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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七经小记》 一、宏大的著述计划
《七经小记》是戴震制订的宏大的著述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贯串戴震的一生，《七经小记》的各部组成，又形成了戴震的全部思想体系。正象研究戴震思想体系要从不同的方面逐一深入那样，研究《七经小记》也要从其各部组成分别人手研究，而这又是与戴震思想体系平行不悖，互相对应，甚至因两者过分接近而重合，然而，在深入研究戴震之前，从宏观上把握《七经小记》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戴震治学的自定规划，而其逐一分步实施又耗尽了他的毕生精力。
《七经小记》写作计划的正式提出，大约是在进京以后经过前期第一阶段的学问蕴蓄，著述成功，第二阶段朴学理论的完善，戴震酝酿成熟新的著述计划。因为段玉裁在京闻戴震朝夕言之，曾以戴震所言告钱大听，故可证《七经小记》著述计划的提出在进京以后。大凡学问到家，思想成熟以后，提出新的庞大而系统的巨型计划常是情理中的事。然而，这一计划的本身，又是逐步完善的。它上及仿《学礼篇》之作的《戴震集》诸记，下至《孟子字义疏证》。后者当然不会在戴震思想前后期交替的年代里提出。
著述《七经小记》的目的，深明其志的学生段玉裁说：“《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①以《孟子字义疏证》来治经，可见著述《七经小记》的最终大旨为变经学为新时代的哲学或称新理学。戴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改造和创新，完整地体现在《七经小记》的全部计划中。
“七经”的提法，是一个颇为别致的叫法。儒家的经书，最初有“六经”（也叫“六艺”）的提法，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和《春秋》。《乐经》今已不传。古文经学家认为古实有《乐经》，因秦毁而亡，今文经学家认为古无《乐经》，乐包括在诗与礼中，实际上只有“五经”。戴震的“七经”，正是“五经”之外再加《论语》、《孟子》。段玉裁说：“所谓‘七经’者，先生云：《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是也。”②戴震的“七经”排除《乐经》，主要是从有无专门的文献可证，面对事实，便于著述考虑的，与今、古文经学家之说无关。汉代也曾有“七经”之说。汉武帝只设“五经博士”，但汉提倡“以孝治天下”，至东汉“五经”而外增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戴震的“七经”，舍《孝经》而增《孟子》，当然是颇费斟酌，也是合乎戴震思想的内在逻辑的。和宋代以后传统称说的十三经相比，戴震的“七经”，合并了十三经中的《周礼》、《仪礼》、《礼记》，而取六经中的《礼经》，去十三经中的《春秋三传》而取六经中的《春秋经》，此外，还去掉十三经中的《孝经》、《尔雅》。戴震开列的“七经”中去掉原十二经中的《尔雅》，似乎是费解的，戴震从小研习《尔雅》，后又著《尔雅文字考》，怎么反面将《尔雅》从经书中取消呢？这是与戴震对《尔雅》的认识有关的。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戴震认为：“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①“《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②原来是戴震将《尔雅》看作通经的工具书而非经书本身，这一识见也是符合实际情形的。《尔雅》是作为解经的工具书或名书（中国古代的逻辑书之一种）进入十三经的。晋代郭璞在《尔雅》序上曾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 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莫近于《尔雅》。”郭璞的话实际上已讲清了《尔雅》作为通古代文献的工具书、基础书的性质。戴震的“七经”不把《尔雅》作为经书的本身，是客观的做法。再则，不把《尔雅》看作“七经”之一，不等于不去研究《尔雅》，恰恰相反，《七经小记》有训诂篇，是要讲运用《尔雅》以通经的方法的。
《七经小记》的目的既然是为治经而作，那么，不论何种学问，治学的本领首先还在于固基础，通门径。由于“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训诂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矣。”①前面三句话是讲如何治经入门，那就是要懂得“分其大类，各究原委，从语言文字、天文历算诸自然科学入手”，后面一句话是讲循此治经之要诀而形成的《七经小记》的内部构成，有专讲语言文字的《训诂篇》，有讲述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的《原象篇》，有应是本之于礼经总论，贯通《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的礼学著作《学礼篇》，有以水脉走向为主的地理学著作《水地篇》，有探求人类情性的《原善篇》等。从其写作缘起和内部构成看，《七经小记》是经学方法论的教科书，或称经学教科书，或称“经学学”。如称其为“经学概论”，则言之大轻而其内容实深。总之，讲述经学人门和登堂入室的方法、方法论，是该书的基本性质和最终目标。
《七经小记》的五大构成，段玉裁还曾作过具体说明。关于《学礼篇》，他说：“《学礼篇》，先生《七经小记》之一也，其书未成，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今《文集》（按：指经韵楼本《戴震文集》）开卷《记冕服》、《记爵并服》、《记朝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糯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括发免髽》、《记淫带》、《记缫藉》、《记捍决极》，凡十三篇，是其体例也。”②作为经学学的《七经小记》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学礼篇》，应当是囊括十三经中“三礼”和《大戴礼记》的方法学探究，可惜其书未成。段玉裁揣其体例是“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并举出了今本《戴震集》中的十三篇记作为《学礼篇》全书体例的范本①。段氏的悬揣是有道理的，体现了清代朴学精神，他的意思是说，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1 页。
② 同上，52 页。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482 页。
① 段氏《年谱》虽然讲了“今《文集》中??凡十三篇”，实际只举了十二篇，遗漏了第二篇记《记皮弁服》一文。今本《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本）为凑足十三篇，标点成“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记》??《捍决极》凡十三篇＼误。应标成“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记爵弁服、??《记如果《学礼篇》成书，将会针对礼学中众说纷坛的问题作出辨证，所举出的礼学十二记正是这样的经学论文，犹言《论冕服》、《论爵弁服》、《论朝服》等等，这种“论”是朴学之“论”，离不开注释、疏证，是以语言文字学、文献学观点而论，或者说，这是更为广义的历史学、文化史学的史论，而不是狭义的历史学论文。写作十三记，汉宋并举，但实际上还是更多地偏重于重制数的汉学，故十三记中名物考证、古制诠释、文献验证占绝大多数，充分体现出戴震治礼学的朴学考证精神。关于《水地记》，段玉裁曾说：“《水地记》，亦《七经小记》之一，使经之言地理者，于此稽焉。”②今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收有《水地记》一卷，原本曲阜孔氏微波谢本。洪榜著《戴先生行状》说：“《水地记》三十卷，先生卒之前数月，手自整理所著书，命工写录，亦未及竟。”可见其规模之大及传今之少。戴震是一位地理学家，对水文地理、山川地理、古代地理尤有研究。传说青年时代居家自砺时，就修筑了珠塘坝拦洪蓄水，以治当地水患。他还曾多次应民政、测绘部门的聘请，校阅地图和户籍册，文书图册，杂错堆迭，戴震“批图览册，有谬误，即图上批示，令再图以进。户吏始不服，及亲履其地，果如先生言，无不惊叹以为神。其治事精敏类如此。”①戴震继承明清以来的史地学传统，著《水地记》数卷以明经，不仅拓宽了治经视野，体现经国济世，而且可看出戴震以史地与经书并行不悖，在治经的同时独立发展史地学的科学思想。关于训沽篇，段玉裁曾说：“《训诂篇》亦先生《七经小记》之一。经学非诂训不明，先生欲作此书而未及，为《转语》二十章，亦未卒业。然《尔雅文字考》、《方言疏证》犹存，亦可稍窥涯略矣。”②《训诂篇》既是《七经小记》之一，因而它是为解经服务的，然而因《转语》、《声韵考》、《声类表》、《六书论》、《方言疏证》等宏篇巨制的著述，形成了高于解经的语言文字学科学体系，形成了语言解释学体系，因而可作更高层次的研究。关于《原象篇》，段玉裁说：“《原象》凡八篇，一篇、二篇、三篇、四篇，即先生之《释天》也。初名《释天》，以《尧典》‘璇玑玉衡’、‘中星’、《周礼》‘土圭’、《洪范》‘五纪’四者命题，而天行之大致毕举。璇玑玉衡，汉后失传，先生乃详其仪制于四篇之未。五篇、六篇、七篇，即《勾股割圆记》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则为矩以准望之详也。《迎日推策记》亦旧时所为。玉裁与《释天》皆于癸未（1763）抄写，则成书皆在壬午（1762）以前可知矣。至晚年，合九篇为《原象》，以为《七经小记》之一。天体算法全具于此。”③围绕《七经小记》的《原象篇》形成了戴震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同《训诂篇》一样，应在其自然科学思想中专门阐述。关于《七经小记》中的《原善篇》和《孟子字义疏证》等，段玉裁曾说：“《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户部所刊《戴氏遗书》（第九），合为一册。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见于户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于癸未（1763）抄写熟读矣，至丙戌（1766），见先生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仍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比类、合义，古贤圣之言理义，举不外乎是。《孟子字义疏证》亦捍决极》凡十三篇”。段氏遗漏了一篇。
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483 页。
① 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56 页。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③ 同上，481 页。
所以阐明此旨也，为《七经小记》之一。先生之学，上承孔孟，于此可见。”①《原善》三篇、三卷和《孟子字义疏证》等的著述，标志着戴震完全越出经学藩篱而进入哲学，而且是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独具特色的新哲学。更应专门阐述之。
总的说，《七经小记》虽然以经书为对象，但深刻地体现了顾炎武“理学即经学”的进步学术思想，围绕讲论古经，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内作出了独特、完整的建树，形成了独立的门类科学思想和哲学世界观学识。例如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历算）、文献学、史地学、哲学等的专门学问及其门类科学思想，《原善》等所包含的新的世界观。从以最纯粹的传统学问命名的《七经小记》看，戴震也远不止是经学家、考据家，而是近代早期启蒙时期的一名科学家和思想家。
从《七经小记》的五大部类及其近代科学的内容和构想看，《七经小记》不啻是经学教科书，简直是近代科学的大全了。光《水地记》三十卷通观古今地理就很可观，更不必说其他了。戴震提出著述《七经小记》的宏伟规划时，曾告知金榜。金榜说：“岁不我与，一人能有几多精神？”，戴震答道：“当世岂无助我者？”戴震年轻时身板坚强硬朗，穷困不堪，生活无着时也能每天行走二百里。戴震与段玉裁谈及这一著述规划时，已考虑到能否完成的问题，戴震对段氏说：“余乖于时，而寿似可必。”表示充满信心。后来段氏又把戴震的话告诉了钱大听，钱大听说：“天下固无可必之事也。”意思是说，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要成功的事，只能摸索着试试看。钱氏的话意固然是很客观的，但对自立大志，筹思宏伟著述的戴震来说，却是应当而且必须充满必胜信念的。因而钱氏的话对戴震并不适用，几乎是一瓢冷水。段玉裁鉴于《七经小记》未能全部成书，感慨地说：“假令先生如申公、伏生之年，安见不如其志哉？”①所可庆幸的是，《七经小记》这一宏伟工程大部峻工，特别是集中体现近代科学精神的语言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部分更为突出，因而在传统经学和近代自然科学的两块丰碑上都镌上了戴震的名字。钱大听关于《七经小记》的不祥之兆，只是小部被言中。还应指出的是，《七经小记》虽然没有全部成功，但戴震有关治经的思想在别处却得到阐发。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经部提要有的出于戴震手笔，但尚需具体加以鉴定。清李慈铭（1830—1894）《越缦堂日记》曾说戴震在四库馆校书时负责过经部，亦撰有提要。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1 页。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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