克林逊写道：“佩恩有公民意识，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没什么不同，至少我不会给他使我们产生分歧的机会。”
佩恩和宾夕法尼亚议会所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前线的防御问题。虽然英国人打赢了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但是并没有给殖民地带来真正的和平。当时，北美殖民地西部仍然受印第安人的袭扰，为首的则是渥太华族的首领庞蒂亚克。到了1763年的秋天，这种骚扰虽有所减弱，但是宾夕法尼亚很多偏远地区的居民仍深受其害。
1763年12月4日，来自帕克斯顿周围的大约50名暴徒（都是边民）杀害了6名印第安人。受害者手无寸铁，而且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两周后，惨案再次发生，在附近济贫院中栖身的14名印第安人也惨遭毒手。
这些暴徒越聚越多，自称是“帕克斯顿之子”。他们宣称下一个目标就是费城，当时有超过140个爱好和平的印第安人居住于此。他们威胁不仅要杀光印第安人，甚至连给印第安人提供庇护的白人也不放过，这其中就包括了很多贵格会教徒。他们因此把和平主义的教义放在了一遍，拿起武器准备保卫自己，而另外一些人则逃到了安全的地方。
“帕克斯顿之子”成为费城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几乎可以被视为一场社会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内战。一边是生活在偏远地区的边民，大部分是长老会教友，以及他们在城镇中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很多是德国路德会移民和苏格兰–爱尔兰的长老会教友。另一边则是费城相对保守的贵格会教徒，他们反对使用暴力，同印第安人有贸易往来。虽然从数量上看，贵格会教徒要远少于德国移民，但他们却控制着议会，坚持反对在防御印第安人上花费太多。值得一提的是，费城的上流阶层、一直与议会作对的圣公会商人，在威胁面前也站到了议会一方，起码暂时如此。
费城首先爆发了一场舆论战。长老会教友们表示支持“帕克斯顿之子”，指责贵格会教徒纵容印第安人，并且没有按照宪章的要求在议会中给予边民足够的代表席位。1764年1月，富兰克林发行了自己写的小册子作为反击，名为“近来兰卡斯特县屠杀印第安人的实录”。在文中，他首先满怀同情地介绍了受害的印第安人，一一列举了他们的英文名字，着力强调他们温柔的性格。“这些可怜人被放火烧死、被刺死、被斧头砍死”，其中最年长的一位“在床上被砍成数段”，其他人则被“剥去头皮或乱刀砍死”。
富兰克林接下来描述了两周之后发生的更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一家家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跪在地上，孩子们紧紧搂着自己的父母。他们反复哀诉自己是无辜的，他们爱英国人，而且从未做过伤害他人的事。但他们的哀求换来的却是屠杀。男人、女人，哪怕是小孩子都被毫无人性的暴徒杀害了，纷纷倒在血泊中。
对于“帕克斯顿之子”来说，印第安人都是一回事。他们的发言人声称：“哪有人只是对一个民族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民族宣战的？”然而，富兰克林在小册子中谴责了这一偏见，明确表示必须要就事论事，不能一概而论，并且要包容。这也是其政治信条的核心。“假如一名印第安人伤害了我，难道接下来我就可以向所有的印第安人报复吗？”富兰克林反问道，“这些不幸的人的唯一罪过，是他们生着红棕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他认为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找一个人要他承担其族人所犯下的罪过是不道德的。“假如一个脸上有雀斑、红头发的人杀了我的妻子或孩子，难道从此我就可以杀死在任何地方遇到的所有长雀斑的红发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报复吗？”
为了强调这一观点，富兰克林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显示其他种族的人，如犹太人、穆斯林、摩尔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在相同情况下是如何展示出伟大的道德和忍耐的。最后，他总结道，全体宾夕法尼亚人民必须站起来同仇敌忾，并将“帕克斯顿之子”绳之以法。虽然其论述中有些许矛盾之处，但对集体暴行的警示值得所有白人共勉：“除非凶手被绳之以法，否则整片土地都会蒙羞。”
不久之后，这本小册子给富兰克林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它反映出了富兰克林对德国移民的偏见，正如其一生都反对长老会–加尔文派的教义一样。对于那些边民的遭遇，富兰克林并不同情，甚至称他们为“野蛮人”，“玷污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尽管从很多方面来看，富兰克林是一位平民主义者，但他对群氓十分警惕。如同往常一样，富兰克林的观点代表了新兴的中产阶级：既敌视无知的暴民，又与顽固的权贵对抗。
2月4日，就在富兰克林的小册子发行一周后的星期六，总督约翰·佩恩在议会大厦前的广场上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讨论如何应对危机。起初，他的态度很强硬。他要求逮捕领头的暴民，部署军队抵抗威胁，并号召民众都参加富兰克林等人组织的民团来保卫家园。尽管大部分长老会教徒拒绝了这一要求，很多贵格会教徒却加入其中。
周日午夜，大约250名暴徒来到了费城北部的日耳曼城。教堂鸣钟示警，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而一个令人惊讶的联盟悄然诞生。富兰克林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在钟声中，佩恩带着他的顾问们来到我家，征求我的意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了我家。”佩恩甚至提议由富兰克林来指挥民团，但是他谨慎地拒绝了：“我选择当普通一兵，通过服从指令来树立佩恩的权威。”
富兰克林和其他人，包括很多贵格会教徒，希望佩恩能够下令主动出击。但是佩恩拒绝了，并派出一个由7名费城当地领袖组成的代表团与“帕克斯顿之子”谈判，富兰克林当然是其中的成员。“我们脸上显示出来的决一死战的表情和据理力争的努力使城市又恢复了宁静。”富兰克林稍后回忆道。暴徒们同意撤退，前提是允许他们的代表进城陈述自己的委屈。
与“帕克斯顿之子”之间的紧张态势刚刚缓和，富兰克林与佩恩之间的对抗旋即又激烈起来。富兰克林的态度十分强硬，他要求佩恩和议会一道与“帕克斯顿之子”的代表团对抗，并将其绳之以法。然而，佩恩却试图利用当前的政治乱局从中获利，与同情边民的长老会教徒和德国人结盟（他们自觉被富兰克林尖锐的文章伤害了）。因此，他绕过议会，单独会见了代表团，并听从他们的建议，颁布了一项政策，即任何人拿着一张印第安人（无论男女老幼）的头皮都可以去领赏。
富兰克林勃然大怒。“他的所作所为使其和宾夕法尼亚政府蒙羞，”富兰克林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议会对他的尊重荡然无存。所有希望在领主统治下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也都灰飞烟灭。”当然，佩恩对富兰克林的感觉也是如此。在给其叔叔——宾夕法尼亚领主托马斯·佩恩的信中，约翰同样也表达了对富兰克林的强烈不满：“只要富兰克林那个恶棍还可以肆意地恶毒伤人，只要他仍然死性不改，宾夕法尼亚就不会有幸福和宁静可言。”
富兰克林向来乐观的心中开始蒙上了一丝乌云。他对宾夕法尼亚的现状和肮脏的政治深表不满，在家中又焦躁不安，找不到科学研究和其他兴趣作为消遣，因此举止上或多或少失去了往日亦正亦邪的风度。他那时的信中充满对政治强烈的抨击，而非如往日般幽默的调侃，甚至表现出极为失望的情绪。在给约翰·福瑟吉尔医生（他在伦敦的一个贵格会朋友）的信中，富兰克林写道：“你行善的时候，是不是感到非常快乐？我想你错了。你救的人当中有一半不值得你救，而另一半则是恶人，根本不该救。”
再一次与领主抗争
总督和议会之间的对抗再一次开始了，甚至比以往更为激烈。双方就民团的指挥权、灯塔、税收等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决定对领主的财产征税。法案在原则上并没有违背枢密院调停时双方的约定，但细节上有所改变。富兰克林代表议会给佩恩写了一封信警告说，如果否决此项法案，“无疑会增加领主家族所背负的骂名和罪责，使政府更为民众所不齿”。然而，佩恩仍然否决了此项法案。
此次斗争的焦点绝非原则，而是关乎权力。富兰克林认识到领主家族获得了边民及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和德国移民的强力支持。这再次激起了他利用英国废除领主宪章，将宾夕法尼亚置于英国国王直接统治之下的想法，尽管他深知困难重重。
当时大部分费城人都不赞同这一想法。费城的商业巨头都是佩恩家族的朋友。边民及与其同宗的工人阶级在“帕克斯顿之子”事件后结成了牢固的同盟，此外他们还都担心英国国王的直接统治会树立起英国国教在殖民地的独尊地位，这也正是他们的先祖当初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殖民地的原因。甚至连很多贵格会的贤良，如艾萨克·诺里斯和伊斯雷尔·彭伯顿，都害怕新宪章的颁布会失去很久之前已故领主威廉·佩恩赋予他们的宗教自由。然而富兰克林对改革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因此他“成功地”遭到了众叛亲离，并使敌人们同仇敌忾。
同样，英国对富兰克林的想法也不太感兴趣。富兰克林的上司，英国邮政大臣海德勋爵在信中写道，就连乐于“插手殖民地事务”的大臣们也不愿直接同佩恩家族对抗。他甚至公开警告富兰克林，作为一名皇家官员，其职责就是协助政府。富兰克林则对此置之一笑，甚至打趣道，他绝不会“为海德所缚”（守旧）。
不过，富兰克林仍然掌控着议会。1764年3月，富兰克林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达26项之多），敲响了“领主统治的丧钟”。他写道，领主的某些行为“暴虐且不人道”。他们利用印第安人的威胁“从人民处谋利……哪怕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决议宣布议会将与人民协商，以决定是否向英国国王“请愿”，“恳求其将宾夕法尼亚的子民置于自己的保护和治理之下”。
此举带来了一场呼吁罢免领主的请愿运动。富兰克林印制了英文和德文的请愿书，甚至为贵格会教友度身定制了特殊版本。但是他只收集到了3 500个支持者的签名，反对者则有15 000个。
富兰克林再一次拿起了最擅长的武器，发行了名为“对于当前局势的冷静思考”的小册子。其中的内容可比书名火爆得多。在书中，他并未使用其最擅长的幽默、讽刺、迂回、轻微挖苦等惯用手法。富兰克林谴责领主讨好“帕克斯顿之子”，认为其无法管理好殖民地。“我们现有的分歧并不是宗教信仰不同，尽管将其作为争论的内容之一，使我们深感痛苦。”富兰克林有失偏颇地写道。他认为无论如何，英国国王要比领主更倾向于保护宗教自由。
富兰克林的新对手是约翰·迪金森。他是个年轻的律师，也是贵格会贤良艾萨克·诺里斯的女婿。迪金森曾经是富兰克林的朋友，并不是领主的死忠支持者。但他认为佩恩宪章中的有益内容不能轻易放弃，也不能妄下英国国王的大臣们就一定会比领主开明的结论。他的质疑很有道理。诺里斯并不愿意卷入其中，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就称病辞去了议长之职，富兰克林则被推选接任议长。
除此之外，富兰克林还要面对一个刻薄的老对手：首席法官威廉·艾伦。艾伦也曾经是富兰克林的朋友，但因为他支持领主，富兰克林很早就与他绝交了。当年8月艾伦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富兰克林曾主动造访示好，而艾伦却当着其他宾客的面指责富兰克林攻击领主。他认为，由英国国王直接管辖将会使宾夕法尼亚付出高达10万英镑的代价，而且并不会得到伦敦的任何支持。
当10月1日的议会选战逐渐临近，舆论战也越发激烈。富兰克林的敌人们希望阻止其连任。其中一篇名为“依样画葫芦”的匿名文章竭尽所能地诋毁富兰克林，称他的儿子威廉是他和“乡下厨娘”芭芭拉所生的混蛋——这还有点儿靠谱。但文中还将富兰克林之前所写的反对德国移民的文章略加改动之后拿来大肆发挥，甚至还指责他靠行贿买来名誉学位，为赢得皇家总督的位子四处游说，窃取别人的电力实验成果——这些都是诬陷，却说得理直气壮。
另一篇传单则把富兰克林刻画成一个好色的登徒子：
富兰克林上了年纪，
似乎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
但是只要有年轻姑娘邀请，
他立即青春焕发。
现代选战中充满了负面的批评，今天的新闻界也很是刻薄。但是1764年竞选时的无耻中伤，依然可以算得上登峰造极。宾夕法尼亚政府允许了这些言论的存在，富兰克林的态度也是如此。美国民主可以在一个宽松甚至可以说是无节制的、讲求新闻自由的氛围中蓬勃发展。正如1764年选举表明的，美国民主的确建立在无约束的言论自由的基础上。此后的数百年中，只有言论自由、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甚至进行激烈辩论的国家，比如美国，才能延续至今。
选举日当天的情况就像宣传战一样激烈。10月1日那天，从早到晚，投票的人群把议会大厦门前的台阶围得水泄不通，直到午夜仍是人头攒动。富兰克林的支持者使投票过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他们把能找到的每个人都拉来投票。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战术上的错误。长老会教徒们派工人到日耳曼城找来了更多的支持者。结果，富兰克林在14名候选人中名列倒数第二，而当时费城只有8个议席。
然而，富兰克林一派仍然控制着议会。他们很快投票决定向英国政府递交请愿书，反对领主。更有意思的是，议会以19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了决议，并委派富兰克林作为代表前往英国递交请愿书。这对于富兰克林来说，与其是一个胜利，不如说是安慰。
这又引发了一场口水仗。迪金森宣称富兰克林不宜担任此职，因为领主家族憎恨他，英国国王的大臣也不支持他，费城“绝大多数严肃、正直的民众对其更是极为不满”。法官艾伦称富兰克林是“当地最不受欢迎、最令人作呕的名字……老年痴呆，令人失望、作呕”。但是既然可以回到英国，富兰克林又找回了曾经的幽默和机智。他回应道：“现在，我即将离开（也许是永远离开）这片我爱的土地了……我祝愿我的朋友顺心如意，并宽恕我的敌人。”
不出所料，德博拉再一次拒绝与其一道远赴英国，也不同意富兰克林带着女儿前往。那么为什么富兰克林还执意再次离乡呢？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想念伦敦，还有一部分则是因为他对费城感到失望和沮丧。
当然，此举还有一个更为崇高的原因。富兰克林对北美殖民地的未来有了更为长远的打算，远不止是将宾夕法尼亚从领主手中夺走。富兰克林希望建立一个北美殖民地联盟，正如其在奥尔巴尼计划中提到的一样，希望在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建立一种更为平等的关系，仍属于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他甚至建议殖民地代表在英国议会中拥有议席。理查德·杰克逊是留在伦敦的另一位费城代表，富兰克林曾给其写信回复关于英国可能对殖民地征税的消息，信中写道：“如果你选择对我们征税，就请给我们议席，让我们成为大英帝国真正的子民。”
1764年11月，当其准备远赴英国之时，富兰克林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女儿。信中既有父亲慈爱的劝告，如“要孝顺、照顾好你的好妈妈”；也有典型的富兰克林式建议，如“学习数学和记账等有用的知识”；还有义正词严的提醒：“我有很多敌人。你的任何不当举止都可能被他们视为滔天大罪，并以此来伤害我。因此，你要谨言慎行，不给那些恶人可乘之机。”
富兰克林也有很多支持者。当他乘船离开费城的时候，有300多人夹道欢送。船开时更是鸣炮致意，同时唱起了《天佑国王》，只不过最后一句改为：“富兰克林，我们齐仰望。愿上帝保佑！”富兰克林告诉某些朋友，他希望几个月就可以回来；对另一些人则说，他将一去不回。我们并不清楚富兰克林更倾向哪种说法，但事实证明，两者都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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