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京西宾馆，成了全中国的“焦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开了36天。陈云向“两个凡是 ”放了一炮，震动了会议。经过艰难的斗争，“天安门事件”在会上终于得以平反。华国锋、汪东兴不得不在会上承认“两个凡是”错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国务院务虚会受到好评
1978年7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主持。这个会议采取边工作边开会的方式，差不多开了两个月，直至1978年9月9日结束。
国务院务虚会的出席者有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直属局、室（组）的负责人，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如何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国务院务虚会实行自由发言，开得生动活泼。会议触及经济建设领域中诸多敏感问题：尊重经济客观规律，反对长官意志，讲求经济效益；重视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改革工资制度，实行按劳分配；重视商品生产；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灵活利用国外资金；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中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提出挑战，反映了经济领域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
国务院务虚会反映了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从过去的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发展到向国外大规模借贷，由单纯引进成套设备发展到吸引外资到中国开办合资企业，由借贷发展到境外发行外债。
在1978年中国同外国签订了22个重点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项目的意向，共需外汇130亿美元（1978年已签约部分为 78亿美元），按照当时的美元价格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人民币，共需600多亿元人民币。 1978年一年中，引进已经签约金额相当于前五年（1973~1977）成交总额的两倍，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总额的 89.2%。这一年是建国以来技术引进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一年，涉及十几个国家几百个厂商。
9月9日，李先念在总结报告中指出：要“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科学研究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这个目的一定要明确。要努力引进中国当前急需的先进技术”。要“搞好技术引进，努力扩大出口”。
李先念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国务院务虚会议结束之后，李先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汇报，引起党中央极大兴趣，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认为会开得很成功，务虚会这种形式很好。
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建议中央开一个理论方面的“务虚会”，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统一大家思想。
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说：“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
此后不久，在北京京西宾馆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便是“索性摆开来谈”的会议（在这次重要会议之后还召开了专门的“理论务虚会”）……
邓小平的建议成了“会议的中心”
北京宾馆林立，宾馆迎宾接客，电话号码当然可以从电话号码本或者“114”那里查到。然而，在北京西城，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京西宾馆，却无法从电话号码本或者 “114”那里查到电话号码。
显然，这是一座不对外的内部宾馆。
笔者虽然因出席会议而多次住在京西宾馆，但是并不了解京西宾馆的历史。这一回，为了写作本书，笔者到京西宾馆作了专门的采访。
据京西宾馆有关人员告知，京西宾馆建于1964年秋，原本属于部队系统，有着很严密的保安措施。
京西宾馆不仅大门口有军人站岗，每幢楼的门口也有岗哨。
另外，京西宾馆有着宽敞的走廊、大房间、大餐厅，每层楼都有几个大小不一的会议室，可供分组讨论用。在主楼之侧，还有一座大会堂，可供召开大会之用。
这样，京西宾馆建成后，不光是供部队开会，而且成了北京召开各种重要会议的场所。
在京西宾馆建成之前，中共八大的代表是住在北京饭店。那时，每一次中共中央全会，也在北京饭店召开。但是，在京西宾馆建成之后，中共中央全会如果在北京召开的话，几乎都在京西宾馆召开。每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开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往往住在这里。全体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里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则成为分组讨论的会场。在“文革”中，京西宾馆曾一度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大闹京西宾馆”轰动全国。
所谓“大闹京西宾馆”，是指196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里搞不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江青、陈伯达、叶群等“文革新贵”们也到会。在会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们坚决反对军队里搞“四大”，跟江青等发生激烈争论。在第二天的会上，叶剑英拍桌怒斥江青们，以至把右手掌骨震裂。徐向前在拍案时，把茶杯震落在地上……
此后不久，在1967年2月中旬，老帅们和几位副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又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新贵”们正面冲突，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这“两闹”，被合称为“二月逆流”……
随着“批判二月逆流”之声震撼全国，京西宾馆也就广为人知了。
1978年11月10日起，一次重要的会议也在京西宾馆举行。
这便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这是一次历时长达36天的极为重要的工作会议——会议闭幕式之前开了34天，在闭幕式之后又开了2天，共计36天。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共 212人（应出席人数为218人）。
1978年11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开幕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题：
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
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
本来，按照华国锋所宣布的这三项议题，这次会议只是一次具体的工作会议。华国锋最初规定的会期是半个月。
在宣布这三项议题之后，华国锋又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
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任务总路线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这是新形势的需要。列宁和毛主席都曾提出过按照形势的需要，实现这种转移。这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
华国锋原本打算，花两三天时间讨论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然后，即转入他提出的三项议题的讨论。
其实，华国锋所说的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这个“会议的中心”，是邓小平在会前提出的，并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正是邓小平的这个提议，扭转了这次会议的方向，使“会议的中心”转移。
邓小平所说的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件战略性的大事，确实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如果不进行这一讨论，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不可能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的会议，不可能成为冲破“左”的禁锢的会议。
早在1958年初，毛泽东曾经谈及过这一问题。
那是1958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
今后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会有，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毛泽东的话，萌发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意思。因为在当时，经过1957年激烈的“阶级斗争”——“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想在1958年转向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所以产生了全党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的想法。
很遗憾，毛泽东刚想转移全党的工作重点，很快就被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运动”所打破。全党工作重点仍放在“阶级斗争”上。毛泽东晚年，深深陷入“左”的迷误，他一直注重“阶级斗争”，从“反右倾”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发动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泽东一直把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之上。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阶级斗争”上。
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即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一艘巨大的航船，那么，工作重点的转移，则意味着“转舵”，意味着从“阶级斗争”航线转到经济建设航线。这确实是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1978年9月，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归来之后，在视察东北三省时，便提出这一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提出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
邓小平曾在1982年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前往成都访问途中，忆及1978年9月从朝鲜归来，在东北三省的谈话内容。邓小平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谈话，全文如下：
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
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召开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先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上，华国锋提出了那三项议题。邓小平以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所以，邓小平建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三项议题之前，先讨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所以，华国锋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会议要先进行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
华国锋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只字不提已经在全国热烈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没有表示“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实际上，这是华国锋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又一次采取“不表态、不卷入”的态度，引起了到会代表的不满。
开幕式之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
陈云作了“爆炸性”发言
刚刚开始分组讨论，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第一次发言，便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是中国资深的政治家，他和邓小平是当时健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几位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谈话中，谈起中共领导集体形成的历史，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这一段话清楚说明，陈云是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个核心成员。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彪都已经去世，在当时健在的只有邓小平和陈云。
陈云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曾表示坚决的支持。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曾为邓小平平反和复出，作了重要发言。由于受到华国锋的压制，陈云的重要发言，没有登上会议简报。
在中共十一大上，陈云没有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只是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其实，即便在“文革”中，陈云在中共九大、十大，也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
这时，陈云仍住在北京北长街的老房子里。 1978年7月1日，阔别多年的陈云的老秘书刘家栋去看望陈云，曾目击这样的场面：
1977年，闹地震时盖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拆除，上面已经空了，但钢架还在屋内立着。架子下面有一对破旧的小沙发，沙发的白布罩已经变成 暗灰色，上面尽是破洞，看上去已经用了一二十年了。一个不小的办公桌，桌面上只有一部旧的电话机，一个台历，一份文件也没有。从这些摆设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没有事干，还在“待命”。
“待命”中的陈云，终于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了震惊中国的声音，表现出他作为资深的中国政治家的勇气。在中国政坛上沉默已久的陈云一发言，便引起全会的广泛注意。人们惊讶地发现，陈云的话是那样的尖锐而有分量，见解是那样深刻。陈云以为，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必须做好安定团结工作，而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加解决的话，也就无法安定团结，无法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指出：
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首先指出，“文革”中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陈云此言，一下子引起全会关注。陈云说：
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只是根据当时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 1940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 “七七”决定和 1940年中组部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
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审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大体都是已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陈云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翻过来，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
1937年7月7日，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前夕，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作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内中第三条规定：
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
另外，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194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内中第二条规定：
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期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实质上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
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陈云负责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工作。曾有人提出，这61人之中能不能当选代表的问题。陈云对此作了深入了解，知道这是在抗战前夕，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这61人可以做个假手续，把他们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
刘少奇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是经原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从天津带到延安，交给了张闻天，再由张闻天交给毛泽东的。此后，刘少奇来到延安时，又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正因为这样，陈云在当时就指出，这61人可以入选中共七大代表。
由于陈云对“六十一人案”有着亲自的调查，所以他非常坚决地提出为他们所谓的“叛徒”问题进行平反。接着，陈云又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的意见：
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长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一组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陈云又为另一大案——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
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最后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康生必须批判。须知，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病死时，中共中央的讣告中，给他戴上三顶光辉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陈云却指出康生犯了严重错误：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两个顾问之一。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形成了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最后用这么一句话，结束发言：
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6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人称“爆炸性的发言”。他的话虽说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
他当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又当过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发言富有权威性。不言而喻，陈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扔出那5颗重磅炸弹的，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
陈云的发言，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意识到，必须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讨论那些具体的工作问题。
陈云发言引起强烈反响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其实，倘若从1962年算起，他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是他的发言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
这一回，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扔出的5颗重磅炸弹。
华国锋极想尽早让大会按照他的三项议题的轨道“运行”，所以在陈云发言后的翌日——1978年11月13日——华国锋要求会议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在大会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说明。
可是，会议并没有被华国锋“纳入”轨道。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了强烈反响，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
东北组对于陈云的讲话普遍支持。这是因为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是冲在最前面的省份，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1978年9月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
东北组如此说：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都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以解决。萧克在发言中还要求为“二月逆流”的冤案平反。
中南组这样说：
陈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讨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以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西南组指出：
陈云提出的几个问题影响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积极因素。
西北组则说：
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
我赞成把“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关系到拥护毛主席的旗帜。
对于陈云发言的反应，接连不断。
11月16日，万里在华东组说：“陈云提出的 5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
11月17日，杨得志、李成芳在中南组指出：“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 ○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 ”
陈丕显则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
11月27日，聂荣臻在华北组发言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
陈云接着插话：“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
王首道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康克清在华北组的书面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陈云11月12日提出的6点意见。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
许多人提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应予推倒。
还有人提出了谢富治的问题，认为应该对谢富治立案审查。
发生“《中国青年》风波”
陈云提出了“文革”中遗留的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而陈云的讲话又引发出一系列“文革”遗留问题：武汉的“七二 ○事件”和“百万雄师”；上海的“一月风暴”；四川的“产业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审查谢富治……
这种种问题，几乎桩桩件件都涉及毛泽东。只有冲破毛泽东当年“左”的种种批示，才能彻底加以解决。
然而，“两个凡是”成了最大的拦路虎。如果推倒“两个凡是”，那就什么问题也
解决了！
在这许许多多历史积案中，最为迫切、亟待解决、呼声最高、影响最大的，要算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中，就明确指示“‘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华国锋所谓的“避开不说”，就是不准平反。
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可是，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亲自定为“反革命事件”的，不能平反。
邓小平的复出，本来就意味着对“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否定。然而，华国锋却硬要解释为“天安门事件”仍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的复出只是由于事实表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不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就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两个来月，曾爆发了“《中国青年》杂志事件”，围绕“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
《中国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23年10月20日，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在“文革”中，由于共青团中央以总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三胡”被“打倒”，共青团被红卫兵所取代，《中国青年》也停刊了。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取消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共青团十大定于1978年10月中旬召开。这时，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的《中国青年》杂志也就定于1978年9月复刊。复刊号印数高达200万份！
《中国青年》复刊号定于1978年9月11日出版。在9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青年》复刊号的目录。
不料，就在9月10日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严厉的质问使韩英陷入了困惑之中。
汪东兴是主管青年工作又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青年》杂志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之中。他在电话中对《中国青年》复刊号提出四点质问：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汪东兴的批评，四条意见中有两条涉及“天安门事件”：
《中国青年》在复刊号上，发表了关于韩志雄的报道《革命何须怕断头》。韩志雄是在“天安门事件”中跟“四人帮”做过坚决斗争的北京青年工人，而汪东兴认为“这个人有问题”！这篇报道还称“天安门事件”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而汪东兴仍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童怀周”，即“同怀周”的谐音。“周”即周恩来，“童怀周”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部分师生的集体笔名，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中，收集了天安门广场上众多的诗篇。
1977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为了纪念“天安门事件”一周年，曾编了一整版根据“童怀周”提供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但是，这个版被“上面”扣压了，没有发出来。“上面”批评道：“谁叫你们编的？！”
《人民日报》干脆支持“童怀周”，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印行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一书，一下子风行全国。
汪东兴得知，曾严厉批评过《人民日报》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
这一回，《中国青年》却在复刊号上选用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中的部分诗作，冠以《青年革命诗抄》的标题。
不论是刊登关于韩志雄的报道，还是转载《天安门革命诗抄》，这都意味着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也正是使汪东兴光火的原因。
然而，在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时，200万册《中国青年》已经大部分印刷完毕，而且已经有4万多册发出，到了读者手中！
尽管如此，9月13日，韩英跟《中国青年》编辑部商量后，还是决定尊重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意见，对《中国青年》复刊号进行修改，然后再发行。
就在这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获知汪东兴的意见，得知要从复刊号上删去《天安门诗抄》，怒不可遏，在北京闹市西单贴出了大字报：《救救〈中国青年〉！》。
顿时，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北京城。
这下子使情况复杂化了。
《中国青年》编辑部认为，已经有那么多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号流入社会，如果再出一个不同版本的《中国青年》复刊号，而且其中的内幕又已经广为社会所知，将会对《中国青年》产生极不好的影响。为此，《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在 9月14日打了报告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以及四位副主席，希望复刊号不要再作修改。
9月14日晚，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中国青年》杂志组长以上的干部。
汪东兴说： “‘天安门事件’，华主席已经讲了。 ”
接着，汪东兴便念了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一段话。汪东兴还念了华国锋关于“两个凡是”的一段话。
汪东兴念毕，说道：“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就讲过，为什么有的人还在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汪东兴坚决要求《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号删去有关韩志雄的报道，坚决要求删去“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
汪东兴毫无商量的余地，他说了一连串颇为严厉的话：“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妇，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翻了这期《中国青年》的大概内容，没详细看，还以为是清样，不知道已经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要我审查了。今天把口径统一一下。你们已经发出4.1万份，发都发了，怎么叫我审查？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的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
“我现在分管，我就不能不提意见！出版《中国青年》是很重要的事情，涉及全国，发行200多万份，涉及面是比较大的，出版就要考虑得周到点。《中国妇女》的出版是经过我批准同意了的。《中国青年》送来了，我下午就打电话，我并不慢啊。叫你们考虑一下，结果考虑出这么大的风波。
“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们《中国青年》社捅这个情况，离开了团的十大筹委会。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了，并没有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中央。 ”
最后，汪东兴说：“历史上有教训，凡是离开党的领导的，一事无成，会碰得头破血流。 ”
汪东兴既然把话说得那么严重，而他又是代表“党的领导”，中国青年杂志社不能不照办。
他们终于删去了复刊号上有关韩志雄的报道，删去了“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补上华国锋的题词，补上毛泽东的照片和诗词三首，重新印刷，重新出版，并把已经发出的4万多份尽量收回。
这样，总算了结了“《中国青年》复刊风波”！
“天安门事件”终于平反
“《中国青年》复刊风波”清楚表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遇到的阻力是多么巨大！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又一次提出了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声势。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
这股强大的力量，向着华国锋筑起的“不许平反”的堤坝发起了总冲击。
说实在的，华国锋坚持“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他打的是“两个凡是”的挡箭牌——“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实际上，“天安门事件”与华国锋本人休戚相关。
在“天安门事件”的紧急关头，华国锋在1976年4月4日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
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
吴德则说：
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天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
正是由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也正是由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华国锋取而代之，先是担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所以，对于华国锋的政治生涯来说，“天安门事件”是重大的转折点。
所以，华国锋死死守住“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道防线。华国锋深知，一旦这道防线被突破，将直接动摇他的政治根基。
然而，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日益高涨。如果华国锋仍然坚持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也将会动摇他的领袖地位。
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示接受党内压倒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样，在陈云发言后，隔了一天，即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北京市委郑重宣布：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广场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日报》发表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大秀才”胡乔木，反反复复捉摸着中共北京市委决定，觉得“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这句话说得不明确。到底是“大秀才”，咬文嚼字，以为仅仅说“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是留了很大余地的。因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这还用说吗？内中最为关键的是“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事件，中共北京市委并没有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胡乔木，从1941年起便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人称“中共中央一支笔”，中共中央许多文件以及《人民日报》许多社论便出自这支笔下。不过，在中共十一大上，胡乔木竟然连中共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所以他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
胡乔木是江苏盐城人，与那位“外交才子”乔冠华同乡，人称“盐城二乔”。胡乔木生于1912年，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
深刻地影响了胡乔木一生的事，是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从此，他一直生活在中共高层核心圈之中。
作为“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在1945年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来，在1954年，参与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胡乔木历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自1961年起，胡乔木因患神经衰弱症，长期休养。在“文革”中受冲击后，闭门不出。直至邓小平复出后，于1975年重新起用胡乔木，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曾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
不久，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打成“大毒草”，胡乔木也受到“批判”，再度闭门不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1977年，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胡乔木毕竟多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也曾给了胡乔木以深刻的影响。胡乔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也走过了一段思索的路。他最初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赞同。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初，也未曾听见他的声音。
但是，随着对“四人帮”批判的深入，对“左”的批判的深入，胡乔木对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坚决加入了批判“两个凡是”的行列。
胡乔木有着多年研究马列主义的阅历，有着较高的理论水平。这“中共中央一支笔”的加入，使批判“两个凡是”多了一员猛将。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11月13日，胡乔木放“炮”了。他在小组会上发言，批评了华国锋。
胡乔木指出，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所说“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新形势的需要”，这是不妥的。
胡乔木发言说：
把工作的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因此，这次的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
就在胡乔木非常仔细捉摸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所作的平反决定的字句时，很快地他就注意到，《人民日报》在11月16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加上了这样鲜明的标题：《“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胡乔木指着这一标题说，这下子把话说明白了！
11月16日，《人民日报》就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事，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紧接着，《人民日报》在11月21日、22日连载了《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长篇报道《“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人民日报》还把这篇报道赶印成小册子，印了20万册。
这篇报道一开头，便这么写道：
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天安门事件”昭雪平反了！
“天安门事件”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政治事件”，而完全是革命行动。这是人民的结论。真理战胜了邪恶，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
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伟大胜利，是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社曾经被“四人帮”篡夺了领导权，成为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重要工具。“天安门事件”前后，“四人帮”及其心腹利用《人民日报》搞了许多假情况，造了许多谣言，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对导致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在（1976年）4月8日抛出的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歪曲事实，诬蔑群众，陷害邓小平副主席，其后又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犯下了大罪。《人民日报》广大职工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揭发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中犯下的大量罪行。现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了，《人民日报》职工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同时也深感有责任把颠倒的“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
报道在结尾处，高度评价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被人们誉为伟大的“四五运动”。它以鲜明的旗帜，磅礴的革命气势，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是“四人帮”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只有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经过“天安门事件”，化为气壮山河的巨画，深深地铭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谁是“天安门事件”的组织者？人民。谁是“天安门事件”的指挥者？人民。百万人民群众表现了这样高的政治觉悟、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在天安门广场演出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史剧，是历史上少有的壮举。它极其深刻地说明，人民革命运动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四五运动”虽然遭到“四人帮”的镇压，但是真理的火种已经撒遍神州大地。人民觉醒了，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斗争的才干，增强了胜利的信心。4月的斗争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为华主席领导的10月的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亿万觉醒了的人民。“四五运动”革命精神光照千秋，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前进！
在“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之后，李冬民也获释。李冬民经考试进入北京市社会科学所工作。后来，他自己创办了民办的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
另外，从11月14日至10日，中共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委也陆续对同类事件作了类似的处理。
为彭德怀平反的艰难历程
在陈云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平反的历史事件中，最为艰难的是“天安门事件”和彭德怀问题。这是因为这两大事件的背后，涉及了更为重大的历史问题。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经历了千辛万苦，因为“天安门事件”直接涉及为邓小平彻底平反，涉及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彻底平反。
为彭德怀平反，也经历了千辛万苦，因为为彭德怀平反，也就是要否定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重要的是，直接涉及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序幕的。姚文元批海瑞，而海瑞便是彭德怀！毛泽东曾就《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了一段“名言”：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所以，一旦为彭德怀平反，也就意味着“文革”的“开场锣鼓”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意味着“文革”必须彻底否定。正因为这样，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陈云呼吁为彭德怀平反之后，依然阻力重重。
令人震惊的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红旗》杂志编辑部居然还约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成员写了一篇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文章，题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
这篇文章不仅批判彭德怀，而且还特别“针对现实”，引用了毛泽东的话：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在作者向《红旗》杂志交稿时，正是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后的第12天！这篇文章呼吁“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不言而喻，是冲着邓小平来的，是冲着陈云来的，是冲着胡耀邦来的。
胡耀邦面对“两个凡是”派们，曾引用了毛泽东在1965年对彭德怀说的三句话，加以反驳。那是彭德怀在1965年即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时，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曾对他说过的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作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
胡耀邦说，这三句话是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回忆的，是彭德怀生前对浦安修讲的。我相信毛泽东同志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老人家在经过一个时期后总要回过头来想一些问题。
胡耀邦借毛泽东此言，说道：“现在，是该由历史给彭德怀同志做结论了——历史已经证明，真理在彭德怀同志这一边！”
后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谈及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时，这么说起为彭德怀平反的曲折经过：
这次中央会议解决了一大批遗留问题，共有十几个。比如解决了彭老总问题、陶铸同志问题。
我们不搞什么繁琐哲学。开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向我建议，说你那个组织部，彭老总要平反，开一个追悼会吧。我说，好，请你们写一个悼词。他们愿意写，七八天把悼词写出来了。写的当中不敢提高，改来改去评价都比较低。
怎么办？后来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才写上彭老总是红三军团的创立者。
把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说，思想还要解放。他说我来改，作了“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样公正的评价。
彭德怀悼词的起草者，便是当时担任《解放军报》副社长的姚远方。姚远方告诉笔者，他参加起草过许多军内领导人的悼词，改来改去改得最多的，便是彭德怀的悼词。
正因为姚远方这“军内一支笔”，起草了军内许多重要文件，所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陈云提出要为彭德怀平反之后，起草彭德怀悼词的任务就落在他头上。
姚远方说，彭德怀的悼词很难写，因为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应该把彭德怀的“缺点”写进悼词！因为这些人总觉得毛泽东当年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是对的，批判《海瑞罢官》是对的，所以应该在悼词中写写彭德怀的“缺点”才行。
这使姚远方感到很为难。姚远方说，他写过那么多悼词，从来没听说要在悼词中写“缺点”的！姚远方拒绝了在彭德怀的悼词中写“缺点”。
接着，遇到的麻烦是关于彭德怀的评价。当时有人总认为不能给彭德怀以很高的评价。其实，这也反映出这些人不甘为彭德怀平反的心理。
关于彭德怀的评价，改来改去，就如胡耀邦所说的那样，最后还是邓小平亲自出马，作了“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样公正的评价。
陶铸女儿《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引起震动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在陈云提议为陶铸平反的整整一个月后——1978年12月11日——胡德平记得，他在晚上回家时，见到父亲胡耀邦正半躺在沙发上。 胡耀邦很兴奋地问道：“今天《人民日报》上亮亮的文章你看了没有？写得很感人！”
胡耀邦所说的“亮亮”，就是陶铸的女儿陶斯亮；胡耀邦所说的“亮亮的文章”，就是《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胡耀邦对胡德平说，今天的《人民日报》一到京西宾馆，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几乎都仔细读了亮亮怀念父亲陶铸的文章，深深被感动了！
这是陶铸在“文革”中蒙尘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怀念陶铸的文章，成了为陶铸平反的讯号。
胡耀邦叫胡德平看看亮亮的文章，是因为胡德平跟陶斯亮很熟，跟陶铸也很熟。在延安的时候，胡耀邦的住处跟陶铸家相距不远，胡德平比陶斯亮小两岁，常在一起玩。
至今，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手头，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拍的一张珍贵照片。照片上，她抱着胡德平，而陶铸夫人曾志抱着陶斯亮。
胡耀邦跟陶铸有着很深的友谊。胡耀邦脾气爽快，陶铸性格开朗，两人很谈得来。
有时，他们也发生争论，争完了又和好如初，谁也不在心中留下芥蒂。胡耀邦对亮亮也很熟，是看着她长大的。
胡耀邦对胡德平说：“亮亮的文章写得很好，写得很有感情，也很有文采。我们的子弟，对父母有这么深的感情，是很令人欣慰的。 ”
胡德平连忙去看亮亮的文章，也深深感动了。陶斯亮这么深情地怀念着在“文革”中屈死的父亲：
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世了吗？”是的，早在九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你这样的人会死！您只是躯体离开了我们，您的精神却一直紧紧地结合在我的生命中。您过去常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现在我们依然如此。爸爸呀！你我虽然隔着两个世界，永无见面的那一天，但我却铭心刻骨，昼夜思念，与您从未有片刻分离……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来，我饮恨活着。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这么一条硬铮铮的汉子，是如何咽下最后的一口气；同样，您也想象不到在您印象中如此脆弱的女儿，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爸，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1967年1月4日，半夜里有几个同学猛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递给我一张《打倒陶铸》的传单，上面印着江青、陈伯达等人1月4日对一些群众组织的讲话，说您“背着‘中央文革’小组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们要“发动群众”把您“揪出来”。记得1966年11月我离开北京回上海时，妈妈曾对我说，爸爸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你要事事谨慎……
陶斯亮的这封终于发出的信，震动了京西宾馆，震动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她的信，是对“文革”的控诉，是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强烈呼吁。
中共中央决定为陶铸平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陶铸追悼大会终于在北京隆重举行。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等出席了追悼会。
大会由叶剑英主持，邓小平为彭德怀致悼词，陈云为陶铸致悼词。
邓小平在悼词中指出：
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
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今天，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做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邓小平在悼词中，追述了彭德怀一生的丰功。最后，邓小平指出：
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
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我们要学习彭德怀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勇前进！
彭德怀同志永垂不朽！
彭德怀冤案的平反，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彭德怀的平反，便意味着对
1959年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否定，也意味着对“文革”的否定。陈云在追悼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宣读陶铸悼词。陈云谴责了林彪、“四人帮”对陶铸的迫害，实际上也是对“文革”的否定：
我们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在这里悼念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的革命战士陶铸同志。
陶铸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含冤去世，终年61岁。陶铸同志的不幸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陶铸同志生前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陶铸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他协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抵制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积极保护老干部和革命群众，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成为林彪、“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障碍。
1967年1月，“四人帮”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捏造罪名，诬陷陶铸同志是什么“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叛徒”等，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陶铸同志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这是林彪、“四人帮”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严重罪行。
陈云代表中共中央，给予陶铸以崇高的评价：
陶铸同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陶铸同志不幸逝世，我们非常悲痛。我们深切怀念他。
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忠诚，无私无畏，威武不屈，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高贵品质；
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真理，英勇斗争的革命情操；
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发扬民主，敢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勇于负责的优良作风；
学习他艰苦朴素，忘我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革
命精神。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努力奋斗。
陶铸同志永垂不朽！
随着彭德怀、陶铸的平反，“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冤案——也被提到日程上来。因为“文革”中所批判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既然邓小平已经平反，而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本身就表明所谓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
不过，刘少奇一案关系重要，直接涉及否定“文革”，涉及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所以还需要时间……
顺便提一笔，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胡德平记得，有一天，胡耀邦在家里对胡德平说，我的秘书有事，你跟我出去一趟吧，去看望一位老朋友。
胡德平不知道胡耀邦要去看谁。上了车，胡耀邦才告诉胡德平，是去看望刘澜涛。胡耀邦对胡德平说，此行是为了“化干戈为玉帛”！
原来，胡耀邦在1964年底，奉中共中央之命，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而刘澜涛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在工作中，他们产生意见分歧，特别是对于当时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着不同的看法，发生“干戈”。
然而，胡耀邦并不把那些历史旧账记在心中。他主动去看望刘澜涛，化“干戈为玉帛”，就是为了向前看，团结一致，投入新的工作。
华国锋宣布八条决定
“天安门事件”发生在北京，由中共北京市委出面宣布平反，当然可以。但是“天安门事件”毕竟是影响全国的大事件，中共中央以及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必须明确表态。
尽管华国锋仍然希望大会讨论他提出的三个议题，但是他已经很难控制大会。他只有对“天安门事件”等作出明确表态后，大会才有可能进入农业等经济问题的讨论。
这样，在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 八条决定，对陈云等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表态。其中的第一条便是关于“天安门事件”：
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一律要平反，恢复名誉。
同时，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委，对同类事件也照此办理。
华国锋还为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了书名。这也是他作为中共中央主席表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作的一种表示。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郑重宣布：
二、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这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其目的是为了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恩来和朱德。中央决定，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过去各种文件、材料中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的不实之词，都应作废。
三、关于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六十一人问题”必须解决。当时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问题未能解决。1978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议过要为这一案件平反的问题。六七月，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复查。中央组织部于11月3日向中央提出报告，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四、纠正过去为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曾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作过重大贡献。他在历史上也犯过错误。但经审查，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彭德怀同志已于1974年11月 29日病逝，他的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五、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复查，过去把陶铸同志定为“叛徒”是错误的，应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1969年11月30日病逝，他的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六、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经复查，过去把杨尚昆同志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七、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必要的。但是不设专案组，有关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审理。八、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所宣布的这八条决定，表明接受了陈云等众多代表提出的意见，清理了一大堆历史积案，大快人心。内中，尤其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全国、全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引起一片欢呼声。
另外，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在华国锋讲话最后定稿并印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加上了重要的一条：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在1975年下发的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号文件，1976年下发的二、三、四、五、六、八、十、十一号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责任由中央承担。
这也清楚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如果不对这一系列重要的冤假错案问题作出平反决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怎么能够坐下来讨论农业等问题呢？华国锋宣布八条决定，固然是一大进步。不过，这八条决定点，每一条都意味着
对毛泽东当年的决定的一次否定。这八条，也就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否定。所以，在华国锋宣布八条决定之后，“两个凡是”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地步──尽管华国锋只字不提“两个凡是”，但这八条决定也就是八项“实践”，每一项都证明了“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如果按“两个凡是”办，连一条决定也作不出来！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所宣布的八条决定，使会议的情绪为之一振。但是，人们仍憋着一口气：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华国锋为什么对这一问题不置一词呢？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也就是批判“两个凡是”。华国锋为什么不对“两个凡是”表态呢？
“两个凡是”已经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一大障碍。那八条决定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才作出的。要想作出正确的决定，必须推倒“两个凡是”。然而，大会的议题之中，并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没有关于“两个凡是”问题。
华国锋在11月25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八条决定之后，11月27日，他又一次要求大会转入农业等经济问题的讨论。
然而，华国锋已经无法控制会议的进程了。就在华国锋刚刚说毕，便有人在发言中提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为在这场讨论中，一些口号不妥，例如“反对现代迷信”、“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等，这些口号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这位发言者还认为，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所产生的分歧，只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更谈不上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这位发言者原本想批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想不到，这一发言帮了倒忙：马上引起绝大多数代表的不满，一下子把大会的注意力吸引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去了！
针对这一发言，胡乔木在小组会上作了这样的发言：
希望华国锋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能谈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这次讨论作出一个结论。
胡乔木还指出：
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也是政治问题：第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解放思想，搞好当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设，正确处理遗留的各种案件等，都具有指导意义。第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省、市和大军区负责人都表了态，这也就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了。
于是，华国锋对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挫。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
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代表们纷纷指出，目前出现的思想分歧恰恰说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很有必要。这一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但从前一段讨论的情况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如不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定思想理论是非？怎样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所以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代表们纷纷指出，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的分歧，实质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种分歧现在已经公开化、表面化了，已经不能回避。这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而是党内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斗争焦点，就在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而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
这样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展开了。
代表们纷纷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本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应积极组织、领导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应该设置种种禁区，下达种种禁令，阻止、压制这场大讨论。
代表们也纷纷批评《红旗》杂志编辑部，批评《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本来，《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理应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起理论指导作用。然而，《红旗》杂志起初“不表态、不卷入”，后来甚至发展到组织写作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红旗》杂志自称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一花独放”，实际上这“一花”脱离了百花，脱离了真理。
代表们从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批评《红旗》杂志编辑部，进而不指名地批评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甚至不指名地批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
代表们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直截了当地批评“两个凡是”。代表们还提出建议，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以求对思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不能不对“两个凡是”表态了。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检讨。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华国锋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但是华国锋解释说，提出“两个凡是”，是“从当时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运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这表明，华国锋对于大家的批评，内心并不服气。
华国锋还说，“华主席、党中央”这样的提法不妥，把主席放在党中央之前、之上，希望今后不要再这么讲了。
虽然华国锋以上关于“两个凡是”的检查讲得很不深刻，但是，起码华国锋已经承认“两个凡是”这话“讲得绝对了”，这本身就意味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巨大胜利。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突破口进行爆破，经过几个月的较量，终于迫使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这确实是巨大的胜利。
也正是这一巨大胜利，动摇了华国锋“英明领袖”的政治地位。虽说此后华国锋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掌舵人从此转为邓小平。
汪东兴在小组会上也作了几句检讨和说明，只是讲了一些情况，没有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但是，不管怎么说，汪东兴毕竟也承认了“两个凡是”的提法是不妥的。
从此，从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奉行了两年的“左”的“两个凡是”方针，得以初步否定。
华国锋提出“新的大跃进”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思想问题上克服了“左”的错误倾向之后，讨论了面临的经济问题。
因为全党的工作重心今后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必须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计划加以认真研究。
代表们仔细讨论了提交大会的三个经济问题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
代表们在讨论中，批评了华国锋在经济工作上的急于求成、求大、求全的“左”的倾向。
十年浩劫，把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推到了总崩溃的边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就急于把中国的农业、中国的工业──中国的国民经济——抓上去。但是，华国锋操之过急，过于浮躁，他提出的高指标，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在政治上的“左”，必然导致经济建设上的“左”。
应当说，华国锋有过多年的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但是，在“左”的急躁情绪的支配下，1976年12月，华国锋在山西昔阳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大会上，却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要求：
到1980年，全国要有1\/3的县，建成大寨县！到1980年，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达到《纲要》指标！到1980年，全国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关于 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这样，全国各地农村的土墙上，都刷出了大字标语：
为1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而奋斗！
全党动员，实现农业机械化！
一时间，中国仿佛回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岁月！
农业要“跃进”，工业也要“跃进”。1977年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举行，70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大庆开幕，在北京闭幕。
华国锋在大会上发出豪迈的号召：
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76年至1980年），全国至少要有1\/3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
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要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步伐！
华国锋振臂高呼：
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局面！
这样，华国锋正式提出了“全面跃进”的口号。
在华国锋的“全面跃进”的口号鼓舞下，1977年7月8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这样大规模的“引进设备”的报告：
在“五五”计划后三年和“六五”计划期间，除抓紧1973年批准的43亿美元进口方案中在建项目尽快建设投产以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其中有：2套大型化肥装置，2套化肥关键设备4套中间体原料装置；3套大型石油化肥成套设备，1套30万吨乙烯综合利用工程，4套化纤成套和关键设备，2套年产量200万 ~300万平方米的合成革装置，3套合成洗涤用品原料生产装置；大批石油勘探设备，1套年产1000万吨露天煤矿成套设备，1套60万千瓦或90万千瓦原子能电站，1套年产1200万吨采矿设备……以上各项目，8年内共需外汇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基建投资需要400亿元。
如果说1958年毛泽东领导下的“大跃进”是“土跃进”，那么如今在华国锋领导下的“大跃进”则地地道道成了“洋跃进”。
1977年9月11日，华国锋在国务院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
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
于是，各经济部门都“挽起袖子”，都“大干”起来，制定出各种高指标。
1978年2月，华国锋代表国务院在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便对当时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估计不足，急于求成，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
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达到2.5亿吨。
在农业方面，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农业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85%以上，建设12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
从1978年至1985年的8年期间，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田，30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
要形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基建投资总额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要引进外国先进设备22个大项目。
1978年7月，国务院提出了“组织新的大跃进”。
1978年9月30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上致祝酒词，
明确地提出了“持续跃进”：
国民经济正在走上持续跃进的轨道。一个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局面已经出现。
“经济专家”陈云强调“稳重”
随着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方针遭到否定，政治上“左”的错误受到批评，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们对华国锋在经济建设上的“左”的倾向也提出了批评。
代表们在讨论农业问题时，批评了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全国1\/3县建成大寨县”等“左”的不切实际的指标，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作了重大修改，以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
代表们在讨论《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总结了1949年以来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指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一些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因而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
代表们批评了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指出要吸取当年“大跃进”的教训。有的代表尖锐地指出：农业发展缓慢，除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以外，还必须认真正视和检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年来我们总是反右，一些人总是觉得“左”比右好，在政治上瞎折腾。实际上，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错误作怪，政策太“左”。有的同志还检查了自己在领导农业工作当中所犯的瞎指挥、浮夸、说大话、空话，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多种经营等错误。所以，在领导农业方面，批“左”是最主要的。
也有代表指出：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的根本则在于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改进各级领导的工作作风，改善党和农民的关系。
对农民不能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能卡得太死，对农民要放开点，允许农民真正的自由和自主，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还有的代表指出，农村政策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变动太多，不能动不动就“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朝令夕改，无法取信于农民，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胡耀邦对农业问题很重视，在会上提出农村要“放开口子”。胡耀邦以为，从1958年以来在中国农村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不适合于中国农村。他所谓“放开口子”，也就是实行承包制。后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从1981年至1985年，每年所下发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讲的都是关于改革农业体制的问题。
陈云有着多年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被誉为中共党内的“经济专家”。当年，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正是陈云一次次建议降低指标，使“大跃进”的“热度”逐渐降下来。后来，陈云被毛泽东斥为“右倾”而“靠边”。
陈云“靠边”了这么多年，这一回，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先是在11月12日就冤假错案问题作了震动大会的发言，接着，又在1978年12月10日，在东北小组，就经济工作作了一次重要发言。
陈云毕竟是“经济专家”，他一开始就这么说：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
陈云所说的“既积极又稳重”，道出了领导中国经济的两个方面。就华国锋而言，显然“积极”有余，而“稳重”不足。陈云接着指出：
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要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陈云对于工业引进项目问题，谈了这样的意见：
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我们的起点，是3000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
陈云以为，“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了，天下就大定了”。
陈云建议，“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陈云还建议，“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精彩的“亮相”。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位称病多年的中共元老，目光锐利，思维敏捷。这样，陈云在中共党内大得人心，威信迅速提高。
邓小平作了历史性的总结
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终于在1978年12月13日举行闭幕式。
这时，中共的“第一提琴手”，名义上虽然还是华国锋，但实际上已经是邓小平。
74岁的邓小平，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沧桑，富有政治经验，而精力又十分充沛，成了支撑中国共产党的栋梁。
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历史性的重要讲话。
关于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是如何起草的，有着两种说法。本书初版版本引述了当时担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回忆，这一回忆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原先，在工作会议开始不久，小平同志曾要乔木同志帮助他准备了一个 讲话稿。但由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因此，在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又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
邓小平向起草小组以及胡乔木讲述了讲话稿的中心思想。朱佳木回忆道：
小平同志说，这次别的问题他都不讲，只讲四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
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了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先使10%~20%的人富裕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
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写出了讲话稿，交给胡乔木作修改。
朱佳木回忆道：
由于小平同志对讲话的内容交代得十分详尽清楚，所以，讲话稿很快写了出来，并交到了乔木同志手里。记得那天晚上，乔木同志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过的稿子交给了我。原来，他是半夜两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出来的。
经过胡乔木修改后，邓小平看了又作修改。
朱佳木说：
以后，小平同志再一次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工，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召开闭幕会的那天，下午4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两点才脱手。那时，他已经是66岁的人了，这种拼命的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另外，据曾经参与邓小平这一讲话稿的起草工作的于光远的回忆，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韩钢所写《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一文，记述了于光远的回忆：
邓小平同志逝世后的第三天，即2月22日，郑惠同志和我一道去著名学者于光远同志家约稿。谈话间，于老偶然说起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一些情况，还说他保存有小平亲自拟定的这篇讲话的提纲手稿。这真是一个意外而又重要的发现！因为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著名文章，在文章的题解中被称作“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历史转折时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文件。我们知道海内外对于这篇文稿的起草情况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但从来没有听说小平同志自己写过一份提纲，这引起我们想要看到这份提纲和了解这篇讲话稿产生经过的极大兴趣。
这份提纲是小平同志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小平同志的提纲列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最前边，还加了，“对会议评价”一句。
这当然是指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原来，小平同志的讲话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成的。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作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平同志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耀邦说好，光远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小平同志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这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民主大发扬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议程已经过半，时间很紧迫。
胡耀邦、于光远于是赶忙找了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形成，送给小平同志。他再次召集耀邦、光远等同志逐字逐句地边念边作修改。以后又经过若干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讲话稿起草完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留在于光远手里，一直保存至今。
经过与《邓小平文选》对照，可以看出，从思想观点、逻辑结构到主要观点的文字表述，讲话稿都是根据提纲写成的。
……
新发现的这份提纲手稿本身和讲话稿起草经过都表明，讲话稿是在小平同志精心设计、直接指导下写成的。
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所以是历史性的，是因为他在讲话中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总结，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方向。所以，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对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来说，是总结报告；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说，则是主题报告。
邓小平高度评价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了斗志，增强了信心，加强了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 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接着，邓小平谈了四个重要观点：
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指出，由于“文革”，由于党内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造成思想僵化，是当前一大障碍。“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发出了“解放思想”的号召。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 ”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这场大讨论作了总结：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 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重申了“三不主义”：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前几天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平反，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提了些意见也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邓小平既批判了“两个凡是”，又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邓小平说：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纲领性的。他的这次讲话，成了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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