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三月的重庆，仍旧是潮湿和阴冷。
蒋介石接到戴笠的那份电报后，整整有好几个小时没有说话。他把电报的内容反复地看了多遍，怎么都觉得戴笠是在向他作最后的通牒。那电文里所用词句，似乎是一把把锋利而有寒光逼人的剑，直指他的致命处。此时，蒋介石更感到在这之前对戴笠的戒备和警惕没有错。如果说，在这之前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结盟，以及戴笠秘密组织“警坛社”，已引起蒋介石的高度紧张的话，但这毕竟他还能掌控得了。而此刻，戴笠以视察为名在外多日，并且在多份电报的催促下也迟迟不肯回重庆，这使疑心重重的蒋介石更加担心戴笠会不顾一切地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特别是蒋介石已断然拒绝了美国海军让戴笠主管中国海军的提议，这虽然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作出的决定，但蒋介石相信戴笠很快会通过美国的渠道而得到消息。在这之前，蒋介石在这问题上采取的是模糊政策，因为他要用戴笠这个人，而现在他对美国人的提议从内心里反感。话说白了，就是美国人提出给钱和给装备，蒋介石也不会把海军的权力交给有美国背景的戴笠。就在戴笠在平津的这段日子里，蒋介石对海军机构进行了改组，免去了陈绍宽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宣布成立了海军署，海军署署长由已是军政部部长的陈诚兼任。这对戴笠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就像在田野辛苦劳作的农夫，到头来什么收获也没有。所以，戴笠在蒋介石的电报里充满了情绪也就能理解了。但蒋介石首先想到的不是理解而是威胁，戴笠此人的心计他是十分清楚的，再加上军统这个组织实在是太庞大了他不能不防。于是，蒋介石召见了宣铁吾。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与蒋家父子都有着特殊的关系。虽然，这次谈话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没有详细的记载，但绝对与戴笠的命运有关。
蒋介石召见宣铁吾的当天下午，宣铁吾秘密地离开了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连续两次给戴笠电报，要他速回重庆参加七人会议。
戴笠知道这次无法再以其它理由而拖延，他在离开北平前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军统会议。会上，戴笠当着大家的面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是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从十多天的会议情况看，未出我的预料，对我们军统局是毁誉参半。有人说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要打倒也好，要取消也好，这我全都不怕，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我这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委员长的旨意。只要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尽管戴笠没有把想表白的意思说的很露，但在场的人还是能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他已经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并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的局面。也就在这天晚上，戴笠约见了正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他出乎意料地把军统多年来的家底和重要的工作向郑介民细致地作了介绍。郑介民被戴笠的做法搞懵了，而戴笠也不向郑介民说明这样做的原由，顿使郑介民有了种凶险难测之惑。
那么，戴笠是否已预感到了什么呢？
这戴笠不说，没有人能知道。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近中午时分，也就是戴笠离开北平的第三天，他的专机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了。没有过多少时间，蒋介石在重庆接到了宣铁吾的电话，说戴笠的飞机会在途中因缺油而坠毁。
果然，几个小时后戴笠与他的专机在南京附近坠地而亡。
戴笠是死了，死得非常突然。
远在西北前线的胡宗南，接到毛人凤打的电话后当即乘专机赶到了南京。当他走进灵堂见到戴笠的遗像后，便禁不住泪水纵横，立即抚棺痛哭了起来，一时悲哀不能自抑。在一旁侍候的沈醉等人触景生情，含泪劝解胡宗南节哀保重。当胡宗南收声止泪后，向沈醉等人询问了戴笠专机失事的具体情形。当听说飞机失事是因为气候原因引起后，胡宗南站在戴笠遗像前好久没有说话。过后，胡宗南原本打算去戴笠坠机现场观察一番，因听说现场那边不通汽车只好放弃了。临走时，沈醉把一套为戴笠收尸时拍的照片送给了胡宗南。胡宗南收下后，又绕棺走了两圈后才离去。
在上海的杜月笙是在打牌时得知戴笠的死讯的，当时他惊愕得好半天缓不过气来。自从杜月笙回到上海后，因受到蒋介石的抑制未能捞到一官半职，心情十分不好。多亏了戴笠从中化解劝导，又在处理肃奸案件中给了杜月笙不少的面子，才使杜月笙重新振作了起来，并准备继续与军统合作，在上海滩大干一场。而且在这之前，戴笠已给杜月笙传来消息，他要从天津带人到上海来，与杜月笙商量创办北洋通商银行的事。可戴笠怎么就突然死了呢？想到这里，杜月笙悲痛不已。为了表示对戴笠的悼念，杜月笙以通济公司的名义向军统局赠送溥金法币二十亿元，并吩咐通济公司的总稽核将这笔巨款的支票送交给正在南京的毛人凤。毛人凤认为这笔巨款应交给戴笠的家属，随后又让通济公司的人把这笔巨款带回上海交给了戴笠的儿子戴藏宜。以后，杜月笙还常去南京的灵谷寺祭扫戴笠的坟墓。
正被软禁着的周佛海是过了许多天后，才知道戴笠已离开这个世界了。当时周佛海就仰望长天，绝望地喊道：“雨浓死了，我也完了！”戴笠既死，还能指望谁出来讲话？也就是说，戴笠以前的种种许诺已完全落空。周佛海觉得，任何一个戴笠的继任者都不会有戴笠的那份胆识和魄力，也不可能有戴笠与自己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和友情，当然也不会承担任何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为了下一步的活路，周佛海再三考虑后觉得，只有趁军统各方面的人事尚没有大的变化之前，诉诸于法律，抖落内幕，说不定还有希望。其实，周佛海不要求上法庭，军统也会因顶不住压力而把他们交出去。一个月后，军统局将周佛海等人移送到了南京老虎桥监狱。不久，周佛海虽然施出了浑身解数，但还是被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判处了死刑。后来，由于周佛海的老婆以要公布当年戴笠转给周佛海的那封“知名不具”的密信相威胁，蒋介石才发布了特赦令，将周佛海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如果说戴笠的死，使胡宗南失去的是盟友、杜月笙失去的是靠山、周佛海失去的是救星，那么对当时的张学良来说更增添了许多的凄凉和迷惘。张学良自从被蒋介石软禁后，一直到抗战胜利先后换了十二个地方，长的是两年，短的只有三天。而每一次迁徙戴笠都亲自来现场过问，可以说在整个软禁中，张学良接触到最多的要员就是戴笠了。抗战胜利后，张学良本指望蒋介石能释放他，即使是判刑关押的时间也差不多将满。所以，张学良多次带信想与戴笠见面，了解蒋介石最终会如何安排自己。戴笠本应与张学良见面，但因忙于接收和肃奸工作没能抽出身来。但戴笠觉得与张学良毕竟是朋友一场，经请示蒋介石同意后，另派东北籍的参政员莫德惠作代表去看望了张学良。莫德惠给张学良带去了蒋介石送的欧米伽手表，意思是张的囚禁时间是无限期的。张学良明白了这层意思后，把自己在瑞士买的菲利浦派克牌金笔让莫德惠带给蒋介石，含蓄地暗示“关押十年，已经期满”，应该释放他了。可是莫德惠把那枝笔带走后，却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可就在张学良再次想到戴笠时，沈醉带信来说戴笠死了，这使张学良低落的情绪又添了份伤感。
戴笠死了，蒋介石终于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戴笠确是位特工奇才，对这蒋介石是早就心里有数的，否则他当时不会力排众议，把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位置交给戴笠。而戴笠自从在南京中山陵受命后，的确干得十分出色。蒋介石在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戴笠都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蒋介石用人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即既要是人材又要是奴才，两者缺一他是不用的。戴笠可以说是个典型的这样的人物，他的奴性超过了所有国民党的官僚和新贵，他的才干则比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官僚或新贵都不逊色。戴笠不但办事干净利索，思考周全，尽量避免给蒋介石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能处处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体念蒋介石的苦心，使两人的协调到了相当默契地步。但是，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不同于国民党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它以秘密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特别是经过抗战，由于戴笠的才智和努力使军统组织的神经延伸到了国民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种无形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戴笠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到后来恐怕连蒋介石也说不清和道不明了。尽管，后期戴笠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演越烈，但蒋介石因为没有弄清戴笠的真实实力而迟迟拿不定主意。也正因为蒋介石猜忌和戒备的心绪越来越重，使得十多年来戴笠和蒋介石之间形成的那种依赖和信任荡然无存了，随后出现在蒋介石面前的戴笠无疑成了威胁。当蒋介石感到这种威胁他已无法掌控后，那么戴笠当然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命运已经决定了戴笠，在这个时候必须踏上死亡之路。
当时，美联社发布的新闻中说：“……中国秘密警察头子，战时中美合作组织首领，传奇性的戴笠将军死了。他的死，似乎完全与他活着时候一样神秘……”
是的，戴笠的突然死亡确实有着许多的蹊跷，但没有更多的人去怀疑，或者说人们不愿也不敢去过多的猜测。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军统局在重庆隆重举行了戴笠的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并在众人面前流了泪。做为乱世中一统中华的政治家和独裁者，蒋介石性格刚毅和冷酷，鲜有动情的时候。他早年亲刺陶成章，一统江山后，又杀邓演达、韩复渠、杨杏佛、史量才：“四？一二”后，千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他的屠刀下血流成河；抗战期间，决黄河大堤，灾民颠沛流离；长沙大火，亲信弟子酆悌一命替罪……凡此种种，蒋介石一念即定，挥手即行，似乎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而此时此刻蒋介石却流泪了，这心情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过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的死举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
四月十三日，北平六千二百人举行隆重悼念活动，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主祭。
五月十七日，济南市举行公祭，山东省主席何思源亲率四千三百人主祭。同一天，贵阳四千一百人在贵州省政府杨森的率领下举行悼念大会。
五月十九日，武汉市八千人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程潜亲率军政负责人主祭。
五月二十日，重庆、成都、昆明三地同时举行公祭。重庆由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王缵绪主祭，参加人数为六千三百多人；成都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主祭，集会人数达五万四千余人；昆明由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主祭，参加悼念人数有四万二千人。
五月二十五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将军率三千七百人，在南昌主祭。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八千二百人举行隆重悼念活动，由杜月笙主祭。
五月三十日，合肥、无锡同时举行公祭。合肥有三千二百人参加，由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主祭；无锡有四千人参加，由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主祭。
六月二日，兰州三千二百人举行悼念大会，由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主祭。
继上述城市之外，广州、福州、厦门、长沙、西安、郑州、沈阳等地也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
六月十一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戴笠为陆军中将。命令的全文是这样的：“故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智虑忠纯，谋勇兼备，早岁参加革命，屡濒于危。北伐之役，戮力戎行，厥功甚伟。抗战军兴，调综军事情报，精勤益励，用能制敌机先，克奏赝功。比以兼办肃奸工作，不遑宁处。讵料航机失事，竟以身殉，缅怀往绩，痛焯良深。该故局长应予明令褒扬，着追赠陆军中将，准照集团军总司令阵例公葬，并交部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勋劳之意。此令。”
六月十二日，南京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葬礼。上午九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官员的陪同下，亲自护送戴笠的灵柩到钟山灵谷寺志公殿。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深表哀悼。
戴笠死后，国民党隆重举行的祭奠活动，极一时之盛。
这使笔者想起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之死。由于隆美尔在北非战役中的辉煌战绩，曾经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后因隆美尔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希特勒以叛国罪要判他死刑。但考虑到隆美尔在纳粹德国的威望，使希特勒在此问题上费了好一番脑筋。最后，希特勒派人与隆美尔进行了密谈，告之或选择自杀，将给予国葬的待遇；或选择审判，将按叛国罪处死。当时，隆美尔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问来人，这是否是希特勒的决定？来人微微地点了点头，隆美尔见此绝望地摇了摇头，而后再也没有说什么。十几分钟后，隆美尔告别了家人，跟着来人钻进了汽车。在离开他家不远的一个寂静的树林里，隆美尔吞下了毒药……当晚，德国对外发布公告，隆美尔因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过后，德国为隆美尔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虽然，戴笠的死与隆美尔的死不能相提并论，但他们两人都被迫而死，而且死后都给了相当高的荣誉。不过，对隆美尔的死希特勒从没有过悔意，但蒋介石对戴笠之死似乎始终处在复杂的矛盾之中。
戴笠死后不久，内战开始全面爆发。
有天，蒋介石与宋美龄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面对着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没有说话。此时，尽管没有人能知道蒋介石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但可以从蒋介石此时的表情上看出他的情感里是不平静的。其实，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在以往的政治生涯里，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是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是能以他特有的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蒋介石作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戴笠已经没有了，虽然蒋介石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是不复存在了，但还能有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每当想到这些，蒋介石的心里就会隐隐约约有一种歉疚和悔意。戴笠终身为蒋介石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一再的失望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尽管国内的所有报纸舆论都说戴笠的死因是天气引起的，但知道真实内情的蒋介石面对这样的舆论还能说些什么呢？
也许是为了安抚戴笠已死去的魂灵，凭吊完毕后，蒋介石决定亲自为戴笠选一处安葬地。后因宋美龄的高跟皮鞋不适合走山路，蒋介石只好对陪同的毛人凤说改日再说。果然半个月后，蒋介石只身在毛人凤和沈醉的陪同下来到了灵谷寺的后山。在一个有水塘的山势旁，蒋介石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取子午向。”蒋介石说完，又要毛人凤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蒋介石对戴笠的后事如此操心，使在场的军统人员感动不已。
可谁会想到，戴笠最终是死在了蒋介石的手上呢？
在戴笠最后的那段时间里，蒋介石为撤消军统局逼着戴笠走向了反面。戴笠死后，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以为此次军统必垮无疑。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蒋介石一反原来的态度，不但决定要把军统组织保留下来，而且当唐纵和毛人凤建议把军统局改为改为国防警察局隶属内政部时，蒋介石仍然指示将军统留在军委会系统内。后来军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后，军统局随着改为保密局，但仍然挂靠国防部，这使国民党内许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不过，蒋介石吸取了戴笠权重震主的教训，在保留军统局原结构的同时，对原军统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缩编，特别是人事上进行了大范围的调动，并撤消了在抗战中成立的许多公开机构。就在蒋介石对军统组织进行改组和缩编的时候，军统内部也为夺取保密局首领的位置而激烈地争斗着。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集中了一批广东籍、留学苏联的、国防部二厅工作出身的特务；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则集中了一批湖南籍及留学欧洲的特务；以毛人凤为首的则集中一批浙江籍的特务，三派之间是你死我活，相互不让。从这三个派别看，广东派职务最高，湖南派能力最强，浙江派人数最多。就实力来说，应该是三派势均力敌，湖南派略微占上风。但是三派斗争的结果，却是郑介民和唐纵先后被毛人凤击败，保密局逐渐成了毛人凤的天下。
当然，这与戴笠已无关系。
戴笠死后，蒋介石曾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为此，蒋介石多次示意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幅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份。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聚会时，向大家提出了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在场的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假使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介石的初衷，很有可能是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相互推诿。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在场的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不浅，与戴笠也有很多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士钊主笔。在众人的一致附和下，章士钊先生自知已不好推辞，稍加思索后，一挥而就：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章士钊廖廖数十字，入木三分地刻划了戴笠一生的特点。章老先生的这幅挽联，作为本书《戴笠死亡之谜》的结束语也是非常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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