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引起方方面面的注意。尽管汪东兴下令“下不为例”，但在罗瑞卿的支持下，《解放军报》又发出重磅炮弹。方毅和宋平分别在科学界和甘肃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邓力群和周扬的报告成了北京的热点。
汪东兴发出“下不为例”的警告
新闻传媒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向来把党报党刊称之为“党的喉舌”。汪东兴力图严密控制“喉舌”。
在《人民日报》那“倾向性”很强的标题受到批评之后，《红旗》杂志在 1978年第 7期转载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便极为注意“分寸”。
《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提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用了这样分寸不同的“导语”：
华主席在讲话中，极其精辟地阐述了……
叶副主席在讲话中指示我们……
邓副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指出……
这就是说，《红旗》杂志跟《人民日报》的“分寸”不同：《人民日报》形容邓小平“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而《红旗》杂志不仅要把“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奉献”给华国锋，而且改为“极其精辟地阐述”。
这一字一词，都反映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同的态度。
汪东兴深知控制“喉舌”的重要性，他已经风闻有的报刊正在组织有关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
汪东兴要竭尽全力阻止报刊上开展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因为汪东兴深知，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绝不是纯粹的学术讨论，而是直接涉及当前的政治。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潜台词”是很明白的：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是说，毛泽东晚年“左”倾理论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不是真理，应予否定。这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应该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华国锋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理论也应予否定。所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关系到华国锋的命运！
汪东兴正是明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背后的“潜台词”，所以要对报刊严加控制，要阻止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就在邓小平6月2日发表重要讲话后第13天——1978年6月15日——下午，汪东兴召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跟他们“打招呼”。
汪东兴强调了新闻传媒的党性，他希图以党性、党纪约束中央直属新闻单位。汪东兴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汪东兴提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是“党性不强”的表现，声言“下不为例”：“我们要对党对人民负责。现在我们的党性还不够强，路线觉悟不高。有一次会上，我针对一个问题（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过：‘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
这“下不为例”，也就是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画上句号，不许报刊再发表类似文章。
汪东兴接着说明了“党性不强”在宣传上所造成的危害：“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汪东兴在讲话中，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因为汪东兴已经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发表的。在汪东兴看来，胡耀邦在搞“小动作”。
汪东兴着重批评了《人民日报》，谈了对《人民日报》四篇文章的意见：
一、《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1976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这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三、《人民日报》在（刚刚召开过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对邓副主席的讲话，在标题上用了“精辟阐述”，而叶副主席讲的话，华主席讲的话，为什么就不标出“精辟阐述”呢？
四、（《人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
汪东兴这番讲话，显然是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所引爆的“两个凡是”的大堤突破口赶紧堵上。
《人民日报》偏偏再来一例
就在汪东兴告诫中央直属新闻单位“下不为例”的翌日，即197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这清楚表明，“倾向性很强”的《人民日报》没有理睬汪东兴“下不为例”的警告，偏偏再来一例！
不仅《人民日报》如此。就在邢贲思的文章发表的当天，新华社也转发了这篇文章。这表明新华社也不理睬汪东兴的警告。
第二天，《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邢贲思的文章。这又表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也不听汪东兴的话。
这就是说，邢贲思的文章，等于是一个多月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模式的重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转发，《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这一回，则只是把《光明日报》换成《人民日报》而已！邢贲思文章的发表，表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又一次 联手采取行动，置汪东兴的警告于不顾！
与上次一样，例外的仍然是《红旗》杂志。在总编辑熊复坐镇下，《红旗》杂志依然保持着“沉默”！虽说《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有关理论文章原本是《红旗》杂志的“本分”。
当年的《红旗》杂志办公楼，如今是《求是》杂志编辑部。
有趣的是，笔者步入大楼，在总编辑办公室宽大的沙发椅上，见到了邢贲思——当年是熊复坐在这里。当年，邢贲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如今成了《求是》杂志总编辑。
胖乎乎的他，戴一副深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学者风度，讲话很有条理。他对笔者说，虽然当年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从未细细回顾，你的采访，使我有机会回忆那难忘的岁月……
邢贲思笑称他当年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跟胡福明、吴江、孙长江不同。他们有《光明日报》、中共中央党校为依托，有胡耀邦、杨西光做“后台”，署“本报特约评论员”，而他则单枪匹马，每篇文章署“邢贲思”，算是“单干户”。
邢贲思卷入这场大讨论，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他是一位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
笔者问起“邢贲思”是不是真名？怎么会走上哲学研究之路？
邢贲思大笑起来，说起自己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于1930年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县。
他的原名叫邢承墉。1949年，他自己改名邢贲思，取义于《诗经》中的“皎皎白驹，贲然来思”。
笔者问他，那时候他是不是就想当哲学家，“贲然来思”？
他笑道，那时候他跟哲学压根儿不沾边。小时候，他喜欢文学，所以从“贲然来思”中取名。他学哲学，纯属“半路出家”！
他1949年5月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7月，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辑的邢贲思，当时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参加“北上外文大队”，来到北京。
当时，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夜，急需外交人才。所谓“北上外文大队”是当时从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抽调一批外语基础尚可的学生，到北京外国语学校进行培训。邢贲思原本在教会学校学习，所以外语基础不错。他学过英语，后来学过法语、日语。于是，他被选中，进入“北上外文大队”。
也就是说，当年的他，是作为未来的外交官加以培养的。到了北京后，先是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思想” 3个月，然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学习俄语——因为当时最需要的是派往苏联工作的外交干部。
邢贲思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将近 3年，即将毕业，却在一个夜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时，这所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缺少教员，而邢贲思“贲然来思”，思想活跃，平日喜欢在上理论课时发言，竟被马列主义教研室看中。于是，在一个夜晚，组织上找邢贲思谈话，要送他进入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学习，培养他成为一名哲学课教师。
那时的青年人，视服从组织需要为天职。邢贲思服从了组织上的意见。已经学了4门外语的他，另打锣鼓新开张，进入马列学院去学哲学。从此，这位未来的外交家，一下子变成了未来的哲学家！
1956年，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招考第一批副博士。“半路出家”的邢贲思，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博士研究生，居然考上了！这充分显示，邢贲思这盏灯，点到哪里都能放光明。
从此，邢贲思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心。虽说到1958年中国又取消了原定的副博士制度，邢贲思转为助理研究员，但是他毕竟成了中国哲学的后起之秀。
在北京中国哲学研究所那幢灰色的大楼里，邢贲思把青春最宝贵的时光花费在哲学的思索上，天天“贲然来思”。到了 1978年，48岁的邢贲思，已经是中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时，他当年的同学，许多人已经成为驻外大使。
在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邢贲思第一次亲自感受到，哲学并不像哲学研究所那幢大楼一样是灰色的，而是充满生命的绿色！
邢贲思说，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4月8日的《哲学与宗教》一文。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探讨宗教哲学问题，而是批判把毛泽东思想当做宗教，批判宗教色彩的个人迷信。他以为，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如果把哲学当成宗教，那就没有科学可言。
这篇文章，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发表后，引起汪东兴的注意。汪东兴竟然说此文是“反动文章”！
邢贲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其实是《人民日报》1978年3月26日发表的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的继续。《人民日报》编辑部汪子嵩1978年7月22日在北京“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发言，曾这么谈及邢贲思文章的由来：
“（张成的文章）发表之后，我们就收到20几封反对的信，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是因为有这些来信，我们请邢贲思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回答这些问题。 ”
据“张成”——张德成——回忆：“从来信来稿作者的情况来看，全部都是年轻人，其中有解放军战士、连队干部、年轻工人、企业政工干部、基层党组织的干部、师范学院和中小学校的青年教师、地区级报纸的青年编辑。这些同志多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学得一点理论知识的，因而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在这批来信来稿中，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表示完全赞成的只有一封，而其他来信来稿表示不能接受或不能完全接受，联系他们所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就不足为怪了。仅就这批来信来稿反映出来的严重情况就足以说明，提出和宣传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何等的重要和迫切！”
张德成把这些来信、来稿的观点，归结为以下五类：
一、赞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同时提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分辨理论是非的标准。二、完全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同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三、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不能否定逻辑推理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的作用。四、担心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会否定科学预见，甚至会削弱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五、还有的来信认为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担心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提出并强调只有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会使已经多年不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学习的风气更加严重起来。
在笔者采访汪子嵩时，他回忆说，为了答复这些读者提出的问题，原本想请原作者张德成再写一篇文章。正在这时，一天晚上，邢贲思到他家。邢贲思跟汪子嵩有着
多年的交往，曾为《人民日报》写过许多文章。听汪子嵩说起那些读者来信，邢贲思当即说，他可以写文章加以答复——因为他在哲学研究所工作，就是研究这些问题的。
汪子嵩一听，觉得请邢贲思写答复文章会更合适些。汪子嵩在报社见到张德成，跟他说起邢贲思的意见，张德成也认为由邢贲思来写，比他更合适。
这样，张德成就把收到的20多封读者来信，转给了邢贲思。邢贲思说，他的文章是在5月初交给《人民日报》的，当时还不知道《光明日报》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汪子嵩也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前，邢贲思的文章就已经写好了：“邢贲思同志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引者注：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转载了，很快就有人出来反对。原来给我们写信的同志，大都是由于对马列主义理论学得比较少些，长期受‘四人帮’影响，他们提出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理论家也出来反对，而且上纲很高，我们确实是感到有些意外的。 ”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原本是对于读者来信作些答复的邢贲思的文章，其意义也就远远超过了一篇“答读者问”，而是成为对那些反对派的一次有力的反击。
邢贲思说，他在写作上深受胡绳的影响。胡绳主张理论文章应是“剥笋式”，即一层一层地由表及里地剥下去。邢贲思不用那种“平面铺开、齐头推进”的写法。邢贲思的文章一开头，这么写道：
最近收到一些同志来信，就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提出疑问。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真理的标准。对于这一问题，我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接着，邢贲思“扣住”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题，指出：
关于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破坏，这个常识问题被搅得混乱不堪。林彪和“四人帮”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任意摘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一句话，而且就是 这一句话，也往往是经过他们掐头去尾地精心篡改过的。他们把这一句话奉为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凡是和这句话或是他们对这句话所作的解释不一致的，都可以被他们扣上“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的帽子。
经他们这样一搞，真理的标准才又成了问题。
邢贲思在文章中，深入一层，批驳了所谓“真理标准是两个”的错误说法，也就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的同志提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真理的标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所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呢？两种答案中不论哪一种，都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都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一些同志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做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淆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样一个问题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全部文明发展的最完善、最正确的科学总结，当然是真理，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
邢贲思文章的发表，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有力响应，也是对汪东兴“下不为例”的反击。
《哲学研究》出马呼应
“真理标准”问题，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家们理所当然关注着这一问题。邢贲思“主动出击”，就表明了这一点。
邢贲思从1978年3月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他不仅自己写文章投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且组织哲学界、理论界举行“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
于是，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出面，在1978年6月20日、21日，“邀请了首都部分哲学工作者和一些部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举行座谈”。这次座谈会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第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广播学院、石油部、冶金部、纺织部、轻工业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哲学研究所等单位的60余位同志。
从这张出席者名单上可以看出，一下子把首都很多大学、研究所和新闻单位吸引到这一讨论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动工作。座谈会的主题很明确，就是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华主席、党中央主持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副主席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的需要，重新提出和精辟阐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副主席所讲的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这引起了广大哲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研究的兴趣。
对于哲学家们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常识，是经典作家们早已透彻地解决了的”。所以，在座谈会上尽管也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如“真理是过程；实践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等”，但是座谈会主要还是讨论当时的现实问题。
座谈会讨论了“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指出两点现实的原因：
首先，应该说，这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篡改，散布了大量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以假乱真，混淆是非，在理论上制造了很大的混乱。
其次，也应该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不准人们读马列著作，不让人们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人们引上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不必理解，只管“照办”的所谓“走捷径”、“一本万利”的邪路，影响所及，使得许多人， 特别是一些青年同志对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缺乏系统的知识，他们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常常分辨不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甚至形成了一些错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产生了许多糊涂观念。
座谈会指出，对于当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种种“混乱的看法”，需要加以讨论：
同志们认为，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目前在真理问题上，在实践标准问题上，存在某些不同意见以及一些混乱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而也产生了重新学习、研究和讨论的必要。讨论是学习的一种好方法，也是研究问题的一种好方法。
这次座谈会，“由于时间的限制，讨论没有充分展开。同志们希望，今后经过准备，举行一些规模较大的讨论会，并在刊物上多发表一些有关的文章。编辑部则希望同志们给以支持，多写些好文章，既在会上也在刊物上展开讨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这次座谈会，其意义超出了座谈会本身。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在北京的理论界作了一次发动工作，使更多的理论工作者投入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去。
罗瑞卿大将鼎力相助
在汪东兴那番关于“下不为例”的讲话之后，北京出现这样的流言： “‘四人帮’时有‘两校’，如今有‘党校’。”
这“如今有‘党校’ ”，分明是指胡耀邦主持常务工作的中共中央党校，分明是指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编辑部。不过，这流言倒是从反面说明了中共中央党校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就在邢贲思的文章发表之际，另一篇重磅文章正在中共中央党校仔细修改之中。此文的题目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 吴江主笔，孙长江写作。这篇文章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来的种种反对意见，作出系统的正面回答。
孙长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之一，吴江也参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初的讨论，所以他们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背景非常清楚。他们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要扩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已经炸开的突破口，再一次从理论上动摇“两个凡是”。
吴江曾希望寻求胡耀邦的支持。但是，当时由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胡耀邦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
吴江这样回忆：
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为难处境，起草这篇文章我没有事先向他报告，但将所写的第一次稿送给他。他叫秘书给我打电话，只交代了一句：“等三个月以后再说。”我理解胡耀邦采取的慎重态度，但我觉得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为了不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上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最后的定稿就未送胡过目，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请示。
吴江和孙长江没有照胡耀邦“等三个月以后再说”的意见办。
孙长江对笔者说，当时他们急于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因为面对着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意见，第一是必须作出回答，第二是必须尽快作出回答！
孙长江还说，当时他们作了最坏的打算，即可能被打倒。一旦被打倒了，那就什么文章也发不了，什么意见也说不了。所以，他们决定尽快推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考虑到胡耀邦的处境，吴江决定不给胡耀邦增添压力，但是在当时，如果不寻求一位重要领导人的支持，是很难发表一篇重要文章的。
寻求领导人的支持，首先是寻求报刊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通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送胡耀邦审阅，得到胡耀邦支持的。当时吴江、孙长江都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而《理论动态》又是理论研究室主管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交由《理论动态》发表是不难的。但由于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已经几度受到汪东兴的批评，而且 《理论动态》的稿子发表前必须送胡耀邦审，所以此文不能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光明日报》呢？自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来，汪东兴已经把《光明日报》“盯”得很紧。汪东兴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关照杨西光，《光明日报》在发表重要文章之前，必须送审。这“重要文章”，富有“弹性”，当然包括“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当然属“重要文章”，一送审，势必会被“卡”住。所以，寻求在《光明日报》发表，已是“此路不通”。
《人民日报》也多次受到点名批评，汪东兴“盯”《人民日报》，比“盯”《光明日报》还紧。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也无法寻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至于《红旗》杂志，那更加无从谈起。
所以，历数北京的中央重要报刊，唯一的“生路”在《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毕竟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不同。它是部队的报纸，虽说在宣传业务上也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但它还是属中央军委主管。所以，如果《解放军报》能够支持的话，等于“网开一面”，有了冲出汪东兴控制圈的希望。吴江对孙长江说，他认识《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也许，可以请他给予帮助。
说巧也真巧，正在吴江和孙长江走投无路之际，《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居然上门，主动向吴江约稿！《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是中共中央宣传口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华楠敢于挑起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重担，不仅因为自己态度鲜明地支持此文，而且还因为知道“顶头上司”——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态度也很鲜明。
笔者采访了华楠的副手、当时担任《解放军报》副社长的姚远方。
年逾古稀、满头飞霜的姚远方送给笔者的名片上，印着 6个表明他特殊身份的字：“作家，教授，将军”。
天底下的作家、教授不少，将军也不少，但是能够集“作家、教授、将军”于一身的人，则属凤毛麟角。
姚远方192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至今讲话仍带有明显的福建口音。1938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姚远方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旅记者经历，写下了300多篇作品。他在他的文集《笔舞龙蛇走天涯》一书中，写过这样一首诗，勾勒了他戎马笔耕的一生：
北风吹老南国娃，
太行延水惯为家；
金戈铁马忘生死，
笔舞龙蛇走天涯。
青春已逝奉献少，
白发岂肯逊朝霞；
待到大地风华茂，
拄杖共赏英雄花。
其实，姚远方的文集中，还有许多更为重要的文章没有收进去。
姚远方乃是“军内一支笔”，参与起草了许多重要军内文件。
1959年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林彪的《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曾被许多外国历史学家视为林彪上台的“宣言书”——因为在此前半个月，即1959年9月17日，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
姚远方说，其实那篇文章虽然是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但是与林彪没有太多的关系。
这篇长达万言的论文，原本是姚远方受命为纪念国庆10周年而写的。写完后，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此文以贺龙名义发表，另一种则是署林彪名字发表。最后，考虑到林彪新任国防部部长，还是以林彪的名义发表更好些。
于是，姚远方起草的文章，被送到林彪处征求意见。林彪说：“我不看。请总政把关。”就这样，这篇文章以林彪名义发表在《红旗》杂志上。所以，把此文视为林彪上台的“宣言”，乃是不了解此文内幕而作出的想当然的推论。
196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主要也是姚远方起草的。
……
姚远方还是一位“悼词作家”。他向笔者历数由他起草或者他参与起草的军内首长悼词，其中有罗瑞卿、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粟裕、杨勇……
这位“悼词作家”向笔者谈及外人很难有的“写作体会”：写悼词是极其紧张的写作，往往需要夜以继日！
这是因为悼词的写作，往往是在首长突然病危或者去世之际，作突击性的任务，限时限刻完成，以备举行追悼会时用。然而，悼词又往往是代表中央对去世者的一生进行概括而准确的评价，作者既要对逝者的一生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要具备很高的政治素养和文字水平。悼词中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细细斟酌，而且又往往要反复修改、多次送审，写作很艰难。
姚远方记得，在他参加写作的悼词中，要算写作叶剑英的悼词最为特殊：悼词是在叶剑英一度病危时起草的。写好后，叶剑英由危转安。于是，悼词存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保密柜里。两年之后，叶剑英病逝。中共中央办公厅从保密柜里取出悼词，交给悼词写作组，作了一些小修改，便公开发表了。
姚远方说，悼词由于篇幅有限，必须抓住逝者的主要特征，进行评价。比如，关于叶剑英的悼词，着重写叶剑英在几次历史的转折关头，挺身而出，大智大勇：从最初在危难之中保护孙中山，到南昌起义时当机立断，从揭露张国焘的阴谋，到一举粉碎“四人帮”……在写作粟裕的悼词时，则突出粟裕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姚远方与军队首长们有着许多接触，十分熟悉。他说，他跟聂荣臻元帅就很熟。
1980年，当他和华楠去看望聂帅时，聂帅谈起 1940年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战士曾从战火中救出两位日本小姑娘。这两位日本小姑娘成了聂荣臻将军的小客人，曾得到周到的照料……聂荣臻说，不知道这两位日本小姑娘现在在哪里。
富有新闻敏感神经的姚远方，立即将聂帅的怀念写成报道《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报道发表后，在中日两国都引起轰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以及日本许多报纸纷纷转载。很快，在日本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孤儿、受过聂帅关怀的美穗子。聂帅派出自己的女儿聂力去日本看望美穗子，美穗子也派自己的长女真智子前来北京看望聂帅。一时间，“一代名将救孤女，千秋佳话留人间”。
姚远方是罗瑞卿的老部下，与罗瑞卿也有着多年深厚的友谊。直至今日，他跟笔者谈起罗瑞卿，总是按当年的老习惯，称之为“总长”——亦即“总参谋长”。
姚远方记得，在1978年5月20日，他与华楠一起前往罗瑞卿将军家里汇报并请示正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有关工作。
那时，正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不久。坐在轮椅上的罗瑞卿，一见到他们便问： “‘真理标准’的文章，你们看了没有？这是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提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听说有几位秀才还不大赞成，我想劝劝他们。”
罗瑞卿称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比喻深刻而形象。
罗瑞卿还指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从现代迷信中走出来，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
姚远方还向笔者谈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从吴江手里交到他手里的内情：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之后，当天晚上，罗瑞卿就给姚远方打电话，要求《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组织发表宣传文章。姚远方顿时记起吴江正在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正适合《解放军报》发表。
姚远方跟吴江是老战友。姚远方记得，1939年，他和吴江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学。他们曾一起通过封锁线，前往五台山。前些日子，姚远方见到吴江，在聊天中，吴江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接到罗瑞卿电话之后，第二天上午，姚远方就驱车赶往北京西北郊的中共中央党校。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已是中午。吴江正在午睡，姚远方把他叫醒，向他转告了罗瑞卿的意见。
吴江正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无处发表，眼下《解放军报》主动向他约稿，而且还是罗瑞卿的意思，当然求之不得。当场，吴江就答应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交给《解放军报》。
几天后，姚远方就收到了吴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华楠和姚远方看后，非常重视，当即报送罗瑞卿。
罗瑞卿对于“两个凡是”深恶痛绝，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拍手称快，是有历史根源的。
罗瑞卿，1906年生于四川南充县。1926年，20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8年，罗瑞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罗瑞卿个子很高，外号“罗长子”。在长征中，他跟毛泽东结下深厚友谊。那时，罗瑞卿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毛泽东经常随红一军团一起行动，罗瑞卿非常尽心地保卫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总是亲自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工作。他还担任过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在1955年，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
在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顶峰论”及“最高最活”。罗瑞卿说：“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 ”在林彪高喊空头政治时，罗瑞卿抓部队的群众性练兵活动。
林彪深恨“罗长子”，终于在“文革”前夕——1965年底——给罗瑞卿加上“反党篡军”的罪名。1966年5月，又被打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
林彪一心要置罗瑞卿于死地，罗瑞卿受到严酷迫害。 1966年3月18日深夜，罗瑞卿怀着满腔悲愤，从楼顶跳下，跌断了腿，却没有死……
正因为罗瑞卿对于林彪所谓“立竿见影”、“走捷径”之类“左”的一套深恶痛绝，所以在他复出之后，坚决反对“两个凡是”。也正因为这样，罗瑞卿1977年10月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征路上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用片言只语骗人、吓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做僵死的教条。当罗瑞卿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理所当然地为之叫好。
罗瑞卿说，“两个凡是”其实就是林彪所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照“两个凡是”办，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现代迷信，不打倒不行。
罗瑞卿要求《解放军报》加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也正因为这样，罗瑞卿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清样，理所当然鼎力相助。
罗瑞卿还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清样送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审阅。韦国清也表示赞同。
尽管作者吴江、孙长江是“地方”上的，罗瑞卿却决定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罗瑞卿以为，署“《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
《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并肩作战
罗瑞卿看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给姚远方打电话说：“文章很好，但是应该把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进去。要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和有关实事求是的论述引进去，做到无懈可击。”
姚远方记得，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罗瑞卿给他、给华楠打了七八次电话，其中好多次，都是在深夜打来的。
罗瑞卿亲自动手，两次修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为了这篇文章，罗瑞卿给胡耀邦打了6次电话，交换意见。为了这篇文章，罗瑞卿给《人民日报》也打了多次电话。
罗瑞卿在给胡耀邦的电话中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李庄回忆，罗瑞卿在1978年6月23日22时至24日凌晨2时之间，便打了3次电话！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安排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罗瑞卿为什么给《人民日报》打电话呢？原来，其中有一个特殊的考虑：
《解放军报》虽然是中央两报一刊之一，但是毕竟只限于军内发行，一般的读者读不到《解放军报》。所以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影响，必须借助于《人民日报》的转载。
按照惯例，总是《解放军报》先发表，《人民日报》在翌日转载。可是，在那特殊的时刻，却不能按照这样的常规去做。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长达1.6万字的“重磅炸弹”，而且是汪东兴三令五申“下不为例”的情况下推出的，很可能《解放军报》一发表，当天就会引起注意，马上下令不许转载。这样，《人民日报》在第二天极有可能奉命不能转载。
在那特殊的时刻，《人民日报》采取了特殊的做法，即在同一天转载！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解放军报》发表的同时，《人民日报》 在当天转载。这样的“当天转载”，其实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同步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发表。这样，《解放军报》不能不与《人民日报》不断联络，协同作战，商量着在哪一天一起推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这一日子当然首先由《解放军报》确定。他们定下在6月24日发表。
罗瑞卿关切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发表。在23日夜10时，罗瑞卿亲自给正值班的《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打电话，询问《人民日报》在24日同时推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有无困难。
李庄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时罗瑞卿是抗大副校长，所以与罗瑞卿有着师生之谊。据李庄回忆，罗瑞卿在电话中问，如果24日的《人民日报》没有合适的版面，《解放军报》可以推迟几天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李庄回答说，24日可以发表。罗瑞卿放心了。
午夜，罗瑞卿又给李庄来电话，询问他们在校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时，如发现什么问题，随时告知，以作最后的修改。
24日凌晨2时，罗瑞卿第三次给李庄来电话，询问版面如何安排。李庄告诉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开头部分拟放在第一版的下半部，大约占2\/5版面，通栏标题，文章用5号楷体字排印。罗瑞卿问，头版上面登什么文章？李庄告知，登的是华国锋会见阿曼外交大臣的消息和照片。罗瑞卿听罢，认为这样安排合适。罗瑞卿又叮嘱对文章作仔细校对，无论如何不能出现错别字……
后来，人们才知道，当时罗瑞卿是忍着双腿的剧痛打电话的。
不久，罗瑞卿飞赴德国动手术，姚远方到机场给他送行。姚远方记得，罗瑞卿见到他，问道：“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有什么‘麻烦’吗？”罗瑞卿重申那句话：“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不料，姚远方跟罗瑞卿竟是永诀。
罗瑞卿到德国不久，便离开了人世——那是1978年8月3日，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发表只有40天！
罗瑞卿去德国，是为了做左腿手术。他从1966年3月18日起，丧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如今，他重新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要不断前往各处军营视察，老是坐着轮椅极感不便。由于被德国专家告知，那里可以进行手术，使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能够独立行走，这样，罗瑞卿在1978年7月15日飞往德国，住进距波恩 200多公里的海德堡医院。
8月2日早上，罗瑞卿被推进了手术室。德国医生很认真地进行手术。手术顺利。
傍晚，罗瑞卿从麻醉中苏醒，尚一切正常。
不料，8月3日当地时间凌晨2时40分，罗瑞卿突发心肌梗塞，从此离开了人世……
据一位深知内情的人士告诉笔者，罗瑞卿之死，其实死于当时的医疗保密制度！因为当时对于中共中央首长的健康状况是严格保密的，尤其是对于外国医生。罗瑞卿去德国，是为了治腿病，有关部门只向德国提供罗瑞卿腿病的病历，却没有透露罗瑞卿的心脏疾病。
德国医生也就没有注意罗瑞卿的心脏病。德国医生在罗瑞卿死后得知真情，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运送罗瑞卿遗体的专机从德国飞回北京，邓小平到机场迎接老战友的灵柩。姚远方怀着沉重的心情，也去迎接老首长的棺木。只见罗瑞卿身上覆盖着洁白的被单，四周点缀着几朵鲜红的玫瑰。
“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人们深深怀念罗瑞卿，传颂着罗瑞卿为了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时对胡耀邦说的这句话。
姚远方一片深情，吟成了一首含泪的诗，献给故去的总长：
良师乘云去，
今夜宿谁家？
太行麾下卒，
哀哀泪如麻。
批判“两个凡是”的又一记重锤响鼓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时，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这一回，又一次借用“特约评论员”名义，也就绕过了向汪东兴报审这一关！另外，毕竟是《解放军报》，有罗瑞卿支持，汪东兴也不便吱声。
当汪东兴见到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时，文章已经同时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又一檄文。虽然文章批判的是“两个凡是”，然而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样，在当时不 能不避开正面冲击，通篇没有一句提到“两个凡是”。文章巧妙地借用华国锋的话，批判华国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开头，就引用了华国锋的话：
华主席在去年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曾着重地指出：“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主席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作了一辈子斗争……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把党的优良学风给破坏了。我们必须用大力气把它纠正过来。”
文章接着引用了叶剑英“在同一场合，在同一问题上”的一段论述，然后笔锋一转，切入正题：
我们如果把华主席和叶副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看做是无的放矢，或者泛泛之论，那当然是大错特错。这些指示是切中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时弊的。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许多基本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颠倒：一个，是在政治上根本颠倒敌我关系；另一个，是在思想上根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前一个颠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十分清楚。后一个颠倒也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这种颠倒是从根本上干扰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根本上毁坏毛泽东思想，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混乱。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能不从这里开始。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详细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尖锐地批判了某些人的责难——亦即回敬了“两个凡是”派：
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呢？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需要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新民主主义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把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要好好学习……林彪、“四人帮”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打着毛主席的旗帜，贩卖他们的黑货，我们不少人受过骗上过当，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指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邓小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文中引用了邓小平报告中三段重要的阐述之后，称赞邓小平“说得多么中肯、多么深刻、多么好啊！”
文章有力地驳斥了“两个凡是”派所谓的“砍旗论”：
正如邓副主席所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有的人甚至不准别人坚持实事求是，只要求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照抄照转照搬，而不顾实际情况如何。甚至不允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允许讲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仿佛一讲实践标准，一旦冲垮那些“禁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站不住，就会大祸临头似的。真是怪事！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体系，是经过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它可以战胜一切倒退的、反动的思潮而决不被它们所战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
这里所说的“照抄照转照搬”，正是“两个凡是”的生动写照。
文章最后指出：
我们有些同志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究竟为了什么呢？应当认为，这是目前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思潮。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又一记重锤响鼓。这篇文章的发表，在“两个凡是”的大堤上炸开了又一个大缺口……
甘肃第一个发出响应的声音
就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的第4天——1978年6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宋平同志在甘肃省委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紧接着，6月30日，《甘肃日报》发表了“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编辑部召开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的报道。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甘肃对“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意味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再只是局限于北京，局限于中央报刊。这一讨论，开始在各地展开，而甘肃打响了第一炮。
甘肃地处大西北，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在政治上也只是一般性的省份，然而，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委之中，却一马当先。甘肃原来的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冼恒汉。自1977年6月17日起，由宋平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
宋平是山东莒县人，原名宋延平，生于1917年4月。他9岁才上学，连着跳级，很快念完了小学、中学。
据宋平之子宋宜昌告诉笔者，一个非常奇特的机遇，使宋平有机会到北平上大学：那是宋平的哥哥参加万国邮政奖，得了奖——300大洋！于是，哥哥把这笔钱给了宋平去北平上学。
这样，宋平进入北平农业大学。在农业大学念了一年，宋平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6年，宋平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宋平担任过延安马列学院组织科长、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秘书长、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政治秘书、东北总工会副主席。这样，宋平有了多方面的工作阅历。
1949年后，宋平担任过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
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钢铁生产的指标一次次攀升，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
1959年，中国的钢铁生产指标定为年产1800万吨。
1959年春，在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时，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作了重要发言。宋平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却是算了一笔细 账：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再说，炼出多少吨铁，才能生产多少吨粗钢，而粗钢还得精练，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要损耗……
宋平用具体的数字，实实在在的计算，证明了高指标远离了中国的生产实际。宋平指出，当年完成1800万吨钢是很困难的。宋平的发言，深为陈云所赞赏。散会时，走到门口，陈云拍着宋平的肩膀说：“质量！质量！”
陈云的意思是必须强调钢的质量，克服当时片面追求钢的产量。当时的钢铁很多不符合质量标准，成了废品。后来，在陈云的强调下，总算把钢铁生产的高指标降了下来。
1960年，宋平调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兼西北局计委主任，这样开始在西北工作。
1963年9月，宋平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中，宋平曾受到非难，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后来，陕西要搞生产，成立了“生产指挥部”，让宋平当顾问。这样，宋平才算又开始工作。
那时宋平全家5口人，拥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
1972年，宋平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从1977年6月17日起，宋平成为甘肃的“一号人物”。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宋平便在甘肃注意到了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接着，他又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在宋平的提议下，甘肃接连开了两个座谈会：先是在6月25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接着，在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
这两个座谈会，座谈的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文所提出的“真理标准”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省级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是在甘肃召开的。6月25日，作为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宋平指出：
我们要刻苦学习，弄懂理论。路线是非是可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些问题已经有了实践，有些问题还有待继续实践，真正通过实践有把握了，心里也就踏实了。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志，一定要坚持唯物主义，坚持真理，当老实人。要拿出勇气，追求真理。
紧接着，“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在兰州召开。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为了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发扬党的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省委宣传部和本报编辑部于6月27日召开座谈会，座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最近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重要文章，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在兰州的部分大专院校、省委党校和兰州市委党校、部分厂矿企事业和兰州市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同志。
报道对刚刚发表不久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给予很高的评价：
大家在座谈讨论中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重要文章，正确地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这些文章对林彪、“四人帮”多年来颠倒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我们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揭批“四人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认真学习。
报道批判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绝对化”、“宗教化”的错误倾向：
大家指出，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十分恶毒的办法是，打着“高举”的幌子，宣传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顶峰”、“最高真理”、“绝对权威”、“句句照办”等等，从而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宗教化。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窒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灵魂，否定它是科学真理。
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埋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以致整个毁坏党的革命事业。这是他们糟蹋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卑鄙的伎俩。
报道虽然没有点“两个凡是”的名，但是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反映：
我们许多同志至今办事情，做工作，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看它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是否对广大群众有利，而是依它是否符合本本而定；执行上级指示，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而是照本宣科，照抄照转，当“收发室”，等等，就是这种流毒的反映。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下定决心，彻底清除它们的流毒。
应当说，地处西北一隅的甘肃，在当时能够如此态度鲜明地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文，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在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之后，仍不顾“禁令”，在各省之中第一个站出来积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不容易。
笔者托宋平之子向宋平请教：为什么甘肃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会在全国领先？有没有来自北京的“关系”在起作用？1996年5月29日，宋平给予了答复：“当时甘肃完全是独立发起的，并没有北京的‘关系’在起作用。”
宋平说：“甘肃率先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是因为当时甘肃不开展这个讨论，不批判‘两个凡是’，任何工作都无法进行。”
宋平还说，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甘肃也是在全国比较早的，因为甘肃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农民很穷。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农民早就没饭吃了。
笔者得知当时主持《甘肃日报》工作的总编辑刘爱芝，如今已经调往北京工作，便于1996年5月26日对刘爱芝进行采访。
刘爱芝这名字，很容易令人误会是女性，在“文革”中进“牛棚”时甚至把刘爱芝列入打扫女厕所的名单。其实，刘爱芝乃男子汉。他曾在《红旗》杂志担任编辑，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甘肃。平反后，他担任过县委书记，后来担任《甘肃日报》总编辑。
刘爱芝说，正因为甘肃穷，又深受“左”的长期祸害，所以“穷则思变”，深知不 批“左”、不批“两个凡是”，甘肃翻不了身。在宋平同志领导下，甘肃率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们都切身感到，“左”的东西不清除不行。抓住了批“两个凡是”，就是抓住了当时思想工作的根本。
刘爱芝说，他从1959年起就遭受“左”的灾难，所以对“左”的一套深恶痛绝。《甘肃日报》上关于甘肃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报道即出于他的手笔。
刘爱芝说，《甘肃日报》在宣传报道个体经济方面，在全国也是最早的。当时，甘肃农村出了个养鸡致富的个体户，他跑去采访，写报道。宋平同志看了报道，很赞赏，指示写评论加以推广。
甘肃一马当先，早于第二个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份——黑龙江省——达40天！比起别的省份，更可谓遥遥领先了！
科学家加入战斗行列
七月流火。随着气温的上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论战也不断升温。
北京哲学界和甘肃省理论界相继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自然科学家们也加入了这一讨论。
其实，自然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前已提及，就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第3天，高能物理学家何祚庥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确实，在自然科学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道理是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接受的。因为一切自然科学理论，只有经得起实验——也就是实践检验——才能确立。这是众所周知的，是谁都承认的。
中国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傅鹰教授有句名言：“事实是科学的最高法庭。 ”所以，任何科学理论，只有经得起事实（实验）的检验，才被承认为理论。正因为这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国科学界得到热烈欢迎。也就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刚发表之后，主持科学方面领导工作的方毅就非常重视这篇文章。
方毅，福建厦门人氏，1916年出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先后担任过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财政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
据方毅秘书郭曰方告诉笔者，对于方毅来说，1977年1月13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方毅的工作发生了大变化，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此，方毅从对外经济联络部的领导工作，转向了科学教育方面的领导工作。
当时，郭曰方正在对外经济联络部值班室工作。忽然，陈慕华找他谈话，说是要调他担任方毅同志的秘书，并立即随方毅同志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郭曰方服从了组织的分配，立即收拾文件，随方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不久，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动向中央要求抓科学、教育工作。于是，方毅成了邓小平在科教工作方面的副手。那时，邓小平跟方毅在工作上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方毅很认真地贯彻邓小平对科教工作的指示。
邓小平在1975年第二次复出时，派往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的是胡耀邦。只是胡耀邦刚刚对这个“文革”的“重灾区”进行调查，还没有展开工作，就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了台。如今，方毅继续着当年胡耀邦未竟的工作。
虽然“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左”的影响还非常深刻。郭曰方记得，他随方毅一到中国科学院，第一件事是去看望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接着，就忙着跑研究所。方毅说，他必须对一个一个研究所进行了解，摸清存在的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方毅在1977年8月上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出席了会议，并在8月8日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科学家们深受鼓舞。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中国科学院传达之后，科学家们群情振奋。郭曰方记得，那时每天一上班，办公室前就排起了长队。中国科学院冤假错案成堆，蒙冤者听说方毅来了，纷纷前来向他申诉。为了能使方毅考虑中国科学院的全面工作，郭曰方代表方毅出面接待一个个来访者，然后把情况向方毅汇报。
郭曰方说，他那段时间的工作非常累，方毅比他更累。即便如此，方毅每天忙完工作之后，在深夜仍有三项“雷打不动”的安排：一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二是坚持半小时学习外语，三是坚持半小时练书法。在完成这“雷打不动”的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发动科学界积极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项工作后，方毅还要跟郭曰方谈明天的工作安排。
郭曰方回忆说，那一段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极度紧张，往往半夜刚睡下，又被送机要文件的通讯员叫醒。所以他在方毅身边工作了两年多，便因患胃癌不得不紧急住院……方毅的体质也差，因为方毅曾在解放前坐过七八年监狱，受过各种酷刑的折磨，身体遭受很大的损害。但是方毅的毅力是惊人的，他顽强地工作着，挑起了科学界拨乱反正的重任。
自1977年9月起，方毅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自1978年3月起，方毅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方毅非常重视。因为方毅深知，不彻底批判“两个凡是”，科学界就无法清除“左”的恶劣影响。
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也和方毅一样，积极赞成在科学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中旬，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这“三科”，便在方毅主持下举行联席会议，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进行讨论，表示支持。会议希望中国科学界重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中国各界之中，方毅领导下的科学界最早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响应。
当然，这次会议还只是一次动员会、表态会。
1978年7月5日，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出面，正式召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耐人寻味的是，这次讨论会借用的名义是“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1周年”。按照惯例，人们在举行纪念活动时，很重视逢五或者逢十。
1977年7月，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他们并没有进行纪念。可是，在这“41周年”时，却举行纪念会。其实，无非是借用这一名义，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罢了。因为毛泽东这“两论”，特别是《实践论》，反复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在“两个凡是”仍十分盛行的时候，借用毛泽东著作来批判“两个凡是”，乃是一种高超的斗争艺术。
众多的科学家集结在北京的科学会堂，他们纷纷以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事例，来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科学家们指出：
科学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问，科学不承认任何偶像，而要倾听实践的呼声，接受实践的检验。一部科学技术发展史，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
科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专业语言和科学史上的名人名言名事名例，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近代自然科学就是在冲破中世纪的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羁绊中发展起来的。在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统治下，正如伽利略所说：“在公开辩论时，当有人正在讲述一个可以证明的结论时，他的话却被一个反对者打断了，用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堵讲述者的嘴（这段原话时常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写的）。”甚至当一个学生发现太阳上有黑点时，他的老师、一个经院哲学家，因为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书上都没有谈到那些黑点，竟向这个学生说：“这些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是在太阳上。”法国哲学家蒙台涅曾嘲笑这些经院哲学家说：“我们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西塞罗是这样说的，或者，这就是柏拉图的道德学说，或者，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论’。至于我们能代表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论断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只是鹦鹉学舌而已。”这些不也正是对那些生活在现代而却要复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人们的绝妙写照吗！
科学家们不光是参加讨论会，还拿起笔来写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从科学史的角度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说科学家们逊称自己只是“敲边鼓”罢了，但是科学家们的加入，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声势更为壮大。
中共高层的不同表态
报纸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日趋热烈，中共高层领导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歧也日见明显。
也就在7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到山东视察，在济南跟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谈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说了三句分量很重的话：“一不要砍旗， 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
“砍旗”之意，前已述明，即“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丢刀子”则取义于毛泽东的话。毛泽东曾批评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把列宁这把“刀子”丢了。汪东兴所说的“丢刀子”，也就是“丢掉毛泽东”之意。
汪东兴还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引者注：指“文革”前的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另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则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发表了与汪东兴相反的意见。
国务院的“务虚会”从1978年7月6日开始，陆续开到9月9日结束。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议开始时，李先念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李先念支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又一次跟各地打招呼，要求各地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贯彻执行了华国锋的指示。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7月21日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邓小平跟张平化谈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严肃地向张平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
张平化不以为然。此后，8月初，张平化去了东北。
对于这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到来，东北三省省委自然都很希望他能够谈谈“热点问题”——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张平化在黑龙江、在辽宁，一字不提这一讨论。在吉林，张平化终于谈到了这一问题，然而他语出惊人：“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
他说，有些外国评论家“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做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做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
张平化还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只讲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会贯通。张平化的言外之意，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只讲毛泽东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条语录。张平化说，还是学《实践论》吧，这是最好的教材。
最后，张平化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概括道：“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邓力群的报告吸引上千听众
就在中共高层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见分歧日见明显的时候，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却日益热烈。
1978年7月17日上午，上千人涌向北京的中央歌剧院礼堂。
这么多人去看歌剧？歌剧一般在晚间上演，极少在上午演出，更何况在那时，中国歌剧尚处于“苏醒”阶段，几乎没有什么歌剧上演。冷落多年的中央歌剧院礼堂忽地爆满，人们为的是去听一个不平常的报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
报告人名曰邓力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那是因为自7月17日至7月24日，在北京并不起眼的朝阳区委党校，举行了一
个热烈而重要的讨论会。
这个讨论会的全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会议是这样进行讨论的：
讨论会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紧紧围绕着真理的标准问题和当前讨论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检验真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样一个标准，而不允许还有别的标准。反对实践这个标准，妄图另立什么标准，这是林彪、“四人帮”从根本上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造成的流毒没有肃清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思潮的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指南，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有坚持与这种社会思潮作斗争，才能解决科学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才能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会议的出席者不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邀请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
会议的正式出席者为160多人。但是，会议的开幕式却不得不改在中央歌剧院礼堂举行，因为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要在开幕式上讲话，许多并非会议的正式代表闻风而来，要求听取这一讲话……人们蜂拥而至，就连中央歌剧院的礼堂的过道里都站满了。这充分表明，人们对于“真理标准”问题是何等的关注。
邢贲思记得，范若愚、逄先知等，也都很兴奋地去出席了会议。
报告人邓力群，乃湖南省桂东县人氏，生于1915年。他在21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北平学联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马列学院教育处长，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东北财委办公室副主任，辽宁省政研室主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此后他的重要任命是担任刘少奇政治秘书多年，《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邓力群在“文革”中，随着刘少奇的下台而受到批判，后来又随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担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在1975年8月，他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而主持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也被打成“大毒草”，邓力群再次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力群再度复出，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时的院长为胡乔木。
邓力群对于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是非常了解的。早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那番批判“两个凡是”的重要谈话，就是跟王震、邓力群谈的。
正因为这样，邓力群出来作报告，听众踊跃。
邓力群的口才也不差，所以他的报告颇受欢迎。邓力群在讲话中，先是引用了邓小平的话：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就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讲到了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按照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办事的。这是很好的。第二种人尽管口头上也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却往往忘记、背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第三种人比较少。他们不但自己背弃和反对实事求是，而且反对别人实事求是。他们认为，只要不是照抄照转照搬，当“收发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我们搞哲学研究工作的同志，应该支持、遵循哪一种态度呢？我想在座的同志都会赞成小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的一切研究工作，都应该遵照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这个问题上有动摇，我们很多事情就无法前进。
接着，邓力群讲述了自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认识经过：
《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引起了一些议论。后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长篇文章，对前一篇文章的观点进行进一步阐述，对不赞成这篇文章的看法进行了商讨和批评。我个人是完全同意这两篇文章的。说实在话，第一篇文章见报后，在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时，我认为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并没有觉得发表了什么谁也没有讲过的新意见。听到不同意见以后，我才觉得，这篇文章的确起了好作用。理论界、学术界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还在继续深入，它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会有很好的影响。
邓力群着重指出林彪、“四人帮”“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所造成的复杂局面，指出拨乱反正的艰难性：
林彪、“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这个非常恶毒的策略，使我们的理论工作和各项工作，对新的问题的探讨，遇到很复杂的情况。现在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批判他们歪曲、篡改、攻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一定要好好地研究他们是怎样打着毛主席旗号，又是怎样歪曲、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怎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样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能够粗枝大叶，不要以为反正是歪曲、篡改，就不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放松在理论战线上同“四人帮”斗争的任务。我们是要维护毛主席旗帜的。批判“四人帮”的歪曲、篡改，正是为了恢复毛主席旗帜的真面目。如果不严肃对待，就会由于疏忽轻率而犯一些自己不想犯的错误。所以，有了自信以后，还建议同志们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
当然，我们的自信本身，也是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的表现。我们要负起责任，在完整地、准确地维护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做得越来越好。
邓力群的报告，对于理论界投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了很好的发动作用。哲学家冯定、《光明日报》编辑部马沛文、《人民日报》编辑部汪子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等，都在会上作了发言，使会议的“气温”不断上升。
内中，《人民日报》编辑部汪子嵩的讲话，声明只“代表我自己”，“完全是个人意见”。他在发言中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是说到了“两个凡是”派们的“根子”上去了，所以才会引起他们那么强烈的反对：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引者注：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本来并没有太新的论点，可是为什么它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对，引起这样大的反响呢？……我觉得现在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是说到这种思潮的根子上面去了。
因为这种思潮，认为“句句是真理”，凡是革命导师讲过的话，句句都要办。
周扬尖锐批判“两个凡是”
如果说，邓力群的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的“凤头”，那么这个讨论会闭幕式上周扬的讲话则是“豹尾”。
周扬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发表讲话的。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年生于湖南益阳县，是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日子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曾在上海担任中共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局文委书记，“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主编。
周扬在 1937年秋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1949年后，周扬是中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在“文革”中，周扬遭到“四人帮”的严重迫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声称中国文艺界被一条“黑线”专了政，周扬被指斥为这条“黑线”的头目。追溯这条“黑线”，一直“追”到30年代所谓的“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瀚笙。
姚文元在1967年第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把对周扬的“批判”推向了“高潮”。周扬在“文革”中被投入监狱达9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之后得以复出。
周扬在担任中国文艺界联合会主要领导时，曾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平心而论，他也曾受“左”的深刻影响，做了不少错事。例如，在把丁玲、陈企霞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等事上，周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扬的可贵在于复出之后，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对于“左”的一套进行深刻的批判。他主动地、诚恳地向过去被他错整过的人进行道歉。也正因为这样，在批判“两个凡是”时，周扬始终站在第一线。
周扬的讲话很直率，态度很鲜明。周扬讲话的“核心句”，乃是很明确地说“真理标准”问题是“思想政治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所以这次讨论很有必要。
周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位负相当责任的人士强调说，“真理标准讨论”是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于是，在会上有人专门出了一些“纯学术”问题让大家讨论，以求把这场讨论纳入学术轨道。
周扬之所以这么说，还因为有一位负相当责任的人士向大家保证说，对于“真理标准”问题，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分歧。也就是说，“真理标准讨论”绝不涉及政治问题，涉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
周扬难能可贵的是说真话，指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真实情况：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周扬还很鲜明地批判了所谓的“砍旗论”：
但是至今还没有看到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听说有的同志认为这篇文章理论上和政治上是错误的，是“砍旗”的。这样，问题就严重了，这就关系到对毛泽东思想是举旗还是砍旗的问题。事关重大，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搞清楚，对它作出明确的回答。当前确实存在着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这样一种观点、一种思潮，所以值得我们来讨论。
如果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砍旗，那是砍林彪、“四人帮”的旗。
周扬在讲话中，尖锐地称“两个凡是”派们是“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
如果你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背诵个别词句，而不是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说，不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那你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正如毛主席早在延安整风时说过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是要否定它，要削弱它。只有彻底否定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够得到巩固和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
在首都、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诚如周扬在讲话中所说：“至今还没有看到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 ”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自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以来，
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等，都只是发表内部指示、讲话，尽管这些内部指示、讲话非常尖锐，但是在报刊上却见不到一篇“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
“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真的不写文章吗？
不，不！一篇“大文章”，从1978年7月底开始，正在“保持沉默”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一次又一次地起草、修改着……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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