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戴笠心里也明白蒋介石暂时还离不开他。

　　于是，戴笠加快了对大汉奸周佛海的策反工作。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策反周佛海可迅速恢复南京和上海等地的军统组织，扭转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二是如能成功策反周佛海，以加强戴笠自己及军统局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周佛海当汉奸前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及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当汉奸后，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通过戴笠建立起来的。戴笠与周佛海本无特殊关系，要说清此事还得从唐生明说起。

　　唐生明是湖南东安县人，是黄埔军校四期生。一九四零年春，时任湖南常桃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与区保安司令的唐生明，突然接到戴笠的电报要他速去重庆。唐明生到重庆后，才从戴笠处知道是要他到上海帮助恢复军统方面的工作。当晚，戴笠就带着唐生明去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见唐明生后就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这个任务只有你最合适。”尽管这任务实在有些意外，但蒋介石的指令唐生明不敢违抗。过后，戴笠给了唐明生三条任务：设法掩护在上海和南京的军统特工人员，并想办法营救已被捕的军统人员；相机转达蒋介石对已当了汉奸的人员会“宽大”的意思，必要时进行联络和策反；抓住时机，与日、伪共同消灭江南共产党的“新四军”。

　　不久，在戴笠的具体安排下，唐生明转道香港到了上海。很快，唐生明与汪伪政府的上层人物交往了起来，而且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没有过多少时间，唐生明被任命为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清乡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处处长。这时，唐生明在与周佛海的交往过程中，周佛海多次打听从长沙到上海的最佳路线，并透露出想把自己的母亲和岳父等亲属从湖南老家接到上海来。唐生明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向戴笠作了汇报，并建议说如要想控制周佛海，最好在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身上做文章。戴笠觉得唐生明的点子非常好，就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等接到贵州，软禁在了息烽监狱。周佛海是个孝子，听说此事后心里非常难过和焦急。他明知这是戴笠干的事，可当上海和南京的报社记者去采访时，他却有意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就可脱险。”

　　虽然，周佛海的话里没有半点对重庆方面的责备之词，但他清楚母亲和岳父等人被戴笠所扣押的原宥，那就是重庆方面想用其母亲和岳父做人质，胁迫他为重庆政府效力。从根本上来说，周佛海也确实没有想与重庆政府分道扬镳，当初他随汪精卫一同出去，完全是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清楚地看到了日本人必败的结局。在这种形势下，周佛海明白蒋介石是不会再走“和谈”这步棋了，而他已经上了賊船欲退不能。如今戴笠以其母和岳父为人质胁迫他投向蒋介石，实际上是给了他一条生路。周佛海经过一番深思便指使妻弟，把军统局的特务程克详从牢房里保释了出来，并发给通行证后让程回到了重庆。程克详临走前，周佛海把他叫到家里密谈了好久，他一再地对程克详说：“我和雨浓是好朋友，我很感激他对我老母和岳父的照顾和保护。今后，他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我力之所及，我一定尽力而为。”周佛海说完写就信一封，让程克详面交戴笠。

　　此时，已是一九四三年的二月。

　　程克详辗转到达重庆后，首先与军统局华东实验区负责人王一心见了面，并当面呈交了周佛海的信件。信中，周佛海表示已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从蒋介石驱策等。在确认了此信为周佛海亲笔书写后，王一心立即将信交给了局本部毛人凤，并由毛人凤转报正在外地视察的戴笠。戴笠闻报后是喜出望外，回重庆后在自己的公馆里招待了程克详。程克详本是文强在淞沪战争中使用的一个基层谍报人员，要是平时不要说戴笠亲自设宴招待，就是程克详想见戴笠一面也是不可能的。戴笠回到重庆就宴请程克详，可见他等待周佛海投诚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了。戴笠深知，周佛海也是头脑机警和考虑问题十分细致缜密的人，他此次让程克详来重庆除了要与戴笠建立联系，更重要的是想试探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是的，以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如果没有得到蒋介石本人的某种承诺，他是绝不会轻易投诚“上岸”的。为此，戴笠宴请完程克详后，就马上把周佛海的信面呈给了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写一封不具名的亲笔信，由程克详带回南京交给周佛海。因为周佛海过去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对蒋介石的字迹是很熟悉的。这样，既可以避免蒋介石因署名而带来的麻烦，也可以让周佛海吃下定心丸而死心塌地地投靠军统。蒋介石觉得戴笠的话有道理，经过一番思考后，亲笔书写了信函一封交给了戴笠。此信的内容是：“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排，望勿忘。知名不具。”

　　戴笠离开蒋介石的官邸回到军统局本部后，对策反周佛海的活动作了进一步的布置：一是将程克详破格提升为军统局南京区长，惟一的任务就是与周佛海联络和对其进行监视；二是从军统局本部内选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随程克详去南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军统局南京站，并利用南京站对程克详进行监视和牵制。过后，在宣布了对程克详的任命后，戴笠在自己的公馆再次宴请了程克详。他在详细询问了周佛海及汪伪集团内部的情况后，针对周佛海亲笔信的内容对程克详说：“只要周佛海能立功赎罪，领袖对他是可以宽大的。这次你重回南京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这里选派文书、译电和报务员各一人，随带机密本跟你同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然后将周佛海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同时，戴笠进一步指示程克详：“你到南京后，要搞清楚周佛海对储备券的准备金到底准备的怎么样了。除此之外，要加紧开展策反工作。我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政府是宽大为怀的，这事你可以见机行事。”戴笠说完，将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以及周佛海母亲和岳父两家的照片交给了程克详，要他把它们转给周佛海。

　　程克详从重庆起程辗转到安徽南陵时，被选定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的周镐化装成商人带着译电员和电台等随后也到了。然后，由周佛海的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派人专程赶到南陵，把程克详和周镐等人分别秘密护送到上海和南京。一切果然如戴笠预料的那样，周佛海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后，才最后定下了投诚的决心。在这之前虽然周佛海已有投靠蒋介石的意思，但蒋介石翻手作云覆手为雨的做法深有担忧，如果尽凭与戴笠间的联络周佛海内心里是极不放心的。现在周佛海有了蒋介石的亲笔信，正如手中有把柄，将来即使蒋介石耍赖他也不怕了。尽管如此，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还是担心地问：“既然是蒋先生的信为何不写名字？”周佛海说：“以蒋先生现在的身份，当然不便于给我这个大汉奸具名写信，这也是蒋先生的小心谨慎之处。不过，我在蒋先生身边做事多年，认得出这信是蒋先生所写。”周幼海似乎对这封信的最后作用仍是不放心，又问周佛海：“信上讲对你的前途予以可靠安排，这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一句话，还有没有其他更牢靠的保证？”良久，周佛海叹息道：“政治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要他拿出更可靠的保证也难。在他们的眼里我还是个汉奸，要我戴罪立功，是给我一条出路，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哪里还能再和他们讨价还价！”说完，周佛海把蒋介石的亲笔信密藏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这封信对他以后的命运将起到作用。

　　戴笠为了拉拢周佛海，也可以说把工作做到了家。当周佛海的母亲在息烽监狱患病后，戴笠立即派人把周的母亲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医治。后来，周佛海的母亲因病难治而死。送葬时，戴笠亲自充当孝子执绋。事后，戴笠把这些已拍成的照片寄给了周佛海，其中有一张便是戴笠代周佛海当孝子跪在灵前的照片。周佛海看后，感动不已，并对身边的人说：“雨浓，做人做事我无话可说！”出于感激之情，在程克详和周镐到达南京后不久，周佛海按照戴笠的意思给了精心的安排。程克详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被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主要掌握军事运输工作。周镐是湖北罗田人，毕业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原为军统局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由于其机警干练和应变能力强而被戴笠看重。选定周镐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南京原来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政权的中心，要把此地的军统组织恢复起来处境十分艰难。加上军统南京站建立后，还有监视周佛海和程克详以及对日汪军政界的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戴笠对手下的人员反复筛选后，最终选定了周镐。周镐依照戴笠的意见，于一九四三年年底将军统局南京站筹集完毕，而且在下面还组建了八个潜伏组。此后，周镐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汪精卫的眼皮底下大搞情报和策反活动，不但被周佛海引为心腹，就是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和常务次长祝晴川等显赫人物，也都在周佛海的引见下甘为周镐所用。没过多少时间，就在伪军委会形成了一个以周镐为中心和周佛海为后台的秘密小集团。自此以后，军统局在南京地区中断了六年之久的活动终于得到了恢复，许多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往重庆。

　　戴笠在成功策反了周佛海后，确实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纷纷倒戈。在伪政府行政方面，戴笠除了控制了周佛海以外，还先后控制了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安徽省省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等。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樾、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都与戴笠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戴笠十分重视对这部分汉奸将领的利用和控制，认为他们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新四军”争夺地盘的前沿力量，因此从多方面加以笼络和争取。伪参谋总长鲍文樾原来是张学良的部下，为了争取他，戴笠多次到贵州桐梓看望张学良，要张写信给鲍文樾劝其反正。张学良也不拒绝，只是提出要一根好渔竿。戴笠明白了张学良的意思后，回去很快命人送来了一根从美国进口的能伸缩的渔竿。张学良见戴笠能解其意，也就很快地给鲍文樾写了信。鲍文樾见信后，自知日汪的大势已尽，也就归顺了戴笠。

　　自从戴笠掌控了周佛海和汪伪政府中大批的高层汉奸后，对汪伪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许多重大部署都能及时了解。有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美国政府也为情报的准确性感到震惊。例如，周佛海随汪精卫赴日本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现状，以及日本军队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回国后，周佛海将这些情况全部密报给了戴笠，然后又由军统局报告给了美国方面。还有，当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特使的身份访问完伪满洲国后，立刻将伪满洲国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伪满洲方面的内幕情报。除周佛海外，凡与戴笠的军统局建立了关系的汪伪政府内的大小汉奸，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竞相向军统局输送日伪内部的各种情报。

　　这里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戴笠借日汪之手铲除了李士群。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早年曾加入过共产党，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中统局逮捕后叛变自首，后被委任为中统局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逃至香港，不久投靠了日本人。一九四零年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和伪江苏省省长，成了汪伪政府里最大的实力派人物之一。随着李士群权力的膨胀，汪伪政府里的许多人对他都有恐惧感。为了抑制李士群的权力过度发展，汪精卫曾秘密指示在行政院下面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目的是逐步削减李士群的势力。同样，李士群的权力也超出了让日本人放心的程度，特别是李士群控制的“永兴隆公司”，在掠夺沦陷区的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上与日军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使日军有了对李士群的势力进行打击或抑制的念头。正在此时，李士群的后台日本军部代表晴气庆胤被调往了华北，接任的柴山中将对李士群持坚决打击的立场，指示“梅机关”的特务头目中岛信一对李士群的活动严密监视，并伺机打击。

　　这一情况很快被戴笠所掌握，而且他也早就有打击李士群的想法。本来，戴笠想把李士群抓在自己的手里，使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特务组织连成一片，这样不但能共同对付日本人，而且也能大大地增强军统局的力量。但是，李士群认为他自己原先在国民党内的根底太浅，原来与戴笠的关系也不深，投靠蒋介石后不见得会有多大的好处。为此，李士群对戴笠的劝说置之不理，并继续与军统作对，成了军统策反和控制汪伪力量的一个障碍。恰好在这段时间，戴笠要配合美国筹备开辟第二战场，大批的特工人员将东调南下，若不尽早铲除李士群的力量，将直接影响到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计划的实施。于是，戴笠不得不要对李士群下手了。为了稳妥起见，戴笠致电唐生明向他征询杀李士群的计策。唐生明平时与李士群的私交不错，接到戴笠的电报后反复考虑了很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汉奸内部或是利用日本人与李士群的矛盾下手较好。戴笠得到唐生明的建议后，就给程克详发了电报：“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与周佛海等诸兄弟筹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戴笠知道，周佛海与李士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俩人为了争夺经济和税警总团的控制权结怨极深。这次，戴笠让周佛海出面除掉李士群，一是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二是想考察周佛海是否已真心投靠蒋介石。戴笠的用意其实周佛海的心里非常清楚，但他同样也明白仅靠自己的能量还不能致李士群于死地，必须要利用日本人的手才能办到。

　　周佛海经过煞费苦心的考虑后，让税警总团的副总团长雄剑东想方设法地挑起了日本宪兵队冈村中佐对李士群的仇恨。不久，冈村中佐在家中设宴，以调解李士群与雄剑东的矛盾为借口，邀请李士群赴宴。席间，冈村中佐在李士群的酒里下了毒。过了二天，因中毒李士群死于苏州的寓所内。李士群死后，戴笠给周佛海下了新的任务，要他积极扩充军队，准备将来在京沪杭地区配合反共作战，防止被新四军占领。为此，戴笠让周镐配合程克详帮助周佛海收买伪军。一九四四年戴笠第二次陪梅乐斯巡视东南沿海时，戴笠要周佛海设法把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的部队从华北防区调到扬州一带，日后好配合美国海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孙良诚的部队有三万多人，要把这么多人的部队调到千里之外，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周佛海为了“将功赎罪”，竟然不惜血本花费了六千多万伪币，硬是把孙良诚的部队调到了扬州一带。

　　戴笠在策反和控制汪伪政权的上层人物的工作上无疑是成功的，特别是策反周佛海成功后，就等于掌控了汪伪政权的半边天，对这蒋介石是满意的。为此，一次戴笠在视察西安地区的途中不料得了肺病，蒋介石得知后立即手书慰问：“贵恙如何，甚念。希珍重为盼。”戴笠接到蒋介石的手书后，尽管心情激动，但他仍然明白蒋介石对他的戒备和警惕并没有放松。于是，戴笠加紧了与国民党内实力派人物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联合。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四年底，蒋介石的手下基本上形成了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除陈诚与戴笠不睦外（这在前个章节里已讲到），胡宗南和汤恩伯与戴笠都有很深的关系。此时，蒋介石交给有“西北王”之称的胡宗南指挥的正规部队共有三个集团群、十二个正规军、四十多个战斗师，加上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直属部队总人数达到四十五万之多。另外，还有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胡宗南指挥的空军还不计算在内。据军政部军需署的统计，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被人称为“中原王”的汤恩伯是浙江武义人，他不是正宗黄埔出身。在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中，汤恩伯结识蒋介石较晚，资历也比较浅，但在军界里上升却很快，在这点上他超过了胡宗南。汤恩伯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的宠信，除了汤是浙江人外还与蒋介石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关系，更主要的是汤恩伯所写的手本经常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汤恩伯的手本常常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但由于涉及的面很广，蒋介石非常喜欢看。戴笠曾妒嫉地对人说：“老头子那里数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写了就交，我写的就非笔墨工楷不可。”正因为蒋介石的信任，十几年中几乎年年升迁，终至战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拨归汤恩伯指挥的正规军达五个集团群，共二十五个师，兵力达四十多万人，权重一时，威震一方。可以说，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国民党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开始了与胡、汤的结盟。

　　一九四三年末，中原大地普降大雪。

　　戴笠以出席在河南临汝凤穴寺举行的中美第三特种训练班开学典礼为名，牵头和组织了他和胡宗南、汤恩伯的结盟仪式。仪式地点放在离洛阳二十五公里的龙门石窟，是戴笠让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给选择的，这里不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这天，戴笠让文强把龙门石窟布置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并亲自踏雪上上下下地四处检查警卫情况。当戴笠觉得放心后，他邀胡宗南和汤恩伯进入了一个有三尊大佛的石窟内。虽然对这次“三王（西北王、中原王、特工王）聚会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通过胡宗南执笔，戴笠和汤恩伯共同修改的《盟誓诗》可略知大概。此诗是这样写的：”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这首诗尽管写的不怎么样，但无疑是”三王“联盟的政治宣言和共同的纲领。一句”但愿乾坤能入掌“，更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宗南、汤恩伯和戴笠三人抱成一团，共立大业以谋取国民党统治集团最高权力的欲望和野心。

　　应该说，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联盟，是在有共同欲望和野心基础上的一种结合。

　　胡宗南的野心自不必说，他时常以“黄埔”自居，处处把自己称为是蒋介石的嫡系传人。早在一九三九年，他在西安与“复兴社”高干萧作霖纵论历史人物时，故意推崇萧作霖为唐代的李靖，然后他把话题一转说：“李卫公提三尺剑周游天下，意在谋隋而代之，但他自见了李世民，便自知不如甘为之下，因李世民已有基业，不可与争，今天你却如何？”胡宗南的这番话，恐怕是蒋介石听了也会大吃一惊。可见胡宗南欲谋取最高权力的心事早就有了，为此在“三王”结盟中他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放在了首位，其目的就是要以这个联盟为台阶进一步扩张势力，以左右蒋介石身后的局势。而汤恩伯在声望和与蒋介石的关系上都不如胡宗南，但他内心里的欲望是胡宗南和戴笠都是没有料到的。汤恩伯十分崇拜春秋战国时的“五霸七雄”及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皇人物，特别欣赏清朝的曾国藩和左宗棠，多次对人说：“曾国藩和左宗棠没有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及时推翻清朝廷是个错误。”可见他虽然给蒋介石的手本写得不怎么样，但对历史还颇有些研究。特别是在汤恩伯担任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他所管辖的区域正好是三国时期曹操创立帝业的地方，为此他把曹操看成是自己创立事业的一个榜样。汤恩伯不但爱读《三国演义》，而且爱听有关曹操的故事，也爱看演唱曹操的戏剧。他曾打算在安徽亳州或河南的许昌为曹操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塔，并在亳州等地遍访曹姓和夏侯姓的居民，以表达他对曹操的敬慕之心。尽管，汤恩伯有想做现代曹操之心，但他仔细想过如果离开了胡宗南和戴笠的支持，他的心事只能是个梦。所以在“三王”联盟中，汤恩伯说话不多，但心事用的不少。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相比较，戴笠似乎更为深谋远虑，也更有周密安排和算计。戴笠知道，此时的他不论是地位和势力都难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相抗衡，在“三王”结盟中他甘愿当小弟弟。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戴笠故意亲自爬到香山白冢的最高处检查安全工作。胡宗南见后感到有些过意不去，而戴笠谦逊地说：“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听后乐了，对戴笠说：“你这么细心办事，难得，难得。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听到此话，戴笠哈哈一笑，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其它的内容上，他完全明白此时此刻应该把自己放在怎样的位置上。所以，在此次结盟中戴笠处处恭维和逢迎着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吹捧他们在政治和军事的发展不可估量的同时，而把自己当成了甘效犬马之劳的一个卒子，使胡宗南和汤恩伯把戴笠完全看成了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盟友和工具。但是，“三王”结盟主要是戴笠在起作用，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关系都极深，而胡宗南和汤恩伯之间的关系就不怎么样了，有时甚至勾心斗角暗中较劲。抗战初期，胡宗南派出不少人到汤恩伯的前沿根据地界首招收青年学生，扩充自己的部属势力。此事，触犯了汤恩伯的利益，大骂胡宗南欺人太甚。汤恩伯也由此也大办“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派亲信控制第一战区政治部等，与胡宗南争夺青年学生。可见，胡宗南与汤恩伯有时矛盾是很尖锐的。由此可以看出，在“三王”结盟中实际上是以戴笠为轴心的，而胡宗南和汤恩伯只是绕着这个轴心的两个侧翼，戴笠才是真正的王中之王。

　　对于这点，戴笠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戴笠在视察中原察觉汤恩伯欲以曹操那样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来实现自己的霸业时，戴笠内心里顿时有了许多的不满和不安。他对身边的人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作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然想起做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这话戴笠是否真的与汤恩伯说了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戴笠中原之行结束后与蒋介石报告了汤恩伯的言行，要不然蒋介石不会在汤恩伯的中原战役失利后，派汤恩伯的对头陈诚到中原来检查和总结战役失利的原因。不久，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班底动了大手术，拆散了汤恩伯多年建立起来的以十三军为核心的小集团。蒋介石之所以下手这么准确，这与戴笠的告发不无关系。戴笠这样做既向蒋介石表示了忠诚，又假蒋介石的手打击了汤恩伯的势力，使汤恩伯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汤恩伯并不清楚这里面的实情，更不会去怀疑已结盟在一起的戴笠，而是把所有的不满和怨恨全都发泄到了陈诚的身上。戴笠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既掩盖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又使汤恩伯和胡宗南把目光盯在了共同的政敌陈诚的身上。为了对付陈诚，“三王”在政治上互通信息，工作上互相援手，生活上互相照顾，有事一起商量。同时，戴笠还利用在重庆的有利位置，随时将国民党政府高层内部的情况向胡宗南和汤恩伯通报。为加强通讯时的保密性，戴笠要军统局的机要室，在他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电讯联络时必须使用几套密码本，不同的内容不能使用相同的密码本。“三王”当时还有个约定，对非常重大的事情，则使用“亲译”密码本。这种密码本，平时均由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自己带在身边。每当遇到“亲译”的电报，由他们自己或指定极个别的亲信译电员代译，以防止内容外泄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不过，这种“亲译”的电报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之间较多，而胡宗南与汤恩伯之间就很少了。

　　为了给“三王”的结盟造成声势，扩张力量和巩固地位，戴笠利用其特殊的地位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以及国民党的高层人物中，为胡宗南和汤恩伯穿针引线和评功摆好。同时，戴笠还利用陪梅乐斯到西安和河南等地视察的机会，把胡宗南和汤恩伯介绍给梅乐斯，并卖力地在梅乐斯面前说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好话。梅乐斯在与胡宗南接触后印象很好，认为胡宗南是中国军队中很有才华的年青将领。在这期间，胡宗南和汤恩伯为了能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以增强自己的国际背景，对梅乐斯是极力逢迎巴结。戴笠为了“三王”的结盟是极尽了心事的，他经常代胡宗南和汤恩伯给重庆的一些要人送礼物，以拉拢人际关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见面后是无话不谈。尤其是戴笠与胡宗南之间，虽然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但毕竟有患难时留下的情意，加上两人志趣相投，有时谈起来总是没有个完。胡宗南因年青时婚姻不顺而一直未娶，是在戴笠的劝说下而动了心。胡宗南的老婆叶霞翟原来是戴笠的情妇，戴笠为了能得到胡宗南在军事上的支持，他先保送叶霞翟到美国留学，当叶霞翟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就有意促成了胡宗南和叶霞翟之间的婚姻。后来，戴笠通过叶霞翟了解和掌握了胡宗南的许多情况，而胡宗南对这是否清楚没人能知道。不过，胡宗南和汤恩伯为报答戴笠的支持，对戴笠提出的要求无不全力协助。戴笠的军统局也正是依靠了胡宗南的势力，在新疆成立了军统局的下属组织，并调用胡宗南的人员加强了忠义救国军的力量。戴笠与汤恩伯的合作大都在策反汪伪军队上，当然在经济走私上也多次合谋以此赚了不少的钱。

　　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在龙门石窟的结盟，把“三王”之间的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此时的结盟使他们成了国民党内一个极有力量的派系集团，但也正因为它的强大而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了。戴笠发起结盟的本意是想借助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力量，来稳定他在蒋介石那里的地位，可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戴笠也许以为参与了结盟的胡宗南和汤恩伯，决不会把三人间的约定作为向蒋介石邀功的资本，其实他内心里的盘算错了。戴笠不也是在中原之行之后告了汤恩伯的状吗？对这，汤恩伯在短时间里可不明白，可时间长了不可能不清楚。还有胡宗南，他确实是戴笠最知心的朋友，两人几乎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而且戴笠在做出许多重大的抉择前都要听听胡宗南的意见。但戴笠绝对没有想到是，蒋介石在随后秘密组建监视和控制戴笠的五人小组时，指定胡宗南为该小组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