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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秘密的革命者
儒勒·凡尔纳的政治见解；在《约拿唐号遇难者》中，作者形象地塑造了一个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考迪埃尔，但这位主人公后来还是使用暴力来捍卫他的事业。
社会问题必然冲击着这位1848年的革命党人。作为忠实的圣西门信徒，他原先曾从工业化的进步中看到改善人类命运的方式，可如今，他却对这些进步感到害怕；这些进步包含着财政因素的增长，这种增长起初倒带来一定的好处，可如今却变得四处蔓延而令人担心。他对圣西门设想的社会曾产生过模糊的希望，他自觉地倾向于反抗，但又为反抗所产生的结果感到害怕。使十九世纪末的社会动荡不安的混乱使他感到忧虑；他提出政治再也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他认为，从各种假设来看，这些问题只能在秩序中谋求解决；他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但又懂得仅以人的善意为基础的制度的脆弱性；他是个共和党人，但又发现民主正在滑向蛊惑人心的宣传——一种欺骗群众、使他们相信只要作出耐心而有步骤的努力便能获得好处的手段。
可怕而迷人的米歇尔常呆在他身边；他是个精明的辩证论者，常向父亲吹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他父亲也愿意接受，但他的那种批判精神又使他发觉这种制度的缺陷。学说总是吸引人的，因为这是逻辑结构；然而，由于论据不充分，其结论必然不堪一击。要将产生人类复杂情绪的各种因素列成方程式，这是难以办到的；可是，从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制度必须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不独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其中最为珍贵的，乃是对自由的需要。然而，建立政府的各种制度，终究不是没用吗？这一连串尝试，希望大，结果少，归根结蒂，难道不是一种并非按人的意志，而是按照必然产生的行动与反行动的自然过程而发生的现象吗？一群被抛弃在远离任何政治制度的未开发的土地上、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过日子的人，将怎么办呢？
既不承认存在上帝，也不承认有什么主宰的地地道道的无政府主义者，决不可能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幻想人类在伊甸园中生活的人，那是真正的诗人；乐园中灾难永远不复存在，如果取消了为保护这种灾难而设想的法规。人们夸大其辞将那个激烈表达他对社会的仇恨的人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他不是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所以如此，是为了要显示自己的意志。作者将要把一个热爱绝对自由的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单独抛弃在麦哲伦群岛的一块陆地上。这里没有社会群体，有的只是几个火地岛的原始人；他只是需要帮助他们的时候才跟这些原始人打交道，因此，他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考迪埃尔（Kaw－Djer），意思是“恩人”。他跟这些原始人当中的一对父子交上朋友，并跟他俩一起去捕鱼，因而对该群岛各危险海峡了如指掌。
命运将一艘运送移民的船约拿唐号抛上了海岸。这些移民
具有穷愁潦倒的共同特征：有些出身微贱，有些精
神失常；有的欠缺智力或体力，有的遭逢意外的不幸。
他们不得不自认难以适应所处的环境，因而决心到异
国他乡去寻求发财的机会。
他们因长期忍受人生的种种艰难困苦，个个变得
非常坚强；但他们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境况中无能
为力，因而不自觉地希望某个人能给他们各人分配一
项工作。因此，他们对前来救援的考迪埃尔表示信任，
信任他能替他们作主，信任他能保障他们的安全。这
群芸芸众生，将如何解决天天向他们提出的生活问题？
其中有一个移民叫哈里·罗兹。他比别人更聪明一些，主动向考迪埃尔征求意见。考迪埃尔建议他卸掉瘫痪的约拿唐号，把他的救生小艇修理好，然后驾着这只小艇，肯定可以到达阿雷纳斯角报告当局。这当即招来几个不满分子的反对；什么？卸掉一艘船，把他们当什么人了？一位失意的政治演说家费迪南·博瓦尔当机立断，站出来扮演护民官的角色；利用救生小艇将遇难者送到阿雷纳斯角好了；至于船上的货物，那是属于移民局的，他们大可不必“将自己变成剥削者的牛马”！
考迪埃尔只是回答说，要用救生小艇将全体人员送走，那得花费十年时间；在这块蛮荒之地，船上的货物必将对他们大有碑益。在水手长哈特勒普的指挥下，他们开始卸货了。在奥斯特岛上，生活组织得有条不紊。该岛的居民自觉地将考迪埃尔当成自己的督政官；虽然考迪埃尔固执地否认权威，但他事实上是拥有权威的。移民们趁他不在的机会，悄悄溜入食品贮存库喝得酩酊大醉，其中一个还企图勒死自己的妻子，这时考迪埃尔再也无法逃避自己的责任。必须严格禁止进入食品贮存库，这就成了一条法规。要让大伙遵守这条法规，就得安排岗哨。但如果不是头目，“谁敢发号施令？”考迪埃尔心里明白，“这群苦命人盼望他救助、规劝和作出决定，”“他迫于形势成了由大多数遇难者的默许所指定的这样一位头目。”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可大伙偏偏要将他变成主人。”倘若他一走了之，觉得背叛自己的信仰，这些苦命人将会遭受多大的痛苦啊！然而，在这种紧逼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头目来行使权力，但为什么要他当这个头目呢：“因为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水手长哈特勒普这样向他解释说。大伙赋予他的这种权力，他以作出有益建议的形式掩盖起来了。这些建议使移民们免遭冬季严寒的威胁。
接连发生的事故使他不得不进行痛苦的思索。他是一个“在盛怒之下会受神经主宰”乃至杀人的人；“人类为了控制自己野兽般的激情，果真需要借助一种有益的约束吗？”
粗野的共产主义者多里克及其信徒，打着“没有一件东西属于任何人”的幌子，“夺取了最好的位置，并逐步将一切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占为己有”。资本家帕特森利用一个酒鬼的恶癖进行盘剥。在这个严酷的冬季里，死亡时有发生，但幸存者始终无动于衷，各人都在庆幸自己躲过邻人的不幸，“这伙人的主要活动就是，扯开噪门作激烈而无谓的争吵”。“仿佛大自然在生命的胚芽里加入了要毁灭它所创造的一切这样一种卑微、专横的本能似的”，“这伙被迫陷入穷途末路的苦命人”的主导情感，“难道不正是那种潜伏着的相互仇恨吗？这种仇恨使他们为了鸡毛蒜皮的事而互相攻汗。”
作者的思绪引导他得出一些阴郁的看法：
同伴们的懦弱同样使考迪埃尔感到震惊……他们
是驯服的奴隶，随时准备执行别人给他们下达的命令。
他们从来不会主动地作点什么，总是让别人去为他们
作出决定。他终于无法否认，这种带普遍性的怯弱，使
少数人得以统治大多数人，并造成以牺牲被剥削者的
利益为生的少数几个剥削者。人类竟是这个样子？正
是这些不完善的法则，迫使他去深思，去发挥他的智
慧，以对付事物本身的天然力量；正是这些不完善的法
则，限制了一部分人的专横暴虐和另一部分人的奴隶
地位；正是这些不完善的法则，制止了仇恨的本能。如
此看来，这些法则是必要的吗？贯彻这些法则的权威
也是必要的吗？……在现实生活中，人类跟它得意地
凭空设想出来的理想的造物主大不一样。因此，承认
有必要保护人类，以免它受其本身、其缺陷、贪婪和恶
癖的危害，看来决非荒唐；既然各人都为自身的利益而
要求这种保护，那么，认为法规只不过如力学中的合力
一样，和解性地表达每一个人的愿望，也同样决非荒
唐。
考迪埃尔看破红尘的想法说明了作家晚年沉思默想的性质。接下来那段文字也正好反映了作家本人的忧虑：
考迪埃尔陷入了那个由束缚旧世界的各种规定交
织而成的罗网……他只觉得被一大堆法规、命令压得
喘不过气来……而这些法规的不一致以及它们经常使
人恼火的特征，使他看不清它们所包含的原则的必要
性。但此刻，跟这伙人混在一起，被命运安排在近乎原
始状态的环境中，他象一位俯身炉前的化学家那样，亲
眼目睹在人生的熔炉里发生的好几项连续反应……然
而，这位老人的内心正在发生激烈的搏斗。他虽然无
法阻止自己的理智的发展，但他那极端自由主义者的
个性正在进行反抗。他为连续发生的残酷斗争而心痛
欲裂。人的短处以及人在打破常规时所表现的软弱，
对考迪埃尔来说，或许仍然是使他感到惊讶的课
题，——尤其是关于财产的概念，始终还是一种信条。
谁都会理所当然地说，“这个是我的”；谁都会意识到一
种强烈的滑稽性——这种滑稽性在一位极端自由主义
的哲学家看来实在过于耀眼；谁都会意识到这样一种
奢望：一个如此脆弱终究要死去的人，竟然要为自己、
而且仅为自己垄断宇宙的某一部分……他那些火地岛
的朋友们……除自己本身以外一无所有，因此，对这样
一些理论或许会感到愕然。
智利允许奥斯特岛独立，对这政治家博瓦尔来说是一个夺取权力的大好时机。然而，那些最严肃的奥斯特岛人却要在岛上创办农垦场。“督政官”对任何事情均无预见，当冬季复始，创办农垦场遭受失败的人都纷纷躲回到营地里来，因而造成居民流动时，这位懒王也就被挤到一边了。饥饿和流行病迅速蔓延；那位政治家除鼓动人们去劫掠兴旺发达的农在外，找不到任何别的解决办法。但这么一来，挨饿的人更是有增无减。几个农场主奋起抵抗，击退了劫掠者；多里克趁机挑起一场暴乱；这场暴乱导致强者对弱者的残杀和欺压。考迪埃尔大概屈从于眼前的现实，不顾他们的反对，同意挽救这些丧失理智的人。于是，他组织了一支小小的武装队伍。他一出现，平静就恢复了。他甚至不再征求别人的同意，主动宣布自己为奥斯特岛人的首领；这场政变激发了热情。这位无政府主义者不自觉地成了个独裁君主！
他甚至不得不极其痛苦地采取他所厌恶的各种措施：进行搜查以重建食品仓库，征用财产，组织贸易，制定财产法；劳动成了一项法规。法庭、警察、金融以及公共工程，一项也没缺少，甚至还有监狱。
该岛的首府利贝里亚变成一个现代城市，智利政府甚至同意把合恩岛让给奥斯特国，由他们在那里设立一座高大的航灯，这无疑是考迪埃尔长期以来的一个梦想。
考迪埃尔曾因怜悯他的患难兄弟而牺牲自己对自由的热情，此刻，他认为事业已经完成，他可以解除自己的职务了，但一种新的考验又在等待着他。
因发现一块天然金块而引起黄金热。他试图将这种狂热平息下去，但没有成功；不仅奥斯特岛人全部变成淘金者而放弃各项有益的活动——这势必导致全岛经济的崩溃，而且领土也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淘金者的入侵。过不了多久，这些冒险家便大失所望，落到饥寒交迫的境地，于是只好进行劫掠，并成群结队地向首府涌去。
关于这些成千上万的骚乱者与奥斯特岛的民兵所发生的那场冲突，写得实在精彩动人。考迪埃尔不得不命令开火，当他目睹因枪杀而造成尸横遍野时，他心潮起伏，难以自制。在此期间，智利因受金矿的诱惑，派了一艘巡洋舰强迫奥斯特岛接受实为吞并的保护。在显示了他所掌握的军队完全可以对付智利的野心之后，考迪埃尔签署了一项协定，同意将开采金矿的权利让给邻近大国，但要保持奥斯特民族的自主权。在把权力让给他一手培养的一位年轻人后不久，他悄悄地驾着那艘破旧的小艇到了合恩岛。他成了他让人建立的那座航灯的看管人。“远离众人，但有益于众人。他将自由自在、形单影只地生活下去——永远生活下去。”作者告诉我们说，“在别的任何地方，他都无法忍受人生的重负。最令人悲伤的悲剧莫过于在思想上造成的悲剧……谁要是遭受这种悲剧……谁就会感到精疲力尽、侗然若失、被抛弃在他所建立的基础之处……”
这些话未免过于绝望，作者肯定将自身的感受也融汇进去了。在前面几页，作者描写似乎跟他一致的那位主人公的思想状态的那几行文字，不是已经表露了他内心的秘密吗？“他曾为自身利益而反抗任何约束，因此，要将自己的约束强加给别人，这对他来说始终是痛苦的……他被迫放弃自己的幻想，被迫服从于眼前的现实，勇敢地作出了牺牲，但在他的内心里，被放弃的幻想始终在进行反抗。”
这个人物的确是个诚实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正因为他心地纯洁，他才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言辞常常失去它们固有的意义，而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字眼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恐怖主义分子这个词儿；而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叛者，他会杀人，甚至会用自己的行为否认他所依恃的理论，因为他既要推翻任何权威，又要以暴力施加自己的权威。他徒然地主张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但事实上他只反对某种社会形式；这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而是一个希望以一个政府代替另一个政府的普通革命者的所作所为。无政府主义这样设想，人必须摆脱任何监督，因为他相当明智，完全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在废除任何制度之后，人不再统治他的同类，并自觉接受各个人都会取得他在这个世界上应得的那份财富这种观念。没那么天真的共产主义同样在追求平均分配财富的目标，但它不相信人，不相信人的大公无私，因而认为这种结果必须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实施的约束才能取得。这跟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没那么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这就可能引起在财富分配上的某些不平衡。
很显然，考迪埃尔是怀着好感去看待共产主义理论的，但他的这种好感比共产主义者要少得多，因为，在贯彻这种理论的过程中仍追求个人利益的只是一些有缺点的人。事实上，他的组织不止在一点上效法集产社会主义，他坚持认为金矿是国家财产；他设想电力生产应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来往于该群岛两部分之间的那艘船属国家所有。他之所以把私有财产当作一种必要的弊病而让其存在下去，这并非根据某种学说，而是因为事实上这是促进各项活动的一种强大动力。归根结蒂，他的政府是以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这种学说渗透了社会主义思想，以致不难使人联想到十五年后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但他那个政策并不符合他本人的内心愿望；这只是一种实验的结果。
让·谢诺在他那部杰出的著作《从政治角度阅读凡尔纳的作品》中指出，尼摩是个“不屈服者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同时体现了主张各国人民自由的1848年大革命的梦想，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不承认任何权威的极端自由主义。”
我倾向于认为，这正是作者的内心情感。皮埃尔·路易发现，这位作者是个“秘密的革命者”。在他满怀20岁青年的激情写给他父亲的那些信中，他不加任何节制地流露出这种反叛倾向。后来，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成为剧作者的年代，他只限于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进行冷嘲热讽。后来，对人类进步的憧憬使他产生了幻想。可是，在1886年，他不得不承认，“科学不应超越习俗”，“人类必须在掌握相当丰富的学说和变得相当明智的时候，才不致于滥用科学。”他通过罗比尔的口说，“未来的科学”能改变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1894年——这是《约拿唐号遇难者》的故事情节所发生的年代——这种对习俗的改变还远远没有完成。恰恰相反，由于科学不断向前发展，分隔科学与精神状况的鸿沟反而加深了。这位上年纪的小说家对科学必然产生的结果感到恐惧；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由于必然造成的滥用，已经可以使人预见到，离开原先的目标、使人类具有理智再也无法控制的某种能力的科学，将导致精神的崩溃。他在最后一份手稿中提到了这种崩溃，但这份手稿写得过于仓促，以致他儿子不得不担负认真修改的任务。
近几年来，米歇尔跟他父亲的感情关系十分密切，但在理智方面是否也存在这种密切关系？这实在难以肯定。我记得，在朗格维尔林荫道44号的住家里，他们两人就作者正在撰写的这部作品进行过多次长时间的交谈。这位老人为能够将他的创作提纲托付给一位有资格的对话者和评论家而感到欣慰，并因此而恢复了他青年时代的那种活泼劲儿。让·谢诺有充分理由认为，米歇尔对他父亲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格鲁赛一劳里具有更深刻得多的决定意义。我们知道，格鲁赛一劳里是属于极左派的。儒勒·凡尔纳在为赫泽尔尽责、全部改写《朗热沃尔的遗产》（在《蓓根的五亿法郎》一书中，原稿实在没剩多少东西）时，曾明确表示过他对格鲁赛其人的看法，说他文笔流畅，但思想模糊。
与格鲁赛一劳里合作的《辛蒂亚号沉船》于1885年发表。我不得不认为，这部由两位作者合作产生的作品委实平庸无奇。我觉得，题材本身便荒诞不经：为了满足家庭范围的好奇而去追寻诺尔登基奥德的足迹作这样一次远征，简直令人难以接受：轻而易举地发现西北和东北航道，这同样令人难以接受。富于戏剧性的试航只是略为提及。在劳里起草的那份内容相当空泛的文稿中，似乎只是插进去一些有关南极地理知识的段落才使作品多少带有一点确实性。我认为，这篇旅游记顶多是一篇黯淡无光的概述，还比不上《在冰川上过冬》这篇结构严谨、文笔生动的青年时期的试笔之作。
儒勒·凡尔纳和格鲁赛一劳里有过一些交往，这是事实；格鲁赛这个革命者的言谈受到“秘密的革命者”的恳切欢迎，这有可能；但说格鲁赛对儒勒·凡尔纳产生过哪怕只是表面的影响，也似乎令人难以接受，因为格鲁赛虽有真才实学，但思想意识却是模糊的。
米歇尔的影响要深刻得多。米歇尔向他提供了更为明晰、更富于吸引力的论据。他俩的交谈常常很快转变成一种讨论。到了晚年，这位作家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了他的儿子，除米歇尔外，谁也无法不违背其意图地将他留下的最后一份手稿修改出版。对这位作家的后期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悲观感到诧异的人本来可以觉察得出，作者的情感并非始终是使他们感到放心的那种怡然自得的乐观。假如他们认真阅读，他们必然会发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他总是通过一种持久而勇敢的努力去说明他的主人公所获得的成功，而且不止一处地方显示出他对人类命运所怀抱的某种失望。从他的作品的时间顺序来看，这种有所醒悟的色调越来越明显。在1895年发表的《机器岛》一书中，我们透过幻想这层幕纱，不难发现一种尖刻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针对美国的庞大计划、美国佬的唯利是图和政治纠纷的荒唐，而且针对我们那些工程师的显得有些过分的野心。1896年，他把发明家托马斯·罗希置于审判席上，因为他滥用他的发明；1904年，为自己的能力所陶醉的罗比尔沉沦于疯狂之中。《约拿唐号遇难者》使我们看出作者临终前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忧虑。这种思想状态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理所当然地导致一种莫大的幻灭。这种幻灭之感在起初取名为《考察旅行》的《巴萨克考察队的奇异历险》中便有所反映。善与恶的掺合一直骚扰着人类的灵魂，很可能会使科学服务于最坏的事情。被自己的过分行为冲昏头脑的人类，会不会把造就它的天才的学识用于摧毁它自己所创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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