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陈诚这个人。
在国民党内部众多的派系中，除黄埔系以及宋子文和何应钦各自为核心形成的小圈子没有受到戴笠的打击外，其他的派系均与戴笠处于对立状态。不过有一个人一直使戴笠不敢贸然下手，这就是陈诚集团的代表陈诚。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早年保定军校毕业后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不久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抗日战争开始后，陈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其后在军界政界的地位稳步上升。蒋介石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和使用，这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个人。当时在国内和国际，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正由于陈诚倍受蒋介石的宠爱，加上其本人权重一时和手握军力雄厚，还有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比较起来较为廉洁踏实，戴笠长期以来难有找到攻击陈诚的口实。尽管如此，戴笠仍始终把陈诚作为自己的对手和政敌来看待。
戴笠与陈诚本不应该有冲突，他们俩人间的不和，完全是政治上的野心造成的。陈诚小戴笠一岁，但发迹却要比戴笠早得多。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初混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了。一九三一年初，戴笠刚到蒋介石身边搜集情报时，陈诚又已升为第十八军军长，而且已是蒋介石手下的主力战将了。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更因为他性格刚直、高傲冷峻和才干过人，因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行事作风。陈诚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加上其妻谭祥的干娘宋美龄作为后盾，他对国民党内许多高官均看不上眼。陈诚认为何应钦是没有用的“烂好人”，始终不与其合作。他有时也痛恨白崇禧，讥讽白只会处处玩小聪明。不过，在陈诚眼里最看不起的是胡宗南。他认为胡宗南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是靠机缘而得志。还有那个汤恩伯，陈诚觉得此人专与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汤所带的部队军纪涣散，以致日本军队来进攻时官兵毫无斗志，一触即溃。至于对戴笠此人，陈诚认为戴常以盯梢和窃听等手段取宠于蒋介石更是小人之做法。应该说，陈诚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重要人物有自己的看法也属正常，但站在他对立面的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和汤恩伯与戴笠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原来对陈诚并无恶意的戴笠，对陈诚自然而然地冷落了起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俩人站到了对立面上。就陈诚来说，以他的资历、地位、才干以及与蒋介石的关系，他当然不会把戴笠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戴笠是军统局的头而对戴笠逢迎巴结。
如果抛开政治立场不论，陈诚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较有正义感的军人，因而他素来看不起戴笠的那种常常使人感到痛恶的特工活动。为此，陈诚历来不肯对戴笠军统局的工作给予合作，他甚至在自己管辖的系统内自建特工组织，目的就是要防范戴笠军统局的人渗透和打入进来。这种敢于自建独立于戴笠军统局之外的特工组织，在国民党的军队中除张学良和胡宗南外，陈诚是第三人。但张学良和胡宗南的做法是得到戴笠默许的，并与戴笠的军统局都有很好的合作，而陈诚手下的特工系统完全是独树一帜，根本就不容许戴笠的军统局插手和顾问。这自然使戴笠有了怨气，但又无可奈何。这并不是戴笠没有办法对付，而是此时政治上极度敏感的戴笠已看出，陈诚是最有希望在蒋介石之后取而代之的。所以，戴笠不愿在这件事上与陈诚公开闹僵。这从表面上看戴笠是在为自己的后路在考虑，其实他是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窥测方向，因为在许多时候他也想作蒋介石身后的第一人。为此，戴笠觉得陈诚显然对他的政治前途是最不利的，是他政治上的最大阻力和障碍。对这，陈诚也已感觉到，但他仍然没有把戴笠放在眼里。可戴笠是有耐心的，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他知道自己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他从不与陈诚作正面交锋。戴笠采取的是以静制动的手法，像头有经验的老狼在暗处等待着捕获猎物的时机。
戴笠的策略是成功的，终于在一九四三年的冬天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置陈诚于死地的机会。
这事起缘于抗日战争的初期。
一九三九年十月，陈诚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长官部设在湖北鄂西重镇恩施，任务是防止日军在占领武汉三镇以后进一步向湘西和川东逼近，因而陈诚有保卫刚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的重任。此时，由于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悲观情绪十分严重。特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分子的公然投敌，更使国民党内的许多人对抗日战争的最后结果失去了信心。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批青年军官认为，中国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再败，主要是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官僚和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蒋介石给包围了，使蒋介石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他们觉得，倘若要使中国有救，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让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材进入高层，辅佐蒋介石领导抗战和治理国家。这批青年军官，把陈诚作为理想的辅佐蒋介石的优秀人材，并且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为“清君侧”计划。不过，这些青年军官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还不足以成大事。于是，他们一方面利用部分青年军官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的机会，进一步在陆军大学中寻找知音以扩大自己的力量。此外，他们积极与帮助中国军队训练的美国军官进行联系，以求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
不过，这“清君侧计划”很快被军统局侦获，并将有关材料送到了戴笠的手上。无疑这是份非常重要的情报，就是撇开戴笠与陈诚之间私人恩怨不说，这份“清君侧计划”也是起非常重大的案件。但是，戴笠并没有马上组织人员进行追查，而是经过缜密的考虑后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由军统局的特检处加强了对第六战区长官部以及在陆军大学深造的那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便获取更多的证据。虽然，军统局里清楚戴笠与陈诚之间恩怨的人再三催促戴笠及早下手，但戴笠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其一，军统局对这批人的军事行动计划没有完整掌握，难以对其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其二，参与“清君侧计划”的中坚分子只是些参谋幕僚人员，并不是具体带兵的军官，而且主要矛头又不是指向蒋介石；其三，尚不清楚陈诚是否牵连在内，在没有抓住陈诚的把柄之前出击，反而会给陈诚以脱身之机最终功亏一篑。尽管军统局的监视活动一刻也没有停，并且“清君侧计划”的密谋活动仍在紧张的策划之中，但由于这些年青军官组织工作做得相当的严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统局没有搞到更多的情报和证据。然而戴笠也不急躁，他知道对这起案件是必须要有耐心和时间的。
果然，戴笠的耐心，最终让他等来了时机。
一九四三年二月，蒋介石命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由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出任后，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了一大批人员到云南楚雄组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这样，原来一些策划“清君侧计划”的青年军官渗透进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而且在这里继续进行计划和组织实施行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年青的军官们已经拟就了“清君侧计划”的组织章程和行动计划，并决定把行动时间定在一九四三十二月十二日，这天刚好是“西安事变”七周年的纪念日。就在这些青年军官紧锣密鼓地进行秘密筹划时，他们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原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地处鄂西的偏僻之处，加上交通又相当的不便利，军统局的势力很难涉及到。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距昆明只有百来公里的地，而云南又是戴笠的军统局苦心经营多年的地方，不但人员集中而且势力也雄厚，况且军统局对策划“清君侧计划”的青年军官早就有监视，所以军统局云南站很快就把这些青年军官制定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和时间搞到手了。而且，这次军统局云南站查清了“清君侧计划”制定者中有一位是陈诚的亲戚。这时，戴笠觉得打击陈诚的时机成熟了：一方面他当时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联盟已经形成，自己的实力已大大增强；另一方面距离这批青年军人实施“清君侧计划”的时间越来越近，如果不在这之前先下手，说不定会遗患无穷。
于是，戴笠带着该案的全部材料，亲自向蒋介石面报。虽然，“清君侧计划”矛头不是直接指向蒋介石，但在他内心里“西安事变”的阴影仍旧难以挥去，特别是对陈诚的部下会有如此的举动感到吃惊。蒋介石很快批准了戴笠的行动计划，并亲自给陈诚下令立即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内所有参加“清君侧计划”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局审讯。与此同时，戴笠下令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内和正在陆军大学学习的那些参与“清君侧计划”的青年军官进行逮捕。此次行动，所逮捕人员的总数达到六百多人，全被秘密囚禁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警卫大队内。戴笠对被逮捕的首要分子亲自进行审问，欲从他们的口供里证实陈诚支持了“清君侧计划”。但审来审去，就是审不出有这方面的事实。此时，蒋介石尽管宠爱陈诚，而且也相信陈诚不会介入“清君侧计划”，但他作为第六战区和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应有不可推卸责任，加上国民党内部反对陈诚的军政大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不得不让陈诚以养病为名主动辞去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职务，以示对陈诚的惩戒。
不久，蒋介石下令对十六位为首参加“清君侧计划”的年青军官进行秘密处死。
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戴笠在审讯中尽管没有抓住陈诚的把柄，但通过审讯他掌握了“清君侧计划”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这支持者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的对头史迪威。蒋介石从戴笠处得到报告后极为震怒，此时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本已十分激烈，现“清君侧计划”有了这么个背景，他蒋介石怎么能容忍得了？几天后，蒋介石要外交部正式通知美国政府，要罗斯福总统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并调回美国国内。后来，经过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将军和美国空军补给司令萨摹维尔将军的出面斡旋，再加上与美国关系很深的宋家姐妹的劝说，蒋介石考虑到自己即将要参加开罗会议，终于在自己的官邸接受了史迪威的当面道歉。
但由此引起的风波并没有过去。
史迪威是因蒋介石的要求，而被美国罗斯福总统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后蒋介石让其全权指挥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史迪威到任不久，就发现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存在严重的问题。欧美国家的军队的军官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不管是谁，只要有指挥权就能指挥调动军队。而在中国则不然，中国军队的上下级关系由个人恩惠来决定，军官只听从某个人的命令，其他人即使有指挥权，也指挥不动军队。虽然蒋介石明言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归史迪威，但事实上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史迪威根本不能有效地指挥军队。后中国远征军与英印联军的联合作战被日本军队打败，英印联军很快退回了印度。此时，由于中国远征军退回中国的路已被日本军队切断，史迪威命令中国军队撤往印度。但蒋介石越权指挥，命令中国远征军撤回云南。因为命令上的不统一使中国远征军的军官们十分为难，结果有两个师听从了史迪威的命令撤往了印度，其他的则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撤回了云南。在退回云南的途中，中国远征军迂回穿越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结果饥饿和疾病导致士兵大量死亡，十多万人的部队最后到云南后只有留下四万人了。
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后，要求处分那些不听从他命令的中国将军。史迪威称他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全权总指挥，部下不听他的命令理应受到惩罚，提出要枪毙四个不听命令的师长。但蒋介石采取了宁人息事的方法只作了个别人员的调动处理，史迪威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必须对中国军队进行结构上的改造。由于史迪威对蒋介石的部队无法插手，他提出在印度亲自训练一支十万人中国军队的计划。史迪威说：“如果给予正确的指导，中国军队不逊于任何国家的军队。”当时，在印度的中国军队约有一万多人，史迪威多次要求蒋介石向印度空运人员，把驻印度的中国军队补充到十万人。军队是蒋介石的命根，在军队的事务上他不可听从一个外国人的调遣，更不希望看见中国出现另一支他指挥不了而又非常强大的军队。所以，尽管史迪威再三催促，蒋介石为顾全美国人的面子只向印度空运了一万多人，使史迪威训练十万中国军队的计划胎死腹中。为此，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史迪威多次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写报告，说蒋介石是无能大小人，蒋介石的政府是腐败无能的政府。当时，罗斯福急于要中国军队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联手打击日本军队，对史迪威的报告没有给予过多的理睬。
也正因为如此，由于是罗斯福的邀请蒋介石参加了开罗会议。
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这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惟一一次参加的国际首脑会议。罗斯福主要是想通过此次会议，希望蒋介石往后能主动积极地对日本军队作战。所以，当蒋介石在会上提出要求战后返还被日本武力夺去的台湾、澎湖列岛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示了同意。但在谈到对日本军队作战的问题时，蒋介石已看出罗斯福急于想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心情，就言语支吾，推说中国军队装备落后，加上补给困难，要发起对日本军队的大规模作战有些力不从心。对蒋介石的态度，罗斯福虽然口头上表示了理解，但内心里是十分不满的。据罗斯福儿子的回忆录记载，罗斯福在开罗会见了蒋介石后说：“我现在明白了，蒋介石的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党的军队上，根本无心和日本军队作战。我相信蒋介石的确在妨碍史迪威的训练计划。”对罗斯福的内心想法，蒋介石是蒙在鼓里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以为罗斯福同情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不少的条件，其中最大的要求是要美国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当时，罗斯福不好薄蒋介石的面子没有直接拒绝，只是说他个人是同意的，但要经过国会批准。但蒋介石以为罗斯福个人同意就等同于美国政府同意了，曾多次向罗斯福催要这十亿美元。在开罗会议上，曾决定中国军队和英国海军与一九四三年底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后来美英变更了作战计划，英国不配合中国进攻，罗斯福要求中国先单独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蒋介石为此给罗斯福回电说：“如果阁下给我十亿美元，再把空运量加倍的话，我就同意。否则中国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后到一九四四年的雨季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在美国人的眼里，只张口要钱，不出兵打战，这和以往的中国军阀有什么两样？史迪威就此质问蒋介石：“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话，中国就要停止抗战吗？”蒋介石说：“中国已经单独抗战六年了。”史迪威反问：“这也能作为条件吗？”蒋介石沉默不语了。此外，在开罗会议上还决定在中国的成都修建机场，作为美军飞机轰炸日本的基地。蒋介石回国后动员了四十五万民工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情况下，只用了六十天就修建成了机场。过后，蒋介石给罗斯福送去了帐单，要求美国支付机场建设费用八亿美元。罗斯福得知后大怒，他认为修个机场也要这么多的钱，完全是无赖行为。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强硬地说：“请阁下协助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向缅甸的日军发起攻击，否则美国将断绝一切援助。”
蒋介石在罗斯福的强压下被迫出兵，让何应钦率新军进入缅甸，开始了第二次缅甸战役。
但蒋介石对美国人不给钱耿耿于怀，既然修建机场的钱美国人不付，那么罗斯福答应的十亿美元的贷款总得给吧。蒋介石为这笔十亿美元，紧盯着罗斯福不放。但这十亿美元的贷款，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争议。原来在这之前，美国国会已批准无条件给中国政府五亿美元的贷款，而且有一半付给了中国政府。可是，过后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在中国政府提取的美元中有八千万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私人帐号。中国政府后来虽然对此作了一些解释，但美国政府对中国官员这种“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也正因为有这样的不良记录，结果蒋介石要求的十亿美元贷款一分也没有拿到。其实，美国最初并没有考虑向中国贷款，而是准备无偿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让中国军队承担对日本军队作战的主要任务。但蒋介石要美国提供美金形式的经济援助，似乎对美元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武器装备的热情。美国人开始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了，蒋试图用美元来维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把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当时，按照中国和美国签订的《租借协定》，美国向中国提供价值三十五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当这些援助物资运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下落不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想从中捞好处。不久这些战略物资出现在了黑市，而且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史迪威在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密报材料里，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资的走私贪污称为是“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一九四四年春季开始后，由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的运输线被美国军队切断。为此，日本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并攻占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不久，日本结集五十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守河南汤恩伯的军队有四十多万人，面对五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同时，面对日本军队的进攻其他地区的中国军队也无心抵抗，在战场上甚至出现了几百人的日军可轻松俘获上万人的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约五、六十万人，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和广西等省的大部份土地，丢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座以及美军空军基地七个，还有其它飞机场三十六个。罗斯福总统对中国军队的表现非常不满，为什么中国军队一败再败？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视察，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蒋介石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的印象，他要戴笠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
但华莱士对蒋介石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糕，事后他对蒋的政府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不久，华莱士在中国向罗斯福总统发了如下的电报：“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项短期投资，他实在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领袖大概将会通过政治变革或革命的方式产生出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战后中国的领袖出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罗斯福这才感觉到，史迪威多次要求改革中国军队的建议是必要的，而且他开始考虑让史迪威来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一九四四年七月，罗斯福给蒋介石发电说：“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我理解阁下对史迪威将军的感情，但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选，具有史迪威那样的能力和决心，是能够实现我们打败日本的计划的。为此，我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由于，此时中国军队在日本军队的攻势下连连惨败，蒋介石尽管对罗斯福的电文充满愤怒，但也不好公开拒绝。但蒋介石毕竟是政坛老手，他巧妙地使用了拖延战术。蒋介石在给罗斯福回电时说，他原则上同意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但他要罗斯福给一些时间，他要仔细考虑让史迪威担任全权指挥的具体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宋子文到美国活动，拉拢美国政界的要人为他在罗斯福面前说情。但罗斯福并没有让步，接连四封电报发给蒋介石催促他尽快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此时，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些表面上的让步，请罗斯福派一个特使来中国协调移交军权的工作。于是，罗斯福派赫尔利到中国与蒋介石具体协商。经俩人几次会谈，达成以下协议：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史迪威亲自指挥中国陆、空军的对日作战，但作战计划必须经军事委员会审议；三、史迪威对其管辖的军队，可依据中华民国法律实施奖惩任免。虽然名义上史迪威已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把实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对此十分恼火。没过多少时间，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电说，蒋介石准备抽调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
对此，罗斯福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用向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向蒋介石发电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这封电报是由史迪威转交给蒋介石的，当时蒋介石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史迪威本想让翻译当众宣读罗斯福的电报内容，但正在参加会谈的赫尔利阻止了史迪威，把电报译文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了电报内容后，神情凝重，他沉默了片刻后宣布了散会。等其他人都离开会场后，会议室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宋子文见已近六十岁的蒋介石竟像孩子似的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的电报竟不顾蒋介石为国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让蒋介石交出军权，极大地伤害了蒋介石的自尊，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
面对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蒋介石仍旧没有把军权交给史迪威，而是以史迪威得不到中国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并要罗斯福另派一个中国人可信任的人来，他就同意交出指挥权。于是，蒋介石与宋子文一道致电罗斯福，答应由美国人任中国军队总司令，但永远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蒋介石还在给罗斯福的电文里表明了自己的底线：“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此时，蒋介石把国家与他个人的人格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蒋介石不惜决裂的态度，使罗斯福感到了为难。美国虽然不喜欢蒋介石，但也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除支持蒋介石外，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但是罗斯福并不想让步，只是同意更换史迪威的中国军队前敌总司令的职务，但必须保留史迪威对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意见，赫尔利此时也劝罗斯福让步，更换史迪威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如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要失去蒋主席，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罗斯福犹豫了许久后终于决定让步，他调回了史迪威，派魏德迈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
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甚为高兴。对此事他在日记反省录中这样写道：“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起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乃可按计划实施矣。”过后，蒋介石在史迪威辞行时对史说：“我们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长。”蒋介石说完欲授予史迪威青天白日勋章，但被史迪威拒绝了。表面上看，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蒋介石却是事实上的输家，因为蒋介石搞糟了中国政府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国政府不再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所以蒋史之争也为日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多篇批评蒋介石政府的文章，进一步损坏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舆论界的形象。同时，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彻底丧失了信心，连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热情也冷却了。但这对蒋介石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更为严重的是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美国原来预计如果发动对日本的总攻要牺牲一百万以上的军人，因此罗斯福希望中国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可是蒋介石政府的现状使罗斯福对美中联军共同反击日军的设想完全破灭了。为此，罗斯福不得不请苏联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当然不给苏联好处，斯大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方式，来换取斯大林对日本军队的作战。蒋介石得知后非常气愤，但最后蒋介石还是被迫承认了“雅尔塔会议”所签的密约。蒋介石儿子蒋经国到苏联签约时，向斯大林解释中国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理由时说：“我们抗战的目的就是为收复失地，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和台湾还没有被收回，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了抗战的本意了？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听后说：“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应该清楚，今天并不是我来求你帮忙，而是你求我来帮忙。如果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样的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是废话。”蒋经国听完，沉默不语了。蒋介石得知后，先是激愤后是无可奈何。为此，他曾一度派人到日本，密谈与日本单独讲和之事，后因国际形势的迅速发展而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由于蒋介石为保存实力而消极抗日，违背了美国“维持中国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的亚洲战略方针，加上在军事指挥上蒋史之间的严重分歧，罗斯福对蒋介石完全失去了信心。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问参加会议的史迪威：“你认为蒋介石能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说：“如果日本军队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罗斯福又问：“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外某个人或几个人来支撑局面？”史迪威对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过，也没有回答。罗斯福见史迪威不语，接着说：“你如果无法与蒋介石相处，又无法换了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具有民主精神和与我们亲密合作的政治领袖。”史迪威感到这是件十分棘手的事，他所以不满蒋介石是因为蒋独断专横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但要置蒋介石于死地他还没有想过。史迪威回到中国后即去了昆明，他找到助手多恩准将口头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头命令，并要多恩制定暗杀蒋介石的计划。于是，多恩根据当年蒋介石准备去印度访问的情况，制定了暗害蒋介石的“蓝鲸行动”。按照“蓝鲸行动”的计划，当蒋介石的座机飞越二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使飞机的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这时机上所有的人员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机上所有的降落伞已事先做了手脚已全部失灵……按照“蓝鲸行动”的计划，蒋介石是必死无疑。但这个行动计划报到美国国内后，罗斯福总统迟迟没有批复。不久，由于日本军队发起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蒋介石临时取消了访问印度的计划。就这样，“蓝鲸行动”的计划搁浅了。
在以上的这两件事中，表面上看可以说都与戴笠没有任何关系。但在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所领导的腐败而又无能的政权失去信心，而在“寻找具有民主精神又能与美国亲密合作的政治领袖”时，是否也曾把目光投向戴笠过呢？虽然在举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过程中，史迪威与美国的海军部有过矛盾，但对戴笠的工作能力和他所领导的军统局的工作效力的认可都是一致的，而且`他们全都明白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没有戴笠的帮助是很难办成的。那么，史迪威是否曾用另外的方式告诉戴笠有关“蓝鲸行动”计划的某些内容，以求能得到戴笠的配合？这些没有人能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国人是相信戴笠的，要不然梅乐斯不会几次向蒋介石提出让戴笠当海军司令的事，罗斯福也不会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想见戴笠。
不过，也正是美国人对戴笠的好感和信任，使蒋介石对有了国际背景的戴笠有了更多的顾忌。蒋介石取消访问印度之行，固然有抗战形势吃紧的原因，但不能排除蒋介石在这之前已有所觉察，因为在中国的特工组织除了军统局外还有中统局，而中统局又是戴笠的死对头。尽管中统局向蒋介石提供了怎样的情报不得而知，但此时的蒋介石对戴笠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因为他还需要打戴笠这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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