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杜甫评传 > 第四章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与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六、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
六、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
那么，杜甫所怀有的忧患意识是不是有所从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一下忧患意识的起源。
远在生民之初，忧患就是与生俱来的。初民们的忧患意识，正是严酷的客观现实打在他们心灵上的烙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氏族首领几乎都以夙夜忧勤的形象出现，并非仅仅出于儒家的虚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乱频仍，从王公大人到黎民百姓都对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因为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不幸总是形影相随的。既然忧患意识笼罩着整个时代，反映着时代意识的诸子百家当然都难以摆脱忧患的阴影。那些主张入世的思想流派无一例外地带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感**彩，孔子栖栖惶惶，墨子摩顶放踵，诚如《庄子·骈拇》所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毫无疑问，在春秋战国时代最深沉地体现了时代的忧患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读儒家经典时，总是能感觉到字里行间有一种深重的忧患感。《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尚书·君牙》篇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儒行》篇说："虽危，起居尚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诗经》中更是充满了忧危之词："人之云亡，心之忧矣"（《诗经·大雅·瞻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鄘风·载驰》），等等。而首次明确指出忧患意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则是孔子，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孟子继而提出了"生于忧患"（《孟子·告子》下）的著名命题。更重要的是，儒家的忧患意识是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密不可分的。儒家思想家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补天的重大使命。孔、孟都没有真正掌握过政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正因为有了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在"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的情形下仍然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甚至不惜用"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献身精神为理想而奋斗。这种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精神，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虽是来源于儒家思想，但他把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用文学样式表达出来，却是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传统。在杜甫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体现了忧患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体上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的忧患意识，从宋玉《九辩》、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到曹植、阮籍的"忧生之嗟"①都蒙上了这种忧患的浓重色调。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等篇与汉代梁鸿的《五噫》、张衡的《四愁》，所表达的忧思都不仅仅止于诗人自身。这后一种倾向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和贾谊。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司马迁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史①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平原侯植诗序："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邀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文选》卷三○）阮籍《咏怀诗》颜延之注："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发兹咏，故每有忧生之嗟。"（《文选》卷二三）。
记·屈原贾生列传》）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②此外，《天问》仰问苍天以抒胸中之愁怨，《招魂》呼号四方而愁魂魄之不归，即使是《九歌》那样的祭神乐歌，其中又夹杂着"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朱嘉《楚辞集注》卷二）的男女恋情，然而如《云中君》云"极劳心之忡忡"，《山鬼》云"思公子兮徒离忧"，也常有哀怨忧伤的情调。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严羽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沧浪诗话·诗评》）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意识，这里面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以及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九章·哀郢》）"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九章·惜往日》）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当时在说客之间流行着"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说法（《见《战国策·楚策一》），可见它仍足以与秦国相抗衡。即使到屈原沉江五十余年之后，①其时楚已损兵失地，国势衰微，但秦始皇命老将王翦率师伐楚，王翦还一定要有六十万士兵才肯出师，从中不难窥见楚国的实力。总之，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体现了诗人心中的忧患意识，体现了诗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贾谊生活的汉文帝时代，是被史家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西汉帝国正蒸蒸日上，日趋富强，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时发忧世之言。他上疏文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汉书·贾谊传》）贾谊的赋虽然没有直陈时事，但其中充满着悲愤抑郁之情，其忧患的情调是与他的忧国之念完全一致的。
对于屈原，杜甫怀有深深的敬意。"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之五）、"骚人嗟不见"（《偶题》）的诗句说明杜甫是把屈原视为文学创作的典范的。但是我们把屈赋与杜诗相比一下，不难发现它们在艺术上很少相似之处。就艺术形式而言，倒是李白受屈赋的影响更深一些。这个情况前人早就看出来了，宋人曾季狸说："古今诗人有《离骚》体者，惟李白一人，虽老杜亦无似《骚》者。"（《艇斋诗话》）黄庭坚更明确地指出："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大雅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这也就是说，杜甫在学习《诗经》、《楚辞》这些典范时，主要的着眼点不在于它们的艺术形式而在于它们的精② 今天看来，《九章》中的作品不尽出自屈原之手，但唐人尚无此疑，杜甫显然是依照刘向、王逸的看法来认定屈原的作品的。
① 此处从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把屈原卒年定为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王翦伐楚事在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
神实质。就《楚辞》来说，这种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于贾谊，杜甫也同样怀有深挚的敬意。当然，杜甫很重视贾谊的文学才能与政治才能，称曰："贾傅才未有。"（《发潭州》）但是，真正在杜甫心中引起共鸣的还是贾谊那颗居安思危的忧世之心："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别蔡十四著作》）
与屈骚、贾赋一样，深沉的忧患意识构成了大部分杜诗的基调。我们在第三章第六节中已经论述过，杜诗的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就是这种风格最本质的内涵，也是它形成的基础。终杜甫的一生，除了裘马清狂的青年时代之外，几乎无时不在忧患之中。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老杜浣花溪图引》，《山谷外集》卷一六）后人以为这两句诗"状尽子美平生矣"（俞文豹《吹剑三录》），当我们读到"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忧端齐终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多忧增内伤"（《入衡州》）、"独立万端忧"（《独立》）之类的诗句时，浮现在眼前的不正是一位"醉里眉攒万国愁"的老人吗？
屈原生前为楚国的安危日夜忧虑，在他自沉五十年之后，楚国果然被秦国吞并了。贾谊生前虽未得重用，但后来"谊之所陈略施行矣"（《汉书·贾谊传》），他为之痛哭流涕的祸萌终于被朝廷逐一消灭，汉王朝由"文景之治"进入了鼎盛的武帝时代。而社甫则亲身经历了他所忧惧的巨大灾难，亲眼看到了唐帝国由极盛转入衰微。也就是说，杜甫与屈、贾的时代不同，其忧世预言与历史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也不一致。但是杜甫与屈、贾有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都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都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意识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贾谊遭到绛、灌之属的谗毁，杜甫则除了谏房琯一事引起肃宗大怒之外，根本没有机会让朝廷听到他的声音。于是，他们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离骚》）贾谊说："国其莫我知，子独壹郁其谁语？"（《吊屈原赋》，《汉书·贾谊传》）杜甫也说："众宾皆醉我独醒"（《醉歌行》）、"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地不是由于自己的才能、品德不为社会所承认，而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谠言不被社会所接受。所以要抗拒这种孤独感，仅靠对自己的天赋、操守的孤芳自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我们在第二节中说过，杜甫对国家、人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一生穷愁潦倒，但他"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黄彻《溪诗话》卷一○），直到晚年飘泊西南时仍壮心不已："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构成了杜甫的精神支柱，使他能够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和忧患，既没有佯狂避世，也没有遁入空门。
由此可见，杜甫的忧患意识既来源于孔、孟的思想体系，也来源于屈、贾的文学传统。这种忧患意识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正因为杜甫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所以他更能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祸萌，从而具有更深广的忧患意识。反之，正因为杜甫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他就更强烈地希望为国家、人民排忧解难，从而产生更强烈的责任感。在杜甫心中，本来是低沉压抑的忧患意识已升华成为一种非常积极、非常坚毅的精神力量。阮籍《咏怀诗》中的忧患意识给读者带来的主要是压抑和绝望，而杜诗中的忧患意识却能给读者带来激昂和希望。所以风格沉郁的杜诗对于后代读者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成了志士仁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宋人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阳楼记》，《范文正公集》卷七），清初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一三《正始》），都可视为这种忧患意识的不同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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