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对我国辽宁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了武装进攻，接着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在这民族危亡之机，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同时，为了压制国内不断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推行“训政”，实行法西斯统治，使许多革命者和仁人志士遭到了逮捕和杀害。特别是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因积极从事反对蒋介石的活动，被蒋介石秘密枪杀于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后，更激起了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的义愤。为了“专门保护及营救所有的政治犯”，经宋庆龄等人的多方联络和四处奔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举为该同盟的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并主持同盟的日常工作。杨杏佛是江西清江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孙中山先生病逝后，被推举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不久，回上海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
一九三三年二月，杨杏佛受宋庆龄的委托带人到北平各监押所视察，并对在押政治犯的情况进行了解和调查。过后，杨杏佛将北平反省分院关押的政治犯所写的两封信，以“活人的坟墓”为题发表在犹太人办的《中国论坛》的杂志上，将国民党迫害革命者和践踏民权的罪行予以曝光。杨杏佛视察完北平的监押所后，到华北各地发表演说，参加游行示威游行，抨击监狱里的黑幕，呼吁抗日救国，要求民权自由，揭露腐败政治。一时间平津等地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搞的沸沸扬扬，打乱了蒋介石在华北“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方针的贯彻。
同年四月五日，杨杏佛陪同宋庆龄从上海直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省港大罢工领导人罗登贤和所有政治犯。宋庆龄和杨杏佛还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触动了蒋介石政治神经中最敏感的部分，把蒋介石逼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五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绑架了进步作家丁玲和史学家潘梓年，并杀害了共产党人应修人。顿时全国舆论沸腾，而国民党政府却矢口否认。杨杏佛经过深入调查，掌握了重要证据，扬言要予以公布。杨杏佛此举使国民党政府极为尴尬，如果此事件的内幕揭露出来无疑给国民党政府的脸上扇了记耳光。当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再也耐不住了，他召见了戴笠，要戴笠采取严厉手段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所儆戒。由于“同盟”毕竟是由宋庆龄这样的名人贤达组成，并在国内外深孚众望，如果下手轻了肯定起不到威慑作用，而下手重了所产生的影响又会在政治上引起很大的麻烦。为此，蒋介石叮嘱戴笠，要戴笠在“同盟”中杀个“适当的对象”以起儆戒的作用。蒋介石要戴笠亲自去上海拟出方案，供其选择然后实施。戴笠受命到上海后，召集心腹特务们进行了分析研究。在听取了多种意见后，戴笠认为“同盟”领导人中宋庆龄的地位特殊杀之顾虑颇多，蔡元培在“同盟”中并不活跃杀之价值不大，惟有杨杏佛的地位和其活跃的程度杀之较为合适，能起到杀一儆百和敲山震虎的作用。
戴笠把分析报告报给蒋介石不久，蒋介石就同意了报告的内容，但要求戴笠此次行动不得让“同盟”抓住任何把柄。
戴笠开始行动了。
他首先指挥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的特务，把杨杏佛的住址、生活特点、行动规律和来往人员的情况非常仔细地作了调查。这其中有两个情况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一是杨杏佛原住霞飞坊五号，一年前与夫人赵志道离婚后就寄寓在亚尔培路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这个地方属法租界，租界巡捕房的巡逻警车与执勤巡警每日来回流动警戒；二是杨杏佛喜欢骑马，并在大西路养了两匹良种马，雇有马夫专事饲养。如无特殊情况，杨杏佛每天清晨必去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骑马约一两个小时，而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是属华界，治安归国民党政府管理。于是，戴笠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进行狙击，因在此地下手时机好把握，得手后行动人员便于撤出，就是有麻烦事的话处理起来也方便。第二套方案是，准备在中央研究院附近下手，在时机把握上也容易，缺点是下手时如被租界巡捕发觉的话，行动人员撤出较难。戴笠对这两个方案反复比较后，感到第一套方案易于成功。
但这毕竟暗杀的不是一般的对象，戴笠考虑再三后准备把方案向蒋介石报告。去蒋介石那里时，戴笠带上了所准备的两套方案，因为他清楚蒋介石考虑问题历来有出人意料之处，也正因为戴笠时常应变在先才被蒋介石信任。果然，戴笠将第一套方案向蒋介石汇报后，当即被蒋介石否定了。蒋介石沉默许久后，对戴笠说：“大西路和中山路属华界，如在这一带发生了刺杀杨杏佛的大案，必然要被国内各界舆论所追究，到那时案件破与不破都不好交代。再者，‘同盟’的领导人大都居住在租界内，在租界外杀杨杏佛也起不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只有在租界内执行特别是在宋庆龄寓所附近下手，才能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还可以不负破案的责任。”戴笠听到这里，额角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马上把第二套方案拿了出来。蒋介石对这第二套方案看得很仔细，当他得知杨杏佛在亚尔培路的住所距宋庆龄的寓所较近时，便点头说：“很好！你们就照这样去干吧！”
行动方案得到蒋介石首肯后，戴笠当天乘车赶到上海。
戴笠在对行动组人员的名单考虑再三后，确定赵理君和王克全为行动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赵理君是四川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每遇重大行动能镇定自若临危不乱。王克全是安徽人，原来是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被捕叛变后被戴笠留用。此人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办事机警敏捷，还具有暗杀和绑架方面的经验。行动组里还有个叫李阿大的，是上海苏北帮的著名杀手，枪法很准，胆量很大。戴笠在确定了行动组人员后，当即宣布了此次行动组的纪律。戴笠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团体的主要使命就是忠于领袖。为此，在这次行动中每个人都必须使用化名，并严守秘密，对父母妻子以及我们团体内的同事，甚至是直接领导都不得与闻。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如不幸被捕，应立即自杀，不得贪生怕死，暴露机密，否则将按我们团体的纪律给予严厉制裁。”
过后，戴笠指定在法租界内迈尔西路的一幢三层楼的小楼作为行动组的集合地点，并要王克全率行动组的人员居住进去。同时，戴笠还要赵理君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的俄国大菜馆的楼上租了房间，作为一线指挥所，并由赵理君在此负责指挥行动组的行动。而戴笠自己在法租界内的枫林桥附近也租了两层楼的寓所，作为他坐镇指挥的总指挥部。戴笠在正式实施暗杀杨杏佛行动前，他让赵理君给杨杏佛寄了封最后通牒式的恐吓信，信内还装了一颗子弹。信的主要意思，就是要杨杏佛必须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戴笠原以为此信会多少起到作用，可没有想到杨杏佛接到信后不以为然，根本就没有害怕的意思。杨杏佛秉性本来就刚毅不屈，抱着“革命本是自动的牺牲”的决心，竟然把那信和特务们的手段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出来。这更使戴笠恼羞成怒了，于是下达了行动命令。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清晨，这天法租界一带有雾。不过，在太阳出来之前这雾慢慢地散去了。虽然是星期六，但杨杏佛仍旧起得很早，赶到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带进行跑马锻炼了。此时，赵理君和王克全在这之前已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设伏。可没有想到，就在杨杏佛出现在赵理君和王克全的视线里时，法国巡捕房的一辆巡逻警车恰好从中央研究院的门前开过。巡逻警车开过后，杨杏佛仍旧在赵理君和王克全的可下手的范围内。但就在他们准备举枪上前时，又有一队换班的巡警走了过来。此时，赵理君和王克全以为整个行动已暴露，不得已撤出了设伏地点。回到枫林桥附近的总指挥部后，戴笠在听取了赵理君的汇报后认为，法租界的巡捕房并没有掌握这次行动的任何消息，意外情况的出现只是偶然的巧合。于是，决定第二天早晨继续进行刺杀。
第二天，赵理君和王克全按照戴笠的布置，提前进入预定地点进行守候。大约八时左右，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从院中坐车去大西路的马厩。当杨杏佛的座车开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时，赵理君当即指挥守候在四周的特务们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同时拔枪射击。由于开车的司机首先被击中，汽车很快在原地不动了。也许是同一个时间里的子弹射得过密，车窗的玻璃碎了一地。赵理君走近汽车后，见杨杏佛和他的儿子已被子弹击中，立即下令撤退。此时，四周响起了尖厉的警笛声。也许是过度紧张的缘故，一个叫过得诚的特务跑反了方向。当负责撤离的汽车开动后，过得诚才转过身来，可是此时已经迟了。已坐在汽车里的赵理君见情况十分危急，当即向过得诚开了一枪。过得诚是倒在了地上，但由于赵理君的那枪没有击中过得诚的要害，头脑还清醒的过得诚眼看着四周的巡捕围了上来，只得按戴笠交代过的纪律朝自己的颈部开了一枪……昏死过去的过得诚醒来后，向巡捕房讲出了自己的真名。这事很快被戴笠知道了，他大为震怒，立即通知安插在巡捕房的内线，用毒药将过得诚毒死。
蒋介石下令暗杀杨杏佛，主要目的是想恐吓宋庆龄等“同盟”的领导人。但杨杏佛死后，宋庆龄仍然积极参与主持“同盟”的工作和活动，继续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忍无可忍之后，要戴笠研究对付宋庆龄的办法。为此，戴笠除派特务每天监视宋庆龄寓所外，还策划用女特务打入宋庆龄的身边，后来又用“美男计”勾引宋庆龄的女佣人。当这些手法都没能奏效后，戴笠与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沈醉经再三密谋后，准备用汽车将宋庆龄撞成重伤以达到教训的目的。此计划制定完成后，沈醉按计划进行了反复的操练。当戴笠在实施此计划前向蒋介石汇报时，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担心：万一撞车时控制不好将宋庆龄撞死，那后果会不堪设想。蒋介石对戴笠所说的担心经过思量后，觉得是有道理。就这样，蒋介石取消了“给宋庆龄一点颜色看看”的念头。但没过多久，蒋介石给戴笠下达了制裁史量才的命令……。
史量才是江苏江宁人，父亲是个开药铺的老板。光绪二十五年，史量才考中秀才且准备去日本留学，岂料一场从没见过的大火烧毁了史家多年的积蓄，无奈史量才只好打消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而进入了杭州蚕学馆，开始了他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生命旅途。辛亥革命后，史量才参加了江苏独立运动和南北议和会议等重要政治活动。由于史量才好直言，并嫉恶如仇，他的这种性格与政界的黑暗格格不入。一九一二年秋天，史量才在实业家张謇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用十二万元买下了已创办四十多年的《申报》，当上了《申报》的总经理。买下《申报》后，史量才多次对报馆里的人说：“国有国格，人有人格，报也要有报格。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大众说些话。”此后，史量才以“独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作为办报的思想核心，加上邵飘萍等名记者的鼎立协助，很快《申报》成了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如果说，史量才开始办报时还不具有明确的新闻救国的思想，那么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突破了以往的局限勇敢地站了出来，成为要求抗战和反对内战的爱国人士。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迫于各种压力被迫第二次下野。当天，《申报》发表了《欢送》的时评，内容列举了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方方面面。蒋介石见了报纸后，大骂不止。四天后，当宋庆龄为被蒋介石在离开南京前秘密枪杀的邓演达悲愤地写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后，史量才首先将此文在《申报》上全文刊登，随后全国有影响的报纸都进行了转载。蒋介石对此事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这也为史量才后来的死埋下了伏笔。不过，在蒋介石第二次复出后，鉴于史量才的声望和社会影响，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拉拢过他。但因史量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强烈不满，不但对此置之不理，并且还在所办的《申报》上连续发表《论剿匪和造匪》的时评，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震怒，蒋介石对此亲自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上海警备司令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强行停止了《申报》的发行。史量才愤怒之下，意欲披露此事。后在宋庆龄等人的劝说下，史量才采取了疏通的办法。几经周折，在满足了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后，《申报》终于在被禁三十多天后又和读者见面了。
然而，停邮事件并没有使史量才改变原有的办报原则，他大胆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黎烈文，对《申报》的“自由谈”副刊进行了改革，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宣传什么主义，牢牢站定进步的近代化的立足点。”。由于黎烈文的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申报》“自由谈”副刊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和郁达夫等人大量的评论及杂文。特别是鲁迅发表的一百四十多篇对当局含沙射影的杂文，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此，《申报》的“自由谈”副刊迅速成了“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出了国民党政府容忍的尺度。于是，国民党当局让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出面给史量才施压，要其撤换《申报》“自由谈”副刊的负责人黎烈文。史量才不屈服于压力，对吴醒亚说：“《申报》是我个人的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这次不欢而散的谈话结束后，国民党当局转而威逼黎烈文离开《申报》。黎烈文是个二十多岁的人，虽然正处于血气方刚之时，但考虑到史量才的处境还是主动离开了《申报》馆。黎烈文的离去，使史量才大喊可惜，但面对一个决意要走的人他也无可奈何。好在黎烈文的辞别并没有影响《申报》的发展，此时的《申报》发行量已突破了十五万份，迎来了它最灿烂的黄金时代。而此刻史量才也走到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他与南洋侨商合作创办的中南银行以及与他人组办的民生纱厂，都有着相当不错的收入。
所以，当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后，史量才倾全力捐款捐物，奉献了大量心力支持抗战，为此被选为上海市参议院议长和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不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史量才被宋庆龄推荐为“同盟”的执行委员。此后，史量才不顾南京政府的种种禁令，在《申报》上如实报道“同盟”的宣言、电函和活动情况。特别是“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戴笠手下的人暗杀后，《申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的报道中，充满了社会民众的愤慨和死者亲属血和泪的控诉。史量才这样做得到了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的尊敬，但使蒋介石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可有一百万兵。”史量才毫不畏惧地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段对话是否真有其事已无法证实，但史量才确实在悲壮地向生命的终点走去。
杨杏佛被暗杀后，史量才心里就有了不安。杨杏佛是史量才的老朋友，杨杏佛的为人他了解，不会得罪别的什么人，只是抨击了蒋介石的政策而得罪了蒋介石才……史量才始终怀疑杨杏佛的死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为此他也想到了自己，想到了由于《申报》多次得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有可能派人来暗杀他。于是，史量才高价雇佣了四个武艺高强的保镖，在自己的小汽车上安装了防弹钢板，而且轻易不出租界，偶然出去也非常隐秘只有司机和保镖知道。当然，此时的史量才并不清楚蒋介石确已向戴笠下达了暗杀令，而促使蒋介石最后下决心要杀史量才的原因，是戴笠提供的情报。这份情报的内容是：“……上海报业巨头史量才继续利用手中掌管的《申报》等作为工具，反对校长的‘剿匪’政策，煽动对党国不满的言论，完全是为共产党张目。另据查，史量才还通过办报赚钱，接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对此事我们正在进一步查证……”早就有除掉史量才念头的蒋介石，见此情报后，当即在上面批示：不要再核查了，对史量才密裁具报。
戴笠又一次去上海布置暗杀史量才的行动。
暗杀史量才的行动组仍然是刺杀杨杏佛的那帮人，行动组负责人依然是赵理君。
因为史量才的公寓和《申报》的报馆都在租界内，戴笠原准备在租界内动手，后由于在史量才的公寓和《申报》报馆附近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以便作为就近了解史量才的活动规律和实施暗杀行动之用。加上自租界内发生“杨杏佛血案”后，租界巡捕房加强了警戒，史量才本人出门也不离保险汽车而且来去无规律，暗杀史量才的行动组难以拟定出可行的行动方案。戴笠吸取了刺杀杨杏佛时手下人被租界巡捕房抓获的教训，决定放弃在上海租界内动手的方案，另外再寻找动手的地点。也就在这时，行动组的人员通过上海帮会的关系，结识上了史量才的汽车司机，并从该司机的口里得知史量才有时去杭州寓所“秋水山庄”休憩。于是，戴笠指示赵理君带行动组伺机到杭州动手，并制定在杭州动手的计划。此时，有份调查到的材料引起了戴笠的注意。这份材料上说，史量才之妻沈秋水原来是上海滩上的名妓。那时，沈秋水曾深得江苏镇江一个叫陶宝骏的宠爱。陶宝骏于辛亥革命时，带着在清朝廷里任军职时贪污的几十万军饷避居于沈秋水的妓院。不久，沪军都督陈士英探得陶宝骏有可能割据镇江自任都督的可能，即以欺骗的手法将陶宝骏捉拿后枪决，而那几十万的横财仍旧存放于沈秋水处。沈秋水得此横财后，不喜反忧，整日坐卧不安。此事，不久被与沈秋水恩情并重的史量才得知，史量才遂取沈秋水为续房，陶宝骏的那笔巨财也就落入史量才的掌握之中。过后，史量才用此财在杭州建造了山庄，并以沈秋水的名字命名。此事没过多久被陶宝骏的家人知悉，扬言要向史量才复仇。史量才自知处境险恶，所以平时行动格外小心……戴笠看完此材料，心里有了自己的主意。他指挥赵理君等人，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在《申报》馆的职员中散布，陶宝骏的家人已潜至上海要找史量才报仇的消息。同时，戴笠还让人到处扬言陶宝骏的死是史量才串通沪军都督陈英士共同谋害的，意在吞并大笔巨财。戴笠的这几手逼得史量才一下没有了退路，为此好些人上门劝史量才到外地暂避风险。史量才考虑再三，决定去杭州“秋水山庄”住上一段时日。
这是戴笠所需要的结果。
戴笠带着行动组几乎与史量才同时到达杭州，他原来打算在“秋水山庄”附近动手刺杀史量才，后考虑到如果把史量才杀害于杭州市区，杭州警察局就无法推卸破案的责任，而杭州警察局局长又是他戴笠的人，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戴笠与杭州警察局多次研究后，最后决定等史量才回上海时在沪杭公路上拦截杀人，并选定海宁县博爱镇附近的翁家埠作为阻击点。此时的史量才已在“秋水山庄”住了一月有余，尽管有沈秋水陪伴在身边但他的心仍然在《申报》，特别是《申报》的总编换成蒋介石的人后，他的心始终放不下。终于，在一个阴沉的下午史量才动身了。还是那辆装有防弹钢板的车，车里除了史量才和沈秋水外还有史的儿子史咏赓和内侄女沈丽娟等人。当汽车开上沪杭公路不久，忽然见有辆老式的别克敞蓬车挡在公路的中央，有几个人围着那车好像在检查着什么。当史量才的车缓慢地靠近这辆别克车时，突然车边上的那些人拔枪向车里射击。史量才知道大事不好，拉着儿子打开车门就跑。史量才儿子因跑得快逃脱了戴笠手下人的追杀，而史量才自己因身体太弱跑得慢，慌乱中躲进了附近的一间茅屋。后又从茅屋的后门穿出，躲进了边上已经干涸的一个小水塘。但史量才最终没有躲过被害的命运，没一会被追上来的赵理君等人发现了。赵理君没待史量才缓过神来，就举枪朝史量才的头部开了一枪……。
一代报业巨子史量才就这样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下午。
十一天后，也是下午，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在北平陆军监狱惨遭杀害。
戴笠是在同一个时间里，接到蒋介石密裁史量才和吉鸿昌的命令的。因为吉鸿昌自从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失败潜逃到天津后，在共产党的协助下联络了一批下野的军人，建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组织，而且还创办了《民族战线》的杂志，进行抗日和反对蒋介石的活动。由于当时蒋介石密裁史量才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些，戴笠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上海史量才的身上，而天津吉鸿昌的事就交给了已是特务处北平站站长的陈恭澍。当然，具体的行动细节仍然要戴笠研究确认后才能实施。陈恭澍受命后，深感此事责任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蒋介石的密裁令，他与手下的情报组长王文经多次商量后，决定由王文经吸收几名“胆大心细”的行动人员，由他们具体执行刺杀吉鸿昌的行动。王文经先是在天津物色人选，因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他又去了北平。在北平西单商场的门前，王文经凑巧碰上了多年没见过面的表兄吕一民。就在见面的瞬间，王文经忽地觉得吕一民正是自己要找的最好人选。
吕一民出生在河北宝坻县一个有千余亩土地的富户家里，从小被母亲娇生惯养，生性贪婪自私。吕一民还没有读完初中就抛妻弃母到处游荡，一心追求升官发财的捷径。一九二五年五月，河南大土匪樊钟秀为了扩充势力称霸一方，在河南临颖成立一所“建国军官学校”，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军事培训。吕一民听说后，携巨款到该校报名。“建国军官学校”接受了吕一民的捐款后，给他当上了一名班长。善于投机钻营的吕一民把城市学员作为自己拉拢的对象，没过多久他就与这些人结成了一个派系，号称“嵩山三十六友”。一年后，在“嵩山三十六友”的帮助下，吕一民当上了第四集团军第十八教导团上尉副官。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战时，又当上了某部上校军需官，在与日本人进行军火交易时曾捞到不少的好处。中原大战结束后，吕一民来到北平，在辟才胡同附近买了栋房子，而且很快与一个风流少妇住在了一起。不久，由于他做官发财的心不死，辗转找到了一个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有关系的人，引荐他参加了胡汉民为反对蒋介石的专制而建立的“新国民党”组织，并且还担任了“别动队”里的小组长。后吕一民又返回北平，专门组织反对蒋介石的活动，他期望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的元老派掌权，这样他就能被委以重任。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不但没有下台而且势力一天天的壮大起来。终于，吕一民觉得在仕途上已没有了希望，遂即消沉了下去。所以，当王文经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一下又看到了希望。当晚，吕一民把王文经引到家中盛情款待。当他清楚了王文经的身份和此次来北平招人的事后，即表示愿意听从王文经差遣的愿望。王文经本来就有这样的想法，就告诉吕一民要回天津汇报后才能定。吕一民惟恐会失去这次好机会，夜里就让那个风流少妇陪王文经睡觉，而且还连夜写了誓愿书。第二天早上王文经离开时，吕一民还给王文经的袋里塞了红包。王文经回到天津把吕一民的情况细说后，陈恭澍没多问什么就同意了。
就这样，吕一民到了天津。
吕一民到天津后，按照王文经的吩咐找到了叔伯侄子吕问友，拉拢他一道参加了刺杀吉鸿昌的行动组。此时，陈恭澍根据戴笠的指示，在英租界的巴克斯道秘密地租了幢楼房，开始了对吉鸿昌的暗杀行动。于是，吕一民等化装成小贩，日夜在吉鸿昌住地周围察看情况，伺机动手。吉鸿昌毕竟是从战场上混出来的，当他感到住房周围有异常情况后，就把自己活动的地点移到了法租界里的惠中饭店。后又发现有人跟踪，吉鸿昌就悄悄地把与人聚会的地点转移到了国民饭店。这次搬动，使吕一民等人完全失去了跟踪的目标。陈恭澍得知此情况后心急如焚，把吕一民叫来训斥了一顿后，对下步的工作做了分工。除要吕一民继续侦查吉鸿昌踪迹外，还要吕问友紧紧地盯住任应歧。陈恭澍说：“只要跟住任应歧就一定能找到吉鸿昌。”任应歧在中原大战期间任第八方面军参谋长兼第三军军长，后率领的部队被蒋介石的军队包围，任应歧经化装侥幸逃脱。脱逃后的任应歧寓居天津，结识吉鸿昌后俩人成为挚友，并一起从事抗日和反对蒋介石的活动。果然不出所料，吕问友经多日跟踪任应歧后，在国民饭店二楼的四十五号房间发现了吉鸿昌。陈恭澍获悉后，亲自来到国民饭店的后门，藏在汽车里指挥行动。首先，让王文经在四十五号房的对面开了个房，然后为了明确吉鸿昌在四十五号房间里所在的位置，找了个女的故意在走廊上拍皮球，待饭店里送水的走进四十五号房时有意把皮球挡了进去。接着这个女的以拣球为名走了进去，并看清了吉鸿昌坐的位置和所穿的衣服。她出来后，陈恭澍就下令吕一民和吕问友进四十五号房间执行刺杀任务。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在房里打牌的吉鸿昌因一圈牌结束刚好与对面的对换了位置，而且俩人衣服颜色穿的刚好也一样。为此，当吕一民和吕问友进屋后误认为吉鸿昌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吉鸿昌，举枪便打。吉鸿昌对面那个人当即中弹死亡，而吉鸿昌被跳弹击中右肩。当两吕欲再次开枪时，吉鸿昌急着上前踢掉了吕一民和吕问友手中的枪。这时，吕一民和吕问友俩人慌了手脚，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拼命地夺门而逃。此时，早就与陈恭澍他们有预谋在先的法工部局的巡捕听见枪声后，马上冲进四十五号房问：“谁是吉鸿昌？”吉鸿昌毫不犹豫作了回答。巡捕要吉鸿昌到工部局走一趟，后见吉鸿昌身上有伤先让其到医院作了简单的包扎后，与任应歧等人一道被带到了工部局。四天后，孔祥熙和宋美龄从绥远来到天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用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后把吉鸿昌押解到了天津警察局。经多次审讯后，吉鸿昌又被秘密押送到了北平，并关进了陆军监狱。
终于，吉鸿昌走完了他壮烈的三十九年人生路。
行刺吉鸿昌的行动结束后，陈恭澍被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嘉奖，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后又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不久被日伪特工队逮捕后即出卖了军统组织；王文经也因刺杀有功，被任命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不过很快就被日本特务枪杀；吕一民由于在刺杀吉鸿昌时有很好表现，受到戴笠接见后被提升为天津情报组组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当然这已是后话。
戴笠通过其组织对杨杏佛、史量才和吉鸿昌的暗杀，使蒋介石看到了戴笠身上潜在的能力，增加了他对戴笠的信任。但戴笠真正成为蒋介石的心腹，这还得从戴笠参与处理的几起重大事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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