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道取法于天
董仲舒的一般政治思想，主要就是他的王道论。在董仲舒看来，君人者国之元本，其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乃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谨小恒微，以求自己的言行合于王道。董仲舒王道论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大特点，就是王道取法于天。
王道取法于天是建立在天子受命于天这个前提之下的。天子受命于天，如子受命于父，故须尽人子之道，尊天，敬天，事天如父，其治天下，亦必须法则天地，承天意以从事，即以天道为君道或王道。这是董仲舒反复说明了的：王道参天地矣。①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②王者承天意以从事。③王者配天，谓其道。④天子者，则天之子也。⑤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⑥除此之外，类似者还有许多，如说："圣人视天而行"①；"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②；"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③；"明王??取天之道"④；"圣人之道，同诸天地，荡诸四海，变习易俗"⑤；等等。这些显然都是说，王者之道就在于效法天地，按天道办事，以天之意为己意以从事。
王者为何取法于天呢？董仲舒首先从"王"字的结构作了分析。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归之于仁。"⑥这段话表明，王者就在于贯通天道、地道与人道，法天地之道而用于人道，这也就是王道：唯天之施而施其时，法天之命而循诸人，法天之数以起事，治天之道而出法，治天之志归于仁。其次，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⑦这是说，为人主者，按天道办事，就会获得天下大治的效益，否则就会天下大乱，所以人主应明于在身与天同者而用之。第三，天下之治乱与否，又直① 《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② 《春秋繁露·基义》。
③ 《汉书·董仲舒传》。
④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⑤ 《春秋繁露·郊语》。
① 《春秋繁露·天容》。
②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③ 《汉书·董仲舒传》。
④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⑤ 《春秋繁露·基义》。
⑥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⑦ 《春秋繁露·阴阳义》。
接关系到王者的命运："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则之者大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齐桓、晋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圣人不则天地，不能至王。自此而观之，可以知天地之贵矣。"①"是故，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君执其常为一国主。"②董仲舒所说人君"法天之行"，或王者"其法取象于天"，方面很多，几乎可以说人君的一切行动无不与天相连。如董仲舒在《天地阴阳》篇中说：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
这里显然讲人君"法天之行"，计有三条。另外，在《离合根》篇和《天地之行》篇中有两段几乎类似的话，也从多方面论述了人主法天之行的内容。如《天地之行》篇说：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阴阳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为刚也，考阴阳所以成岁也，降霜露所以生杀也。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也。故贵爵而臣国，所以为仁也；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量能授官，贤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贤自近，以备股肱，所以为刚也；考事实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进，无功者退，所以赏罚也。
《离合根》篇中的那段话，其开头与上面几乎相同，关于人主之行；他说："故为人主者法夭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任群贤，所以受成；乃不自劳干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这两段话所说君主法天之行涉及了许多方面，但综合起来，主要也就是如下四条：深居隐处为神，任贤使能为明，泛爱群生为仁，量能授官而行无为。这四条与前三条的视角显然不同，但内容却有交叉。除此之外，董仲舒还提出了"官制象天"①的命题，以及"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②把前后所提出的这些内容合在一起共计九条，如果把重复、交叉者合并，那么取法于天的王道至少还应有以下几条：贵神、教化、仁德、任贤、无为和官制象天。其中的教化和任贤，我们将有专节论述，这里只对其他四个方面作一简述。
在《立元神》篇中，董仲舒着重阐述了人君的行天之神。他说："体国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欲为神者在于同心。贤者备股肱则君尊严而国安，同心相承则变化若神，莫见其所为而功德成，是谓尊神也。"关于尊贤这里不去说它，只说贵神。他认为，"为人君者其要贵神。"而所谓"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视则不见其形影，听则不闻其声响。故莫得其影，无以曲直，莫得其响，无以清浊。而无以曲直，其功则不可得而败，无以清浊，其名则不可得而度。所谓不见其形，非不见其进止之形，言不可得见所以进止；所谓不闻其声，非不闻号令之声，言不可得闻所以号令。不见不闻，谓之冥昏，能冥则明，能昏则彰，能冥能昏，是谓"神人"。所以，① 《春秋繁露·奉本》。
②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①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②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人君贵居冥而明其位，处阴而向阳，执无端之虑，行无端之事，以不求夺，以不问问，故终日夺之，而人不知所出，终日问之，彼不知其所对。显然，这里继承了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从而有意地把人君之行予以神秘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理论家提出这种"贵神"的理论，是不值得奇怪的，这是其阶级性的表现，同时，这也是他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理论在王道论中的贯彻。
仁德思想既是教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为人主者必须法天力行的王道最根本的一条，他的许多改革思想均本于此。董仲舒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①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王者必副天之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凉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所以成德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以类相应。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不仅如此，四政者不可以相干和易处，如四时之不可以相干、易处也，王者副天之四时而为四政，就正体现了其仁德思想。所以，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天人策》中亦说："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可见四时之副恰好体现了人君的博爱与仁德。无疑这是董仲舒对皇帝的溢美之辞，不但承袭了孔子的仁学，而且也继承了墨子的兼爱思想。
关于法天而行无为之道，这也是其王道的重要内容之一。董仲舒在《离合根》篇中谈到人君任群贤、不劳于事时就曾指出："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在《保位权》篇他又指出："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故为人君者只须虚心静处，以行赏罚，责名考质，以参其实，使赏不空行，罚不虚出，于是乎群臣分职而治，各敬而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人君之名亦得载其中。董仲舒把这种无为之道称之为"自然致力之术"。显然这里带有着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烙印。量能而授官，也必须象天，所以他专作了《官制象天》篇，详细论述了设官置吏必须按照天之大经进行。董仲舒认为，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列臣备矣。何以如此？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金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三人为一选，仪与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也。"故天子自参以三公，三公自参以九卿，九卿自参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参以三士。"他认为，三日而成规，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时，三时而成功。"由此观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经也。"此为天制，是故礼三让而成一节，官三人为一选。三公为一选，三卿为一选，三大夫为一选，三士为一选，凡四选。三臣应天之制，凡四时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为选，取诸天之经；其以四为制，取①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诸天之时。"这也就表明，天子设官置吏，以三人为一选，四选而止，"皆合于天"。
上述诸条可说是王道的具体内容，而由王道的前提"天子受命于天"和"圣人法天而立道"所表示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以及"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思想，应该说也是贯穿于王道上述诸条的重要内容，或说是更根本的内容。这两句话出自《玉杯》篇。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对于这两句话，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或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这两句话仅能"导出神学政治的结论，依然是封建**的护符"①；另有人认为：这两句话完全是地主阶级为了"适当的限制"其"代理人的权力"②；再则有人认为，把这两句话与"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相参照，表面上说的是天意，实即在言民意，因而他不过是"假天威以行人事罢了"，"其形质虽为神权，其精神乃在民权"①。以往总是把这三种观点对立起来，我则认为，这三种观点实是统一的。董仲舒作为地主阶级的理论家，他之所以提出这两句话，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无疑是为着巩固封建制度的。但是如何才能达到巩固封建制度这个目的呢？一方面他深知，封建皇权乃是封建制度的根本（如《立元神》篇所说："君人者国之元"，"君人者国之本"），因此，巩固封建制度，必须加强皇帝的权威。他所谓"以人随君"及"屈民而伸君"，无疑正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威。然而，董仲舒作为地主阶级的理论家，比那些当政的官僚及普通地主要看得远。所以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要使封建皇权得到巩固，在当时人们处于愚昧、迷信的情况下，最好要把皇权神圣化。这样，一则可以使皇帝具有一种神圣性，用以惧愚者，不敢轻易造反；再则也可把君权置于天威之下，使皇帝对天亦有所畏，节制地主阶级对老百姓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以免激起民变，危及其现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他所谓"以君随天"及"屈君而伸天"，就是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当然，他的"屈君而伸天"，其中亦包含有允许臣民起来进行汤武式的革命，并讨伐无道昏君的权力。这里也就包含了"民本"的思想。不过，我以为对这种"民本"思想，正如"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一样，并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不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肯定，而只不过是要人君认识人民对他的统治地位的重要性，因此，不应看得过高。况且，他所肯定的汤武革命，与巩固封建制度并不矛盾，相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讨伐了昏君，接着又会立一个"有道的明君"，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所以，这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封建**制度。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110 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70 页。
① 林丽雪：《董仲舒》，第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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