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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王必应天改制、应人制礼--"三统"、"三道"的进化历史观
以往批评董仲舒历史观为循环论的观点，均本其"三统"说。我们就从"三统"说谈起。自战国邹衍创立五德运演的历史观以来，这种五德终始历史观便一直居统治地位，直至汉朝初年，仍然非常流行。但这种历史观自身也有其发展过程，起初的五德运演以五行相克为序，而到《淮南子》，则演变成了以五行相生为序，由此暴露了五德终始说的自身矛盾。正是因此，汉应属于何德，在汉朝建立之初的几十年间，发生了持久、反复的争讼。最初，高祖刘邦自命为赤帝子，斩白蛇起义，意为火德。但秦为水德，若按相克说，则与事实发生了很大矛盾。所以在汉立之初，张苍复以汉为水德。可是这样便又与秦合德。故此，后来又有公孙臣上书以汉为土德事。文帝在位期间，贾谊亦曾附土德说，且当时相传成纪见黄龙之应。然此说与刘邦起事很不相合，所以最后还是回到了火德说。故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亦肯定了火德说："汉承尧运，德柞已衰，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之统。"这段为汉属何德的争讼故事，便说明五德终始说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令人不知汉之所归。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三统"说应运而生。不过，"三统"说的创始人为谁，现在尚难确定，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记述最详，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因此三统说乃是董仲舒历史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无疑的。
何谓"三统"说？概括地说就是，历史上的一切朝代，都要按照黑、白、赤统循环更迭。所谓黑、白、赤统，又称"正黑统"、"正白统"、"正赤统"，所以又称"三统三正"。"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的不同，不仅在于三与五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五德之间具有相生或相克的关系，因而五德之更迭具有内在的生、克必然性，而"三统"之间的循环，则不具有生、克的必然性，而是新王为应天所作改制活动。按照三统说，每个新王朝建立之初，都要依照农历十一月（子月）、十二月（五月）或正月（寅月）的顺序，依次重新确定以其中的某月为正月，同时确定每月的朔日分于平旦、鸣晨或夜半，这就叫做"改正朔"或"建日月"，由于正朔的时间不同，因而物萌呈现的颜色也各有异，分别为黑、白、赤三种颜色，由此亦决定了所尚服色分别为黑、白、赤。这就是三统的由来或内涵。例如，"正黑统"，"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萌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①正赤统者，则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故朝正服赤。所谓应天改制，就是按照此三统来改正朔，易服色，以及建立与此相应的一整套制度，归纳起来列表如下：按照改正朔的礼仪和规定，董仲舒对先秦诸朝排列顺序如下：殷，正白统，建丑，色尚白；周，正赤统，建子，色尚赤；春秋，正黑统，建寅，色尚黑。
上述列表及对先秦诸朝所排顺序，完全根据《三代改制质文》。至于殷前之帝禹（夏）、帝舜、帝尧、帝喾、帝颛顼、黄帝以及神农，《春秋》之①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后的秦、汉，他均未明确说及其各属何统。但是他讲过上推神农为九皇，又存五帝，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复，即反复，循环。所以，禹（夏）则为王，应属黑统，色尚黑。从春秋之后，秦应属白统，色尚白；汉应属赤统，色尚赤。不过，由于以下理由，自春秋以降诸朝，似不应如上述那样排列，而应是汉直接承周，属黑统：第一，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乃为汉立制，故他所说春秋作新王之事，当正黑统，即为汉制。第二，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又明确说："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这亦表明，汉应与夏一样，同属黑统。第三，至于秦朝，汉初张苍立五德，以汉为水德时，便以秦国祚太短，而未以一统计数，便表明了汉应直接承周。董仲舒对此亦有类似看法。故此，继周赤统之后，应是汉，属黑统，秦则被排除在三统循环之外。李威雄先生所著《董仲舒与西汉学术》亦持类此观点①，这里不再征引。
从上述的情况看，三统说显然受到了五德循环运演思想的影响，且选取了与五德终始运演的最后二德一致的尚色（殷为金德，尚白色；周为人德，尚赤色），这显然是为便于世人接受而有意的安排。但无论如何，三统的循环色彩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其所谓更称号，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作为改朝换代的标志，都是表面特征，而未涉及人伦关系。这一点董仲舒讲得非常明白，如说：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这段话说明了两层意思：第一，新王必须改制，以明其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否则如一切都因前制，修故业，无有所改，那就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这不是天的意志。第二，新王所进行的这种改制，不过是"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至于"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却"尽如故"，无有所改。正是因此，在他看来，上述的王者改制，"非改其道，非变其理"，"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如舜继尧，无为而治，就是此种易姓更王，只有改制，非变其道的验证。
一些人之所以批评董仲舒"三统"的历史观"承认历史变迁的形式并没有改变实质"，①其改制只是"表面上的事情"，②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前进，没有发展"的循环论，③其根据就在于上述。这些根据无疑确实存在，并非臆断。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的根据仅仅是董仲舒历史观的一个侧面，即其为应天而改制的方面，不是其历史观的全部。实际上董仲舒的历史观除了① 参见该书第88-89 页。
① 《春秋繁露·楚庄王》。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109 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1984 年修订本，第83 页。
③ 于首奎：《两汉哲学新探》，第122 页。
应天而改制的方面，还有新王为应人而制礼作乐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才是董仲舒历史观的全部，仅仅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特别是仅仅抓住其应天改制的方面，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是不符合董仲舒历史观实际的。董仲舒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一开篇便指出："王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作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己受之干天也。"这里就一般地指出了受命而后王者，除必改正朔，易服色之外，还需制礼作乐，以便一统天下。随后，在回答"王者改制作科奈何？"的问题时，他又一方面讲到"历各法而正色"，"作国号，迁宫邑"，另一方面又讲到"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易官名，制礼乐"。他还举例说："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由此可见，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他所说作新王之事，必然包含着应天改制和应人制礼作乐两个方面，而且从其文章的标题看，谓"改制"和"质文"，其中之"质文"，便是指的礼乐，而非单讲的改制。这一点《楚庄王》篇讲得更加清楚：问者日：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制礼作乐以成之。
天授命新王，其正朔、服色之制，乃"为应天改之"；而礼、乐之事，则"为应人作之"；其制礼作乐之事，是"异乎"改正朔、易服色之改制的。改制为应天，制礼乐为应人，这两个方面是新王受命必作之事，不可缺一。可见，谈论董仲舒的历史观，如果不讲其制礼作乐，则丢掉了其历史观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许多人之所以未能发现董仲舒历史观中积极的、可以肯定的东西，而将其视为没有前进和发展的循环论，原因就在于抹煞了这个更重要的方面。
之所以说新王为应人制礼作乐是董仲舒历史观中更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照"天人策"所说"道者，所恶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礼乐乃是属于"所繇适于治之路"的人道内容。这是同董仲舒对礼的本质规定相关的。我们知道，董仲舒曾明确指出："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日之级者也。"①他还说："礼，体情而防乱者也。"②按照董仲舒对礼所作的这些规定，礼乐显然已不再是单纯的应天改制所涉及的更称号、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之类"表面上的事情"，而是涉及到了"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正是因此，董仲舒才提出了"继乱世者道变"的观点。由此即表明，他所说新王改制作科，显然包含了应天改制和应人制礼两个方面，而且后者作为人道的内容，是比前者更重要的方面。因此，论述董仲舒的历史观，不可丢弃上述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尤其是后者。然而我们看到，冯友兰① 《春秋繁露·奉本》。
② 《春秋繁露·天道施》。
先生说："就封建社会说，最大的变动是改朝换代。他们所说的改制，是就一个新朝代说的。一个新的朝代所能改的，也就是那些形式上的事情。至于所谓大纲人伦，那都是从属于生产关系一类的东西。如果生产关系没有改变，那些大纲人伦是不能变的。如果变了，社会也就不是封建社会了。"③我以为这里有两点值得研究：第一，照这里所说，改制便是改朝换代所能做的一切了。可是董仲舒认为，这仅仅是继治世之时的情况，继乱世则还应作应人制礼作乐之事。不讲后者，显然就丢弃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第二，所谓大纲人伦是"从属于生产关系一类的东西"，从原则上说似是不错，但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关系没有改变，那些大纲人伦是不能变的。如果变了，社会也就不是封建社会了"。这显然与董仲舒眼中的"大纲人伦"涵义不尽相同。因为董仲舒所说的礼、乐，无疑属于大纲人伦的内涵，但礼、乐变了，却并不要求发生封建制度的否定性演变，而是在封建制度范围之内，进行某种大纲人伦方面的变革。这一点，在谈到董仲舒的改革思想时，将会详细讲到。由此表明，董仲舒所说制礼、作乐所涉及的大纲人伦的变化，并不涉及封建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但确实是在封建社会制度内部的一场重大的、涉及人伦道理的变革。以为只要一说是大纲、人伦、道理的变化，就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这显然不符合董仲舒所说"继乱世道变"的观点。
这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董仲舒所说易姓更王制礼作乐是否有规律性可循？它同新王必改制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前面所引董仲舒"天人策"的一大段话说："臣闻夫乐而不乱、复不厌者谓之道，??怒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道变"，联系其三统说，揭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规律性。第一，"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这一点在变而有常的天道观中已有论述，在此只需指出，这里所揭示的是易姓更王制礼（道），其对前代之礼（道）损益与否，决定于所继之世是治世，还是乱世。继治世，如禹继舜、舜继尧，除改正朔、易服色的改制之外，其余一切"尽循尧道"，这就是他所说："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所损益"，"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此即谓"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如殷之继夏，周之继殷，夏、殷、周三王之道各有偏而不起之处，故需举其偏者以补其弊，特别是桀纣大为亡道，因此，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都有"所损益"，此即谓"继乱世者其道变"。
第二，继乱世者道变亦有规律性。董仲舒说："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这是说，继乱世而王者，其制礼需按夏忠、殷敬、周文之忠、敬、文为序，因其所遇之变，循环地使用忠、敬、文三王之道。
第三，继乱世，新王改制与变道，三统与三道的运演，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和同步性：夏正黑统，用忠道；殷正白统，用敬道；周正赤统，用文道。因此，三统与三道的运演规律是：黑统、忠道--白统、敬道--赤统、文道。从三统与三道的同步运演即可看到，董仲舒所说改制与变道，实是一为表，一为里，一为文，一为质，只有两者同时进行，才能完成继乱世当新王之事。至于董仲舒所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实是仅指易姓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88 页。
更王之继治世者，并不是易姓更王的普遍原则，因而不能作为否定易姓更王之继乱世者道变的根据。
综合上述董仲舒所说新王必应天改制和应人制礼两个方面所表现的"三统"、"三道"的历史观，从表面看，不论是三统或者三道，都是循环运演，周而复始，没有任何的前进或发展；但是，若看其实质则不然，忠、敬、文三道的循环，每一次的道变，都是因其所遇之变而制礼，因而对前朝之礼均有所损益，以拉溢扶衰。这样，他就从原则上肯定了历史的进步或进化。作为这一点的证明，那就是他在论述汉代"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时，曾反复说明，汉继秦乱世之后，因其所遗之世，如"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所以，绝不可像秦之继周。本来周之未世"大为亡道"，但秦"独不能改，又益甚之"，结果导致立为天子十四载便"国破亡矣"，而应如"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窃比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为政而不行，必变而更化之"，这样，汉才可得到"善治"。为此他提出了要汉武帝"退而更化"的主张。
由此表明了董仲舒的历史观，这也是其进步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之一，应予肯定。
当然，董仲舒的历史观，还有所谓"四法"说和"三等"说。四法说，以"四法"与"三统"、"三道"说相配合，以十二代为一大循环周期。这四法是：舜主天法商而王；禹主地法夏为王；汤主天法质而王；周主地法文而王。"四法"说也有一整套具体制度，载于《三代改制质文》篇，这里不再赘述。关于"三等"说，以春秋之十二世分为三等，主要载于《楚庄王》篇：见三世，哀、定、昭，六十一年。
闻四世，襄、成、文、宣，八十五年。
传闻五世，僖、闵、庄"、桓、隐，九十六年。
对于这三世的道德行为，他提出了按亲疏、近远持不同的批评态度，这就是所谓"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距本朝愈近，批评愈委婉，愈远批评愈严苛。这就为后来公羊家"三世"进化说的提出，起了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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