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富兰克林传 > 第五章社会公民（费城，1731~1748 年）
建设人间之城：独立与公民参与
富兰克林本质上是一个热心公益的人。与内心的虔诚相比，他更在意公共行为。相较于天上之城，他对建设人间之城更有兴趣。当第一次从伦敦归来的时候，富兰克林在旅途中就提出了那句名言：人是社会动物。这不仅反映出他个人的担当，更体现出他个人的信仰——慈善是连接社会的纽带。正如穷理查所指出：“他既然一个人喝苹果酒，那就让他一个人找马去吧。”
18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还是一个20多岁的印刷工，但热心公益的性格就使他以自己建立的共读社为基础，发展出一系列社会组织，包括图书馆、消防队、夜间巡逻队、医院、民兵和学校等。富兰克林曾写道：“个人行善比集体行善的力量要小得多。”
富兰克林成立公益组织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科顿·马瑟等人那里，但他对公益组织的热忱以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个性使其成为影响美国这一特征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正如托克维尔所言：“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如何，无不在时刻组织社团。”“医院、监狱、学校都是这样产生的。”
托克维尔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美国，有两种倾向一直在进行较量：强大的个人主义精神和与之相反的集体主义精神。对此，富兰克林应该不会苟同。富兰克林一生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其塑造的美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看似矛盾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完美结合在一起。当时来到北美殖民地的先民们的确都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特色，但同时也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富兰克林就是这种将独立精神和公民参与结合在一起的典范，而他又将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整个美国的特征。
富兰克林所创立的会员制图书馆，是北美殖民地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在共读社的时候，他就提议每个成员都把自己的书贡献出来，放在一起，供大家使用。这一举措很成功，但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无论是购买书籍还是维护日常运作都需要很多钱。因此，富兰克林决定扩大会员范围，通过收取年费获得资金，从伦敦购买所需书籍。
1731年，费城图书馆正式成立了，富兰克林时年27岁。他亲手写下的图书馆馆训体现了他所认为的做善事和敬神明之间的联系：“致力公益，神圣无比。”
然而筹集资金绝非易事。“当时费城读书的人很少，而且大部分人都很穷，所以我竭尽全力才找到了50多个愿意掏钱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商人。”而富兰克林从中又得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关于妒忌和谦虚的启示，他发现人们不愿意去支持“一项公益事业的倡导者，因为他们认为他可能是在沽名钓誉”。所以富兰克林尽量“隐身幕后”，将这一提议说成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办法的确有效，“所以我以后屡试不爽”。富兰克林发现，只要不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人们还是愿意伸出援手的。“暂时放弃小小的虚荣，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
图书馆书籍的选择则由詹姆斯·洛根等费城学者负责。洛根是一个富有的皮货商，也是一个很有风度的学者。为了使其帮助推荐书籍，富兰克林与他成为朋友，这充分体现了富兰克林的实用主义。在首批购买的45本书中，有9本是科学著作，8本史学典籍，其余大部分都是参考书，没有一本小说、戏剧、诗歌或者文学作品，只有两本经典名著（《荷马史诗》和维吉尔的作品）。
富兰克林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在图书馆读书，“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因父亲让我辍学造成的知识缺陷。”富兰克林对公益的热心同时也带来社会地位的提升：共读社的成员大部分都是贫穷的小商人，而通过图书馆，富兰克林获得了费城很多社会贤达的资助，并与彼得·克林逊建立了至死不渝的友谊。克林逊是伦敦的一名商人，帮助富兰克林在伦敦购买书籍。会员制图书馆这一举措随后很快为其他殖民地所效仿，并取得了不小的收益。“这些图书馆改善了北美殖民地人的谈吐，使普通商人和农民也和其他国家的绅士一样拥有了智慧。”费城图书馆至今仍然存在，拥有50万册藏书和16万份手稿，是一个丰富的历史资料宝库，同时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文化机构。
富兰克林经常以在报纸上发表匿名文章的方式来提出自己关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设想。他曾经以“宾夕法尼亚斯”为笔名，讲述了自愿救火的“勇敢者”的故事，并提议那些不参与救火的人承担一些费用，用于购置救火所需的梯子、水桶和水泵等。一年之后，富兰克林在共读社内宣读了一篇文章，并随后在报纸上发表，提议建立一支消防队。为了避免将功劳记在自己身上，他假装这是一个老人的主意（老人提出要“未雨绸缪”，颇有穷理查的味道）。他写道，费城有很多高尚的志愿者，但缺乏“组织和设想”。因此，他提议效仿波士顿，建立权责明确的消防队。如往常一样，富兰克林甚至还规划出了具体的细节：必须要有人在夜间巡逻，而且是“手持一根5英尺长的红色棍子”，还有拿斧子、钩子等其他装备的人。
“人们纷纷认为这篇文章非常有益。”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回忆道。因此，他开始着手建立消防队。1736年，消防队正式成立。富兰克林精心设计各种准则，甚至规定一旦违反就要罚款。这是一个典型的富兰克林式计划，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他们规定每个月都要召开一次晚间会议，“相互交流讨论我们能够想到的火灾问题”。正如共读社一样，很多人都踊跃报名，甚至在城里还成立了其他分队。
此后若干年中，富兰克林在消防队仍表现得十分活跃。1743年，《宾夕法尼亚报》上刊登出这样一则启事：“在昨晚的火灾中，不慎遗失水桶两个，上有富兰克林消防队的标记。请拾到者送至印刷店，有酬谢。”50年之后，当他从巴黎回国后，他还召集在世的4名消防队员聚了一次，每个人都带上了自己的水桶。
富兰克林还尝试加强城市警务力量。当时费城的夜间巡逻员多是一些乌合之众。担负管理职责的治安官负责通知本社区的业主一起巡夜，但交一笔钱就可以免于服役。结果就是，所谓的守夜人都是花一点儿钱雇来的流浪汉。而且富兰克林发现，他们基本每天晚上都喝个烂醉。于是，富兰克林再次在共读社的分享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提出雇用合适的人全职巡夜，其酬劳则来自根据每家每户的财产额度按比例缴纳的费用。这也是北美殖民地最早的累进税制尝试之一。富兰克林认为“一个穷困的寡妇所需要保护的全部财产加起来可能还不到50镑，让她和拥有几千英镑财产的富商交一样多的钱”是不公平的。
与消防队不同，警务巡逻被视为政府职能之一，因此需要议会的批准。结果就是直至1752年，“我们社团成员的影响力更大了”之后，这一设想才最终付诸实践。那时，富兰克林已经当选为议员，并负责起草有关的决议草案。
共济会：提升社会地位
当时，费城还有一个兄弟会组织，比共读社更有实力，也更合富兰克林的胃口，那就是共济会。共济会是一个在石匠公会的古典仪式和象征基础上建立的半秘密组织，1717年成立于伦敦。1727年，在费城成立了总会所。与富兰克林一样，共济会成员都致力于互助和公共事业，对宗教持一种宽容态度。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共济会还是另一个提升社会地位的阶梯，当时费城很多大商人和大律师都是共济会的成员。
在18世纪，实现社会等级的转换并非易事，但富兰克林骄傲地完成了这一艰难的任务（同时使其成为美国的目标之一），成为一名从北美崛起，并最终站在总统面前的商人。实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第一步就是如何加入共济会。富兰克林先是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对共济会大加褒扬，但没有奏效。于是他决定剑走偏锋。当时共济会有一名成员刚刚去世，1730年12月，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共济会的所谓“秘密”，而其中很多内容都是无稽之谈。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几周之后，当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收回对共济会的指控，并发表了一系列赞美的小文章之后，富兰克林被邀请入会。1732年，富兰克林帮助起草了费城共济会总会所的制度章程。两年之后，富兰克林成为“石匠大师”，他起草的章程也就变成了《共济会宪章》。
富兰克林对共济会的忠诚让自己陷入了一桩丑闻之中，而这则丑闻也充分展示了他不愿与人民对抗的强烈意愿。1737年夏，一个叫丹尼尔·里斯的天真学徒想要加入共济会。他的一些朋友，其实并不是共济会成员，决定好好捉弄他一番。他们编造了一套古怪的仪式，包括发誓、净身、亲吻屁股等。当他们把该计划告诉富兰克林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而且还要了一份所谓的誓言。几天之后，当那些混蛋再次捉弄可怜的里斯时，却发生了意外。里斯不小心把一碗燃烧的白兰地碰洒了，结果被活活烧死。富兰克林虽然没有参加，但作为证人在审判中出庭。当时，他的竞争对手安德鲁·布拉德福德（既不是富兰克林的朋友，也不是共济会的朋友）旗下的报纸指责富兰克林要负间接责任，因为他鼓励了这一行为。
富兰克林在自己的报纸上予以回应。他承认最初看到那份誓词的时候的确感到可笑。“但听说他们要好好捉弄一下里斯，让他亲屁股，并且让他念那份不像样的誓词的时候，我马上严肃起来。”但鉴于富兰克林曾经看过这篇誓词，还得意洋洋地向朋友展示，这样的保证不太令人信服。
这场悲剧以及富兰克林卷入其中的新闻，很快就出现在北美殖民地大大小小的对共济会持反对态度的报纸上。《波士顿新闻》也刊登了此方面的内容，因此富兰克林的父母也看到了。富兰克林曾写信给自己的母亲，以化解她对共济会的忧虑。“他们实际上都是对别人无害的人，”他写道，“并没有任何与宗教或道德相违背的宗旨和行为。”但富兰克林承认共济会歧视女性，这也是令他母亲不满的原因之一。
大觉醒运动：与启蒙时代背道而驰
尽管自己只是一个改良的自然神论者，对宗教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富兰克林对宗教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是对它的社会效果。18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曾经被两个牧师所吸引，一个和他一样是一位非传统的自由思想家，另外一个则是宗教复兴主义者，其激进的保守主义观点与富兰克林的很多想法截然不同。
塞缪尔·亨普希尔是一个来自爱尔兰的年轻牧师，1734年来到费城，在富兰克林偶尔去做礼拜的长老会教堂里做助手。相较加尔文派的教义，亨普希尔更愿意讲一些道德问题，因此他的布道吸引了很多人，这其中就包括了好奇的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发现“他的布道很少讲枯燥的教义，而是主张进行道德的实践，因此令我感到愉悦”。教会中的那些老牧师对这样的布道当然很不满意。杰迪戴亚·安德鲁斯，就是那个布道令富兰克林烦不胜烦的牧师，抱怨亨普希尔利用了他的教堂，“自由思想者、自然神论者甚至什么都不是的人，一闻到他的气味，就蜂拥而至。”很快亨普希尔就以异端邪说的罪名遭到了教会会议的指控。
审判一开始，富兰克林就以熟练的手法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亨普希尔辩护。这是一段两个当地长老会教徒之间的对话。S先生（代表富兰克林）听到了T先生的抱怨：“离经叛道”的牧师讲了太多善行方面的东西。“我不喜欢他讲那么多的道德，我能肯定的是道德不能让人上天堂。”
S先生反驳道，那正是“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所讲的内容”。他说，《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上帝希望我们过“贞洁、政治和行善的生活”。
但是，T先生接着问，难道信仰不是实现救赎的途径吗？
“信仰是产生道德的手段，”富兰克林假托S先生来回答，还加上了离经叛道的一句，“只靠信仰就能得到救赎，这样的观点对我而言并非上帝旨意，也根本站不住脚。”
作为一个宗教宽容的信徒，可能有人期望富兰克林会容忍长老会对自己牧师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富兰克林借S先生之口表达了长老会不能再抱着老教条不放的态度。“没有任何信仰比道德就是我们的责任更明显。”S先生总结道。这也反映出了富兰克林的核心理念：“一个善良的异教徒应该免受邪恶的基督徒们的责罚。”
这样的说理过程是典型的富兰克林式的：机智、委婉，借虚构的人物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教会会议不为所动，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亨普希尔，并勒令他停职。富兰克林这次没有借助他惯用的手法，而是直接上阵，“成为他虔诚的信徒”。富兰克林印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和他在报纸上发表的那段对话不同，小册子是完全匿名的），里面充斥着他的怒火。他不仅对教会的每一项指控进行了驳斥，还指责会议成员“心生妒忌、蓄意伤人”。
亨普希尔的指控者们则印了自己的小册子进行回应。这直接刺激了富兰克林，他又印了一本匿名小册子，语言更为犀利，诸如“顽固、偏执狂”，“虚伪的骗子”的词语频频出现；还写了一首诗，把亨普希尔的批评者称为“傻瓜牧师”。
这是富兰克林罕有的一次违背了自己不与别人直接对立、争辩的原则。看起来也十分奇怪，因为富兰克林过去曾愉快地声称对这种宗教教义的争论并不在意，只是富兰克林对权威和教权主义的憎恨使他抛弃了往日的好脾气。
当亨普希尔被揭露出他的很多布道内容都是剽窃他人思想成果时，富兰克林为他进行辩护则变得更难了。但是，富兰克林仍然支持他，并随后解释道：“我宁愿听他剽窃他人思想的好布道，也不愿意听牧师自己写的烂布道，尽管大部分牧师都属于后者。”最后，亨普希尔离开了费城，而富兰克林也不再参加长老会的活动。
亨普希尔事件发生的背景正值一场复兴主义的大潮在北美殖民地汹涌澎湃，也就是大觉醒运动。以乔纳森·爱德华兹为代表的狂热的传统清教主义者，通过讲述火焰和硫磺的故事，致使整个教会陷入狂乱、急速变革之中。正如爱德华兹在其著名的“恐怖”布道中所言：“罪人在愤怒的上帝手中。”唯一可以使其免于堕入无尽地狱的希望就是那难以名状的仁慈，“上帝将会在火堆上将你托住，就像在火上托住一只蜘蛛或其他小虫子一样”。
富兰克林与其观点截然不同。实际上，爱德华兹和富兰克林是美国当时两位最杰出的人物。正如卡尔·范·杜伦所谓的“是试图掌握美国命运的两种运动之象征”。爱德华兹及其所代表的大觉醒运动希望将北美殖民地带入清教主义痛苦的自省之中，而富兰克林则希望将北美殖民地带入一个崇尚包容、个人品德、公民道德、善举和理性的启蒙时代。
因此，当富兰克林被乔治·怀特菲尔德这位大觉醒时代最知名的巡回牧师所吸引时，令人大为震惊，甚至有些奇怪。怀特菲尔德1739年来到费城，他当初在牛津大学彭布洛克学院的时候并不如意，后来在卫理公会与后来的加尔文派的教义中获得了“新生”。怀特菲尔德坚持认为人的救赎只能通过上帝的仁慈才能实现，但同时也极力推行各种善举。他常年在北美各殖民地进行巡回布道，还为佐治亚的一所孤儿院募集善款。他为慈善事业募集到的善款比同时代的任何牧师都多，并用其修建了很多学校、图书馆和救济院，遍布欧美各地。因此，尽管富兰克林不赞同他的理论，却深深为他吸引，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怀特菲尔德在费城（当时北美殖民地最大的城镇，有13 000多名居民）进行的晚间户外布道吸引了大批听众，其中也包括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很不错的文章，对此事进行报道。“周四，怀特菲尔德牧师在法院外的走廊进行布道。那时是晚上6点，却吸引了近6 000名观众，怀着虔诚的心静静地站在他面前接受心灵的熏陶。”怀特菲尔德在费城待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听他布道的人与日俱增。他在北美殖民地进行巡回布道期间，怀特菲尔德曾先后三次来到费城。
富兰克林对他充满敬意。在他出版的第45期《宾夕法尼亚报》中，富兰克林曾对怀特菲尔德的外貌进行了详细描述，还曾8次将其布道内容放在报纸头版。富兰克林曾在其自传中以略带嘲讽的口吻（只是在多年未见之后才敢如此）回忆了当时对怀特菲尔德的狂热：
我恰好参加了他的一场布道。当时我看出他打算在布道之后向听众募集资金，就暗暗打定主意，不给他一分钱。当时我的口袋里有一把铜钱、三四个银元和5个金币。随着他布道的进行，我的决心开始动摇了，决定把铜板捐给他。后来他的演讲打动了我，使我深感羞愧，我决定把银元捐出来。到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讲得如此精妙，所以我就把钱都拿了出来，包括金币，全部放在收款人的盘子里。
对于怀特菲尔德对费城居民的感染和转化，富兰克林也大为惊奇。“民众从未显示过如此强烈想要参加布道的愿望，”富兰克林在报纸上写道，“宗教成为了人们交谈中的主要话题，而此方面的书籍也供不应求。”
与此同时，富兰克林的生意头脑也从未消失。他与怀特菲尔德见了面，并达成协议，成为他的布道词和日记最早的出版商。怀特菲尔德第一次造访费城之后，富兰克林就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2先令一卷的价格预售怀特菲尔德的布道词。几个月之后，他又刊登了一份声明，说订单过多，所以决定“付现款者优先”。
最终，怀特菲尔德的布道词销售量达数千卷。这在给富兰克林带来了财富的同时也使怀特菲尔德声望大增。富兰克林还出版了10期怀特菲尔德日记，每期价格是他自己的《穷理查历书》的5倍，甚至还招募了他所认识的其他北美殖民地的11名印刷商组成了销售网络，以确保这些书大卖。他在新港的妹妹安妮·富兰克林一次就订了250册。1739~1741年期间，富兰克林所承印的书中有一半都是怀特菲尔德自己或与之相关的作品。
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质疑富兰克林对怀特菲尔德的激情只是出于金钱上的考虑。但这样的想法过于简单。正如很多事情一样，富兰克林一直将他的物质利益与造福公众的愿望以及个人激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富兰克林生性友善，并为怀特菲尔德的迷人魅力和慈善天赋深深吸引。他曾经请怀特菲尔德到家中做客，怀特菲尔德因此十分感激地称这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富兰克林则纠正他说：“别弄错了，这可不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而是看在你的份上。”
此外，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理论分歧，但富兰克林仍然为怀特菲尔德所吸引的原因还有他的到来动摇了费城的统治基础。富兰克林一直对当地宗教精英十分不满，因此很乐于看到怀特菲尔德这个深受欢迎的巡回牧师的到来给对方带来的困扰和不便。富兰克林还高兴地看到，在自己的资金支持下，怀特菲尔德的支持者们修建了一个新的集会教堂，除了可作他用之外，任何信仰的人都可以在此宣传自己的观点。“即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学者要派人来向我们传授教义，他也能在此讲授。”
当时，费城的一些绅士曾经给富兰克林的报纸写了一封信，说怀特菲尔德的布道在“上等人当中并不成功”。富兰克林则对此坚决反对，这也充分显示了他反对特权的平民主义的观点。而在接下来的一期报纸上，富兰克林以“普通人”为笔名，讽刺了“上等人”以及那些暗示怀特菲尔德的支持者是“劣等人、暴民、下等人”的说法。“普通人”说他和朋友们都骄傲地称自己是“下等人”中的一份子，但他们对有人自称是“上等人”，暗示民众是“蠢人”的做法十分痛恨。
一个名叫汤姆·杜鲁门（或许是富兰克林托名）的绅士则在此后的一周给威廉·布拉德福德那份更高级的报纸写信，称这样的冒犯并非有意为之，并指责“普通人”自以为是全镇的民众领袖。富兰克林在自己的报纸上以“普通人”的身份回应道，他只是一个“贫穷、普通”的手艺人，工作之余“并没有去酒馆喝一杯，而是以在图书馆里读书为乐”。因此，他只是痛恨那些自称是上等人的家伙，也看不上“那些家伙的同类人”。尽管富兰克林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而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摆出一副贵族的架子，但富兰克林仍然对此十分痛恨，并为做一名捍卫中产阶级利益的普通人深感自豪。
1740年秋，富兰克林对怀特菲尔德的狂热终于有所降温，但对其带来的巨大利益却始终如故。怀特菲尔德试图使富兰克林皈依加尔文教派从而获得“新生”的愿望逐渐破灭。而费城绅士中那些对富兰克林而言极有价值的赞助人开始谴责《宾夕法尼亚报》对怀特菲尔德的报道过于狂热。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富兰克林发表了一篇社论，否认（虽然不大令人信服）自己有任何偏见，并重申了他在1731年那篇著名的《为出版者辩护》中的观点：“当公平竞争时，真理必将战胜谎言。”同时，富兰克林还刊登了一封来自某个牧师的信，指责怀特菲尔德“胡言乱语”。随后，他还发表了三本小册子，有两本是对怀特菲尔德进行猛烈攻击，另外一本则是怀特菲尔德的回应。就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报》所刊登的读者来信而言，1740年前9个月中，有90%的读者是支持怀特菲尔德的，而在此之后大部分都是反对他的，虽然富兰克林自己写的文章仍然是支持态度。
尽管激情不再，但富兰克林仍然支持怀特菲尔德，两人还一直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直至1770年怀特菲尔德去世。在富兰克林撰写自传时，怀特菲尔德已经去世，他再次用调侃的语气对怀特菲尔德进行了温馨的回忆。文中写道，他曾经参加了怀特菲尔德的一场布道，内容好坏还在其次，他用心地估算了一下怀特菲尔德的声音能传多远。至于怀特菲尔德对自己精神生活的影响，富兰克林促狭地回忆道，“他有时的确会为此祈祷，希望我可以改信他的宗教，但没有成功，因此他也无法因为相信上帝听到了他的祈祷而心满意足。”
出版大战：被激发的权力欲望
随着富兰克林的出版生意越做越大，他和费城另外一个出版商安德鲁·布拉德福德的竞争也越发激烈。18世纪30年代初，他们一直在相互取笑对方报纸上的错误，就想加入共济会的那个年轻人之死和亨普希尔的布道词等问题争论不休。此外，他们之间的竞争如此激烈，还掺杂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布拉德福德出身良好，他和他的报纸一直站在宾夕法尼亚“领主那边”，支持佩恩家族和他们任命的总督。但手工业者家庭出身的富兰克林和他的《宾夕法尼亚报》却反对现有制度，倾向于支持民选议会。
在1733年议会议长选举期间，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更为明显。当时，安德鲁·汉密尔顿谋求连任，他是反领主力量的领导者，曾帮助富兰克林从布拉德福德手里夺下了政府的印刷业务。富兰克林很欣赏他反对贵族统治的平民主义思想。“他不是权力的朋友，”富兰克林写道，“而是穷人的朋友。”布拉德福德则恰好相反，刊登了大量文章猛烈攻击汉密尔顿。其中有一篇文章《论不忠》，不仅攻击了汉密尔顿，而且也捎带上了富兰克林。还有一篇则是指责汉密尔顿辱骂佩恩家族，而且作为贷款处的负责人滥用职权。
富兰克林撰写了一篇立意高远但言辞犀利的反驳文章为汉密尔顿辩护。这篇文章以与汉密尔顿的对话实录的形式，指责布拉德福德用词荒唐（本来想说“轻蔑”，却用成了“卑劣”）、不敢用真名（以为不署名的情况很正常，可以掩人耳目）。文中的汉密尔顿拜访共读社，偶遇了穷理查，然后向他倾诉自己“出淤泥而不染”。
汉密尔顿赢得了连任，因此，在1736年的时候，他任命富兰克林为议会秘书。于是，富兰克林再一次将服务公众和为自己谋利结合在了一起。他大方地承认，秘书一职“还能让我更好地与议员们保持联系，从而揽到印刷选票、法律、纸币的生意以及其他临时的公家业务。总体来说，这些生意的利润很不错”。
秘书的经历还使他学到了劝导对手的有用技巧。在一位家产丰厚、教养良好的议员公开对他表示反对之后，富兰克林决定赢回他的支持。
我不想靠卑躬屈膝来获取他的支持。但不久之后，我通过其他方法办到了。我听说他有一本十分稀有的珍贵藏书，就写了一张便条，说很希望能拜读，请他把书借给我几日。他很快就把书寄了过来，大约一周之后，我就把书还给了他，并附上一张便条，对他的帮助深表感谢。等我们再次在议会见面时，他就和我说话了（之前从未有过），而且彬彬有礼。从此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他都愿意对我施以援手，我们成了好朋友，直到他去世。这再次印证了我曾听过的那句古老格言：“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愿意再次帮你，他们比那些你帮助过的人更愿意如此。”
富兰克林与布拉德福德之间的竞争还有很有趣的一面，尽管当时看来不同寻常，但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却司空见惯。即使在很多领域斗得你死我活，但正如现代的传媒巨头一样，他们在其他领域紧密合作。举个例子，1733年，他们一方面围绕汉密尔顿的竞选连任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同时又决定共同印刷一本成本极高的圣诗诗集，以分担风险。在布拉德福德的建议下，由富兰克林负责印刷，布拉德福德则提供纸张，他们分担成本，印出来的500本成书则一人一半。
在与布拉德福德的竞争中，富兰克林有一个极大的劣势。布拉德福德时任费城邮政局局长，因此可以利用职权限制富兰克林使用邮政网络发行《宾夕法尼亚报》（至少表面上如此）。这种关于公开发行权的争斗是延续至今的内容生产者和渠道控制者之间矛盾的雏形。
一次偶然的机会，富兰克林结识了时任殖民地邮政总长的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上校。斯波茨伍德给布拉德福德下令，允许其他报纸使用邮政网络发行。但是布拉德福德仍然阳奉阴违，给富兰克林的发行制造麻烦。无奈之下，富兰克林只好贿赂邮差。但是，富兰克林除了担心费用问题之外，还很在意公众对他的看法。因为布拉德福德控制着整个费城的邮政系统，富兰克林写道：“不难想象他有更好的获得新闻的机会，他的报纸发行更为便利，因此广告收益也远比我高。”
但富兰克林利用布拉德福德账目不清的纰漏成功地抢到了费城邮政局局长之职。1737年，在富兰克林的推波助澜下，斯波茨伍德上校撤销了布拉德福德的职务，转而任命富兰克林为费城邮政局局长。“我欣然接受，”富兰克林写道，“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好处，尽管薪水不高，但通信和稿件的往来便利多了，提高了报纸的质量，订阅数量和广告的需求也得到了增加，因此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布拉德福德的报纸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富兰克林并没有以牙还牙，反而同意布拉德福德的报纸和自己的《宾夕法尼亚报》及其他报纸一样使用邮政网络发行，起码最初的时候如此。在他的自传中，富兰克林对自己的开明颇为得意。然而，实际上，这一政策只持续了两年。因为布拉德福德从未把自己任内的账目搞清楚，斯波茨伍德给富兰克林发了一道指令，“对他提起诉讼”，“邮局也不再发行他的任何报纸了”。
于是布拉德福德就和富兰克林当初一样，不得不贿赂邮差以偷偷地发行自己的报纸。富兰克林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布拉德福德的做法如出一辙。但即使是这种所谓的宽容也没能持续多久。
1740年，富兰克林和布拉德福德就北美殖民地第一本大众杂志的发行又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富兰克林首先想出了这个主意，但这一次他又被一个知己给出卖了，就像当初他打算办报纸的时候一样。正如聪明的穷理查在1741年历书中所言：“如果想向敌人保守秘密，就不要告诉自己的朋友。”
这次背叛他的是一个叫约翰·韦布的律师，当时他给《宾夕法尼亚报》撰稿，还被富兰克林选作代理人，按照斯波茨伍德上校的命令指控布拉德福德。富兰克林曾经向韦布描述过自己的计划，并向其许诺编辑的位置。但韦布却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布拉德福德，并得到了更优厚的条件。因此，1740年11月6日，布拉德福德宣布自己将发行《北美殖民地杂志》的计划。一周之后，富兰克林刊登了自己的计划，宣布将发行《大众杂志》。
在富兰克林的声明中，他谴责了韦布的背叛。“此本杂志……已经计划良久，”富兰克林写道，“其实它本不应该这样早产，如果不是一个人，一个我曾信任地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却又将其卖给了上一期《美利坚信使周报》的人……他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这一事件使富兰克林全面禁止布拉德福德的报纸通过邮政网络发行。这同时又将邮政网络的接入权这一问题转变成了公共事务。
韦布在下期的《美利坚信使周报》上进行了尖锐回击。他同时还指出了富兰克林一个不太招人喜欢的品质：他太聪明了，对于某事他通常是巧妙暗示而不是直截了当说明。韦布认定“就像一个狡猾的扒手一样”，富兰克林通常是“卑怯”地暗示，而不是大胆地做一个“直接的说谎者”，“他通常是旁敲侧击”，这样被攻击的人就很难直接为自己辩解。富兰克林本以为这种间接暗示要比针锋相对更温和一些，但实际上会引起更大的敌意，甚至给自己带来欺骗的名声。
富兰克林并没有回应。他知道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刺激韦布和布拉德福德，只是在下一期的报纸上把自己的声明又印了一遍。韦布果然中招，在《美利坚信使周报》上又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而富兰克林再次显示出了自己的克制，他没有回应，在接下来的一期报纸上把当初的声明又印了一遍。韦布和布拉德福德都快词穷了。
韦布却不甘心，再次将冲突升级。他在12月4日的《美利坚信使周报》下了一个结论，而且他确信肯定会得到富兰克林的回应。韦布写道，“自从我第一封信以来”，富兰克林“就开始利用自己的职权禁止《美利坚信使周报》通过邮政网络发行”。富兰克林终于出手了，他在下期出版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做出了一个略显虚伪的解释。富兰克林声称一年前就已经禁止《美利坚信使周报》使用邮政网络了，这与当下关于杂志的争论无关。相反，是邮政总长斯波茨伍德直接下的命令。为了证明此点，富兰克林登出了斯波茨伍德的来信。他说韦布和布拉德福德对此心知肚明，尤其是韦布，因为他正是富兰克林聘用的递交指控的律师。
韦布则列出事实作为回应。他承认斯波茨伍德的确命令富兰克林禁止官方发行布拉德福德的报纸。但是，富兰克林也很清楚，邮差们还是继续偷偷摸摸地捎上《美利坚信使周报》。韦布还指控富兰克林亲口告诉别人，自己之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因为这样就可以保证布拉德福德不敢在报纸上登载对他不利的话。韦布写道：“他承认，他允许邮差私下里发送布拉德福德先生的报纸，这样他就可以对其完全掌控。”
这场关于邮政的公共争论，在双方都开始发行自己杂志后便偃旗息鼓了。最后，韦布和布拉德福德赢得了三天的时间。他们的《北美殖民地杂志》于1741年2月13日和读者见面，而富兰克林的《大众杂志》则是在16日面市。
当时所谓的杂志实际上只是将报纸上和其他地方搜集的一些东西整理在了一起。富兰克林《大众杂志》刻意模仿当时伦敦已经发行了10年的《绅士杂志》，内容索然无趣：主要有官方声明、关于政府情况的报告、关于纸币发行问题的争论、诗歌的摘抄，还有一篇关于怀特菲尔德孤儿院的报道。
这一尝试失败了。布拉德福德的杂志只存活了三个月，富兰克林的也好不到哪儿去，也只有半年。期间，富兰克林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著作，除了一首在布拉德福德杂志上刊登的他以爱尔兰方言写的广告诗。但是这场源于杂志的发行之战的确唤醒了富兰克林对整个邮政系统权力的欲望。
萨莉·富兰克林：给女儿的实用教育
1743年，在那个不幸夭折的男孩弗朗西斯出生11年之后，富兰克林家里多了一个女婴，按照德博拉母亲的名字取名为萨拉，他们都叫她萨莉。她4岁时，富兰克林曾给自己的母亲写信，告诉她：“您的孙女是我见过的对书籍和学校最感兴趣的孩子。”两年后，他又写了一封类似的信：“萨莉已经长成一个好姑娘，她勤奋练习女红，读书也很有天赋。她性格温顺，对父母和所有人都孝顺听话。也许是我太自负了，但我仍认为她会变成一个聪明、睿智、高尚、受人尊敬的女性。”
富兰克林曾半真半假地提议让宝贝女儿嫁给威廉·斯特拉恩的儿子。斯特拉恩是伦敦的一个印刷商，也是他的英国笔友之一（在此方面，富兰克林其实并不是大男子主义者，他也曾试图给自己的儿子威廉定亲，而之后他还试图撮合他的两个孙子和他英国和法国朋友的孩子们在一起，但无一成功）。在富兰克林给斯特拉恩的信中，充分体现了他对萨莉的喜爱之情以及他认为女儿应该具有怎样的道德品质。富兰克林写道：“每天都会发现她在勤奋、节俭等一切女性美德方面取得的进步。”当时萨莉只有7岁。6年之后，他又写道：“萨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柔情似水，孝顺、勤奋，有一颗善良的心，尽管不是太聪明，但就她现在的年龄而言不是缺点。”
在年轻时与克林逊的一场辩论中，富兰克林已经提到了他认为女孩和男孩一样，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这一立场在其写塞伦斯·杜古德系列文章时，也再次得到重申。富兰克林将自己所推崇的观点在萨莉身上进行了实践，对她的教育主要强调实用，这也符合富兰克林的性格。富兰克林十分肯定萨莉需要学习阅读、写作和数学。在萨莉的请求下，他又让萨莉上了法语课，尽管没过多久萨莉就不感兴趣了。富兰克林还坚持萨莉必须学习记账。当他在查尔斯顿的一个合伙人去世，那人的妻子不得不接管生意的时候，富兰克林再次坚定了女孩子必须要学习记账的观点，“因为一旦守寡，记账对她和他们的孩子来说要比音乐或舞蹈有用得多”。
萨莉才8岁的时候，富兰克林就从英国给她进口了一大堆书。当时富兰克林认为萨莉可以在自己的印刷店负责出售这些书，同时也希望她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那些书包括了温切斯特学院的36本手册、4本字典，还有24本“有机智格言的故事和寓言”。
然而，富兰克林要求萨莉大部分时间都要用来提升自己的家庭生活技能。一天，看到萨莉没能缝好纽扣后，富兰克林特地安排自己的裁缝去给萨莉上课。萨莉从未像威廉一样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富兰克林准备在费城建学校时，萨莉才6岁，但他没打算招收女孩。
德博拉只生了一个女孩（抚养了一个私生子），在当时对一名健康的女性来说，她的子嗣的确不算兴旺。她自己有6个兄弟姐妹；富兰克林的父亲则结了两次婚，有17个孩子，平均每次婚姻有8个孩子。富兰克林本身也很喜欢孩子，还曾经让穷理查对有孕妇相的女人大唱赞歌。在波莉·贝克等讽刺性文章和很多严肃的文章中，如《对人类繁衍的观察》，他对多子的好处更是大加赞扬。因此，富兰克林的子女不多应该不是故意为之，相反，它反映出夫妻之间缺少性生活或者不易受孕，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境况最终给了富兰克林更多余地，可以从生意中早早抽身，进行科学研究以及遥远漫长的外交官之旅。或许这也是他一生都喜欢和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交朋友，并将他们视为己出的原因。
波莉·贝克：抨击对女性的不公正态度
富兰克林对女性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当时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来解释，但也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然而，可以明确的是，他的确很喜欢女性，喜欢与她们作伴，喜欢与她们交流，有时候对她们彬彬有礼，有时候又和她们打情骂俏。在萨莉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富兰克林就曾经写了两篇著名的文章，以不同的方式，将其对非婚性行为的宽容态度和对女性的欣赏戏谑地结合了起来。
写于1745年的《写给年轻人选择情人的建议》如今已是举世闻名了。但在19世纪的时候，此文和富兰克林的许多其他文章一道被富兰克林的孙子藏了起来，因为觉得内容过于露骨，不适合出版。在此文中，富兰克林一开始就将婚姻视作对性瘾“最合适的治疗方式”。但是如果读者“不接受这一忠告”，仍坚持“必须发生性关系”，富兰克林则建议“必须选一个年纪大的女性而不是年轻女性做情人”。
富兰克林接下来语带挑逗地列出了8条理由：年纪大的女性更了解世界，因此沟通也更顺畅；当女人不再美丽时，她们会想方设法“维持对男性的魅力”；不会有要孩子的危险；她们更加谨慎；女人变老的过程是从头至脚，所以即使女人脸上爬满了皱纹，但只关注腰部以下时，她们和年轻女性没有区别；和一个老女人偷情比使一个处女堕落的罪恶感要轻得多；不会良心不安，因为老女人会乐在其中，而使一个少女迷失会让你时不时深感悔意；最后，富兰克林写出了最无耻的一句：“最要紧的是，年纪大的女人会因此心存感激。”
《波莉·贝克的演讲》则是以一个女性的角度讲述性和苦恼的故事。这也是富兰克林擅长的手法，显示出他赞美女性的能力。此文据说是对一个因未婚生子而遭受审判的女子演讲的回忆，最初在伦敦出版，很快就在英国和北美多次再版。人们当时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篇小说。而当富兰克林出面承认这是一个恶作剧的时候，已经是30年之后的事情了。
文章的幽默背后隐藏着对当时社会的伪善及对女性和性的不公正态度的尖锐抨击。波莉质疑自己一直都遵从上帝的旨意，多生子嗣。“我冒着生命危险，把5个孩子带到了人世。我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把他们拉扯大。”她还抱怨道，如果不是法院不停地对她罚款，她的日子还可以过得更好。“在一个急需人手的新兴殖民地里，增加国王子民的数量难道是一种罪过（就本质而言）吗？对我来说，却是如此。但我觉得与其对其进行惩戒，倒不如更应该表扬。”
富兰克林本人就有一个私生子，但承担起了将其抚养长大的责任。因此他严厉地指责了社会对待波莉的双重标准，只是指责她本人，而那些与她发生过关系的男子却可以安然无事，将其视为一种羞辱。正如波莉所言：“当我还是处女的时候，我被那个虚伪的婚姻承诺所骗；而正因为太轻信别人假意的承诺，我不幸地失去了珍贵的名誉；但我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却抛弃了我。这个男人你们都认识，他现在就是本地的行政长官。”
波莉肩负起做母亲的责任，生下了孩子，尽管没人与她结婚，而且遭到公众的指责。但她对应该遭受的处罚提出了质疑：“依我的愚见，与其受鞭笞，还不如让我牢记这次教训。”富兰克林写道，法庭上的人们都因这席话而备受感动，其中一名陪审员第二天就和她结婚了。
创办北美殖民地哲学会：联系其他殖民地
富兰克林是最早将北美殖民地视为尚未统一的联盟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分散的殖民地的先贤之一。他走遍了所有殖民地，与从罗得岛到南卡罗来纳的广大印刷商结成了联盟，通过广泛阅读北美殖民地其他出版物为自己的报纸和杂志搜集新闻。现在，作为费城邮政局局长，富兰克林与其他殖民地进行联系则更加容易，而他对其他殖民地的兴趣也与日俱增。
1743年5月，富兰克林在《在北美的英殖民地中促进实用知识的建议》一文中提议成立一个北美殖民地哲学会。这实际上是一个地理范围更为广阔的共读社。当时自然学家约翰·巴特拉姆等人已经探讨了这一问题，也只是局限于理论上。富兰克林则不同，他有自己的刊物，也有兴趣，他还和其他殖民地有邮政业务上的往来，因此可以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哲学会的地点就设在费城，并吸纳了来自其他不同城市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们通过写信分享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的摘要会定期寄给会员。
富兰克林为哲学会拟就了一个详细的章程，规定了学会将要探讨的主要话题。不出所料，这些话题大部分都是实用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具体包括：“所有新发现的植物，草、树、根，它们的特性及用途……蔬果汁的改良，如果汁、葡萄酒……防治疾病的新方法……数学等各领域中有用的新发展……一切新技艺、行业、制造业，包括可以提议或考虑到的……海岸或内地具体地区的测量、地图和图表……一切揭示事物本质的哲学实验。”
1744年春，哲学会已经开始举行定期聚会了。那个“书呆子”数学家托马斯·戈弗雷也是会员之一，这也表明他与富兰克林之间因嫁妆和历书而产生的不合已经烟消云散。卡德瓦拉德·科尔登是最重要的会员之一。科尔登是纽约的一名学者和官员，多年前在旅行中与富兰克林结识。他们成为一生挚友，相互激发彼此对科学的兴趣。起初哲学会并不活跃，富兰克林曾抱怨会员们都是“懒散的绅士”，但最终发展成一个著名的哲学团体，延续至今。
创办宾夕法尼亚民团：联合而不是各自为政
富兰克林所成立的大部分志愿团体，如共读社、图书馆、哲学会甚至消防队，都只是民间行为，没有篡夺政府的权力（当计划建立一支警务巡逻队伍时，他建议由议会授权并对其进行管理）。但是1747年富兰克林所提出的建议却并非如此，尽管他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当时，富兰克林提议建立一支独立于宾夕法尼亚殖民政府之外的武装力量。
富兰克林建立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宾夕法尼亚民团的提议，源自当时的宾夕法尼亚政府无力应对日益增加的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威胁。自1689年以来，英国和法国一直都在北美殖民地进行断断续续的战争，双方都拉拢了一些印第安部落和私掠船以获得优势。当时在北美殖民地的最近一场战争就是乔治王之战（1744~1748年），这实际上是当时欧洲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一个分支。此外还有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场奇怪的战争——詹金斯耳朵之战（发生在一名英国走私者被西班牙人割掉了耳朵之后）。而1746年那些代表英国去加拿大与法国和印第安人作战的士兵中则有富兰克林的儿子威廉，当时他年约16岁，他父亲觉得难以把他拴在家里。
威廉实际上从未参加任何具体行动。但当法国和西班牙的海盗顺着特拉华河开始洗劫沿岸的城市时，费城的安全的确受到了威胁。当时由主张和平的贵格会教徒控制的宾夕法尼亚议会惊慌失措，没能组织起任何防御。富兰克林对当时殖民地的不同社会集团——包括贵格会教徒、圣公会教徒、长老会教徒、城市和乡村的民众——不愿意同仇敌忾十分不满。因此，1747年11月，他写了一本小册子《简单的真理》，署名是“费城的一名商人”。
富兰克林首先描述了一次海盗夜袭所带来的灾难，听起来就像是“大觉醒运动”中有关恐怖的布道：
警报响起后，所有人都感到了恐惧……男人们发现妻子和孩子紧紧搂着自己的脖子，流着眼泪恳请他带着他们离开这个城市……那些海盗们首先将城市洗劫一空，最后纵火焚烧……待在自己的家里，你发现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只能祈求敌人的怜悯……当你的亲人、财产、妻女正遭受那些残忍、狂暴、抢掠、贪婪的暴徒的威胁时，谁能够想象得出其中的痛苦？
富兰克林用了一个小小的双关语（“朋友”和“法国人”），首先指责了议会中的贵格会教徒：“我们应该恳求他们意识到保护民主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即使不是出于朋友（法国人）的立场，也应该从立法者的角度出发。”他还指出，如果这些反战主义者不愿有所作为，他们就应该躲到一边。随后，富兰克林又把矛头指向了站在领主一边的那些“大人物和富人”，这些人因为对议会的“妒忌和不满”而拒绝采取行动。
到底谁能够拯救这座城市呢？富兰克林发出了号召中产阶级行动起来的战斗口号。“只有我们，中产阶级。”富兰克林骄傲地写道，而在文中这个词出现了两次，“宾夕法尼亚和费城的商人、商店店主和农场主们！”
富兰克林认为没有等级区分的平民主义立场尤为值得关注。富兰克林认为，民团组织应遵照地域远近而并非社会地位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避免民众因为自己生活中的地位、素质或身份形成小团体。民团就是要把那些最伟大和最渺小的人聚拢在一起……人与人之间没有生存环境的区别，只有军衔的不同”。富兰克林甚至更为民主地提出每支民团的军官们应该由民团选举而并非由总督和国王任命。
富兰克林最后表示，如果他的请求反响良好，他愿意就民团组建提出具体的建议。事实也的确如此。“效果立竿见影。”富兰克林后来写道。因此，一周之后，富兰克林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阐释性的文章，具体描述了民团的结构、训练和规则等。尽管从不是一个热衷或擅长在公众面前进行演讲的人，但富兰克林仍然表示同意在一个造帆的楼厢上向他的中产阶级朋友们发表演讲，并在两天之后，在为怀特菲尔德修建的新会堂中向“绅士、商人以及其他”更高层次的观众发表演讲。
很快，全宾夕法尼亚有近万人响应了这一号召，成立了100多支民团。富兰克林自己组织的费城当地民团选举他为指挥官，但他拒绝了，称自己并不“合适”，相反，却当起了“普通一兵”，定期在特拉华河两岸在其帮助下建起的炮台上执勤巡逻。富兰克林同时还以替不同的民团设计不同的徽号和标语为乐。
为进一步提高民团的战斗力，给民团配置加农炮和其他装备，富兰克林还组织了一次奖券发行活动，募集了3 000多英镑资金。当时，大炮需要从纽约购买，所以富兰克林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向乔治·克林顿总督请愿。正如富兰克林日后稍有欣慰地回忆：
起初他不容分说地拒绝了我们，当我们和他的参事会成员一块吃饭时，根据当地的风俗，喝了很多马德拉酒。于是，他的态度有所软化，表示可以借给我们6门大炮。又喝了几杯之后，他说可以借10门。到了最后，他爽快地答应借给我们18门。这些大炮十分精良，能发射18磅[1]的炮弹，还配有炮架。
富兰克林并未意识到民间组织从政府手中抢夺建立和控制武装民团的权力是多么激进。他的章程，无论是精神还是文字，隐隐中带有30多年后《独立宣言》的味道。“如果我们所在地的政府不保护我们，”富兰克林写道，“我们就自己保护自己，为了我们的共同安全，为了我们妻儿和财产的安全……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联盟。”
宾夕法尼亚的领主托马斯·佩恩对富兰克林这一举动的意义反而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一联盟是建立在对政府的蔑视之上，”他在给总督参事会秘书的信中写道，“与叛国几乎不相上下。”在随后的一封信中，佩恩称富兰克林为“某种民众领袖”，并抱怨道：“他是一个危险的人，如果他生在别的国家，我或许将十分高兴，因为我确信他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1748年夏，战争的威胁逐渐减弱，民团也就解散了。富兰克林并没有打算利用他所获取的新权力和声望谋利。但他却从中吸取了教训，至死不忘。富兰克林认识到殖民地的人民们可能要自己保护自己，而不是指望那些英国总督。那些权贵们没什么区别，而由工人和商人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将是这片新大陆上骄傲的“中坚力量”。富兰克林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核心理念：当民众或北美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形成联盟而不是各自为阵的时候，他们能取得的成就将比独自奋斗要大得多。
财务自由：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领域
经过多年的努力，富兰克林的小印刷店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业务涵盖多重领域的媒体“集团”。他旗下包括印刷店、出版社、报纸、历书系列，甚至还控制了费城的邮政系统。他所出版的畅销书包括《圣经》、圣诗集以及塞缪尔·理查德森所著的小说《帕梅拉》。《帕梅拉》是一个生动活泼又极富道德内涵的故事，富兰克林对此很有兴趣（富兰克林1744年的重印使得本书成为第一部在北美殖民地出版的小说）。富兰克林还建立了一个遍布北美殖民地且获利颇丰的合作经营和特许经营网络，从新港到纽约，再到查尔斯顿和安提瓜，到处都有他的生意。于是，财富通过各种明智的途径（大部分都是富兰克林自己创造的）滚滚而来。富兰克林后来回忆道：“我通过观察发现，当你赚到第一个100英镑的时候，后面就容易多了。”
然而对富兰克林来说，赚钱并不是目标。尽管《穷理查历书》中有许多教人如何致富的道理，他后来也赢得了节俭的名声，但富兰克林骨子里并不是一个贪婪的资本家。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宁愿别人说他活着的时候很快乐，也不愿意说他死的时候很富有。”
于是，在42岁的时候（也正是他人生中的中点，富兰克林活了84岁），富兰克林激流勇退，把印刷店的生意交给自己的工头戴维·霍尔打理。富兰克林与霍尔签下的协定带来的收益对大多数人来说十分丰厚：在未来18年中，富兰克林将获得一半盈利作为分红，大概是每年650英镑。当时一个普通职员的年收入是25英镑。这足以让他衣食无忧了。富兰克林觉得没有理由再让自己每天操心生意，赚更多钱了。在写给科尔登的信中，富兰克林写道，我终于可以享受“读书、做实验以及与那些聪明、富有并珍惜我们之间友谊的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的乐趣了”。
直到那时，富兰克林仍骄傲地称自己是个手艺人和普通的商人，全无甚至厌恶那些贵族的虚伪。这也是当他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厌恶与日俱增时（当时他希望成为邮政总长的愿望也破灭了）对自己的定义；还是1771年富兰克林开始写自己自传时，在自传中对自己的定义；同时也是富兰克林后来成为革命的爱国者、带着皮帽子的外交官，坚决反对那些世袭封号和特权的原因所在。
然而，就退休这件事而言，以及未来10年的时间里，富兰克林也时不时地设想一下自己是一名高雅的绅士。戈登·伍德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中将富兰克林称为“美国国父中最有贵族气质的几位”。这一论断或许有些笼统，甚至将贵族气质定义得过于宽泛。因为在富兰克林刚退休之后的那些年里，他对很多做官的机会敬谢不敏，在参与地方政治的过程中也保持了平民本色。但从商业中抽身的确使富兰克林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正如伍德所言，富兰克林那时的愿望即使不是“成为贵族的一份子”，至少也是成为一个披着“开明外衣的”，“具有绅士风度的科学家和公共官员”。
富兰克林这种对于社会地位自相矛盾的想法，在一张油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张画的作者是罗伯特·费克，一个颇受欢迎的自学成才的画家。是年，费克刚从波士顿来到费城，就画下了这幅现存最早的富兰克林画像（现存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画中的富兰克林身穿天鹅绒的外套和褶皱印花的衬衫。带着假发，看上去就像一个绅士。与费克同年的其他画作相比，富兰克林的穿着打扮仍相对简单，没有那种对自己社会地位的夸耀。“他展现出几乎令人痛苦的朴实，毫不招摇。”艺术史学家韦恩·克雷文评论道，他是研究殖民地时期绘画的专家。“富兰克林的朴实不是偶然的，画家和富兰克林本人都认为这是展示殖民地那些虽然成功，但并非富有的商人形象的最佳方式。”
退休之后的富兰克林并不打算仅成为一个自得其乐的绅士。他之所以从自己的生意中抽身是因为想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雄心犹存的那些领域：首先是科学，其次是政治，最后是外交和治国理政。正如穷理查在当年的历书中所言：“一寸光阴一寸金。”
[1] 1磅≈0.45千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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