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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经小记·学礼篇》及其他
十三经中的“三礼”，通常的次序是《周礼》、《仪礼》、《礼记》，有时加上《大戴礼记》称为“四礼”。戴震为《周礼·考工记》作图注，是戴氏礼学研究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若干礼学研究成果。《仪礼》相对于《礼记》而言又叫《礼经》，到晋代才称为《仪礼》，故有关“三礼”或“四礼”的研究通常称为“礼学”，而不称之为“礼经学”。礼学全是实学，“三礼”本身一系于实事、实物、实情，汉郑玄为“三礼”作注，开礼学研究之端，成为后世习礼的必读书，“三礼学”、“礼学”和“郑学”几乎成了不可分割的名称。戴震也说：“郑康成之学，尽在《三礼注》，当与《春秋三传》并重。”①礼学既然是实学，名物通释，似乎是不应该有什么争论发生的了，但是，任何概念内容的扩充与修正总是与历史的演进和一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当名称包含的意义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抵触时，名称的含义随时都会被提出来作出新的解释和修正的。自古道“议礼之家纷如聚讼”。从孔门诸子起已有争议，继后郑玄注“三礼”，许慎有《五经异义》与之鼎足②。即使同取郑玄注，也往往立说各异，例如晋皇侃撰《礼记义疏》，熊安生撰《周礼》及《礼记义疏》，虽同出郑学，也成为对垒。宋代一度习礼成风，王安石以《周礼》取士。《仪礼》有宋李如圭《集释》、《释宫》，宋张淳《仪礼识误》，均为求实之作，皆为《四库全书》收存。熙宁以后，文风学风渐变。至理学兴起，反对汉人之说，礼学往往取魏王肃的《圣证论》，力反郑玄之说，屏弃繁言缛语，有进步之处。到朱熹提倡以训诂、文献考核等实学手段治三礼，著《仪礼经传通解》未全。江永继承朱熹，著《礼书纲目》八十五卷，终朱熹未竟之绪。戴震礼学禀承江永，《七经小记》“学礼篇”与《礼书纲目》一样，有志于再作全面的综合研究，实在是通观“四礼”的“礼学篇”，惜未成书，段玉裁说《戴震文集》中的学礼“十三记”是“学礼篇”的条例纲纪，实际上除“十三记”外，《文集》中《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一、二两篇，《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一、二两篇，《明堂考》、《三朝三门考》、《匠人沟恤之法考》、《乐器考》，外加“十三记”，共二十一篇，都是体现戴震的礼学思想的。此外，秦蕙田主编的《五礼通考》中，也有戴震的手笔，但《通考》本文不标具体作者名，于今已难于确指。
此外，戴震围绕“四礼”所做的事还有很多。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与卢文明同校《大戴礼记》，《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中说：“是书自汉迄今，注独此一家，而脱误特多。余尝访求各本，得旧本五，参互校正。今春正月，卢编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数事。卢编修本所失者，则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阙句，无从考得，姑俟异日。”①乾隆二十五年（1760）冬，又有《与卢侍讲召弓书》，论校《大戴礼记》事，纠正谬误数处②。同年冬，又有《与任孝廉幼植书》，纵论治礼之难，信中就古代丧服制“小功”和“大功”之别，来区分《仪礼》等古代文献中“兄① 见段玉裁《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② 许慎撰《五经异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宋时亡件，清代加以辑录得百余条。清陈寿祺有《五经异义疏证》一书较为完备。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 页。
② 同上，60 至62 页。
弟”和“昆弟”所指内涵不同，礼学史上尚属首次③。
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有《再与卢侍讲书》论校《大戴礼记》事，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入四库馆后，取旧说和新知悉心校核而成定本，并撰写了《大戴记》的四库提要。后来孔广森据此作《大戴礼记补注》。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京时，在苏州借得惠栋校出的《礼记注疏》，该书是按吴泰来家藏宋刊本校出的，共七十卷，与《新唐书》、《宋史》“艺文志”相合。此外，都是六十三卷本。戴震将七十卷本与六十三卷本相比勘，其字句不同处，六十三卷本脱去连行无考处，一一完善。后来程晋芳、姚鼐和段玉裁皆各誊抄一部①。
进入四库馆后，戴震从《永乐大典》中录存宋代李如圭《仪礼释宫》并撰写了提要，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三月进呈。在四库馆，戴震还据李如圭的《仪礼集释》补充《仪礼注疏》（即今《十三经注疏》本的《仪礼注疏》，唐贾公彦撰）中的脱字二十四字，改讹字十四字，删衍字一百零六字。注疏本《乡射》、《大射》二篇已阙，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藏本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以成《仪礼》完峡，还撰写了《仪礼注疏》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来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即据此。今天的文史工作者使用《仪礼注疏》时，或已不知戴震心血。戴震校补和撰提要后，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月进呈，距戴震谢世已六个年头。
如此看来，戴震一辈子都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礼学研究，他说：“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②从做文章的角度看，戴震尤好《礼记·檀弓》，年轻时戴弁携戴震去江宁见戴瀚，不就是熟背和讲解《檀弓》而博得戴瀚赞口不绝的吗？戴震说：“为古文，当读《檀弓》，余好批《檀弓》，朋侪有请余评点者，必为之评点。”①段玉裁作《年谱》时，还说“想休、歙间其本子犹有存焉者也”②。从讲解评点《檀弓》到补正《仪礼注疏》，是个漫长的治礼学的过程和人生道路。《七经小记》的礼学篇虽未成书，然其治礼学的功业，不可谓不巨大。那么，戴震在礼学上到底作出了哪些贡献呢？
一是辨明堂。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三代明堂之制，见于《周礼·考工记·匠人》、《大戴礼记·明堂》、《礼记·月令》等。其后宫室渐备，另在近郊东南建明堂，以存古制。关于古代明堂之说，历代礼家众说纷坛，汉代高绣、蔡邕、晋代纪瞻都以明堂、清庙、太庙、太室、太学、辟雍为一事，但对于明堂内部结构的研究，则从未有人问津，戴震著《明堂考》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戴震认为明堂法天之宫，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明堂的中央叫太室，是个正室。该正室是一室而四堂：1、东堂叫青阳太庙；2、南堂叫明堂太庙；3、西堂叫总章太庙；4、北堂叫玄堂太庙。
明堂的四角也有室，叫夹室。汉刘熙《释名》：“夹室在堂两头，故曰夹也。”可证。四角之室共四室而八堂，它们是：1、东北隅之室，那是玄堂③ 同上，177 至181 页。
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6 页。
② 同上，488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
② 同上。
的右夹室，青阳（按：天子东堂）的左夹室。有二堂，①其北堂叫玄堂右个，②东堂叫青阳左个：2、东南隅之室，那是青阳右夹室，明堂的左夹室。有二堂，③其东堂叫青阳右个，④南堂叫明堂左个；3、西南隅之室，那是明堂的右夹室，总章的左夹室。有二堂，⑤其南堂叫明堂右个，⑥西堂叫总章左个；4、西北隅之室，那是总章的右夹室，玄堂的左夹室。有二堂，⑦其西堂叫总章右个，⑧北堂叫玄堂左个。
戴震说，凡夹室的前堂，或称之为“箱”，或称之为“个”。戴震引《左传·昭公四年》“使置馈于个而退”杜预注：“个，东西箱”证之。故“个”是两旁之名。
戴震认为，明堂的结构没有脱离古代宫室的一般建制。戴震指出：“古者宫室恒制，前堂后室有夹（堂东曰东夹室，堂西曰西夹室）、有个（东夹前曰东堂，亦曰东箱；西夹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传》所谓‘个’）、有房（室东曰东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①但明堂也有自己的特点，戴震说：“惟南向一面，明堂四面阎达（按：‘四通八达’义），亦前堂、后室，有夹有个而无房。房者，行礼之际别男女，妇人在房，明堂非妇人所得至，故无房，宜也。”②戴震还考释了明堂之制的历史发展：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
从明堂的内部构成看，“周人取天时方位以命之，东青阳、南明堂，西总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举南以该其三也。”③如果言其正室而不言其旁支，戴震认为此不合古制，他说：“四正之堂，皆曰太庙，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庙太室，明太室处四正堂中央尔。世之言明堂者，有室无堂，不分个夹、失其传久矣。”④戴震的这一考证，在文化史上有重要意义。近人王国维有《明堂庙寝通考》，与戴氏结论庶几一致，更可证实戴的结论是可靠的。王国维说：“室者，宫室之始也，后世弥文，而扩其外而为堂，扩其旁而为房，或更扩堂之左右而为箱，为夹、为个（三者异名同实）。然堂后及左右房间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则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析言之，则所谓室者，必指后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说文·九部》：‘室，实也。’以堂非人所常处，而室则无不实也。昼居于是（《玉藻》：‘君子之居，恒当户。’户谓室户也）。夜息于是。宾客于是（《曲礼》：‘将入户，视必下’。又，‘户外有二屡，言闻则人’。皆谓室户）。其在庶人之祭于寝者，则诏祝于是，筵尸于是，其用如斯其重也。”二是三朝三门考，三朝是古代天子、诸侯处理政事的场所。朝和门是有联系的。通常认为三朝是指外朝、治朝、内朝（燕朝），三门是指诸侯三门，有皋门、应门、路门。而古传天子有五门（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戴震认为以上这些看法皆“失其传也”。戴说，天子的宫门有皋门、应门、路门（又名虎门、毕门），无库门和雉门。诸侯之宫门有库门、雉门、路门，① 《明堂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9 页。
② 同上，29 页至30 页。
③ 同上，30 页。
④ 同上，30 页。
① 《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一册卷三123 至124 页，引《礼记》文字见《十三经注疏》1475页中，1233 页上。
无皋门、应门。皋门是天子的外门，库门是诸侯的外门；应门是天子的中门，雉门是诸侯的中门。这些名称的区分是用以“殊其制、辨等威”的。关于“朝”，戴震认为，天子有三朝，诸侯也有三朝，名称也相同。夭子有三门，诸侯也有三门，“其数同，君、国（按：诸侯国）之事侔，体合也，朝与门无虚设也。”②关于通常所说的三朝的名称，戴震认为，一曰内朝，是君臣日见之朝，又叫治朝、正朝（《礼记》上还叫它外朝），设置在路门的外庭；一曰外朝，是“断狱蔽讼及询非常之朝”，设置在中门外庭；一曰燕朝，是“以燕以射，及图宗人嘉事之朝”，设置在路寝庭。戴震还解释人们很熟悉的《礼记·大同·礼运》上的一句话：“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为什么用“出游”二字，那是因为诸侯的“蜡之飨亦祭宗庙，庙在雉门（按：诸侯中门）内，故出而至观（按：宫门前两边的望楼，又叫阙。）也。”按戴震的意思，鲁国为诸侯，这里的“观”显而易见是雉门前两边的望楼。戴震还以他的学说来解释《左传》上一句话：“间于两社为公室辅。”①这句话是相对于朝廷执政，君臣相见之处而言，“在中门内明矣”。后来，清经学家黄以周（1828—1899）在《礼书通故·宫室二》中考证“三门”说：“天子宫垣之门有三：路门为宫门之终，亦曰毕门；应门为宫门之中，亦曰中门；库门为宫门之外，亦曰大门。??诸侯三门当以雉、库、路为次。”，戴震的说法与后出转精的黄氏结论庶几相近。
三是考证古代井田制的具体做法，他说：“一夫百亩，田首有遂（按：一般为广深二尺的小沟），夫三为屋，遂端则沟，屋三为井，沟在井间也（按：亩、夫、屋皆古代田制，古制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按：土地面积单位），沟端则洫，通十为成，洫在成间也。十成为终，洫端则浍，十终为同（按：成，终、同皆土地面积单位），同薄于川，浍在同间也。”①戴震认为，古时候人们在这井田制的土地上劳动，“南亩（按：土地向南开辟）而耕，酬纵遂横，沟纵洫横；东亩而耕，甽横遂纵，沟横洫纵，浍横川纵”②。他还用此古代田制解释《诗经》。他说：“《诗》曰：‘南东其亩’。因川制田欤？”唐代的贾公彦曾说：“井田之法，畎纵遂横，沟纵洫横，浍纵自然川横。”戴震认为贾说仅据南亩而言，未及东亩③。四是论述了古代的一系列服饰名物制度，例如，论述了古代统治者的礼眼。特别是举行吉礼时穿用的礼服（见《记冕服》）④；论述了用白鹿皮制作的古冠，即视朝常服皮弁冠（见《记皮弁服》）⑤；论述了次于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所戴的礼帽“冕”之类的爵弁冠（又名雀弁冠）（见《记爵弁服》）② 《三朝三门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1 页。
① 这句话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十三经注疏1787 页下）。杜注：“两社，周社、毫社之间，朝廷执政所在。”孔颖达正义：“雉门之外，左有毫社，右有周社，间于两社，是在两社之间，朝廷询谋大事，则在此处，是执政之所在也。”按戴震说，此处言诸侯雉门，或为天子应门，雉门，应门皆在中门内庭，路门外庭（天子、诸侯内朝所在）。
① 《匠人沟洫之法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4 页。
⑤ 同上，37 页。
⑥；论述了君臣朝会时所着的礼服“朝服”（见《记朝服》）⑦；论述了古代请侯、大夫、士等祭祀的缎布衣（其他如冠礼、婚礼亦用之）“玄端”（见《记玄端》）⑧；论述了古代诸侯、大夫、士家居时所穿的衣服，也是庶人的常礼服“深衣”（见《记深衣》）⑨；论述了古时穿在祭服朝服里边的衣服“中衣”，裘（皮衣）上复加的外衣“褐”，以及内外衣配套的襦褶之属（见《记中衣褐衣襦褶之属》）①；论述了古代礼冠中最尊贵的一种，即冕旒，也叫冕弁冠（见《记冕弁冠》）②； 论述了不同的等级丧服之冠（见《记冠衰》）③；论述了服丧时以麻束发的“括发”，脱帽扎发，用布缠头的“免”，麻发合结的妇人丧髻“髽”（zhua）（见《括发免髽》）④论述了古代丧服期结在头上或腰间的麻带“绖（dié）带”（见《记经带》）⑤；论述了玉器的彩色垫板“缫”及用“缫”承玉的“缫藉”（见《记缫藉》）⑥；论述了古代射者所着的一种革制袖套“捍”，用于弦的扳指“决”，套在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上便于引放弓弦的“极”（见《记捍决极》）⑦。以上问题，都曾经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热门话题和难题。戴震的考证、论述可谓拨开了千年尘封，还其古制的本来面目，以冕服为例，有大裘、衮冕、冕、毳冕、希冕、玄冕六种，戴震本人根据《虞夏书》上的一段话：“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按：五色虫）作绩（按：同“绘”）；宗彝（按：祭祀用的酒器，饰有虎锥（wei）兽形），藻火（按：水藻及火焰形，古作服饰用），粉米、黼黻、希（按：同“黹”）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⑧认为天子祭服为十二章（按：十二种花纹）他说：“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饰祭服，此绣与绘各六，衣用绘，裳（下衣）用绣。”⑨也就是说，戴震断定古代天子冕服十二章。郑玄说：“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于旌旗，所谓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绘。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为绣。则衮（按：指衮冕）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按：指冕）画以雉，谓华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按：指毳冕）画虎蜼、谓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按：指希冕）刺粉米，无画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按：指玄冕）者衣无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谓玄焉。凡冕⑥ 同上，38 页。
⑦ 同上，39 页。
⑧ 同上，39 页。
⑨ 同上，40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1 页。
② 同上，42 页。
③ 同上，44 页。
④ 同上，46 页。
⑤ 同上，47 页。
⑥ 同上，48 页。
⑦ 同上，50 页。
⑧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41 页下。
⑨ 《记冕服》，《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5 页。
服皆玄衣纁（xūn 大红色）裳。”①按郑玄的看法，周时冕服不画日月星辰，亦未言大裘冕服的章数。戴震坚持冕服十二章的看法，他说：“余以谓周之祭服，宗庙所用九章而止耳。至于郊祀，何必废古之十二章不用也？”②他引用《礼记·玉藻》上的话：“天子玉藻（按：王冠垂挂的玉饰），十有二旒（按：冕冠前后垂挂的玉串），前后邃延，龙卷以祭。”又引用《礼记·郊特性》上的话：“祭之日，王被（按：通“披”）衰以象天，戴冕璪（按：zǎo 贯玉的五采丝绳）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从而认为：“礼文虽阙，天子郊祀衮冕，见于此矣。衣之举衮，犹裳之举黼黻，皆以其文特显，而龙章为至焕，则加日月于上，无嫌以褒目之。”③戴震的意思是说，从《玉藻》篇和《郊特性》完全看出天子穿衮冕郊祭，由冕冠十二旒可推至冕服有日、月、龙。那么，郑玄未推及的冕服中的大裘呢？戴震据古文的文义通例推论说：“大裘不言哀，其余冕服不言裘，互文错见也。”①这就是说，大裘和衮冕一样，也是“至焕”的。戴震的结论是：“是故冕服十有（按：通‘又’）二章，缫（按zǎo 同‘璪’，指冕冠）十有二旒，是为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缫九旒，谓之衮冕。冕服七章，缫七旒，谓之衮冕。冕服五章，缫五旒，谓之毳冕。冕服三章，缫三旒，谓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谓之玄冕，无旒。”②冕服和冕冠是配套成龙，一脉相承的。冕服六种的彩色花纹（章）数得到落实。
后来孙诒让（1848——1908）对这一上古礼服制度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作了考证，有比戴震更详细的说明，说详《周礼正义》卷四十，但孙的许多看法都和戴震一致。“戴震是也”，“今依戴震”，在行文中凡数见③，可见戴震有关古代礼服制度的考释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实上，孙治让和前面提到的黄以周都是在学术上“承休宁戴氏之术，为白衣宗”④。
这类名物制度的考证之学，也正是戴震以其求实之学开其业，时儒后学纷纷继之，逮及孙治让、王国维诸哲、蔚为专学大业，这项研究，对深入具体地了解古代社会无疑有大作用。章太炎曾说：“弃冕之制，绅舃（xì）之度，今世为最微。而诸儒流沫讨论，以存其梗概，亦当务之用也。”⑤五是校订《大戴礼记》，使成善本。今本《戴震集》和《年谱》中多处提到此事。卢文弨的校本，起初由扬州雅雨堂刻版。《年谱》中说：“学士卢文弨泊先生庚辰（1760）冬、辛已（1761）夏二次校定，称善本矣。但辛已所校，未及剜改。先生在四库馆《永乐大典》内散见者仅十篇，以与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考核，附案语于下方，是注乃可与《三礼》并读，有提要一首。”①这里讲了《大戴记》最后校定的情形。雅雨堂本，当然是民间刻本，戴震在乾隆二十五（1760）、二十六（1761）两次给卢文① 《十二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781 页中至下栏。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5 页。
③ 《记冕服》，《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6 页。
① 《记冕服》，《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6 页。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6 页。
③ 孙诒让《周礼正义》，见《四部备要》本，427 页下，430 页上。
④ 章炳麟《瑞安孙先生伤辞》，载《太炎文录》卷二。
⑤ 章炳麟《检论》四《清儒》。
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7 至478 页。弨信中都列举该本应改之字，乾隆二十五年列举的，段玉裁考证说是改正了的，且都是戴震动手剜板改正，乾隆二十六年列举的仅在书信中而实际未改，那是因戴震其时已离扬州之故。最后定本是集戴震数十年心血的刊定本四库全书官刻本。戴震在《大戴礼记》的总目提要中从目录学史的角度，叙述了该书的流传经过。形成了该书的书录史。戴震考证出书中《盛德篇》分出《明堂篇》是隋唐之后的事。还考证出《夏小正》篇是书中最古的篇目，隋唐间流传的该书或缺《夏小正》，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公冠》皆《礼古经》遗文。《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久逸。《大戴记》存十篇，自《立事》至《天圆》，均冠以“曾子”二字。关于本书的注，戴震确证北周卢辩注无疑。但卢辩注之书“正文并注，讹舛几不可读”，戴震从《永乐大典》内散见的十六篇为底本，“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记》之文，参互校订，附案语于下方。”戴震在《提要》中还录一趣事备考：宋代史绳祖《学斋佔毕》说：《大戴记》列之十四经中，令人耳目一新，然“其说今不可考”，但《大戴礼记》一书，“先王旧制，时有征焉，固亦礼经之羽翼尔”①，点明了该书的地位和性质。
六是校补《仪礼》，使之成为可读之书，并撰该书的总目提要。与此相关的，有乾隆四十年（1775）从《永乐大典》中校录宋张淳《仪礼识误》，并撰总目提要。还有校录李如圭的《仪礼释宫》并撰总目提要。此外，还著有《仪礼考证》一卷。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仪礼注疏》提要、《仪礼识误》提要、《仪礼释宫》提要依次排列，前两个和最后一个提要均戴震手笔，可推证戴氏据以补充《仪礼注疏》的《仪礼集释》（宋李如圭撰）的提要亦戴震手笔，这四个提要是研究戴震礼学的宝贵文献。这四个提要是四部书的书录史。《仪礼》难读，儒者罕通，《提要》列述该书的流传经过，篇目及注疏亡扶甚多，至唐贾公彦作疏时仅据齐黄庆、隋李孟哲二家之疏定为今本。然贾疏本自明以来又“刻本讹舛殊甚”。顾炎武的《日知录》早就提出：“万历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戴震据唐长安石经补证之。戴震叙述校《仪礼》之难时，不无感慨地说：“《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于如是也。今参考诸本，一一厘正，著于录焉。”②《仪礼识误》的提要重点评述该书对校补《仪礼》的重要性。戴震说：“是书存而古经汉注讹文脱句藉以考识，旧椠诸本之不传于今者亦藉以得见涯略，其有功于《仪礼》，诚非浅小。”③《仪礼集释》的提要中，戴震考得李如圭与朱熹同时，提要同样着重评述该书对校补《仪礼》的作用。《仪礼释宫》的提要指出该书是考论古人宫室之制，仿《尔雅.释宫》而条分缕析之。戴震指出：古代宫室皆有定制，历代屡更，渐非其真，读《仪礼》也不能备知其详，该书能予解答。戴震还强调阅读该书的历史主义的态度：“甚或以后世之规模臆测先王之度数，殊失其真。”①关于《仪礼考证》一卷，是戴震边校补《仪礼》等书边撰著的。孔广森《戴氏遗书总序》曾说：“君入书局分淹《礼》，乃取忠甫（张淳）《识误》，① 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175 页，中栏。
② 同上，159 页，上栏。
③ 同②，中栏。
① 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160 页，上栏。
德明（陆德明）《释文》，殚求亥豕之差，期复鸿都（贾公彦）之旧，互相参验，颇有整齐，削康成（郑玄）长衍之条，退《丧服》厕经之传。”②该书段玉裁曾称未见过。
关于校补《大戴礼记》和《仪礼》，段玉裁曾说：“《仪礼》、《大戴礼》二经，古本埋蕴已久，阐发维艰，先生悉心耘治，焚膏霄分不倦，至于身后??又况自生自所著述，亦刻无少休。”③今天，文史工作者能读到这些书的经典定本，怎能不由衷感激扫除其尘封，还其本来面日的拓荒者！能使这类书成为经典的善本，定本，其功至巨，其业至艰，亦可以想见。《大戴礼记》校定后，孔广森有《补注》十三卷。《仪礼》校定后，凌廷堪有《礼经释例》十三卷，发现了若干重要原则，如通例四十，饮食例五十六、宾客例十八、射例二十、丧例二十一、祭礼例三十、器服之例四十、杂例二十一。继则有张惠言的《仪礼图》，不能图者则表。如此等等，皆以戴震《仪礼》的定本为基础。
前面提到，戴震研究礼学是以江永的《礼书纲目》为基础的。戴震治礼，当然是以考据、校勘见长，这都是广义的历史科学文献学的功夫。值得注意的是，戴震治礼还能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观察之，四篇关于《仪礼》的总目提要写成书录史，还明确主张后人读《仪礼释宫》要有史家的眼光，诚为可贵。最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在考释井田制的做法后，用历史的眼光分析了井田制兴衰的原因是统治者对老百姓的态度，分析了井田制被废的后果，不管这种分析是否对，但其视角则是历史的。戴震说：“先王不使出赋税之民，治洫与浍，而为法令民治洫浍者，当其赋税。故农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责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毕以供上，于是洫浍不治，井田所由废也。中原膏土，雨为沮洳，水无所泄，暘为枯尘，水无所留，地不生毛，赋减民穷，上下交病矣。”①在经学考据中寻找历史的线索，本来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戴震是精于经学考据的，但他并不缺乏历史的眼光。
② 转引自《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8 页。
③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8 页。
① 《匠人沟洫之法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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