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富兰克林传 > 第八章浑水湍流（伦敦，1757~1762 年）
史蒂文森太太的房客：出使伦敦
1757年夏乘船横渡大西洋时，富兰克林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船驶过后，其尾部的海水会很混浊。然而，两艘船之间的海水却出奇清澈。对此，富兰克林感到十分好奇，并向别人打听原因何在，结果被告知“这是船上的厨子通过排水孔往外倒油使船的两侧变得润滑的缘故”。
这一解释并不能令富兰克林满意。相反，他想到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参议员、科学家老普林尼往湍急的水面上倒油最终使其平静下来的故事。在此后的几年中，富兰克林一直在做实验。他甚至还发明了一个小“魔术”：用一根内部灌满油的棍子搅动水面，最终使水面平静下来。实际上，富兰克林一生中都在不断想方设法使湍急的水流平静下来。这一比喻虽然浅显，但十分合适。然而，在富兰克林作为外交官出使英国期间，这一努力以失败告终。
同样也是在这次旅行中，富兰克林所乘坐的船为了躲避法国海盗的追击，几乎在锡利群岛搁浅。富兰克林在写给自己妻子德博拉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自己劫后余生的感激之情。“如果我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或许我应该发誓为某个圣人建一座教堂。”富兰克林写道，“但我不是，如果非要发誓的话，我想我还是建个灯塔比较合适。”
在35年之后，富兰克林再次来到英国。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年轻的印刷工，而是一位51岁的长者。作为费城的代表，富兰克林肩负着两项任务——游说和外交。不幸的是，富兰克林的洞察世事、脚踏实地、远见卓识、谦虚温和以及冷静的头脑都没派上用场，留给他的只有深深的挫败感和苦涩。尽管他的外交使命以失败告终，但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令其难以割舍，包括各地知识分子对他的厚爱以及像费城一样的家庭生活。最初，富兰克林认为自己的任务会在5个月内结束，没想到这一待就是5年。而短暂的返乡之后，他又待了10年。
1757年7月，富兰克林来到了伦敦。同行的还有他26岁的儿子威廉，以及两个黑人佣人。迎接他们的是彼得·克林逊，伦敦的一个贵格会商人和植物学家。当初共读社第一次从伦敦购买书籍时就得到了克林逊的帮助。日后，富兰克林关于电学研究的论文也是在克林逊的协助下才最终付梓。克林逊将富兰克林一行安排在自己位于伦敦北部的豪宅中，并邀请了印刷商威廉·斯特拉恩等人前来一聚。这些人久仰富兰克林的大名，可惜之前从未谋面。
几天之后，富兰克林找到了合适的寓所（还有一间电学实验室）。这是一栋4层小楼，舒适、便捷，在克雷文大街上，位于斯特兰德和泰晤士河之间，就在现在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的不远处，离英国政府所在地白厅也只有几步距离。房东是一位聪明、朴实的中年寡妇，名叫玛格丽特·史蒂文森。富兰克林和她建立了一种家庭般的关系，有些特殊，但又很普通，就像富兰克林与德博拉在费城，让富兰克林感到十分舒服。富兰克林的伦敦朋友甚至将他们看作一对，邀请他们一同赴宴，甚至在信中同时问候两人。尽管富兰克林和史蒂文森的关系中可能有一些男欢女爱的成分，但并没有强烈的激情，也没有在伦敦引发什么绯闻或丑闻。
富兰克林与史蒂文森的女儿玛丽——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波莉”——之间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波莉是一位18岁的少女，活泼、讨人喜欢，还具有富兰克林最欣赏的那种求知欲。在很多方面，波莉在伦敦扮演了富兰克林女儿萨莉的角色。富兰克林对待波莉就像是自己的侄女一样，甚至有时扮演父亲的角色，给她生活和道德方面的建议，同时也教授数学和其他方面的知识。但波莉同时也是英国版的凯瑟琳·雷，一个举止可爱、思想活泼的漂亮姑娘。富兰克林写给波莉的信中经常可以看到彼此打情骂俏的内容，富兰克林也以其惯用的对女性的关注对波莉大加奉承。
富兰克林与波莉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波莉强烈的好奇心令富兰克林十分陶醉。而当波莉搬到郊外与自己姨妈同住时，富兰克林更是与其保持了密切的书信往来。在伦敦的那段日子里，他给波莉写的信甚至比给自己家写的还要多，其中很多封都是情书。富兰克林在他们初次见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写道：“我没有一天不想你。”波莉给他寄来了一些小礼物，富兰克林在另外一封信中写道：“我已经收到了你精心给我织的吊袜带。这正是我喜欢穿的那种，我已经有20年没穿过这样好的东西了，幸好你给了我这样的礼物……我向你保证，每次我穿上它的时候就会想起你，就像你织它的时候会想起我一样。”
正如与凯瑟琳·雷一样，富兰克林与波莉之间不仅有思想的交流，更有心灵的沟通。富兰克林曾给波莉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解释了气压计工作的原理、不同颜色对热量吸收的差别、如何发电、龙卷风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月亮是如何影响潮汐的。其中有8封被收录在其日后修订再版的电学著作中。
富兰克林还在信中教给波莉很多不同方面的知识。“我认为我们之间最简单的交流方式，就是你阅读一下我给你推荐的书，”富兰克林写道，“这不仅会为你给我的信提供素材，我也可以据此一一作答。”对富兰克林来说，这样的智力指导是他取悦年轻女性的终极撒手锏。正如富兰克林在一封信的结尾写道：“在给一位年轻姑娘写了6大页对开纸的哲学问题以后，还有必要在最后致礼吗？这样一封信本身不就是致礼吗？”
富兰克林的担忧之一就是波莉对待学习过于认真。尽管富兰克林对波莉的思想十分欣赏，但当波莉流露出打算终身不嫁，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时，他却退缩了。富兰克林给了波莉一些父亲般的忠告，向她讲述了一名女性相夫教子的责任，作为对波莉表示要“终身不嫁”的回应：
然而，在进行此种学习时必须要审慎地把握分寸。有关自然的知识虽然会十分有用，但也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如果以忽视最基本责任的学习与实践为代价来获取所谓的学识名望，那我们就应该遭受谴责。实际上，无论是庄严性和重要性，自然科学的知识都无法与做一个好孩子、好丈夫或好妻子相提并论。
波莉真心听取了劝告。“谢谢你，我的导师！感谢你对我的纵容，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波莉回答道，“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在你的眼中变得更加完美，我将小心谨慎，不会超越你所描述的分寸。”在随后的几周中，他们随意闲谈，从经验研究和不同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潮水如何影响河口的水流变化。
波莉最终还是嫁人了，而且生了三个孩子，后来守寡。但从始至终她都与富兰克林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正如富兰克林在1783年，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时候，在给波莉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友谊充满了阳光，没有一丝阴霾。”而在富兰克林生命的最后一刻，波莉陪在他的身边。这距离他们初次相遇已经过去了33年。
虽然富兰克林远离费城的家，但史蒂文森太太和波莉为他提供了一个复制品，一样的舒适，甚至更能激发富兰克林的灵感。那么这对富兰克林那个真正的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富兰克林的英国朋友威廉·斯特拉恩曾对此表示忧虑。他给德博拉写信，试图劝说她到伦敦陪伴自己的丈夫。但与喜欢四处游走的富兰克林恰恰相反，德博拉没有一点儿想要出去看看的愿望，而且对大海深怀恐惧。斯特拉恩甚至隐瞒事实向她保证，从费城到伦敦的这条航线上从未死过一个人。斯特拉恩甚至搬出了他们的女儿，说这次旅行对萨莉来说也是一次极好的体验。
以上种种都是信中甜蜜的部分，是用来引诱德博拉的“胡萝卜”。随后，斯特拉恩近乎无礼地提出逆耳忠言。这些劝告貌似彬彬有礼，其实内藏尖锐的警告，反映出斯特拉恩对富兰克林本质的洞察：“现在，夫人，我相信伦敦的各位女士和我一样对富兰克林了如指掌。我的确认为您应该尽快到伦敦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虽然我认为富兰克林像任何男人一样忠于他的妻子琼（富兰克林给德博拉起的昵称），但如果他不断面对越来越大的诱惑，你们之间又相隔万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为了防止德博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言外之意，斯特拉恩甚至在结尾直言不讳：“我想我不得不告诉您，富兰克林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好房东、一位谨慎的女士，对他也十分照顾。在富兰克林重感冒期间，这位女士殷勤、细致、温柔地照料他，几乎可以和您相媲美。我认为您最好到伦敦来亲自照顾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喜欢德博拉，依赖她，对她简单质朴的习惯表示尊敬，但富兰克林也深知德博拉不适合生活在人情世故更为复杂的伦敦。所以在劝说德博拉来伦敦的这件事上，富兰克林有些矛盾，但他深知结果如何。“斯特拉恩和我打了一个赌，他说他写了一封信，你收到之后就会马上来伦敦。”富兰克林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写道，“我告诉他，我不屑于这么轻而易举地赢他的钱，因为我知道没有什么诱惑能够让你漂洋过海来到伦敦。”当德博拉回信告诉富兰克林自己的确将留在费城时，富兰克林又显示出些许的伤感：“你给斯特拉恩先生的答复是正确的选择，我深感欣慰。他本以为自己的花言巧语和夸大其词一定能够让你动心。”
在写给家里的信中，富兰克林花了很大篇幅向德博拉解释自己被照顾得很好，同时也保证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在抵达伦敦几个月之后，富兰克林曾生了一场大病。痊愈之后，富兰克林就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写道：“我已经向史蒂文森太太表达了你的谢意。她非常乐于助人，对我照顾得也很好，每当我不舒服的时候，她总是忙前忙后，但我多么希望你在我身边，还有我的小萨莉……生病时，知心爱人的温柔呵护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和这封信同时寄往费城的还有一大堆礼物。富兰克林告诉德博拉，其中一些是史蒂文森太太挑选的。礼物中有瓷器、4柄伦敦“最新但也是最丑”的银质盐勺、“一个去苹果核的小工具和另一个切萝卜丁的小玩意”、史蒂文森太太给萨莉买的篮子、波莉给德博拉织的吊袜带（“已经给了我一双一模一样的”）、地毯、毛毯、桌布、史蒂文森太太为德博拉选的礼服、烛花剪，以及其他很多足以减轻富兰克林负罪感的东西。
实际上，德博拉对富兰克林生活中出现的那些女人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她告诉了富兰克林家里的所有新闻和小道消息，甚至还包括凯瑟琳·雷最近写信向其咨询爱情生活的建议。“得知雷小姐一切都好，而且和你保持联络，我很高兴。”富兰克林回信说，尽管他要求德博拉不要“给太多这方面的建议”。
富兰克林和德博拉之间的大部分信件，与富兰克林与波莉、雷以及日后法国那些女性朋友的信件截然不同，很少涉及情感和知识方面的内容。富兰克林也甚少像与他的妹妹简一样，与德博拉讨论政治。尽管富兰克林的信中体现了其对德博拉的真挚感情和两人关系的实用主义本质，但并不像约翰·亚当斯和他的妻子阿比盖尔之间的信件一样，充满炙热的情感。
最终，随着富兰克林在伦敦的时间越来越久，德博拉给他的信中也流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寂寞和自怜，特别是在1760年她母亲不幸在一场可怕的厨房大火中丧生后越发如此。那场灾难发生之后不久，德博拉就给富兰克林写信，笨拙地表达自己的孤寂以及对自己所听到的关于富兰克林和其他女人的流言的担心。富兰克林的回复却显得冷漠、空洞，尽管再次向德博拉保证自己的忠诚。“我对那些无稽之谈给你带来的困扰深表关切。”富兰克林写道，“放心吧，亲爱的，我知道自己的心在哪儿，上帝也庇佑我。我不会做损害一个诚实、热爱家庭的男人的名誉与品德的蠢事。”
富兰克林的伦敦世界
在18世纪50年代，伦敦有75万人口，且增长迅速，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仅次于北京（90万人）的世界第二大城市。伦敦十分拥挤，环境也不是很好，到处是病人、妓女和罪犯。长久以来两极分化明显：一半是有封号的上流社会贵族，另一半则是为温饱而苦苦挣扎的穷困工人。然而，伦敦也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世界性大都市。伦敦当时已经出现了由商人和企业主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咖啡馆阶层。尽管费城是当时北美殖民地最大的城市，但相比之下，只有2.3万居民的费城更像是个小村子（费城当时的规模相当于现在威斯康辛州的富兰克林市或马萨诸塞州的富兰克林县）。
在这个各色人等组成的伦敦，富兰克林很快就赢得了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喜爱。虽然富兰克林想提高自己的层次，但他对托利党的那些成员并无好感，而托利党人对他也是如此。富兰克林天生就对权力和所谓的精英十分鄙视，更喜欢和那些思想活跃、品德单纯的人在一起。富兰克林有一次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印刷店，买了一大桶啤酒，和那些工人一起为“印刷成功”而痛饮。
很快，富兰克林在伦敦有了新的朋友圈，取代了原来的共读社。相较之下，新圈子更加精于世故、层次更高。而斯特拉恩和克林逊则是这个圈子的核心。斯特拉恩是一个印刷商，也是当时《伦敦纪事报》的股东之一。1743年，斯特拉恩曾向富兰克林写信推荐自己的学徒戴维·希尔。富兰克林接受了推荐，雇用了希尔，日后还将其擢升为自己的合伙人。从那时起，两人保持着通信来往。在两人最终见面之前，一共通了60多封信。斯特拉恩对富兰克林这样一位传奇人物深感崇敬，富兰克林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写道：“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在每一方面都如此完美地与我如此投缘。有人是在这方面，有人是在另一方面，而他是在各方面都与我合得来。”
克林逊是一个商人，富兰克林与其通过书信往来交流电学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克林逊将富兰克林引荐给了英国皇家学会。正因如此，富兰克林重返伦敦的前一年，皇家学会就选举富兰克林为第一位北美殖民地会员。通过克林逊，富兰克林结识了伦敦最有名的医生之一——约翰·福瑟吉尔大夫。福瑟吉尔后来成为富兰克林的私人医生，并在他和佩恩家族的斗争中献策献力。富兰克林还通过克林逊结识了约翰·普林格尔爵士，一位暴躁的苏格兰道德哲学教授，后来成为一名御医，也是富兰克林未来的旅伴之一。克林逊还引荐富兰克林加入了“诚实的辉格党人”，这是一个由亲北美殖民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俱乐部。在俱乐部的会员中，富兰克林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乔纳森·希普利成为朋友。普里斯特利后来著有《电学史》一书，奠定了富兰克林在电学研究方面的地位，他还成功地分离出了氧气。希普利则是圣阿萨夫的主教，富兰克林自传中有一部分就是在他家写的。
富兰克林还与年轻时那个任性的朋友詹姆斯·拉尔夫恢复了联系。拉尔夫早年曾陪富兰克林一起来到英国，随后因为金钱和女人，两人分道扬镳。拉尔夫的性格并没有多大变化，富兰克林从费城给他带来一封信，是当初被拉尔夫遗弃的女儿写的，现在她已经成为10个孩子的母亲。但拉尔夫不想让他的英国妻子和女儿知道自己和北美殖民地还有瓜葛，所以拒绝回信。他只是请富兰克林转达他“深深的爱”。此后，富兰克林与他很少联系了。
那些贵族阶层及美食、赌博俱乐部（如怀特俱乐部及后来的布鲁克斯俱乐部和布多斯俱乐部）中的时髦绅士们，通常在圣詹姆斯公园附近聚集。而那些新兴阶级中的作家、记者、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也就是富兰克林喜欢和他们打成一片的那些人，通常选择咖啡馆作为集会的地点。当时，伦敦有500多家咖啡馆。那些咖啡馆提供报纸和期刊以招揽顾客，而咖啡馆的圆桌正好为各类兴趣俱乐部提供了场所。皇家学会会员们通常在斯特兰德的希腊咖啡馆聚会，离克雷文大街只有几步之遥。“诚实的辉格党人”则是星期四在圣保罗咖啡馆聚会。其余的，如马萨诸塞咖啡馆和宾夕法尼亚咖啡馆，则是北美殖民地人聚会的场所。富兰克林十分喜欢这些俱乐部，不时地光顾这些咖啡馆，喝上一杯马德拉酒。
这样，富兰克林建立了一个新朋友圈，也找到了几个新据点。这给富兰克林带来了共读社曾经带给他的乐趣，并在伦敦的知识分子中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正如托马斯·佩恩所言，这个基础还很薄弱。在富兰克林受命之后，领主们再次巩固了自己的同盟。富兰克林可能会赢得那些对其科学实验很感兴趣的人的好感，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辉格党知识分子并不足以决定宾夕法尼亚的命运。“很少有政要听说过富兰克林的科学实验。那些对其实验感兴趣的是一拨人，”佩恩写道，“但是决定我们之间争端的又是另一拨人。”事实也的确如此。
与佩恩家族开战
富兰克林来到伦敦时，他不仅对英国王室忠心耿耿，还对帝国极其热衷。他当时认为北美殖民地应该是大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富兰克林认为生活在殖民地的英国国王子民并不是二等公民。相反，他们应该具有和英国民众一样的权利，包括选举像英国议会一样具有立法权和征税权的殖民地议会的权利。富兰克林坚信，虽然佩恩家族不这样认为，但那些开明的英国大臣们将帮助他向领主家族施压，迫使其改变独裁的立场。
这也是为什么日后富兰克林会大吃一惊的原因。抵达伦敦不久，富兰克林就拜会了时任枢密院院长的格兰维尔勋爵。枢密院是由各部部长所组成的代英国国王行使权力的机构。“你们北美殖民地人对你们的宪法本质的认识是错误的。”格兰维尔勋爵说道，英国国王给各殖民地总督的指令就是“殖民地的法律”，殖民地议会无权推翻。富兰克林则回应说：“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理论。”富兰克林还指出，殖民地的宪章中明确规定法律应由殖民地议会产生，总督尽管有权否决，但无权规定。“他认为我完全错了。”富兰克林回忆道。富兰克林对此非常警觉，所以一回到克雷文大街的住处，就把这次谈话记录下来。
富兰克林的解释的确有理有据。数年前，议会曾否决了一项条款，即总督的指令具有法律效力。但格兰维尔恰好是佩恩家族的姻亲，所以他的责难实际上暗示了领主的干预得到了王室的支持。
几天之后，即1757年8月，富兰克林开始同大领主托马斯·佩恩及其兄弟理查德进行了一系列会面。富兰克林和理查德是老相识，理查德曾经在费城住过一段时间，甚至连他的书签都是由富兰克林的店负责印刷的（富兰克林的账本显示理查德还欠着钱）。一开始，会议的气氛很友好，双方都宣称谋求事情的“合理解决”。但正如富兰克林回忆的：“我认为每一方对什么是‘合理’，都有自己的见解。”
佩恩家族要求将议会的要求以书面形式提出。为此，富兰克林花了两天的时间完成了这份文件。在这份《申诉要点》中，富兰克林要求所任命的总督可以“尽最大可能自主行事”，并声称领主要求自己免税是“不公正的、残忍的”，因为所收的税款正是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土地的。与这份书面文件相比，富兰克林非正式的方式更具挑衅意味——他既没有直接将此文呈送给佩恩家族，也没有正确地称呼他们的头衔“宾夕法尼亚真正、绝对的领主”。
佩恩家族对这种冒犯十分气愤，于是告诉富兰克林，他只能和他们的律师费迪南德·约翰·帕里斯谈。富兰克林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帕里斯是一个“傲慢、暴躁的家伙”，而帕里斯后来也成为他一生的敌人。这正中领主们的下怀：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拒绝给予任何答复，而是要求等候政府律师们的法律解释。
在1758年1月与托马斯·佩恩的一次会面中，富兰克林为世人所熟知的冷静和善于沟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原定的议题是佩恩是否有权否决议会任命的处理印第安事务的代表，但富兰克林将其扩大到宾夕法尼亚议会是否应该拥有像英国议会一样的权力。富兰克林争辩道，托马斯的父亲，伟大的威廉·佩恩曾在其1701年颁布给殖民地民众的《特权宪章》中表示赋予宾夕法尼亚议会这样的权力。
托马斯则回应说，根据英国国王颁布的相关宪章，他父亲无权如此行事：“即使我父亲保证过这样的权力，但根据皇家宪章，他本无权这样做，那么这样的保证也是无效的。”
富兰克林反驳说：“如果你父亲本无权保证这样的特权却故意为之，甚至还将其在整个欧洲发布，那么那些因此到此地定居的人……就是遭到了欺骗和背叛。”
“皇家宪章毫无秘密可言，”佩恩回应说，“即使他们上当了，也是咎由自取。”
实际上，富兰克林有强词夺理之嫌。威廉·佩恩于1701年颁布的宪章中的确宣布宾夕法尼亚议会“在英国子民生来自由这一权利的基础上，和英国国王在北美的殖民地一样，拥有议会的权力和特权”。但是，这一说法有很多种解释，富兰克林因此怒不可遏。在富兰克林写给议会议长艾萨克·诺里斯的一封描述当时场景的信中，富兰克林用了很多难以想象的词语：“佩恩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无礼的大笑，就像一个低等骑师听到一个追赶者抱怨他在马匹上作弊一样。对于他故意否认他父亲的宪章，我很震惊。当时，我不禁打心眼里对他表示彻底的不屑，对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这封信公开之后，则彻底断绝了富兰克林作为说客成功劝服领主的希望。
富兰克林那时发现自己逐渐变得面红耳赤，脾气渐长，所以尽量少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富兰克林回忆道：“我并没有做过多的回应，只是表示那个可怜人因为自己不是律师而只能相信他父亲的话。我不认为还有继续商榷的必要。”
这次会面最终不欢而散。对于富兰克林来说，这是其使命的转折点。佩恩拒绝和富兰克林再进行任何沟通，并称他就像一个“恶棍”。佩恩还宣布：“从此我不会以任何理由和富兰克林说一句话。”无论他们在哪里碰面，富兰克林回忆道，“他那令人不快的表情中总是流露出一种由仇恨、愤怒、恐惧和烦恼交织在一起的奇怪神色。”
在放弃了他一贯的实用主义之后，富兰克林开始向其远在宾夕法尼亚的后方盟友们发泄自己的怒火。“我对领主的耐心几乎消磨殆尽。”富兰克林在给约瑟夫·加洛维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甚至打算和儿子一道写一部宾夕法尼亚的争端史，“在书中领主都会罪有应得地被绞死，腐烂，遗臭万年”。
富兰克林调停的能力似乎不翼而飞了，起码暂时如此。但富兰克林却仍然能为费城的朋友提供内部消息，包括事先通报领主准备解雇总督威廉·丹尼的事情。当时，丹尼违背领主的指示，同议会达成妥协，同意对领主的财产征税。“我需要保守这个秘密，”富兰克林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写道，此外还加上了点穷理查的智慧，“因此你也必须保守这个秘密。如果你愿意，也让你所有的朋友们保守这个秘密。”
富兰克林还有效地利用媒体发起了一项宣传运动，这也是其从青年时期以来就善用的技巧。富兰克林在斯特拉恩的《伦敦纪事报》上发表匿名文章，宣称佩恩家族的所作所为与英国的利益相抵触。而在一封署名为威廉·富兰克林，却明显是其父亲帮忙写的信中，更是对佩恩家族发起了直接攻击。此文在富兰克林参与编辑的一本费城历史书籍中得以重印。
当1758年的夏天即将来临时，富兰克林面临两个选择：按计划回到费城，回到自己家人的身边，但自己的任务将以失败而告终；或是在英格兰各地旅行，享受那些崇拜者对他的爱慕。
实际上，富兰克林要做出选择并不费力。“我明年春天才能回去。”富兰克林在6月写给德博拉的信中冷淡地说道。富兰克林说，他整个夏天都会在英国的乡村游历：“我需要通过旅游来保持自己的健康。”至于德博拉对她自己身体情况的抱怨，富兰克林只是表示了温和的关心：“听到你经常说自己身体欠佳，我十分关切。但是我们在慢慢老去，必须要对自己的情况有清醒的认识。虽然现在还算过得去，但必将随着岁月渐渐衰老。”
富兰克林的信一如既往的和善、亲切，但仍难以捕捉提到丝毫的浪漫气息。这些信似乎有一些家长式的说教，甚至语气略带傲慢。它们注定不会像富兰克林给自己的妹妹简或波莉的信那样充满智慧的交流，但这些信的确表达出了富兰克林对德博拉的真情和忠诚。富兰克林很欣赏德博拉明智的务实和两人关系中的随和本质。大部分时间，德博拉似乎接受了他们很早之前所做的安排，舒服地待在家中，和那些近邻友好相处，对此她深感满足，而不是和富兰克林一道远行。他们之间的通信，直到彼此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偶见几句抱怨。富兰克林尽义务般地告诉德博拉一些逸闻趣事，指导她如何拆除电铃，并且给予她一些关于政治和女性的老派建议。富兰克林曾经写道：“你要谨慎行事，不要涉入任何党派之争。妇女不要干预政事，除非她们的丈夫、兄弟和朋友碰巧意见不合，需要从中调停。如果女人可以保持冷静，那么男人们也会很快冷静下来。”
富兰克林同样也很关心他留在北美殖民地的女儿，但也是点到即止。有一次他收到了一个萨莉的塑像，十分高兴，因此寄给她一大堆礼物，包括一顶白帽子和披风，一些小东西，还有一个由法国人造宝石制成的带扣。“这些一共花了3几尼（1几尼=1.05英镑），据说很便宜。”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即使富兰克林牵挂着家人，但并非十分强烈，因为他在伦敦还有一个类似的家。在当年7月，富兰克林心不在焉地给德博拉写了一封信。在漫不经心的附言中，富兰克林写道：“史蒂文森太太和她女儿要求我转达她们的问候。”
天生的混蛋：富兰克林与儿子威廉
富兰克林家族的敌人们经常称威廉·富兰克林是一个天生的混蛋，他对社会地位的渴望远比父亲强烈。威廉经常看的一本书是《上流社会人士之言行》。在伦敦的时候，他经常出入年轻世袭贵族的宅邸，而不是他父亲喜欢的那些咖啡馆和文化沙龙。威廉所有的社交圈子和法律学习都是以伦敦的法学院为中心，当然入学也是托了他父亲的福。最终，威廉更像是一个托利党人和保皇主义者。当然，这样的改变是逐渐完成的，时断时续，充满了个人冲突。
在离开费城之前，威廉就开始追求一个刚刚在社交界崭露头角的女孩伊丽莎白·格雷姆。格雷姆的父亲托马斯·格雷姆是一名医生，也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费城的社会岭有一座豪宅，还有一个占地300英亩、被认为是宾夕法尼亚最好的农庄。格雷姆的母亲则是本杰明·富兰克林那个不靠谱的赞助人总督基思的继女。当时格雷姆家和富兰克林家的关系也很紧张：富兰克林没有邀请格雷姆大夫参与新建的费城医院的运营，老格雷姆觉得受到了侮辱。而且老格雷姆还是佩恩家族的密友，在富兰克林与议会的斗争中坚决站到了领主一边。
虽然老格雷姆对此怨恨不已，但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很快进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格雷姆小姐接受了威廉的求婚，当时她只有18岁，而威廉比她大将近10岁。但有一个条件，即威廉不得介入任何政治事务之中。当威廉要随其父前往伦敦时，格雷姆小姐拒绝一同前往，也不愿在出发前与其完婚。双方都同意待威廉从英国回来后，两人再完婚。
到了英国之后，相较于对政治的狂热，威廉对格雷姆小姐的感情很快就淡了下来。除了一封告诉她自己已经到达英国的短信，威廉有5个月未与她联系。那些曾经描述他们之间爱情的花前月下之词不复重现，取而代之的却是对“这个令人心醉的国家”的乐趣的种种描述。更糟糕的是，威廉还骄傲地给格雷姆小姐寄去了在《伦敦纪事报》上发表的攻击领主的署名文章，他甚至还请她告诉自己费城舆论对此篇文章的反应。
因此，这段关系就结束了。格雷姆小姐几个月之后给威廉寄去了一封冷酷、挖苦的回信，称他是个“党派怨恨的集合体”。第二天，威廉就通过他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做出回应，将问题归结为格雷姆小姐的善变，并表示乐于见她在别的男人那儿找到幸福。对于威廉来说，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一方面同伦敦那些时尚女郎打情骂俏；另一方面，和他父亲一样，偶尔与妓女或其他下等女子厮混。
本杰明·富兰克林心里对儿子的这段感情本来就是五味杂陈，因此得知两人分手后，并没有慌张。他自己的小算盘是希望儿子可以和波莉·史蒂文森走到一起，但其实机会并不大，因为威廉对社会地位的渴望远大于自己的父亲。实际上，威廉开始学会装腔作势，这就已经令富兰克林深感忧虑。所以，富兰克林试图限制威廉对上流社会的模仿，这成为日后富兰克林自传的主题之一，并以写给儿子的一封信来表现。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徒劳，它与政治上的分歧一道，成为日后父子决裂的原因之一。
早在几年前，富兰克林就警告威廉别指望继承家产。“我向他保证，我会散尽自己微薄的家财。”富兰克林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而一到英国，富兰克林就仔细地记下了威廉的每一笔开销，包括食宿、衣物和书籍的费用。富兰克林认为这些只是预支，日后必须偿还。1758年，当富兰克林自己开了先例，用宾夕法尼亚出的钱买了一辆马车后，他还警告自己的儿子要节俭，不要染上伦敦高消费的恶习。威廉当时正与朋友在英格兰南部旅行，对此显得十分畏惧。“我将听从您的吩咐，因为是您给我提供了资金支持。”威廉写道。随后他还告诉富兰克林自己已经更换了住所，搬到了一个“条件很差，但更便宜的地方”。
作为试图让儿子继承自己“中产阶级”思想的努力之一，富兰克林决定在1758年夏天带领威廉进行一次寻根之旅。他们来到了距离伦敦西北60英里之外的埃克顿，也是乔塞亚移民到北美殖民地之前富兰克林家族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当时乔塞亚的哥哥托马斯的女儿，也就是富兰克林的大表姐玛丽·富兰克林·费希尔，仍住在附近。她虽然“年老体衰”，富兰克林写道，但“仍可以看得出是一个非常聪明、理智的女性”。
在教区的教堂，富兰克林发现了记载富兰克林家族200年来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记录。牧师的妻子向他们讲述了富兰克林的伯伯托马斯的故事，他的一生与自己的侄子很相似。富兰克林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写道：
（托马斯·富兰克林）在当地的所有事务中都起到了领导作用，还是很多公共事务的推动者。他曾发起了一次为教堂尖顶上的钟的募捐活动，并最终完成了目标。到现在，我们还能听到钟声。那个时候，河水常常淹没草地，他发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能使这些草地免受水灾之苦，而这个办法至今仍然奏效……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征求他的意见和观点。她说，有人甚至认为托马斯是个魔术师。托马斯去世的时间正是我出生的4年之前，同月同日。
富兰克林也许注意到了，凯瑟琳·雷也曾称他为“魔术师”。威廉则对日期的巧合印象深刻，他认为如果不是差了4年，极有可能会有人认为富兰克林是托马斯的“转世”。
在教区的墓地，当威廉打算抄写墓碑上的文字时，富兰克林的仆人彼得拿起一把硬刷子刷去墓碑上的青苔。富兰克林对这一场景的描述令人想起了他们刚到英国的时候，实际上带了两个黑奴。富兰克林对黑人的观点很开明，他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财产，而是视为自己的老家人。甚至当他们刚到英国不久，其中一个黑奴逃走的时候，富兰克林都没有试图强迫其回来，尽管英国的法律允许这样。当德博拉写信问到他们的财产情况，富兰克林是这样回答的：
彼得还和我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很多曾经的好仆人都变坏了的国家，他的表现仍和我预期的一样好。和大多数仆人一样，他也有一些小问题，但我对这些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们相处的还不错。至于金，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大约两年前，有一次我们都离家去了乡村，他就从家中逃走了。不过我们很快就在萨福克找到了他。他在那里给一位夫人打工，这位夫人很仁慈，把他变成了一个基督徒，还让他接受教育、提高文化水平。
富兰克林对彼得的态度也正反映出了当时他对奴隶制的态度：他对那些缺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协调得还不错，尽管矛盾越来越多。实际上，富兰克林对奴隶制和黑人的态度是不断改进的。不久之后，他就被选为一个英国慈善团体“布雷博士联合会”的成员，其宗旨就是为殖民地的黑人修建学校。
在威廉的陪伴下，1758年的春夏，富兰克林一直在英国各处旅行，接受其崇拜者对他的款待和致敬。在访问剑桥大学时，他和著名的化学家约翰·哈德利进行了一系列蒸发实验。富兰克林之前曾研究发现，液体制冷效果的不同取决于其蒸发的速度。他和哈德利用乙醚进行了实验，因为乙醚蒸发的速度非常快。在一个高温房间中，富兰克林反复地给一支温度计的玻璃球涂抹乙醚，然后利用一个风箱使其蒸发。“我们不断进行这样的操作，一个给玻璃球涂乙醚，另外一个用风箱加快蒸发的过程，温度计的水银柱不断下降，很快就降到了冰点以下，”富兰克林写道，“从这个实验中，我们看到了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可以让人冻死。”他甚至还准确地推断出，夏天的微风让人感到凉爽的原因并不在于风本身，而是因为其加快了人汗水的蒸发过程。
富兰克林对热和制冷的研究持续了终生，但没有像他对电的研究那样影响深远。除了蒸发实验，富兰克林还研究了不同颜色吸热的差别，发现导电性良好的材料也有极佳的导热性能，以及尝试改进火炉。同往常一样，富兰克林最擅长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可以造福日常生活的实际操作。
富兰克林对剑桥的访问给校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因此是年夏天，富兰克林被再次邀请参加剑桥的毕业典礼。“他们对我十分热情，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富兰克林向德博拉坦诚。但是，当秋天富兰克林返回伦敦的时候，等待他的可不是友好和尊重。
领主的反击
1758年11月，在富兰克林提交了自己的《申诉要点》一年之后，佩恩家族终于回应了。佩恩家族故意冷落富兰克林，让自己的律师费迪南德·帕里斯直接给宾夕法尼亚议会写信，并亲自派人送信，而只给了富兰克林一个副本。
在关于议会权力的问题上，领主的态度很坚定：其对总督的指导权力是不可侵犯的，宪章“赋予了领主立法权”，议会只能提供“建议或表示赞成”。关于税收的问题，佩恩家族则显示出一些妥协的可能性。“已经做好了对财产的年收益进行调查的准备。”帕里斯写道。他认为很多物品“天生就应该征税”，因此有拿出一部分收益的可能性。
这份回复模糊不清，并没有任何真金白银的实质性保证。因此，富兰克林写信要求领主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主张。但领主的主要立场之一，就是不再和富兰克林打交道。帕里斯直接告诉议会，要选一个“正直坦诚的人”做代表。领主在自己写给议会的信中，则声称未来的协商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代表”。为了强调此点，帕里斯拜访了富兰克林，转达了领主的口信：“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同一个知识不足以使其正确行事的绅士进行协商。”“富兰克林一言不发，”帕里斯回忆道，“看起来十分失望。”
“这就给他们和我之间所有未来进一步协商的可能性画上了一个句号。”富兰克林在给议长莫里斯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的使命遭到严重阻碍，他可以回家，以让其他人替代自己与领主进行协商。所以他半真半假地提出了辞职。富兰克林给莫里斯写道：“议会将会发现，如果他们还想同领主进行谈判，就必须把我召回，另选一个如领主所言的，比我更合适或更圆滑的公正之人承担此项任务。”
但富兰克林并没有推荐这一方法。怨恨、致命的骄傲、感情用事、对政治狂热，这些富兰克林曾经训练自己去避免的种种负面情绪此时冲昏了他的头脑，使其丧失了一贯的实用主义立场。富兰克林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法：将宾夕法尼亚从领主的手中解脱出来，变成由英国国王和大臣们直接统治的皇家殖民地。“随着权力和财富的与日俱增，在这样一个领主统治下的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也是不断高涨。如果议会能够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他们肯定会同意换一种统治方式——由王室直接对其进行统治。关于这一点，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最后，富兰克林满怀渴望地总结道：“那样的话，我就能继续我的使命了。”
如果认为英国的那些大臣会干涉领主宪章或支持殖民地的民主运动，实在是太天真了。那么为什么富兰克林会提出这样一个欠妥的方法，将宾夕法尼亚变成皇家殖民地呢？原因之一就是富兰克林对佩恩家族的憎恨使其丧失了理智。对于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埃德蒙德·摩根来说，富兰克林这种“政治盲目”令人惊讶，甚至有点儿不可理喻。“富兰克林对领主特权的过于关注——姑且不说是沉迷，使其变得愚钝、看不清形势、分辨不出政治的对与错。”摩根写道。
然而，富兰克林如此行事的原因可以理解为其对日益庞大的英帝国的狂热，至少部分源自于此。“1760~1764年的富兰克林是一个狂热的、公开的保皇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帝国即将分崩离析这一事实。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一点，那么很多所谓的惊讶、困惑、甚至谜团也就迎刃而解了。”布朗大学教授戈登·伍德解释道。
实际上不仅是领主，大部分的英国大臣也都认为殖民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应处于附庸地位。相较于富兰克林，北美殖民地的那些人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议会中的同盟们仍然认可了他的观点。他们还同意富兰克林继续留在伦敦与领主斗争。实际上，富兰克林本身也不想离开伦敦，因此，他就从三个方面对领主发起了攻击。
第一个方面是佩恩家族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富兰克林长久以来一直对印第安人深表同情，特别是那些自认为受到佩恩欺骗而丧失了土地的特拉华人。1758年秋，富兰克林代表特拉华人向枢密院陈情。文中，他再次使用了那个曾经用来形容佩恩家族的“劣等骑师”的表达方式。富兰克林写道，佩恩家族“利用这种卑劣的骑术”拓展自己的领地，却“严重损害了印第安人对全体英国人的印象”。虽然最终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富兰克林却通过将此文公之于众，在舆论上占得先机，引发了枢密院对佩恩家族统治方式的质疑。
第二个方面是利用宾夕法尼亚议会在威廉·史密斯诽谤案上的胜诉。史密斯是费城学院的院长，后来成为了富兰克林的政治对手。富兰克林将此案扩大到关于殖民地议会权力的斗争。费迪南德·帕里斯曾代表史密斯质疑“宾夕法尼亚议会并不是真正的议会，也不具有英国众议院般的权力”。1759年6月，枢密院做出了不利于富兰克林的判决。判决指出，宾夕法尼亚议会已经休会，而新一届议会尚未选出，因此目前，议会无事可做。更为不祥的是，判决还指出北美殖民地的“次等议会不具备众议院般的权力与特权”。
富兰克林在第三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则大得多，那就是关于总督威廉·丹尼一事。威廉数次违反领主的指令，批准对领主财产征税的法案。领主则掌握了一些证据，声称丹尼受贿，不仅将其召回，更是向枢密院提出废除相关法案。
最初，贸易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是对富兰克林和议会不利的。但是当枢密院听完富兰克林的陈情后，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枢密院的顾问之一，曼斯菲尔德勋爵示意富兰克林同他一道走进秘书办公室，而律师还在外面辩论。他问道，法案的执行是否真的不会让领主的财产遭受损失？
“当然。”富兰克林回答道。
“那么，”曼斯菲尔德勋爵说，“你应该不会反对用订约来保证这一点吧？”
“一点儿也不反对。”富兰克林说。
这样，妥协就达成了。富兰克林同意议会的征税法案将属于领主的“荒地”排除在外，对领主那些无人居住的土地的税率也“不高于其他人拥有的同类土地”。在重新回归自己的实用主义之后，富兰克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协议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议会权力的问题，也没有恢复议会和领主之间的关系。
同样，这个协议也没有帮助富兰克林希望从领主的手中夺回宾夕法尼亚的大胆设想取得任何进展。事与愿违，在所有判决中，枢密院没有同意改变现有领主宪章，也没能在这一事件中获得公众对宾夕法尼亚的支持。富兰克林再一次面临这样的境遇：继续待在英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存在任何不让他回家的理由。然而同上次一样，富兰克林仍然不想离开。
最大的幸福
每年夏天的休闲之旅给富兰克林带来了极大的乐趣。1759年，富兰克林和威廉前往苏格兰旅行。富兰克林的两个朋友威廉·斯特拉恩和约翰·普林格尔都是爱丁堡人，因此通过他们，一路上富兰克林结识了很多当地的知识分子精英。亚历山大·迪克是苏格兰著名的医生和科学家，富兰克林曾在他的庄园待了一段日子，并结识了许多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哲学家戴维·休谟和历史学家卡姆斯勋爵等。
有一天吃晚饭时，富兰克林向来宾们展示了一部他最得意的恶作剧文学作品，以博大家一笑。内容是《圣经》中的一章——当然是他编的，名叫“反迫害的寓言”，讲的是亚伯拉罕向一位198岁的老人提供食物和住所，而当听说老人并不信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又把他扔出去的故事。文章的结尾写道：
午夜时分，上帝呼喊亚伯拉罕，问那个外来客去哪里了。
亚伯拉罕回答道：“主啊，他既不崇拜你，又不愿呼喊你的名字。因此，我把他扔出去了。”
上帝则说道：“尽管他不信仰我，但我已经包容了他198年，给他食物果腹，给他衣物遮体。而你，一个罪人，难道一夜都忍不了吗？”
来宾们被富兰克林和他的包容哲学所深深吸引，纷纷要求富兰克林把副本给他们，富兰克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也正是同一时期，富兰克林写信给休谟，向他讲述了一个关于五朔节花柱的故事。故事中有一个叫马雷沙尔的勋爵，别人请他就永受地狱之苦是否能换来永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富兰克林将其与马萨诸塞一个清教徒小镇的镇长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对比。当时这个镇长需要解决这样一个争端，有人想立一个五朔节花柱，而有的人则不同意，认为这是大不敬。
镇长以极大的耐心听完了他们争论，然后庄严地做出以下判决：不想立花柱的那些人可以不立，想立的人就自己去立，然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别再让我听到这样的争论。所以我认为马雷沙尔勋爵极有可能这样回答：那些认为人在地狱中所遭受的痛苦是与自己的罪行成正比的人，我认为可能的确如此；而那些认为会得到永生的人，上帝也会满足你们的愿望。所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别让我再听到你们的争论。
戴维·休谟是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有史以来逻辑分析能力最强的思想家之一。当时，休谟已经发表了《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这两部论著现在被认为是经验主义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作品，也奠定了他堪与洛克和伯克利比肩的历史地位。当富兰克林见到他的时候，休谟正在编写将使他名利双收的6卷本《大不列颠史》。
富兰克林对休谟极为尊敬，并促使其开始关注北美殖民地事业。“听说您改变了对北美殖民地某些事情的看法，对此我喜出望外。”富兰克林随后在给休谟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还奉承他，“除了您之外，我再没听说有像您一样具有影响力的人改变自己的偏见。”休谟曾写过一篇文章支持英国与殖民地的自由贸易。对此，富兰克林赞美说此文必将“对促进某一个特定利益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利益是那些自私的人从未想过的……而我指的是人类的利益或公益”。
富兰克林和休谟都对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当休谟指责富兰克林杜撰新词的时候，富兰克林表示不会再使用自己创造的一些词语。但他仍然惋惜地说：“当我们需要新的词汇时，我不敢再期望用自己的舌头去创造它们了。”富兰克林还举例说明，他认为“不可接近”这个词远没有“望而却步”这样的新词生动。休谟对此的意见，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小小的分歧并没有削弱休谟对富兰克林这个新朋友的热情与尊敬。“北美殖民地已经给我们运来了很多好东西，金银、蔗糖、烟草、靛青等，”休谟回信说，“然而，你却是第一个来自北美殖民地的哲学家和伟大的文学家，为此我们必须对北美殖民地表示感谢。”
在访问苏格兰期间，富兰克林还与亨利·霍姆和卡姆斯勋爵成为朋友。这两人的爱好也十分广泛，从农业、科学到文学评论和历史，无所不包。当他们在苏格兰乡间骑马漫步时，曾就英国是否应该控制加拿大进行了探讨。1759年年初，一支圣公会信徒组成的北美殖民地部队在一场关键战役中打败了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占领了魁北克。自此，英国就从法国人的手中夺取了加拿大。富兰克林提出应控制加拿大：“这不仅是因为我来自北美殖民地，更因为我是一个英国人。”正如分别之后，富兰克林给卡姆斯的信中写道：“大英帝国未来的地位和稳定取决于北美殖民地。”尽管富兰克林与佩恩家族闹得不可开交，但那个时候的他还没变成一个叛国者。
当富兰克林接受圣安德鲁斯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时，为此次苏格兰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富兰克林身披深红色绶带和白缎长袍，耳边响起对他的赞美之词，赞扬他“道德的诚实以及为人和谈吐的可爱”。圣安德鲁斯大学还赞扬他说：“他那些独具匠心的发明和成功的实验，丰富了自然科学，尤其是电学的内涵。此前，人们对电学知之甚少。他在全世界声誉显赫，在文学界也是巨匠之一。”这个人就是富兰克林，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在回伦敦的路上，富兰克林给卡姆斯勋爵写道，自己在苏格兰的日子“是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6个星期”。虽然有一点儿夸大，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富兰克林不愿意马上回到费城的原因。
实际上，在18世纪60年代初，富兰克林已经开始盘算德博拉和萨莉与他一起到伦敦生活的可能性。当意识到威廉不会娶波莉·史蒂文森之后，富兰克林期望撮合另一对中产阶级的婚姻：把萨莉嫁给威廉·斯特拉恩的儿子比利。当萨莉还是个小孩子，斯特拉恩还只是其笔友的时候，富兰克林就已经有这样的打算了。尽管包办婚姻在当时已经不再流行，斯特拉恩还是在一封信中提出让孩子们在一起的建议。富兰克林试探性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德博拉，尽管他已经认定德博拉不会同意：
最近，我收到了斯特拉恩先生的来信。随后我花了一个晚上和他就这一话题进行了沟通。他非常希望我能够在伦敦定居，也希望你和萨莉也能来到这里。他还提出了一些很有利的计划，合情合理，对我很有吸引力。斯特拉恩的家庭很有教养。斯特拉恩太太是一个明智的好女人。他们的孩子也都很友善，特别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冷静、聪明、勤奋，是个理想的人选。
就客观条件而言，实在没什么好挑剔的。斯特拉恩先生的生意很好，除了家用和其他花销之外，每年还可以剩1 000英镑……然而，我告诉他我不能搬到此地。有两个理由：其一是我对费城的热爱，那里有我的老友和其他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二就是你不愿意越过大洋来伦敦。
萨莉当时已经快17岁了。这样一段婚姻可以保证她衣食无忧，结识一批聪明、有趣的朋友。但富兰克林最终还是把决定权交给了自己的妻子。“我感谢了他的善意，但没给他任何答复，只是告诉他我需将此事告诉你，”富兰克林写道，“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告诉我你认为合适的答案。”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德博拉为之所动。
对威廉来说，富兰克林不仅是一个糟糕的媒人，更是一个坏榜样。在此前后，大概是1760年2月，威廉步富兰克林后尘，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名叫威廉·坦普尔·富兰克林，也被称为坦普尔。坦普尔的母亲可能是一个妓女（就像威廉自己的母亲一样），此后也再没听说过她的消息。威廉接受了这个儿子，但并没有马上找一个女子结婚，然后把坦普尔带回家（就像他父亲一样），而是把坦普尔送到别的家庭寄养。
坦普尔后来成为富兰克林最喜欢的一个孙子。富兰克林亲自监督他的教育，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安排他做自己的私人秘书。之后，当他的祖父和父亲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势如水火之时，坦普尔成为两人间这场令人心痛的斗争的人质，双方都希望坦普尔能够站到自己一边。虽然富兰克林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当威廉出入伦敦社交界，以及跟随他那声名显赫的父亲四处旅行之时，坦普尔还不为人知。
最令人难忘的是1761年夏天的欧洲大陆之旅。当时英国与法国仍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富兰克林和威廉改道去了荷兰和佛兰德斯。富兰克林很高兴地发现，那里对宗教的遵守并没有像北美殖民地一样严格，特别是周日的安息日制度。“周日下午，男女老少都出去玩耍或去剧院。剧院的节目很丰富，歌曲、演奏和舞蹈应有尽有。”富兰克林在给一位住在康涅狄格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环顾四周，看到底有没有上帝审判，但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富兰克林略带调侃地总结道，以证明上帝并非如严格的清教徒所言，会阻止人们在安息日寻找乐趣。对于佛兰德斯的幸福与繁荣，富兰克林写道：“这使人相信在新英格兰也会如此，上帝也不会因此而发怒。”
富兰克林拥有科学家的名望，意味着他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布鲁塞尔，洛兰亲王向其展示了自己买来以便重复富兰克林实验的仪器。在莱顿的时候，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学家终于见面了：一个是富兰克林，另一个则是发明了莱顿瓶的皮特·冯·马森布罗克。马森布罗克教授说自己正准备出一本书，计划将富兰克林写给他的一封关于电的来信收入其中，但遗憾的是，在富兰克林离开两周之后，他就去世了。
加拿大与帝国：殖民地问题
富兰克林结束了欧洲大陆之旅，返回伦敦参加了1761年9月举行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加冕礼。当时，富兰克林仍是一个自豪的保皇主义者，对新国王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够保护北美殖民地免受领主的暴政。
在北美殖民地，英国和法国及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差不多告一段落了。英国和英国殖民地获得了对加拿大及不少原属法国和西班牙的加勒比海岛的控制权。而在欧洲大陆，英法之间的大战，也就是著名的“七年战争”，到了1763年签署《巴黎和约》时才结束。富兰克林对帝国扩张的狂热使其继续鼓吹英国应该控制加拿大，而不是作为谈判的一部分将其归还给法国，以换取一些加勒比的海岛。富兰克林在斯特拉恩的《伦敦纪事报》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用了一点儿模仿的老把戏，调侃地列出了为什么要把加拿大归还给法国的原因。其中包括：
我们应该把加拿大还给法国，因为我们和这片广袤大陆上的印第安人的生意往来十分密切（大陆虽广，水路交通却很便捷），这必将促进我们的贸易，虽然贸易额已经十分可观……
我们应该把加拿大还给法国，免得那些粗鲁的贵格会教徒能够买到更为便宜的宽边海狸帽。
我们应该把加拿大还给法国，这样不久我们就可以有另一场战争，可以再次每年在北美殖民地花上个两三百万英镑，以免让我们变得太富。
富兰克林还写了一本名为“大英帝国在其殖民地的利益”的小册子（共58页），论调则严肃得多。文中，富兰克林表示控制加拿大将会使英帝国获益，并有助于保护北美殖民地免受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持续骚扰。“当我们有实力控制加拿大的时候却将它拱手让给法国人，这既不安全也不明智。”富兰克林写道。
小册子详细地阐述了加拿大问题，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当时富兰克林仍是一名保皇党人，是英帝国热诚的支持者，认为“在国王的庇护下我们深感幸福”。富兰克林认为殖民地所有的民众都“渴望得到王冠光环的照耀、英国国王权力和仁慈的恩泽，以及全体英国国民的财富与美好的未来”。他还认为保证长久和平的最佳途径，就是不断提供安全而又富庶的土地供殖民地扩张。
富兰克林对未来可能造成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摩擦的原因有自己的看法，在其9年前写的《对人类繁衍的观察》中就有所体现。富兰克林坚信，冲突主要来源于英国重商主义者的态度。这些人与领主有某些共同之处，都将殖民地视为尚待开发的海外市场，因此，他们反对殖民地发展工业，也反对殖民地拥有太多的自治权。在小册子中，富兰克林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认为这样的态度甚至可能导致“殖民地未来的独立”。
富兰克林认为，在限制北美殖民地工业发展的同时，保持其繁荣的最好方法就是控制加拿大，保证殖民地人民有广阔的土地可供居住。“没有一个自己有土地、工作勤奋且足以养家的人，会穷到出卖自己的劳动给老板打工，”富兰克林写道，“因此，如果北美殖民地有足够的土地供殖民地居民使用，就不会有大规模的制造业。”而一个不断扩张的北美殖民地将会持续地为英国提供市场。
富兰克林还认为，只要英国能够避免“暴政和压迫”，就不会有殖民地叛乱的危险。“如果政府和善、公正，公民权和宗教权等重要的权利有所保障，民众就会恭顺。”随后，他还从其对激流的研究中借用了一个比喻：“无风不起浪。”
富兰克林总结道，如果英国平等地善待殖民地的民众，赋予其相同的权利和自由，给其同样的商业激励，英国就会得到最好的回报。然而到最后，富兰克林并没有将自己的“帝国繁荣有利于扩张”的观点成功地推销给那些大臣。但他认为英国必须保留加拿大的观点却得到了认同。
苦乐参半的告别
1762年夏，在来到英国5年之后，富兰克林觉得是时候回到自己的老家了。富兰克林十分纠结，他热爱在伦敦的生活，很享受人们对他的认同（富兰克林刚刚获得了牛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舍不得自己的朋友和用以慰藉的伦敦之家。
但做出回家的决定并不困难，因为他早已断定自己不久就会离开伦敦。“所有足以让我做出抉择的理由都在大洋彼岸，而这边却有我自己的心愿，”富兰克林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写道，“你知道哪个更重要。”实际上，他希望待在英国的愿望在两年之后会变得更加强烈。然而，他说：“若不是这样，我定会选择在此生活。如果我能够劝说富兰克林太太陪在我的身边，我想就没什么可以阻止我在英国定居了。”这未免显得对其个人和公共生活过于乐观了。
威廉也做好了回国的准备，他还需要一份工作。威廉已经申请担任北卡罗来纳的副秘书，同时也申请了海关的工作，并准备到加勒比碰碰运气。但运气和人脉使其最终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职位。当时，新泽西的总督刚刚被召回英国，而那些合适的继任人又婉言谢绝。因此，在富兰克林的朋友约翰·普林格尔的帮助下，威廉秘密运作（为了不引起佩恩家族的警觉），通过成功的游说获得了这一职位。其中，普林格尔功不可没，他是新任首相比特勋爵的密友和家庭医生。当消息公之于众的时候，佩恩家族试图暗中破坏，到处散布威廉是个混蛋，但并未奏效。
对威廉的任命实际上也是比特和其他一干人等试图确保富兰克林对英国忠诚的努力之一，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富兰克林曾暗中帮助过自己的儿子。若干年后，富兰克林告诉他的法国朋友，当初他曾劝威廉不要接受这一职位，给他讲了自己儿时为哨子付出过多代价的故事。“想一想未来你可能为这个哨子（总督的职位）付出的代价，”富兰克林对威廉说道，“即使我给你留下的财产不够，做个工匠或车匠难道不好吗？自食其力的人起码是自由的。”然而，威廉却着迷于“阁下”的头衔，并将其视为摆脱自己父亲阴影的方式。
既然接受了一个公共职位，威廉就必须要找个妻子。因此，在他获得任命的同时，就打算将伊丽莎白·唐斯娶回家。唐斯长相甜美，出身良好，是一个农场主的女儿，还是一个托利党人。威廉则是在伦敦的舞会上与她相识的。富兰克林曾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克制住自己撮合威廉和波莉的愿望，但最终也对这段婚姻表示“赞同、准许”。
在写给妹妹简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宣称对威廉的任命和婚姻感到高兴，而后者带来的喜悦甚至更多一些。“那位女士性格和蔼，相对于威廉被任命为总督，我对他的婚姻更加满意，尽管我确信威廉会像成为一个好丈夫那样成为好总督，因为他的道德和性格都很好。但我认为威廉唯一的缺陷就是理解力不够。”然而，尽管富兰克林很喜欢年轻姑娘，甚至看得比自己的家人更重，却没有对伊丽莎白有过好感，从来没有。
实际上，对自己儿子取得的成功，富兰克林并不太开心，甚至有点儿烦恼。威廉娶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这其实就是他的独立宣言。而接受总督一职的任命，则意味着他不再是父亲的附庸。实际上，这意味着31岁的威廉所取得的成就远比富兰克林在这个年纪时要大得多，而这无疑将使威廉越发像贵族一样装腔作势。
天边飘来一片乌云，却没有闪电来划破。当富兰克林决定于1762年8月24日独自离开英国的时候，父子之间就已经有了一丝紧张的气氛。因为那天正是对威廉的任命刊登在报纸上的日子，而两周之后，则是威廉预定的婚期。因此，当9月4日威廉在位于汉诺威广场的圣乔治教堂迎娶伊丽莎白·唐斯时，他的父亲却没有参加。而几天之后，威廉前往圣詹姆斯宫亲吻乔治三世的戒指并接受任命时，他那位一年前从佛兰德斯匆匆赶回英国，就为了见证乔治三世加冕礼的父亲也没有在场。随后，威廉和伊莉莎白乘船前往北美殖民地，将自己的私生子坦普尔留在了英国。
富兰克林就这样冷静地离开了，他从未因错过儿子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表示过遗憾或抱歉。然而，在其写给波莉的信中，富兰克林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情感，并为她没能成为自己的儿媳深感遗憾。富兰克林曾在朴茨茅斯的“小旅店”，以第三人称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遗憾。他写道，他曾“自娱自乐”地幻想波莉“能够成为自己的儿媳，但现在希望却破灭了，往日的快乐一去不复返”。尽管自己的儿子没有娶她，富兰克林却表示自己父亲般的爱不会消逝。带着比对自己亲生女儿更多的感情，富兰克林同波莉道别：“再见了，我亲爱的孩子！请允许我这样叫你。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叫你呢？要知道，我给予你的慈爱就像父亲对女儿一样。”
富兰克林出使英国取得的成果可谓一言难尽。关于对领主征税的争端暂时得到了妥协；随着对法国和印第安人两场战争的终结，也使为殖民地筹集防御资金这一最大的争论逐渐冷却；然而关于殖民地治理方式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却未能得到解决，对于认为自己既是英国人又是北美殖民地人的富兰克林来说，答案却是再明显不过了——殖民地议会必须参照英国议会享有同样的权力，大洋两岸的英国人也必须享有同样的自由。在英国待了5年之后，富兰克林开始意识到，佩恩家族并不是唯一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人。
在回家的路上，富兰克林还继续了自己对油和水的研究，而这次却更具有象征意义。船上有很多灯，灯罩底部有一层水，水面上浮着一层厚厚的油。因此，从上往下看，表面总是平静的。但如果从侧面看，则很容易就能看出水在翻腾，只是在油的作用下，表面显得平静而已。正如富兰克林所记录的，尽管油看起来能够使流水平静，但表层之下的水仍然“不规则地上下翻腾”。因此，富兰克林意识到，无论怎样巧妙地利用油的特性，其表面下的湍流始终不会轻易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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