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复兴社特务处建立的初期，就想建立一支归属自己直接掌握指挥的特务武装，但由于蒋介石历来对军队的事防范很严，他始终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来。所以当蒋介石在“福建事变”平息后不久，把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了他管理的范围，这是戴笠绝对没有料想到的。南昌行营调查科是蒋介石坐阵南昌“剿共”时而特设的，内设一室三组及两个侦察队，在华中和东南各省设有情报站及情报组。另外，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第三科和禁烟密查组，以及各省保安处的谍报股均由调查科指挥。同时，调查科还负责驻外使馆情报人员的培训工作。应该说调查科是当时与蒋介石关系最贴近的情报组织，所以蒋介石任自己的亲信侍从秘书邓文仪为科长。可是邓文仪不争气，在查处南昌飞机场纵火案中对蒋介石隐瞒了真相，蒋介石怒气之下将其作了撤职处理，让戴笠顶替了这个位置。戴笠接手了南昌行营调查科后，手下的人员由原来的六百多人增加到了一千七百多人，而且还增添了许多公开的机构。“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又网开一面，让戴笠协助宋子文组建个税警总团。这税警总团虽然有一个师的兵力，但只能用于税务稽查不能用于其它方面，为此戴笠老觉得缺了点什么。
当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上海后，戴笠在上海布置情报任务的过程中，终于意识到这是个抓特务武装的良机。
于是，戴笠积极地向蒋介石建议：上海有较雄厚的帮会势力，完全可以利用这势力建立一支武装游击部队，既可以配合中央军队在上海附近牵制和阻击日本军队，又可以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特及汉奸。蒋介石本身就与帮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也认为帮会的力量只要引导的好，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自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戴笠的建议是用报告的形式递交给蒋介石的，蒋介石很认真地研读了戴笠的报告后，即令在上海的戴笠与杜月笙合作，要在一个月内组建一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投入淞沪抗战。戴笠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首先拟定了整个行动的大纲，然后率领特务处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乘三辆汽车，到法租界赵主教路刘志陆公馆与杜月笙会谈。杜月笙时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在这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是否真是这样，戴笠没有仔细去推敲过，不过他觉得比起黄金荣和张啸林来，杜月笙确实要高明一些。特别是在协调黑社会势力和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上，杜月笙要有办法的多。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再加上他与杜月笙熟悉较早，并且杜月笙在物资和金钱上曾给戴笠的特务处很大的帮助，所以他愿意与杜月笙合作。
由于在这之前，杜月笙也接到了蒋介石要他与戴笠合作的电报，所以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表面上双方都派出了最强的会谈阵容，但在会谈之前戴笠已与杜月笙有沟通，所以会谈时基本上都是戴笠讲的多，而杜月笙则对戴笠讲些捧场的话而已。但两人仍有各自的心思，戴笠认为这是特务处与上海帮会力量的一次大规模的合作，而杜月笙以为戴笠只不过打着合作的旗号想进一步控制和利用帮会。不过，在国难当头之时加上蒋介石又有命令，杜月笙在这个时候是绝不会为难戴笠的。为此，会谈很快就三个方面的问题达成了一致：一是建立名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在该机构下建立武装游击部队，取名为别动队；二是“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实行委员制，另设书记长及书记长办公室，由书记长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三是别动队的编制为纵队编制，下设五个支队，支队下面分设大队。蒋介石本来是想利用帮会力量组织游击部队参加淞沪抗战，但此时的戴笠多了个心眼把领导机构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委员会”，而不是淞沪行动委员会。戴笠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在淞沪抗战结束后能长期留用这支特务武装。
上海会谈结束后，戴笠连夜回南京向蒋介石面报情况。
蒋介石早就对上海抗战形势心急如焚，对戴笠提出的组建方案和人事安排没作过细研究就点头同意了。过后戴笠重返上海，在法租界的善钟路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室，戴笠亲自担任该行动委员会的书记长，并下设参谋、政训、情报、训练和总务等处室，各处处长均由戴笠的特务处的人担任。紧接着别动队也初步建成，总指挥由杜月笙推荐的早年做过军长的刘志陆担任，参谋长由戴笠借调来的杨振华所任。杨振华是黄埔一期生，来别动队前是八十七师参谋长。别动队所属的五个支队长，分别由杜月笙提名三个，戴笠提名二个。第一支队长是何天风，主要成员是都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分别是陆京士和朱学范，主要成员是为上海各厂家、企业的工人；第四、五支队支队长分别是张业和陶一珊，主要成员是戴笠在沪杭地区的部属和招入特训班的年青学生。
别动队组建后，戴笠最为忧虑的是中下层干部配置的事。他心里清楚，这支临时凑合起来的队伍既无战斗经验又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一旦投入战斗很可能还没有听到子弹声就溃不成军了。为此，戴笠电请南京后从黄埔军校调集了六百名毕业生，分别安置到别动队的各个支队担任大队一级的指挥官。同时，戴笠还从南京中央警校抽调了一百名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安排为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尽管，戴笠在别动队的干部配备上动了不少的脑筋，但还是难以应付正常工作的开展。于是，戴笠电令特务处人事科抽调二百名中高级特工到上海报到，安排为别动队的中、高级军政干部。紧接着，他又向正在浦东作战的第八集团军商调六百名士兵充任支队下面的班长。戴笠虽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但考虑问题严谨周密。当他在审阅别动队兵员名单时，发现有许多是知识青年和大专学生，顿时觉得这些人去当一般的别动队员实在是有些可惜。但由于上海战事太紧，戴笠已不可能对他们重新调整，他决定对这些知识青年进行一次短期培训，这样既可应付别动队的急需也能给特务处以后的发展培养一些有用之材。于是，戴笠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培训班”，并且很快在青浦县西溪小学举行了培训班的开学典礼。培训班招收学员四百多名，全都是戴笠亲自从别动队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开学典礼那天，戴笠特地从上海市区赶到清浦县西溪小学主持培训班的开学仪式，并作了几个小时的政治精神讲话。在此后的两三天里，他又连续个别召见学员谈话，为学员题字签名以示亲近和关怀。
不久，戴笠又在松江开设了特种培训班。
可就在青浦和松江特种培训班开办过程中，日本军队大量增兵淞沪战场，而且海陆空一齐向我守军阵地发起长时间的猛烈进攻。尽管我守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了三个集团军，但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战场形势越来越不利。终于，还没有结业的培训班学员与别动队一道开上了前线，分别布置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中国正规军对日本军队作战。虽然其中不少人与日军一接触就溃逃，但仍然有不少忠诚勇敢之士，为抗击日本军队的侵略牺牲了性命。据“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处的统计，开战初期别动队战死官兵就在一千五百人以上，受伤的别动队官兵六百人以上。不久随着大部队撤出淞沪战场，别动队按照戴笠的命令全部化整为零，一部分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另一部分转往安徽祁门打游击并改为“忠义救国军”。
戴笠在淞沪抗战期间除了公开组建别动队外，还利用别动队的力量与日本特工之间秘密进行了一场力量和智慧的较量。
这较量就是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开始的。
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于一八八七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其实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为目的情报调查活动，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本谍报机构。他们在中国除了调查市场和财政经济外，还调查地理、政治及军事等问题。所调查的每个项目都非常细致，如对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和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和载重量等都查得清清楚楚。这些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上，并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和掌握。调查人员中主要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同时还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并在中国各界的高层中收买为他们服务的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甚至连云南和贵州的偏远山村也去过。淞沪抗战开始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突然活跃起来，利用各种人物广泛收集情报为日本军队服务。
对此，戴笠的特务处并不知情。
就在戴笠为组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而奔忙时，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和彭寿。章乃器先生告诉戴笠，程克祥和彭寿同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做事，他们愿意用东亚同文书院的某些特殊关系，搜集日方的情报为淞沪抗战服务。此时戴笠正是用人的时候，而且也非常需要能及时掌握日方的军事等情报，所以对章乃器能推荐有用之材当然是十分感谢的。但淞沪抗战形势复杂多变，戴笠当然不会仅仅凭一位有声望的学者的介绍，就把两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吸收为自己手下的特工人员。于是，戴笠叫时任“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办公室书记兼人事科长的文强，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的寓所与程克强和彭寿两人见面，对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考察。文强到章乃器那里后才知道，程克强和彭寿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两人都是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雇员。由于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淞沪抗战开始后他俩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以东亚同文书院为掩护组织一个“文友社”，表面上也为日本人服务其实是为淞沪抗战而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程克强和彭寿还提出，该“文友社”以他俩为经理和社长，另聘五六位男女记者作为活动人员。同时，程克强和彭寿还提到了办公用房、活动经费和车辆等事情。文强回到戴笠处汇报后，尽管戴笠自己对此事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他觉得接下去所要做的事都在租界的地盘上，就算这是日方的计谋也难逃他特务处的手心。
为此，戴笠答应了程克强和彭寿的全部要求。
“文友社”成立后，戴笠为了完全控制这反间谍机构的主动权，他和文强商量后派黄埔六期毕业时为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的王树人，去当“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而实际上是此反间谍机构的总负责人。王树人瘸脚，又时时装出付可怜的样子，任人训斥笑骂，不但程克强、彭寿和日方的情报人员没有起疑心，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也没能识破王树人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当程克强把三名日本间谍引进“文友社”后，戴笠立即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克强和彭寿及日方人员的怀疑，戴笠要文强通知程、彭俩人对这两名女特工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这两名女特工，一个叫安占江，一个叫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的记者，不但年青漂亮和能说会写，而且在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训练，骑马、射箭和打枪样样皆精。参加考试前，戴笠和文强事先对她们进行了训练，要她们做到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的太“笨”以免不能录用。果然，经过考试就被程克强和彭寿录用，并且没给人有任何的怀疑。对程克强介绍的那三名日本间谍，文强根据戴笠“不能让日方间谍进入‘文友社’”的指示，要程克强对他们也要进行考试和资历审查，而且要有可靠的保证人并交纳保证金，迫使日本特工知难而退。由于“文友社”的司机也是程克强和彭寿找来的日本特工人员，戴笠就指示安占江和吴忆梅在“文友社”内散布这个司机的坏话，逼迫他自动辞职而去。随后，戴笠又派手下人顶替了司机的位置，配合王树人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戴笠继续通过章乃器夫妇对程克强和彭寿施加影响，让他们俩始终站在抗日救国一边，使“文友社”完全成了由戴笠所控制的反间谍机构。在此基础上，安占江和吴忆梅以“文友社”的记者为掩护深入到东亚同文书院和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和收集各种情报资料，对淞沪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安占江和吴忆梅还按照戴笠的计划，将东亚同文书院内以教授身份出现的日谍福田信一引诱出来，后被绑架到上海南市警察所关押了起来。
此时，淞沪战场进入了相持阶段。
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假如就此撤出淞沪战场，那将会动摇国内国际对抗战的信心。如果仍然就此死拼下去，那么很有可能他投放在淞沪战场的七十多万国军就会所剩无几，而且战场形势还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就在蒋介石万难之时，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中日争端。所谓《九国公约》，是指一九二二年二月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定的。该公约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各签字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宋子文此议一出，以德国驻华大使等人为首纷纷出面做调停工作，使日本方面一时相当被动。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在华北做情报工作的南本实隆秘密潜往上海，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战略意图，并伺机暗杀宋子文。南本实隆是个中国通，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一口稍有天津音的中国话，能应付各种险恶的局面。他曾在华北和东北等地多次破获戴笠所布置的特工组织，仅被他逮捕和打死的特务处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人。戴笠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数次设计要在华北将其干掉终因事先都被南本实隆察觉而没能成功，但戴笠始终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南本实隆还没有动身，戴笠已从打入日本军方的特工那里得知了消息。为此，戴笠决定要在上海让南本实隆命归西天。
于是，戴笠与南本实隆间的较量悄悄地开始了。
戴笠起初以为，南本实隆到上海后必定会在东亚同文书院和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露面，为此他在这两处全都布置了内线伺机对南本实隆下手。由于执行此项任务既艰难又极危险，让戴笠费心事的是由谁来完成对南本实隆的暗杀任务。戴笠反复考虑了多日，觉得由文强来担任最合适。文强是黄埔四期生，在浙江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参培训班工作多年，对特工情报业务和各种行动技术比较熟悉，再加上他从没有任过公开性的职务不太会引起日方的注意。文强本来就是个机敏能干而且有头脑的人，当戴笠向他讲明了任务的内容后很快就表示了完成任务的决心。文强的态度早就在戴笠的预料当中，但此次任务毕竟非同一般，他还是与文强仔细地分析了此次任务的各种难点。当文强对这些难点全都心里有数后，戴笠把一枝三号左轮手枪和三十发达姆弹连同活动经费交给了文强。可是没有想到，南本实隆到上海后没有在该去的地方露面，而是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读书时的同学，此时已是戴笠手下别动队参谋长的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此时的杨振华不甘就此落为汉奸，也威慑于戴笠的权威，不敢贸然出卖机密。
于是，杨振华把这情况向戴笠作了汇报。
戴笠见情况有变，就迅速重新设计了计划。他把文强再次找来后说：“南本实隆为了急于在《九国公约》国开会之前了解我方的战略意图，到上海后就企图收买别动队参谋长杨振华。南本实隆几次要杨振华介绍我方的要人与他见面，我已让杨振华虚拟了你的身份推荐给了南本实隆。为此，我想将计就计，让你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的身份与南本实隆接触，并向他表示愿意与他们合作的愿望。你的化名杨振华已取好，就叫李文范少将。明天晚上八时，你随杨振华到静安寺路100弄10号与南本实隆见面。记住去时不能带枪，也不能带其他男女，自备汽车，但一定要换了牌照。与南本实隆见面后如问到年龄，你要把年龄报的大点，因为日本人不到五十出头是不会有少将的官衔的。还有，这次南本实隆与你见面的地点不放在日租界而在英租界，这说明通过杨振华的多次介绍南本实隆已对你有了好感，看来杨振华这个人……”戴笠就此打住了话题，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对杨振华这个人的怀疑多于信任。不过，杨振华在淞沪抗战结束后确实投靠了日本人，可见戴笠的怀疑没有错。
文强第一次与南本实隆见面时间很短，在证实了双方的身份后，约定两天后到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进行第二次会谈。临分手时，南本实隆送给文强一大捆东西。文强难以推辞就把这捆扎着东西带到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办公楼。戴笠的头脑里可比文强多了根“弦”，他见那东西后马上有了火气，指着文强的鼻子大骂道：“你的太没有头脑，如果这里面是炸弹，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命了。”后经技术专家对那捆东西处理后，发现那里面是一万元法币。对这钱谁也没有去多想过，也许是南本实隆给文强的见面礼。文强见是虚惊一场很有些不快，戴笠可是看在眼里，马上对文强说：“你老兄沉着应变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如此则怠，不认真则万事无成。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戴笠这番很有哲理的话，一下把文强给说明白了，很快脸上没有了不快的表情。
两天后，文强与南本实隆如期在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会面。此次会面南本实隆想通过文强搞清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统帅部的抗战决心如何？二是对日作战所动员的兵力配备如何？三是利用《九国公约》签字国来限制日本是否真是宋子文的主意？四是中国对德国大使出面调停有何看法？这些问题都不是文强所能答复得了的，他只得推说待进一步了解后再作明确回话。戴笠从文强处得知了南本实隆的四个问题后，为了使已经上钩的南本实隆不生疑心，他亲自虚拟了对这几个问题的看法，并报给蒋介石备案。不过，此时的戴笠又有了新的主意，因正在组建的别动队急需要资金，他想让文强以这四个问题的答案从南本实隆那里搞个几百万块钱，以解别动队的燃眉之急。戴笠再三嘱咐文强，四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一个一个给，每个答案的价格是二百万元。可当文强第三次与南本实隆见面后，一提出答案的价格南本实隆似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并答应下次见面就付款。戴笠得知后对文强说：“日本人素来小气，南本实隆答应的事难免有变。”果然，当文强第四、五次为答案的价格与南本实隆商谈时，南本实隆完全推翻了原来答应的价格，要求四个答案的总价不超过四百万。而且，南本实隆只同意付四十万元的现款，其余的只能以支票的形式支付，条件是文强必须要把所有的答案全部交出。此时，戴笠已感到与南本实隆讨价还价的余地已很有限，他开始为干掉南本实隆作准备了。为此，戴笠让人在赫德路租了间民房，让文强约南本实隆来此见面。文强不清楚戴笠改变约会地点的用意，也不知道戴笠已在这民房的周围已布置了杀手，他仍然与南本实隆认真商谈毫不含糊。
不过，此次南本实隆避开所有的话题，非常明确地要文强做内线，将宋子文杀死，并答应为此事可先付十万酬金给文强，而且事成之后文强所有的收入不会少于一百万。这事令文强极度震惊，为不使南本实隆有疑心，文强应允了。回转后，他立即向戴笠汇报。戴笠听后也吃惊不小，他明白南本实隆要开始做他的事了。可就在戴笠进一步揣测南本实隆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时，南本实隆却把文强约了去商量暗杀宋子文的具体计划。临离开时，南本实隆给了文强五万元的现金。文强如数把这钱交给了戴笠，戴笠望着这钱知道与南本实隆间的周旋已经到头了。因为，此时在淞沪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对中国军队相当不利，德国驻华大使的和谈调停已经落空，其实已经中了日方的缓兵之计。而且，南本实隆开给文强的那张三百六十万的支票，戴笠已派人到上海正金银行查询过，这支票不能马上兑现，要过一星期后才能办理。过一个星期后淞沪战场的形势已难以预料，看来南本实隆早已考虑到这步棋了。想到这里戴笠有些悔了，他不该为了那几百万块钱而没有在前几次杀了南本实隆。尽管，戴笠觉得除掉南本实隆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他还是在赫德路的那间民房作了周密的部署，下令文强在与南本实隆见面时下手。可是第二天，在过了约定时间很久后南本实隆也没有露面。就在文强等人左右为难时，戴笠来电话说日本军队已经在杭州湾至金山卫一带登陆，所有人员全部撤离。
文强与南本实隆从此没再见面。
虽然，围绕南本实隆的所有计划都是戴笠安排制定，但也是文强对戴笠计划的领悟和他本人出色的表演，才使南本实隆一步步地被牵着鼻子走。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淞沪战场的局势发生逆转的话，南本实隆是逃不过戴笠设下的圈套的。
随着日本军队的大量登陆，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上全面撤退。
面对潮水般溃退的场景，戴笠仍镇定自若地布置指挥着潜伏和转移方面的工作。他首先任命文强为特务处前方办事处处长，主要任务是收容别动队的人员和中国军队从淞沪战场撤退时的散兵游勇。接着，戴笠又下令文强迅速结束“文友社”的工作。由于组建“文友社”的程克强和彭寿在搜集日方情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在南本实隆到上海后他们做了许多方面的配合，戴笠觉得这俩人可信也可用。于是，戴笠决定程克强和彭寿在上海失守后潜伏下来，保持与日本间谍网的关系，进一步开展收集情报的工作。可是，当文强把戴笠的决定告诉程、彭俩人的同时，日方的情报机构要他们到南京开展谍报工作，配合日本军队进攻南京的行动。经戴笠同意后，文强把程、彭带到了南京，让他们与特务处南京潜伏区负责人钱新民接上了关系，并作为南京潜伏区的直属通信员与日方的谍报机构开展斗争。不过南京沦陷后，钱新民很快投敌叛变，程、彭被日军逮捕入狱。这期间由于周佛海的斡旋，程、彭俩人没有被处死，后他俩成了周佛海和戴笠之间的联系人。
当然，这已是后话。
再说文强从南京返回上海后，上海已基本失守。戴笠是在最后时刻，安排完别动队的撤退事宜后，才搭上上海至香港的最后一班船去了香港。此时的别动队除了溃散的余下的已不多了，文强按照戴笠的指示分别派出六个收容小组，分别收容别动队队员二千多人和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八千多人。然后，他带着这些人绕道南通、苏州和句容等地，最后到达了皖南祁门的历口镇。与文强他们同时到达的，还有戴笠在青浦和松江举办的两个特工训练班。这两个特工训练班，在撤退前因遭日军袭击和日军飞机的轰炸损失很大。特别是青浦特工训练班原来有四百多人，可到历口镇时已不到五十人了。尽管这样，戴笠仍然把他们作为自己发展特务武装的主要力量，时时牵挂和关注着。当他得知该集中到历口镇的队伍全都到齐后，就亲自赶赴到历口镇进行点名，并对零乱而又疲惫的队伍进行政治鼓舞。为了稳定这支队伍，在报经蒋介石同意后，戴笠在历口镇召开了官兵大会，宣布改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并把在历口镇的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第一团，戴笠自己亲任团长。凡参加青浦和松江特工训练班的学员，除少部分被戴笠挑选到总部工作外，其余的全在忠义救国军里担任连营以上的干部。不久，当忠义救国军教导二团和三团在浙西和苏南相继成立后，戴笠又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起初，戴笠自任总指挥，后因工作繁忙改由他人担任。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的建立，是戴笠在稳定和发展特务武装上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此时，戴笠又把注意力放在了特工专门人材的培养上。
由于在南京被日本军队攻占时，戴笠曾要当时青浦培训班派学员到南京执行爆破任务。虽然青浦培训班派去了好几批人，但都因为专门的爆破技术没掌握好，没能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事对戴笠的震动很大，有好一阵子他不知如何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不过，戴笠很快从蒋介石办黄埔军校上得到了启发，他觉得只有举办大型的特工培训班，才能解决特工专业人材严重缺乏的问题。关于培训班的名称，戴笠最初确定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在办理手续时，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厅不肯承认而且拒发印鉴。于是，戴笠利用自己在中央警官学校有兼职的便利，把该培训班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可是，这又遭到了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李士珍的反对。但戴笠仍然我行我素，把将要开班的称为中央警官学校特训班一期。后来，因为办班的校址在湖南临灃县，戴笠在内部就改称为“临灃特训班”。为办好这期大型培训班，戴笠几乎集中了当时特务处的所有的特工训练精英，他们中有部分是留苏过的中共叛徒，具有多年的特工训练的经验。
就在戴笠积极筹备开班时，他得知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招收了大批失业流亡的学生。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毕业，曾是留苏的托派分子。他因不甘久居戴笠之下，也就利用抗战初期的混乱局面另起炉灶，在郑州招收了八百多名青年学生进行军训，企图以此作为起家的本钱。戴笠对此极为恼火，当即派沈醉等人强行把这批学生带往“临灃特训班”。由此，梁干乔与戴笠最终闹翻，辞别戴笠到在西北的同学胡宗南那里谋事去了。
就这样，郑州的这批青年学生成了“临灃特训班”的主要生源。开班前，戴笠见生源中女性的比例太少，就把胡宗南的中央军校七分校在长沙招的六十多名女生要了过来。但使戴笠没有想到的是，特训班正式开学后有许多学员得知自己做的是特务工作后纷纷提出来要退学，特别是从胡宗南那里要来的那批女生要求最强烈。戴笠知道后十分重视，他一个个地找学员谈话，进行政治精神教育。而后，戴笠按照黄埔军校的管理方法，先让这些学员集体办理加入特务组织的手续，接着强制进行大强度的军事训练，让学员在紧张而吃力的操练和培训中没有时间考虑更多的问题。同时，戴笠要特训班有目的地检查学员的书信来往，随时注意控制学员平时的言论。过后，再也没有学员说要退学了。不久，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戴笠先从特训班里选调了三十名女生打入“战地服务团”转赴江西等地活动。紧接着，戴笠在抽调一百名学员参加武汉保卫战后，又抽调出一百名学员到东南忠义救国军工作。另外，戴笠还数次选调数量不等的学员到上海和山东等沦陷区工作。尽管“临灃特训班”是在较困难的情况下举办的，但对戴笠扩充特务武装的势力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按照戴笠的话说，“临灃特训班”的开办是抗战时期进行特工训练的一次示范。也正由于这样，“临灃特训班”的大部分学员在过后成立的军统局里成了骨干力量，在军统内部“临灃特训班”的学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
自创办“临灃特训班”取得成功后，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原特务处在武昌组建为军统局后，戴笠为迅速扩充特务势力举办特种训练班的劲头不减。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形成了临训、黔训、息训、兰训和渝训等五大训练基地，以及息烽、兰州、重庆和东南等四大培训中心，培训内容涉及游击、情报、行动、爆破、警政、缉私、外事、会计及电讯等等方面。据良雄写的《戴笠传》记载：“自洪公祠训练班起，曾受戴笠训练的人员有六万人之多。”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使军统局的特工情报人员逐渐走向规模化和专业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戴笠在所有的特务培训和训练中对电讯人材的培训格外重视。在成立特务处的初期，戴笠接受和传递情报基本上是通过陈立夫把持的中央统计局，因为当时中央统计局利用电台在中国主要的大城市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转播站系统，而此时戴笠的手上是一无所有。虽然用中央统计局的电台网络能达到保密的目的，但环节的缓急总是操持在人家的手上，好些时候受气不说对工作开展也限制不少。于是，戴笠决定内部自设电台网络。他从五部电台起家，到抗战中期，军统的电讯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专业工作人员达到四千多人，所用电台达七百多部。不但所有的外勤区、站、办事处等机构配备了电台，一些大区还建立了支台，而且大多数外勤情报组也配备了电台。戴笠还针对当时的五瓦和十五瓦的收发报机太重，特工和情报人员携带起来不方便，要由胡宗南推荐来的无线电专家魏大铭进行改进。此时已是特务处通讯科科长的魏大铭，很快组织人员研制出了一种小型收发报机，它除了电池和耳机以外，体积不超过冰棍那么大。由于隐蔽性好，戴笠手下的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特工机”。当戴笠要魏大铭带着这“特工机”到江西庐山演示给蒋介石看时，它竟然能穿越过庐山山脉接收到外面的信息，而常用的十五瓦收发报机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蒋介石平时也非常注意通讯工作，早年他就聘专家在上海设厂制造收发报机，但化了不少的功夫始终无所发明。此时，见戴笠在不长的时间里利用简陋设备造出了这么好的东西非常高兴，于是指示戴笠编造预算进行批量制造。不久，这“特工机”经魏大铭等继续改进后，不但体积更显小巧，而且里面结构也更精良了。如果用干电池的话，就是远离数千里也能圆满通讯，很少出现差错。除这“特工机”外，戴笠还用自己培训出来的技术力量，在相当有限的物力条件下研制出了适合在各种条件下使用的且又精良的收发报机。也正因为戴笠在通讯设备和培训专门人材上的努力，才使他在战时的中国如愿地建立了普遍而又庞大的通讯网络。戴笠用这别人无法比拟的网络，一方面驾驭和控制着他手下的那个庞大的组织，另一方面随时掌握着中国每一个角落里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他成了国民党政府高级阶层里最为博闻广见和熟悉时局的人。
当然，从更广泛的层次上看，通讯情报对蒋介石似乎也同样重要。他从戴笠提供的及时而又准确的情报里，看出这对他自己的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通过这些情报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对手和敌人的动向。事实上，蒋介石把戴笠秘密电台侦收到以及其它部门获取的情报看成是一种家庭垄断，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他、宋子文和孔祥熙才能看到那些特殊的情报报告。如，时任蒋介石参谋长的何应钦向情报部门要一份日方的情报时，竟然多次遭到了拒绝。蒋介石对通讯情报的独占极大地刺激了何应钦，他由此而组建了属于自己领导的情报收发处，专门搜集和破译日本方面的通讯。何应钦的做法其实也刺激了戴笠，在搜集国内情报方面确实没有任何人能超越他，但由于在破译日本电讯上他所领导的部门不能走在别人的前面，在蒋介石每个月都要召开的情报会议上，许多方面都由交通部的下属温毓庆说了算。温毓庆与宋子文是姨表兄弟，是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的电讯专家，也是交通部电政司的负责人。由于温毓庆在破译日本密码上所拥有的技术和设备确实有优势，于是戴笠有了想与温毓庆合作建立“中国黑室”的念头。
此时，戴笠把建“中国黑室”与扩建特务武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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