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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传记文学 > 杜甫评传 > 第四章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与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五、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

  五、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

  那么,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有哪些具体的内涵呢?择其要者,有如下三端:一是君臣修德,他说:"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伤春五首》之五)修德的主要做法是:君要善于纳谏:"先朝纳谏净,直气横乾坤"(《别李义》)、"端拱且纳谏,和风日冲融"(《往在》)。臣要勇于谏净:"千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鳞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折槛行》)

  二是减少战争,让人民过和平生活。杜甫对战争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对于唐王朝穷兵默武的开边战争,他坚决反对,《兵车行》、《前出塞九首》等诗就是明证。对于唐王朝平定叛乱及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他坚决支持,这在《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警急》、《西山三首》等诗中体现得很清楚。在国家的统一不受分割的前提下,杜甫坚决主张息兵罢战。乾元元年(758),杜甫看到安史之乱即将敉平,作《洗兵马》以抒愿:"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大历四年(769),垂暮的诗人又作《蚕谷行》: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

  三是薄赋轻谣,减轻农民的负担。杜甫认为"俭德"是治国之本:"文王日俭德,俊乂始盈庭"(《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提封》)"俭德"即节用爱民,减轻租赋,所以他又说:"薄敛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面对着现实中的急征暴敛,诗人不断地予以愤怒的谴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驱竖子摘苍耳》)"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征戍诛求寡妇哭,远客中宵泪沾臆!"(《虎牙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苛政是逼迫人民挺而走险的根本原因:"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他大声疾呼:"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对于社甫的这些政治主张,《新唐书》本传谓之"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若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迂阔"。①我们认为,由于杜甫一生中始终没有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机会,所以除了在肃宗朝一度直言进谏之外,上述政见都处于理想的状态。凡是理想,总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理想越是远大、崇高,它与现实的距离也就越大。社甫的这些政治主张其实就是儒家的政治主张,也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进步政治家们共同的理想。我们读《论语》、《孟子》,读《贞观政要》中所载魏征之言,读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都能感到它们与杜甫的主张有强烈的相似之处。发人深省的是,从孟子以来,这些政治家也常被世人目为"迂阔"。孟子"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在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赵岐《孟子题辞》,《孟子注疏》卷首)魏征劝唐太宗行仁政,有人攻① 例如罗宗强先生就持这种观点,见《李杜论略》第61、62 页。

  击他"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三),所以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中说:"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他还在《孟子》一诗中深情地说:"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二)如果我们承认孟子、魏征、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在封建社会中具有进步意义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肯定杜甫的相同主张呢?①如果说上述内容只是一些纲领性的政治原则,而且都是儒家学说的阐发,所以"高而不切"的话,那么杜甫还有许多关于当时的朝政国事的意见,却是非常的切实、具体,因而常常受到历代注家的赞叹。例如至德二载(757)春,叛将史思明等合兵围攻太原,杜甫作《塞芦子》诗,主张迅速扼守芦子关以阻止叛军西犯,王嗣奭评曰:"此篇直作筹时条议,刽切敷陈,的见情势,真可运筹决胜。"(《杜诗详注》卷四引。按:今本《杜臆》中未见此语)又如广德元年(763),杜甫作《有感五首》,其二对河北降将李怀仙等仍被任命为诸镇节度使深表不安,希望收集诸镇以实关中,仇兆鳌评曰:"此最当时大计,唯此计不行,而后有吐蕃之陷京,怀思之犯阙,不胜纷纷之事矣。考大历八年,子仪入对,谓河南等镇,殚屈禀给,未始蒐择。请追赴关中,勒步队,示金鼓,则攻必破,守必全,久长之策也。公之熟筹时事,正与汾阳意同。"(《杜诗详注》卷一一)其三对宦官程元振建议迁都洛阳表示反对,钱谦益笺云:"自吐蕃入寇,车驾东幸,天下皆咎程元振。又以子仪新立功,不欲天子还京,劝帝且都洛阳以避蕃寇。代宗然之。子仪??附章论奏,代宗省表垂涕,亟还京师。其略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险不足恃,适为战场。明明天子,躬俭节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竖刁、易牙之权,任蘧瑗、史之直,则黎元自理,盗贼自平。中兴之功,句月可冀。'公诗云??,正括汾阳论奏大意。"(《钱注杜诗》卷一二)

  郭子仪是肃、代二朝的社稷之臣,杜甫的某些主张竟与之不谋而合,①这说明杜甫对军国大事能提出相当高明的切实措施,并不一味地"高而不切"。

  当然,杜甫的政治才识更重要地体现为,他对当时尚未发生的政治事变的预见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当安史之乱尚未爆发,唐王朝还呈现着花团锦簇的虚假繁荣时,杜甫已敏锐地感到了大动乱的逼近。天宝年间唐王朝的开边战争频繁不断,有时还取得暂时的胜利,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国力强盛的表现,可是杜甫却看到了内郡调弊、人悲鬼哭的阴惨景象。②玄宗奢侈骄淫,杨氏兄妹游宴无度,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歌舞升平的象征,可是社甫却看到了① 这种政治主张如能付诸实施或部分付诸实施,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魏征对贞观之治的贡献就是明证。当然,在杜甫的时代,这种主张距离现实较远,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它根本没有必要为迁就黑暗现实而降低自身的高度。

  ① 钱笺" 括"云云,实乃不谋而合之意。因为杜甫当时正处僻远的梓州,不可能很快就知道郭子仪给朝廷的奏章的内容。

  ② 例如天宝十载(751)鲜于仲通伐南诏丧师后,杨国忠复命李宓南征。杜甫《兵车行》对此进行了批判,可是高适、储光羲等人却作诗对此大加颂扬,参看周勋初先生《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载《文史探微》)。

  奸臣弄权、外戚乱政的动乱征兆。对于安禄山"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后出塞五首》之四)的骄横表现,杜甫曾多次预言即将发生藩镇叛乱的危险。除了对安史之乱这个大事变的酿成、发生洞若观火之外,杜甫对于一些次要的历史事件也有先见之明。如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王朝为了迅速平叛,向回绝借兵。杜甫对此深以为忧,在《北征》、《留花门》等诗中表示了他的忧虑。又如杜甫人蜀路经剑门,对那里地势险峻颇怀隐忧。后来,勇悍善战的回纥兵果然成为唐王朝的心腹之患,形势险要的蜀地也果然成为军阀割据的巢穴。对于玄、肃二朝出现的乱兆,清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二、卷二三中曾为之条分缕析,如云:"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权于边将,其失计固不待言矣";"邪佞进,女宠兴,酣歌恒舞,??度量有涯,淫溢必泛,盖必然之势矣";"借援夷狄,导之以踩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等等,都与杜甫所言者若出一人之口。一位诗人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所作的预言竟与后代学者的分析不谋而合,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

  对于社甫的政治才能,历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杜甫仅仅"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并无实际的政治才能。第二种看法正好相反,宋人郭印称杜甫:"诗中尽经济,秋毫未设施。"(《草堂》,《云溪集》卷三)朱翌则称杜甫:"凄其忧世心,妙若医国扁。"(《读杜诗至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舟人偶来告饥似诗谶也》,《永乐大典》卷**六弓《灊山集》)陆游更慨叹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剑南诗稿》卷三三)清人蒋士铨亦有同感:"先生不仅是诗人,薄宦沉沦稷契身。"(《南池杜少陵祠堂》,《忠雅堂诗集》卷二)今天的学者中也有人认为杜甫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代名臣。①我们认为,历史是不能逆转、假设的,既然历史没有给予社甫以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我们也就无从判断他到底能否成为社稷之臣。我们的看法是:杜甫对于政治确实具有相当高明的见解,体现了既深知治本又善察隐患的政治器识。但是与其说他是一个有经世之才的政治家,宁可说他是一位观察力极其敏锐的诗人。与其说他对某些历史进程的预见体现了他的政治才能,宁可说那体现了一种忧患意识。安史之乱发生以后,杜甫曾多次预言叛乱即将被敉平,预言唐王朝即将出现中兴的局面,②然而都没有料中。所以他在晚年痛心地说:"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可见他的某些预言也只是表示了诗人的主观愿望,而不一定是审时度势的结论。既然杜甫准确地预见到的事变全是国家和人民的祸患,他所提出的政治措施也主要是对国家祸患的挽救之方,我们就有理由肯定那主要是由于他怀有一种深广、沉重的忧患意识,一个时时刻刻在忧国忧民的诗人当然比一般人更容易觉察到国家祸患的隐伏滋生。

  ① 参看祁和晖、谭继和《能臣之才,良臣之节--论杜甫的政治器识和节操》)(《草堂》1986 年第1 期)、《杜甫被埋没了的本质--论少陵瑚琏资质与上乘政治器识》(《草堂》1987 年第1 期)。② 例如《喜达行在所三首》、《北征》等诗,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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