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肺腑之言
儒勒·赫泽尔和他周围的作家对儒勒·凡尔纳的影响；互相信任所结出的合作之果；克罗托瓦之行
现在来谈一谈将他与赫泽尔联系起来的那几份合同，似乎已经时机成熟。正是这几份合同给他提供了生活和工作的手段。
我们知道，1863年签订的第1份合同保证每卷给作者支付1900法郎；他每年必须提供3卷，这样，他一年的收入就是57OO 法郎，即每月465法郎。1865年12月11日签订的一份合同改善了这些条件。这份合同的期限从1866年1月1日至1871年12月31日；每卷的价钱提高至3000法郎，条件是“从以出版商认为合适的方式发表之日起10年内，出版商对每部作品拥有专属所有权。”至于插图版，出版商拥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权。合同明确指出，出版这些作品的插图版本的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权属出版商。但对已经出版的五卷作品，出版商同意给作者支付5500法郎的赔款，亦即每卷1100法郎。1871年9月25日，1份新的合同又签订了，作者每年应提供的作品不再是3卷，而是两卷；但出版商每年给作者支付的不是9000法郎，而是12000法郎，亦即每月1000法郎。作为交换，作者同意对已出版和将要出版的非插图版本的使用权延长3年；合同还规定，除每年应提供的两卷外，还包括两卷的《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的后续部分按每卷2000法郎付酬。
赫泽尔不断给作者改善这些条件，使作者感到十分满意。那时，出版商自负出版盈亏，以固定价格购买作品，这是一种通行的办法。有时只是简单地达成这样的协议，生意由出版商作成后，利润对半平分，这大体上就是按出版情况计算版税的最初方式。赫泽尔是赞成著作权的，他写过几篇论著，极力维护文学作品的著作权。后来，按所售册数的百分比分成也就取代了承包让与。
使人感触颇深的是，浪漫的斯塔尔所具有的魅力和才华，一直得到他与之出版作品的文学家的好感。这些文学家对他的判断、诚实、非常可靠的情趣和内心潜藏着的才能都极其信任。他一直与拉马丁、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等颇负盛名的作家保持通信联系，仅这一点便可证明。虽说关心个人利益的雨果有时显得有所保留，但在困难时刻，他还是非常感激忠实于他的这位出版商的。陷入极度穷困境地的巴尔扎克也愿意求助于他。拉马丁并不怀疑自己能够信赖他的友情。他们全都明白，他把自己对生意方面的审慎的辨识力提供给他们利用。当然，对于雨果和拉马丁来说，他对他们的文学成就比对他们的政治活动更为赞赏。
看来，这位出版商跟乔治·桑的友情尤为密切。从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可以看出，他们互相信任的感情直至离开人世之日方止。他是她的一位高明的顾问，始终维护着她的利益，甚至亲自监督她的戏剧的排练。
像看守门户的两面神像那样，赫泽尔具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向过去，一副面向未来；他通晓古典文学，也渴望了解新的表达形式，这就使他具有能发现和支持新作者（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样一种敏锐的嗅觉。
在这位出版商的背后投射出文学批评家的影子；很难将出版商赫泽尔与作家斯塔尔区分开来。他所处的这种优越地位，使他能自觉地介入他的作者的创作活动中。在国立图书馆的赫泽尔展览室里，我们可以发现巴尔扎克的一整页手稿被斯塔尔抹掉重写！乔治·桑闭起眼睛接受她的这位出版商的批评，并毫不犹豫地作出他认为合适的修改。斯塔尔的才华使这种有益的合作能坚持下去。
曾幻想过建立一个仁慈、廉洁的共和国的这位参加过48年大革命的人，将具有同样思想的人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此，他的朋友圈子具有某种共和色彩，亦即革命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圈子主要是由帝国的反对派人士组成的。在拿破仑三世下台的时候，他仍然保持这种左的倾向，但同时也埋怨公社的过火行动，认为公社将共和国置于危险的境地。
儒勒·凡尔纳是个具有同样观点的新加入者，在这个集团中当然感到舒畅。组成这个阶层的人大抵公开接受各种新思想，但这些新思想一般较为沉着冷静，始终没将共和的概念与秩序的概念分开。智慧和勇气的这种混合，并没使儒勒·凡尔纳觉得不快。他在赫泽尔的朋友当中结识了一些作家和科学家。事有凑巧，他跟负责主持《教育与娱乐杂志》的让·马塞建立了联系；他结识了圣克莱尔·德维尔、教育家贝特朗、欧内斯特勒古韦，而且很可能还认识了乔治·桑。他遇着或重新遇着1865年去世的雅克·阿拉戈的弟弟艾蒂安·阿拉戈。
赫泽尔交游甚广。当他由这位年轻朋友参加到《教育与娱乐杂志》的班子中来时，大概从他的这些交游中获得不少好处；我们读一读帕梅尼和博尼埃·德·拉·夏佩尔的那部著作便会明白，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也都不鄙视青年文学，并主动地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他们的作品。
对于他的出版社的联系作者来说，赫泽尔一斯塔尔是“老板”。行家，甚至是小学教师。他对一位新手决不放弃这种态度，但当这位新手羽毛丰满，能够自己飞起来时，他的这种态度便有所收敛。他的评论、意见、建议和批评都会被诚心诚意地接受。
认为赫泽尔以精神上的父亲代替了血统的父亲，这话也不全对。实际上，赫泽尔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上的父亲，却并没有驱除血统父亲的形象，而不过是接替血统的父亲。
从1863－1871年这段期间，日渐衰老的皮埃尔所产生的影响逐渐减弱，而通过友谊和文学批评的途径，赫泽尔的影响却日益加强。1871年皮埃尔去世；赫泽尔代替他对凡尔纳起顾问和朋友的作用。这两位作家不仅互相尊重、互相爱戴，而且非常重视对方所完成的作品。斯塔尔的作品真可谓文如其人，不仅文笔优美、文体华丽，而且具有容易激动的敏感。这位浪漫派的作家非常赞赏凡尔纳作为小说家的素质、丰富的学识以及善于形象地塑造人物的手法，一句话，赞赏他那为科学精神服务的惊人的想像力，但又埋怨他不更经常地借助动人之情。
当作者想出一个主意时，他便将它提交给出版商。在开头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对这种主意进行反复商谈。之后，儒勒·凡尔纳便动笔起草，并将手稿交给赫泽尔。
字体非常工整，但实在细小以致难以辨读，只好赶快送去打校样；校样经作者修改后再送交赫泽尔提出审阅意见；再次进行切磋，按修改稿打出新的校样再作一次修改。《北极旅行》的第一部分就是这样作的。1863年6月初将手稿交给赫泽尔，9月4日，儒勒·凡尔纳一边创作第二卷，一边抓紧时间校阅打印出来的第一部分，并征求赫泽尔对该部分结尾的意见；1863年9月10日，他提出将第一卷的题目定为《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副标题为《英国人在北极》；本月历日，他接受出版商提出的一条意见，进一步明确说，他要将“哈特拉斯写成一个很有勇气但没有运气的人”，但拒绝在船员中加插一个法国人，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英国人。从校样到校样，再从校样到长条校样，《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的第一部分终于发表在1864年3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教育与娱乐杂志》上。第二部分大概亦遵循同样的过程。
此外，儒勒·凡尔纳对赫泽尔同意“他认为这是事物的寓意所在的哈特拉斯的疯狂及其结局”感到非常满意。我们知道，他虽然曾经声称说，他不打算作“一个事件的安排者”，但他能够出色地将他的出版商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调合起来。
儒勒·凡尔纳一家先后在圣马丁、蒙马特林荫道、红十字街口。苏尔尼埃小巷、马让塔林荫道住过，1863年，他们又搬到奥特伊区拉封丹街39号的1套更为舒适的住宅。他在这里接待过许多朋友，如夏尔·瓦吕特、德利乌克斯、菲利普·吉尔、莱奥·德利布、维克多·马塞、伊尼亚等等。他选择了克罗托瓦度暑夏，希望在海边居住对奥诺里娜的两个小女孩和年幼的米歇尔有好处。他挺喜欢克罗托瓦这个地方，好几年都到那里去了，以后他还要在那里定居。
当他正在着手写作《格兰特船长历险记》的时候，他请赫泽尔放心，告诉他说：“在经历了第一卷的悲惨结局之后，他必须回复到一种相对宁静的气氛之中，但这并不会持久。”
“至于文体方面的疏忽，”他信中接着说，“我看出来了，而且相当严重，但这些疏忽在我拿到的长条校样上已经改了过来。”接着他又补充说：
现在我遇到一件最感头痛的事，我对于表达爱的情
感非常笨拙。我连“爱情”这个字眼也不敢写。我非常了
解自己的鲁钝，而且我费了老大的劲儿也无济于事。因
此，为了逃避困难，我打算还是朴实一些。您要求我不时
加插一些肺腑之言！如此而已！可是我老想不出这些肺
腑之言，要不我早就写进去啦！
这段知心话强调了文学气质的差别，我们认为非常重要。这段话见诸一封只注明“星期六”的信中，该信很可能写于1865年。
浪漫的斯塔尔是个感情充沛的人；可以这样说，他是凭自己的感情进行创作和阅读的。“星期一见，亲爱的导师，我不是来借肺腑之言的，”儒勒·凡尔纳对他说，“您相当富有，完全可以给您这位忠诚的朋友借出一点。”
这句信手拈来的话，既包含了写信人的某种遗憾，也包含对他那位极为敏感的朋友的亲热的挪揄。今天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认为，赫泽尔是个容易激动的外倾的人。儒勒·凡尔纳的情绪首先经过大脑，因而显得比他生硬冷淡；他不为最初的印象所动，总是凭理智进行创作。诚然，他的敏感性也是极为丰富的，但他善于控制住它；出于某种内心的羞怯，他讨厌将自己秘隐的感情表达出来；他尽量将这些感情深藏在心底里不让其外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马拉尔梅曾把他称作性情古怪的人，而皮埃尔·韦隆又将他称为神秘莫测的人。
出版商与作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很少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从1863年起，儒勒·凡尔纳便力图从经济上支持手头拮据的赫泽尔。1868年，他本来想让他的父亲参加这家出版社的股份；在其它一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他让赫泽尔延期支付票据。这说明，在困难时期，他毫不犹豫地资助过他。思想和知心话的交流的确很有成效。这两位朋友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有着相同的忧虑。儒勒·凡尔纳实际上把自己当作一个合股人，与这位出版商一起分忧，甚至当这位出版商因健康原因而不得不离开时代替他。
赫泽尔的身体素质向来很弱；这个时期，儒勒·凡尔纳正当精壮年华。他俩的身体素质正好与他们部分地作了解释的心理态度相符；两人都有勇气、两人都有毅力，其中一个因疾病、困苦和年岁而逐渐衰减，希望在自己心灵的回响中寻求某种支持；另一个结实、更为豪爽、更为坚毅，只能和只想塑造出一些不大为自己的情感问题所动的人物。他大概对一位英国女记者表达过自己的这种看法：
爱情是一种具有吸收能力的情感，在男人的心里，它
只给别的事情留下极少位置。我的主人公需要充分发挥
他们的才能和毅力。假若在他们身边出现一位妖艳的女
人，那常常会妨碍他们去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
赫泽尔发觉他的这位作者并没更为认真地去分析他所创造的那些出色非凡的人物而加以发挥，并进一步阐明他们的情感反应，当然感到有些痛心。儒勒·凡尔纳觉得这样做会损害这些人物的形象。爱情的心理分析并不是他的主题：然而，在他的作品中也不是绝对没有女性，在她们能够出现的地方还是出现了。她们常常给人以鼓舞；有时成为目标。她们总是既温柔又有勇气。
为了找到格兰特船长，格里那凡夫人决定让她的丈夫去作一次远征；从未产生过沮丧的韦尔登夫人被15岁的船长救出来了；有人说，在这些作品中没有爱情、玛丽·格兰特与约翰·孟格尔之间的隐秘的柔情蜜意只能给人以假象。
然而，正是阿克赛对格劳班的爱情促使这位年轻人深入地心；正是纳迪亚的爱情使斯特洛戈夫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正是爱情将桑加尔与叛徒奥加雷夫联系在一起，并使布拉尼康夫人为寻找自己的丈夫而置身于危险的航程；《机器房子》中的那场悲剧发端于两位男人因妻子被杀而相互间产生的仇恨，而正是门罗夫人“这缕游窜的火焰”加速了事情的结局。
《奇异旅行》中的女人有的是。在《盛产皮毛之邦》一书中所出现的女性形象甚至显得太多了！
当她们直接参加成为故事主要因素的冒险活动时，她们往往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聪明而有毅力。其中有不少女性形象显示了在当时非同寻常的耐性。然而，这些女性并非缺乏感情，因为她们具有另一个共同的特征：温柔。甚至在《盛产皮毛之邦》一书中的波莉娜·巴尼特这位悍妇也具有这种品质：这位有主见的女人只是通过意志力才保持住自己表面的力量；她让自己嚎啕大哭，但立刻又责备自己的这个弱点，并为这种弱点感到羞愧。她们既有理性，又有感情；有时候，她们还具有感人的力量。作者非常赞赏她们。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一位娇小贤慧的妻子矫正丈夫的愚笨言行，若利弗太太就是一例。
这显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小说中的女英雄；在她们的内心里，既不存在冲突，也没潜藏什么诡计。有人说，她们缺乏人情味，因为她们没遇到男女关系所产生的那些问题。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不是言情小说；这些小说的基本目的在于描写人类与大自然的冲突，因此，爱情只能在其中起第二位的作用。
儒勒·凡尔纳对此或许感到遗憾，有一天，他高声嚷嚷：“呃，要是我能穿插几起通奸案，事情或许会好办得多！要是我能像大仲马那样不受任何约束，20本书大概也不会像我现在的4本书那样给我招来那么多麻烦！”
既然是文学创作，因此必须看到，要写没有女性形象的作品，那是一件难以发挥才华的事儿。如果说，他的作品当中有些还能在字里行间隐约看出一位女性的影子或她所表现的行为，但有好几部，而且都是上乘之作，却是没有一个女性形象的。不采取这些方式而成功地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的小说家，不但不该受到我们的指责，反而应值得我们摧崇。他们之所以能激发我们身上更为奇特的活力而使我们激动、着迷，那是因为，一方面，在人类的灵魂深处的确存在这样一些活力；另一方面，他们委实具有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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