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中国黑室”的事，不能不提到美国人亚德利。
亚德利是美国畅销书《美国黑室》的作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破译上万份的外国电报。为此，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为亚德利提供了近十万美元的经费，要他组建一个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和密表体制的秘密机构。当时，该秘密机构为美国和平时期的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经济情报。后来，由于美国政府颁布了一项“保障通讯秘密”的新法律，亚德利组建的秘密机构因此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和抨击，不得已此机构于一九二九底关门解散。除破译外电密码外而别无所长的亚德利，也只好卷起铺盖返回了印第安纳州的老家。在老家的日子里，亚德利开始了著书立说，他先后写了《日本红日》、《美貌出众的伯爵夫人》、《美国黑室》等纪实小说。这些小说都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报和密码工作为背景，其中《美国黑室》一书的影响最大。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欢喜亚德利的这些暴露美国战时秘史的书籍，曾多次向他发出警告，并没收过他的文稿。
此后，亚德利不得不改行从事房地产投机生意。
可亚德利绝对没有想到，他所写的《美国黑室》引起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中国人的极大兴趣——他就是温毓庆。当时中国国内“九？一八”事件已经发生，温毓庆觉得中日之间的大战迟早会爆发，于是他认为中国应尽早组建一个类似“美国黑室”的秘密机构，用来专门破译日本的密电码。温毓庆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宋子文，并要宋子文报告给蒋介石。后来蒋介石虽然批准了温毓庆的建议，但态度并不积极也没有拨给任何经费。温毓庆只好找了几个技术上的伙伴，利用业余时间搜集一些日本电报底稿进行秘密研究。“七？七事变”后，温毓庆搞的密电检译有了一些眉目，所破译日本方面的一些情报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这就使温毓庆在每月召开的情报会议上有了他自己的地位。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紧迫，蒋介石催要日方情报的次数越来越多。温毓庆因手下人员有限，只好去找曾在上海国际电讯台当过报务员已在戴笠手下任职的魏大铭，请他派人协助工作并代培电讯人员。戴笠原本就想与温毓庆联手，知道此事后就主动向温毓庆提出了合作成立一个日电翻译机构。但温毓庆不愿意将密码研究工作纳入特务情报的范围，便婉言谢绝了戴笠的建议。虽然戴笠没能如愿，不过他在与温毓庆的接触中完全了解了《美国黑室》作者亚德利的事。于是，他在与温毓庆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要军统局美国情报站站长肖勃暗中寻找亚德利，聘请他来中国帮助军统培训日电翻译人员。肖勃在美国的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副官，由于他行动自由很快查找到了亚德利。经过多次秘密接触，亚德利终于答应以一万美元的报酬来中国。不久，在肖勃的精心安排下，亚德利假装成皮革商奥斯本离开美国。
一九三八年年底，亚德利绕道香港转到重庆。
亚德利到重庆后，戴笠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和破译工作保密的需要除了派专人进行保护外，还特地在重庆的乡间安排了一间花园别墅给其居住。这花园别墅人称为“豁庐”，它是一幢两层楼的钢筋水泥洋楼，内有二十多个房间。由于它所处的位置偏僻，一般人不会涉足此地，就连日本人的飞机也不太会注意这个地方。亚德利在“豁庐”为戴笠的军统局培训了二百多名破译人员，使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日本陆军密码的破译规律。对亚德利的工作，戴笠无话可说。可就在亚德利的签约到期时，发生了亚德利险些被日本的轰炸机炸死的事。原来自亚德利到重庆后，他就常常甩开跟随的警卫人员，独自跑到专供外国人住宿和娱乐的重庆宾馆去会女人及玩纸牌。而且他觉得“豁庐”太偏僻和幽静，经常在重庆市内居住。可在市区居住时，每逢日本的飞机来轰炸亚德利又不肯钻进空气污浊的防空洞，宁愿用两个枕头压在头部和腹部然后躺在床上睡大觉。正因为每次如此，亚德利才真的差一点儿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
就在亚德利险些出事的当天晚上，戴笠在曾家岩自己居住的地方为亚德利设宴压惊，力劝亚德利注意安全。同时，戴笠希望亚德利能继续与他的军统局签约，协助军统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国黑室”。亚德利对继续签约没有意见，但他坚持不要再给他配警卫，也不再愿意到“豁庐”那个地方去办公。戴笠对此毫无办法，只得依亚德利说的做，但暗中进一步加强了对他的保护。因为戴笠非常清楚，在成立“中国黑室”的过程中他不能没有亚德利。为了加快成立“中国黑室”，戴笠再次提出与温毓庆合作。由于在破译技术上温毓庆非常崇拜亚德利，而此时亚德利已经加盟军统局，再加上温毓庆所在的交通部人事上的矛盾难以调和，温毓庆也就同意了戴笠的建议。戴笠在争取到温毓庆后，即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便于保密为由，向蒋介石提出把交通部、中统、军统的破译研究人员统一到一起，成立“中国黑室”——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此时正是抗战的艰难时期，蒋介石急需要了解日本人的内部情况，见到戴笠的提议后就很快同意了。
一九四零年初，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正式挂牌。
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简称“军技室”，温毓庆为中将主任，魏大铭和蒋介石的侍从室机要主任毛庆祥为少将副主任，毛庆祥还兼主任秘书成了实际上的掌权者。统一合并后的技术研究室共有五百多人，办公室设在重庆的黄桷垭的刘家花园内。军事委员会为此拨专款以购置器材，并每月还给五万元的研究费。但令戴笠感到不满意的是，该技术研究室不归军统局领导，而是由蒋介石的侍从室掌管。这与戴笠欲扩充军统势力的初衷是不相符的，但面对资历深和后台硬的温毓庆和毛庆祥戴笠是知道深浅的。早年戴笠在上海“跑单帮”搞情报时，毛庆祥已经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了；而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温毓庆，已经在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提供情报了。尽管当时戴笠也有了相当的权势，但要与温毓庆和毛庆祥抗衡还不是时候，更何况从他们俩人的安排上戴笠已感觉到这是蒋介石的意思。
为此，戴笠只有忍耐。
好在温毓庆对“军技室”的实权落在毛庆祥的手上也不满，他把老婆从香港叫回重庆，利用她和宋家的特殊关系天天到宋美龄和宋子文那里活动，终于迫使蒋介石收回了毛庆祥兼任主任秘书的命令，改由温毓庆的一个亲信担任，温毓庆就此掌握了“军技室”的实权。戴笠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此他指示魏大铭四处放出谣言，说温毓庆将“军技室”所破译的日本政府的外交密电以高价卖给了英国的间谍。从表面上看，温毓庆是从没有把此类已破译的密电拿出来过，而且谁也不清楚这些密电的去向，形迹上确实有点像是出卖给了外国人。不知温毓庆是明知自己斗不过军统局，还是害怕蒋介石追问起来说不清楚，就以身患黄疸肝炎为由去香港后没再回返。毛庆祥原本对技术研究室具体的研究工作并不懂行，温毓庆的离去使毛庆祥一下没有了方向，他想管也管不到位。蒋介石得知情况后，只好任命魏大铭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代主任。
戴笠最终如愿了。
如愿后的戴笠急于想利用“中国黑室”在破译日本密码上有所作为。也就在此时，亚德利给戴笠带来了惊喜。原来亚德利经过非常艰苦的努力，破译了日本间谍“独臂大盗”的书籍密码。“独臂大盗”是川军高射炮部队的一名军官，此人虽然出生土匪但能说非常流利的英语。他勾结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韦纳组建了间谍网，把中国高射炮的最高射距用密码告之日军。日军轰炸机由此在安全高度独来独往，中国高炮火力却对之无可奈何，使重庆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军统局在这之前虽然抄收了“独臂大盗”发出的大量神秘密码，但由于无法破译而迟迟不能下手。亚德利接手此事后，经过反复的研译，终于发现“独臂大盗”使用的密码是“无限不重复式”，即使用过的密码决不再用。于是，亚德利认为这种密码是书籍密码，底本是一本英文的长篇小说。为了能找到这本英文的小说，亚德利只得请刚认识不久而英语说的相当好的漂亮女友徐贞帮忙。据亚德利知道，徐贞与“独臂大盗”有往来，但不清楚“独臂大盗”是日本人的间谍。但当亚德利与她讲明了事情后，徐贞出于爱国热情慨然应允。经过一番设计后，亚德利与徐贞多次到“独臂大盗”家中拜访。终于，由徐贞从“独臂大盗”家的书房里弄清楚，其使用的书籍密码底本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
亚德利设法找来一本《大地》后，连夜组织人员进行工作，最终破译了“独臂大盗”发给日本人的密电。过后，“独臂大盗”的所有间谍活动全在戴笠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参加这个间谍网的成员全被逮捕。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亲自召见亚德利并给予了嘉奖，也给了技术研究室很高的评价。不过，“独臂大盗”间谍网的破获也震惊了日本军方和汪伪政权，他们的间谍人员很快注意到了徐贞。军统局得知后即通知徐贞去香港，但徐贞在去机场途中渡江时，在被人蓄意制造的舢板翻沉事故中淹死。亚德利得知此事后，悲愤交加，提前结束了与戴笠的签约。亚德利回到美国后，为了纪念与徐贞的那段往事写了《中国密室》一书。此书完稿后，美国政府仍然以保密为由禁止其出版，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得以付印发行。
亚德利是走了，但经过他培训的一批密码破译人材留了下来。
亚德利留下的这些人，成了戴笠的军统局对日本密电码侦测收和破译的基础，也正是这基础才使“中国黑室”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成就。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军技室”破译出一份日本外交密电，内容是：日本政府准备派富有谈判经验原驻德国大使，去美国执行“和谈”任务，企图与美国结成联盟。戴笠觉得此事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当即将此密电呈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见此密电后，虽然并不清楚日本政府葫芦卖的是什么药，但他清楚日本如果和美国结盟将是什么后果。蒋介石即令外交部长郭泰棋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美国向日本宣战，否则中国将“自己出卖自己”。美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在与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磋商后，交给了日本政府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提出的主要条件有：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政府外不得支持其它任何政府或政权；以及废除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的同盟条约。备忘录中的这些条件显然是不可能被日本政府接受的，为此美国和日本的“和谈”最终没有任何结果，符合了蒋介石的本意。
此后不久，军统局的经济专家邓葆光在分析“军技室”破译的一份“日本外交密电本”时，发现日本政府正与苏联政府举行商务谈判，谈判的主题是日本准备用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日本本来就是个资源贫乏之国，这橡胶资源从何而来？邓葆光由此推断，日本军队将很快南下侵占盛产橡胶的东南亚诸国。邓葆光这份分析情报由戴笠转告给了英国远东军总部，但没有引起该总部任何人的重视。戴笠只好又将此情报转告给了美国海军参谋部，这次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他们很快派人来与邓葆光接触。过后，邓葆光在对“军技室”连续破译的日方密电整理时还发现，日本在准备进攻东南亚国家的同时，还企图切断越南和缅甸通往中国的运输线，以其断绝国外对中国的支援，迫使中国向日本投降。戴笠得知这情报后，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就立刻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看到后，为了证实情报的可靠性，马上给戴笠打电话，要戴笠立即了解厦门海面日本军舰的活动情况。军统局在厦门的鼓浪屿设有电台，戴笠答应马上呈报厦门海面的情况。可是几个小时过去后，军统总部没能与厦门的电台联系上。戴笠急了，他把魏大铭找来要他立刻查明情况，说话时的火气很大。魏大铭见状解释说：“厦门电台的电力弱，距重庆的距离有一千四百多公里，不容易收到信号，联络不上是常有的事。”魏大铭的这番解释激怒了戴笠，他手指着魏大铭情绪有些控制不住了：“你说得轻巧！我已答应委员长马上查清厦门海面上敌舰的情况，而你却说联系不上是常有的事，这责任你负得起吗？你马上自己上电台，要是两个小时内叫不通厦门，我就先枪毙了你然后再自杀，以谢委员长。我不能在委员长面前食言！”戴笠向来是尊重魏大铭这样的技术人才，以前从来没有在他的面前发过这么大的火。戴笠的话音刚落，魏大铭已从他焦急的语气里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临离开戴笠办公室时，魏大铭对戴笠说：“如果两个小时后，我还不能与厦门联系上，那时你戴先生真毙了我，我没有任何怨言。”魏大铭说完后，就立即去了军统局的电讯总台。因为魏大铭发报时指法得当，加上对军统所用的各种收发报机的性能了如指掌，没用多少时间厦门电台就有了回音，并且对方很快查清了海面上日本军舰的数目及到达的时间，证实了日本军队即将“南进”情报的准确性。而这整个过程，魏大铭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正由于这情报的及时准确，使蒋介石有了充足的时间将囤聚在缅甸的军用物资抢运了回来，并抢先做好了东南亚沦陷之后的外援物资的运输和潜伏等工作。
事后，戴笠自觉对魏大铭态度过于粗暴，便把魏大铭请到自己的住处吃饭，以示自己的歉意。魏大铭向来也敬重戴笠，戴笠的道歉使他原来曾有的怨气全消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发现日本方面突然全部更换了电报密码，从此情况看估计日本军队将有一次很大的行动。于是，“军技室”除及时将情况汇报外，加紧了新密码的研究工作。由于他们早就掌握了日方密码更改的规律，很快就找到了日方新密码的破译方法。有了新的破译方法后，“军技室”很快从日本空军和海军来往的密电中发现，日本军事力量正准备向太平洋地区运动，有袭击美国珍珠港的迹象。此情报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戴笠通过在美国的肖勃转告给了美国海军情报署，要美方注意日本海、空军的动向。结果美国国防部根本就没有把这情报当一回事，认为凭中国那点技术能力不可能了解日本军方的动态，而且甚至认为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有意离间美日之间的关系。直到几天后，日本真的袭击了珍珠港，美国才记起了中国曾给予过的警告，也才开始向中国大使馆肖勃打听这警告的确切来源。虽然，肖勃在美国的公开身份是大使馆武官，但他毕竟是军统局的人，加上这情报确实由戴笠直接转来，当然他向美国方面叙说这情报的来源全与军统局有关。为此，戴笠领导的军统局给美国方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也使很多人以为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情报是军统局破译的。
其实不然！要说清楚这里的原宥，不能不说到一个人，他叫池步洲。
池步洲是福建闽清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并与日本姑娘白滨英子结婚，生有一子两女。抗日战争爆发后，池步洲出于爱国赤诚，毅然冲破重重阻力，携妇将雏回到祖国。
一九三九年二月，因军政部长何应钦准备在军政部内组建破译日本军事密电码的机构，池步洲应邀参加，并担任了军政部研译室主任。军政部研译室的地点设在重庆市两路口，办公用房是租来的三间民房。池步洲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原始的工具和最简陋的设备，开始了对日军密电的破译。日军的密电码形式多样，有用英文字母的，有用数字组成的，也有用日文的，其中以用英文的为最多。但不论哪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字符之间不留任何空档一律紧密连接，不像英文电报那样每个单词一组，也不像中文电报那样每四个数字一组。
池步洲决定从数量最多的英文字母密电码着手研究。他每天都要在两路口的办公室里待很长的时间，面对着越来越多的从日本本土发出的英文字母电报反复沉思，探索这些排成“长蛇”的英文字母的结构和规律。终于池步洲有了自己的发现：首先这种用英文字母拍发的电报绝不是英文，而是一种用英文字母编码的日文密电；其次在这连成长串的英文字母中，有许多“双字母组合”是极有规律的。由此，池步洲判定这些电文不是用两个字母表示一个汉字，就是表示一个日文字母，而且还是使用频率极高的汉字或日文字母。有了这一发现，池步洲就好像找到进暗堡的入口，在密电破译研究上他很快就从主观臆测法转到了语法分析法上。这方法上的跃进，使池步洲在破译日文密码上有了科学的依据，并总结出一套破译技术上的秘诀。经过对日方密电的反复推敲，池步洲将日文密电彻底解密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就把日本外务省拍发到世界各地的几百封密电全都破译了出来。从此，军政部掌握了一部分日军的动向，为制定作战计划争取到了主动权，为这军政部给池步洲颁发了一枚光荣奖章。就在池步洲为破译日方密码做更多工作时，他所在的部门被并到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
池步洲单独取得破译日本外务省密电码成功，在当时的破译密电的群体里名声鹊起。合并到“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后，以成就而论应该更倚重池步洲才是。但由于池步洲的成就太大，相比之下显得其他破译密电码的人庸庸无能，特别是挫伤了温毓庆“密码权威”的名声。为此，池步洲及他的助手到“军技室”后，受到温毓庆的排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被安排在第一组做外交密电的研究工作。此时的日本外交密电的翻译工作已经总结出一套操作规程，一般懂得日文的人都可以操作，根本没有必要把池步洲等人拴在这里打发日常事务，而应该发挥他们的最佳效用去破译更加有用的日本陆军密电码。第一组的组长是霍实子，霍实子是早期的留日学生，在交通部电政司时曾协助温毓庆研究破译日文密电，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霍实子与池步洲并无工作和私人关系上的恩怨，只是他带来的几个报务员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截获到任何日本密电，使得池步洲等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研究，为此池步洲想退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另找门庭。霍实子了解了此事后，要温毓庆出面做池步洲的工作。
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组建前，温毓庆就知道了池步洲的名字，也知道他所取得的成就，但从来没有见过面。当他得知内情后特地让霍实子安排与池步洲见了面。据池步洲后来对人说，这次见面温毓庆的风度和涵养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而温毓庆在与池步洲见面时，对池步洲到“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后上交的关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密码本的编排方法赞不绝口，几次说：“你们破译的密电码不但层次高，而且速度快，真是难得！”温毓庆说的这话是否出自内心也只有他本人清楚，但他的用意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希望池步洲打消另外的念头。而池步洲虽然当着温毓庆的面对自己的去向没有表态，但他对温毓庆说的那些话还是听进去的，后来他没有离开“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就是个证明。池步洲与温毓庆的见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没过多久温毓庆到香港治病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池步洲并不清楚，温毓庆的悄然离去与魏大铭任代主任之间的内在原因，他只是觉得温毓庆就这样走了有些不明不白，甚至对温毓庆的走有些惋惜。这些池步洲与人说了，而且次数还不少。于是，有人很快把这话传到了魏大铭那里。魏大铭完全明白池步洲在破译日本密电码方面的能力和已经有的成绩，为此他对池步洲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孤立政策，就是他在任副主任的日子里也少有与池步洲接触。可当魏大铭听说了池步洲对温毓庆离走的那些话后坐不住了，他知道池步洲这样的话多了对自己掌控全局不利。为此，魏大铭派随从副官把池步洲叫到办公室里谈话，他想通过谈话摸清池步洲的心事。当池步洲走进魏大铭的办公室时，见魏大铭紧绷着脸一副傲不为礼的样子，顿时心里有了不舒服的感觉。池步洲此时的感觉是，魏大铭与温毓庆不是同一种人。见魏大铭好久没有叫座，池步洲随手拉过张椅子坐了下来。他望着椅子前的地面既不点头也不开口，这不冷不热的场面使魏大铭尴尬了好一阵子。过后，不管魏大铭说什么，池步洲除了点头很少回话。魏大铭自感无趣，只得早早地结束了这次谈话。巧的是池步洲与魏大铭见面也只有这一次，没有过多长时间被“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同仁们赶走了。
原来魏大铭代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主任后，就按照戴笠的意思，一心要把“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控制在军统局的人员手中。他首先下令，要全室人员各交二寸半身照片三张，企图把所有人员强行拉入军统组织。可魏大铭没有料到，这事遭到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原来跟随温毓庆工作的那些人更为激烈。戴笠听说后，他亲自出面请客吃饭，进行多方面的拉拢，但也没能奏效。魏大铭见软的不行就采用了硬的手法，他指使秘书室人事股从人事档案中，把温毓庆的亲信时任秘书室秘书的王维均等三人的照片取出，随函送到重庆卫戍部稽查处，以这三人有“通敌嫌疑”为由，要求稽查处派人监视。稽查处随后复函说：“本处人手不足，无力承担此项任务，若确有必要，可由贵室自派军统人员就近监视。”这封复函发到“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后，凑巧被王维均本人拆阅时发现。过后，王维均等人联名写报告给蒋介石控告魏大铭，并附上了重庆卫戍部稽查处的函件。此时的蒋介石对“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内部的矛盾已有所了解，在权衡利弊后，即下令撤了魏大铭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任职，要戴笠将其调回军统局。魏大铭走后，蒋介石又命毛庆祥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代主任。毛庆祥上台后，留下来的军统局的人员又处处为难他。于是，毛庆祥再次向蒋介石告状，迫使蒋介石下令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退回军统局。自此，“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一切活动，都与军统局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戴笠对其人和事敢怒敢言，但对蒋介石的决定他只能言听计从。不过，魏大铭等军统人员回到军统局后，戴笠很快又命令他们重新组建了一个“特种技术研究室”，继续干着密电研究和破译活动。此时，“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与“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单位，但不了解内情的人容易把两者混在一起。
毛庆祥主政后为了发挥池步洲的作用，特地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内成立一个专员室，并任命池步洲为主任专员。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里长期被排挤的池步洲，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虽然，职称变化后薪金照旧，但池步洲工作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所破译日本外交密电的成效也更大了。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日本外交密电中突然发现，日本外务省与美国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来往电报的数量剧增。檀香山是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所在地，著名的珍珠港就在檀香山的旁边。珍珠港是个便于防守的天然良港，当时美国太平洋空军和舰队司令部都驻在这里。池步洲所破译出的六十多份密电，内容总的是日本外务省要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报告：1、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军舰艇的总数以及同类舰种的数量和舰名；2、美军舰艇和航空母舰停泊在珍珠港的位置及进出港的时间；3、一周中哪一天美军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艇数量最多；4、珍珠港内美军官兵上岸和下海的时间和规律，特别是星期天美军官兵休假的起止时间；5、收集夏威夷的气象情况等。池步洲觉得这些情况很重要，就把破译出的电报交给了当时还管着他的霍实子。霍实子也非常重视这些电报，他要池步洲继续密切注意日本方面有关珍珠港的往来密电，并要池步洲每个月专就此事写出报告。然后，由霍实子再将这报告转报蒋介石的侍从室。
此时，中国方面已经预测到日本将对珍珠港有所行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池步洲又破译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的特级密电。日本外务省与驻各国使领馆之间的密电有通用型的和专用型之分，池步洲破译的这份特级密电用的是日本外务省与驻美大使馆之间专用的密电码。这份特级密电的主要内容是：
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是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迅速把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
三、帝国政府已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根据此份特级密电，并综合了以往破译的密电内容，池步洲判断日、美开战在即。池步洲还估计，日本发动战争的时间应在星期天，要突然袭击的地点很可能是珍珠港。日本和美国一旦开战，对缓和中国战场上的压力和对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分明是有极大的好处的。这样的消息，正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期盼的。为此，当池步洲明确了密码的翻译内容后显得异常兴奋，他马上把译出的电文拿去给霍实子看，同时说了自己的判断和估计。霍实子听后频频点头，连声称是。也许是这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霍实子当即提笔在译出的电文上签署了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国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饬令日本驻美大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霍实子签署完意见后，一刻也不敢怠慢，跑步把译出的电文送到了毛庆祥的办公室。毛庆祥看完后更不敢耽搁，立刻亲自送到了蒋介石处。蒋介石看了译出的电文后，一面口头嘉奖“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工作成效，一面要毛庆祥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联系将此情报迅速转告美国方面。由于毛庆祥从来没有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联系过，为此他找到了戴笠，由戴笠把日本要袭击珍珠港的情报转发给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肖勃。身为武官的肖勃其实是军统局美国站的负责人，他的言论举止肯定是站在军统局的立场上。所以，当美国在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后，向肖勃查询是谁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时，肖勃为军统局说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更何况当时确实是戴笠向他提供了这方面的情报。因此，长期以来不论国内还是国外，都认为这是军统局的人员所破译，这无疑给戴笠和军统局的脸面上贴了金，而迟步洲渐渐地被人遗忘了。
被人遗忘的池步洲，却永远地记住了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的情景。
有一段时间里，池步洲甚至怀疑自己所破译的情报是否真的告诉了美国政府。为此，池步洲多次地追问过，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美国政府为何对此无动于衷呢？除了上面已说到的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破译日本人密电码的能力外，池步洲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搜集过西方媒体的报道，说的最多的是“忍痛牺牲论”。因为，池步洲所破译出来的日本外务省与驻美国大使馆和檀香山领事馆之间的这些密电，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军事常识的人，也不会看不出日本的企图，也绝不会不作任何的防范。而当时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被摧毁的军港和数以千计的死伤军民，不能仅仅以“疏忽了中国的警告”而就能交待得过去的。于是，有人在罗斯福的日记里寻找到了答案。罗斯福在日记里写道：他之所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事上“装糊涂”，完全是因为众参两院迟迟不肯通过对日宣战的提案，他只得采取了“断臂战术”，以牺牲局部来换取国会的举手通过。可以给罗斯福日记里所说的“牺牲论”作旁证的是：第一、美国国会尝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保持中立两边卖军火趁机发财的甜头，确实不愿参战；第二、美国海军原本驻珍珠港的航空母舰有三艘，可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竟然神奇的一艘也不见了。这些航空母舰都到哪里去了？如果说罗斯福总统日记里的叙述不错的话，那么只能说他不愿牺牲太大，事先悄悄地调走了。
这能自圆其说吗？只有天知道！
但是不管历史的真实如何，后人的评说又是如何，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立即对日宣战，并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这总是事实。而且这事实，使正在苦苦抗击日本军队的蒋介石有了喘息的时机，也给戴笠提供了与美国人合作的机会。
正是与美国人的合作，戴笠终于走到了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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