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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前行者——加拉·格拉狄瓦
我是一位天才吗？
六岁时，我想当厨师。七岁时，我想当拿破仑。从此，我的雄心壮志一直不停地增长，就像我对各种伟大事物的狂热迷恋一样。
司汤达在日记中，提到一位意大利公主，她在某个酷热的夏夜，品尝着冰淇淋，说了一句话：“真可惜，这并非一桩罪过呀！在我六岁时，在厨房里吃东西却是桩罪过。我父母禁止我干的少数几件事之一，就是不许我进入家中的这一部分。我记得，过去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咽着口水，等待着溜进这个充满无穷乐趣的地方。在女仆们开心的喊叫声中，我终于进入了厨房，偷一块没煮好的肉或一只烤蘑菇，冒着被噎住的危险。匆匆吞下它们，我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不安和幸福，我的负罪感使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
除去不让我进入厨房，我几乎干什么事都成。我在床上撒尿，一直撒到八岁，这纯粹是觉得很好玩。在家里，我是小霸王。我感到什么都不够好。父母把我当成宝贝。主显节那天，我收到一大堆礼物，其中有件华美的王袍，还有一顶装饰着玉石的金冠和一件真正白茸皮里子的披风。我长久地穿戴着这套确认我王权的服饰。听话的女仆们时常把我赶出厨房，我穿着王袍，独自一人呆立在昏暗的过道里，一只手拿着权杖，另一只手拿着鞭子，我怕最终会用这条鞭子抽打取笑我的仆人们。这些场面几乎总是发生在中午前后，发生在夏天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时刻，在这时会产生一些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幻影。躲藏在敞开的门后，我听见这些手红红的像牲畜似的妇女在奔忙，我看见她们结实的屁股，她们像马鬃一样散开来的头发。汗水流淌的女仆的刺鼻气味，葡萄粒的气味，烧开油的气味，拔下的兔腋窝毛的气味，腰子的气味，蛋黄酱的气味，这些浓重的气味同一股马的强烈气味混合在一起，从中午的炎热中，从全部准备工作的嘈杂声中向我扑来，预示了香喷喷的一餐。一缕阳光，透过滚滚烟气和飞舞的苍蝇，照射在打出的蛋白上，使它闪耀着光芒，就像从长久在尘埃中奔跑得筋疲力尽的马匹下唇上收集的白沫一样。正如我说过的，我是个受宠的孩子……
我出生前三年，我的哥哥得脑膜炎死了，那时他七岁。只有我的降生，才使我绝望的父母获得了安慰。我与哥哥如两滴水珠那样相像，同样天才的外貌，同样令人不安的早熟神情。不过，他流露出“无法克制的”智慧的忧郁的目光，他的某些心理上的特点，使我们两人有所不同。相反，即便我能反映一切，我也远不是智慧的。作为保持着婴儿性感应区所有对天堂的完整记忆的、发育极为迟缓的孩子，我将特别成为“多形生理本能反常者”的原型。我怀着无限自私的顽强态度，紧抓住快乐不放，完全不用费力，我就变得会伤害人了。一天夜里，我用一根大头针残酷地划破了我敬爱的奶妈的脸颊，原因只不过是我求她带我去买“糖葱头”的小店关了门。毫无疑问，因此我才能活下来。在一种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怀出来的我的哥哥，不过是我本人最初的试产品。
今天，我们知道形式总是对物质的一种查问过程的结果，是物质对一种空间强制做出的反应；这种空间强制从各方面抑制着物质，并迫使它膨胀地表现自身，从而使它特有的生命恰当地发挥出反应的各种可能性。受到一种过于专横的冲力激励的物质有多少次被消灭了？更加节制野心，更为适合快乐的物质，只是按照它最初形式的本质向专横的空间让步。有什么东西比像乔木船繁茂的玛瑞更轻柔、更荒诞、更自由？然而它却是受到一种“胶质环境”最强制约束的产物，它被束缚在严格的结构里，经受压制的所有折磨。它那些最纤细、最轻灵的分枝只是一种漫长苦刑的痛苦绝望的“红线”，只是一种仅向矿物界的无限增植物让步的物质的最后叹息。不过著激也是这样的！每一朵花在狱中生长。自由是没有定型的。形态学（为曾让列奥纳多着迷的数不清的后果创造了这个名词的功劳应属于哥德）现在使我们懂得了恰恰就是最具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最不同质的、最杂沓的各种对抗倾向，导致了形式的最严格等级制的胜利统治。
正如宗教裁判所之火点燃了那些头脑狭隘、智力有限的心灵，那些形形色色和无政府倾向的心灵同样也在这些火焰的闪光中找到了它们的精神形态学。已经提过的我的哥哥就具有这些难以压制的智慧的一种；这些智慧只朝着唯一的方向，不会有反光，并且在日趋衰竭。与此相反，正像我也说过的，我本人是位多形生理本能反常者，头脑迟钝，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我所有的觉悟都体现在贪吃上，而我所有的贪吃也都变成了觉悟。大家都想改变我，可我没有任何的变化。我胆小、懒惰、让人讨厌。我的心灵，应当在西班牙严格刻板的思想里，找到我独特天才的耶稣和乔木状的血玛脸的最高形式。我父母给我取了个与我哥哥相同的名字：萨尔瓦多，正如这个名字所显示的，我注定要从现代艺术的虚无中真正拯救绘画，这发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发生在这个我们有幸或不幸生活于其中的机械而又平庸的天地里。如果我回首往昔，我觉得拉斐尔那样的人就是真正的神明。无疑，在今天我是唯一懂得为什么不可能接近（哪怕是远远地）拉斐尔完美形式的人。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就像一场大灾难。我多么希望生活在一个不需要拯救什么的时代啊！但如果我转向当代，尽管我并没低估那些比我高明得多的专家，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把我的个性与同时代的任何一位的个性交换。
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达到了一种其形象堪与文艺复兴种种宁静的完美相比的生活境界，这个生命就是加拉，我选择了她做我的妻子，这真是奇迹般的幸福。她那些转瞬即逝的姿势，她那些表情就是又一部《第九交响曲》，它们反映出一个完美灵魂的建筑般轮廓；这个灵魂在她特有的生命等级制的海洋泡沫中，凝聚成肉体的海岸、皮肤的花朵。这些姿势和表情，经过阵阵最微妙的感情分类、提纯，体现并排列成一座肌肉和骨骼的完美建筑。
我也能这样谈论坐着的加拉，她宛如布拉曼特的小礼拜堂一样优美动人，该礼拜堂就坐落在罗马蒙托西奥的圣彼得教堂旁边。正如司汤达在梵蒂冈做的那样，我同样也能度量她高傲的细长圆柱、她童年的温顺而又固执的栏杆以及她微笑的神圣楼梯、我悄悄地注视着她，她一直都没发觉，在我蹲在画架前工作的漫长时间内，我反复想着这么一件事：她可以被美妙地画成一幅维米尔或拉斐尔的作品，而我们周围的那些生命总好像很不完美，被描绘得十分乏味，使得它们更像是由一位饿肚子的艺术家为了换钱，在露天咖啡座匆匆涂抹出来的漫画速写。
七岁时，我想当拿破仑……我得解释一下。我们家的三楼住着马塔一家，他们是阿根廷人。这家的女儿，有一位叫乌苏丽塔·马塔，她就像神话中的美女一样可爱。在1900年口头流传在卡塔卢尼亚地区的传说中，人们窃窃私语，说她就是欧仁尼奥·多尔斯的著作《身强体壮的女人》的原型。正是在七岁开始之际，三楼的尘世利比多的诱惑力就开始对我产生作用。夏季炎热的傍晚，我一动不动地呆在阳台上，忍着干渴，一直等待着头顶上方的阳台传出轻微的声响，我所希望的一扇落地窗会打开。在三楼，大家把我当成一家人，十分喜爱我，每当六点左右，大家就来到客厅，围绕上面放着一只标本鹤的大桌子坐下来，这些技长发的、阿根廷口音的、可爱的人喝着巴拉圭茶。大家用一个大的银器，传递着一口一口地喝这种茶。嘴这样混杂在一起，特别让我心绪不宁，阵阵道德不适的旋风在我心中吹过，妒忌的钻石已经在这些不适中闪耀着白光了。
轮到我吮吸这种微温的饮料时，我觉得它比蜜还甜，而那蜜已比血甜了。因为我的母亲，我的血液总是在场的。我尘世的固恋因而是通过嘴的胜利之路达到的；由于拿破仑也在场（哪怕不是他本人，至少在装巴拉圭茶的小木桶上有他的彩色图像），我也想吮吸这位皇帝的体液。这个拿破仑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骄傲的英雄，他有一个可食用的白白肚子，一种帝王般的肤色红润的面颊，头戴一项线条优美的黑帽，完全符合我本人想当的国王的模样。
大家当时唱着：
拿破仑在尽头，
在大队人马的尽头。
这个小木桶上的拿破仑形象，像荷包蛋（但却没有盘子）一样，抓住了我的心灵，让我神魂颠倒。我从想当厨师急剧转向想当皇帝，这种欲望就源于以巴拉圭茶面目出现的这个可喝的拿破仑；这正如我看到从我们家厨房中溜走的那些高大的女人而产生的最初色欲，在不知不觉中已被作为1900年美女原型的美人乌苏丽塔·马塔取代了一样。以后，我会详细解释和描述我所发明的种种“思想的机器”。其中的一种，特别是以可喝的拿破仑的观念为根据的，在这个可喝的拿破仑身上，实际体现了我童年时代的两个基本幻想——口腔的狂热和令人眼花的心灵帝国主义。于是人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在我的心灵中，摆在秋千座上的五十杯温奶，恰好跟拿破仑圆滚滚的大腿是同一回事，就会理解对大家来说这有多少可能变成真的。没有一位有信仰的人不是这么看待事物的。在这部感情的书中，我将解释这件事和其他更奇特但同样确切的事。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我在本书中叙述的一切（绝对是一切），责任完全在我，而且仅仅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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