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终于轰动全国。尽管中共中央没有发出要求各地参加讨论的文件，但是各地首脑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有《红旗》杂志保持沉默。但是，《红旗》杂志终于“后院起火”。
黑龙江爆发“红与黑”之争
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期间，197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的又一篇重要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
就在这天下午，邓小平找胡耀邦作了一次重要谈话。
邓小平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的班底很不错。这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这是一个好班子。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明确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邓小平还指出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争论的“根源”，是“两个凡是”。所以，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论战的关键时刻，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审定者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以有力的支持。
也就在这一天，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所载孙铭惠的报道，引起了胡耀邦的关注。
孙铭惠是新华社驻黑龙江记者，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黑龙江省曾在批判极左思潮中一马当先。这一回，中共黑龙江省委及时注意到“真理标准讨论”。
黑龙江省为什么会讨论起“真理标准”问题呢？事情是从“文革”前17年的中共黑龙江省委是“黑省委”还是“红省委”引发的。
孙铭惠在报道中，写及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的观点：
前不久，杨易辰同志在一次动员报告中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那时省委虽然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流。
明确这个问题，对弄清“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省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很有必要。
杨易辰的话，有许多人表示反对。
在黑龙江，为什么会爆发关于“文革”前中共黑龙江省委的“红与黑”之争呢？内中的原因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入中共黑龙江省委的领导成员，大部分都是“文革”前的中共黑龙江省委领导成员。这些重新进入中共黑龙江省委的领导成员认为，“文革”前的中共黑龙江省委是“红”的，应该称“原省委”。
然而，也有许多人坚持“文革”中的观点：因为在“文革”中，原中共黑龙江省委被“彻底打倒”，被称之为“黑省委”。当时，按照“两个凡是”，“文革”是被充分肯定的，因此，“文革”中的“黑省委”一词也就必须延续下去。
正处于“红与黑”之争的黑龙江，理所当然对“真理标准”问题产生很大的兴趣。
于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作出决定，组织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报刊有关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这一决定，“要求大家在学习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认真开展大讨论，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流毒”。
在全国各省市委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领先一步的是甘肃。但是，由省委作出决定，要求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报刊有关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黑龙江是第一个。
孙铭惠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
会议开始时，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同志宣布：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这为开好这次会议打下了良好基础……
大家列举了心有余悸的一些表现。这些表现归纳起来有“五怕”，即怕别人给自己扣上“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否定解放军支左”、“否定新生事物”这样五顶帽子。
胡耀邦从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见到孙铭惠的报道，当即嘱咐给中共中央党校每个学员小组发一份。
新华社也注意到这篇报道，几天后改作公开电讯发出。《人民日报》于 1978年8月4日发表了这一报道。
此后，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题为《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杨易辰指出，林彪、“四人帮”种种流毒中，危害最大的是两种谬论：
一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并由此任意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片言只语吓唬群众；
二是鼓吹“绝对权威”和“顶峰”，并由此给反对他们的人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不允许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林彪、“四人帮”被人民打倒了，他们的这些谬论的流毒还远远未肃清。因此，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根本问题，就是拨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之乱，正毛泽东思想体系之本。
杨易辰的这段话，很明确地把“两个凡是”列为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杨易辰还指出，关于中共黑龙江省委的“红与黑”之争，实际上也就是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的问题，只有强调实事求是，才能求得正确的结论：
只有肯定17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承认林彪、“四人帮”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进行干扰破坏，许多重大问题的路线是非才能分清。例如，过去我省只要谁说一句“原省委”，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是“复旧”、“复辟”、“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只能违心地说“黑省委”、“旧省委”。最近，我们根据党中央对欧阳钦同志的评价，明确地肯定了在欧阳钦同志主持下的原省委，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红的，而不是黑的，虽然也有缺点错误，但这并不是主流而是支流。这样实事求是的评价，得到了群众的欢呼和拥护，它使多年来压在党员、干部和群众身上的石头搬掉了，思想解放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路线是非等问题，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杨易辰的讲话，在中国北疆响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回应的雷声。
新疆率先出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
一时间，发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奇特现象：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应，先是在西北的甘肃，接着是中国最北的黑龙江，第三个发出回应的是西北边陲的新疆。这些省和自治区，全是边远地区。
受北京召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的影响，新疆召开了“加强理论学习会议”。据《新疆日报》1978年8月27日报道：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于8月23日召开乌鲁木齐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会议，传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7月17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的精神。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劲草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就注意理论动态、加强理论学习的问题讲了话。
新疆的座谈会上，传达了北京座谈会的精神，这清楚表明是受了北京座谈会的影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韩劲草在会议上指出：
当前全国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带有原则意义的讨论，既有理论上的意义，也有实践的意义。不仅值得理论战线上的同志注意，也值得所有干部注意。
新疆的“加强理论学习问题会议”，有300多人参加。《新疆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参加会议的有乌鲁木齐地区各高等院校、干校，自治区各部、委、办、局，新疆部队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共300多人。
最令人不解的是，率先出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的，不是北京，竟是新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是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辑出版的。他们收集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有关文章，汇编成册，便于新疆的干部们学习。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加了《编者的话》。《人民日报》在1978年9月27日转载这一《编者的话》。《编者的话》指出：
搞清楚真理的标准问题，对于我们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打好第三个战役，对于从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总结 8年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大量的现实问题，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究和解决新时期提出的新问题，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疆不仅在全国率先出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召开了“加强理论学习问题会议”，而且还举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理论讨论会。据《新疆日报》1978年10月27日报道：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最近召开了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理论讨论会。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承认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关系到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还是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真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还是假高举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能不能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这次讨论会的规模也很大。《新疆日报》报道说：
参加这次理论讨论会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各部、委、办和各局政工部门、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地区各大专院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同志。出席自治区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各地、州、市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和部分县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也参加了这次理论讨论会。有14位同志在会上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劲草同志主持了讨论会，并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新疆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能够跑在全国的前列，是由于当时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区主席汪锋的态度鲜明。
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报》报道了汪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报道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在最近举行的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讲话，要求所有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澄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体系。
大论战推向全国
汪锋批判了“两个凡是”派在理论上设置重重禁区。他指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教条，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领会和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学习它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它的思想体系，而不是拘泥于片言只语和现成的结论，用它来束缚和剪裁生动丰富的实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理论上设置禁区，这本身就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辽宁批判“特殊身份论”
在甘肃、黑龙江、新疆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出回应之际，从辽宁也发出了回应的声音。
辽宁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从时间上来说，早于新疆，甚至早于黑龙江，但是《辽宁日报》在会议召开后半个月才加以报道，所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较晚。
《辽宁日报》是在1978年8月11日发表报道的。报道说：
目前，在理论战线上正在热烈开展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7月25日到7月31日，省委宣传部召开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各市、地、盟委宣传部负责人和专业理论工作者60多人。省委书记张树德同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异云同志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辽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特殊身份论”。
所谓“特殊身份论”，是因为辽宁有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引起的。此人是毛远新。
毛远新确实身份特殊，他是毛泽东胞弟毛泽民之子。
毛远新的名字，头一回引起人们注意，是在1964年。那时，毛远新还只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这年7月5日，毛泽东在跟回家度暑假的毛远新谈话时，说到了教育问题。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当时，毛泽东随口而谈。事后，毛远新深知这一谈话的重要性，作了追记，写出《谈话纪要》。谈话内容迅速传到了高等教育部。高教部征得毛泽东同意，印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虽说是内部文件，却一下子便轰动了教育界。在“文革”中，红卫兵把这一《谈话纪要》刻成传单，传遍了全国。于是，人人皆知毛泽东有个侄子叫毛远新，深得毛泽东看重。
毛远新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不久，遇上了“文革”。他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他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1968年5月10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陈锡联担任主任，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兼沈阳军区政委。
从此，毛远新步入中国政界，被视为“可靠接班人”。
1971年1月，中共辽宁新省委建立，毛远新担任省委副书记。
毛远新在辽宁树了两个“典型”：一是把交白卷的张铁生树为“反潮流英雄”；二是与传统“决裂”的所谓“朝阳农学院经验”（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
毛远新受到了江青的支持。
在毛泽东病重时，毛远新被调来北京，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之间，靠毛远新这位联络员联络。这时，毛远新的地位极为显要，成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枢纽。
复出的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从1975年9月起，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
毛远新对于“批邓”曾出了大力，成为“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这样，1976年10月6日夜，当“四人帮”被一举扫除之际，毛远新也被拘捕。据执行拘捕任务的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少将告诉笔者，他是在中南海拘捕江青之前，先去拘捕毛远新的。毛远新当时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命令身后的警卫一把夺下了毛远新的手枪……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辽宁开展了对毛远新的批判。不过，在报纸上，没有点毛远新的名，只是称之为“‘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
197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辽宁省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斗争情况的报告》。
中共中央指出：“辽宁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发展迅猛，局势稳定，生产上升，中央对此表示满意。 ”虽说毛远新被列为“‘四人帮’死党”，但是在批判他的时候，人们却不能不小心翼翼，那便是由于毛远新有着“特殊身份”。
毛远新经常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动不动就是“主席指示”。人们弄不清毛远新所说的“主席指示”，究竟是不是毛泽东的指示。在“两个凡是”盛行的那些日子里，人们一听说是“主席指示”，就不敢批判，即便是实践已经证明是错了的，也不敢否定。
诚如 1978年8月11日《辽宁日报》关于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召开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的报道所指出的：
“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就是以他的“指示”、“讲话”和“精神”作为律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让全省人民服从他一个人的意志。
他们打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改造一切”的幌子，实际上，却是把他们的帮理论、帮思想冒充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顺之者兴，违之者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特殊身份论”跟“两个凡是”串在一起，常常分不清哪些是毛泽东指示，哪些是“帮指示”、“帮理论”、“帮思想”，使辽宁对于“四人帮”的批判不断受阻。这样，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辽宁很自然就涉及“特殊身份论”。
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联系辽宁的实际，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剖析了“特殊身份论”。
1978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任仲夷在中共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八、九期合刊上的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任仲夷在文章中批判了辽宁“迷信‘特殊身份’”的错误倾向。他指出：
有些同志对“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所鼓吹的东西，有时也觉得不对劲，但因为是他这样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讲的，就不敢怀疑，只好“不理解也执行”。上当的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不敢实事求是。固然，那个死党常常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讲话，引用毛主席的片言只语，有它欺骗性的一面；但是，经过他歪曲篡改的那些话，已经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根本不符合实际，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所以，这又是可以识别的。我们有的同志多年不学马列，又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结果就迷信他。所谓“特殊身份”，不仅这个死党有，江青也有。林彪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有很高的地位和非同寻常的“身份”。
如果迷信“特殊身份”，他们都能成为迷信的对象。由于迷信“特殊身份”，
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了，马列主义的觉悟没有了，党性没有了。这是一条深刻的教训。
除了甘肃、黑龙江、新疆、辽宁四省、自治区领先之外，地处东海前线的福建省也追了上来。
1978年9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了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9月2日在福建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廖志高指出：
最近一段时期，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全国正在热烈地展开讨论。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在廖志高讲话的影响下，福建省也热烈开展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在吉林再批“两个凡是”
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两省省委对于“真理标准”问题态度鲜明。大约正是因为这样，1978年8月初，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去东北，在黑龙江、辽宁两省，避而不谈“热点问题”——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如前所述，张平化到了吉林，终于谈到了这一问题，而且语出惊人：“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
在张平化走后一个来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来到东北视察。
邓小平是从朝鲜访问归来路过东北的。邓小平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早在“文革”前就有着多年的交往。在“文革”中，1975年4月中下旬，金日成率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北京，邓小平与金日成举行了4次会谈。
1978年9月8日至13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典。
邓小平从朝鲜归来，在东北进行了视察。邓小平也敏锐地注意到，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两省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已经跑在全国前列，只是吉林稍稍落后一步。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的工作汇报时，作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点了“两个凡是”的名，给予很尖锐的批判。
邓小平着重谈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他以为，“高举”有两种，一种是“真高举”，一种是“假高举”。他指出，“两个凡是”是“假高举”：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概念。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说：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真理标准”大论战推向全国
1978年全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初是由《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的，是自下而上的。
然而，中共中央当时并没有就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各省市委下达要求开展的文件，没有号召各省市委对这一问题表态。也就是说，没有自上而下地进行发动。各省市委最初对这一问题的表态，纯属“自发”。
在邓小平吉林谈话前，已经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自发”地明确表态的有5个省委、自治区党委，即甘肃、黑龙江、新疆、辽宁和福建。他们的表态，是陆陆续续的，像一声又一声稀疏的掌声。
邓小平在吉林的谈话，给了正在全国逐渐推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极大的鼓舞。在邓小平这次谈话之后，全国各省委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表态“频率”大大加快，数量迅速增加，犹如爆发了一阵持续的、热烈的以至“雷鸣般”的掌声。
这样，一下子便形成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氛围。两年前，中国在秋天进入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赢得了“十月的胜利”。978年的秋日，中国又爆发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论战。这种全国大论战的热烈气氛，使“两个凡是”派们陷于空前的孤立之中。以下以当时报纸的报道先后为序，用粗线条勾勒在邓小平吉林谈话之后，全国开
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大致轮廓：
广东——
1978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注：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为韦国清）在广东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学习会上讲话，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针对性很强的实践问题。
浙江——
9月26日，《光明日报》报道：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连续召开讨论会，学习和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在新近召开的讨论会上，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和省委书记李丰平发表了意见。他们说，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对进一步揭批林彪、
“四人帮”，对推动当前的实际工作，对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进步伐，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江西——
9月28日，《光明日报》报道：
9月25日，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在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干部读书班的开学典礼上说，最近在报刊上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能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河北——
10月4日，《光明日报》报道：
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在最近召开的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说，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毛主席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我党培育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弄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肃清林彪和“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
青海——
10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谈到关于检验真理标准这场讨论的意义时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争论。中共青海省委最近召开州、市、县委宣传部部长会议，认真讨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在会议结束时，谭启龙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内蒙古——
10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同志最近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局以上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认真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于拨乱反正，大治内蒙古，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宁夏——
10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召开地委、县委书记会议，联系实际，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会上发言。他说，当前，在全国思想、理论战线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我们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立场的重大斗争。
四川——
10月13日，《光明日报》报道：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在省委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在理论上有深远的意义，而且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陕西——
10月14日，《陕西日报》报道：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王任重在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说，在理论界，近来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问题：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完全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认为，反对这个观点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要“句句照办”的人，不管他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希望同志们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湖北——
10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最近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这场讨论，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问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和影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问题，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陈丕显同志是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全省理论工作会议上说这番话的。
天津——
10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天津市委11日举行学习讨论会，认真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和第二书记黄志刚在发言中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于我们落实华主席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苏——
10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最近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说，当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正确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革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速度，都具有深远意义。
广西——
10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
10月16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在会上就当前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发表了意见。他说，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落实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贵州——
10月27日，《光明日报》报道：
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同志最近在省委召开的一次理论学习座谈会
上作总结发言时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湖南终于赶上“末班车”
进入1月，没有表态的省份继续表态，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论战向纵深发展：
山东——
11月2日，《光明日报》报道：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10月16日在省委党校领导干部读书班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十分重要。
安徽——
11月3日，《安徽日报》报道：
中共安徽省委最近召开地、市委宣传部部长会议，围绕着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讨论研究了当前思想战线上的战斗任务。
山西——
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
在最近召开的中共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说，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抛弃。
上海——
11月8日，《光明日报》报道：
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11月3日在市委党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指出，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出于反革命目的，把它根本颠倒了，搞得很混乱。他们否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否定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否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
林彪宣扬“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鼓吹颠倒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倒过来”哲学。张春桥抛出了一个“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便跟风胡说：“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无非是两条腿，一会儿理论跑在前面，一会儿实践跑在前面，就这样一前一后。”
他们偷偷地把精神抬到第一位，并进一步把实践第一的观点歪曲为“经验主义”，变成打人的一根棍子。谁要坚持实践第一，谁就是“经验主义者”，谁就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谁就要被打倒。他们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鼓吹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猖狂反对按科学态度办事。谁要真正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犯了弥天大罪，就要饱尝他们的帽子、棍子的滋味。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证明了他们是一伙祸国殃民的害人帮。
吉林——
11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最近先后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和全省地县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讲话。王恩茂同志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根本原则。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败，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关键，必须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问题、新任务，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云南——
11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
在文山壮族自治州进行调查研究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同志，最近在听取了州委、丘北县委和部分公社党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之后，向他们强调指出，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实际出发。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勇于改正。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西藏——
11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任荣最近在拉萨地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会使我们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我们都知道，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
河南——
11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
最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解放思想，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落到实处，做好各项工作。
在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中，迟迟不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的，是那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的湖南省。人们笑谓：“在中国，除了台湾省之外，就是湖南省没有表态了。 ”
不言而喻，湖南受着华国锋的深刻影响。直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一一表态，在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终于登出来自长沙的报道，中共湖南省委赶上了“末班车”：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同志在省委召开的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我们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他要求领导机关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以适应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这样，从最早响应的甘肃，到最晚的湖南，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广州、兰州、南京、福州、济南、成都、新疆、昆明、北京、武汉、上海等地
部队首长们，也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
所有的这些表态，全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拥护，这清楚地表明“两个凡是”不得人心！
两个“特写镜头”
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中，笔者选取两个“特写镜头”，以使读者诸君一睹当年的热烈景象。
特写镜头之一，是《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由于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当时名声大振，成了“热点报纸”。
不光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加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报纸，相继全部转载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在《光明日报》历史上是罕见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大大提高了《光明日报》的威信。《光明日报》的订户骤增。
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责任编辑、后来成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王强华告诉笔者，1979年1月，《光明日报》的发行量达到144万份，成为《光明日报》历史上最高的发行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在1978年5月，而《光明日报》在1979年1月达到发行量的顶峰，这个“时间差”，是因为人们订报纸大都是一年一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1978年的大轰动，使很多人决定在1979订《光明日报》。所以，在1979年，《光明日报》的发行量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巅。
特写镜头之二，是邢贲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文，都是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在当时，读者并不知道“特约评论员”是谁。
自称是“单干户”的邢贲思与他们不同，邢贲思的文章，一篇篇都是署真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据邢贲思告诉笔者，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30来篇文章，都署名“邢贲思”。由于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率太高，在发表《评有权 即有理》一文时，才偶尔改署笔名“余思”。
于是，邢贲思成了“热点人物”。于是，各处、各地纷纷派人请邢贲思去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掀起了“报告热”。于是，一时间，邢贲思“云游”各处，一场报告接着一场报告，竟作了七八十场！
为什么各处会掀起“报告热”呢？
因为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必须字斟句酌，篇幅也有限，而报告则可以随便得多，可以透露种种幕后的内情，信息量也大得多。何况作报告时，还可以当场回答听众的问题，而当时人们不明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背景，巴不得有机会能够向知情者提问、寻求解疑。
据邢贲思回忆，他应邀在外交部作的报告，被整理成文字印发中国各驻外大使馆，
以使驻外人员了解国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情况。他在海军军以上干部读书班上作了报告。他在国防科工委、公安部、地质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作了报告。他还应邀去外地作报告。当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通过夫人陈舜瑶邀请他到甘肃去作报告。陈舜
瑶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邢贲思，邢贲思应邀去甘肃，作了两场报告。他在东北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作了报告。他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的邀请，去新疆作了三场报告，分
别针对汉族干部、维族干部和自治区党委。其中，给维族干部作报告时，还特地请来
了维族翻译，邢贲思讲一句，翻译翻一句，这是他一场很特殊的报告。胡福明、吴江、孙长江、汪子嵩、马沛文也应邀作了许多场报告。在一场场报告中，也曾发生有趣的“幕后新闻”：
1978年9月下旬，应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邀请，邢贲思去武汉，在湖北省一次很大规模的会议上作了报告。这一回，邢贲思与汪子嵩、马沛文同去，汪子嵩、马沛文也作了报告。他们在武汉作了报告，还在宜昌作了报告。
有趣的是，湖北的“两个凡是”派们听了报告，纷纷议论道：“陈书记怎么从北京请来了三个‘右派’作报告？”
据马沛文回忆，湖北有人说：“北京三同志的发言，超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好不吓煞人也！”
据汪子嵩告诉笔者，他去天津作报告时，发生了这样的小插曲：他在报告中，为了批驳吴冷西的那个电话，引用了毛泽东的那句“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 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话。汪子嵩说，如果按“两个凡是”去办，那“吴冷西的灰尘”岂非要用“陈伯达的扫帚”去扫吗？
消息不胫而走。
汪子嵩刚回到北京，朋友们便告诉他，有人说他在天津“胡说八道”！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掀起的这阵“报告热”，毕竟对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
大讨论，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斗争依然是艰巨的。
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各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论述时，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人们笑称： “《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不言而喻，这句话是套用了当年中国对于苏联的评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人民日报》顶住压力，大张旗鼓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以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威信——“《人民》上天”；《红旗》杂志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声不吭，“不表态，不卷入”，所以读者冷漠《红旗》杂志——“《红旗》落地”！
其实，《红旗》杂志并不是“不表态，不卷入”，而是正在准备“积极卷入”！
前文已经提及，周扬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的座谈会上，曾说过：“至今没看到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
其实，一篇“大文章”，从1978年7月底开始，正在“保持沉默”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一次又一次地起草、修改着……这篇“大文章”，是由《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下达写作任务，由《红旗》杂志的一位副总编辑执笔起草的。
据云，在1978年7月3日，熊复在《红旗》杂志内部说了这么一段非常“深刻”的话：“我们要跟着华主席，随时准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民主方法，对付可能重新出现的像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跟着华主席造他们的反。”
熊复所说的“像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指的是谁？谁都明白！
在1978年8月初，熊复曾这么谈及这篇“大文章”的设想：“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要写，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不应强调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而应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
按照熊复的意见，那位副总编花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在9月11日写出了初稿。文章有两万多字，题目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熊复请示了汪东兴。最初，汪东兴不同意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后来，汪东兴同意了，但是要把文章的标题改为《〈实践论〉的认识论》。后来，那位副总编把标题改为《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9月19日，这篇文章改出第三稿。文章分六部分，小标题为：
一、当前重温《实践论》对讨论实践标准问题的重大意义
二、重温《实践论》，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搞乱真理标准的罪行
四、正确认识理论指导与实践标准的关系
五、对怀疑论、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
六、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不断攀登真理的高峰 这篇“大文章”，到底出自“权威性理论刊物”。文章以实践发展的“有限性”，论证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以此来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由于实践发展的有限性，带来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这表现为三种情况：第一，实践在一定条件的范围内，只能相对正确地检验某一认识的真理性……第二，实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不能对现有的一切理论和观点都作出正确的判断……第三，在某些实践中，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起作用，使实践结果带来局限性……
文章危言耸听，借用所谓“海外奇谈”对人们发出警告：
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真正的“海外奇谈”。谈些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是在“打破永不犯错误的神话”；是要“改变一直讳言犯错误的做法”；是要克服什么“晚年”的“僵化”，“解脱几十年来中国人奉若圣旨的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束缚”；是要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直接间接的责任问题”；等等。看来，他们是在把问题引向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文章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居然说“文化大革命”已经由“实践证明”是如何“正确”：
现在实践已经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找到了反修防修的对症良方……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只有站在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经验的；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狭隘眼界，都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这篇“大文章”最后在高呼“排除干扰”中结束：
批评家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会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迎接一个新的光辉的日出！
这篇“大文章”曾以红旗杂志社党委的名义，在1978年9月20日送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征求意见”。
不言而喻，这是一次“火力侦察”。
由于红旗杂志社这次“主动征求意见”泄露了“天机”，这才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吃惊地得知，长期保持沉默的《红旗》原来并不打算沉默，居然写出了这样违背历史潮流的“大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9月24日对这篇“大文章”提出了6条尖锐的批评意见。
这六条意见使红旗杂志社尝到了反击火力的猛烈。
这次“火力侦察”，使《红旗》杂志不敢贸然公开发表那篇“大文章”。他们从第10期推到第11期，从第11期又推到第 2期，而到了第12期，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拥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文章”终于无法推出，胎死腹中。
另外，他们曾将此文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
胡耀邦后来在1979年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曾这么说及：
去年9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虽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同意《红旗》杂志发表《重温〈实践论〉》一文，不过却因此导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也许，这也是《重温〈实践论〉》一文的“功绩”。当然，倘若《重温〈实践论〉》一文在当时如果能够在《红旗》杂志推出，会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更加有声有色！
谭震林给《红旗》出了难题
北京中央报刊的“三比一”阵势，非常鲜明。《红旗》杂志坚持着“两个凡是”的立场。
就在红旗杂志社一再推迟那篇“大文章”的发表之际，另一篇文章却又使他们陷入无比尴尬之中……
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主动约来的。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5周年。这是毛泽东去世后，第一个逢五的诞辰。《红旗》杂志考虑应在第12期发表纪念毛泽东的文章。
找谁写好呢？《红旗》杂志编辑部把老干部的名单进行“扫描”，选中了谭震林。
论资格，谭震林够老的了；论与毛泽东的交情，谭震林够深的了。
特别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多次提出，“要保谭震林”。所以，从“两个凡是”的角度来看，选择谭震林来写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也是非常合适的。
谭震林，1902年生于湖南攸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当井冈山工农兵政府成立时，谭震林便担任主席。不久，他认识了毛泽东。所以，谭震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老战友。
红军长征之后，谭震林留在闽西南领导游击战争。后来担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
1949年，谭震林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4年，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62年任国务院农村办公室主任。
在“文革”中，1967年 2月，发生了著名的“二月逆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建议改称为“二月抗争”。
所谓“二月逆流”，是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干部、老帅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的猛烈抨击。内中，冲锋陷阵冲在最前面的，便是谭震林。
谭震林快人快语，不仅在怀仁堂的会上当面指斥张春桥之流新贵，被称为“大闹怀仁堂”，而且还在会后的2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
谭震林在这封信中，指斥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
谭震林在信中说：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这封信，充分显示了谭震林的品格。他在信中所说的“他们”，也就是“江青们”，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新贵们。
此后，谭震林的命运可想而知。“江青们”诬陷他是“大叛徒”，在1969年被“疏散”到广西桂林，去“劳动改造”。不过，毛泽东毕竟深知他这位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友，执意要“保”谭震林，所以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谭震林仍然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1975年，谭震林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红旗》杂志选中了谭震林之后，虽然文章到12月才发表，但是考虑到纪念文章有个修改过程，所以就在1978年8月，给谭震林打了电话，表示了约稿之意。谭震林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于是，《红旗》杂志就派人前往谭震林家，向谭震林谈了约稿要求、交稿时间。
这一谈，“麻烦”就来了。谭震林说，要我回忆井冈山时代的毛泽东，这不难，我的记忆力还很不错。不过……
谭震林在“不过”之后，讲了一句令《红旗》约稿编辑震惊的话：“要我写文章，我不能就历史谈历史，我要从现实着眼。”
谭震林要从什么“现实”着眼呢？他说，他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觉得很好。他要从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实践，写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成为革命真理。
谭震林并不知道《红旗》杂志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不表态、不卷入”的态度。《红旗》杂志的约稿编辑哭笑不得，可是面对这么一位资深又耿直的老干部，却又不敢说三道四，只好等稿子来了再说。
10月下旬，谭震林的文章写好了，送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使编辑部陷入尴尬的境地！这是因为谭震林的文章共分四部分，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专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这正是《红旗》杂志的“心病”所在。《红旗》杂志进退两难：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且稿子是应约而写的；用吧，又违反了《红旗》杂志“不表态、不卷入”的“方针”。就在《红旗》杂志进退维谷之际，谭震林又送来此文的修改稿，并且还附了一信，说明修改的原因：
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来当面商量。
谭震林给《红旗》杂志出了难题，使《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万分难堪。
邓小平说《红旗》“不卷入”就是卷入
谭震林给《红旗》杂志出了难题，他本人并不知道——因为他并不明白《红旗》杂志“不表态、不卷入”的“方针”。
怎么办呢？
《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终于想出了进退之策：上策，进——先派人跟谭震林商量，向他挑明《红旗》杂志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请谭震林删去有关“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一部分；下策，退——如果谭震林不同意，那就把谭震林的文章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同意发表谭震林的文章，《红旗》杂志也就不必为“卷入”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担心了。
北京东城有座圆恩寺，谭震林家就在圆恩寺附近一条不起眼的胡同里。
1978年11月14日，《红旗》杂志派人前往谭震林家，转达了编辑部的意见，希望他删去文章中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部分。
谭震林一听，这才恍然大悟！
谭震林依然快人快语。当年他“大闹怀仁堂”，今日还是那样毫不含糊。
谭震林说：
要是说这篇文章的材料选用的不是特别恰当，这都好商量。文章的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不能若明若暗，不置可否。
谭震林还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负责人，发表了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叫他找我好了。
谭震林最后这么说：
我对这篇文章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谭震林的这“两个凡是”，跟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
事情到了这等地步，“上策”无效，熊复只能采取“下策”，即把谭震林的文章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
11月16日，《红旗》杂志写了这么一封信：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于是，谭震林的文章被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手中。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看了，批示同意发表。
11月 1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
文章确实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
李先念的批示，很明确地批评了《红旗》杂志。对于谭震林的文章，李先念还是抽时间看了，在11月21日又写下一段批示：
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这一回，李先念除了对谭震林的文章表示同意之外，又一次批评了《红旗》杂志。
对于谭震林的文章，看得最认真的，要算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了。邓小平写下了这么一段批示：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邓小平对于《红旗》杂志的批评，分量是够重的了。“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这句话，使熊复不能不慎重地加以考虑。
不过，《红旗》杂志的请示报告是写着“汪副主席并华主席”，汪东兴却没有对谭震林的文章表态。
汪东兴是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熊复见到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和李先念的批示，不能不前往汪东兴那里再作请示。
汪东兴无奈，说：“那只好这样。 ”
于是，熊复把谭震林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上。
谭震林的文章题为《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纪念伟大领袖导师毛主席诞辰85周年》。谭震林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根本标志。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当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辰85周年之际，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斗争，就有助于我们看清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
谭震林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即第四段，以整段篇幅，论述“真理标准”问题：
今天纪念毛主席的诞辰，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就必须坚持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科学态度，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是我国革命继续取得不断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我们绝对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割裂和歪曲，断章取义地摘引只言片语，奉若神明，变成教义，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到处套用。林彪、“四人帮”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高喊“句句是真理”，实际上他们在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
谭震林在文章结尾处，公开提出了与华国锋“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
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
《红旗》终于“后院起火”
《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真是始料不及：约谭震林写文章，会导致把文章送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送审谭震林文章，会引发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和李先念对《红旗》杂志的尖锐批评！
熊复更没有想到：邓小平和李先念的批评传到《红旗》杂志，导致了《红旗》杂志“后院起火”！
对于熊复的“不表态、不卷入”，《红旗》杂志编辑部很多编辑其实早就有异议。他们关注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见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一片火热地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见到各地领导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唯有《红旗》杂志不吭一声，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他们早已怨声载道！
就在邓小平、李先念对谭震林的文章作了批示之后，1978年11月23日，在北京沙滩《红旗》杂志那座灰色的大楼前，马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为“王忠明、邢雁”。
这张大字报对熊复猛击一掌，轰动了《红旗》大院。
大字报首先批评了熊复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唱反调”：
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理所当然地要大力参加这一讨论。但是《红旗》杂志至今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保持沉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从熊复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找到答案。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作过讲演。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最近熊复同志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很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
“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作了些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
熊复同志还表白说，他授意一位同志写过文章，我们看看写的这篇《重温〈实践论〉》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全文两万多字，除了教科书式的毫不联系实际地讲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外，很大篇幅是驳所谓“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请同志们读一读这篇文章，看是不是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这种文章实质上是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唱反调的。
大字报又揭露了熊复反对平反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态度：
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心愿。熊复同志对这事件抱什么态度呢？今年第10期《红旗》登载的《评姚文元》一文中的第二部分“用笔杆子杀人”，原来上海写作组同志写的全部内容是揭露“四人帮”怎样歪曲“天安门事件”的事实真相，制造白色恐怖，经过熊复同志的手，把它砍掉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华主席、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完全彻底平反了，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但是，至今没有看到熊复同志的态度，他既不传达中央的指示，也不组织机关同志学习，这又是为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到熊复同志对敬爱的周总理是什么感情！前一个时期，机关批判姚文元和他的亲信利用《红旗》反对周总理的罪行，同志们要求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熊复同志讲一讲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但他一再推托，根本不讲。
大字报还揭露了熊复对于胡耀邦的错误态度：
6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熊复同志用嘲讽的口吻说：“有人竟用老干部的名义，发表给青年的复信，说过去上当受骗是难免的，这是什么话，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投降主义，鼓吹投降有理吗？”说“那封信是错误的”，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大家知道，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熊复同志对这样一封信竟破口大骂，其用意何在？在这次会上，熊复同志还耸人听闻地说：
“现在思想理论界很混乱，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论，为什么提出一些怪问题？”还说“这样严重的情况，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熊复同志在这里这样提出问题，不知为什么？
大字报还指出，熊复至今仍要批“走资派”：
熊复同志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7月3日的全社大会上，他竟然号召全社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用意何在？
好在熊复是个明白人。熊复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确实使《红旗》落伍。
不过，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熊复的“不表态、不卷入”，来自华国锋的指令，来自汪东兴的指令。
王忠明、邢雁的大字报，给了熊复以极大的震动。
就在那张大字报贴出的第3天，熊复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旁边。
熊复知错便改，他的小字报的标题便是《为大字报的出现而欢呼》。
熊复写道：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括起来就是，《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而这是同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我要负完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我诚恳地接受王、邢二同志的批评。
可以看出，王、邢二同志的批评是善意的。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要迅速改变《红旗》的落后面貌、紧紧跟上新长征的步伐。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未解决的大问题。
我希望全社同志都来思考这个问题，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至于我，从王、邢二同志的大字报得到很大的启发。我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的，几个月工作中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是有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现在还来不及总结我在这个时期的工作，而在适当的时候是应该作出总结，取得教训的。错了就改，我有决心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在这方面帮助我，督促我，有以教我！
熊复
1978年11月25日
由于熊复很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所以他后来仍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直至1987年8月《红旗》杂志停刊。《红旗》杂志也终于追了上来，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广泛展开，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也就冲破了自1957年开始的“左”的禁锢，导致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
周扬曾这样进行评价：中国在20世纪，有三场思想大解放运动，一场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场是40年代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一场就在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也有人以为，还是提两场思想大解放运动为宜：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则促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性的大转折。
胡耀邦则在1979年1月18日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时，这么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胡耀邦说：
到了去年5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搞颠倒了。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
去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批评了那股反对实事求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潮，使这场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许多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都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讨论，已经对我们的实际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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