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一个真实的邓丽君 > 第七章 漫步人生路 四、最后的缠绵
不管是为成名所累也好，还是命运的作弄也好，邓丽君在感情上无法细表的是种种的悲哀。
邓丽君在1990年旅居法国，也就在这时，她那颗漂泊的心灵再度找到了港口。邓丽君生命中的最后的情人是比她小15岁的法国摄影师史蒂芬·保罗（Steven Peul）。
史蒂芬·保罗，法国人，全名史蒂芬·丹尼尔·拉斐尔·保罗，1995年9月才满28岁。他是家中独子，父亲名纪勒里，从小居住在法国北部诺曼第省。他原来是搞音乐的，还会作曲，但因为特别喜欢摄影，就到巴黎唐人区当了一名摄影师。他身材瘦高，常将长发在脑后扎成马尾辫，一副典型的现代青年打扮。
保罗的脾气很坏，在法国即有“Crazy Uan（疯子）”之称。有一次，他因邻居车子挡住道路，居然拿了一把刀从屋里跑出来，要找车主算账。还有一次，他手拿铁锤，当街追打隔邻大厦的管理员。他平时见人不说话，也不打招呼，但他非常不喜欢他人得罪他。
移居法国的邓丽君希望在异国的土地上由绚烂走向平静，过着平凡人的生活。因此，她在法国很不原意与当地华人交往，她所交往的朋友都很单纯，与她来往最密切的朋友是好友林青霞介绍的经营“新敦煌”酒楼的沈云。
邓丽君就在沈云开的“新敦煌”酒楼认识了保罗。保罗当时住在巴黎唐人区（19号）的一间酒楼上。两人相识，谈得相当投机。不久，因工作需要，邓丽君就请到了当时的自由摄影师保罗帮忙拍照，两人因此而结识、相恋。保罗由此而成为邓丽君的私人助理，负责她的照片与录影带的摄制。
旅法期间，邓丽君一年有长达五个月的时间住在法国。她住在巴黎最昂贵的黄金地段，也是明星富豪出入经常的巴黎第八区。她的豪华公寓在著名的香榭丽剧院对面，面积约110平方米，有四房一厅，时值600法郎。邓丽君与保罗结识后，无论出现在哪里就一直由保罗陪伴在身旁。邓丽君每次外出的时候，保罗不仅同行，而且替她拿登台演出服装，还帮她搬运化妆箱，有时则充当司机和护花使者。邓丽君所住的大厦的门卫反映，经常与邓丽君出入这座大厦的就只有保罗一人。邓丽君与保罗住在大厦的五楼，而这座价值不菲的豪华住宅在注册中是邓丽君与保罗两人共同拥有的，并且两人还在法国银行开了联名账户。
邓丽君不仅与保罗出双入对，还经常与喜欢拍海边景色的保罗一起到法国北部海边度假，她在蔚蓝海岸曾租下一幢别墅与保罗共度那甜蜜温馨的欢乐时光。
只不过二十三四岁的保罗初识邓丽君的时候，并不知道她的身份，两人自然地交往进而擦出感情的火花，也因此，邓丽君格外珍惜保罗。她曾经告诉好友，之所以选择与他交往，是因为她以前从来不知道她是大明星，让她没有丝毫的心理压力。邓丽君贵为亚洲国宝级的歌星，但在相当任性和孩子气十足的保罗面前，不仅十分照顾他，还总是让他三分。邓丽君为了保罗的摄影爱好，曾不惜耗费200多万元替他添购高级摄影器材。而且邓丽君还有心栽培他。
不过，保罗对邓丽君的感情和关心也是不争的事实。五年来，事无大小，保罗一直守在女友的身边，对她体贴入微，给她安慰。有一次，邓丽君和保罗返港时，两人都坐在头等舱。邓丽君口渴要饮料，结果飞机上的侍者没有听到，保罗马上跑到侍者的跟前，大声训斥了一番，让他立刻把邓丽君所要的饮料送来。不久，邓丽君上洗手间去了，可是过了一会儿还是不出来，保罗就坐立不安，又过了一会儿，邓丽君还是没有出来，左顾右盼的保罗站起来箭一般地冲到洗手间门前，猛力敲门，并用法语问道，“怎么了？”邓丽君只不过在里面化了一下妆，前后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却引起小男友的紧张不安。邓丽君出来后，半嗔半娇地说保罗：“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后来回头邓丽君又告诉友人：“我在厕所里编辫子久了点，他就这样穷紧张。”保罗深情一笑，将自己喝了一半的红酒倒给了女友，邓丽君则不时地微笑着用手轻抚男友的面颊。这些精彩的镜头被记者捕捉到后，报刊杂志上就满是他们亲密的神态了。
开始的时候，邓丽君对外界宣称保罗是自己普通的朋友。1991年，邓丽君赴日本表演时，媒体猜测到邓丽君又有新的恋情。这年8月，邓丽君参加日本富士电视台节目，日本记者念念不忘地追问邓丽君在浪漫之都巴黎的浪漫之情。这次，邓丽君透露说：“我过着有如国际难民般的生活，交往对象会感到疑惑，不过女人不结婚也可以，有一位相爱的专属男友就很好了。”这段谈话被日本媒体视为“恋人宣言”，他们纷纷揣测，当时邓丽君身边经常出现的那位法国男孩，应该就是邓丽君所说的“专属男友”。但在这年年底，邓丽君赴日参加“红白歌唱大赛”时，再次谈到自己的婚姻观，她明确表示：“完全没有考虑结婚，也没有什么对象，既然已经过了适婚年龄，目前还是努力唱歌才重要。”因此，在邓丽君看来，男友是男友，结婚则是另一回事。
1992年初，保罗陪着邓丽君返台过年。这是保罗第一次在台湾公开场合现身。当时媒体只是注意倒保罗身高约一米八，扎辫子、戴耳环，但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个人。当邓丽君出现在“中华电视台”时，保罗手上拎着她的随身物品和大衣，传媒发现这个高大的年轻人很像个护花使者。
1993年，邓丽君回台的时候，在台中清泉岗举办了《永远的情人》义演晚会。当时保罗依然陪伴在她身边，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媒体那时已经有些疑心，于是不停地追踪他。他则总是躲躲闪闪，镜头一对准他，他就举手挡住脸。记者问他是不是邓丽君的男友，他自称是工作人员。的确，在演出登记上这位长发帅哥是“发型设计师”。而面对外界好奇的眼光，邓丽君以一贯不证实也不否认的态度说：“我在各地都有男朋友。” 当对媒体具体谈到婚姻时，邓丽君则说： “婚姻是古时候的人，为争取自己喜欢的人，就把对方打昏带回家所发展出的规范，这一种古老的制度并不适合每个现代人。”过去的情伤并不是那么容易治愈。
1994年6月，邓丽君到台湾高雄凤山举办义演时，好友林青霞恰好此时传出婚讯。而邓丽君谈及婚姻时表示： “结婚不考虑了，结婚要负担的责任比较大，我也过了适婚年龄了。”对于好友的婚姻，她只是淡淡地说：“我祝福她找到终身伴侣，大家命运不一样，她命好。”至于自己的婚姻大事，她开玩笑地说：“妈妈已经放弃了。” 不过，邓丽君表示喜欢小孩，她的个人想法是：“如果自己安定下来，领养一个，再如有能力，领养几个都好。”
对于好友林青霞的婚姻大事，邓丽君并没有参加。林青霞在婚礼前三天已经发出“紧急召唤”，可是怎么也联络不上邓丽君。
邓丽君与保罗相处，尽管相爱，但他们之间有太大的距离。在经济上，两人悬殊太大，年龄上也是，性格上也有许多不同。邓丽君为人和善温柔，保罗则有点粗暴，邓丽君为人豪爽，出手阔绰，但在保罗眼中，则是一种挥霍浪费。有一次，邓丽君在饭店进餐时因吃得比较开心，就随手放了200法郎当小费，保罗很看不过去，于是当众把200法郎换成了20法郎，丝毫不介意人们惊奇的眼光。而在巴黎居住时，邓丽君每周都要到高级商店购买水果和食品，最常要的是1957年的红酒，价钱是一瓶需要1500到2000法郎。保罗每次都很心疼。除了性格差异外，由于民族的隔阂，他们之间也经常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邓丽君在与好友相聚畅谈的时候，保罗总是沉默无言，呆在一旁，尤其是邓丽君用广东话与好友交谈时，保罗更是感到无言面对。邓丽君的名气给保罗造成了最大的压力，使他感到非常不安。当保罗和邓丽君逐渐交往后，他就感受到了邓丽君的名气，每次邓丽君被歌迷包围，他都显得手足无措。特别是在有华人的地方，大家将邓丽君包围，向她问候，要她唱歌，保罗则是被冷落在一边。
邓丽君很清楚自己和保罗之间的问题，因此，在与保罗结婚的问题上，她一直持否定态度。尽管，最后几年中，邓丽君外出表演时保罗都是她惟一公开的伴侣。而且在个人生活上，邓丽君更是与保罗相依相伴。但无论是外界还是好友问及他们的关系时，邓丽君只是说保罗是她的好朋友。
对于邓丽君选择外国人而且不是华人的男士作为交往对象，邓家人的解释是，主要是过去感情受过的创伤，邓丽君觉得与中国以及华人男性交往容易受到伤害。“与中国男性交往容易受伤害”，这却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中国女性的真实感触。
1995年2月，邓丽君依例回台湾过年。邓妈妈却惊讶地发现，一向注重身体的宝贝女儿，竟然气喘喷剂不离身。母亲知道女儿，多年漂泊，浪迹天涯，心中盛满了太多的沧桑。邓妈妈多年来辛苦得非常充实，惟一放不下的就是心爱的小女儿。邓丽君知道母亲的苦心，她说可能是1994年在日本仙台演出后感冒未愈，回到香港赤柱的家里后又恰巧碰上停电，家中也没有空调，而房子又比较靠海，很潮湿，因此闻了几天霉味，身体就不大舒服了。家人很担心邓丽君的健康，一方面为她打探医生，另一方面听说气喘病患者最好住在比较干燥的地区，台湾和香港都不适宜，大家都建议她早点回法国。原本对气喘不太在乎的邓丽君，为了不让家人操心，也答应尽快回法国。但是，这次在台湾的时候，就盛传邓丽君身体不好，感冒未愈的她又演变为气管炎，并且有好多天都待在饭店房间里打点滴养病。对于结婚之事，媒体不放过任何机会，一直打听。邓丽君则一概以“没有啊”、“怎么会呢”、“结婚这事我早就断念了”作为答复，并笑问记者：“我男朋友是哪一个呀？”
邓丽君和保罗的“姐弟恋”虽然长达五年，但邓丽君始终极其低调地处理这段感情，直到过世前，邓丽君从未承认过男友保罗的存在，更不用说谈及婚姻大事。
在回法国前，邓丽君先去了泰国清迈。1995年4月，邓丽君到清迈，原本打算5月返回法国，不料5月8日突然气喘病发辞世。
邓丽君逝世后，保罗极为痛苦，一方面是遭受失去爱人的沉重打击，另一方面又要蒙受许多不白之冤而不被世人理解。邓家人对保罗在邓丽君病发时不在她的身边而极为不满；许多报刊杂志都是有关他的负面报道，媒体攻击保罗对邓丽君的感情，甚至怀疑他与邓丽君的爱情，有些报章故意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表述方式来贬低他对邓丽君的感情；诸多歌迷对保罗很有看法，有些男歌迷还咬牙切齿地说，邓丽君的死，保罗应该负全部责任，甚至还传出，歌迷中有人想通过黑社会势力报复保罗。
在邓丽君过世后，保罗只是惊鸿一瞥地在灵堂前出现，随即就因媒体的重重包围而匆匆离去。那天，在灵堂关闭的最后一刻，保罗身穿一袭黑色衬衫长裤和米白西装，戴着墨镜，面容憔悴，脸色苍白，带着数百朵鲜红鲜红的玫瑰。在邓丽君生前好友张玉玲的陪同下，出现了。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灵堂顿时又沸腾起来。记者们互相拥挤，纷纷拍照。保罗则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被追问个不停，他自己则一言不发。
保罗默默地走到邓丽君灵前，脸上的两行清泪，道尽了他的哀心。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两封信，信封用法文书写，一封上写着“给我的最爱，永远的遗憾，史蒂芬·保罗”，另一封上则写着“丽君我的爱，你的离去，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他在灵堂前双手合十，默默地哀悼了一会儿，又点燃了两盏精致的小蜡烛，并在邓丽君的遗嘱前，轻轻放下一串粉红色珍珠项链。项链的坠子，是白玉的十字架。
保罗悄悄而来，旋即悄悄而走，带来的是一份伤情的哀思，带走的是一生最大的遗憾。
最爱的人逝世以后，保罗每天生活在回忆中。在香港，他不是躲在赤柱旧居里避不见人，就是开车到自己曾经和邓丽君留下足迹的地方追忆感怀，甚至是呆在海边，一坐就是一整天。甜蜜而忧伤的回忆充溢在他的心间。
邓丽君的去世给保罗带来的压力极为巨大，邓家人的冷漠，歌迷们的怨恨，舆论界的诋毁，这位不足30岁的青年全部承受了下来了，他沉默着、忍受着，等待着他心爱的人永远安息。
在邓丽君逝世一年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保罗，意外地接受了香港“亚视”专访，并亲自上电视自曝与邓丽君相识相恋的种种。他说，他们之间是真正的爱情故事。他爱邓丽君那颗善良的心，她的温柔和爱心。或许是未能在爱人病发时陪伴在身旁，以致她延误急救的遗憾深深烙在心坎，保罗在访问中一再强调，五年来他和邓丽君是形影不离、时刻相对。谈到邓丽君过世后的心情，他说：“自从她去世，每回听到她的歌声我都想哭，这一年里，我挣扎得好辛苦，我承认我在逃避现实，所以只能把自己锁在屋子里。除了这样，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问及他对未来的打算，他神情木然地表示“需要时间平复”，并且对未来也没有任何计划。至于是否去祭拜女友，保罗毫不犹豫地表示会去，“但不会在她的忌日，我会选择一些没人留意的时间去，我对她的感情毋须别人的见证。”
1995年后有整整的三年时间，保罗浑浑噩噩地住在香港赤柱别墅里。他的种种状况，邓丽君的家人慢慢也理解了，他们希望他早点找个工作，也曾经好几次劝他过去的就过去了，更是催促他回法国过正常的日子，直到1998年保罗才决定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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