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杜甫评传 > 第二章广阔的时代画卷与深沉的内心独白 五、成都草堂：平凡事物的美学升华
五、成都草堂：平凡事物的美学升华
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一家终于到达成都。成都在当时是天下闻名的繁华都市，但是对于杜甫来说，他所希望的仅仅是觅得一个能免于饥寒的安身之所。杜甫先在成都西郊的草堂寺寓居了三个月，草堂寺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时，在当时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寺，所以能有空房让杜甫一家栖身（详见曾亚兰《成都草堂寺与杜甫草堂》，《杜甫研究学刊》1988 年第1 期）。然而借居寺庙总非长久之计，所以次年春天，杜甫便在亲友的帮助下自己筑室了。他在距离草堂寺三里远的浣花溪边觅得一块荒地，芟除茅草，开辟了一亩大的地基，修筑了一座茅屋，称之为草堂。杜甫又从亲友处乞得许多桃树、桤木、绵竹等栽种在草堂周围。到暮春时分，草堂落成了。诗人非常高兴，作诗纪之：
卜居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
堂 成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被兵火和饥荒逼得"三年饥走荒山道"（《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的诗人终于有了一处安身之所了！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这是社甫离蜀时对五年蜀中生涯的总结。自上元元年（760）春至代宗永泰元年（765）初夏的五年里，杜甫除了代宗宝应元年（762）秋避乱至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居留至广德二年（764）月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在草堂度过的。诗人在这五年中写出了四百三十首诗（其中作于梓州、阆州的有一百七十首），几占杜集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杜甫创作过程中的又一个丰收时期。
这五年天下并未太平。史思明虽于上元二年（761）三月为其子史朝义杀死，但叛乱直到广德元年（763）初才基本平息，而且藩镇割据的严重形势依然如故。在朝廷中，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相继专权乱政。外族的侵扰则比以前更为严重，自上元元年始，党项、吐蕃等不断骚扰边鄙。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攻入长安，代宗出奔。次年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寇奉天，长安为之戒严。唐帝国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杜甫所在的成都也并非世外桃源，首先，蜀中地近边陲，吐蕃的威胁始终很严重。其次，地方上大小军阀的叛乱此起彼伏，杜甫亲身经历的就有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之乱和宝应元年（762）七月剑南兵马使徐知道之乱。象以往一样。动荡的时代在杜诗中留下了忠实的记录：
光禄坂行山行落日下绝壁，西望千山万山赤。树枝有鸟乱鸣时，瞑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
去秋行去秋涪江木落时，臂枪走马谁家儿？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遂州城中汉节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战场冤魂每夜哭，空令野营猛士悲。
宝应元年（762）七月，杜甫送严武还朝，至绵州奉济驿（在今四川绵阳）方还，适逢徐知道反，道路阻塞，杜甫乃往粹州避乱。这两首诗都作于避乱梓州时期，前一首写诗人独自行经梓州、阆州之间的光禄坂（在今四川盐亭）之情形（详见刘泰焰《光禄坂在盐亭县》、《草堂》1987 年第2 期），后一首写诗人对那些在战乱中无辜丧生的兵士之哀悯，都蒙上了惊恐、哀伤的惨淡色彩，是那个乱离时代的蜀地"诗史"。
然而，与前几年相比，杜甫在蜀中的生活是安定得多了。他在成都曾得到过不少亲友的资助，其中最主要的一位是严武。严武在这五年中两次镇蜀，前一次自上元二年（761）十二月至宝应元年（762）七月，后一次自广德二年（764）月至永泰元年（765）四月病卒，时间虽然不足两年，但他对杜甫的帮助是很大的。严武在政治上与房琯的关系比较密切，乾元元年（758）曾与杜甫一起受房琯牵连而贬谪，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层关系，他对社甫始终很关心。他不但在经济上资助社甫，而且常常到杜甫的草堂去访问他，作诗唱和。广德二年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啡鱼袋。这是杜甫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官阶（从六品上），杜甫对之是甚为满意的。虽说杜甫入严武幕仅半年便辞归草堂，但两人的交情并未受到影响，杜甫对严武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意。而且，严武对杜甫的态度还影响到其他人，例如梓州刺史兼东川留后章彝，在杜甫避乱至粹州时曾给与不少照顾。章彝其人并不象严武那样文采风流，为什么对杜甫这位穷诗人颇为敬重呢？恐怕主要是由于他原是严武的僚属，对严武所重之人也不宜轻慢。所以杜甫在蜀五年，尽管也时有避乱奔走、衣食不周之苦，但多数时候尚能温饱，在烷花溪畔那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风俗人情之抚慰下，诗人的心情颇为平静，他饶有兴趣地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草堂周围的一草一木写进诗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生趣盎然的佳作。
杜甫虽然怀有强烈的用世之志，但他的本性是极端厌恶机巧而喜爱自然的，所以草堂里的疏放、真率的生活使他感到由衷的喜悦。
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容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殆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清人黄生评《江村》曰："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杜诗详注》卷九引）此诗清丽浅易，在杜诗中是一种新面目，这种风格的转变主要是生活境况的变化所造成的，正如仇兆鳌所云："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也。"（《杜诗详注》卷九）清人朱瀚评《狂夫》曰："以敌人享厚禄而书并断绝，致幼子受恒饥而色带凄凉，每句三层，语最沉痛。然身濒沟壑，而唯自笑疏狂，终不怨恨故人，可见公之旷怀矣。"（《杜诗详注》卷九引）其实此处的"狂"不仅意味着旷达，而且也意味着一种兀做倔强之气，是对于艰难困苦的蔑视和战胜。唯其如此，诗人才能在"欲填沟壑"的境遇中有心情去细细观赏。"风含翠篠"、"雨裛红蕖"的美景。
至于《客至》一诗，黄生评曰：。"空谷足音之喜，村家真率之情，一时宾主忘机，斯可见矣。"《读杜心解》卷四引）清人邵长蘅则曰："超脱有真趣。"（《杜诗镜铨》卷八引）此诗确实体现了一种恬淡安逸、忘怀世事的情调：群鸥日来而不见猜，既形容了草堂环境之幽静，又刻划了主人胸怀之安详。主既高尚，客亦不俗，所以不但能待之以草草杯盘，而且隔篱唤来邻翁一起饮酒也不嫌怠慢，尽管这位客人还是一个县令呢！①草堂周围的邻居也使诗人感到非常可亲：
南邻锦里先生乌角中，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西。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时。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锦里先生"显然是位隐士，诗云"未全贫"，可见并不富裕，然而"惯看宾客儿童喜"，可见乃一安贫乐道之人，对简朴的田园生活很是喜爱，这正是他与杜甫的默契之处。王嗣奭解此诗曰："其人留饭，至夕而送至柴门，此公之德邻也。"（《杜臆》卷四）从主人热情待客，杜甫竟日淹留，至暮方告辞，可见主客之相得。全诗所体现的和谐气氛与清丽景色也都使人感到亲切可喜。后一首的内容与写法都和前一首不同：主人不是隐士而是老农，诗人不是主动去访问而是偶然经过被邀，诗的形式也由整饬的七律变成宜于摹写农夫口吻的五古，然而二诗中所体现的生活情趣却是相通的。浦起龙评曰："笔笔泥饮，却字字美严，此以田家乐为德政歌也。"（《读杜心解》卷一）其实老农虽然"说尹终在口"，但说来说去不过是指严武放兵营农一件事而已。严武镇蜀颇以暴猛称，但他很有政治、军事才干，所以会有这种较为利民的措施。此诗对严武的赞扬也仅止于此。所以此诗的妙处并不在于"字字严美"，而在于"写出村人口角，朴野气象如画"（《杜臆》卷四）。明人郝敬曰："此诗情景意象，妙解入神。口所不能传者，宛转笔端，如虚谷答响，字字停匀。野老留客，与田家朴直之致，无不生活。昔人称其为诗史，正使班马记事，未必如此亲切。千百世下，读者无不绝倒。"（《杜诗详注》卷一一引）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诗写出了社甫与老农之间的亲密关系。《旧唐书》本传说杜甫在草堂时"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此诗就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请看：杜甫本是偶然经过老农家，老农邀请他尝尝春酒，这一"尝"竟然"自卯将及西"，也即自晨至暮，而且老农语多杂① 《客至》题下原注："喜崔明府见过。""明府"是唐人对县令的称呼。
乱，指挥无礼，但诗人并不以之为村野之丑，反而极其珍视这种"人情"，一直饮到皎月东升仍未离去。
草堂一带的景色更是幽美宜人：
田舍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榉柳枝枝弱，批把树树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
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后人对第二首颇多赞誉，如宋人叶梦得云："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著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捻。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石林诗话》卷下）实际上此诗通首皆好：首、尾两联互相呼应，以城市之繁华反衬草堂所在地之幽静，"轩槛敞"、"眺望赊"不但写出了居处、视野之宽敞、开阔，而且也衬托了心境之舒畅。中间两联俱为写景，然一写远景、大景，一写近景、细景，前者境界开阔，后者生机盎然，都与诗人的心情相合。清人金圣叹评此诗曰："前半幅，写胸中极旷。后半幅，写胸中自得也。"（《杜诗解》卷一）甚当。第一首一向不太受人注意，实际上也是一首绝妙的田园诗。首联写环境之幽僻，颔联写居人之悠闲，颈联写树木之茂繁，尾联写禽鸟之自在，组成了一幅江村晚景，一切是那么的宁静、和谐！尾联是唐代田园诗中少见的佳句：鸬鹚是一种水鸟，蜀人常饲之使捕鱼。现在它们站在渔梁上面展开双翅，在夕阳光中晒它们的羽毛，可见这时村民一天的劳动已经结束，而且村头一定是人迹罕至，所以水鸟能如此的悠然自得。只有写诗注重写实并且亲身体验了江村日常生活的杜甫才能写出这种真实而生动的景象，而王、孟等人虽以田园诗人著称，但他们是以隐士的眼光去远观甚至是想象农村之景，所以他们咏及渔人的诗句是"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瞑》，《全唐诗》卷一二六），"白首垂钓翁，新妆烷纱女"（孟浩然《耶溪泛舟》，《全唐诗》卷一五九）之类，从未写出"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这种充满泥土气息的诗句。
把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写入诗歌，在杜甫之前只有陶渊明作过尝试。但陶诗数量不多，所咏的生活内容也比较单调，所以朝着这个主题走向进行开拓的使命仍有待于杜甫来完成。杜甫在蜀地五年的创作与入蜀前有很多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主题走向的变化，日常生活情景成为诗人吟咏的主要对象，许多为其他诗人所忽视的生活细节在杜甫笔下都成了绝妙的诗料：与老妻乘小艇出游，稚子叫怒索饭，野人送来朱樱，秋风刮走屋上的茅草，等等。让我们看两组七言绝句：
绝句漫兴九首
其一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
其二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其三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
其四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其五
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其六
懒慢无堪不出村，呼儿自在掩柴门。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
其七
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其八
舍西柔桑叶可拈，江畔细麦复纤纤。人生几何春已夏，不放香醒如蜜甜。
其九
隔户杨柳嫋嫋，恰似十五女儿腰。谓谁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其一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
其二
稠花乱蕊裹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
其三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天涯。
其 四
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
其 五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其六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其七
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王嗣奭评前一组诗曰："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也。'客愁，二字，乃九首之纲领。愁不可耐，故借目前景物以发之。"又评后一组诗曰："此亦竹枝变调。而'颠狂'二字，乃七首之纲。觅酒伴而不值，所以独步寻花也。"（《杜臆》卷四）说这些诗受到"竹枝词"等民歌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看法，在王嗣英之前，明人李东阳早说过："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踢径。"（《怀麓堂诗话》）"竹枝词"本为巴渝一带民歌，在玄宗时已被采入教坊，杜甫入蜀后肯定听到过《竹枝》或类似的民歌，受其影响，就写出了这些形似七绝而不甚拘泥于平仄的诗歌。指出"客愁"、"颠狂"分别是两组诗的纲领，则颇有卓见，这两组诗确实写出了一位心怀愁绪的诗人在明媚春光中的"颠狂"举止及心态。前一组诗在字面上颇有怨恨春光之意，《杜诗镜铨》卷八对其一、其二、其三、其五的眉批分别是："骂春色"、"骂春风"、"骂燕子"、"又骂桃柳"。浦起龙又评其六云："着一'昏'字，亦恼花恨鸟之意。"（《读杜心解》卷六）王嗣奭还具体分析说："远客孤居，一时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故其二、其三，托之春风、燕子，而'吹折花枝'、'点污琴书'、'接虫打人'，皆非无为而发。其五之'颠狂柳絮'、'轻薄桃花'亦然。"我们觉得这些注家都过于认真了，其实杜甫并不是真的在埋怨环境乃至责骂春光。那么此时的诗人心中有没有愁闷情绪呢？有的，那就是其一的"眼见客愁愁不醒"，其四的"渐老逢春能几回"和其八的"人生几何春已夏"三句所透露的那种惆怅之感。这组诗注家多系于上元二年（761），其时杜甫已经五十岁，他在草堂安身也已有一年了。杜甫入蜀本是迫于饥寒的不得已之举，对于朝廷所在的长安和故居所在的洛阳，他是始终十分怀念的，"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这样的念头是时时出现在他心中的。所以此诗中的"客愁"比一般意义上的离乡之愁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杜甫胸怀大志，而今年过半百栖身草堂一无作为，眼看着春来春去，时节变换，心中的愁闷自非寻常的伤春、叹老可比。然而，烂漫的春光自身毕竟是美好、可爱的，对于饱受流离之苦的诗人来说，这毕竟是一种抚慰。所以杜甫对春光是又嗔又喜，又怨又爱，这组诗所流露的正是无聊、惆怅与自在、喜悦交织而成的复杂感情。诗中所写的景物都极为常见，极为平凡，然而又很有情趣。如其二写春风吹折花枝，若平铺直叙地写，势必平淡无味。可是杜甫不但说春风欺人，有意吹折他的花枝，而且再三声明桃李乃自己手植，并非无主野花；围墙虽低，仍是野老之家，一个劲地与春风论理，从而使此诗极为风趣。①又如其七，通首写景：杨花满地，似铺白毡。荷叶尚小，状如青钱。雉性好伏，幼雉的毛色又颇似竹律，所以伏在笋根不为人注意。凫雏依着母凫在沙滩上睡眠。好一幅初夏村景！浦起龙说后二句"微寓萧寂怜儿之感"（《读杜心解》卷六），似乎求之过深。我们觉得此诗纯为写景，但所写为初夏之景，与前面几首对照，则寓有春来春去，韶光难留之意，实即下面一首中"人生几何春已夏"的感叹，不过未曾明言，故更加耐人寻味。后一组诗写法比较集中，七首都是写诗人在江头寻花，信步走去，自成首尾，诗中洋溢着诗人爱花惜花的一片深情。如其五、其六分别写"黄师塔"旁边与"黄四娘"家里的花，前者在荒野墓地（"师塔"即僧人葬所），后者在农户人家；②前者只有无主的一簇桃花，后者有女主人，且繁花似锦，莺啼蝶舞。显然前者的景象颇为萧索冷清，后者则风光旖旎。诗人在前一首中说"可爱深红爱浅红"，即对那簇无主桃花感到极其可爱，在深红、浅红两种花朵中竟难分甲乙，在后一首中则仅仅作描写而对自己的心情不置一辞，然而在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一片喜悦之情。两首诗写法、内容都绝不相同，但都很好地体现了诗人的爱花之心。那么诗人为何如此爱花呢？其七中作了回答："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原来爱花即是惜春，即是恐怕年华流逝！由此可见，杜甫的这些诗表面上似乎漫不经心，率然而成，其实绝无粗率、浮浅之病，而且极有风韵，所以王士滇赞赏后一组诗说："读七绝，此老是何等风致！"（《杜诗镜铨》卷八引）
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是平凡的，许多人都曾经历过的。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感触也是平凡的，许多人心中都曾出现过的。所以杜甫的这些成功地描写了日常生活细节并成功地抒写了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感触的诗，引起了① 仇兆鳌注："桃李有主，且近家园，而春风忽然吹折，似乎造物亦欺人者。"（《杜诗详注》卷九）浦起龙从之，且曰："'相欺，不看作欺花，得解。"（《读杜心解》卷六）
② 黄四娘当是杜甫草堂附近农户人家的女主人。浦起龙说："黄四娘自是妓人"（《读杜心解》卷六），可是在荒郊野外岂能有妓入居住，浦注可渭杀风景。
历代读者的共鸣。例如：屏迹二首①
其一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
其二
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山影漾江流。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
这两首诗作于宝应元年（762），其时杜甫幽居于草堂，诗中所写皆江村常景及诗人的日常生活。宋代苏拭曾书写这两首诗，跋云："子瞻云：'此东坡居士之诗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迹》诗也，居士安得窃之？'居士曰：'夫禾麻谷麦，起于神农后稷，今家有仓廪，不予而取辄为盗，被盗者为失主。若必从其初，则农稷之物也。今考其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诗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书子美屏迹诗》，《东坡题跋》卷二）苏拭之言当然是戏言，但这生动他说明了杜诗在描写日常生活细节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所以能成为生活在三百多年后的苏拭的"实录"。
除了描写日常生活的诗之外，社甫在蜀期间还有两类诗也很有成绩，一类是咏物诗，另一类是题画诗。题画诗留待第三章第二节中再论，此处先看咏物诗。杜甫一向爱写咏物诗，早在放荡齐赵时就作有《房兵曹胡马》等名篇，在秦州时还作有《天河》、《初月》等一组咏物诗，但他入蜀以后似乎更加留意于咏物，例如上元二年（761）作《病柏》、《病橘》、《枯棕》、《枯楠》一组诗，宝应元年（762）又作《江头五咏》即《丁香》、《栀子》、《丽春》、《鸂》、《花鸭》一组诗，都是有计划地写咏物诗。
那么，社甫在蜀时所作的咏物诗有什么特点呢？
杜甫早年咏物，喜咏壮伟之物。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成年后尤喜咏骏马、雄鹰等物，宋人黄彻云："杜集及马与鹰甚多，亦屡用属对??盖其致远壮心，未甘伏橱；嫉恶刚肠，尤思排击。《语》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左氏》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乌雀也。'少陵有焉。"（《溪诗话》卷二）黄彻引《论语》、《左传》之言未免拘滞，但说杜甫咏马咏鹰体现了"致远壮心"与"嫉恶刚肠"是很有道理的，社甫的那些咏物诗中确实体现了远大的抱负、豪迈的气概和坚强的意志，具有阳刚之美的美学倾向。但是杜甫在成都时所作的咏物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很少咏马、鹰等壮伟不凡之物，而多咏平凡、普通之物，咏物诗中的寓意也更加深广。
杜鹃行
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乌。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哺雏。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① 仕集中另有同题仄韵五律一首。在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黄鹤《集千家杜诗补注》等宋本中别置于他卷，而在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等宋本中则与此二首置于同一诗题之下，清代钱、仇、杨诸本皆从蔡本，苏轼仅书此二首，所依之本当与郭本同源。
事常区区。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复何所无。万事反复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
此诗自宋人黄鹤以来，注家多以为乃有感于玄宗返长安后的遭遇而作，可信。上元元年（760）七月，李辅国迁太上皇（玄宗）于西内，高力士流巫州，如仙媛置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上皇不悸，成疾。杜甫对玄、肃父子失和之事感到非常痛心，遂惜蜀地流传的古代望帝杜字死后化为杜鹃的传说而起兴作此诗。王嗣奭也认为，"此诗真为玄宗而作"，但又指出"然通篇实赋杜鹃。"（《杜臆》卷四）浦起龙则分析说："起四，提清眼目，正其名分。中八，假物发难，推其隐微。结四，凌空寄慨，致其哀痛。但只在蜀言蜀，就鹃言鹃，故曰'蜀天子'，疑似之称也。曰'四月五月'，为七月讳也。曰'羞常羽翮'，明为鸟言，非他有所为也。直至'万事反复'，亦复含而不露。文人晓此，可以免于诗祸矣。"（《读杜心解》卷二）我们认为杜甫采用"通篇实赋杜鹃"的写法主要不是为了"免于诗祸"，而是因为这样写出的咏物诗含蓄深沉，能更好地传达欲尽不尽之意。这正是杜甫咏物诗的高明之处。宋人黄庭坚对此诗予以高度的评价，把它与元结的《大唐中兴颂》并称："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书摩崖碑后》，《山谷内集》卷二○）"痛至骨"的深沉感触隐藏在"琼琚词"的字里行间，从而能激起读者的细致体味和无穷联想，这就是此诗感人至深的原因。
桃竹杖引赠章留后
江心蟠石生桃竹，苍波喷浸尺度足。斩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开一束，满堂宾客皆叹息。怜我老病赠两茎，出入爪甲铿有声。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白帝城。路幽必为鬼神夺，拔剑或与跤龙争。重为告日：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风尘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双杖兮吾将曷从？
此诗作于广德元年（763），时杜甫在粹州，"章留后"即梓州刺史兼东川留后章彝，清人朱鹤龄曰："此诗盖借竹杖规讽章留后也。既以'踊跃为龙，戒之，又以'忽失双杖'危之，其微旨可见。"（《杜诗详注》卷一二引）
章彝其人颇为跋扈，又不能象严武那样尽心于保卫疆土之责，杜甫在同年所作的《冬狩行》中对之颇有讥讽，可证朱注可从。但是，此诗中的讥刺之意是"微旨"，即与上一首一样的隐于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深堪讽咏。而此诗在艺术上也极见匠心，明人钟惺评曰："此诗调奇，法奇，语奇，而无撤泼之病，气奥故也。"（《杜诗详注》卷一二引）王嗣奭评曰："变幻恍惚，不可端倪。"（《杜臆》卷五）杨伦亦评曰："长短句，公集中仅见，字字腾掷跳跃，亦是有意出奇。"（《杜诗镜铨》卷一○）的确，桃竹杖是蜀地的一种土产，本是一平凡物件，而此诗偏以奇幻之笔写之：先形容桃竹生长环境之不凡，又形容其难得，复形容其坚劲。"乘涛鼓白帝城"以下更是"凌空设想，笔力横绝"（沈德潜语，《杜诗镜铨》卷一○引）。奇特的想象、壮伟的意象、多变的韵脚与长短参差、跳跃偃蹇的句法使桃竹杖这种平凡物件具有奇丽的色彩，从而能够负载、蕴涵十分深刻的旨意。
如果说《杜鹃行》、《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二诗的深刻性附丽于其政治内蕴，那我们还可以看几首没有明确的政治含义的咏物诗：江头五咏·丁香
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晚堕兰房中，休怀粉身念。
丽春
百革竞春华，丽春应最胜。少须颜色好，多漫枝条腾。纷纷桃李姿，处处总能移。如何此贵重，却怕有人知。
栀子
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相和。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
栃子
故使笼宽织，须知动损毛。看云犹怅望，失水任呼号。六翮曾经剪，孤飞卒未高。且无鹰隼虑，留滞莫辞劳。
花鸭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
这五首诗约作于宝应元年（762）。五首诗分咏在江边所见的五种动植物，描绘颇为生动传神，而且注家普遍认为有所寄托。王嗣奭云："公之咏物，俱有为而发，非就物赋物者，盖诗之比也。"并认为五首诗的寓意分别是："此守死善道者"；"此间然不求人知者"；"用其长不责其短，无求备于一人也"；"故人于失意之时，未必非得意之路，在人善用之耳"；"故君子以含光混世为贵"。（《杜臆》卷四）即认为五诗中所寄托的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道理。清人顾宸则认为："《丁香》，立晚节也。《丽春》，守坚操也。《桅子》，适幽性也。《鸂》，遣留滞也。《花鸭》，戒多言也。此虽咏物，实自咏耳。"（《杜诗详注》卷一○引）浦起龙更明确他说："江头之五物，即是草堂之一老。时而自防，时而自惜，时而自悔，时而自宽，时而自警。"（《读杜心解》卷三）到底哪一种看法更准确呢？我们认为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未易轩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杜诗中的寓义是通过所咏之物的意象自然流露出来的，从而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也就具有丰富性和深刻性。读者可以沿着大致确定的方向去体味、想象、发挥，甚至再创造，这正是这些咏平凡之物的杜诗使人百读不厌的原因。即使是那些形象并不美好、甚至呈枯萎憔悴之状的病树，杜甫也曾作诗咏之，这就是《病柏》、《病橘》、《枯棕》、《枯楠》一组诗。且看其中的二首：病橘
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蠢虫，采掇爽所宜。纷然不适口，岂止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恐罪有司。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
枯棕
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青岁寒后。交横集斧斤，调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沈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瞅瞅黄雀啄，侧见寒蓬走。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
对于《病橘》，杨伦曰："此首伤贡献之劳民也。时或尚食颇贵远物，以口腹之故病民，故因病橘而讽朝廷罢贡也"。（《杜诗镜铨》卷八）我们认为此诗的批判矛头是直接对准了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因橘病而失贡，竟至于"罪有司"，"有司"即指"尚食"（即管理皇帝膳食的官员），那么"罪有司"的主语是谁，不是已昭然若揭了吗？况且未四句沉痛地回忆了天宝年间为了让杨贵妃吃到产于岭南的鲜荔枝而劳人害马的往事，那不正是唐玄宗的罪恶吗？此诗先云"当君减膳时"，复云"吾恐罪有司"，讥刺之意见于言外。
王嗣爽评"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二句是"偏于无知之物写出一段情性来"（《杜臆》卷四），其实"群橘少生意"等句也是如此，因为诗人是带着同情、悲悯的感情来描写病橘的悲惨处境的，这其实也是当时人民的悲惨处境的写照。对于《枯棕》，杨伦曰："此首伤民困于重敛也。前八句叙棕枯之故，次八句写军兴赋重，剥民同于剥棕，乃嗟叹本旨。末四句收写本题，仍带兴意，言民穷财尽，直将坐以待毙而已。"（《杜诗镜铨》卷八）棕榈本是树干高大、枝叶繁茂之木，且具有岁寒后调的品质，然而在斧斤交横的过度割剥之下，它却比望秋先零的蒲柳更早地调枯了。对棕榈的过度割剥与对人民的过度诛求一样，都是残酷的摧残和戕害，都使诗人感到痛心和愤怒。"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二句既是咏树，也是咏人，语极沉痛。
上面所举的例子具有共同的特点：在对平凡事物的吟咏中寓有深沉的寄托。即便是一些非咏物诗中的诗句也有类似特点。例如"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两句，宋人罗大经解曰："言君子之孤，难扶植；小人之多，难驱除也。"（《鹤林玉露》卷一四）寓意深刻是杜甫咏物诗超越凡笔的重要原因，正如宋人叶梦得评《病柏》一组诗时所云："自汉魏以来，诗人用意深远，不失古风，惟此公为然，不但语言之工也。"（《石林诗话》卷上）但是，如果说杜甫所有的咏物诗都有确凿的寓意，那也是失之偏颇的。黄庭坚批评说："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我们认为对杜甫咏物诗的穿凿附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杜诗本有寄托，但那是对于普遍的道理之认识或对于普遍的现象之感慨，而论者却喜欢附会史事，句句落实，貌似深刻，其实反而降低了杜诗的意义。例如《病柏》一诗，师氏谓为郭英义作，叶梦得谓为玄宗作，李西涯又以为伤房劄之作，清末郭曾炘驳之曰："要皆臆断之论。"（《读杜劄记》第192 页）其实正如王嗣奭所云，此诗"喻正人摧折，则善类悲之，小人快之"（《杜臆》卷四），不必落实为专指某人某事。第二种是杜诗本无深义，但论者曲为解释，例如：舟前小鹅儿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
此诗作于广德元年（763）。题下原注："汉州城西北角官池作。"汉州（今四川广汉）曾是房琯的任所，此官池即房琯所凿，故又称房公湖。仇兆鳌云："卢注谓讽董廷兰辈，非也。公于房相，从无讥刺语。"（《杜诗详注》卷一二）事实上此诗完全是即景之作，诗中充满了对小鹅的怜爱关切之情，绝无讥讽之意，卢注固为穿凿，仇氏之辩驳亦有隔靴搔痒之嫌。如果一定要说诗中有什么寓意，那就是体现了诗人对于弱小生命的爱护，体现了诗人对"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的体认，而且这种寓意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弦外之音，是不宜深文曲解以附会于具体的人物或事件的。
总的说来，杜甫在成都时期（包括避乱样州时）所作的诗歌有如下特点：描写日常生活，吟咏平凡事物的诗较多，反映军国大事、民生疾苦的诗较少；短小的篇什（主要是今体诗）较多，宏篇巨制（兼指古体诗与排律）较少。这一个时期的杜诗中没有出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的大篇，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甫创作水平的降低，而只是体现了主题取向和风格倾向的变化。如上所述，日常生活的细节、平凡的草木虫鱼都成了杜甫笔下的绝妙诗料，它们的审美价值在诗人的亲切观照中实现了升华。我们知道，在六朝时代，诗歌几乎成了高门贵族的专利品，诗歌题材大体上被局限于以宫廷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之内。诗人即使把目光投向大自然，写出优美的山水诗，诗中体现的仍是高远玄妙的意趣和孤芳自赏的感情，即所谓"雅人深致"。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则是诗人们不屑一顾的。经常写到鸡犬桑麻的陶诗在当时完全被诗坛所遗忘，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到了唐代，虽然诗国的疆域大大的扩展了，但整个诗坛仍未充分注意到生活中那些平凡的题材。王维虽时时咏及樵夫牧童，孟浩然也写过"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全唐诗》卷一六○）的句子，但那只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点缀和衬托，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只有当杜甫开始以审美的目光观照草堂内外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草木之后，这些事物才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从而堂堂皇皇地进入了诗国。毫无疑问，这不但为诗歌开拓了无比广阔的新天地，而且使诗歌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写他们的所见所闻，抒他们的所思所感，从而使诗歌进一步摆脱贵族的独占而走向人民。显然，这种创作倾向与杜甫在前一个时期的努力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
对于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和创作，宋人葛立方曾慨乎言之："其起居寝兴之适，不足以偿其经营往来之劳，可谓一世之羁人也。然自唐至宋，已数百载，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盖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韵语阳秋》卷六）成都草堂从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成为后人瞻仰、凭吊诗圣遗迹的场所，草木有知，当感欣慰。但是杜甫在草堂的经历也不可谓之不幸，因为他毕竟在这里过了一段稍为安定的生活，得以仔细地体味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并仔细地观照平凡的草木虫鱼，从而写出了那么多优美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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