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引起“两个凡是”派们的激烈反对。汪东兴说此文是“砍旗”。胡耀邦却说：“理论问题要勇敢。”邓小平发表长篇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打算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位置推出的。
不过，由于那天有重要新闻，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屈居头版二条位置，占了头版下半版，再转到第二版。
那天头条的重要新闻，是关于华国锋的。《光明日报》的大字标题是：
满载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华主席离平壤回国.金主席车站热烈欢送
配合这一新闻，还刊登了在平壤车站，华国锋和金日成握手告别的照片。
耐人寻味的是，下半版刊登的却是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上半版”与“下半版”之间的深刻斗争。
后来，外国记者这样加以评论： “‘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恰逢华国锋访问朝鲜之际，‘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披露于世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向华请示应付的方针。华接报后，主张持慎重态度。 ”
也就是说，外国记者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分为两派：一派坚持“两个凡是”，被称之为“凡是派”；另一派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称之为“实践派”。
“凡是派”与“实践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曾作了这样的评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写作时就很明确，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写的。且不说作者最初的立意、构思，在责任编辑王强华所作《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的讲话记录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篇文章从头至尾却没有半句提到“两个凡是”！
显而易见，这纯粹出于斗争艺术的需要，行文不能不讲究“迂回曲折”。因为在那时，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还不能正面冲击“两个凡是”，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打着“深入批判‘四人帮’”这样的旗号。
前已述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本来是有一句“点”到“两个凡是”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但是，为了避免正面冲击，授“两个凡是”派以柄，杨西光考虑再三，还是把这句话删去了。
文章一开头，便点明主旨在于“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四大段加以论述，分别加上了这样的小标题：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批判“两个凡是”，也就是要批判“两个主席”的“左”的错误。可是，文章却巧妙地用“两个主席”来批判“两个主席”，令“两个凡是”派无话可说。
文章先是引用了华国锋的一段话：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
接着，文章列举了毛泽东是如何“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的：
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路线。1955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104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1956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时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225页）
这就是说，毛泽东在1958年便认为自己在1955年所作出的论断“不妥”。说得更明白些，也就是毛泽东在 1955年所作出的这一论断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
这样引用了华国锋的话，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声言自己的“不妥”，令“两个凡是”派无懈可击。
作者精心地这样论述，是为了证明毛泽东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连毛泽东本人都以为自己的一些话“不妥”嘛！既然毛泽东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对毛泽东也就不能“两个凡是”了！
所以，文章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这一早已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本人反复论述过的基本原理，进行再论述。
文章针对“两个凡是”派把毛泽东著作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而加以批驳道：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
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做“圣经”来崇拜。这就是说，马列著作以及毛泽东著作都非“圣经”，他们也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著作当做“圣经”。
文章指出，毛泽东曾批评过把马列著作当做“圣经”，认为只有“圣经上载了才是对的”：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
“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这里点名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暗指“两个凡是”派。因为“两个凡是”派把毛泽东的话当成“句句是真理”，把毛泽东著作当成“圣经”。
虽说《人民日报》在 1978年3月26日发表了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打响了“真理标准”论战的第一炮。但是，真正有分量、引起广泛注意和强烈反响的，是《光明日报》这发重磅炮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发重磅炮弹，胡耀邦曾在当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预言：“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判断完全正确，这篇文章确实载入了历史。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天，在平静中度过。这也许因为《光明日报》是一张面向知识界的报纸，人们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学术性”文章，没有太在意。
第二天，风暴骤起。这是因为许多家报纸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明这篇文章“颇有来头”，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
杨西光是老报人，深知要打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炮，光靠《光明日报》的影响还不够。所以，他请报界同仁——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给予支持。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前，杨西光就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通报了情况，打了招呼。他们曾向杨西光打听文章的“来头”。因为在当时，他们对于没有“来头”的文章，不敢随便转载、转发。杨西光告诉他们，此文经胡耀邦阅定。
这样，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这篇文章——在通常的情况下，只有重要文章，才会被新华社所转发。
由于新华社的转发，所以在第二天，即5月12日，有7家省市级大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3日，转载的省市级大报有 16家。
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5月12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也就是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这一回站在一起，打破了往日的“二比二”，形成了“三比一”的局面。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平日的惯例总是《光明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是不多见的，而且被转载的文章也就被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文章。正因为这样，许多人注意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从《人民日报》转载引发的。
果真，《人民日报》的转载，引起了一位权威人士的密切关注。这位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夜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那是夜里 11时，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总编室。正在值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作记录。电话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砍旗”，影响“很坏很坏”。
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笔者采访了当事人胡绩伟。 据胡绩伟回忆，他当时左手持电话耳机，右手作记录。胡绩伟说，这是他在报社工作多年所养成的工作习惯，因为报社常常接到上级部门的电话，必须一边听，一边记录，便于贯彻、便于传达，也便于日后查核。
以下是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 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 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做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这个电话，是吴冷西打来的。
胡绩伟告诉笔者，他接完吴冷西的电话，便把所记电话记录交付排印。半小时后，电话记录就印好了。胡绩伟把这一电话记录分送给杨西光等有关人士。
胡绩伟以为，吴冷西的电话，并不是代表吴冷西个人，也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话。那口气完全是上级训斥下级的味道。吴冷西的电话，不是随便说的，讲得很有逻辑性，层次分明，观点鲜明。
正因为这样，胡绩伟印发了吴冷西的电话记录，在小范围内供有关人士参考。另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告诉笔者，那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曾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了重要作用天晚上，她和杨西光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 当时，她和杨西光尚未在北京安家，中共中央宣传部把他们临时安排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不过，杨西光由于工作很忙，平日住在报社里，很少去那家宾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杨西光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和季宝卿去宾馆住。他们在宾馆的电话号码，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半夜却忽地响起了电话铃声 ……
电话是胡绩伟打来的。胡绩伟向杨西光通报了吴冷西电话的内容。在胡绩伟看来，吴冷西的电话是冲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来的，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是《光明日报》发表的，他除了要把排印好的吴冷西电话记录派人送给杨西光之外，赶紧先打个电话给通报这一突发情况。
季宝卿记得，杨西光听罢胡绩伟转达的吴冷西电话内容，这么对胡绩伟说道：“不去管他！他爱怎么说，随便他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没有错！”
接完电话，季宝卿问起出了什么事，杨西光简略地向她说了几句。说罢，杨西光便呼呼大睡，没有把刚才的电话放在心里。可是，季宝卿却一夜没有睡好……“电话事件”迅速在中共高层传开。
据吴明瑜告诉笔者，于光远曾这样风趣地评价了“电话事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是‘老生常谈’，而那个电话却立了‘大功’，一下子使人们注意起那篇‘老生常谈’来了。 ”
吴江也这么说：
公平地说，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吴冷西（“毛办”成员）有功劳，如果没有吴冷西的指责，正像当时于光远同志告诉我的：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吴冷西同志并不像于光远那样浏览一下就放下，我想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毛办”成员，与提出“两个凡是”有关，因此他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敏感。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话事件”立了大功！
冷西曾是《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
吴冷西是中国新闻界重要领导人，曾任《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辑。
粗略地罗列一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史”，便可以看出，每到中国历史的转弯口，《人民日报》往往要更替总编辑：《人民日报》虽说早在1946年5月15日便在河北邯郸创刊，但那只是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的机关报。
一个月后，在河北平山县，《人民日报》与《晋察冀日报》合并，仍称《人民日报》，但只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
直至1949年8月，《人民日报》才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1949年10月，邓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1957年6月，中国到了一个历史的转弯口——全国掀起“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派吴冷西前往《人民日报》，担任第二任总编辑。
1966年5月，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弯口——全国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派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吴冷西下台。
不久，1966年6月，唐平铸担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代”不了多久，到1967年1月下台。
后来，鲁瑛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第三任总编辑。
1976年10月，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弯口——粉碎“四人帮”——鲁瑛下台。
1977年1月，胡绩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第四任总编辑。
也就是说，《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邓拓是从新中国成立至“反右派”开始；
第二任总编辑吴冷西是从“反右派”至“文革”开始；
第三任总编辑鲁瑛则是“文革”至粉碎“四人帮”；
第四任总编辑胡绩伟则从粉碎“四人帮”开始……
在这四任总编辑之中，吴冷西主持《人民日报》笔政的时间最长，整整9年。在这9年中，吴冷西还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另外，自1961年下半年胡乔木因病休养，吴冷西还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吴冷西，1919年生，广东新会人氏。1937年先后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半月刊干事，延安《解放日报》编辑、国际评论部主任。1948年起，先后任新华社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
接着，便是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达9年之久。在这9年中，毛泽东与吴冷西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有许多批件是批给吴冷西的。因为毛泽东认为什么文章值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总是批示吴冷西。
吴冷西在“文革”中挨批斗。1967年春，吴冷西甚至受到“军事监护”，投入狱中。内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文革”前，他是以彭真为首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的“五人”之一。由这个小组制定的《二月提纲》，遭到严厉批判，彭真下台，也就导致吴冷西下台。
1966年5月底，毛泽东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的权。
毛泽东即便在这样严肃的时刻，仍不失幽默感。他说：“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扫帚”和“灰尘”，源于他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演讲，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后来被编入“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文革”中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言：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毛泽东把陈伯达称作“扫帚”，把吴冷西比作“灰尘”。此言一出，吴冷西也就被“扫”出《人民日报》，“扫”出新华社，“扫”出中共中央宣传部，“扫”进了监狱。
在1975年，吴冷西一度复出，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毛泽东选集》材料组领导成员。
粉碎“四人帮”之后，吴冷西在 1977年担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作为《人民日报》的第四任总编辑，胡绩伟跟《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辑吴冷西是多年老同事。他们之间通个电话，原本是很普通的事。不过，吴冷西 1978年5月12日夜的那次电话，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出严厉批评，非同寻常，所以胡绩伟赶紧作了笔录。
对于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吴冷西后来提出异议，认为他的原话并非胡绩伟所记的那样。
吴冷西根据他自己的记忆，复述了那次电话的内容。现把吴冷西所述电话内容，也照录于下，供读者诸君明鉴：
（一）这篇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应当全面地阐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可是文章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这篇文章在第一节中引用了《实践论》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节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之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这个观点，列宁在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征和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那么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100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什么要为之英勇奋斗呢？全世界的共产党存在和他们的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
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23年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没有根据的。文章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三）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不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错误和修正错误，接着指出，不仅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要修改，而且他们的理论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说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虽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会引起思想混乱，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
是砍旗？我不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当然应当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这篇文章那样公开在报纸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把干部和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要修改，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吗？按照这篇文章的这些错误观点去宣传，会在国内引起很坏的反应，在国际上也会引起很坏的反应。
（四）这篇文章把“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同毛主席过去批判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相提并论，这就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逻辑，“四人帮”似乎真的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错误只在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做教条，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不是他们根本篡改和歪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一伙反革命。文章认为，现在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批判那些
“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错误倾向。这就颠倒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一波接着一波，一浪连着一浪。
就在吴冷西打了电话的翌日——1978年5月13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对胡耀邦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放在首位的是党内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文章，显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特别是不利于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
就在吴冷西打了电话的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的文章《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说起》。《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是请自然科学家们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摇旗助威。
就在这一天，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了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错误的文章。 ”
曾涛当即表示不同意。
据云，后来这位打电话者曾对别人这么说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
这里所说的“旗帜”，也就是指“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是很严重的罪名。
就在这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跟往常的会议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社派出两人出席了会议。
《人民日报》社来的人，出示了《人民日报》所排印的吴冷西昨夜打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接着，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砍旗”进行了讨论。
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可能会引起争论，对于这一点，大家原本已经有思想准备，但是反应会这样激烈、这样迅速，却出乎意料。
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称：“理论问题要慎重。 ”胡耀邦马上针锋相对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
胡耀邦很坦然。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有人建议以胡耀邦所说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一篇反驳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说，文章可以从真理越辩越明写起，写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后来，中共中央党校果然写出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于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上。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右半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岳平”。
这篇文章指出：
还有一种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这里所说的“还有一种人”，不言而喻，是指“两个凡是”派们。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就在胡耀邦就吴冷西的电话作出表态后的第4天，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的第6天，1978年5月17日，事态升级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表态了！
这天，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和吴德。
汪东兴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
汪东兴用三句话概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汪东兴问：“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汪东兴指出：“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
汪东兴所说的两篇文章中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是以 “《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说： “《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汪东兴还批评了张平化。汪东兴问，你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怎么当的？是
怎么把关的？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华国锋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
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的讲话，涉及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
很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在华国锋访朝归来那天发表的，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则是华国锋赴朝鲜那天发表的。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
应金日成主席的邀请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华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朝鲜
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宋庆龄副委员长等到车站热烈欢送。
就在这条新闻下方，《人民日报》以头版下半版位置醒目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此文颇长，转往第三版后，占了整整一版。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指出，一定要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坚定不移地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人民日报》这篇评论员文章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胡乔木主持下起草的，发表前曾送邓小平审阅。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曾这样指出：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
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
邓小平的谈话清楚表明，《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是经过他审阅的。
另外，这篇文章也曾送当时主管经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审阅。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如前所述，是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
汪东兴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显然，他把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视为另一个“中央”了！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紧接着，1978年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
1966年“文革”之初，当陶铸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熊复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就被打倒。1975年，熊复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1978年，熊复在毛泽东主席著作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此时，熊复刚刚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新总编，已于前一天到《红旗》杂志编辑部上任。
王殊则是刚刚离任的《红旗》杂志总编辑。据王殊告诉笔者，他长期担任驻外大使，就连“文革”期间也只回国一年多，所以他对国内的情况很不熟悉，而《红旗》杂志又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担负着指导全党理论工作的重任，他深感力不从心。
正因为王殊对国内情况不熟悉，所以他最初对那篇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两个凡是”，并没有迅速看出方向性的错误。接着，对于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错综复杂的斗争，他也没有像杨西光、胡绩伟、华楠这三报负责人以及新华社社长曾涛那样旗帜鲜明。
王殊认为，自己不适宜于再当《红旗》杂志总编辑。于是，他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了信，要求回到外交界工作。但是，华国锋没有同意。这可能由于华国锋注意到王殊对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态度，跟杨西光等有所不同。华国锋当然不希望《红旗》杂志也批“两个凡是”。
王殊却是真心诚意希望离开宣传部门，所以不得不又给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写了同样内容的信。
邓小平倒是爽快地同意了王殊的请求。这样，王殊调离《红旗》杂志，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王殊的继任者熊复，是中国新闻界资深的“老人”。
汪东兴召集他们开会，为的是就熊复接替王殊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谈一些意见。
在谈了新旧总编交接问题之后，接着，汪东兴说道：“理论问题要特别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 ”
汪东兴特别嘱咐张平化道：“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
既然汪东兴要张平化“把关”，当天下午，张平化便急急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到钓鱼台宾馆开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78年4月22日起在北京召开。开幕这天，主管科学、教育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开了20多天，在5月16日闭幕。各代表团正准备“打道回衙”。就在这时，张平化紧急召开代表团团长会议，是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们，要么是各省市的文教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想趁他们回去之前，就“真理标准”的宣传问题跟他们打个招呼，把汪东兴的意见转告他们。
张平化的话，不像汪东兴那样直露。他先是很“客观”地说：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 ”
接着，张平化对这篇“重要文章”加以“旁敲侧击”：“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
张平化要求代表团团长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汇报。张平化拱着双手说：“拜托！拜托！”张平化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向全国各省委、市委打招呼，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态要小心，要用“鼻子嗅一嗅”。汪东兴和张平化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批评，很快就传开来了。于是，谣言蜂起。
有人说： “《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
更有人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5月19日这天，新任总编辑熊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施政演说”。
熊复接替王殊，出任《红旗》杂志第三任总编辑。
熊复笔名傅容、茹纯。1915年，熊复生于四川邻水，四川大学肄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熊复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此后，在重庆出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总编辑。《新华日报》是当时唯一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中共报纸，具有广泛的影响。
1949年后，熊复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文革”开始后，吴冷西被撤去新华社社长之职，熊复于1966年7月受命接替吴冷西，出任新华社社长。但是，他只短暂地担任了半年新华社社长，便被“文革”狂潮卷入水底。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重新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时，熊复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从1978年5月中旬起，熊复在《红旗》杂志总编辑这个岗位上工作了9年多，直至1987年8月卸任。
熊复在他到任后的“施政演说”中，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精神，说道：“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
熊复也谈到了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 “《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
熊复提醒大家：“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尤其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
熊复所说的“理论问题要慎重”，是汪东兴已经几次强调了的话题。
其实，不光是汪东兴这样强调，华国锋也指示说， “《红旗》杂志不要表态”。
《红旗》杂志是中央两报一刊中的“一刊”，是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举足轻重。熊复遵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保持沉默，不表态……
后来，熊复曾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坦言：
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 1978年7月到11月期间，共5期《红旗》没有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当时，自己为什么会忠实地执行这种“禁令”呢？自己的思想根源在哪里呢？究其因，第一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就带有个人迷信性质，也就是有所谓“凡是”思想。尽管“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受到很大冲击，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是相信毛主席的话，对“文化大革命”叫做“三七开”、“三个正确对待”。这些都是从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个人迷信中来的。第二是自己长期脱离实际。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接受审查，整整9年靠边站，又是住“牛棚”，又是下放“五七干校”，边受劳动改造，边受群众专政，同一切社会关系都断绝了往来。1975年7月，经邓小平同志向毛主席推荐，让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自己又一头埋进了这项工作。第五卷出版后，又整天埋头于第六卷、第七卷的准备工作。在这几年里可以说是不问世事。第三是有奴隶主义思想。几十年里，在中央机关做文字工作，写什么和怎样写，总是执行领导意图，按领导要求去做。尽管也爱提意见，爱出主意，有时还爱争论，最终还是执行，这已成为习惯。
从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到5月19日，不过短短8天时间，却已经在中共高层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华国锋和汪东兴、胡耀邦都对这篇文章表态。
终于，双方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交锋……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从1978年4月27日开始的，一直开到6月6日。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
会议开始时，由韦国清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主题报告。
会议期间，便曾发生了“用词之争”。
这是因为韦国清的报告标题用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必须改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要改呢？理由是华国锋提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跟中央的口径——也就是跟华国锋的口径——保持一致。
这些人认为：“毛主席的话，不能改；华主席的话，也不能改。”也就是说，不仅要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而且要对华国锋搞“两个凡是”！
另外，还对韦国清报告中的一句“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提出疑义，理由是“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
华国锋在5月29日讲话。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的讲话，用的是这样的标题：《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在6月2日讲话。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的讲话，用的是这样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在标题之下，《人民日报》还加了这样几行字，突出了邓小平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任务和方针。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看得出，《人民日报》在发表华国锋的讲话时，用的是一般化的标题，而在发表邓小平讲话时，用了倾向性很强的标题。这表明，《人民日报》本身的“倾向性”也很强！为了这两个标题，《人民日报》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这么回忆道：
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标题引来一场严厉批评，说是两个标题为什么不一样，“你们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这样报告：标题是根据内容作的，如有错误，由我负责，没有什么意思……此事也就到此为止。但我由此加深对这次争论的重大意义的认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把斗争坚持到胜利，否则拨乱反正是搞不下去的。
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那来自“上面”的批评是汪东兴发出的。汪东兴质问《人民日报》：“你们说邓副主席的讲话‘精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的讲话没有‘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
李庄以为，对华国锋的讲话采取一般化的标题，是因为对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如果把这个主题做到新闻标题上，会造成思想混乱，对读者、对论者都没有好处。出于对各方面负责任，希望各方面都能通过的考虑，我们作了个一般化的标题：某某‘作重要讲话’ ”。
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华国锋讲话中的这么一段话：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这样的“主要命题”，确实无法做到新闻标题上去。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强调了要遵守纪律。华国锋说：
我们这样一个有八亿人口的大国，三千五百万党员的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要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顾全大局，发扬民主，遵守纪律。
不言而喻，华国锋是在那里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人“不遵守纪律”。
5月30日，邓小平在与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很尖锐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同毛主席的不一样，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当前思潮的一种反映。 ”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虽然一字未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但是邓小平讲话却如同《人民日报》所说的是“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实际上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胡耀邦一手审定的，邓小平没有看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一开始，邓小平也没有注意此文。由于这篇文章引起争议，邓小平仔细看了。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时，说了涉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这么一段话：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 6月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
邓小平所说的“《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就是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邓小平所说的“6月的讲话”，就是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这段话，清楚表明他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肯定和支持，也说出了他 6月 2日讲话的背景。
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态度，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态度，针锋相对。其实，这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的是“两个凡是”，而批判“两个凡是”最早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华国锋、汪东兴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也因为文章批的是“两个凡是”，而“两个凡是”是他们提出的。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确实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有力的支持，是对“两个凡是”的最有力的批判。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那天，邓小平刚刚作了讲话，海军司令员刘居英马上给杨西光打来电话，简要报告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说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刘居英的电话，使杨西光深受鼓舞。杨西光马上坐车赶往刘居英家，一口气看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印发的邓小平的讲话稿。尽管杨西光知道新华社当天晚上会转发邓小平的这一讲话稿，他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可以看到，但他还是希望先睹为快，所以专门赶到刘居英家看讲话稿。
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由于是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所以《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
据姚远方回忆，邓小平不仅事先讲述了他的主要意见，而且还亲自用钢笔写了800字。这800字，就是讲话中论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一段。姚远方说，这800字，一字不易地用在讲话稿中。
邓小平的讲话分四部分：
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
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
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
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邓小平在讲第一个问题时，“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邓小平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派——也就是他所说是“有一些同志”：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邓小平引述了毛泽东的话，来批判“两个凡是”——毛泽东本人也早就声言马克思不是“先哲”：
1930年，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坚决反对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的时候，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种错误的心理。毛泽东同志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又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邓小平又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话，来批判“两个凡是”：
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同志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
邓小平笑称“两个凡是”派们是“收发室”：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 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邓小平在讲话中发出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所谓“打破精神枷锁”，实际上也就是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部分，是“讲讲新的历史条件”。这“新的历史条件”，分明是针对“两个凡是”派们前些日子所说的“华主席没有这样讲过”、“华主席讲的是‘新的历史时期’ ”。
邓小平的讲话，第二天就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而且《人民日报》为之加上了“倾向性很强”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马上引起广泛注意，确实是给了“两个凡是”派们沉重一击，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有力的支持。
回顾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短短20天间的急剧变化、尖锐斗争，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其实，这20天的激烈斗争还只是一场序幕而已。紧接着，一场更大范围、更为壮阔的斗争在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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