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光荣的学艺期——被马德里美术学院除名——纨裤子弟的作风——监狱
面对着涌向家中的大量文章，父亲决定打开一册大本子，他想把有关我活动的东西都贴在里面。为此，他写下了一个无疑是留给后代的前言，下面就是完整的原文：
萨尔瓦多·达利·依·多门耐克，学艺的画家
“经历过二十一年的照料、焦虑和努力之后，我终于能看到我的儿子有可能给自己提供生存的必要条件了。一个父亲的责任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轻松。一次又一次让步，我不时会完全听任他超越和拒绝我希望的那一切。不管怎样，我们，他的父母，不希望他完全投身于从童年起他就显示出命中注定要为之而生的艺术。我继续确信艺术并非谋生的手段。它不过是我们在闲暇时能沉润的一种精神错乱。我要补充一句，我们，他的父母，相信要成为一名一流的艺术家是极其困难的事。我们懂得一事无成者的种种苦涩、悲哀和绝望，我们尽全力使我们的儿子相信从事他所选择的自由职业是错误的。然而，在他中学会考后，应当承认这一事实：他想当画家的志向比一切都强烈，我不认为有权阻挠如此坚定的志向，此外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既他在其他一切领域都表现出‘智力的迟钝’。鉴于我们面临的情况，我向我的儿子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他进马德里美术学院，在那儿学习所有必要的课程，以获得绘画教师的资格证书。具有这个资格，他就能申请一个可以使他免受各种物质困苦的大学里的职位。那时，他就可以完全投身于艺术了，而我也就会为他的生存放心了。最好，他能过着艺术家的生活，而没有那种令一事无成者变得十分乖戾的经济麻烦。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处境！我本人将信守我的诺言，让我的孩子获得他一切的物质需要，能完成他的艺术教育。这一努力是十分巨大的，因为我并不拥有私人的产业，我所花费的一切都出自我公证人的收入。每个人都知道资格拉斯的公证人们并不常做黄金生意。目前，我的儿子在他的学校里上课，虽然有一些障碍，但这并不由于他，而是来自我们那些教育中心讨厌的安排。校方认为他学习的进展状况是良好的。他已经学完了两级的课程，并得过两次奖赏，一次是艺术史的，另一次是色彩学的。我写了‘校方’，这是因为他作为学校的学生会做得更好，但在那儿，他对绘画的热情影响了他学习校方的课程。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为自己画画上，随后他把画好的作品送到展览会上去。他在展览会上获得的那些成功，超出了我的预料。显然，我宁愿这些成功来得晚点，来在他获得有保障的教师职位时，这样他就不会想收回他的诺言了。尽管写了这些行，如果我声称我儿子的成功让我不快的话，那我就是在撒谎了。即使我的儿子最后不能当教师，围绕着我的所有这些东西也足以使我十分确信他的艺术方向不是一种错误。任何别的一种职业都有可能是场灾难，因为他只感到e已有绘画的天赋。
“这本册子同样包含着一些关于他中学时代、他被开除和他在监狱中度过的时光的有用资料，对任何一位想判断他是否是个够格的公民的人，这些资料或许是有益的。我每天收集记录，只要今后能了解到与他有关的东西，不管是好是环，我都会长久地继续这么做下去。翻阅这些页东西，我的儿子作为艺术家和公民的真正价值就会显示出来。那些能有耐心看完这一切的人，会对他做出公正的判断的。”
公证人萨尔瓦多·达利
1925年12月31日于费格拉斯
我同父亲和妹妹一起动身去马德里，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包括照古代艺术品画一张素描。我的模写对象碰巧是雅各波·桑索维诺《巴库斯》的复制雕像。我有六天时间来描画它。我的工作遵循正常的程序进行，第三天，看门人跟在院子里等我们出来的父亲围观，宣称他担心我考不上。
“我不讨论你儿子素描的艺术价值，飞说，“不过他没有遵守考试规则，规则上说得很清楚，素描要具有安格尔用纸的规格，可你儿子画得那么小，人们绝不会把那些空白的地方当成四周的白边的。
从这时起，我的父亲就像死了一般。他不知道怎么劝我好：是重新画还是不顾一切继续画下去。在此后散步期间和晚上在电影院期间，父亲不停地重复着：“你觉得有勇气重新画吗厂长久的沉默后，他又说：“你还有三天广我从折磨他获得了某种乐趣。然而，他的苦闷也传染了我。我们躺下睡觉前，他又一次跟我说：
“好好睡吧，别愁这件事。你要做决定，明天就应当保持最佳的状态。”
第二天，我大胆地擦掉了一切，重又变白的纸张使我呆住了。在我周围，别的对手已处在工作的第四天，他们开始涂阴影。再有一轮，只要认真润色一下最后的细部，他们就会画完了。我凭着毅力，重新动手工作。一个小时，我还没能匆匆打好这幅新素描的大轮廓，它这么差劲，我必须重新把它擦掉。
父亲等在出口处。
“怎么样，你做了什么？”
“我全擦掉了。”
“新画的进行得怎么样？”
“我还没动手呢，我只不过是擦掉和确定下比例。我希望对这次画的更有把握广
“你说得对，”他对我说，“可用两小时确定比例，这有点儿太过分了！你只有两天了，我本应该阻止你擦掉它的。”
这天，我们俩谁也吃不下饭去！每次吃饭时，他都坚持着：
“吃吧！吃吧！如果你想明天精力充沛，那就要吃东西。”
我们忧心忡忡。我的妹妹脸色也不好。父亲一秒钟都没睡，始终受着不该擦掉那幅素描的想法的折磨。
第二天，我动手工作，甚至都没看一眼我已记熟了的那个模写对象，这一轮结束时，我只感到把它画得太大。我的画纸上画不下脚了。这比留出过多的白边还要糟。我又把一切都擦掉了。
在出口处，我发现父亲焦急得脸色都变白了。
“怎么样？”
“太大了。”我答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已把它擦掉了。”
他那双蓝灰色的眼睛里涌现出两滴泪珠。
“我们走吧，”他说着，仿佛是要让自己放心，“你还有明天的整整一轮呢，许多次你都是用不到两小时就画好一幅素描的！对吧？”
可我知道这非人力所能做到的，因为至少要一天打草稿，再有一天涂明暗调子。父亲也知道这一点。我这个资格拉斯最优秀的人．得满含羞愧地回到那儿去了！努耐斯先生肯定我的素描哪怕只能算我最一般的作品，我也会轻而易举地被录取的。
“要是你通不过这次考试，”父亲说，“这就是我和那个看门的傻瓜的错误，他揽合什么？如果你素描画得好，大小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恶意地回答：
“这正是我跟你说过的！如果一件东西画得很好，它立刻就会被人承认的。”
“可你自己跟我说它太小太小了。”他满怀懊悔地争辩着，用手指绞着一绝头发。
“我从没说过它太小太小了，我只不过说它小。”
“我本人，”他重复着，“我本人相信你跟我说过它太小太小了。那情况又会是怎么进展呢？确切告诉我它的大小，我想知道。”
我精心地尽力折磨他。
“我们已谈过这么多了，我无法确切地回忆它，我觉得我的素描合乎标准，虽小但不过分！
“那就尽力回忆一下吧！它像那么大吗？”
他指给我看一把经叉。
“我怎么能根据一把弯的餐叉判断我素描的大小呢？”
一你想象一下，”他耐心地坚持着，“这是一把刀，它是这样大小吗？”
一我认为是的，可也许不是广
“是还是不是？”他终于生气地问道。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父亲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痛苦和气愤极了。他拿起一小块面包，把它抛在地上，跪下来恳求他问我：
飞像这块面包一样小吗？还是像这个带镇衣根一样大？”
我妹妹哭了，于是我们去一家受大众欢迎的电影院。慕间休息时，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就像在看一个怪物。我拿着金头手杖，穿着天鹅绒礼服，留着女式的头发，两颊的一半布满颗须，仿佛是位乔装打扮的演员。有两个少女特别注意我，她们出神地张大了嘴。我的父亲不耐烦了。
一再过一会儿，我们甚至不能跟你一起出去了。要让我们夹着尾巴回资格拉斯，可真值得留头发和烦须吸！
两天以来，他蓝蓝的目光变得苦涩无神了。他甚至不再绞他的白发辫，现在它像个尖尖的角那样竖起来，表现出他全部的痛苦。第二天，天亮了，这是个处死刑的阴沉日子。我准备好了一切。结局只能是同我们上一天经历的那些时刻一样槽。从这轮一开始，我就动手工作。用一个小时，我便画完了一切，包括那些最微妙的阴影处。最后的时刻，我用来欣赏我作品的优美和成功，这时我又发觉我画出了一个太小的东西，比第一幅素描还要小！
在出口处，我看到父亲正在读一份报纸。他不敢问我，如待着我第一句话：
“我完成了一幅精彩的素描。”
停了一下，我又补充道：“很不幸，它比第一幅还小！”
最后这句话的效果如同投了一枚炸弹。考试的结果同样富于戏剧性。美术学院录取了我，评语如下：“虽然此素描并非照规定尺寸画成，但是它极为完美，评委会对它表示认可。”
父亲和妹妹离开了，我独自留在学生公寓一间十分舒适的房屋里，要被这儿接纳，必须有极有力的推荐。西班牙最好家庭的儿子们居住在这儿。不久，我就开始到美术学院上课。我把时间全用在这上面。我既不在街上闲逛，也从不去公寓的影院。我很少拜访同学们，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继续独自一人工作。星期天早上，我去普拉多美术馆，画各个流派绘画作品构图的分析示意图。从公寓到学院，来回的路只需一个比塞塔。一个月又一个月，这一个比塞塔就是我唯一的开销。父亲通过校长和诗人马奎纳了解我的情况，后者受父母委托监护我；我的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甚至使父亲也感到不安了。他多次写信动我到郊外游玩、去看戏、银朋友在城里散步，消除点工作的疲劳。毫无作用。从学院到房间，再从房间到学院，我只花费每日的这一个比塞塔，一个银子也不多花。我的内心生活自给自足，任何一种消遣只会是种不快的事。
在我的房间里，我画了我最初的立体主义油画，它们有意识地接受了胡安·格里斯的影响。在这个时刻，我只运用黑色、白色、南石色榄绿色，以反抗我前些年的丰富色彩。一顶大的黑毡帽再配上从不点燃的一只烟斗，补足了我的奇装异服。由于讨厌长裤，我开始穿短裤加中筒袜，有时还加上一副绑腿。一件几乎拖到地上的防水斗篷，在下雨天保护着我。今天我认识到这种奇特的服装曾具有“神奇的效果”。人们经常当面低声议论它，每次我进出房间，一些好奇的人便会聚拢来，看我趾高气扬地走过去。
虽然一开始我充满热情，但很快我就对美术学院失望了。那些教授，尽管有着年纪和勋章，可却不能教给我任何东西。其实，他们虽然“已经”是教授了，但仍然向“新鲜事物”敞开着怀抱，远非躲在学院的惯例中。在我期望从他们那儿得到各种限制、严格和技法时，他们反而向我提供自由、懒散和不明确的东西。这些老人刚从西班牙的具有典型性的必然范例中隐约看到了法国的印象主义……索罗利亚是他们的神。而我本人“已经”在反对他们经过几代人后才能隐约看到的立体主义了！我向我的教授提出一些让人忧虑的问题：应当如何调和油？用什么来调和？怎样才能得到一种持久结实的材料？要获得这样的效果应遵循何种方法？被我的问题弄得目瞪口呆，我的教授支吾搪塞地回答：
“我的朋友，每个人都应当找到自己的方式。绘画无法则可言。请表现吧……抛开你所懂的去表现吧。把你的心灵放进去。绘画是由气质决定的！气质！”
我忧郁地想着；“由气质决定，我能把它转卖给你，亲爱的教授，不过访告诉我混合光油的比例是怎么样的吧。”
“大胆点，”他重复着，“大胆点，当心，别留心细节。单纯点、再单纯点，既不要想规律也不要想限制。在我的班上，每个学生都应该根据他特有的气质面！”
绘画教授！教授啊！真是白痴！需要多少次革命，多少次战争，才能回到“严格”是每一等级制的首要条件和”限制飞形式的铸到本身这样一种特别相反的真理呢？绘画教授周！教授啊！真是白痴！
在马德里，很不合乎常理，我是唯一搞立体主义的画家，可我却向教授们要求素描、透视和色彩的正确技巧。我的同学们把我看成是反对进步的敌人。他们自称是革命者和革新家，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想怎么画都成，他们竟然把黑色从他们的调色板上赶走，而用紫色代替它！他们声称不存在黑色，一切全是由光造成的彩虹色，阴影本身都是紫色的。这种印象主义的革命，我十二岁时就搞过了，就连在那时，我也没犯过把黑色从调色板上赶走的错误。只要瞄一眼巴塞罗那某处收藏中一幅雷诺阿的小小作品，就足以使我明白一切了。在若干年间，他们一直停滞在他们消化不良的污浊彩虹色中！上帝啊！人能变成兽吗？
大家都嘲笑一位老教授，他是唯一彻底了解他的职业并具有真正职业良心的人。我本人常后悔当初设充分听取他那些劝告。霍塞·墨雷诺·卡巴涅洛那时在西班牙是很有名的。他从《堂吉珂德》获得灵感的某些油画，至今仍为我喜爱，这种喜爱甚至超过了当年。他穿着礼服来了，领带上嵌着一颗黑珍珠，带着白手套改我们的作品，而手套却一点没弄脏。他只用木炭画两三笔，就奇迹般地把素描抬极好了。他有一对像梅索尼埃那样把一切都摄下来的通灵的小眼睛。学生们等着他离开，以便擦去他做的种种改正，根据他们的“气质”重画他们的素描。能够与他们的很鼓相比的，只有他们那既无缘由也无光荣的自负，这是一种平庸的自负，它无法降到常识的水平，也无法升到骄傲的顶峰。美术学院的同学们，你们真是一群白痴！
一天，我带了一本关于乔治·布拉克的专题论著，谁都没见过立体主义的绘画，美术学院的任何一位学生都没想过认真对待这种绘画。只有比别人更具科学精神的解剖学教授请我把这本书借给他。他承认从没看过立体主义的作品，可他正确地认为应该尊重人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既然这样一些作品被明确无疑地印了出来，其中必然有某种充足的理由。第二天早晨，在读完序言并弄明白了之后，他把这本书还给我。为了向我证明这一点，他对我引证了往日的好几种非具象的和明显几何性的作品。我回答他事情并非如此，立体主义保持一种非常明显的再现性素描。解剖学教授向他的同事们介绍了我美学观的智慧和独创性。大家开始把我看成是个不可思议的家伙。
对我的存在的这种注意，有利于唤醒我童年时代就有的暴力解。既然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我想我本人能向他们解释“个性一是什么。虽然存在着一些诱惑，我们继续保持一种典型的好品质：从不旷课、永远恭恭敬敬、无论画什么题材，都做得远远超于和优于班上最好的学生。然而，教授们并没决心把我看成是位“艺术家”。
“他很认真，一他们说，“很熟练，做他想做的事做得很出色。可是他像冰一样冷，他的作品缺乏热情，因为他没个性。这是个从事理智的脑力活动的人，无疑很有知识。可从事艺术得有心！”
等一等，等一等！先生们，你们就要明白我的个性了！最初的闪光出现在国王阿尔丰沙八世正式参观皇家美术学院期间。当时，他的声望已经在下降，这次参观把学院分成了两派。许多人都想那天不来，校方预料到会有捣乱活动，不得不颁布一些严厉的命令，强迫大家到场。提前一周，有人就开始清扫一直是肺脏和破旧的学院。制定出了一个精明的措施，用来向国王掩饰我们那么稀少的人数。随着参观的进展，学生们得跑过一些内部的楼梯，去填满新的一些大厅，他们要背对国王呆在那儿。平时在马德里街头拉客的一些漂亮姑娘，代替了那些校方只付给极少工钱的骨瘦如柴的可怜的裸体模特儿。墙上挂上了老画，窗户上装上了窗帘，几乎处处都是镇金银线的花边彩带。为国王参观B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官方随员的围护下，国王驾临了。我本能地（哪怕只是要与普遍的感情背道而驰）发觉地的面容很和蔼可亲。人们派给他的那种身心衰弱的征兆，我反而觉得是使周围平庸之辈相形见拙的高贵的沉稳风度的可靠标志。他轻松自然的态度是那么完美，不能不说他是从委拉上开兹一招高贵的油画中活生生地走下来的。我感到他立刻在同学中注意到我。我特殊的打扮、我少女的长发、我的颠须肯定被认为是种了不起的东西，而且我们之间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能的影响。有人把我当成了一位学生代表，于是我和十来名同学陪伴着国王，从一个班级走到另一个班级。我完全被一个想法吞没了：国王有可能发现学院为给他留下良好印象而委的花招，这使我感到一种致命的拘束。好几次，我都想揭穿在我眼皮底下演出的这个喜剧，但我终于忍住了。
参观结束了，要拍一张国王与学生们的合影照。有人吩咐去找一把安乐椅来，可他阻止这一行动，以世上最自然的态度坐在了地上。接着他拿下没吸完的香烟，用食指和拇指轻轻一弹，把它抛过二米外的一个痰盂里。这一具有马德里小流氓特色的动作，引起一阵热烈的欢笑。国王刚才肯定迎合了学生们的感情，特别是在场的佣人们的感情，这些佣人从不敢当教授的面这么做，甚至也不敢当我们的面这么做。正是在这一刻，我证实了国王对我另眼看待。事实上，他迅速向我投过来一眼，想看到我的反应。这尖利的目光，显示出他怕有人会在他的举动中发现某种蛊惑人的讨好意味，我对此确信不疑。我脸红了，国王重新注视我时，必定会看到这种情况。
拍完照片，国王跟我们—一道别。我是最后跟他握手的人，也是唯一怀着尊敬之情，一膝着地向他致敬的人。当我抬起头时，我发觉他激动了，几乎令人难以觉察地抽动着他那波旁家族著名的下唇。我们彼此认出了！
两年后，他本人签署把我从美术学院开除的决定时，肯定不会料到被开除者就是给他留下尊重他的深刻印象的那名学生。
从到马德里时算起，已经过去四个月了，我一如往日，过着勤勉好学的生活，既有条理，又有分寸。说得更确切点，上述品质在我身上甚至发展为苦行了。我宁愿生活在一座监狱中，要是我生活在那儿，我决不会为我仅有那么一里半点自由感到后悔。我画上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朴素。我制作了一些画布，上面涂着一层厚厚的胶色底子，居住在马德里的最初四个月内，我在这些石膏般的表面上画了两幅重要的作品，它们像火剂一样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这些作品本身就是火剂，因为配制的胶开裂了，我的回一块块掉下来。然而，在它们毁灭之前，有人发现了它们，又通过它们发现了我。
学生公寓分成一些团体和一些小组，这些团体中有一个自称是文学艺术的先锋派团体，它不属于因循守旧的人。战后的拥些灾难性腐败气息已经在其中发酵了。这个团体刚继承了另一个文学家和画家团体的否定性的和反常的小小传统；后者自称是“极端主义的”，运用从欧洲模糊的反光中产生的各种“主义”中的一种主义。它们或多或少都与那些”达达主义者”有联系。学生公寓的这个团体中，有佩班·贝略、路易斯·布努艾尔、加西亚·洛尔卡、佩德罗·加非亚斯、欧仁尼奥·蒙代斯、R．巴拉达斯和另一些人。当时，我只想认识他们中间两位将达到顶峰的人：在诗歌和戏剧领域内的加西亚·洛尔卡，在心灵和智力阶梯上的欧仁尼奥，蒙代斯，前者是格拉纳达八，后者是圣雅克一德一孔波斯代尔人。
一天，我不在时，女佣没关我的门，佩班·员名从走廊经过，看到了我两幅立体主义的油画。他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只熟悉我面孔的这个团体的成员。我不过是挖苦开玩笑的对象，一些人把我称为“音乐家”或“艺术家”，另一些人把我叫作”波兰人”。我极少欧洲味的奇装异服让他们轻视我，把我当成平平常常的浪漫主义残渣，或多或少是肮脏的。我勤学的态度、我丝毫不带幽默的面孔，在他们看来，都表明我是十分欠缺智慧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怪人罢了。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我的天鹅绒上装、我的大花结领结、我的绑腿跟他们的西服套装和英国式高尔夫球裤形成更强烈对比的了。他们的头发剪得很短，而我则留着少女般的长发。特别是，在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正着迷于一种结合了优雅和大侨主义的情绪，他们像老练的纨待子弟一船运用着它。一句话，花们使我碰到手足无微我一直怕他们进入我的房间，这种担忧几乎达到了会管销的程度。
从佩班·贝略发现我的画时起，他们都来看我，以他们惯有的赶时髦作风，夸张地表达他们的赞美之情。他们的惊异无边无际。他们思索着我的每一件东西，但并没想到我是位立体主义者！他们推心置腹地向我招认了他们讲过的话，作为补偿，他们向我提供了他们的友谊。我不如他们豪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我自问是否自己真有什么吸引他们的东西。然而，不到一周，我就让他们强烈感到我远胜过他们，很快这个团体的全部成员都开始重复：“达利这么说……达利这么画……达利回答……达利认为……这像达利……这是达利式的。”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会从我这儿获得一切，却什么也不会给我。他们有的东西，我已经大量地具有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只有加西亚·洛尔卡。在他本人混乱的、带血的、粘糊糊的、崇高的、为大量黑暗的地下火焰而战栗的血肉之躯中，仿佛每一种物质都准备找到它独创的形态；他全部的存在都只体现着惊人的诗的现象。我进行抵制，对”诗的宇宙”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确信什么都不能处在无限定的状态中。可以为一切事物确立一个“轮廓”、一种“法则”。并不存在人们不能”吃掉”的东西（当时这已经是我喜欢用的表达方式了）。当我感到伟大的费德里柯诗歌的煽动性和富于激情的火焰变成无法控制的冲天烈焰时，我就拚命控制它，用我反浮士德的早熟老年的橄榄枝熄灭它，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先验的缺乏诗意的烤架，当白天来临，洛尔卡的火焰只残留一些炭火时，我就要在这烤架上烧烤我思想的蘑菇、排骨和沙丁鱼了。在预定的时刻，把一切适时地趁热摆到干净的台市上，这些台布就是你们正在阅读的这些书页。一下子，我就长久地平息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的、想象的、道德的饥饿。
我们这个团体越来越倾向于反理智的作法，这显然诱使我们只频繁地出入一些咖啡店，会见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些咖啡店里，在烧焦的油的浓重气味中，未来西班牙的文学、艺术、政治的前途烧熟了…吻橄榄的双份苦艾酒，给英雄主义的善变、背信弃义的善变、劣质优雅的善变、酸性消化力的善变、反爱国主义的善变提供了一滴滴不好掩饰的多愁善感，这大大有助于使战后产生的混乱凝聚起来。注定要取得进展的、注定要每天开设新的长期赊销分店的、到内战的第一声炮响才停止的、牢固确立起来的一种深刻仇恨，把一切都混合在了一起了。
我的嗓门比整体团体还要大，这个团体刚刚接受我并承认我是它的一名成员，可它什么也不能教给我。我很清楚这不完全是真的，因为他们至少也教会了我一件事，我将一直记得这件事。他们教会了我”弄炸弹”……
我应该给你们详细讲讲这件事。一天下午，这个团体把我带到马德里一处优美的地方水晶宫吃茶点。刚一进门，我就明白了一切。我或许大大地变了样。朋友们把我看成一个远比我本人果断的有自尊心的人了（我无边的骄傲阻止任何东西伤害我），朋友们一心要捍卫我的奇装异服，甚至勇敢地坚持要我穿戴它们。他们准备为此献出一切，反陈规的态度促使他们为我取火。迎接我进入这高雅茶室的目光，显然使他们感到受了冒犯，虽然这些目光是暗暗的、小心翼翼的。他们愤怒的面孔仿佛在说：“怎么！我们的朋友难道像只下水道里的老鼠不成？就算这样吧！可他是你们从没见到的最重要人物，要是你们哪方面有一星半点不敬，我们就打烂你们的脸。”
他们中间最壮实有力的市努文尔，特别审视着大厅，寻找打架的口实。每个时机都对他有利。但这次他没能发觉它。在出口处，我向我的卫队说：
“你们为我干得很好。不过我根本不想再坚持下去。明天，我要像大家一样穿戴。”
全体成员为这个决定激动万分。一旦接受了我的奇装异服，他们就珍惜它，并准备捍卫它。从苏格拉底接受当弟子的面钦下毒芹汁那一天起，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内还不曾遇到这种同样的激动之情呢。大家试图劝我改变主意，仿佛剪掉长发和改换服装，我就有可能失掉个性似的。
我的决定不可更改。其实，我坚持它隐含着一个主要的原因，我想讨那天刚在茶室中发现的优雅文人们的欢心。可优雅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呢？这就是轻视你的、腋下无毛的女人。在我的生活中，我刚刚首次看到剃掉腋毛的腋窝，它白中微透着一点蓝味，显得如此美妙，让我觉得这仿佛就是堕落和豪华的极限。我打算“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就像我对待任何一件事那样！
第二天，我由开始部分着手，这个开始部分就是找的头。找不敢照朋友们的推荐直接去利兹的理发店。我首先需要一位大量修剪的“批发商”，然后再去利兹的理发店让人精心修饰。整个下午，我在马德里游荡，寻找一家理发店，可每次我都怯生生地不敢跨过店铺的门槛。多次犹疑后，我终于选择了一个理发师，他用布单围住我的脖子。脱落下来的最初见增头发吓坏了我。参孙的情结是不是真的？照着镜子，我相信看到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代替技在肩上的白动皮斗篷的是一条白围巾。极度的痛苦把我压垮了，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几分钟之内我就丧失掉对自我的信仰。我觉得我那个孩子王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无法忍受的病例：生理有缺陷的虚弱体质与不结果实的早熟智力之间产生失调现象的病例。找跟别人一样，也是个白痴吗？
我付过钱，走向利兹。踏在这家理发店的门槛上，我感到最后的担心烟消云散了。我毫不后悔，在利兹，我不觉得是在一家理发店，而是觉得像在一处酒吧。
“给我来杯鸡尾酒。”我吩咐侍者。
“先生，您要哪种鸡尾酒？”
我甚至不懂有几种鸡尾酒，于是抱着碰运气的态度回答：
“随便哪种都成，只要是最好的就行。”
我觉得它太可怕了，可五分钟一过，我就把它想象得十分美妙了。我放弃了理发的念头，又要了一杯酒。这足以使我明白一件令人惊愕的事：我首次旷课了，可我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恰恰相反，我认为我的勤奋期结束了，无疑我不会回学校去。我的生活中出现了新事物。
在第二杯鸡尾酒底部，我发现一根白发。这个可爱的象征物，使我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好像是酒精产生了作用，各式各样的想法以不寻常的速度一闪即逝，生命突然更快地燃烧起来。我重复着：这就是我第一根白发啊！我喝着鸡尾酒，酒劲太冲，我不由闭上了眼睛。它是我“长生”的仙酒、老年的他酒、“反浮士德精神”的仙酒。坐在我那冷清的角落里，我大声说出这最后的话，幸而并没人听到我讲话。我独自呆在酒吧里，再有就是站在柜台后的侍者和一位白发的干瘪老头，这个老头抖得很厉害，他必须极为当心才不会在拿酒杯时把它碰翻。我多想以这么优雅的风度颤抖啊！
我的目光转向杯中的那根白发。
“我要贴近了注视你，因为我生活中还不曾有过你，我没有机会用手指拿起一根白发来观察，来找出它的秘密。”
随后，我把食指和拇指伸进酒杯，可是我的指甲太短，够不到这根头发。这时，进来了一位优雅动人的女子，她穿得很少，肩上披了件皮大衣。她跟侍者亲切地交谈着，后者很快就给她摇好了鸡尾酒，并迅速地瞥了我一眼，紧接着，她又向我瞥了一眼。他们在议论我。为了不显出观察我的样子，她装作在大厅里寻找什么人，可她的目光又一次停留在我身上，仿佛只是出于偶然。侍者等着她看完我，好再跟她讲话。他讲话时，脸上挂着一种并非善意的讽刺的微笑，那位女子更随便地望着我。这些窥视的眼睛激怒了我；笨拙地抓不到白发，也激怒了我，我把一个手指伸进杯子，紧贴内壁用力按住它，缓缓地把它往上弄。这根白发死赖着不动，我的手指却火辣辣地病起来，我随即抽出了手指。它上面一处割破的伤口大滴大滴地淌着血。为了不让桌子沾上血迹，我重又把手指伸过鸡尾酒中。并无白发，那是玻璃杯上一长条闪光的裂纹。我伤口的血流得愈发厉害了，那位女子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我，同时酒也变成了粉红色的。我确信侍者向那位女子讲过角落里这名孤独的酒徒是个外省人，由于无知才撞到了这儿，竟然天真地点了一种“只要好的就行”的鸡尾酒，而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我发誓现在就可以在他的嘴唇上看出这一切！
我继续流着血。我用两条手绢紧裹住手指，止住血后，我把这只手插进口袋。我打算走了，可这时一个达利式的念头涌上我心头，使我走近柜台，把一张二十五比塞塔的纸币递给侍者，这个家伙忙着找给我二十二个比塞塔的零钱时，我制止他说道：
“别找了！”
我从没看到过比这更惊异的面孔。这让我想起了我搞那著名的十生了换五生丁的交易时中学同学们的脸色。这个窍门对成年人同样有效。金钱具有何等至高无上的权力啊！我在酒吧里立刻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没完呢！已经把我的羞怯驱散掉的酒精，使角色颠倒过来。我恢复了自信和大胆。
我说：“我想买个樱桃。”
一只托盘上放满着各种蜜饯水果。侍者殷勤地把这只托盘推向我。
“先生，您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好了。”
我只拿了一个，把它放在柜台上。
“多少钱？”
“先生，这没什么。真是不算什么。”
我又掏出一张二十五比塞塔的钞票，交给他。
他觉得受到侮辱，拒绝接受这张钞票。
“那么，我把樱桃还给你吧！”
于是我把樱桃重新放回托盘里。侍者坚持着把托盘推给我，请我拿起樱桃并停止这场玩笑。我的脸色一定是变得极为苍白和严厉，他马上就照我说的办了。
“要是先生仍坚持送我这份礼物的话……”
“我坚持这么办。”
他带着害怕的神情拿起这二十五个比塞塔。他不是在同一个疯子打交道吧？他朝那位单独一人的夫人迅速递了个眼色，这位夫人正惊愕地注视着我的伎俩。整个场面发生期间，我没注意她，仅仅就像她并不存在一样。然而就要轮到她了。
“夫人，”我对她说，一请您把帽子上的一粒樱桃送给我当礼物吧。”
“我很乐意。”她带着活泼的娇态说。
她低下头时，找走过去，抓住一粒樱桃。很幸运，自从我出入卡塔莉娜姑姑的帽店那时起，我就对这些人造樱桃的秘密了如指掌了。我没扯下它来，而是把茎梗弄弯，喀咬一声，细铁丝断了。我用仅有的那只没受伤的手极其熟练地完成了全部工作。
我用牙一下子咬住人造樱桃，一点白色棉花露了出来，于是我拿起蜜饯樱桃，用一截铁丝把它与前者连接在一起。借助一根麦秆，我从这位夫人的杯中抽取出一些奶油，小心地放了点奶油在真樱桃上，从而完成了要造成的效果。它们太相似了，谁都无法分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侍者和少妇默默地看着我的每一个动作。
“现在，”我补充道，“你们将看到一切中最重要的了。”
转到我的桌子那儿，找拿起我那杯血红的鸡尾酒，再回来把它放在柜台上，随后我小；乙地把两个樱桃放进了鸡尾酒中。
“好好看一下这杯鸡尾酒，”找对侍者说，“你再认不出它来了。”
我极其平静地走出利兹，想着刚才做的事，它就像当初耶稣发明圣餐那样令人激动。那位侍者怎么解决这杯与他给我的鸡尾酒完全不同的红鸡尾酒的难题呢？他会品尝它吗？我离厅后，他们两人会向自己讲些什么呢？这些沉思被一股疯狂的喜悦取代了。马德里的天空异常的蓝，淡玫瑰色的砖房向我许诺大量的光荣。我是非凡的人。
我要乘的有轨电车站太远了，我开始在街上飞奔起来。行人几乎不注意我。不满他们这种冷漠的态度，我在奔跑中加上一些越来越狂热的弹跳。找一直都是个非常优秀的跳高跳远运动员，找创造出这样一些奇迹，使得行人终于惶恐地望着我，更何况我每跳一次都喊着“血比蜜甜”，而且喊“蜜”这个词时声音特别大，就仿佛战斗口号一般震响着。当我感到两脚着地时，－下子正落在美术学院的一位同学身旁，他显然从没见过我处在这样的兴奋状态中。我利用这个机会让他更惊异，靠近他耳朵，好像要告诉他什么机密，接着我就用尽浑身气力向他大喊一声“蜜”。有轨电车过来了，我跳上去，把我这位惊呆了的同学丢在人行道上。第二天他定然会在全校重复说：
“达利像头山羊那样疯狂。”
我还没结束让他们吃惊呢！早上，我很迟才去上课。我刚刚从马德里最贵的服装店里买了一套最漂亮的西装。我穿上一件天蓝色绸衬衫，它袖子的链扣是蓝宝石做的。我花了三个小时用一种特殊的发网束住头发，并用绘画光油把头发擦得光可鉴人，它变成了一种均匀坚硬的膏状体，极为光滑，仿佛在我头上浇铸了一个唱盘。如果我拍打头发，它就会发出金属般的声音。一天之内发生的这种变化令美术学院所有学生感到震惊，而我明白了我距穿戴得跟大家一样还远着呢，尽管我在马德里最漂亮的商店购买了一切，我仍然是个独特的人。我用如此惊人的方式成功地把一切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我经过时全回头张望我。纨绔子弟作风的年代就要开始了。仰慕而又羞怯的好奇心将接替讽刺的态度。我给自己买了一根手柄包皮的柔韧竹手杖。
坐在列吉纳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喝着三杯加橄榄的苦艾酒，我开始打量那群密集的我未来的观众，他们散开在那些如此聪明、如此充满马德里精神的街道中。接近一点钟时，我重又在一家意大利餐馆的酒吧找到了团体的成员，又就着帘蛤喝了两杯苦艾酒。我付钱给侍者时，留给他极多的小费，一股骚动迅速传遍餐馆，侍者们都急于向我大献殷勤。我清楚地记得我那天点的菜：各种冷盘、马德里肉冻、干酪丝通心面、一只鸽子。大家都灌了许多西昂蒂红葡萄酒。咖啡和白兰地更加刺激了我们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尽管我们只不过是五六个人，可却已分裂了。多数人显示出赞成总有一天会变成斯大林主义工具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态度。我本人则认为幸福或不幸只是一件完全属于个人的事，与一种社会结构（在其中，人民在获得新政治权利的同时，生活水平也得到改善）毫无关系。相反，应当通过系统地破坏一切来增加危险和集体的不安全感，以便传播苦闷，根据精神分析学，苦闷是快乐的本源。如果幸福是个人的事，那么这就是宗教的问题了。政府应当把自身约束在以最大权威行使权力上。从这种作用和这种反作用中，会出现一种精神的结构或形式，而不是出现一些理性的、机械的、官僚主义的机构，它们只能导致丧失个性、只能导致平庸。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尽管这是空想的，但却是诱人的可能性，即产生一位“无政府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国王”的可能性。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并非这方面一个很差的例子。
论战使我的思想具有越来越清晰的形式。它决没有修正我的各种观念，恰恰相反，它总是证实着它们。我要求朋友们同我一起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出发审查瓦格纳和他的帕西发尔神话的案例……
我考虑了一会儿，仿佛我有些需要克服的疑问，我招呼那位正受到我们充分展示的无上智力腐蚀着的侍者，他一字不漏地听我们辩论。
“侍者，”我考虑了一下后说，“给我再拿点儿烤面包和红肠来。”
他马上去了，我不得不朝他喊道：
“还要点儿酒！”
从政治和社会观点考虑帕西发尔的案例，从我这方面说，需要一些养制……
离开意大利餐馆，我回公寓去拿了些钱。我早上放在口袋里那些钱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要有钱，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我去银行取出钱，签了收据。
重新镇过金，我又去同团体的成员会面，不过这次是在一家供应黑啤酒的德国餐馆。我们吃了百来个煮螃蟹，剥去亮的螃蟹特别有益于围绕帕西发尔展开的辩论。很快下午就过去了，我们得转移到广场去喝干马提尼酒。这是我们第一次喝不甜的酒，从此我一直拥护这类饮料。炸土豆片从我们的餐桌上飞快消失，速度令人眩晕，侍者陆续装满那些盘子。很快又提出要到哪儿吃晚饭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到公寓特有的令人讨厌的食堂去。根据我的提议，全体一致决定回到那家意大利餐馆去。我们打电话定了个房间。
我们的包间十分迷人，玫瑰色蜡烛照亮着一架黑色钢琴，墙上有一大块酒渍。我们吃什么了？要说我还记得，那我就是在撒谎。喝了大量的红酒和白酒。辩论变得十分激烈，我不得不进行调解。于是我坐钢琴边，用一个手指弹贝多芬的《月光》。在我想创造左手的一个卓越的伴奏部分时，有人把我从钢琴这儿拉起来，我们动身去广场的雷克脱尔俱乐部，这是马德里最漂亮的场所之一，大家能在这儿喝一点香槟酒。“一点”是种措词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会喝许多，于是我决心一醉方休。
但布努埃尔（他碰巧成了我们实际的司仪）首先决定我们开始时先喝威士忌并吃点餐前点心，然后于睡觉前再畅饮香槟酒。这个主意显得极妙，于是我们马上开始边争论边吃喝。我们全衷心赞成应当进行革命，但怎么进行呢？以何种方式着手呢？为了什么？一切都并不像乍一说那么清楚了。在此期间，我们要了份冰镇薄荷酒，以便耐心等待下一份威士忌，既然并不存在任何在今夜爆发革命的危险，那么我们当然还有时间吃喝争论。第二份威士忌终于来了，接着第三份、第四份，直到大家问布努埃尔：
“那么香槟酒呢？”
凌晨两点了，已经太迟了，我们饿得很难受，得有点东西送香槟酒。我要了意大利面条，别人要了冷子鸡。我立即羡慕起他们来了，可却极力拒绝接受他们那方面的任何东西。正在燃烧的、比大量淌出的香槟酒还要热情的辩论，现在以“爱情”和“友谊”为主题了。
“爱情，”我断言，“就像预示晕船的胃部感觉一样，它还伴随着颤抖和不适，这是很奇特的；人们从而不再明白自己是在爱还是要呕吐。不过，我确信要是我们重新回到帕西发尔的问题，我们可能对此认识得更清楚。”
大家都表示反对，他们受够了帕西发水。
“很好，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吧，不过在我们离开前，还是给我留块鸡翅膀吧。”
凌晨五点钟，雷克脱尔俱乐部要关门了。我们感到在一切进行得如此美好之际，必须回去睡觉真太残酷了！我们拔掉新一瓶香槟酒的塞子，朋友们眼含热泪。黑人乐队很优秀，那切分的节奏令我们内心激动不已、无片刻宁静。钢琴师带着神圣的痴迷神态弹奏着，在一些极其抒情的时刻，他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听起来比伴奏部分还清楚。用全部热情的生命吹着萨克管的黑人乐手，就要倒下去起不来了。我们刚刚发现爵士乐，坦白说，它当时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们多次把钞票折放在信封中抛过去。这些不寻常的礼物使黑人们每次都站起来，在头头的带领下向我们致敬感谢，这时他们便露出了全部的白牙。我们送给他们一瓶香槟酒，远远地跟他们干杯，因为规定禁止他们坐到桌边来。
我们不再考虑钱。我们的慷慨同我们处置父母的比塞塔的态度一样惊人。最后一瓶香槟酒使朋友们达成了一个庄严的协议，我们全发誓保证遵守这个协议。它的内容就是十五年后在同一地点再次共同聚会；无论我们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无论我们的政治见解和物质困难是什么样的，哪怕远在外国，我们都要做到这一点；万一广场毁掉了，那就在它占据过的原址上共同聚会。
辩论停留在这样的问题上：在我们相会的前夕或前些年，大厦是否有可能遭到轰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我对这种盯着细节要弄明白的态度不感兴趣，就去注视我们周围那些缀着珠宝的美妙肌肤，它们使我心里很痛苦，它真的是那件事吗？或只是一种轻微的呕吐感，就像我一小时前扮演大儒主义者时所说的那样？我没什么胃口地吃着给我留到最后的鸡大腿。为着我们达成的一致，少不了最后一瓶香槟酒。由于我们共有六个人，我们就把题着雷克脱尔俱乐部名称和桌子编号（我确信这是个8字，因为曾讨论过这个数字的象征价值）的一块纸牌分成六份，每个得到一份，上面有六个人的签名和日期。香槟酒为协议盖了印。
我们定为重聚日的那一天，内战在马德里不可避免地激烈进行着，看过我们金色青春的广场大厦已经变成了一座血淋淋的医院。请设想一下我们的聚会以及这六位朋友（他们被时间、也被顽固而又狂热的仇恨分开了，但是他们超越他们的激情，忠于许下的诺言重聚了）中每一位的历险记，会是一部大有教益的小说的多么美妙的题材吧！我不知道这空想的一餐进行了没有。我能向你们私下讲的唯—一件事，就是我没在场。
正如世间万事都有结束一样，我们在雷克脱尔俱乐部度过的夜晚，在一间酒吧里结束了；这个酒吧挤满了赶车人、守夜人和有在不现实的时刻乘火车怪僻的人。我们在这儿喝最后一杯首香酒。黎明最初的微光邀请我们去睡觉。我们去睡吧！我们去睡吧！今天就到此为止！别急，我们等等再说。明天，我将开始我真正的湘西发尔”。
我的“帕西发尔”是以迟至中午才起床开始的，接着就是五杯加橄榄的苦艾酒。二点钟，用于马提尼酒、生火腿、鳍鱼来消磨时光，等待团体成员的到来。除了我最后咽下的五杯查尔特勒甜酒（它们使我回忆起在卡达凯斯父母家中某些次进餐的结束时刻，我已记不起还吃了什么。我为此哭泣了！下午五六点钟左右，我又在马德里郊外一家农庄的餐桌边坐下来。这儿有个小小的内院，它朝向瓜达拉玛山脉的壮丽景色和黑色的橡树林。团体成员再次与我聚到一起，我们准备吃点东西。我吃了一大盘绕番茄汁的鲍鱼。坐在旁边一张桌子那儿的一些赶车人，使我懂了应该用刀吃鳍鱼。刀的金属味与红鱼味混合在一起，给我一种极为柔和和极为高贵的感觉。吃完鳄鱼，我要了只山鸽，因为我不顾一切地想吃美味的东西。可惜，没有山鸡。作为补偿，老板娘建议我吃回锅洋葱兔肉或鸽子。我说不喜欢任何回锅的东西，选了鸽子。可老板娘恼火了，坚持要给我回锅兔肉，而我则坚持要鸽子。唯一的烦恼就是再过二三个小时，又该吃晚饭了。
“好吧！把兔肉也给我端来吧！”
她真有道理。亏我精于享受的灵敏味觉器官，我立即就明白了这盘回钢菜肴的奥妙和秘密。沙司具有令人难忘的弹性，它贴在嘴口，使我的舌头砰然作响。请相信我，这种乏味的膨喷声（很像香槟酒瓶塞蹦起来的啧啧声），正是那很难理解的事物的声音，即满意的声音。一句话，吃这份回锅兔肉是种乐趣。
我们乘坐两辆豪华车离开了农庄，我当时只注意这两辆车。一旦回到马德里，我们那只用少量午夜冷餐的设想立即无影无踪了。食品的幽灵以惊人的现实性站立在我们面前。
“先喝点什么吧，”我说，“我们没什么忙的，呆会儿再想吃什么好了。”
这是必要而又合理的，因为农庄的酒不好，我吃回锅兔肉时，喝的是水。于是我喝了三杯子马提尼酒，明白我真正的“帕西发尔”要开始了。幸而我有个计划，借口上厕所，我坦然地走向出去的门。
在外面，我使劲呼吸自由的纯净空气。轻松的微颤使我振作起来。终于独自一人了！我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它把我带回公寓，在那儿等着我。要是我想为我的“帕西发尔”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的话，那么我就得花一小时。我洗了个淋浴，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用绘画光油涂抹头发，不顾它会造成的不舒服。不过对我的项西发尔”来说，怎么华丽都不会显得过分。接下来，我用铅笔粉涂黑我的眼圈。这样，我就有了令人无法抵御的迷人神态，仿佛是鲁道夫·瓦伦蒂诺的“阿根廷探戈舞演员”，当时我觉得这种演员就是男性美的原型。至于服装，我选择了一条浅浅的乳白色长裤和一件灰色上衣。衬衫是用薄得透明的生丝制成的，透过它能辨认我胸毛形成的皇帝的鹰。可我突然觉得这件衬衫太新太干净了，我立即排命弄皱它。加上一个洁白的硬领，那效果显得十分惊人。
出租汽车一直等着我。
“司机，去佛罗里达，但先要在花店停一下。”
在花店里，我买了朵橱子花，把它别在我的扣眼里。佛罗里达是家时髦的舞厅，我还不了解它，可我知道马德里的时髦人物经常光顾它。我想一人在这吃夜宵并极精心地在最优雅的女人们中间选了个位置。要不顾一切地实现这件疯狂的不可抗拒的事，这件虽不耸人听闻但却充满沉重色情内含的事，这件从昨天就被我称为我的“帕西发尔”的事，女性材料是绝对不可少的！！！
由于不知道佛罗里达在哪儿，每当出租汽车一放慢速度，我就想下去，心跳得很厉害。我用全部气力唱“帕西发尔”。上帝啊！会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呢？它使我变老十年！三杯干马提尼酒造成的醉意消失了，我恢复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开胃酒减弱了我的恶意，从理论上讲，我已成为禁酒主义者，因为酒精搞乱了一切，听任最引人同情的主观主义和感伤主义自由泛滥。随后，人就什么都记不得了，而要是人能记起来，那就会更糟！人在醉酒状态中想的一切，似乎都是有才华的，接着人就会为此感到羞愧。醉酒使一切平等、划一、无个性。只有平庸的生命能因酒精而提高。恶毒和有才华的人承受着已使他本人头脑兴奋的他老年的酒精。然而，在出租汽车里，我自问是否用酒精去实现我的“帕西发尔”。不管怎样，我今夜的行动几小时前就牢固确定了。随着在我脑海闪过的每一构想，我精心地推敲细节，一想到它们，我的心就感到发慌。为了以完美的方式实现我的“帕西发尔”（什么都不能阻止我这么做），我需要五名优雅的女人和第六位能协助我们做一切的女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必脱掉衣服。我甚至希望她们戴着帽子。重要的是其中四位的腋窝是要剃掉毛的，相反，另二位则要保留着腋毛。
我身边有很多钱，足以令人相信我的诱惑力将是不可抗拒的。我终于很早就到了佛罗里达，我背靠着墙，坐在一张桌子边，从这儿可以观察到一切。同一个问题继续纠缠着我。要不要喝点儿什么？酒精肯定会在我提出要求的关键时刻帮助我。可我怎么做呢？应当马上留住其中的两位，邀请她们到一间特殊的客厅，以使她们随后再去找另三位并由她们自己来处理一切吗？另一方面，要是我为克服羞怯在开头几分钟就喝了酒，那我随后就要很快醒过酒来，这才能目光有神，同时看到一切。从我的”帕西发尔”一开始，我的全部清醒的意识、我最富探察力和最恶毒的目光，就不足以对我们无疑近乎让人倒胃口的处境的荣耀和痛苦进行判断、定罪和遭秧了，但是这场“帕西发尔”的七名主角是那么令人渴望、那么美丽、那么谦逊，我将成为这场一帕西发尔”的乐队指挥，一直到黎明，一直到公鸡啼唱，这唱将使令人脸红的羞愧之情从我们七个已厌烦了最强烈的种种乐趣的想象中突然涌现出来。…··
“先生要点什么？”
侍者领班站在我的桌前，等着我的胡思乱想结束。
“一份洋葱兔肉……不过要回锅的。”我脱口说道。
最后，我吃着一个很差劲的鸡骨架。当我对付翅膀时、用晚餐的人开始大批拥进来，把大厅塞得满满的，在这之前，这儿只有我一人以及侍者领班和侍者们，再就是乐队和一对专职的舞蹈者，他们显然使场面活跃了。只看了一眼，我就勾销掉目光落到的第一位女人，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她是否适合我的“相国发尔”，而在于她太美了、太健康了，而且毫不优雅。可话说回来，我一生中从没碰到过一位优雅的女人是非常漂亮的。从定义上讲，这两种品质是互不相容的。优雅的女人身上，应减弱的丑与应“增强的”美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高明的折衷，事情就是这样。优雅的女人可能而且应当不需要一副完美的面孔，这种完美的面孔永久的光彩会像不断的军号声那样刺激神经。如果优雅的女人能大胆地显露某种疲倦和某种精神失衡的话，那么作为补偿，她就绝对需要一种鲜明夺目的手、臂膀和腋窝。乳房没有什么意义。要是它们好看，那当然不错，否则，也就算了。身体的其余部分，我只需要一件让女人优雅的东西：这就是形态非同一般的骸骨，它在什么衣裙下都会显得突出而咄咄逼人。肩部的线条只要适合她的需要就成，匀称与否倒无所谓。我决不会因它让我为难就感到懊丧。眼神十分重要，它应当极为聪慧或“显得很聪慧”。优雅的女人有愚蠢的眼神是不可图议的，相反，愚蠢的眼神却适合十足的美人。《罗的维纳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优雅的女人的嘴可能难看并令人讨厌，但只要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它微微开启时，能像奇迹一般，流露出一种难以分辩的天使般神情，那么它就同样是合适的。优雅的女人的鼻子…二’·优雅的女人没有鼻子。唯有漂亮的女人才有鼻子！头发要很好，这甚至是优雅的女人身上唯一应当好的因素。最后，她应当受珠宝和衣裙的约束，它们是她存在的主要理由，她的精神完全消耗在集聚它们上，这使她的爱没有激情、她的情感冷酷而又挑剔。只有一种露骨而又贪婪的、精致而又冷漠的情欲适合同她的豪华相配。不管她的身体带给她什么，她都对之抱轻蔑的态度！
这就是我终于想要些优雅的女人的原因，她们对淫荡采取的厌倦的轻蔑态度，是实现我的“帕西发尔”不可缺少的因素。我必须在这夜找到能严格服从我的六位骄傲的优雅女人，六张非常令人愉快的冷淡面孔。
我睁大双眼，在四周焦急地寻找，但始终没发现想要的对象。虽说一直不见优雅的女人，可并不缺少漂亮的女人。很快我就要让自己有所要挟了，因为佛罗里达现在已挤满人，别的女人不会再来了。第一次，我觉得自己能搞的这场”帕西发尔”只是“差不多的”。可是那“差不多的”优雅的女人有吗？或许这只是同样的一种欺骗行为？正如有人告诉你吃药，而这药却“近似于”美食那样。
终于进来了两位优雅的女人，巧得很，她们就坐在旁边的一张桌子那儿。我还缺四位。不过我觉得最初这两位恰恰是我想要的。她们的手是非凡的，它们交插着，带有一种冷漠的犬德主义的意味，使我直打哆嗦。要不是我知道她们的脚并不好者，我真会以为它们跟手一样绝妙呢。
第二瓶香槟酒刚使我有点儿醉意，一直到那时，我的注意力始终分散在我计划的各个常规中。只有上帝才知道有没有这些常规！看看吧，你是达利，抑或你不是达利？继续下去吧，认真点儿，否则作会糟踏了你的“帕西发尔”。这手腕优雅吗7是的，不过应该把它同另一个嘴配合起来。要是能这么联结那些人就太好了！那么试着像唯一的主人那样行事吧！看看这会怎么使你愉快吧！你已经发现了三处优雅的腋窝；去找一下嘴、找一下冷淡的眼神吧。可别忘了一处令你难忘的胞窝……既然你看清了它，那就认真开始把：腋窝、手、眼神，眼神、手、腋窝。再快点儿，腋窝、手、眼神··——嘴、腋窝，腋窝、嘴，嘴和眼神，眼神和嘴……就是她吗？
那个头终于转向我，强烈的呕吐感控制了我。可这次，我不能把它当成爱情的痛苦。我非常想呕吐，像受训一样突然站起来，有礼貌地请一名穿路易十五价从服的卖烟女告诉我盥洗室在哪儿。她向我做了个我不明白的手势，我进了一间房间，在它中央醒目地摆着一个摆满信件和打字纸的办公桌。我用手撑着桌子，吐了许多。第一股喷涌过去后，我仍呆在那儿。我知道事情还没完，我那类似礼拜仪式要把一切呕吐出来的工作尚有待完成。穿路易十五侍从服的卖烟女跟在我身后，默默站在门槛上看着我。我给了她五十比塞塔，恳求她：
“让我吐完吧。”
我把门在身后锁上，重新庄严地转向桌子，仿佛我要剖腹自杀似的。我接着又呕吐起来，朦胧地意识到我的灵魂就要跟我的内脏搅拌在一起了。这恰似两天的大吃大喝全部又回到我身上，不过却是颠倒地来的，它就这样重复着基督教的宣判：“最前的将成为最后的。”一切都重现了：回锅兔肉、两处剃掉毛的液窝、嘴、眼睛，以及再一次的回锅兔肉、无政府主义、解鱼、君主专制政体、帘蛤、苦艾酒、胆汁、胆汁、胆汁、帝蛤、回锅兔肉、瞑汁、腋窝、胆汁、胆汁’…··
什么都不存在时，我擦着额头的汗水和顺脸颊淌下的泪水。一切都过去了。一切，甚至包括君主专制政体都过去了，而我的怀旧的和令人惋惜的《帕西发尔》也历尽苦难。
接下来的一天，我躺在床上喝柠檬汁，又过了一天，我回到美术学院，紧接着下午我就被除名了。
其实，我一到校，就发现一群学生争着比比划划，没完没了地讨论着什么，我似乎有种预感，就要发生什么事了，我想必回忆起费格拉斯烧毁国旗的场面。我将第二次成为我本人神话的牺牲品，好像我生活中的那些事件也根据某些主题发展着，这些主题很简洁，但却非常有特点，互不相同。当随着一粒樱桃或一只拐在我身上发生某件事时，请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就此终结的。另一些事件将随着另一些樱桃和拐产生，直到我死的那天为止。要是我在第一次被除名时就明白这种情况，我就能预见到还会有另一次，我就能预见到这并非孤立的单纯事件，我就能全心地相信它，而无须偏执狂灵感的启示。
我来到在学校迎接我的同学中间，立刻了解到他们反抗的原因，他们提议我做的事，恰好就是当他们反叛行动的旗手。为了任命一位新的绘画教授，学院准备了一次竞赛活动。竞争者人数众多，因为这个班级特别有名。教授候选者每人完成两幅画，一幅是命题创作，另一幅是自选创作，刚刚在学院内部展出了它们。可是一切似乎都极平庸，只有达尼埃尔·瓦斯凯兹·狄亚兹那两幅是例外，这两幅画的风格跟当时被称为“后印象主义”的风格相似。我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地上，最积极最有才气的学生中，有些人已经迷恋上瓦斯凯兹·狄亚兹了。瓦斯凯兹·狄亚兹还没达到立体主义的阶段，但他的影响力足以使大家接受我的某些东西，而如果这是我说的，大家还不会加以考虑。合乎逻辑地，我应当成为瓦斯凯兹·狄亚兹的支持者。不幸，学生们了解到由于一些卑鄙的阴谋，瓦斯凯兹·狄亚兹将被排斥，取代他的是某个家伙，此人根本不配获得竞争的教授职位。我跟同学们一起来到展览厅。不可能再有什么怀疑了。我第一次同意他们的看法，尽管在我内心深处，我偏爱任何一位懂得调色的老学院派画家。可是这类画家几年前就完全灭绝了。我选择了瓦斯凯兹·狄亚兹。下午，最后一位竞争者简短陈述了他的教学法。接着评审团退场进行评议，他们回来宣布任命另一个人为教授。在主席致结束语前，我悄悄站起身走掉了，我的团体的朋友们正参加由后来成为西班牙共和国总统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领导的一次知识分子会议，他们在等我。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同学们一派恐慌，有人告诉我，由于昨天的事件，我被除名了。我没把这当回事，自认平静的离开不能成为开除的理由。但重要的并非这件事，而是因为在我沉默的抗议之后，学生们开始辱骂评审团的成员，并恐吓和痛打他们。结果这些院士不得不把自己锁在学院大厅里，要是骑警没赶到校园，大家就会用长凳撞开大厅的门，把这些院士赶走。造反的头头只能是发出信号的我。我徒然为自己辩白，但无济于事。我被皇家美术学院除名了一年。此后没几天，我就回到了费格拉斯。国民卫队到这儿拘捕了我，把找关进该市的监狱。一个月后，找被移解到赫罗纳监狱，随后因找不到任何受理这一案件的充足证据，无法长期拘押我，终于释放了我。我回到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卡塔卢尼亚。未来的长枪党创始人霍塞·安托尼奥的父亲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用强有力然而又是仁慈的方式，在起义一开始时就把它镇压了下去，我费格拉斯的每一位朋友都是革命者和分离主义者。我的父亲，通过他公证人的职位，必定在选举时目睹了法院某些滥用职权和行私舞弊的行为。至于我，我不停地谈论无政府主义、君主专制政体，尽力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精神的普遍混淆达到完善的境地。我坐牢这件事增加了我的光荣。对我来说，这尤其是种乐趣。把我与政治犯混在一起，他们的朋友和父母塞给我一大堆礼物。每天晚上，我们畅饮香滨酒。我写了《巴别尔塔》的续篇，借助想象重温马德里最后的那些日子，我现在能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我同样高兴能重见我那盎浦当的风景。正是在从赫罗纳监狱的铁窗凝望它时，我明白了自己终于成功地变老了一点。这就是我向往的一切，我从马德里生活中获得的一切。在重返监狱那一刻，最好能感到自己更老了些。对精神来说，这是多么轻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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