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上台后，提出要“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认为“四人帮”不是极‘左 ’派而是极右派，坚持要继续“批邓”……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成为他的核心“理论”。
粉碎“四人帮”是“文革”的“胜利”？！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迫在眉睫的是两件事：一是申明对于毛泽东的忠诚；二是开展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关于第一件事，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976年10月8日作出的建立毛泽东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已经充分申明了；
关于第二件事，比起第一件事要复杂得多。因为既然粉碎了“四人帮”，就得先向全党，再向全国，然后向全世界说明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也就是说，必须详细说明“四人帮”的罪行，开展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1976年10月6日深夜，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在紧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要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说明毛泽东生前对于批判“四人帮”的一些指示，以求表明拘捕“四人帮”乃是遵照毛泽东的遗愿进行的。
1976年10月8日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在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华国锋系统地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据云，这是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整理的。华国锋也讲述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些主要罪行。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则这样论及粉碎“四人帮”的意义：
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也就是说，华国锋把粉碎“四人帮”称为“文革”的“胜利”！
其实，这是因为华国锋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华国锋强调，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华国锋记得，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病重时曾谈及：“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毛泽东引为自豪的平生所干的“两件事”之一，在华国锋看来，是万万不可否定的。
华国锋论资历、威望，远不及毛泽东，他必须“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才能借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在中国政坛站稳脚跟。他必须肯定“文革”。在他看来，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他自己。
正因为这样，华国锋说：“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应该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也正因为这样，华国锋才会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华国锋说，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的，所以必须予以肯定。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所不足”，所以目前“要注意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
受华国锋的这些指示的影响，在吴德的主持下，中共北京市委在1976年10月15日，曾下达了《关于北大当前运动的意见》。“意见”共六条，人称《六条》。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校”（亦即“梁效”），原本是“四人帮”的重要据点，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北京大学师生奋起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可是，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一开头便说：“北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这一句话，就把北京大学师生的嘴巴给堵上了！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第一次下达的批判“四人帮”的文件。
这一文件共分六个部分：
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
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悔。
三、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四、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
五、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
六、我们一定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这一文件在论述粉碎“四人帮”的意义时，同样这么写道：
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也就是说，华国锋是以“文革”的“理论”为指导粉碎“四人帮”的。这一文件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他们中一些人的历史，也是极为可疑的”。
为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进行审查，中共中央在1976年10月20日成立了“王张江姚专案组”。专案组由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由汪东兴负责。
这一专案组分别在1976年12月、1977年3月6日、1977年10月15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内中，材料之一主要是关于“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前后篡党夺权的罪行；材料之二则主要是揭发“四人帮”的历史罪行；材料之三主要是揭露“四人帮”如何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系统地公布“四人帮”这些罪行，对于揭批“四人帮”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材料之二前面以中共中央名义所加的前言中，却这样写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无比正确，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也就是说，把“四人帮”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和“刘少奇反党集团”相提并论，都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是“纯属”反对“四人帮”的给予平反；凡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绝不允许“翻案”！
“四人帮”极左乎？极右乎？
笔者在查阅1977年4月13日的上海《解放日报》时，见到一整版以“本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的“揭批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期间的反革命罪行”的长文，那标题颇为惊人：《乔装“左派”的极右派》！
此文虽说是“批判张春桥”，但却是把张春桥作为“极右派”加以批判的。
张春桥明明是“极左派”，怎么会成了“极右派”呢？这种理论上的谬误，充满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中国报刊。
这种理论上的谬误，追根溯源，出自华国锋。
也就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论及“四人帮”时，作出了极其错误的结论：“四人帮”是极右派！
华国锋说，“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当时，海外报纸都称“四人帮”为“左派”、“激进派”。本书一开头，就引用了英国记者韦德的报道“毛的遗孀被捕”，当时韦德用的标题便是《华粉碎极左分子》。也就是说，在“四人帮”被捕时，韦德便清楚地判定他们是一伙“极左分子”。
可是，作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却连普通的外国记者都不如！
华国锋对海外报刊加以驳斥道：“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引者注：指‘四人帮’）是
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
华国锋为什么会作出“四人帮”是“极右派”的结论呢？
追根溯源，因为毛泽东曾对林彪作出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论断。于是，“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华国锋，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帮”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推论。
事情发生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既然林彪背叛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就发动了“批林整风”运动。
批判林彪时，理所当然批判林彪的极左。
周恩来深受极左之苦。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会议、科学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批林整风中要批判极左思潮。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 ”
毛泽东又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
所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林彪是极左派的“总后台”。批判林彪，就是要批判极左。
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既然毛泽东也以为要批判林彪的极左，于是，在1972年8月初，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加强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周恩来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
批判极左，触动了江青一伙。这是因为江青一伙和林彪一样，都是极左派。批判林彪的极左，很多方面触及了江青一伙。这样，就在周恩来8月初那次讲话后的几天，张春桥、姚文元便找《人民日报》负责人打招呼：“批判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但是，《人民日报》坚决贯彻周恩来的指示。
就在这之前，《人民日报》理论部收到来自黑龙江的一篇稿子，写的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整顿老大难工厂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有个“看大样小组”，王若水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看了黑龙江的稿子大样，以为很好，正可以用来批判极左思潮。于是，他动手对这篇文章作了许多修改。这样，《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14日便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的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这“龙岩”，便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的笔名。
另外，同一版上还发表了其他两篇批“左”的文章。于是，组成一个批“左”的专版，颇为醒目。
黑龙江文章的写作，跟华国锋还有点关系。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曾和《人民日报》理论部联名写了一篇文章，透露此文情况：
龙岩文章的发表，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72年 3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和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接见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负责人，听取汇报。华国锋同志指示说，“要发动群众好好地批无政府主义”。李先念同志指示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东西”，“不反不行”。三个大厂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规章制度，落实生产指标，很快克服了经营管理上的无政府状态。为此，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范围内认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指示的决议。同时，省委理论组撰写了署名龙岩的文章，交给《人
民日报》理论部。
“龙岩”的文章，引起了“左派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极度不满。于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立即作出反应。
《文汇报》在上海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对《人民日报》上“龙岩”的文章表示“异议”。1972年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发表了这次“工人座谈会纪要”，认为“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革’ ”、“右倾回潮”。
也就在这时，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一请示报告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阅批时，引发了周恩来和江青一伙的直接交锋。
11月30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 ”
12月1日，张春桥在报告上批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张春桥这“正在考虑”，打的是“拐弯球”。
江青则直截了当，在12月2日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
江青的批示，使人们不由得记起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当时这样批判刘少奇：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批判林彪时，把林彪称为“刘少奇一类骗子”，也就是把林彪等同于刘少奇。既然毛泽东当年认为刘少奇“形‘左’实右”，那么林彪当然也是“形‘左’实右”。
就在周恩来和张春桥、江青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之际，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王若水在信中写道：
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 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王若水在信中，还向毛泽东反映，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看来，最后要由毛泽东进行“裁决”了。
这时的毛泽东，改变了自己最初关于林彪是极左派“后台”的说法。他在1972年12月17日，对张春桥、姚文元这样说：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
张春桥、姚文元把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写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
于是，1973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新年献词》中，强调了“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新年献词》指出：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践，进行深入的批判。
从此，“批林整风”不再批林彪的极左，而是批林彪的极右。
毛泽东以为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其实是因为毛泽东的晚年陷入了“左”的迷误。毛泽东“左”，所以在他看来，林彪是右。诚如邓小平所指出：
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把林彪定为“极右”的根本原因在于：“文革”本身就是“左”。如果批林彪批极左，
其结果会引发对于“文革”的批判；把林彪定为“极右”，批“极右”，则越批越“左”，正符合当时极左路线的需要。
前文已经写及，华国锋跟“龙岩”一文还有一点瓜葛。华国锋亲自经历了1972年那场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风波，他知道毛泽东的“最后裁决”。
既然毛泽东在1972年论定林彪是“极右”，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也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了！
毛泽东晚年陷入“左”的迷误，华国锋“继承”了毛泽东的“左”的迷误，所以也就在批判“四人帮”时陷入了“左”的迷误。
其实，华国锋本身的思想也“左”，所以能够完全接受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
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这同样由于：他本身就“左”，而且他要肯定“文革”。如果批“四人帮”批极左，其结果会引发对于“文革”的批判，引发对他的批判；把“四人帮”定为“极右”，批“极右”，则越批越“左”，正符合华国锋“左”的路线的需要。
这样，华国锋论定“四人帮”是“极右”，也就把对于“四人帮”的批判限定框框：揭批“四人帮”不能涉及“文革”的“左”的错误，也不能涉及“文革”前的“左”的错误。
由于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使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无法深入下去。
据《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197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四人帮”和林彪的“假左伪装”。这表明，跟当时所说的“极右”已经有所不同，把“左”提了出来，尽管称之为“假左”。很巧，恰恰也是在10月14日——5年前的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龙岩”的那篇文章。
《人民日报》很快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
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为1972年“龙岩”批“左”翻案的文章。借助于旧事重提，《人民日报》透露了今日也应该批“左”之意。
《人民日报》为此又受到了来自“上面”的批评。
但是，后来《人民日报》还是发表了《评“四人帮”的极左》一文，对“四人帮”的极左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才使“上面”不再提“四人帮”是“极右”了，而改为提“假左真右”。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这才最后论定了“四人帮”的极左本质。这是后话。
华国锋强调继续“批邓”
华国锋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论定“四人帮”是“极右派”，有两个紧迫的、群众呼声甚高的问题又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一、如何看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邓小平最后是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下台。如果为邓小平平反，也就势必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仍是“照过去方针办”，提出还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上台后的“施政纲领”。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
本来，中共中央设有宣传部。毛泽东在1966年 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革”中被“砸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顾忌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未敢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是成立了“中共中央宣传口”。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内中，耿飚被称之为“口长”！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则为“副口长”。这种“口长”、“副口长”之称，是“史无前例”的。
耿飚是叶剑英点将前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当然担任“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作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中共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中共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的，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宣传口径。
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
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中共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上这么说过：“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
汪东兴控制了毛泽东的手稿，需要时可以从中拿出一句两句，借用毛泽东的威信，来压服不同意见。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
“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 ”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
这里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是华国锋提出的。华国锋要求干部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追根溯源，这“三个正确对待”，也不是华国锋“发明”的。在“文革”中，毛泽东曾要求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因为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文革”表示不“理解”，对于群众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毛泽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同时也就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干部们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群众，要正确对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个正确对待”。华国锋重提“三个正确对待”，是因为有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们要否定“文革”，这是华国锋所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华国锋要求这些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汪东兴还说：“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
“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
汪东兴还非常坚决地表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平反。照汪东兴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然要继续开展下去。汪东兴认为电影《决裂》，还可以继续放映——《决裂》是“四人帮”炮制的“批邓”电影。他以为，“朝阳农学院”还可以继续办下去——其实“朝阳农学院”是“四人帮”树立的“教育样板”。
汪东兴说，这些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指示过的”，所以“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会错的。
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
会议作出《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确定三个宣传要点：
一、突出宣传华主席；
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
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进行“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个坚持”，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论的核心。
6天之后，1976年11月30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部长。吴德在会上发表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讲话。
吴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
吴德用这么奇特的逻辑，谈及“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拘捕“四人帮”也是“错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反“四人帮”！
吴德还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
这样，吴德硬是要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搅在一起──尽管邓小平和“四人帮”是完全对立的。
“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无非想既批倒“四人帮”，也批倒邓小平。
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华国锋说：“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多月，不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吴德，他们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讲话，无非是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所说的四点“施政纲领”。
新的难题接踵而来
大起大伏的 1976年终于过去。
1977年的元旦钟声刚刚响过，一个新的难题又横亘在华国锋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忌日，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追悼周恩来的热流。
要不要隆重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
华国锋颇为踌躇。
这是因为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这股热流，显然是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休戚相关。因为在1976年清明节之际，人们怀念周恩来，却遭到“四人帮”的强制迫害。这种受压抑的感情，由于周恩来去世周年忌日的临近，又要喷发出来。
不言而喻，人们这一回悼念周恩来，隐含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要求。因为“天安门事件”是被“四人帮”镇压下去的，如今“四人帮”倒台，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借助于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当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包含着要求为邓小平平反。
这么一来，纪念周恩来成了当时敏感的话题——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紧紧相连。华国锋可以用“凡是”来压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但是却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人们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
《人民日报》抓住这个机会，打算隆重地、大规模地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不过，《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必须向中央请示关于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宣传口径。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作了这样的答复：
只发四五篇纪念文章；老干部不要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不要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纪念展览不要对外开放；《人民日报》不要发社论。
汪东兴还说：
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准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当时，一部悼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纪录片中，解说词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坚持要删去。汪东兴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经过毛泽东三次审看过的。
听说《人民日报》要写一篇纪念周恩来的社论，汪东兴质问道：“你们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人民日报》反映，周恩来去世时，由于受“四人帮”压制，许多纪念文章写了登不出来。如今已经粉碎“四人帮”，报社收到许多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东兴答复说，不能多登，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
《人民日报》就查了一下，毛泽东去世时，《人民日报》总共发了66个版的纪念文章。既然汪东兴要求“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那就登50多个版！
就在周恩来去世一周年之际，北京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
这大字标语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伙子领着十几位青年写在北京的长安街上的。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标语：
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大字标语道出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声，也就在北京迅速传了开来。
李冬民虽说年轻，在北京还是颇有名气的。“文革”之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学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冲冲杀杀，成了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后来，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当选为常委。他在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李冬民复员，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
在“文革”初期，李冬民虽然曾经“造反”，但是后来渐渐醒悟，不满于“文革”。正因为这样，他在1976年清明时节，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7年1月，冒着刺骨寒风，刷出了震惊北京的大字标语。
令人吃惊的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等把李冬民定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华国锋为此案定性为“抬邓、反华、保王洪文”。“抬邓”，也就是要“抬”邓小平出来工作；“反华”，即反对华国锋；“保王洪文”，则是强加之词。
在北京发生“李冬民案件”之后不久，辽宁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员会”门口出现了一批大字报，批评吴德，也批评陈锡联，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还提出：
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
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委员长！
他们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委员长，显然是由于邓颖超是周恩来夫人。他们怀念周恩来，所以表示坚决拥护邓颖超。
中共辽宁省委马上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华国锋看了电话记录后，作了如下批示：
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就这样，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是在“不冷不热”中度过的。
所谓“不冷”，是跟周恩来去世时比。因为周恩来去世时，姚文元严格控制舆论，冷冷清清。
所谓“不热”，是因为华国锋、汪东兴对此严加控制，生怕一“热”起来，会助长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绪。
周恩来去世一周年忌日，总算“平安”地度过。然而，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面前。那是因为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人们不满足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而是进一步开展对“四人帮”理论体系的批判。汪东兴否认“四人帮”有什么理论。汪东兴曾说，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书呆子，他们没有什么理论。
然而，批判的锋芒，开始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文革”中发表的两篇重要的署名理论文章：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于1975年3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则于1975年4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上。
照理，在批判“四人帮”时，当然应该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理论文章。有人写了批判文章，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红旗》杂志为此向汪东兴写了请示报告。
1977年2月4日，汪东兴竟作了这样的批复：
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汪东兴这一批示，实际上也就是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其实，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篇文章，不仅因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而不能“批判”，更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批判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是批“左”。
张春桥和姚文元虽说都是笔杆子，但是在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几乎“动口不动手”，只是发表各种讲话，不写文章。他俩突然在1975年春接连发表理论性长文，是因为毛泽东说了话。
那是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81岁寿辰之时，就理论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过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既然毛泽东说要“搞清楚”列宁所说的问题，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就以“理论家”的姿态，写了理论长文，加以论述。
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触动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
汪东兴的批示，为批判“四人帮”设下了禁区，即只许批右，不许批“左”。
更为严重的是，由汪东兴领导的文件起草小组，在为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起草报告时，竟把张春桥、姚文元在两篇“理论长文”中所宣扬的四个极左观点，都写了进去。
这四个极左观点是：
一、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
二、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
三、要批判唯生产力论；
四、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终于提出“两个凡是”
面对接踵而来的新的难题，在华国锋看来，已经到了必须强调自己的政治原则的时候了。
华国锋政治原则的核心，便是“两个凡是”。
如前所述，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第三次常委会上讲话中，曾这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
虽然吴德只说了一个“凡是”，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的意思。
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写作班子为他起草的一份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这么一段口气极硬的话：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这段话，就是“两个凡是”的最初表述。
细细追究，“两个凡是”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在“文革”中，把毛泽东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林彪鼓吹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的话被称之为“最高指示”，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
也正因为这样，“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便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句口号所体现的含义，同样也就是“两个凡是”。
在“文革”中，在中共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问题时，汪东兴便曾说：“凡是经过毛主席指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华国锋强调“照过去方针办”，就已经包含了“两个凡是”的意思。因为“照过去方针办”，也就是照毛泽东的方针办——其中当然主要就是照毛泽东晚年“左”的方针办。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正是在这一个“凡是”的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凡是”。
所谓“学好文件”，是指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原本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整理定稿，并于1975年7月13日报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以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稿对于整顿“文革”中被搞乱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有指导意义，本准备在当时予以公开发表。毛泽东阅后批示：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83岁诞辰之际，此文由华国锋批示公开发表。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于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大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提出要坚决完成中央关于在1980年把全国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任务。12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强调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号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号召全国人民学好这两个文件。
社论提出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指出：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话，‘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率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社论高度赞扬了毛泽东：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8亿人民，3000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论高度赞扬毛泽东，其实是为下面这两句话作铺垫：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也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两句话，是华国锋执政方针的最高度的概括。这两句话也表明，虽然毛泽东去世了，华国锋成为不是毛泽东的毛泽东，他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一切决策，内中主要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全国各报都转载中央两报一刊这篇社论。一时间，这篇社论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学习文件。这篇社论是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令人奇怪的是，中央两报一刊却没有一个人参加这篇社论的起草，甚至事先不知道！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告诉笔者，他在1977年2月6日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会。“中共中央宣传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这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李庄记得，到了那里，耿飚宣布：“中央决定发表一篇社论，以两报一刊署名。今晚广播，明天见报。”接着，耿飚说：“我现在读一遍。 ”
这就是说，社论是由“中央”事先写好的，只是借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罢了，所以要当着两报一刊的负责人的面念一遍，打个招呼。
李庄是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代表《解放军报》的是“副口长”华楠，此时他兼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另外，还有一位《解放军报》副社长出席会议。
代表《红旗》杂志的是王殊。他是“副口长”，同时又是《红旗》杂志总编辑。耿飚所念的，就是这篇《学好文件抓住纲》。
念完之后，由于这篇社论来自“中央”，作为在场的两报一刊的负责人李庄、华楠、王殊还能说什么呢？
其实，就连耿飚也只能“照本宣科”而已。据云，耿飚曾对人说：“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干，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
尽管耿飚不同意这篇社论的观点，但是他作为中共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只能照本宣科，奉命执行。据王殊告诉笔者，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对于国内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并不太了解，所以他当时并没有看出社论有多大问题。
据李庄回忆，会议只开了十来分钟就散会了。这十来分钟，也就是耿飚把社论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无言而散。出了会议室，《解放军报》一位副社长问李庄：“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是哪位同志执笔的？”
李庄答道：“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那位副社长只好苦笑道：“如此说来，是上边交发的，这次又‘贪天之功’了。 ”“上边”，又是谁写这篇社论的呢？
2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之前两天——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在社论的清样上，写下一段这样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
这篇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李鑫所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在北京玉泉山事先起草的。据称，1977年1月7日，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人员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
文件，亦即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开会，布置了写作社论的任务。中央理论学习组写出初稿之后，1月21日，李鑫主持理论学习组讨论初稿，第一次在稿子里加上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 ”这是社论中“两个凡是”的最初版本。
后来经过修改，改成：“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
在汪东兴批示同意之后，这篇文章经华国锋亲自审定，终于在1977年2月7日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
从此，“两个凡是”成了华国锋施政的核心理论。
其实，“两个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当推林彪。笔者查阅了“文革”前夕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政治报告。报告引用了林彪的一系列“名言”：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报告指出：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所以，“两个凡是”的“首创权”不是属于华国锋，而是属于林彪。
所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林彪的“两个凡是”的翻版。
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说，《人民日报》奉命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不是盲目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
那篇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舆论准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是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则是为中共十一大作准备。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是要把“两个凡是”作为中共十一大的政治路线。
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之后，众多读者来信来电，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提出尖锐的批评。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这篇社论使党中央在人民中失而复得的威信，又一落千丈了！”
自从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之后，中国围绕“两个凡是”，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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