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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政治家(费城,1749~1756 年)

  创办宾夕法尼亚大学

  那个聪明的男孩并没有进入哈佛求学。虽然曾在年轻时心有不甘地批评学校的自命不凡,尽管对知识的渴求使其自学成才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和科学家之一,但多少年来,富兰克林的心中仍然燃烧着一团火,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学院。1743年,富兰克林首先在共读社和朋友们探讨了这一设想。而当其退休之后,富兰克林在自然研究和阅读中获得的快乐更加坚定了他创办学校的想法。因此,富兰克林在1749年发行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有关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问题的建议”,详尽描述了创建学校的必要性,以及未来的授课内容和如何筹集资金等问题。

  富兰克林所要创建的学院并不是与当时殖民地已有的4所学院(哈佛、威廉玛丽、耶鲁和普林斯顿)类似的那种与宗教关系密切的精英堡垒。正如富兰克林所言,学院的重点将放在实用技能的指导上,如写作、数学、记账、演讲、历史和商业技能等,“学习内容应与学生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相关”;学生的生活应该朴素、节制、节俭;“经常进行跑步、跳跃、角力和游泳方面的锻炼”。

  富兰克林的办学计划实际上是基于严格古典主义基础上的教育改革。富兰克林认为,这所新学院不应该培养那些只会赞美上帝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学习的书呆子。相反,应该培养学生“造福人类、国家、朋友和家庭的志趣与能力”。而这正如富兰克林在结论中所宣称的:“正是所有学习最伟大的动机与目的。”

  小册子中除了引用的古代学者的名人名言,还有富兰克林自己的经验,从游泳到写作风格无所不包。正如任何一位优秀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富兰克林热爱秩序和精确的程序。他曾经事无巨细地为共读社、共济会、图书馆、北美殖民地哲学会、消防队、巡逻队和民团拟定了具体的规则,从而将他这一倾向表露无遗。而这一点在学院的创立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富兰克林为学校制定了详细的制度,以确保以最好的方式教授学生从发音到军事史等各方面的内容。

  富兰克林很快就募集到了2 000英镑的捐款(虽然不是他回忆录中的5 000英镑),并在其最初提议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学校章程。富兰克林还被推举为学院的董事会主席。很巧的是,富兰克林也是为怀特菲尔德修建的那所大会堂的董事会成员。会堂在宗教复兴运动降温之后便被废弃了,因此,他与会堂董事会达成协议,接管了会堂为学校所用,并将会堂分为上下几层,选定了几个房间作为教室,同时还留了一些空间供来访的牧师使用,还建立了一个录取穷人子弟的免费学校。

  1751年,学院正式成立了(1791年更名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它是北美殖民地第一所无教派学院。富兰克林的改革本性受到了时代的阻挠。当时,学校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富有的圣公会教徒,他们反对富兰克林推举一个拉丁人担任校长,而是要求选一名英国人。因此,富兰克林的朋友威廉·史密斯——一个不负责任的苏格兰牧师,出任了校长之职。但不久之后,史密斯和富兰克林就因为政治问题分道扬镳了。尽管如此,富兰克林终生担任学校董事一职,并将其视为他一生最骄傲的成就之一。

  学院成立不久之后,富兰克林开始了他的下一个项目,筹款建医院。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呼吁,生动阐释了人们对帮助病人的责任,也包括了他多次重申的格言:“独自行善帮助病人的效果与通力协作相比,要小得多。”

  强调实用的政治思想家

  通过按比例征收费用,富兰克林展示了如何将政府作用和个人作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当代美国如何处理公共事务的途径之一。富兰克林赞同志愿劳动服务和有限度的管理,但同时也强调政府在促进公益方面的立法作用。通过这种公私结合的方式,富兰克林依赖政府发挥最好的效果,还可以避免上层权威的直接干预。

  在富兰克林的政治风格中,我们还看到了保守主义的影子,虽然我们现在称之为富于同情的保守主义。他过于信任秩序,因此,在他转变为激进的革命主义者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尽管富兰克林本人很仁慈,也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但他对社会运动过多所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影响仍持谨慎态度。

  所有的这些思想倾向,在他写给彼得·克林逊的一封探讨人性的信中体现得一览无余。“无论何时当我们打算改善上帝的旨意时,”富兰克林写道,“我们应十分谨慎,以免好心办了坏事。”他认为也许为穷人提供福利就是一个例子。富兰克林质疑,“英国独有的强迫富人维持穷人生计的法律并未使穷人获得独立”。“减轻我们同类的不幸”,这的确是“上帝般”的行为,值得“赞美”,他补充道,“但没完没了”会不会鼓励懒惰呢?他还讲了一个极富哲理的故事:新英格兰人打算除掉那些吃粮食的乌鸦,结果那些往日是乌鸦口中食物的害虫大肆繁殖,毁掉了草丛和庄稼。

  这些只是他的疑问,而不是结论。富兰克林的政治哲学正如他的宗教信仰和科学一样,总的来说是没有特定意识形态的,他对任何特定意识形态的教条都很厌恶。相反,就像他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一样,富兰克林一直试图寻找实用的东西。正如一位作家所言,富兰克林将启蒙运动的“对理性和自然的关怀、社会意识、进步主义、宽容、世界大同与温和的慈善”等特点发扬光大。他有一种经验主义的气质,反对横扫一切的激情,但他同时又支持一种温和的人文主义,强调为他人“造福”这一感性(但仍然是十分真实的)、世俗的目标。

  但富兰克林天生就厌恶权威,这也是他性格中总有些许叛逆(后来几乎是极端叛逆)所决定的。他不敬畏等级,一直致力避免在北美殖民地出现英国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相反,作为退休的自诩为绅士的人,他继续写作,以此来赞美商人、店主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中产阶级的勤奋。

  因此,富兰克林有了一个大胆构想,北美殖民地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民众,无论出身或社会等级,都可以凭借自己意愿,通过努力工作和道德培养增加财富,提升社会地位(正如富兰克林一样)。就此而言,富兰克林的理想甚至比托马斯·杰斐逊的“自然贵族制”更为平等和民主。自然贵族制是认为某些人天生就具有“美德与才能”,因此自然就是新领导精英的一部分。但富兰克林的眼界则更为广阔:他相信只要有机会,只要勤奋、苦干、有道德、有理想,任何人都会成功。富兰克林关于创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提议中明确规定了其目的并不是产生新的贵族,而是鼓励和充实所有“有抱负的”年轻人。这与杰斐逊关于建立弗吉尼亚大学的建议截然不同。

  富兰克林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科学态度一道,构成了连贯的整体。但他并非如阿奎纳或牛顿般的著名宗教或科学理论家,他也不是洛克甚至杰斐逊那样的政治理论家。富兰克林的力量在于他是个强调实用的政治思想家,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

  富兰克林的实用性在其1751年所著的《对人类繁衍的观察》这篇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此文也是富兰克林最重要的政治文章之一。富兰克林认为北美殖民地当时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会导致人口快速增长。他发现与英国人相比,殖民地民众中未婚的比率较低,且大都结婚较早(大约20岁),平均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是英国的两倍(大约8个)。因此,富兰克林得出结论,北美殖民地的人口数量将每20年翻一番,并大约在100年后超过英国。

  事实证明,富兰克林的推论是正确的。1851年,美国的人口数量首超英国,并保持了每20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直至领土扩张结束。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引用了富兰克林的观点。因人口过度增长和贫困不可避免等悲观观点而闻名于世的托马斯·马尔萨斯同样也引用了富兰克林的相关数据。

  但与马尔萨斯不同,富兰克林并非悲观主义者。他认为,至少在北美殖民地,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会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这样,在国家富强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将有所提高。实际上,富兰克林(成功地)预测限制北美殖民地人口增长的因素将会是“财富”而并非贫困,因为有钱人在结婚、生子等问题上将会更加“谨慎”。

  富兰克林最有影响的观点(此观点将在未来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就是对当时英国日益盛行的、要求限制北美殖民地制造业发展的重商主义呼声的反驳。当时,英国国会通过决议,禁止北美殖民地制造铁制品,坚持将殖民地限制为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市场。

  对此,富兰克林反驳称,北美殖民地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因此不会出现大量的价格低廉的城市工人。“殖民地是否会妨害英国的贸易发展取决于人口、制造业等多种因素。就目前而言,远不可能对英国造成损害。”很快,英国将无法满足殖民地的需要。“所以,英国不应过多限制殖民地制造业的发展。一位明智的好母亲不会那么做,限制等于削弱,而削弱了孩子也就等于削弱了整个家庭。”

  对于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问题,富兰克林一方面严肃表达对其的关注,另一方面则以嘲讽的语气进行调侃。英国一直将囚犯流放到北美殖民地,并将其视为帮助殖民地发展的一种方式。富兰克林以“北美殖民地人”为笔名在《宾夕法尼亚报》上发表文章,声称“我们必须要向宗主国对其子民福祉那有如母亲般温柔的关注,致以最高的敬意”。因此,他提议北美殖民地的船只应该往英国运送响尾蛇作为回报,因为气候变化或许会将它们驯服,正如英国对囚犯所声称的一样。即便没有改变,英国人也做了一笔好生意,“起码响尾蛇攻击人之前还会发出警告,犯人可不会”。

  最活跃的废奴主义者

  每当评价美国国父们时,历史学家总要纠缠于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那就是奴隶制,对富兰克林也不能免俗。当时,奴隶占费城总人口的6%。富兰克林则通过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广告,为奴隶买卖提供便利。富兰克林曾代表岳母在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一名合适的黑人妇女即将出售,详情请垂询寡妇里德。”另一则广告则是关于出售“一个合适的黑人男青年”,并以“详情请垂询印刷商”结尾。富兰克林自己有两个奴隶,但在1751年把他们卖了。原因正如他对自己的母亲所言,他不喜欢有“黑人佣人”,并觉得他们不合适。不过,此后他仍然从市场买了一个黑奴作为自己的佣人。

  在《对人类繁衍的观察》一书中,富兰克林从经济角度攻击了奴隶制。他将拥有一名奴隶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对比,发现得不偿失。富兰克林认为“奴隶的引进,将会毁灭一个国家”。但他的关注点是这样做对拥有者产生的负面效应,而不是对于奴隶本身的不道德。“那些有黑奴的白人从不劳动,因此身体也就逐渐衰弱了下来,”富兰克林说道,“奴隶使那些奴役他们的家庭变得糟糕,白人孩子们会越发傲慢,不愿劳动。”

  实际上,此文在很多地方有失偏颇。富兰克林反对德国移民,并主张北美殖民地居民应该以英国白人后裔为主。“按比例而言,北美殖民地纯种白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富兰克林写道,“为什么还要让黑人在北美殖民地繁衍,生养那么多孩子?我们应该将所有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从北美殖民地驱逐出去,将北美殖民地变成由越来越多可爱的白色和红色组成的净土。也许是因为我对自己国家的人口组成情有独钟的缘故吧,但这样的偏爱对人来说十分正常。”

  正如文中最后一句所言,富兰克林开始重新审视对自己种族的“偏爱”。在《对人类繁衍的观察》的第一版中,他曾写道:“几乎每个奴隶本质上都是个贼。”但18年后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富兰克林却将此句改成了他们之所以成为贼是因为受到“奴隶制本质”的迫害,同时也删去了希望北美殖民地人都由白人组成的言论。

  富兰克林态度上的转变要归功于他在慈善方面的另一尝试。18世纪50年代后期,他积极参加了一个组织的活动,该组织的目的是先在费城继而在全北美殖民地为黑人儿童建立学校。在1763年访问了位于费城的黑人学校之后,富兰克林写下了一封信,反省自己之前的偏见。

  (参观学校之后)我很高兴,对黑人能力的认识与以前相比更为客观了。他们的理解力似乎不差,记忆力也不错,就教育的任何方面而言,他们和白人孩子相比没有差别。你也许会奇怪我本应对此表示质疑,且不会纠正我的偏见。

  此后,正如我们所见,富兰克林成为北美殖民地最活跃的废奴主义者,一个从道德层面上谴责奴隶制,并帮助促进黑人权利的人。

  富兰克林在《对人类繁衍的观察》中曾表示希望北美殖民地可以有越来越多的“可爱的白色和红色”的面孔,这其实也表明了他对印第安人较为正面、积极的态度。在给克林逊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曾经对印第安人简单的野外生活所具有的那种难以置信的吸引力深感惊奇。“他们从未表示出丝毫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向往。”富兰克林写道,“即使一个印第安男孩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长大,受到了我们的熏陶,学会了我们的语言,但只要他见到他的那些印第安人亲戚,和他们聊上一会儿,他就再不会回来了。”

  富兰克林还写道,即使是白人自己有时也很欣赏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如果白人孩子被印第安人抓到,并被其抚养成人,回到白人社会后,“不久他们就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感到厌恶,并深感痛苦,一旦有机会就会逃离,重新回到丛林中”。

  富兰克林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马萨诸塞的一些官员们曾向印第安部落发出邀请,允许他们派一些年轻人免费进入哈佛学习。印第安人的答复是,早年间他们曾派出一些年轻勇士,结果他们回来后“一无是处,既不会猎鹿、捕杀海狸,也不能令敌人感到恐惧”。相反,他们建议派一些白人孩子到部落来,他们愿意以印第安人的方法教育这些白人孩子,“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男人”。

  潜在联盟:出任邮政总长

  1736年,富兰克林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议会秘书,这份工作索然无味。富兰克林无法参与议题的讨论,只能无聊地编幻方打发时间。所以,当1751年议会的一名议员去世后,早有准备的富兰克林参加了补选,并成功地赢得了议席(还将秘书一职传给了他的私生子威廉)。“我认为,成为一名议员将赋予我更多的权力用于行善。”富兰克林回忆道,但也坦承“我不会假惺惺地说这些升迁没有给我带来成就感”。

  这样,富兰克林就开始了自己长达37年的政治生涯,直到最终卸任宾夕法尼亚州行政会议主席之职。身为一名公民,富兰克林已经热心地推行了很多公益计划,如图书馆、消防队和警务巡逻等。成为议员后,富兰克林就更有机会成为“更有力的社会公益项目推动者”。

  富兰克林在公共卫生、修路和安装路灯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就是最好的例证。富兰克林的住所对面就是农贸市场,有一阵子,他被自己房前的灰尘和垃圾深深困扰。于是,富兰克林就请了“一个勤快的穷人”,雇其打扫街道卫生。随后,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这样做的种种好处。富兰克林写道,街道上的房子会变得更干净,店铺则会吸引更多顾客。富兰克林把这篇文章送给每户邻居,最后,大家都同意每月为此缴付一定费用。这一计划产生的影响力则为更大、更多的公益项目奠定了基础。“人们普遍希望能铺好所有的街道,”富兰克林回忆道,“他们也更愿意为此缴纳税款。”

  因此,富兰克林起草了一项议案,提议铺设全城所有街道的路面,此外还提议在位于街道两侧的每所房子前安装路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和事无巨细的关心,富兰克林还对路灯进行了改进。他注意到,当时从伦敦购买的路灯底部并没有通气口,因此空气不能流通,烟雾不能排出,久而久之就会累积在灯罩里,灯壁上就蒙了一层灰,影响了采光效果。富兰克林发明了一种有进气口和烟囱的新型路灯,这样路灯就可以保持清洁和明亮。他还设计了如今通用的灯罩结构,将过去由一整块玻璃组成的灯罩改为由4块玻璃拼接而成,一旦损坏也更容易修理。“有人可能认为这些小事不值一提。”富兰克林说道,但这些人应该意识到“人类的幸福正是由一点一滴的进步累积而成的”。

  当然,除了这样的民生问题之外,议会还有很多重大议题需要讨论。当时,贵格会教徒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他们崇尚节俭,反对战争。因此,他们经常与以威廉·佩恩和他不争气的儿子托马斯为首的领主家族发生争执。托马斯后来甚至娶了一位圣公会教徒为妻,与贵格会教义渐行渐远。当时领主关注的则是从印第安人手里夺取更多土地,并确保自己的财产免征税赋。

  当时,宾夕法尼亚属于领主殖民地,这就意味着它由领主进行管辖,而且领主拥有大多数无人居住的土地。1681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向威廉·佩恩颁发特许状,将宾夕法尼亚赐给佩恩,以此来抵债。最初,北美殖民地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领主殖民地。但到了18世纪20年代中期,很多领主殖民地都改为由英国国王和其大臣们直接管辖。只有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特拉华仍由领主管辖,直到独立战争爆发。

  宾夕法尼亚面临着两件大事:与印第安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和使自己免受法国人的威胁。其实这两件事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无论何时与法国人爆发战争,与印第安人结盟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同印第安人维持良好的关系需要大笔资金用以购买礼物,维持殖民地的防务同样耗资不菲。这就加剧了宾夕法尼亚的政治斗争。贵格会教徒从信仰出发,反对任何出于军事目的的开销,佩恩家族则(通过其任命的历届听话的总督)反对任何耗资太多或对其土地征税的事项。

  1747年,富兰克林通过组建民团,在调和争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了18世纪50年代初,宾夕法尼亚和法国之间关于俄亥俄谷控制权的争夺越发激烈,很快就演变为一场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欧洲的七年战争在北美殖民地的一个分支)。面对这样的局势,富兰克林做出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对自己的政治生涯乃至北美殖民地的命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富兰克林对领主乃至英国的反感与日俱增,当时领主和宗主国英国执着于维护自己对征税权和统治权的控制。这也反映出了富兰克林的反对权威和平民主义的特点。

  ·富兰克林成为殖民地联合运动的领导者。虽然当时各殖民地仍相互分离,但富兰克林认为殖民地应该为了共同目的站到一起,联合起来。这反映出了富兰克林对集体力量的信仰、大北美殖民地的视角,以及认为团结就是力量的观点。

  这一过程始于1753年。当时,富兰克林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的三位代表之一,与印第安人的首领们进行了一次高峰会议。会议的地点选在了卡莱尔,位于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河的中间。目的是为了巩固与特拉华印第安人的联盟,当时他们在“量步购地”一事上被佩恩家族欺骗,因此深感愤怒。(所谓的量步购地是指当时佩恩家族与印第安人达成了一项协议购买他们的土地,范围则以一个人在一天半内可以走的路程为限。但托马斯·佩恩却雇了三队人,全力以赴地跑了36个小时,获得了远比协议预想中更多的土地)。当时,易洛魁联盟中有6族印第安人是站在宾夕法尼亚一边的,其中包括莫霍克族和塞内卡族。

  有100多名印第安人参加了卡莱尔会议。当宾夕法尼亚的代表们按惯例拿出了价值不菲(800英镑)的礼物后,易洛魁联盟酋长斯卡卢亚迪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白人定居者应退回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而商人们应与印第安人诚实贸易,多卖一些军火,少卖一些朗姆酒。他们还希望英国向他们做出保证,一旦驻守在俄亥俄谷的法国人向他们发动进攻,英国人应予以支援。

  对此,宾夕法尼亚的代表们只表示会对商人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其他却没有下文。因此,特拉华人最终倒向了法国人一边。在谈判的最后一个晚上,富兰克林亲眼见证了朗姆酒的骇人危害。宾夕法尼亚人直到会议结束后才向印第安人提供朗姆酒,而印第安人拿到酒之后,一场狂欢的盛宴就开始了。富兰克林如此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我们发现他们在广场中央点燃了一大丛篝火,男男女女都喝得醉醺醺的,相互争吵、打斗。在篝火昏暗的亮光中,他们暗黑的肤色和半裸的身体隐约可见。他们还举着火把互相追逐、殴打,伴随着可怕的尖叫声。此情此景就像我们想象中的地狱一样。

  富兰克林和其他代表因此写了一份义愤填膺的报告,谴责了那些经常把酒卖给印第安人的白人商人,指责他们“使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一直处于酒精的驱使之下”,“完全离间了印第安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感情”。

  回到费城之后,富兰克林得到消息,他与弗吉尼亚的威廉·亨特一道被英国政府任命为殖民地的副邮政总长,共同行使邮政总长之职。当时,富兰克林为谋求这一职位努力了两年之久,他甚至授权克林逊花费300英镑代表他在伦敦进行游说。“然而,”富兰克林开玩笑说,“对于一个尚不能确定的职位,花费越少越好,正如生活一样。”

  和往常一样,富兰克林的这一行为包含了很多动机:控制了邮政系统将有助于北美殖民地哲学会的发展;可以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安置在北美殖民地邮政系统中的各个职位上,将有助于生意;当然,还有一点,能够多赚点儿钱。富兰克林任命自己的儿子威廉为费城邮政局局长,随后又分别任命了自己的两个哥哥彼得和约翰、约翰的继子、妹妹简的儿子、德博拉的两个亲戚,以及纽约的出版合伙人詹姆斯·帕克为不同城镇的邮政局局长。

  为了提高邮政系统的效率,富兰克林还制定了具体的运行程序,建立了最早的投递上门系统和死信办公室,并定期对各地开展巡察。这些改革代价不菲,在最初的4年里,他和亨特一共负债400英镑,但随后他们就成功地扭亏为盈,每年能够进账300英镑。

  在1774年英国政府因政见不合解除其职务前,富兰克林的年收入可达700镑。但对于他本人和整个历史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邮政总长的经历使其更加意识到了北美各殖民地是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的潜在联盟。

  奥尔巴尼北美殖民地联盟计划:寻求和谐的解决方案

  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人在卡莱尔举行的会谈没有在联合抵抗法国人方面取得任何成果。法国人的目标是通过沿俄亥俄河修建一系列堡垒,把英国殖民者限制在东海岸,从而形成一个从加拿大延伸至路易斯安那的弧形法属区域。作为应对,弗吉尼亚总督于1753年年底派遣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士兵乔治·华盛顿前往俄亥俄谷要求法国人撤出。虽然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但华盛顿对此次任务过程绘声绘色的描述使其成为一名英雄,并被擢升为上校。而1754年春,华盛顿对法国人的堡垒发起了一系列草率的突袭,最终使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

  英国的大臣们很担心北美各殖民地会联合起来,但当下法国人的威胁又使其别无他法。因此,伦敦的贸易委员会要求各殖民地派出代表,于1754年6月在纽约的奥尔巴尼召开会议。代表们有两个任务,其一是巩固与易洛魁联盟的盟友关系,其二则是探讨形成更加统一的北美殖民地防务的可行性。

  但殖民地之间的合作并不是水到渠成的。一些殖民地的议会拒绝了邀请。参会的7个殖民地中,大多数都要求自己的代表不要达成任何关于北美殖民地联合的协议。与此相反的是,富兰克林热衷于推动北美殖民地的一体化进程。在1751年写给詹姆斯·帕克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写道:“如果6个愚昧的印第安部落都能够形成一个联盟……而10个或12个北美殖民地却无法实现,尽管情势危急,这多么令人费解啊!”

  在给帕克的信中,富兰克林还草拟了一个各殖民地联合的框架:必须成立一个殖民地议会,由来自各殖民地的代表组成,其比例大致与各殖民地上缴税赋在北美殖民地总额中所占比例相当;统一后的北美殖民地由英国国王任命的总督统辖;殖民地议会则由各殖民地的首府轮流承办,这样代表们就会对其他的北美殖民地有更为深入的了解;相关经费则来自酒税。尤为重要的是,富兰克林认为殖民地的联合应该由各殖民地自发形成,而不是英国的强制行为。而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召集一批聪明人去各殖民地拜访有影响的人物,获取他们的支持。“理性、实际的人总是易于达成理性的计划,容易获得其他有理性的人的认同。”

  1754年5月,当华盛顿战败的消息传到费城之时,也正是奥尔巴尼会议召开之前,富兰克林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社论。他将法国人的成功归结为“殖民地的四分五裂”。在文章的后面,富兰克林附上了美国第一幅也是最著名的一幅社论漫画:一条蛇被砍成了数段,每段上都有一个殖民地的名字。还配有一段说明文字:“不联合就灭亡”。

  富兰克林是宾夕法尼亚参加奥尔巴尼会议的四名代表之一(其余三人分别是领主的私人秘书理查德·彼得斯、托马斯·佩恩的侄子约翰和议会议长艾萨克·诺里斯)。令富兰克林感到失望的是,宾夕法尼亚议会反对任何“殖民地联合的提议”。但富兰克林并未受挫。在离开费城的时候,富兰克林带上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关于北部殖民地联合计划的简短提要》。这其实是当初富兰克林写给帕克那封信中提到的北美殖民地联盟计划的改良版:因为大多数殖民地议会都较为顽固,因此如果参加奥尔巴尼会议的所有代表就此项计划达成共识,并将其发回伦敦,“英国国会就会通过法案,建立北美殖民地联盟”。

  在路过纽约的时候,富兰克林就这一计划和朋友进行了沟通。而彼得斯和其他人则去购买议会授权送给印第安人的礼物,总价值达500英镑,包括毛毯、丝带、火药、枪支、用来描脸的朱砂、水壶和布料等。6月9日,他们乘坐一艘满载的船离开纽约,前往奥尔巴尼,还带上了“一桶年份最久的上好马德拉酒”。

  在印第安人到来之前,来自各殖民地的24名代表首先进行了内部讨论。纽约总督詹姆斯·德兰西建议在西部建立两个堡垒,但由于代表们无法就费用问题达成一致而搁置。在富兰克林的努力下,与会代表通过一项提议,决定建立一个委员会,“准备并接受有关殖民地联盟的提议”。富兰克林被提名为委员会的7名代表之一,这就为其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条件,为自己草拟的计划赢得更多支持。

  与此同时,印第安人代表们在莫霍克联盟酋长提亚诺加(又名亨德里克·彼得斯)的带领下来到了奥尔巴尼。这位领袖的态度十分傲慢。提亚诺加指出,印第安6族长期以来一直被英国殖民者所忽略,“当你们弃之若敝的时候,法国人已经占得先机”。在其发表的另外一篇对英国人的指责中,提亚诺加甚至说:“瞧瞧法国人!他们是男人,却到处修堡垒。我们都不好意思说,你们就像娘们儿一样!”

  经过一周讨论之后,与会代表们向印第安人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将就定居点问题和贸易路线问题进行更多磋商,将对某些土地交易展开调查,并将立法限制朗姆酒的交易。印第安人别无选择,接受了礼物,并宣布其与英国人之间的盟约“郑重恢复”了。但富兰克林对此不置可否,在他给克林逊的信中写道:“我们更新了与印第安人的盟约,但我认为,一旦我们与法国人开战,别指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任何援助。除非我们自己建立一个真正的联盟,在印第安人受到袭击的时候,可以从我们这儿获得援助。”

  富兰克林努力在奥尔巴尼建立这样一个联盟,而托马斯·哈钦森则是其举足轻重的盟友(请记住这个名字,后来他成为富兰克林一生的敌人)。哈钦森来自马萨诸塞,是一名富有的船商。委员会最终在富兰克林草拟的提要基础上通过决议,决定成立一个联邦会议,其代表由各殖民地选举产生,比例大致与人口和财富所占比例相当。英国国王将任命一位“总督”,负责行政事务。

  此决议的核心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的全新概念——“联邦主义”。“联邦政府”将负责处理国防和西部扩张等事务,但每个殖民地都将保留自己的宪法和地方政府。尽管有人会认为富兰克林只是实干者,而不是理论家,但富兰克林在奥尔巴尼发明了一个有序、平衡、开明的“联邦”概念。这一概念日后成为美国建国的基础。

  7月10日,在印第安人离开奥尔巴尼之后,全体与会代表最终对此计划进行了表决。尽管来自纽约的几个代表表示反对,费城议会议长贵格会领袖艾萨克·诺里斯也投了反对票,但这项计划还是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通过。与富兰克林所起草的提要相比,只做了几个小修改。而富兰克林出于妥协的精神,也接受了改变。富兰克林向自己的朋友科尔登解释道:“如果很多人对于一项全新事务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见解,就必须舍小取大。”33年之后,富兰克林成为制宪会议的主要协调人时,他也用相似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与会代表最终决定将此计划送至各殖民地议会和贸易委员会处进行审批。富兰克林马上发起了公共运动为其摇旗呐喊,内容之一就是通过信件与马萨诸塞总督威廉·雪利进行热情洋溢的公开讨论。雪利认为联邦会议的代表应由英国国王指定,而不是各议会选举产生。富兰克林回应道:“民众不应该被征税,除非得到其代表的一致同意。这是毋庸置疑的权利。”这一观点实际上也是未来殖民地与英国之间斗争的核心之一。

  然而,种种努力最终还是付诸流水。所有的殖民地议会都否决了这一计划,因为其权力将会受到损害。而英国同样也拒绝了此计划,因为这会赋予选民太多权力,并将鼓励殖民地联合起来,这是十分危险的。“各殖民地议会并不采纳,因为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将会拥有太多特权,”富兰克林回忆道,“英国方面则认为此计划具有过于浓厚的民主色彩。”

  在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时候,富兰克林曾对此进行回顾。他确信如果奥尔巴尼计划获得通过,美国革命就不会发生,而英联邦将会成为一个繁荣的帝国。“各殖民地如果按照这一计划联合起来,力量将足够强大,可以进行自我防卫,”富兰克林如此推算,“那么,后来就没有必要从英国派军队过来,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借口也就自然而然不存在了,也就不会引起血腥的对抗。”

  在这点上,富兰克林是错的。不久之后的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关于征税权和控制权之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此后的20余年间,即使富兰克林越发意识到殖民地联合起来的重要性,他仍旧试图寻求一个和谐的解决方案。

  凯瑟琳·雷:富兰克林与红颜知己

  在奥尔巴尼会议之后,富兰克林对其所负责区域的邮政工作进行巡察,最后一站就是波士顿。自从其母亲两年前过世后,富兰克林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富兰克林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处理其庞大的家族事务上,给亲戚安排工作,提供学徒的机会。当富兰克林和哥哥约翰在一起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令其神魂颠倒的年轻女人。这也是富兰克林余生中许多次既香艳又浪漫的精神出轨的开始。

  凯瑟琳·雷当时只有23岁,是一个可爱、充满活力的年轻姑娘,来自布洛克岛。雷的姐姐嫁给了约翰的继子。富兰克林当时48岁,对雷一见钟情。而对雷来说,富兰克林也很有魅力。雷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富兰克林也是如此。而如果富兰克林想讨好某人时,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他们经常玩猜心意的游戏,雷称富兰克林是一个巫师,时刻都能引起富兰克林的关注。雷还做得一手好蜜饯,富兰克林则坚持认为这是他从未尝试过的美味。

  时间过得飞快。一周后,雷离开波士顿去新港看望自己的另一个姐妹,富兰克林决定与其同行。在路上,他们所骑的马由于钉了铁掌导致在结冰的山路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们还一同被困在冰雨中,有一次甚至还走错了方向。但多年后,当他们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记住的是两个人一谈就是数小时的甜蜜,彼此之间心灵的沟通,还有打情骂俏。在和雷的家人一起在新港待了两天后,富兰克林不得不告别。雷乘船回到了布洛克岛。“我站在岸边,”富兰克林不久之后在给雷的信中写道,“目送你离去,直到我戴上眼镜也看不见你的身影为止。”

  富兰克林心有不甘地返回费城,一路上走走停停,居然花费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当他最终回到家的时候,雷的来信已经等候多时。就在其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富兰克林一共给雷写了6封信。而他们一生中,则有40多封来往书信。雷的来信,富兰克林大多没有保留,这可能是出于谨慎的考虑。但雷却将富兰克林的每一封来信都珍藏起来,作为友谊的见证。从中,我们可以对富兰克林与女性的关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仔细阅读他们之间的信件,深刻体会其中的言外之意,你会有这样一个印象:最初富兰克林进行了一些试探,试图使二人关系更进一步,但雷巧妙地避开了,于是富兰克林此后对其尊重有加。在二人初次分别后,富兰克林写给雷的第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写此信时,正值一场东北风带来的暴风雪,那雪片像你少女的童贞一般纯净,如你可爱的胸一样洁白,也一样冰冷。”在几个月之后的另一封信中,富兰克林谈到了生活、数学和婚姻的“乘法”作用,他语带活泼地写道:“我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你,可你却认为够了,不愿去了解。”

  尽管如此,雷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仍充满了狂热。“见不到面,没有减少反而加深了我对你的感情”,“爱我哪怕只像我爱你的千分之一,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雷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可以说,她的每一封信都是饱含深情、爱恨交加,不仅表达了自己对他的爱慕,还描述了追求她的男子。雷乞求富兰克林看过信之后就把它们毁掉:“我告诉你了上千件我从不曾让他人知晓的秘密。”

  富兰克林则向她保证自己会保守秘密。“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你觉得合适的事,无须顾忌。除了我之外,我保证不会有人看到。”富兰克林承诺道,“我深知男女之间温暖的友谊,即使是最清白的表达,也经常会被那些保守之人视为不合礼仪之举。”富兰克林解释,这也正是他在自己的信中显得有些冷漠的原因。“虽然你表达得更多,其实我是爱你在心口难开。”

  因此,流传下来的富兰克林和雷的信中除了打情骂俏之外并没有太多别的内容。雷给富兰克林寄了一些自己做的蜜饯,每个上面都印了自己的吻(有人猜测)。“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按照你一向喜欢的那样用糖腌过了。”富兰克林则回应:“蜜饯已安全运到,由于你提到的原因,它们很甜,但我很少吃糖了。”富兰克林还谈到了“生活的乐趣”,“它们都在我的控制中”。当雷提到自己有一丝恐惧的时候,富兰克林则安慰她:“我希望我可以抓住它的一端,把你拉到我的身边。”

  那么,富兰克林忠诚、宽容的妻子德博拉是如何看待富兰克林这种远距离的调情呢?奇怪的是,富兰克林似乎将德博拉当成挡箭牌,无论是对凯瑟琳还是此后的其他女性,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恰到好处地停在了危险的边缘。富兰克林经常在信中提到德博拉,几乎在给雷的每封信中都对德博拉的美德大加赞赏。似乎富兰克林想让雷对自己的爱慕适可而止,并使其认识到尽管富兰克林对她的喜爱是真心的,但也只是逢场作戏。或许,在富兰克林的非分要求遭到拒绝之后,他想显示(或假装显示)那只不过是一个玩笑。“我几乎忘了我有个家。”富兰克林在向雷描述两人初次分别后返家旅程的信中写道。但很快,富兰克林就开始“想家,希望回到家,而且,离家越近,我感到那股吸引力越来越强”。所以他越走越快,他写道:“扑进我贤惠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怀抱中,一动不动,感谢上帝。”

  就在那年秋天,富兰克林甚至明确提醒雷自己是个有妇之夫。当时雷给他寄来了奶酪作为礼物,富兰克林则回复:“富兰克林夫人为一位年轻小姐对她年老的丈夫如此关切而自豪。每次我们享用奶酪的时候都会谈到你。”实际上,这封信和此后富兰克林写给雷的信都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涉及与雷之间情感的内容越来越少,而谈到与自己妻子这种虽不是激情燃烧但使人深感舒适之类的内容越来越多。正如富兰克林对雷所言:“她相信你是一位理智的姑娘……甚至谈到要将我遗赠给你。但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位更好的如意郎君,也希望她长命百岁。我们正一块儿慢慢变老,如果她有什么缺点,我也已经如此习惯,已经感觉不到了……让我们一道来祝愿这位老夫人长寿和快乐吧!”

  在此后的信中,富兰克林并没有仅限于打情骂俏,而是开始像父亲一样对雷进行责任和道德的教导。“做一个好姑娘,”富兰克林写道,“直到你找到一个好丈夫,然后待在家中,相夫教子,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样生活。”富兰克林希望下次见到雷时,发现她身边围着一些“胖嘟嘟、水灵灵、红润可爱,像他们妈妈一样漂亮的小淘气”。事情也的确如此,当他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凯瑟琳已经嫁给了未来的罗得岛总督威廉·格林,他们一共生了6个孩子。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很明显,其中有很多浪漫的痕迹。但是,除非富兰克林在信中故意掩饰以保护雷(和他自己)的名誉,他们之间的种种快乐实际上都来自有趣的幻想,而并非肉体的接触。这也是此后富兰克林和很多年轻女性之间打情骂俏的共同之处:一些看似玩笑的小暧昧,相互赞美,充满了亲密暗示,双方都全身心地投入。尽管富兰克林有一个好色的名声,他本人也没有多做解释,但并没证据表明其与德博拉结婚之后曾经认真地和其他女性有过性关系。

  克劳德–安妮·洛佩兹,原耶鲁大学富兰克林项目的编辑之一,曾花了多年时间研究富兰克林的私人生活。她认为富兰克林与凯瑟琳·雷等女性的关系既精明又可信。

  一段罗曼史?的确如此,但这是富兰克林式的罗曼史,一点儿风流,一点儿慈爱,大胆地迈一步,然后谨慎地退一步。虽然像一个男人一样冒险,但又像朋友一样可敬。也许将这种感情称为“红颜知己”更为合适,已经超越了柏拉图式的爱情,但距离男欢女爱还有一段距离。

  富兰克林只与少数男性密友保持了亲密联系,那些人要么是富兰克林的思想伙伴,要么是社团同僚。但他尽情享受与女性在一起的乐趣,与很多女性建立了深厚、持久的关系。对富兰克林来说,这种关系并非是一种浅薄的消遣,尽管看起来如此,而是一种值得享受和尊重的乐趣。富兰克林在一生中曾经失去过很多男性朋友,但几乎从未失去一位红颜知己,包括凯瑟琳·雷在内。正如富兰克林在35年之后,也是其逝世前一年所言:“我一生的幸福之中,包含着你的友谊。”

  领主的死敌:布拉多克引发的政治分歧

  在1755年年初,结束与雷的短暂甜蜜回到费城之后,富兰克林同当时费城大部分政治领袖都建立了来往,起码暂时如此。当时,费城领主刚刚任命了新总督,罗伯特·亨特·莫里斯。富兰克林向莫里斯保证其任期会相当顺利,“只要小心不与议会发生任何争论”。莫里斯则半开玩笑地回答道:“你知道我很爱争论,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尽管如此,莫里斯也保证“将尽可能地避免争论”。

  同样,富兰克林也尽量避免与新任总督发生争执,特别是涉及费城防务时。因此,当英国人决定派遣爱德华·布拉多克将军到北美殖民地将法国人赶出俄亥俄谷,富兰克林答应了莫里斯的请求,动员议会拨款为英军提供后勤援助。

  如往常一样,议员们坚持对领主的财产也必须要征税。富兰克林则提出了一些聪明的建议,如借款和税收等,希望打破僵局。这些办法虽然很见效,但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富兰克林接受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任务,另寻他法为布拉多克提供必需的后勤支援。

  当布拉多克抵达弗吉尼亚时,宾夕法尼亚总督莫里斯、马萨诸塞总督雪利和纽约总督德兰西组成了一个代表团,与其会面。宾夕法尼亚议会希望富兰克林加入代表团,正如其朋友雪利总督一样。富兰克林本人也乐于参与其中。所以,富兰克林就以邮政总长的名义,打着为布拉多克的通信提供便利的旗号加入了代表团。一路上,富兰克林对科学的好奇给其他团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小的龙卷风,富兰克林策马跃入其中,仔细研究了它的影响,甚至还试图用马鞭将其破坏。

  布拉多克将军一脸傲慢,骄傲地宣示:“我看不到有什么可以阻挡我进军尼亚加拉。”富兰克林提醒他应该小心印第安人的埋伏,布拉多克却回应道:“这些野蛮人对你们那些未经训练的北美殖民地民团来说的确是可怕的敌人,但是先生,对于英国国王麾下训练有素的常规军来说,他们根本不值一提。”

  除了傲慢之外,布拉多克还缺乏后勤支援。因为北美殖民地人未能提供所承诺的马匹和马车,布拉多克宣布打道回府。富兰克林则从中斡旋,表示宾夕法尼亚将为其提供支持。布拉多克立即指派富兰克林负责粮草和装备的筹集工作。

  富兰克林利用了当时宾夕法尼亚民众的恐惧、自身利益和爱国主义情怀,散布广告,宣布为了打败法国人,布拉多克亟需马匹和马车。布拉多克本打算强征马匹,并强迫北美殖民地人服役,但最终被说服转而采用“更公平、公正的方法”。富兰克林表示,征用条件很优厚,“车马的租金将高于3万英镑,并将用英国国王的金币和银币支付”。为了进一步诱导那些农民,富兰克林还保证“服役工作轻松容易”。最后,告示以威胁结尾,如果自愿的方法并不奏效,“你们的忠心将会受到强烈质疑”,“很可能采取过激的手段”,“一队轻骑兵将会立即进入本地”。

  富兰克林表现得非常无私,同样也很引人注目。当农民们表示他们不愿信任一个不了解的将军的财政担保时,富兰克林以个人的名义保证他们将收到全部酬劳。同时还委托他的儿子威廉代表他与农民签约。“不到两周的时间,他们就征集到了259匹马和150辆车。”

  布拉多克将军对富兰克林的表现大加赞扬,议会也毫不吝惜地大唱赞歌。但总督莫里斯却没能听从富兰克林不要争论的劝告,大肆攻击议会毫无作为。这令富兰克林十分沮丧,但他仍然试图从中调停。在他给克林逊的信中写道:“我对目前的情况深感厌恶,我既不喜欢总督的作为,也不赞同议会的行为。两边虽然对我都多少表示信任,我也试图尽力从中调停,但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尽管如此,富兰克林当时还是与总督莫里斯维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虽然可能说是工作关系更为合适。一天晚上,莫里斯在街上偶遇富兰克林:“你今天晚上一定得来我家,我有些朋友你会喜欢的。”其中有人讲了一个桑丘·潘沙的故事。当潘沙有机会管理一个政府时,他要求所有的统治对象都是黑人,如果他们不听话就可以将其卖掉。莫里斯问富兰克林:“为什么你还要站在那些该死的贵格会教徒那边?你把他们卖了不是更好吗?领主会给你开个好价钱。”富兰克林则回应道:“总督还没把他们抹得足够黑啊!”

  尽管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但实际上分歧却加深了。富兰克林后来写道,莫里斯“试图抹黑议会的名誉”,但最后却“抹黑了自己”。莫里斯同样开始对富兰克林丧失了信任。在其写给领主托马斯·佩恩的一封信中,莫里斯指责富兰克林“和其他人一样,对议会那些毫无理由的要求赞同不已”。

  与此同时,布拉多克将军自信满满地向西进军。大多数费城人认为他会凯旋而归,他们甚至已经在集资购买庆祝用的焰火了。富兰克林则较为谨慎,拒绝凑份子。“战争的一切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富兰克林警告道。

  果不其然,英军遭到了伏击,四处逃窜。2/3的英军阵亡,布拉多克本人也未能幸免。在临死之前,布拉多克曾向他的一位副官耳语道:“谁能想得到啊?”乔治·华盛顿上校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即便如此,他的两匹战马都被击毙,衣服上留下了4个弹孔。

  对于富兰克林来说,更加不幸的是所有借款都是由他个人担保的,因此面临极大的财政压力。“全部赔款接近两万英镑,如果都由我来付,只能破产。”富兰克林回忆道。就在那些农民准备起诉他之前,继任英军统帅的马萨诸塞总督雪利了解他的燃眉之急,下令用军费赔偿农民的损失。

  布拉多克的惨败使来自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威胁变得越发严峻,同样也进一步加深了费城的政治分歧。议会很快通过一项法案,拨款5万英镑巩固防务,但议会照例要求对所有土地征税,“领主财产不可例外”。总督莫里斯则否决了此项议案,要求将“不”改为“唯”。

  富兰克林震怒。他不再居中调停,而是代表议会起草了给莫里斯的答复。富兰克林称莫里斯是一个“将自由民众压榨到如家臣般凄惨状态的可恶工具”,指责领主托马斯·佩恩“大发国难财”,“罔顾正义与真理,将令人厌恶的法律强加给人民”。

  当富兰克林得知莫里斯被任命为总督之时就附带了一个秘密条款,即反对任何对领主财产征税的法案时,他怒不可遏。在一周之后议会写给总督的另一封信中,由于莫里斯对“家臣”一词表示抗议,作为回应,富兰克林是这样反击领主佩恩的:“我们的领主让我们自己出钱,还要保卫他的财产!这不仅仅是家臣了,情况甚至比我们所听过的任何家臣都要糟。我们甚至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比奴隶还悲惨。”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甚至还发出了革命的呼喊:“那些放弃最基本的自由换取一时安全的人最后会一无所有。”

  最终,领主和议会达成了一系列妥协。领主慑于议会的怒火,表示捐款5 000英镑,无论议会通过的款项是多少。尽管危机暂时有所缓和,但实质性问题仍然存在。对于富兰克林本人乃至历史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富兰克林放弃了长久以来一直坚持的厌恶争斗的立场。此后,富兰克林日益成为领主的死敌。

  民团上校富兰克林:谦虚与被认可的矛盾

  在领主和议会艰难达成妥协之后,防御资金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富兰克林又面临着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就是计划如何使用这笔资金来成立部队。富兰克林推动通过了一项法案,成立一支完全志愿的武装力量,这样就确保得到了贵格会教徒的支持。随后,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列举并回复了所有能想到的反对意见,以获取对此项计划的支持。其中有一项是关于贵格会教徒无须强制参加民团的质疑,有人说:“如果我为救那些贵格会教徒而战,就把我吊死!”而他的朋友们回答道:“你这么说就好像是船漏了,你却不愿意往外舀水,因为这样会在救自己的同时也救了那些老鼠。”

  富兰克林的计划是以其在1747年组织的民团为蓝本的,唯一不同的是那时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和以往一样,富兰克林长篇累牍地谈论训练、组织和军官的选拔等种种细节。在一封信中,他甚至具体谈到了如何使用猎犬进行侦查。“这些狗要个头大、强壮、具有攻击性,”富兰克林写道,“每条狗都要拴上一条粗绳子,这样它们就不会因为乱跑而丧失体力,也不会因为朝着松鼠叫而暴露目标。”

  总督莫里斯勉强接受了富兰克林关于民团的议案,尽管他对志愿的形式和民主选举军官十分不满。令他更为痛苦的是,富兰克林成为民团事实上的领导者和整个宾夕法尼亚最有权力的人。“富兰克林先生将自己置于议会领袖的位置上。”莫里斯警告佩恩,他的追随者“不择手段地从你的手中夺取政府的权力,即使自己的国家国难当头”。富兰克林则对莫里斯越发蔑视,他曾经给议会在伦敦的说客写道:“那个人就是一个疯子。”

  当富兰克林穿上军装,在儿子陪同下前往边界地区视察防御用栅栏的建设情况时,领主们对他的恐惧丝毫没有减弱。富兰克林50岁生日那一周也是在前线度过的。当时,他正驻扎在利哈伊峡谷,每天都有他那负责任的妻子送来的美食。“我们已经享用过你做的烤牛肉,今天就开始吃你做的烤牛排了,”富兰克林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写道,“那些坐在家中吃饭的人并不知道什么叫美味,我们这些在距离厨房80英里之外的客厅享用美食的人却深得其乐。”

  富兰克林对自己前线指挥官的身份很是满意,凭借他的才智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其中之一就是使500名士兵遵照他的命令参加祈祷。富兰克林给随军牧师分配了一个任务,每天在士兵参加完他的祈祷会后发放定额配给的朗姆酒。结果“士兵们从未这样齐整、准时地参加祈祷会”。富兰克林甚至还抽空以自己独特的嘲讽视角观察并记录了当地摩拉维亚教徒的指婚习俗。“我反对婚姻大事不是由自己做主,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某些婚姻不幸福,”富兰克林回忆道,“而告诉我此事的人则回答说,‘即使你让男女自由选择,他们还是有可能生活不幸福。’对此我也不能否认。”

  在前线待了7个星期之后,富兰克林回到了费城。虽然领主和总督对他的担忧与日俱增,但实际上富兰克林并没有趁机大捞政治资本。他既不想扮演马背上的英雄这一角色,也不愿意借机将自己日渐高涨的声望转化为政治权力。实际上,富兰克林一路快马加鞭,提前在半夜就回到了费城,正好避开了民众本打算为其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但是,当费城民团选举富兰克林担任上校和最高指挥官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总督莫里斯虽然在危急关头向富兰克林求助,实属情非得已,现在更不愿首肯富兰克林当选为民团领袖这一事实。但他别无选择,因为富兰克林在提案中早已明确规定民团各级军官由民主选举产生,因此几周之后他只好表示赞成,只是仍心怀愤恨。

  实际上,富兰克林一生都纠结于这种矛盾(并自得其乐)。一方面,他希望赢得谦虚的好名声;另一方面,他又极度渴望获得认可。富兰克林对上校这一职位的看法也是如此。富兰克林无法抑制自己对在盛大的公开阅兵式上检阅部队那种虚荣的渴望。当时有1 000多名士兵盛装列队从富兰克林位于市场街的宅邸前走过。在军乐声中,每支连队一一接受检阅。他们甚至还启用了最新油漆好的加农炮,在每个连队到来之前都鸣炮致意。富兰克林后来在自传中嘲讽地写道:“那些炮声把我电学仪器上的好几块玻璃都震坏了。”

  几个星期之后,富兰克林准备离开费城对外地邮政进行巡察时。“民团里的军官觉得应该由他们护送我出城。”军官们拔出自己的剑,一路上举剑前行,将富兰克林送到了渡口。当远在伦敦的托马斯·佩恩得知此事时十分震怒。富兰克林后来回忆道:“这件蠢事使其对我的敌意大增……他后来还援引军官护送我一事作为例证,证明我有意从他手中夺取宾夕法尼亚的政权。”富兰克林对此事也“懊恼不已”,起码在回忆录中他是这样说的:“我事先不知道他们要这样做,否则就会阻止他们,我一向不喜欢在任何公众场合摆架子。”

  实事求是地说,富兰克林的确从来都不是一个喜欢摆谱儿的人,既不傲慢,也不愿意显得高人一等。因此,当佩恩及其盟友在费城扶植其他民团以制衡富兰克林,并游说大臣撤销富兰克林的民团法案时,富兰克林主动放弃了民团指挥官的职位。在其写给克林逊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坦承对于民众的爱戴,自己很是受用,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不会让其冲昏了头脑。“碰巧民众很爱我。”富兰克林写道。但随后又补充:“请原谅你的朋友有一点儿小小的虚荣,但这也仅限于你我之间……我猜你打算告诫我民众的热情是最难以琢磨的。你说的没错!对于如此看重这一点,我很惭愧。”

  新使命:大英帝国危险的敌人

  尽管富兰克林展示出非凡的才能,并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四处斡旋,寻求最切实际的妥协,但他作为政治家的生涯还是暂时告一段落。在危机早期,富兰克林一度显示了非凡的耐心,并与总督莫里斯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但随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莫里斯和领主利益的捍卫者们竭尽所能地羞辱富兰克林,因此他曾一度想要搬到康涅狄格或是更西的地方,并帮助英国人在俄亥俄建立一块新殖民地。

  因此,弗吉尼亚的邮政巡察之旅对富兰克林来说是一段难得的温暖休憩,他可以远离纷争,抚慰自己受伤的灵魂。因此,富兰克林决定能待多久就待多久。在威廉斯堡,富兰克林曾给自己的妻子写道,自己就像“鸟儿一样快乐,甚至有点儿乐不思蜀。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的种种压力也逐渐淡去”。富兰克林还和华盛顿上校以及其他熟人见了面,对桃子尺寸甚感惊奇,接受了威廉玛丽学院颁发的荣誉学位,还悠然自得地策马巡察了当地乡村的邮政情况。

  当富兰克林最终回到费城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月之后的事情了,费城政治局势的对立也越发明显。领主的秘书理查德·彼得斯与富兰克林聘请来负责学校运营的威廉·史密斯密谋,计划把富兰克林从校董会主席的位置上赶了下来。史密斯还一直撰文对富兰克林进行猛烈攻击,他和富兰克林甚至从此不再说话。这又是一个富兰克林与男性友人决裂的例子。

  1756年夏末,一名职业军人威廉·丹尼代替莫里斯出任总督,似乎出现了缓和之机。当时各方都对他的上任表示欢迎,并对其寄予厚望。在为其举行的欢迎晚宴上,丹尼将富兰克林单独带到一个房间,并试图与其交朋友。他们一边喝马德拉酒,一边聊天。丹尼对富兰克林大加赞赏——这不失为一个聪明的办法,并试图贿赂富兰克林。丹尼许愿,如果富兰克林态度有所转圜,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和酬金”。富兰克林的回答则是“感谢上帝,我的经济情况使我无须接受任何来自领主的财产恩惠”。

  但丹尼并不过分抗拒金钱的诱惑。最初,他与前任一样与议会进行对抗,否决对领主财产征税的议案。但不久后,丹尼未经领主允许就擅自改变了主意,并获得了议会提供的丰厚薪水。

  与此同时,议会也决定不再忍让顽冥不化的领主家族。1757年1月,议员们一致投票选举富兰克林为代表,出使伦敦。富兰克林的使命是:劝说领主在税收及其他事务上向议会做出让步;如果不奏效,就代表议会与英国政府进行斡旋。

  对此,领主的秘书彼得斯深表忧虑。“富兰克林的观点将会对政府产生重要影响。”彼得斯在给佩恩的信中写道,“鉴于他的人格魅力和在电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他很容易与任何人打成一片。他最终将会是一个危险的敌人。”相比之下,佩恩较为乐观:“富兰克林的名望在英国一文不值,他将为那些大人物所蔑视。”

  实际上,彼得斯和佩恩都没猜错。1757年6月乘船离开北美殖民地前往英国的时候,富兰克林坚信殖民地应该自发形成一个更紧密的联盟,作为英国国王的子民,应该被赋予完全的权利与自由。但那时的富兰克林还只是一个骄傲、忠诚的英国人,希望加强大英帝国的力量,而不是寻求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只有在多年之后,当富兰克林被伦敦那些大人物嗤之以鼻的时候,他才成为大英帝国危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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