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治经时要考证
治经时要考证经典名物，弄懂文献中的天文、历法、史地、音韵、律吕等，为通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当然是个书本求知的方法，今天看来，光有这些并不能真正弄懂，还需要科学的分析方法，辩证的综合思考，和当时的时代条件、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等等，都是通经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那些基本知识，那就连门限也没有蹩进，根本谈不上弄懂。仅就通经中的考证名物而言，戴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反映了一代宗师治学的广袤视角和谨严求实精神。他有感于自己的治学过程，深有体会地说：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诂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汉未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①，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槷，毫厘不可有差②。这里戴震已经提到研究文献、通经中的中法和西法的比较及其应用问题。如天算中的勾股，西人用三角，但“三角”之法穷而必以“勾股”御之。在戴震看来，只有懂得中国传统的“勾股”，方能“法之尽备”，无往而不能释疑解难。无疑，戴震的考证名物的方法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研究古典文献，乃至一切历史科学的基本功。考据，多为后世所诟病，其实，它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考据，本质上是个知识论方法，是个以书本知识为主要领域而进行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应该说，考据学是包含着这一“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的特质的。问题是，求实的研究不应仅限于书本，而应该是实践性的研究。戴震的时代，自然科学已逐渐成为独立的科学系统。戴震以当时尚属先进的我国自然科学成就诠释群经，在古代学术史上再辟一治学门经，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从此，经典名物的考证在有清一代蔚成风气，以自然科学诠释若干疑难成为不可缺少的治经内容，大大拓展了治经和治学的新路，也为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找到了国家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5 页。
① 戴震误，应为九寸，见本书24 页注③。
② 《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至184 页。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18 页。
学术：经学的发展框架，从而为乾嘉学人在自然科学方面大显身手打下了基础，这对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又是极有利的。当然，这一自然科学为阐释群经服务的指导思想也有其明显的不足，虽然事实上并没有使自然科学成为经学的附庸，但前期戴震的主张还多半停留在古代文献范围内的“格物致知”，尚缺乏实际的观察和实验科学精神（在实际进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补充），因而又不利于把自然科学大踏步推向前进。但和儒家传统中一贯轻视自然科学的做法相比，戴震的这一治学主张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加之他本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成就，无疑对清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其三，戴震批判
戴震批判陆九渊、王阳明的“尊德性”，为朱熹的“道问学”张本，除了表明他前期不反程朱的立场外，事实上也是从学术渊源上阐明“以词通道”，力戒空疏，考证名物，博物求知等一整套方法的正确性。考证离不开淹博，淹博是“道问学”的必然，章学诚曾就宋儒朱陆分疆，不可调停，承朱熹之学者必为博学多闻等阐述过自己的看法。他说：“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垢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伯厚（王应麟）诸公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①章学诚还历数朱熹一传至五传，实际上以和他同时代的戴震为殿后。他说：“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干）、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则入于辞章，学则流于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②章学诚所说的“生于今世”者，就是指乾嘉学人，尤指戴震。章学诚是明确地视戴震为朱熹宗传的第六代的。章氏的论述，无疑是戴震早年学宗朱熹的一个有力旁证。同时，章氏还指出这一派的特点是多学而识，寓约于博。至于这一派发展到乾嘉，尤重名物考证和自然科学知识对治经的作用，章学诚也是深有所知的。他说：“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余也。抑亦后起之智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①十分清楚，章学诚把考证名物，解其天象历法，看作“实学求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章氏的这一段话，简直就是针对戴震所说的“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不能卒业”一语而发的。如果象“乃命羲和”这一类问题不能索解，不了解“前人遗蕴”，那只能因① 《文史通义校注·朱陆》，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262 页。② 同上，264 页。
① 见《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三·朱陆》，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264 至265 页。不淹博而造成“识不足”，故戴震曾谓治经“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这里，章学诚的看法与戴震早期的见解如出一辙。
其四。戴震提出 “十分之见
1755 年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提出的“十分之见”，其实质就是强调“识断”，即治学的“见识”。前面提到的“以词通道”，考证名物，寓约于博，都不过是求得“十分之见”的方法和手段，如不循此途径，“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戴震认为，非“十分之见”的种种议论，只能“徒增一惑”，成为“识者之辩之”的对象。经有识之士数辨，而后乃达“十分之见”，“十分”为“极致”之意。见解可以臻于极致，但朴学的求真认识并不封闭。实际上，戴震求“十分之见”的极致是一个认识过程。梁启超曾把“十分之见”与“非十分之见”当作科学的定理与假说之分①。钱大听曾谓戴震之学的根本之点是“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②，而对于他人的真知灼见，没有不加以虚心吸收的，钱大听曾说戴震“亦不过（按：过分）骋其辩以排击前贤”③。余廷灿论戴学一段，也是对戴震“十分之见”的一个最好的注释。他说：“有一字不准六经，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不为歧旁骄枝所惑，而壹禀古经，以求归至是，符契真源，使见者闻者，洒然回视易听。”④这里说的“至是”亦即戴震的“十分之见”的“极致”。戴震提出的“十分之见”，其实是他个人早年治学的甘苦阅历的结晶。就在给姚鼐的信中，他表达了个人的治学体会：“昔以为直者，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者，今见其坳”。真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完全道出了笔耕不止的一代学人反复实践，殚思竭虑，一步步向真理逼近的过程。
为求学问的“十分之见”，戴震主张以高尚的学德保证之。他说：“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事事不苟，犹未能寡耻辱，念念求无憾，犹未能兔怨尤，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①为学需解蔽，这就是戴震的结论。这蒙蔽来自两处，一是受别人的蒙蔽，一是自我的盲目性，受自己的蒙蔽。种种蒙蔽中，名利可能成为最大的蒙蔽，受名利的蛊惑，或者攻击他人抬高自己，或附骥他人煊赫一时。有了此类“蔽”，决不能闻道。为学受人受己蒙蔽，还是个识力不足的认识能力问题；追逐名利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个品质问题。大凡治学之初，易被人牵着鼻子走，难成定见，一旦初见成效，又极易产生自我盲目性，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从而“以己自蔽”。认识此“两蔽”不易，认识后在行动中去此“两蔽”更为不易，这无疑需要反复的治学实践和长期的学德修养。戴震前期论学强调“闻道”中去其“两蔽”，可谓一代学入兼哲人的自我反思而得出的至理名言。在认识并实行去人蔽的基础上，前期戴震得出了汉儒、宋儒“得失中判”的结论，告诫人们不要让汉儒、宋儒蒙蔽自己，这一观点到了可能是戴震后期著作的《与某书》中进一步发展。在认识去己蔽的基础上，就在这一封给姚鼐的信中，明确表白了自己不愿好为人师的态度，拒绝了姚鼐的从师要求，把师生关系的含意置于严格意义上的古师友同道上。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一。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戴震传》。
③ 同上。
④ 余廷灿《戴东原先生事略》。
① 《答郑丈用牧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6 页。
其五，戴震前期论学，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问题，
戴震前期论学，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问题，这是对一代学术畛域的新的建构。《与方希原书》中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夫以艺为未，以道为本。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其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①戴震这段话，将古今学问分而为三，文章为其中之一，而对文章，不排斥其有道，文章同样是可以载道的。特别象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是载道之大本。学问为三，义理居其首，义理之学，研核天下之大道。有了前面所列戴震早期论学的几个要点：以词通道，考证博洽，问学重知和极致之学识、学德，就不难懂得到达“义理”之路。后来，戴的学生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补充说道：“始玉裁闻先生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玉裁窃以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还说：“后之儒者，划分义理，考核、文章为三，区别不相通，其所为细已甚焉。”段玉裁的理解不完全符合戴震的原意，段氏主张义理来自考据，文章也由考据而得。这是在清代考据学盛行，而段玉裁又不完全能理解、欣赏戴震哲学思想的情形下所作的一种略有扭曲的看法。如前所述，将戴震关于义理、考据、文章的划分放在他早期论学的系统中考察，方能看出其“闻道”统贯于三者的学理逻辑。关于古今学问三分的思想，古已有之，但如此明确、完整的表达尚属首次，在古代史传中早有所谓儒林、文苑之分，宋代以后更增设了所谓“道学传”。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立言》所云“今人之学者有四”，即分为“儒”、“文”、“学”、“笔”。《程氏遗书》卷十八载程颐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又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程颐完全将学问的三分对立起来，当然是出于理学的考虑。正如戴震所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①相较之下，段玉裁可说是“得其制数”的人，程颐是“失其制数”的人，而戴震则是强调“闻道”。“义理”、“考据”、“文章”的三分及其关联，也是戴震本人强调的“十分之见”的一个样板，这是一个古今学问畛域的宏观范畴，在彼时彼地的时代学术条件下，戴震的三分说较少片面性。
① 《与方希原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9 页。
戴震早期对学问三分及其术语的提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义理、考据、词章的说法至今仍在使用。在当时，戴震的提法问世后，简直成了学界的口头语言，影响所及，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与戴震同时代的刘大櫆（1698—1777）从文章之学本身的要求出发，提出了理学、考据学、经世济民致用之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9 页。
学，作为文章的内容。此后，姚鼐继方苞（1668—1749）的“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和刘大櫆义理、考据（又称“书卷”）、经济为文章之实等说之后，受戴震、段玉裁的影响，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统一论。姚鼐说：“余尝论学问此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②姚鼐还表彰了王昶丰富的阅历见闻对其义理、考证、文章的帮助，表彰他善于运用独得天厚的条件，且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而获得的极大成功。王昶恰恰是戴震的知交，他在《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中说：“定交之久，与知东原之深，莫如余也。”姚鼐说：“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①与此同时，姚鼐还批评乾嘉年间的考据是“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批评言义理者是“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他们的共同毛病是：“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之所以如此，是“其故由于自喜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②。这里，姚鼐批评程朱理学的某一方面的不足，也批评乾嘉的汉学考证，甚至可以说是直接针对戴震的。姚鼐对专宗汉学，崇汉抑宋之风是不满的，认为“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③，已不满到将考据学和时文作者同等视之了。这有其一定的片面性，但姚鼐在学问“三分”问题上与戴震是有共识的。在“三分”的术语提法上完全一致，却不取方苞、刘大櫆的提法。对此，曾国藩曾说过：“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道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④除此而外，姚鼐还承认汉学“非无有善”，其“博闻强识”也是有助于学问的，因而主张吸收，以为文章增色。《与陈硕士》说：“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并且还得出了与戴震庶几一致的结论。他说：“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①也就是说，文以载道，方有可能成为“十分之见”的极致之文。所有这些，都可看作戴震首创的“义理、考据、文章”之分在文章学和文艺批评领域内的反响及其新发展。戴震的学问“三分”说影响是极深远的。② 《（述庵文钞）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① 姚鼐《<述庵文钞>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② 同上。
③ 姚鼐《复蒋松如书》。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④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见《曾文正公杂著》，载《曾文正公全集》。① 姚鼐《敦拙堂诗集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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