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邓小平终于复出。邓小平一出来，就朝“两个凡是”开了一炮。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焦点人物”
打倒刘少奇，
大家喊声齐。
打倒林彪，
惊恐吃不消。
打倒邓小平，
谁也弄不清。
打倒江青，
都拍手掌心。
这是流传在北京的一首歌谣。
所谓“打倒刘少奇，大家喊声齐”，是指“文革”初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倒刘少奇，那时人们听命于“伟大领袖”，所以“喊声齐”。
在打倒林彪时，由于林彪事件突然爆发，原本是“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在一夜之间成了“叛国投敌犯”，难怪老百姓“惊恐吃不消”。
至于“打倒邓小平”，真的“谁也弄不清”。
终于打倒了江青，老百姓个个“都拍手掌心”。
这首歌谣，生动地勾画出中国的老百姓经历四次政治大变动时的不同心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位“谁也弄不清”为什么会被打倒的邓小平，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
千千万万人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千千万万人期望着，邓小平早日复出。邓小平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满奇迹的人物。
早在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左”派们发动对毛泽东的批判，涉及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邓小平被称为“毛派”的头子，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 ”。后来，在1935年1月初，邓小平复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出席了遵义会议。
在“文革”中，邓小平被毛泽东指责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在1966年12月14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第二次被打倒。然而，他又在1973年4月12日奇迹般出现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他成功地第二次复出。
接着，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毛泽东所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之后。
邓小平会不会、能不能第三次重新站起来呢？
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亦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胡耀邦家中看望。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接着，胡耀邦说道：“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
什么是人心呢？胡耀邦请叶选宁捎三句话给叶剑英。这三句话是：
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务必请你把我的话带给你爸爸。 ”
胡耀邦又问叶选宁道：“你能见到华主席吗？如果你能够见到华主席，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 ”
胡耀邦告诉叶选宁，他跟华国锋很熟，曾在湖南一起共事一年半，所以他请叶选宁把话捎给华国锋。
叶剑英是邓小平坚定的老战友。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那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时刻，他亲自给邓小平打电话，通报扫落四颗灾星的喜讯。
1976年10月8日，当叶剑英知道华国锋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便于翌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
华国锋仍然强调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样，叶剑英不得不在此后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这时，李先念马上表示赞同叶剑英的话。李先念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么写及：
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由于叶剑英的关心和支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的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了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守江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叶剑英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
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301医院，刚装修完的南楼五层、还未起用的外科病房，供邓小平一人使用，以保证他的安全。叶剑英要求301医院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叶剑英对医院作了这样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12月12日、13日，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等为邓小平会诊，建议手术治疗。
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
12月24日，邓小平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手术后，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等领导相继看望邓小平。
在手术康复之后，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邓小平被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4人一起与他谈话，介绍粉碎“四人帮”的经过。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
1977年2月3日，邓小平和全家住进西山军委25号楼。25号楼是王洪文住过的，在山上最高处，从车道下来就是叶剑英住的 15号楼。
然而华国锋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表讲话，还是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为邓小平平反，毕竟是亿万人民的呼声。李冬民在北京长安街上刷出的大字标语，就反映了人民的呼声。
在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之后，据邓力群回忆：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
197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华国锋批准的《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这一《通知》以李冬民等“抬邓”的“反革命案件”为由头，指出：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有少数坏人制造谣言，甚至伪造华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妄图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干扰运动的方向。
《通知》要求，要稳准狠地打击政治谣言的制造者，要不听谣、不传谣、不信谣，要健全和改进传达报告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
这一《通知》实际上就是声言，谁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谁就是“反对华主席”，谁就是“反革命”。《通知》要用政治高压手段，来维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权威，封住人们要求为邓小平平反的呼声。
当时，四川省江津县一位名叫聂坤映的青年工人，犯了所谓“反革命攻击罪”，其实，他的“恶毒攻击”不过是：“该犯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胡说什么粉碎‘四人帮’不只是华主席一人的功劳，还有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的功劳。要不是几个老帅给华撑起，他就奈何不了‘四人帮’。”
此后，根据中共中央这一《通知》的精神，3月28日，国务院下发30号文件。文件指出，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
华国锋左右为难
尽管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阻力重重，叶剑英却干脆把邓小平从301医院接到北京西山疗养。叶剑英住西山15号楼，他让邓小平住不远处的25号楼。如同邓力群所回忆：
在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之后，“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
邓小平是否复出，使华国锋左右为难。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的决策，是不能违反的，是不可能让邓小平复出的。然而叶剑英等老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一而再、再而三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工作，这给华国锋以巨大的压力。
华国锋陷于左右为难之中。他一方面依然在讲话中强调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一方面又称要在“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这样一番话：
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国锋后来也曾这样解释：
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 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
基于以上的考虑，华国锋强调“两个凡是”，以“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来继续推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毕竟毛泽东去世、抓捕“四人帮”这两件大事，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邓小平复出，已经是不可阻挡、势在必行的了。
1977年2月18日，丁巳年春节，虽说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报上仍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家中却颇为热闹。叶剑英来了，李先念来了，王震来了，胡耀邦和万里也来了。这么多客人来向邓小平拜年，这清楚地表明，大家都拥护邓小平，热切地盼望邓小平早日第三次复出。
华国锋的讲话使“气温”骤降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 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工作会议。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
华国锋和汪东兴抢先在一个来月前的1977年2月7日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其实是想预先给这次会议定好调子，即在“两个凡是”的轨道上运行。
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销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吴明瑜，作为方毅的助手，出席了这次会议。据吴明瑜回忆，3月9日下午，方毅和他前往京西宾馆报到时，那热烈的气氛是多年来罕见的。
那是因为大批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头一回在这里大聚会。老战友们劫后重逢，怎不激动万分？吴明瑜记得，胡耀邦来报到，康克清来报到，许世友来报到，吕正操来报到，都和方毅紧紧握手。
也真巧，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明瑜与另外一位作者合写的文章，为胡耀邦在1975年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翻案”，批判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对这一提纲的错误批判。
正因为这样，胡耀邦那天显得特别高兴。很多人见到胡耀邦就说： “《人民日报》今天为你‘平反’啦！”
胡耀邦得知文章是吴明瑜与另一作者起草的，所以也就很热烈地跟吴明瑜谈了起来。当时，由于胡耀邦刚刚“解放”，没有助手，出席会议时就由吴明瑜兼做他的助手。这样，吴明瑜在会上担任了方毅和胡耀邦两人的助手。
胡耀邦、方毅和康克清三人决定在会上作联合发言，推举胡耀邦为三人的代表，
由胡耀邦发言。吴明瑜协助胡耀邦起草联合发言稿。可是，胡耀邦竟然没有在会上发言。许多老干部也取消了原本打算在会上的发言。这是因为从3月14日起，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温”骤降。这天，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华国锋的讲话，使老干部们大失所望。
华国锋说：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直接提出“两个凡是”。
从吴德讲话到《人民日报》社论，到华国锋的讲话，虽然几种“两个凡是”版本不同，文字略有出入，但意思是一样的。这次华国锋直接提出了“两个凡是”，顿时使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众多老干部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报到时的那股热烈的气氛不见了。
既然要“两个凡是”，胡耀邦还能说什么呢？他当然取消了发言！
陈云等呼吁为邓小平平反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这时，陈云义不容辞地站出来，表示应当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陈云在中共党内富有威望。早在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时，陈云便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毛、刘、周、朱相继去世，只剩下陈云和邓小平依然健在。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中共元老。
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
陈云是中共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
1977年3月13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王震巧妙地跟华国锋唱对台戏——华国锋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为‘四人帮’翻案”，而王震却说“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华国锋要在大会上讲话，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曾先送叶剑英看。叶剑英看后，很明确地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 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
不久，华国锋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剑英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经向华主席反映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经改得很好。 ”
但是，出乎意料，华国锋并不接受叶剑英的意见，在会上不按修改了的讲话稿讲话。他坚持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为邓小平平反。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
华国锋还强调说：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掉‘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 ”
华国锋在会上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
汪东兴在会上也明确反对邓小平复出，他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 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如此“针尖对麦芒”，足见会上斗争的尖锐。
汪东兴不让陈云、王震他们在小组会的发言登会议简报。
尽管如此，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发人深省的是，陈云呼吁为邓小平平反，被“两个凡是”派用“两个凡是”压下去了。有人呼吁应该让陈云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也被“两个凡是”派用“两个凡是”压下去了！
汪东兴搬出了毛泽东当年说过的话：“陈云同志一贯右倾！”
于是，“两个凡是”派便依据毛泽东的话，压制陈云，不让陈云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华国锋步步后退
虽说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叶剑英又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
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他多次跟华国锋谈话，希望早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最初，华国锋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
华国锋这话，比起原先坚决不同意邓小平复出，是退了一步。他已经表示可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只是不能“急急忙忙”。接着，华国锋又退了一步。他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
人们听说华国锋这话，讽刺道：“如今水也到了，渠也成了，就是被华国锋筑的堤坝挡住了。 ”
197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当前宣传要点》。
《当前宣传要点》宣称，要宣传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他继承、高举和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要宣传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党的基本路线伟大理论在当前的具体实践。要宣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就在中国报刊根据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当前宣传要点》，大力宣传“英明领袖”华国锋、宣传“两个凡是”的时候，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及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按照当时的惯例，信的开头总是写“华主席、党中央”。这一回，邓小平破例把叶剑英的名字也写上去，一开头写着“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信中写道：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
邓小平的信中，关键性的话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一句。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新概念。
邓小平的这一新概念，是指出不能把毛泽东的某一句话、某一条批示都算成“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必须“准确”而“完整”地加以理解。
邓小平的话，也就是含蓄地批评了“两个凡是”。因为“两个凡是”对于毛泽东的话，不论片言只语，都一概要加以遵循。
此后不久，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曾这样谈及他4月10日给中央的信的含义。邓小平说：
我在今年4月10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要求，把他的这封信印发全党——正因为这样，他的这封信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应该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信。
华国锋于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即1977年4月10日的信以及1976年10月10日的信。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是邓小平的很大的胜利。因为自从1976年清明节之后，中共全党已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听见邓小平的声音了。
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成了向全党发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讯号。
邓小平终于重新工作
中共党内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
华国锋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至于这“适当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华国锋没有说明。
但是，面对党内外的强大压力，华国锋无法再拖延。
华国锋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声称：“现已查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 ”
这就是说，华国锋还是守住“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条防线，只是由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可以“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
华国锋所说的“现已查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句话，倒也是有来历的……
那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人民日报》就派记者专门调查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记者查明了，是当时的“四人帮”御用写作组“梁效”，写了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首先放出“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的谣言。于是，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写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诬指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人民日报》的记者经过调查，查明当时把邓小平打成“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是“四人帮”玩弄的政治阴谋。记者写出了调查报告《“天安门事件”中的阴谋活动》，揭露了“四人帮”的阴谋，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发表这样的调查报告，当然要报送中央。
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以报社领导小组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人民日报》记者的这一调查报告。
华国锋和汪东兴看到了这一报告，当时压了下来。
眼下，华国锋却用得着这一报告了，因为报告表明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这样，可以把邓小平跟“天安门事件”区分开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不意味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还表示，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华国锋派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
鑫前去看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在出来工作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理所当然拒绝了华国锋的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很坚决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
华国锋无奈，只得收回那前提。
这样，就在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的信之后的第3天——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出来”了！
当然，这时的邓小平还只是“出来”而已，还没有恢复他的一系列要职。
不久，叶剑英80寿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叶剑英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即公历 1897年4月28日。照理，叶剑英的 80大寿在1977年4月28日，但是他却习惯于在当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七日过生日，在1977年即为5月14日。
那天，叶剑英家中高朋满座，王震、余秋里、杨成武来了，聂荣臻、徐向前来了。接着，邓小平赶到。
邓小平一进门，笑着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 ”
叶剑英马上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
叶剑英这句话，反映了邓小平在老干部们心目中的地位——“领班”，也就是“领头人”。那天，叶剑英80寿辰，点了8根寿烛。邓小平见了，建议加上一根，变成9根，取“长久”之意。叶剑英家人立即又点上一根，叶剑英哈哈大笑起来……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不得不对“天安门事件”降低调子。
虽然华国锋仍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
这就是说，华国锋已经承认群众前往天安门是“合乎情理”的了。
邓小平第一个抨击“两个凡是”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定的，然而华国锋还是同意邓小平复出了；
“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也是毛泽东定的，然而华国锋却已经承认群
众前往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是“合乎情理的”。
这两件事本身，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相矛盾。
其实，还有华国锋所做的两件更为重大的事件，与“两个凡是”相矛盾：
第一，抓捕“四人帮”，就是违反“两个凡是”。
众所周知，从1974年2月以来，毛泽东虽然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但是毛泽东只是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泽东并没有说要打倒“四人帮”。
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抓捕了以“毛泽东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显然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
第二，在华国锋的提议下，为毛泽东保存了遗体，建造了纪念堂，也是违反“两个凡是”的。
毛泽东早在1956年4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会间休息时，在秘书递来的倡议实行火葬的折子上签了字。1958年毛泽东提出自己死后骨灰撒向大海喂鱼，因为他活着时吃了很多鱼。
所以华国锋本人所作所为，也并非真正依照“两个凡是”办事。华国锋所说的“两个凡是”，无非是借毛泽东的话来压制反对的声音。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抓住了华国锋自身的矛盾，尖锐地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极为重要，第一个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政策的核心，邓小平一出来，就指出了华国锋的要害问题。
秦基伟（1988年~1993年担任国防部部长）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曾这样谈及当时看了中共中央转发的邓小平两封信之后的思想认识转变过程：
六年前（引者注：秦基伟的文章发表于1983年）当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尖锐地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虽然也感到非常重要，非常深刻，针对性很强，但毕竟只是从指导当时工作的现实意义上考虑得多，对它的重大理论意义和深远影响认识得很肤浅。经过反复的学习和多年的实践，尤其是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化，认真加以思考，才逐步意识到小平同志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透过复杂的现象，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高屋建瓴地抓住了十年内乱中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这确如一声霹雳，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大家茅塞顿开，成为全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先声。
尽管邓小平一出来就向“两个凡是”发起抨击，但是华国锋那时还戴着“英明领袖”的光环，“两个凡是”还占着统治地位，要推倒“两个凡是”，还必须经过一场曲折而艰巨的斗争。
也就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口号。邓小平明确地指出：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张春桥提出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口号，知识分子被臭骂为“臭老九”。邓小平刚一恢复工作，马上提出应该尊重知识分子，重视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
邓小平还强调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作用。邓小平说：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也正因为邓小平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重视教育，所以他在第三次复出之后，主动要求主管科教工作。邓小平后来在 1977年8月8日这么谈及：
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邓小平毕竟拥有极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他早在1977年5月24日的谈话中，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见解。
《人民日报》的内部材料惊动了华国锋
1977年5月的变化是巨大的：
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
6日，邓小平“出来”；
24日，邓小平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也就在 1977年5月，一桩发生在幕后的事，使华国锋极为不快：人民日报社有人整理了一份材料，使华国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生动摇……
在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发表了长篇重要理论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续革命进行到底》。华国锋的这一文章，是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发表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在1977年4月15日起在全国发行的，首批便发行了2800万册！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实收入了许多反映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文章。华国锋却号召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高潮，实际上是通过这一学习，把毛泽东晚年的许多“左”的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头脑之中。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编辑们很注意删除有碍“两个凡是”的字句。例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毛泽东 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原本有一句：
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人不犯错误。我也犯过错误，而且从错误中得到好处。
这句话，显然与“两个凡是”格格不入。因为毛泽东“也犯过错误”，那就是说，毛泽东的话未必“句句是真理”，内中也有错话。于是，毛泽东的这句话，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再也找不到了！
中共中央在1977年4月7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华国锋在5月1日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实际上也就是点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主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主要学什么。
华国锋强调指出：
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华国锋这样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的党，武装了广大群众。由于有了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党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下，及时地粉 碎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悲剧没有能在我国重演。我们党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
这样，华国锋就把“两个凡是”加以阐发，把“照过去方针办”加以阐发：“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 ”
华国锋最要“维护”的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照毛泽东的“过去方针办”，内中最主要是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办。所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了华国锋的理论支柱。
就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发表不久，《人民日报》却在该社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刊登《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调查，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
《人民日报》的《情况汇报》，是印发中共高层参考的。这下子，在中共高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份来自《人民日报》的材料，着眼于揭批“四人帮”，据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毛泽东提出的，却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所“伪造”的！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毛泽东的理论，那就意味着华国锋的理论支柱要倒塌！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是否正确倒是次要的，对于华国锋来说，这一理论是不是毛泽东的理论却是至关重要的。按照“两个凡是”，只有对毛泽东的理论，才“坚决维护”。倘若不是毛泽东的理论，华国锋就不能“坚决维护”并用作理论支柱了。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怎么会是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一伙所“伪造”的呢？
据查，在毛泽东所有的讲话、所有的文章以及批示中，从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提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67年11月6日中央两报一刊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所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之中。社论结合当时苏联的情况，指责赫鲁晓夫背叛了列 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指出：
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政权。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的历史教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除了防御国内外敌人用武力颠覆政权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走上
“和平演变”的道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事业的背叛，充当了国际无产阶级最大的反面教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他是当之无愧的。
社论接着称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
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社论分6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自从这篇社论问世以来，中国的报刊就不时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都把这一理论说成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社论是根据康生的点子，由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是起草者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6个要点，也是起草者用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下讲的话，串在一起编成的。最令人惊讶的是，下面的这段话，并非毛泽东的原话，在社论中却用黑体字排印：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按“文革”惯例，只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用黑体字排印。此后，这段话被作为“毛主席语录”广泛引用。
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全面专政论”正符合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所以在社论写好后，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同意发表。
这样，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革”中后来被写入中共党章，甚至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很符合华国锋的“左”的思想，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理论加以继承。
在批判“四人帮”之际，《人民日报》理论部知道内情的人，便把那篇社论起草的内幕捅了出去。很快地，《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一位高层人士的电话，批评他们不应该把这样重大的事情捅出去。因为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华国锋的威信，关系到华国锋的“理论基础”……
那位高层人士说，虽然那些话是陈伯达加的，但是是毛主席同意的，还说“加得好”。所以，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毛主席的理论……
但是，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人们开始对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议论纷纷——尽管当时许多人的认识还只是从“两个凡是”出发，停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毛泽东提出来、要不要执行这一点上，尚未去思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的是非……
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邓小平只是出来工作，只是表示了要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但是他还没有正式恢复职务，也没有在公众场合亮相。
两个月后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会。
叶剑英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一段对华国锋寄予厚望的话：“领导要稳定。这对我们党的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宣传华主席，拥护华主席的领袖地位，这是革命赋予我们的责任。 ”
邓小平出现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场。
后来，在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曾这样回忆说：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会议。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作出了四项重要决定：
第一项，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
第二项，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三项，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第四项，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这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这四项决定中，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是早已所料之中的，唯有第二项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引起的震动最大。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
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变化较多：
由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原本为5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1975年1月，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4人；
1975年1月，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仍为5人；
1975年12月，康生病逝，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4人；
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3人；
1976年4月，撤销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2人；
1976年4月，增选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3人；
1976年10月，由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也就不担任副主席了，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减为2人；
1976年10月，由于王洪文被捕，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上只剩叶剑英1人（王洪文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才被正式撤销）；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由于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 2人，即叶剑英、邓小平。
这样，邓小平一下子成了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的中共“第三号人物”——实际上，由于叶剑英年事已高，邓小平很快就成了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这样，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形成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三驾马车”式的新的领导核心。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平.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
在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地位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是汪东兴。
邓小平从第三次被打倒，到奇迹般第三次复出，一时间成了世界上的“热门话题”。
不过，这时邓小平只是刚刚恢复职务，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仍占统治地位。
在华国锋的主持下，这次会议认为“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以及为实现这个“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这次会议还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贯彻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实际上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来。
会议虽然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但是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甚至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虽说随着邓小平的恢复职务而从此不再继续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会议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十一大作准备。在会上，印发了华国锋将在中共
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华国锋政治报告的基调，便是“两个凡是”。
有一个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看了华国锋政治报告稿，吹捧道：“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字字句句闪金光！”这话上了会议的简报。
有人辛辣地讽刺道：“那还讨论什么？我们改一个字，不就等于少闪了一道金光吗？”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这是邓小平结束了一年多的“沉默”，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了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7年7月30日晚，在万众瞩目下，邓小平出席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这是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头一回在群众场合露面。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看足球赛，显得很自在。邓小平喜欢看足球赛。那一个夜晚，邓小平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
邓小平向“两个估计”开了一炮
邓小平刚刚恢复职务之际，华国锋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手握党、政、军大权。叶剑英主管军队。汪东兴主管组织、宣传、公安。邓小平则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如同他自己所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
确实，“科学、教育是难搞的”。尤其是邓小平刚刚复出，许多人对他还投以怀疑的目光。
就在这个时候，那部充满“左”味、宣传与“旧教育”决裂的影片《决裂》，居然仍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本是江青“藤”上的“瓜”，拍摄于“文革”年月。这时，还在那里散布“左”毒，否定知识，否定知识分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汇编》，又放了一炮：
那是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会议期间，《人民日报》派了记者去，却被轰了出去！
为什么要轰走《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因为在这个会上，许多人谈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错误的，不能把“文革”前17年的教育界说成是被一条“教育黑线专了政”，不能把“文革”前17年培养的学生说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记者敏锐地抓住这一情况，进行调查。记者找了六位当年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人，开座谈会，了解当年的《纪要》是怎样写成的？经过了解，这份《纪要》是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会议的产物，由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经毛泽东审阅，于1971年8月13日由中共 中央批转。
《纪要》是一份全面系统地阐述教育方面的“左”倾观点并一系列“左”倾措施的错误文件。《纪要》中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两个估计”：
一、从1949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这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二、大多数教师和1949年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文艺界“左”的估计的翻版。
由于这“两个估计”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按照“两个凡是”，谁都不敢碰。
《人民日报》记者调查这件事，触怒了招生会议的主持人。于是，下了“逐客令”。
《人民日报》记者把有关情况写成“内参”，发表在《情况汇编》上。
邓小平看了《情况汇编》，认为必须推倒“两个估计”！因为如果不推翻这“两个估计”，简直没有办法抓教育革命。别人不敢碰那个《纪要》，邓小平敢碰！邓小平几次跟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
邓小平认为，非推翻这“两个估计”不可。邓小平复出不久，便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由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主持召开的。方毅是在1978年3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科教工作的。据当时担任方毅秘书的郭曰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在1977年最热的日子里——8月6日至8月8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方毅请了30位老科学家到人民会堂，出席座谈会。参加会议组织工作的是吴明瑜、刘道玉（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明庭华（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
郭曰方记得，座谈会的前两天，邓小平只是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听，偶尔插问或者插话。
科学界是“文革”的“重灾区”。科学家们很激动地谈着，谈自己的心里话。他们谈到了科学界的一系列问题，谈到科学界的冤假错案，谈到“四人帮”在科学界的倒行逆施。有的科学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会议的最后一天，即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郭曰方记得，当时邓小平手中并无讲稿，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讲得非常深刻。根据邓小平的讲话记录，整理成《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邓小平谈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17年的估计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
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邓小平的话，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在当时，仍然充满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讴歌，充满着对“两个凡是”的膜拜，也就充满着对于“文革”前17年的否定。
尽管经历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仍不避“右倾翻案”之嫌，充分肯定了“文革”前的17年。
邓小平8月8日的谈话，顿时广为流传，被人们称之为“八八谈话”。
“八八谈话”，很明确地否定了“两个估计”。邓小平并不因为《纪要》是毛泽东圈定而不敢否定。邓小平坚定地批判“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地要批判“两个估计”。在邓小平看来，《纪要》必须否定，是因为“两个估计”不符合中国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
后来，邓小平又举他自己以及“天安门事件”为例，批驳“两个凡是”，批驳《纪要》：
《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 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
《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
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尽管邓小平已经说得如此明确，可是，在当时连“天安门事件”都未公开平反，
人们未敢听进邓小平的话。不少人生怕跟了邓小平，又会“犯错误”——对于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们还记忆犹新，还心有余悸。对此，邓小平心中也很明白。他很直率地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不错，人们被“文革”整怕了，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怕了，胆子越来越小，生怕犯错误。由于《纪要》是毛泽东圈阅过的，人们走不出这个“圈”。
教育部的“大批判组”，终于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着手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主持这篇文章起草工作的是罗劲柏，文章写好后，经胡乔木修改定稿。
这篇文章当时交《红旗》杂志发表。《红旗》杂志起初未敢发表。后来，由于考虑到文章中有这么一段“重要依据”，这才同意发表：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嘛，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错误的要批，批它错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这篇文章把“两个估计”，说成是“四人帮”的，而且称“两个估计”与毛泽东的估计“完全相反”。所以，文章只是着眼于批判“四人帮”，不仅只字不提《纪要》是经毛泽东“圈阅”，而且把毛泽东写成根本不同意“两个估计”！
这样，文章借助于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教育战线的那段“最高指示”，这才壮起胆来批判“两个估计”！不过，文章只是说毛泽东的这些指示被“‘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却并未具体说明“四人帮”怎么“严密封锁”以及这些毛泽东指示现在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后来，人们才从“内部传达”中得知，这些毛泽东指示是从迟群的一个笔记本上“发现”的！那是在1971年，谢静宜向迟群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迟群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记下了毛泽东的这些话。迟群笔记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话，又是怎样被人们发现的呢？不得而知！无巧不成书。笔者在采写本书时，访问了孙长江教授。笔者原本是为了向他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起草经过——因为他是这篇重要文章的作者之一。我们谈及了关于批判“两个估计”，出乎意料，他用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说出了鲜为人知的内情：“迟群笔记本上的记录，是我发现的！”
孙长江怎么会知道迟群笔记本上记着毛泽东的话呢？
原来，孙长江“文革”末期曾在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编辑《教育革命与通讯》杂志（即《人民教育》杂志的前身）。粉碎“四人帮”之后，迟群受到审查，交出了所有的文件和笔记本。国务院科教组成立了迟群专案组，孙长江曾在迟群专案组工作过， 看过迟群的笔记本。后来，孙长江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在“教育部大批判组”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时，孙长江也是作者之一。他记起在迟群笔记本上见到的那段“最高指示”。
孙长江一说出这一重要线索，人们连忙从档案中翻查迟群的笔记本，果真找到了迟群所记谢静宜传达的毛泽东的话！这个笔记本交到了李琦手中，并复印送到汪东兴那里。
由于找到了这样的重要“依据”，于是，人们开始谴责迟群“封锁毛主席指示”，这才敢于去否定“两个估计”——倘若毛泽东没有说过这些话，倘若没有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毛泽东的这些话，即便是邓小平已经明确批判了“两个估计”，人们还是不敢否定“两个估计”！因为人们知道“两个估计”是毛泽东“圈阅”过的，只有找到毛泽东不同于“两个估计”的话，这才可以批判“两个估计”！
也就是说，在当时，只能以“两个凡是”来反对“两个凡是”——以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反对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这下子，汪东兴也无话可说。
当然，由于那些毛泽东的指示是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的，在“两个凡是”者们看来，生怕迟群在记录时打了“折扣”，所以公开发表时标明只是“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而已。
这样，1977年第11期《红旗》杂志终于发表了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
《人民日报》于1977年11月18日加以转载。
文章发表时，离邓小平关于批判“两个估计”的“八八谈话”，已整整3个月零10天了。
邓小平复出之后，连否定“两个估计”都这么费劲，当时“左”的阻力之大，可见一斑。
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十一大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中共十大是在1973年8月召开的。按照正常的情况，中共十一大应在1978年召开。但是由于发生了粉碎“四人帮”这样重大而特殊的情况，所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一大。
就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20来天，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大会主席台上，高悬着两幅巨大的画像：伟大领袖毛泽东像和英明领袖华国锋像。这两幅画像，形象地表明华国锋是毛泽东的继承人。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名，代表3500多万中共党员。
大会在 8月11日举行了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上，汪东兴显眼的地位，引起人们的关注。
预备会议选举大会主席团，华国锋当选为主席是所料之中。副主席除了叶剑英和邓小平之外，增加了一人，即汪东兴。另外，汪东兴还兼任主席团的秘书长。
这样，汪东兴的地位一下子就突出起来。在此之前，汪东兴还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的“潜台词”，就意味着他不久将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另外，从中共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秘书长来看，也都是重要人物：
中共七大的秘书长是任弼时；
中共八大的秘书长是邓小平；
中共九大的秘书长是周恩来；
中共十大的秘书长是张春桥。
华国锋要加强汪东兴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加强他自己的地位。因为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随着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中共形成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驾马车”的领导格局，使“华汪体制”中汪的地位下降。所以，华国锋采 取了加强汪东兴地位的措施。
历数中共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看出，都是在时代大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
中共七大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八大是在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中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九大是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十大是在发生林彪事件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十一大则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政治报告是中共每一次代表大会的主题：
中共七大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中共八大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
中共九大由林彪作政治报告；
中共十大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中共十一大则由华国锋作政治报告。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长达4小时。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批判“四人帮”，这当然必要。但是，由于华国锋自己仍站在“左”的立场上，所以他的政治报告充满着“左”的理论和错误，充满着自相矛盾。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宣告：历时11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已经结束。
应当说，华国锋宣告结束“文革”，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可是，他偏偏说，他所宣告的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言外之意，还要来“第二次”、“第三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不是在那里否定“文革”，而是在那里肯定“文革”。其实，华国锋是依据“两个凡是”这么说的。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便说：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的扫除……
华国锋遵奉毛泽东的“教导”，“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所以把这次“文革” 称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依然强调，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所以，“文革”要进行多次。
另外，他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成“历时11年”，实际上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年也算了进去。这是错误的。因为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的结束，绝不是到了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这才结束的。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甚至宣称：“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华国锋把跟“四人帮”的斗争，称为“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
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
华国锋肯定在“文革”中召开的中共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要求“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重申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在当时是很必要的正确决策。但是，华国锋又流露了在现代化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情绪。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可以说是正确和错误的混合物：
他既宣告了结束“文革”，却又充分肯定了“文革”；
他既号召批判“四人帮”，却又仍然不批“四人帮”的极左；
他既强调要安定团结，却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既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却又要“大干快上”、急于求成。
所以，华国锋的政治报告，没有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没有在理论上和方针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叶剑英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在大会上致闭幕词。那时，邓小平恢复职务不久，大会由华国锋所左右。
邓小平在闭幕词中说：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1977年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领导核心，成员如下：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这样，邓小平仍排名第三。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慕华（女）赵紫阳.赛福鼎
在中共十一大结束后不久，197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军委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为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另外，197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命张平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曾经是华国锋的“顶头上司”。当华国锋当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时，张平化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规定，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任务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掌管全国宣传、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中宣部协助中央在业务上指导中央所属和国务院所属宣传、文化、出版单位的工作。中宣部对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门有指导的责任。
这样，“中共中央宣传口”从此结束了历史使命。
全国科学大会的幕后斗争
就在中共十一大结束不久，在主持科教工作的邓小平的提议下，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中共中央在1977年9月18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指出：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科学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方毅被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于是，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重要的筹备工作之一，是起草首长们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需要起草的讲话稿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讲话稿；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讲话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讲话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讲话稿。
筹备小组经过分工，决定由吴明瑜、林自新起草华国锋、邓小平讲话稿；罗伟起草方毅讲话稿；胡平起草郭沫若讲话稿。方毅和郭沫若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很顺利。然而，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讲话稿，在起草过程中却遇上了“麻烦”。
当时，吴明瑜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自新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讲话稿是由他俩一起起草的。
据吴明瑜回忆：他和林自新当时多次听过邓小平关于科学工作的讲话，所以很了解邓小平在科学问题上的一系列指示。他们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特别是根据邓小平“八八讲话”的精神，采用邓小平许多原话，起草了讲话稿。这个讲话稿，先送方毅听取意见，又送胡乔木征求意见。改定后，送邓小平审阅。
由于起草者对邓小平的思想脉络比较了解，所以讲话稿写出了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问题一系列的新见解。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白’是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 ”；等等。邓小平审阅后，表示可用。
他们又起草了华国锋的讲话稿，报送华国锋审阅。
不久，这两份讲话稿送中央审阅。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稿，说道：“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科学、
关于知识分子，有那么多的指示，稿子中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在稿子中谈一下嘛！”
至于华国锋的讲话稿，谁也没有说可用，谁也没有说不可用。
之后，起草者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根据汪东兴的意见修改讲话稿。
邓小平很干脆地回答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不久，起草者又接到吴冷西的电话，要他们转告方毅。吴冷西对邓小平的讲话稿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改一个标点符号；二是要把讲话稿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吴冷西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毛泽东的话。引用毛泽东的话，比较合适。
起草者以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说的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左右”，“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
可是，这支队伍，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到底是增大了呢，还是缩小了呢？引用毛泽东的话，无法说明。还是用邓小平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更为明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更高。
当然，起草者无权决定取舍，他们把吴冷西的意见原原本本转告方毅。方毅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答复道：吴冷西的第一条意见，我们接受（引者注：即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意见，不改。
就这样，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讲话稿只改了一个标点符号。
邓小平的讲话稿定稿了。可是，华国锋的讲话稿，一直不置可否。
后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日子——1978年3月18日——一天天逼近，华国锋对讲话稿的意见还是没有下达。
吴明瑜着急了。
终于，上面传来华国锋的意见，说是讲话稿可以付印。可是，当吴明瑜拿到经华国锋审定的讲话稿一看，傻眼了：那是华国锋另外请人起草的讲话稿。吴明瑜和林自新为他起草的讲话稿，被否定了！
吴明瑜细细一想，倒是明白了：他们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贯穿了“新长征”这一概念。即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次新的长征。这是用胡耀邦在1975年的讲话精神。吴明瑜毕竟受胡耀邦的影响太深了。华国锋当然无法接受以胡耀邦的观念所起草的讲话稿！所以，华国锋另起炉灶，找别人根据他的意思写了讲话稿。
当然，除此之外，华国锋无法同意他们起草的讲话稿的其他一些观点。全国科学大会热热闹闹地开起来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都公开见报了。
倒是一家台湾报纸很敏感，马上发觉邓小平讲话的观点跟华国锋不同。他们发表文章，列举了邓小平讲话和华国锋讲话，有着十处针锋相对！
据吴明瑜回忆，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时，强调了“拨乱反正”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邓小平半年之前，即1977年 9月19日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提出的。
邓小平在提出“拨乱反正”之后，不久又提出“正本清源”。一时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成为批驳“两个凡是”的响亮的口号……
全国科学大会的第一号简报，便是代表们讨论邓小平讲话，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高举了马克思主义旗帜。这实际上，就是反驳了汪东兴所谓邓小平讲话稿“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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