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陈公博，自从派人到淳安投过杜月笙的门子后，心中坦然了许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昔日骄横的不可一世的小日本，这么孬种，美国人两颗原子弹一扔，变得比龟孙都乖，挺尸屁都不敢放一个，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在霞飞路国泰大戏院后面的十三层楼上，传来了一阵鬼嚣狼叫之声，原来，所有在上海的日军中上级军官，都被集中在此收听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广播。一名少壮派军人收听完毕，当即剖腹自杀。
与此同时，曾担任了四年伪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也在官哪里收听广播。他耷拉着脑袋，内心一片恐慌。前几天，他还存在一丝侥幸的想法，希望通过与杜月笙达成的协议，用阻止共产党武装接管沦陷区的行动来求得蒋介石的宽恕。现在看来，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蒋介石已任命伪政府的第二号汉奸周佛海等人做这个官那个官，唯独对他不予理睬。杜月笙这小子，也迟迟没有消息。看来一切都黄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陈公博暗暗打定主意。
8月24日，陈公博得知蒋介石的军事要人将于26日飞抵南京的消息后，急忙向日军总部联系飞机。25日，陈公博乘飞机离开了南京，当日飞抵日本米子降落，数日后移居京都，住金阁寺。
8月29日，日本同盟社突然发了一条消息，称陈公博8月28日自杀受伤，29日不治身亡。这条消息经过路透社转播，刊载在国内外各报。9月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消息宣布，陈公博及其女秘书一行九八，受日本外交部及军事当局保护出逃日本，行前，陈曾交予日方匿住日本时的生活费一万万元，闻国民党中央即将向日本当局究办此批叛国汉奸，同盟社发此假消息是以掩护陈公博匿住日本的事实。9月8日，经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交涉后，陈公博及其随员即被送至南京关押。国民党中央决定将陈公博等叛国案交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后，陈公博又被转解至苏州。
1946年4月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公博。下午二时零五分，陈公博被一辆破旧马车从苏州司前街看守所载至现前街法院，二时二十五分被传至法庭。他头戴黑呢船形帽，身穿深灰布面夹衫，灰色呢西装裤，黑皮鞋，手扶卷宗二本，在摄影记者面前，强作镇定。
当审判长孙鸿霖宣布开庭后，陈公博脱帽鞠躬。照例，先由审判长询问姓名、年龄、籍贯后，由首席检查官韩寿宣读起诉书。陈公博听完后说：
“我要求当庭宣读前段所写的《八年来的回顾》一文，以告白天下。”
孙鸿霖与韩寿对视了一眼，宣布说：
“本庭准予。”
陈公博当即喜形于色起来，接着一口气朗读了一小时五十五分钟。这份自白书的主要内容系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辩护，并为自己推卸罪责。在自白书的最后，他还恬不知耻地针对起诉书提出了所谓抗辩理由，即所谓“沦陷区人民创痛巨深，经汪陈政府予以‘抢救’，国家元气得以保存旧本投降以后本人维护南京治安以待国军接收”云云。
陈公博朗读完毕，即由审判长按起诉书询问犯罪事实，陈供认不讳；接着，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辨护。退庭时已八时二十分。
4月12日下午四时， 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判， 当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主文：“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时，他的态度略显紧张，双手双腿不断移动。数分钟后，似不耐烦，转首向左右旁听席上回顾。最后，庭上询问陈是否上诉，陈说：“我上次审判时已说明，无论如何决不上诉。审判长能于上次审判时召许我朗读自由书全文，我心事已了，应对审判长及各位表示谢意。”
6月3日上午八时三十分，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官李曙东偕书记官暨法警四人来到监狱，传达执行死刑的命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李曙东问。“我原是准备写点东西给蒋先生，现在也不准备写了，我也没有什么遗嘱。”说完，李曙东等人一一和陈握手。陈又要求和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及其妹夫请民谊诀别，法警领陈先至格民谊处，两人紧握双手，默默无语；又至女监见陈壁君，陈壁君号啕大哭，说：“我们共患难，岂知你先我而去！”
陈公博身穿蓝布长衫和黑裤来到刑场。他双手插于裤袋内，紧闭双目，连声叫喊：“快开枪！”枪声响了，他立即被毙卧在地。
这天上午九时，陈公博之子偕汪精卫之女来到苏州，这时死刑已执行。他们没有到刑场去，嘱托陈的副官去收殓陈的尸体。
此系一段插曲。
再说杜月笙等人来到上海后不久，从重庆等“大后方”前来的国民党各路接收大员也都纷纷来到。于是，上海滩上喧器一时，上演了轰轰烈烈的“五子登科”的丑剧。
所谓五子，是指条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
条子就是金条，当时各路“接收大员”都喜欢以没收汉奸财产为名，带上三五名彪形大汉，到汉奸的住所翻箱倒柜，将大金条查抄一空，以饱私囊，走时从不留收条。有些来头大的“接收大员”还利用匕海黑市黄金比重庆价钱低的行情，将在上海当天抢来或购买到的大批黄金用飞机运往重庆北出，攫取巨额利润。明星的金条被抄光以后，一个“第三战区长官司令专员”张叔平想出了一个夺取汉奸隐匿黄金的巧妙办法。张深请大小汉奸们的恐慌心里，以发倒填年月的委任状和证明书的办法，把许多大小汉奸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地下工作者”，但购买一张委任状起码要黄金五两，据说张叔平在某一天内，就发出了这样的委任状四百七十多张。
重庆“接收大员”抢房子的手段更加直截了当。只要听说某处房屋曾经住过敌伪人员或者驻过兵，他们就先下手为强地霸占下来。当然，他们本身并不需要住那么多的房子，只是利用上海房价暴涨之机，把这些抢来的房子以收取金条的方法转顶出去，从而大捞一把。
抢汽车是当时流行的现象。敌伪人员留下来的新型汽车都被捷足先登的“接收大员”抢光，后来者不甘罢休，则强行要求分赃。“接收大员”、宪兵队长姜公美下手快，抢了“汪公馆”（原汪精卫家）内当时堪称上海最好的一辆豪华轿车。湖沪警备总司令李及兰来迟了一步，便要萎公美把轿车交出来，姜拒不买帐，李深恨之。所以，当时“接收大员”的争车纠纷不断发生。
美貌女子也成了“接收大员”的战利品。不但敌伪人员留下来的女秘书属接收之列，甚至连他们的娇妻美妾也被“接收大员”金屋藏娇。一个滞留在上海的“满洲电影明星”李香兰也被锁进了某“接收大员”的小房子。
“接收大员”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故又有“面子”一说。侵吞敌伪物资以饱私囊都有堂而皇之的借口，如陈立夫说是为了“党费独立”，戴笠提出“军统经费自给自足”。至于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运走大批日伪军用仓库的物资，从此下落不明；上海市长钱大钧秘密提走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大批金条诸事，也各有其“充分理由”。
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精彩表演，造成了“失地收复，人心丧尽”，这不但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强烈抗议，连美国特使马歇尔也为此向蒋介石提出了警告。
迫于舆论，1946年5月，蒋介石终于派出了一个清查团，此时距“大接收”已有八九个月。清查团只把一个小小的上海宪兵队长姜公美抓起来判了五年刑。几个月后，淤沪警备司令部又将姜公美从提篮桥监狱提出，押赴来公园刑场枪决。极为可笑的是，当时与姜公美争车的李及兰竟是监斩官。
面对如此乱轰轰的局面，什么职位也没捞到的杜月笙十分冷静。他决心与命运抗争，如同当年的那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一样，重新威振上海滩。
不久机会来了。戴笠的军统和中美合作所成立了上海联合办事处，杜月笙立刻把自己在杜美路70号的那座新洋房借给戴笠使用。其实，当时戴笠在上海要找一座象他那样的一幢房子，张下嘴就行了，但戴笠为了照顾友情，也为了表示不首先占用敌伪房屋，也乐得使用一下。
从此，杜月笙与戴笠的联系更紧了。
戴笠胜利后负责主持逮捕汉奸的工作，大权独揽，气焰很高。凡是被军统逮捕的人，很少有人能去说情，杜月笙却可以去保释人或请求戴笠暂缓逮捕。他用的办法也留有余地，从不当别人面向戴笠说人情，也很少用电话直接和戴笠谈这些事，当他接受了汉奸家属送去的金条之后，总是找戴笠手下的处长王新衡去说。王新衡一向是代表军统和他联系工作的，是他家座上的常客，通过王向戴去转达，戴笠十次有九次肯买他的交情。
这一时期中，汉奸家属们奔走杜月笙门下的络绎不绝，唯恐他不肯收下金条、美钞，搞得他虽说不是接收大员，却甚过接收大员。
当然，杜月笙也很懂得戴笠的脾气，往往是选择些案情不太重和伪职不太显要，但搜刮却是很多的，才去保释几个，一般的他也是不肯答应的。
就在这期间，从四川又活动到上海来的范绍曾来到了杜公馆。
“月笙兄，我听说，中央现在正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就能发横财。”
“你真的想发横财。”
“你是知道的，这物价飞涨，我那点钱，差不多要花光了。”
“行，你请刘攻芳吃饭，我出面说人情。”
“哪个刘攻芳，是不是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
“不是他是谁？”
“行，这生意我和顾嘉棠、张君生三个人合伙做。”
第二天晚上，范绍曾在上海的家中设宴请刘攻芳吃饭，杜月笙做陪。
酒足饭饱后，刘攻芳正在剔牙，范绍部说：“刘局长，我这段时间手紧，能木能顶座仓库，弄两个钱花花？”
刘攻芳还没有回答，一旁喝水的杜月笙立即插话：“这些东西都抓在他手上，那还有什么话好说？”
刘攻苦笑了笑，说：“的确不是什么大事，你要真想要，就顶一座吧。”
当时，买这仓库不需付现款，只是由范绍曾开的福华银行出了一张期票便妥，完全等于白送。
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数量品种之多都出乎范绍曾等人的意外。这些仓库从接收后，连清点都没清点过，间仓库管理人员，不但答不出数量，连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
那一次，范绍曾一个人就足足赚了黄金三千多两。
虽说杜月笙与戴笠联系得极其紧密，但他还是受到了来自各对立面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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