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的冬天迟迟不肯离去，长城边那厚厚的积雪白的有些耀眼。
这年的三月十一日，日本军队突然向防守在长城要隘古北口的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五师和东北军一一二师发动了进攻。这两个师的将士在雪野里经过近五十多个小时的拼死血战，最终因为伤亡惨重以及弹药不济撤出了战斗。北古口失手后，日本军队又很快进行了集结。蒋介石对日军会如此迅速的集结非常重视，担心华北地区会遭到日本军队全面进攻。但由于对日军的调动部署和一线战事的不了解，对对方进攻的重点始终不能明确。于是，蒋介石要当时已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戴笠，报送这方面的情报。由于特务处成立时间不长，加上戴笠对华北地区情报工作重视不够，对长城前线战事的了解缺乏应有的布置，所以古北口一带日本军队活动方面的情报很少。为此，戴笠面对蒋介石心急如焚地催要这方面的情报，实在是无可奈何了。面对日本军队的逼人气势，蒋介石又了解不到长城战事的切实情况，不由得火冒三丈。他把戴笠找到办公室，大骂戴笠不懂情报工作的轻重缓急，并要戴笠迅速派遣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报告长城战事的真实情况。
戴笠挨蒋介石痛骂后，本想要在北平的特务处华北区情报组立即派人到古北口前线。可他担心这些人办不好事，就自己带了个情报组赶到了离古北口不远的地区。通过多方面收集情报，戴笠认为日本军队虽然摆出步步进逼的进攻气势，但是还不具备向华北地区发动全面攻势的兵力集中和准备，其目的只是想通过军事压力，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削弱以至取消国民党政府对华北的主权，承认华北分治和日本军队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蒋介石得到戴笠的准确情报后心中有底了，于是决定继续把中央军的主要力量留在江西“剿共”。同时，指令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与日本人进行妥协。
但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没多久冯玉祥和吉鸿昌等爱国军人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时间得到了八方响应并且声势浩大。蒋介石面对这纷杂的形势，十分忧虑冯玉祥会就此坐大，并担心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会失去控制，打乱他对日妥协的棋局。为此，蒋介石命令何应钦要不惜一切手段，迅速予以瓦解。对蒋介石的意图冯玉祥也有所察觉，为了给哈察尔抗日同盟军争取更多的地盘，冯玉祥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此时，孙殿英控制的地盘刚好与抗日同盟军的区域相会接壤。冯玉祥为了争取孙殿英合作抗击日本军队，多次派人与孙殿英接洽。因为在这之前，孙殿英曾奉张学良之命率四十一军在热河赤峰，阻击日军进攻达七天七夜。接着在猴头沟门，又与日本军队激战了十多天。尽管最后以四十一军撤退而告终，可孙殿英赢得了他一生中惟有的一次光彩。所以冯玉祥觉得只要工作得当，此时的孙殿英是可以争取的。
何应钦得到此消息后，立即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派戴笠和刘健群去天津做孙殿英的工作，以阻挠冯玉祥和孙殿英联合。刘健群祖籍为江西吉安，祖上早年移居贵州遵义，他曾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行营秘书。因刘健群能说会道，并在法西斯理论方面有一套，被何应钦引为亲信。后由于写了《我对党的一点意见》，又被蒋介石引为知己。蒋介石曾赞扬刘健群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要比黄埔系的进步十年。为此，蒋介石和何应钦想利用刘健群能言善辩的口才去说服孙殿英。
戴笠和刘健群到天津已是五月的天气了，但天津还是有些冷。
孙殿英的下榻处在天津的租界内，戴笠和刘健群在租界里费了好些功夫才与孙殿英见上面。因为刘健群在蒋介石和何应钦面前都是红人，所以戴笠此次行事全以刘健群为主。刘健群也当仁不让，与孙殿英见面后就论起了理论。他开口闭口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绝对拥护一个党和一个领袖”、“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等等一套理论，而这些孙殿英听的是云里雾里，好半天还明白不过来。孙殿英本是个流氓军阀，因东陵盗宝而声名狼藉，他一生所奉行的哲学思想便是“有奶就是娘”。就此时的孙殿英来说，正处于左右两难的境地，如果靠向冯玉祥等人的抗日同盟军，万一抗日失败怎么办？他似乎觉得抗日是抗不得的。如果听从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命令去攻击抗日同盟军，那么刚由热河抗战中得来的名誉又要丧失彻底，孙殿英觉得抗日同盟军也是打不得的。
虽然，孙殿英在戴笠和刘健群面前显得左右为难，其实此刻在他心里头什么抗日不抗日、是拥蒋介石还是联合冯玉祥都不是主要的。孙殿英盘算的是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谁能成为自己稳当的靠山，以保住由热河抗战中得来的荣誉和所形成的实力，好更快地发展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而刘健群虽然能言善辩，但毕竟书生气太重，揣摩不了像孙殿英这种人的心理。尽管刘健群把自己的理论发挥的淋漓尽致，但使孙殿英的内心产生了极度的不痛快。不过，孙殿英还是给了戴笠和刘健群的面子，以有要事在身不能久留客人而礼貌地要人送客。孙殿英这么一说，刘健群泄气了，他茫然地站在屋子里不知所措。而此时的戴笠要比刘健群老练的多，虽然在整个过程中戴笠没说什么话，但他的两眼几乎没有离开过孙殿英的脸。戴笠心里清楚，对孙殿英这样的人讲大话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他感觉到有利可图。此外，戴笠还从孙殿英的表情里感觉到，孙殿英对他和刘健群的地位并不看重。
当戴笠与刘健群走出孙殿英的住处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刘健群。刘健群听后不以为然，他认为主要是孙殿英对他的思想还没有认识。戴笠瞥了眼刘健群后沉默了，心想，如果下次再与刘健群来也许孙殿英连面都不愿见了。为此，当蒋介石要戴笠再次去天津做孙殿英工作时，他避开刘健群，对孙殿英所接触的人员和其周围情况作了仔细的了解。临行前，何应钦听从戴笠的意见，给孙殿英亲笔书信一封，信中以察哈尔省主席或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职位为诱饵，作为拉拢孙殿英的条件。戴笠接过信后，何应钦对戴笠说：“此次，能否成事就看你了。”
戴笠成了此举的关键性人物。
由于孙殿英年青的时候参加过帮会，戴笠此次天津之行邀请了洪帮里有名的老头子张树声，以及孙殿英的好友北方出了名的政客张壁。到天津后，戴笠这次没有上孙殿英的门，而是到英租界里的利顺德大饭店开了豪华包间。利顺德大饭店建于一八六三年，完全是英国古典建筑的风格，该饭店是中国最早的涉外饭店，也是中外各界社会名流的高级社交场所。溥仪居于天津时曾多次到该饭店用餐，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胡佛在此居住过多年，还有孙中山等人也多次在此下榻。在天津有钱和有势的人中，没有人不知道利顺德大饭店的。戴笠心里清楚只要住进利顺德大饭店就是地位和权势的象征，更何况他要的是这饭店里最豪华的房间呢。
当该考虑的都考虑后，戴笠本想让张壁和张树声一起去孙殿英的门上，邀孙殿英来利顺德大饭店见面。临走时因张树声突然身体不适，只好把他安置在另外的房间后，让张壁一个人前去了。当张壁敲开孙殿英的门时，孙殿英正在烧烟土。多年没见张壁的孙殿英赶忙丢下烟枪让座，并吩咐边上的人上茶。茶上来后，孙殿英问起了张壁的来意。张壁呷了口茶说，有人要见你。孙殿英不解地问，谁？张壁放下茶杯接着说，就是上次到你门上来过的戴笠。听说是戴笠，孙殿英马上就没有了好脸。张壁看在眼里，目光在孙殿英的脸上停留了一下说，此人可绝对不能小看，他可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哪。听到这里，孙殿英不好看的脸上有了惊愕的表情。张壁又说，戴笠手中的权力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孙殿英愣了好一会，听张壁说戴笠在利顺德大饭店等时，马上让人准备了厚礼后，就轻装简从地跟着张壁到利顺德大饭店见戴笠了。
孙殿英毕竟是个混江湖的老手，见戴笠后还没有说话就倒地拜了三拜，一再地说：“失敬！失敬！上次相见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哪！”戴笠绝没有想到孙殿英会这样，尽管他觉得有些突然但心里一下宽慰了许多，因为眼前这个“东陵大盗”显然是来讨好的。戴笠连忙搀扶起孙殿英，还没有来得及客套，孙殿英把声音嚷的响响地说：“我们都是在江湖上闯荡的，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会割耳朵。今日见面实属难得，为了表示我的心愿，就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看着孙殿英江湖豪杰的样子，戴笠仿佛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以前的影子，而正是这使他缩短了与孙殿英之间的距离。
孙殿英说完，向戴笠递上了一个非常考究和精美的盒子。戴笠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是两颗光泽润厚的红珠子。这时，孙殿英附着戴笠的耳边悄悄地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原本有一百零八颗，数这两颗最大，都是无价之宝呀！”虽然孙殿英没有明说这两颗是送给谁的，但戴笠接过珠宝后马上表示，回南京后定面交蒋委员长。过后，在张壁的撮合下，戴笠与孙殿英谈的相当的投机，完全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难耐和压抑。是的，孙殿英认为戴笠是位难得的知己，往日可以利用。而戴笠觉得孙殿英确有江湖上的豪气，今日正好网罗。当两人谈到如何对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时，戴笠向孙殿英递上了何应钦的亲笔信。孙殿英凝视着信沉思良久，他明白何应钦要给的这份礼也不薄，但如果就任察哈尔省主席无疑会与抗日同盟军作对，还不如退往西北开垦青海。于是，孙殿英接受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位置，并再三感谢戴笠的好意和厚恩。
戴笠此次的天津之行无疑是成功的。
当戴笠把两颗乾隆皇帝的御用朝珠面交蒋介石后，蒋介石十分高兴地对戴笠说：“好！好！你肯用脑子，能办事。”
一九三四年开春后，孙殿英的队伍开拔，远赴青海。
孙殿英原本以为这样既能屯边守土又能远离内战旋涡，但他绝没有想到就在他的队伍向西北推进不久，蒋介石暗中给宁夏军阀马鸿宾和马鸿逵发了电报，说他并不支持孙殿英出兵西部抢占回族兄弟的地盘。这可激起了马鸿兵和马鸿逵的不安和愤怒，在他们联络了青海军阀马步青和马步芳后，准备发起“四马拒孙”之战。孙殿英对西北有恶战是有考虑的，为此他派人与在陕西的红军和杨虎成做工作，以求能得到帮助。当时，孙殿英还给红军送了一千支步枪和一百挺机枪。为此，孙殿英部队过黄河时也得到了红军和杨虎成部队的协助。但孙殿英毕竟是孤军深入，在宁夏久攻不成后，被蒋介石撤消了青海督办的官职，而且还停发了孙殿英整个部队的粮军饷。这时的孙殿英已掌控不了部队了，许多部下阵前倒戈。就在孙殿英左右为难的时候，山西的阎锡山出兵断了他的归路。顿时，孙殿英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之下只得到山西太原的晋祠隐居了起来。
这隐居的日子过了三年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晋祠里闷的快透不过气来的孙殿英觉得是出山的时候了。终于在一个雨天里，孙殿英只身溜回了北平城。在经过好一阵口舌后，孙殿英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借了五百条枪。接着，他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出乎孙殿英意料的是，当他来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已收容到二千多人了。就这样，孙殿英又拉起了一支队伍，他把这支队伍编成了四个大队。队伍有了，可孙殿英的心是悬着的。他知道要想进一步扩充实力，给自己在政治上重新造成气候，不从蒋介石那里取得正式的“名号”是不行的。要不然仅靠这二千多条人枪，顶多也只能做一时的江湖枭雄。由此，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但因与戴笠已多年没了交往，孙殿英对已权重位高的戴笠心里没了底。为了摸这个底，孙殿英先派擅长外交的一个亲信通过关系与戴笠取得了联系。随后，孙殿英又用东陵盗来的宝物打通了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的关节，要刘峙电请蒋介石能见他一面。当这一切都做妥当后，孙殿英觉得是动身去南京的时候了。
孙殿英是带着大量珍宝去南京的。
此时已是八月的天气，南京城里骄阳似火。
孙殿英首先会的是戴笠，是戴笠手下的人把他带到鸡鹅巷五十三号的。由于这里都是不起眼的低矮平房，孙殿英一走进戴笠办公室后就有了阴凉的感觉。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的人，他清楚这次与戴笠见面跟前几年在天津的相见绝不是同一回事。所以，孙殿英进门后眼神始终注意着戴笠的表情，不该说不说，就是该说的也很少说。孙殿英在戴笠面前站了好一会，始终没有找到恰当的话题。但总不能不说话吧？孙殿英犹豫再三，而后试探地对戴笠说：“我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本军队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个高低。凭我闯荡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我这次来南京要全靠戴先生帮忙了。”孙殿英的这套大话自然骗不过戴笠，好在戴笠对孙殿英的处境和这次来的用意已有所了解。此时的戴笠不想扫孙殿英的兴，当他亲手给孙殿英泡了茶后，一来二往的两人之间的话变得投机起来了。说到高兴时，孙殿英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打开了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在所带珍宝中数一颗夜明珠最为宝贵，这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要是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拿着夜明珠搬弄了一番，果真如此，不由得连连喝彩。这时，孙殿英走近戴笠悄悄地告诉说：“……当时将慈禧的棺材劈开后，慈禧的尸身完好，看上去就好像在睡觉一样，就因为她的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孙殿英话音还没落，戴笠就提议这夜明珠送给蒋夫人宋美龄。孙殿英接着又拿出件宝物，对戴笠说：“这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叫翡翠西瓜，你看送给谁？”戴笠望着这“翡翠西瓜”傻眼了，真的，他从没有见过如此珍奇的东西，连忙说：“此物还是送给宋子文先生吧。”当孙殿英把所剩宝物拿出来后，也由戴笠一一作主分给了孔祥熙和何应钦等人。只是孔祥熙夫妇后来看到宋氏兄妹的宝物后，极为眼红。经戴笠电告孙殿英后，孙又选了两串朝鞋上宝石后才算摆平。当然，这已是后事了。
对戴笠的细心，孙殿英莫不称是。
经戴笠安排，蒋介石如期接见了孙殿英。当孙殿英刚走进蒋的办公室两只脚还没有站稳，站着的蒋介石就对孙殿英说：“你的情况戴科长已经向我说明白了，你要好好地为国家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还没来得及感谢，蒋介石把他从头到脚看了遍后又说：“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际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了，有困难可以找我。”孙殿英被蒋介石的话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赶紧跪地就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戴先生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从此，我一定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孙殿英还没有说完，就已经是泪流满脸了。
蒋介石的接见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而孙殿英觉得这短短的几分钟实在是太长了。从蒋介石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后，孙殿英面对着天长叹一声后笑了。他这次南京之行终于利用戴笠是蒋介石的心腹和亲信的地位，达到了他自己所信奉的“骑马要骑的巧，耍人要耍的好”的目的。不过，孙殿英面对戴笠还是有几分内疚，这次他没有给戴笠留下一件珍宝。也许是给戴笠一些宽慰，或者是还有其它的目的，孙殿英离开南京前与戴笠说出了藏在内心的秘密。孙殿英告诉戴笠说，他藏有一件非常名贵的九龙宝剑，剑长五尺，剑柄特长，上雕有九条紫金龙，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锋利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特别是剑鞘它是用名贵沙鱼皮制成，上面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阳光下它会满目灿烂，令人炫目。戴笠听孙殿英如此一说，瞬间有了极大的兴趣。戴笠问，此剑不假？孙殿英说，他得到此剑后曾暗中托人考证后，才知此剑是清乾隆二十八年春，由新疆爱乌罕和哈萨克等部落所派使节来京入朝时献给乾隆皇帝的。当时乾隆皇帝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乾隆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设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乾隆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戴笠听到此时，又问孙殿英，此剑从何而来？孙殿英随之对戴笠附耳低语，说此剑是从东陵盗宝所得，得此剑后他就一直把它藏在秘密的地方。孙殿英接着对戴笠解释说：“本想此次把此剑带上只因太匆忙，只待下次机会一定把那剑带上，是转献蒋委员长还是何应钦部长由戴先生自定。”戴笠听后会意地一笑，虽然他没再多说什么，但这“龙泉宝剑”在他的脑海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记。
戴笠再次与孙殿英见面，已是一九三九年的冬天了。
那时国民党刚开完五届五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反共、限共”的政策。会后，蒋介石对戴笠说：“当前许多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中央军抗衡的力量。据有关方面报告，刚改编为新五军的孙殿英所部就钻进了许多共产党人。你要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它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政策能切实贯彻落实。”自从华北沦陷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和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的惟有的敌后根据地，控制住了孙殿英，就等于保住了这块根据地。为此，戴笠对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是心领神会的。其实，戴笠对孙殿英早就看的很透了，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只要谁对他孙殿英有利，他就利用谁为他服务。为防止孙殿英通共和投降日伪，戴笠尽管在这之前已利用各种手段和名义对他进行了控制，但这种控制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当蒋介石要他去新五军时，戴笠即刻就动身了。
戴笠到达后，孙殿英比往日多了些警觉。
新五军驻防在河南的林县，处于国民党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由于周边情况复杂多变，孙殿英为了自身的生存在与国民党上层搞好关系的同时，也与共产党有着不少的接触。按照孙殿英的话说，他是想利用共产党的献身精神以及做思想工作的方法来教导和训练自己的部队，并且还邀请共产党里面的人来他的部队任职。戴笠到达后，对新五军的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了解，发现在孙殿英的身边确实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把军事主官只交给自己的旧部军人掌握，始终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孙殿英对共产党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确实精明狡诈，但投共绝非是他所愿，投日伪虽有这样的可能，可不到已入绝境，他不会出此下策。然而，目前要孙殿英断然采取反共的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逼迫他采取反共和清共的措施，确保其为国民党所用。
过后，戴笠与孙殿英会晤时，主动提出与孙殿英拈香结拜为兄弟。孙殿英听后，自然是喜从心来。其实，这是戴笠为控制孙殿英所采取的一种手法，当然戴笠也想以此使孙殿英有所欢喜后再提那“龙泉宝剑”的事。而孙殿英似乎对“龙泉宝剑”一事早已忘记，在与戴笠结拜后他也没有把话往这方面引。戴笠可忍耐不住了，有意无意地把话往东陵盗宝的事上说。孙殿英自知已难以回避，终于经过一番周折后拿出了那把“龙泉宝剑”。戴笠细看此剑后，确认是此生从未见过的稀世珍宝，他连忙拍着孙殿英的肩头说：“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得此剑后顿时觉得肩上多了好些分量，因他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的反共方针的落实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经过考虑后他把此剑交给了马汉三。马汉三原为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他被戴笠召到孙殿英部队驻地后改调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一带的情报工作，并对进入陕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在林县分手时，戴笠要马汉三在安全的时候将此剑交给何应钦，而后再由他本人亲自献给蒋介石。自从在林县与马汉三分手后，戴笠在外转了好久回到重庆后，始终未见马汉三将“龙泉宝剑”送来。戴笠情急之下，连着给马汉三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电说，由于战局变化太快，为了安全起见，他又把“龙泉宝剑”重又留在了孙殿英处。戴笠不放心，又拍电报给孙殿英，询问此剑下落。因此时的孙殿英正暗中与日本人商谈投降的事，以为此时戴笠来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害怕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也就迟迟没有给戴笠回电。而戴笠因久等后仍不见孙殿英回电，以为因此剑实在珍贵孙殿英反悔了。
此时，因抗战形势严峻，戴笠也只好把此剑的事搁置一边了。
这一搁，就搁到了一九四六年初。
此时抗战刚结束不久，戴笠受蒋介石之命负责全国整肃汉奸的工作。当在上海整肃汉奸的事告一段落后，戴笠把重点移到了北平。来北平之前，戴笠就听说有汉奸用十八尊金罗汉买通了时任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和北平民政局长的马汉三后，而被私放回家。由于马汉三是军统局里的高级干部，多年来又得到了戴笠自己的重用，为此在逮捕了华北地区的所有大汉奸后，戴笠也没有向马汉三提及此事。因为，当时针对共产党在内蒙这地区的活动军统急需要开展情报活动，而马汉三不但熟悉内蒙的情况并与内蒙伪政府的上层人物多有来往，为此戴笠想在这方面发挥马汉三的作用。当然此时的戴笠还想到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早在抗战结束前，川岛芳子为了打通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曾通过汉奸周佛海与戴笠拉上了关系。川岛芳子传话说，只要戴笠肯与她见面，她愿将南京伪政府的特务分布网和北平谍报人员的名单送给戴笠。戴笠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早有所知，于是答应进行初步接触。当戴笠派亲信在北平与川岛芳子接上头后不久，因日本军队在进攻缅甸时陷中国远征军于绝境，这种接触也就中断了。戴笠到北平后，考虑到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不但熟悉内蒙的情况而且还可能掌握有可用的关系，决定秘密提审川岛芳子。其实，川岛芳子被捕后自知难逃死路，在通过各种关系甚至是向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求情无用后，她又利用手里掌握着的日伪谍报网欲与戴笠联系，想用军统局的手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出乎川岛芳子意料的是，正在她为与戴笠的联系苦恼时，戴笠自己找上门来了。
这次秘密提审的地点是在北平住弓弦胡同十四号。
当川岛芳子带着脚镣和手铐被押着走进戴笠在的那个房间时，她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傲慢和征服过好些男人的那种娇媚。戴笠望着川岛芳子蓬松紊乱的头发和毫无光泽的眼神，沉默了好久没有说话。这是两个都有特工天赋男女的第一次见面，只不过一个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政府要员，另一个是等待着下地狱而又渴望求生的囚犯。终于，有人告诉川岛芳子坐在她对面的就是戴笠时，她惊诧地睁大了眼睛，身子像触电似的抖动了一下。川岛芳子凝视着面前这位气度不凡的中年人，她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的已经无望的人生忽然间有了一丝希冀。川岛芳子瞬间有了精神，只要戴笠问及的她都无话不说，戴笠没问的她也没有保留地全盘托出。也许是川岛芳子想向戴笠证明自己所说的没有假话，她告诉戴笠说，马汉三在逮捕她时从她家中搜去了一把“龙泉宝剑”。戴笠听说是“龙泉宝剑”表情瞬间变得惊异了，他马上想到了孙殿英当年给了他的那把“龙泉宝剑”。它们是同一把吗？戴笠揣着疑虑，向川岛芳子仔细地询问了她那把剑的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和剑柄上的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川岛芳子所说的这把剑就是当年在河南林县交给马汉三的那把剑时，他内心里既惶惑又恼怒。
那么，这把“龙泉宝剑”是如何到了川岛芳子的手上的呢？
原来，当马汉三在河南林县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珍宝震惊的灵魂不定了。他知道这把剑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一旦此宝物能带出国的话，不但自己终身荣华富贵有了保证，就是子孙后代也会享用不尽。马汉三本来就是贪婪无比之人，自得到这把剑后更是茶饭不思，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珍宝送到重庆，又担心躲不过戴笠的追查。在经过了好一阵痛苦的考虑后，马汉三决定此剑暂时不交出，静观局势发展后再说。当时正是日本军队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面对如此形势，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和民族都不保了，那么军统自然也就不会存在了，自己就完全可以携带此剑脱离军统。万一局势有好转，戴笠对此剑又紧追不舍，再找个迟缓上交的理由，以此摆脱戴笠的怀疑。所以，当戴笠从中原回重庆后向马汉三电催此剑时，马汉三以局势太乱宝剑已送回孙殿英处预以搪塞。而此时的戴笠根本就没有想到马汉三有胆量对此剑会有异心，或许戴笠也不想马上把此剑献给蒋介石，再加上追问孙殿英的电报孙又迟迟不回，也就没有再查询下去了。
马汉三虽然暂时躲过了戴笠这关，但很快又陷于绝境。
一九四零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因其大把地用钱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特机关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自二十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华北、东北和内蒙等地，策划过多起阴谋事件，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特工老手。当马汉三的身份被田中隆吉的手下查清后，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将马汉三逮捕。马汉三被捕后，听说是落在田中隆吉的手中自知大势已去，当即供出所有情况。同时，马汉三害怕性命难保，主动献出了“龙泉宝剑”，以求田中隆吉给他一条生路。田中隆吉得此宝剑后，果然欣喜异常，不但免马汉三一死，而且还下令将其释放，条件是马汉三暗中必须要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这年开春后，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任命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不久，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回国前，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平时得罪人不少，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担心回国后会有不好的结果。为此，田中隆吉在路经北平时找到了川岛芳子，并把“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调查时而被收缴。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的时候，川岛芳子曾在他的手下工作。两人不但有肉体上的关系，而且在情感上也有许多情真意切的地方。也正是这情真意切，川岛芳子成了田中隆吉在中国惟一可信的人，他觉得把此剑放在她这里是最安全的。
田中隆吉回国时，川岛芳子特地赶到上海送行。
当田中隆吉回国的消息被马汉三得知后，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那支“龙泉宝剑”。据马汉三自己分析，田中隆吉是因在中国战败而被招回国内，为此他不可能冒险将那宝剑带回国内。于是，马汉三开始多方面了解田中隆吉回国前所接触的人员。没过多久，他清楚了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之间的关系。为证实“龙泉宝剑”是否藏在川岛芳子处，马汉三派人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的身边，但那宝剑的事始终没有消息。就在马汉三要失去信心时，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马汉三忽然间觉得有了希望，他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说情，不但被任命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而且还争取到了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的位置。没过两天，马汉三带人在平津地区整肃汉奸行动开始前逮捕了川岛芳子。然后，又命人在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三十四号川岛芳子的住处进行了大搜查。这是一处建筑相当考究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是原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川岛芳子的。经过几个小时地毯式的搜查后，终于在房后的地窖里查到了那把“龙泉宝剑”。当马汉三复得此剑后不久，孙殿英在战后又重新投靠国民党，并且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这使马汉三坐立不安了，他心中明白只要戴笠和孙殿英一见面，自己私藏宝剑的事就会暴露。而戴笠一旦清楚了真相，以他的手腕，马汉三自知就是有几个脑袋也是保不住的。
就在马汉三为自己的活路苦思冥想时，没有想到戴笠来北平后就秘密提审了川岛芳子。
如果说当戴笠从川岛芳子的嘴里清楚了那“龙泉宝剑”的真实情况后，对马汉三的隐瞒和欺骗顿时感到非常恼怒的话，那么马汉三的背叛投敌更激起了他的愤恨。戴笠在军统局用人也跟蒋介石一样，首先是浙江人或是出生于南方，再就是在黄埔军校就读过。而马汉三这两点都不具备且多次得到重用，有人私下里就问戴笠用马汉三的原由。戴笠说：“马汉三眼不正，其心也不正，这点有谁不知？我现在用他，是他确有可用之处。马汉三自加入军统后，他在北方干了许多的大事，而这些事别人是干不了的。对马汉三，我放手让他干事，同时我严密掌握住他。他在樊笼之中，难道还怕养虎遗患不成？”而事实是，戴笠并没有控制住马汉三这只樊笼之中的虎，他一想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疏忽，身子就有了寒冷的感觉，真恨不得把马汉三生吞活剥了。但此时此刻的戴笠毕竟是冷静的，马汉三的“叛变”只有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而川岛芳子本是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还有，戴笠曾对孙殿英说那“龙泉宝剑”是献给蒋介石的，而他内心实在是想自己秘藏，所以从没有向外透露过，也更没有向蒋介石报告此事了。如果马上以宝剑的事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介石处于死刑，蒋介石如果要了解“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戴笠觉得难以向蒋介石解释。为此，戴笠心里已有考虑，对马汉三只能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再对马汉三发难。
当川岛芳子该说的都说了以后，戴笠马上让人把她又送回了监狱。
戴笠离开北平住弓弦胡同十四号后，也许是实在想念那把“龙泉宝剑”，他要随行的军统局人事处长龚舫仙去马汉三处递话，说是想看看从川岛芳子处搜查出来的那把宝剑。戴笠虽然没把话说明，但当龚舫仙向马汉三提到宝剑的事时，马汉三即知戴笠以从川岛芳子那里了解到了所有。生存的本能促使马汉三与“无人能敌”的老板戴笠作次生死的较量。就在马汉三为自己的行动作最后决定时，他偷看了戴笠发给军统局的一封信。信中不但肯定了他马汉三抗战期间的功劳，而且戴笠在信中要军统局报蒋介石给马汉三给予重用。马汉三见到此信后，顿时那种走向死路的感觉消失了，他觉得戴笠在听了川岛芳子的话后并没有全信她的，而对自己只不过多了些猜疑，要不戴笠是决不会在这个时候还想到用他的。于是，马汉三极快地交出了那把“龙泉宝剑”，并且再三地向戴笠说他是如何出生入死地保护了这把剑。
戴笠的精明就在于心中有数，但引而不发，他对马汉三那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话只是笑而不语。其实，那封信是戴笠的一计。因为，当时的北平是李宗仁桂系的天下，马汉三在这里不但党羽遍布，而且他与李宗仁的关系密切，戴笠自知一旦打草惊蛇，会激起狗急跳墙，而这后果不得不防。这戴笠的心事马汉三是难以揣测的，他在戴笠收下那把“龙泉宝剑”后，又预备好十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和古董及一些金银财物送到了戴笠的住处。戴笠含着笑全收了，此时在他的眼里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马汉三是个利用权力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已无疑，要不然这些宝物从何而来？
不过，戴笠是来不及深查这其中的原由了，他急着要去青岛和柯克见面而后去上海与胡蝶商谈结婚的事，还有蒋介石的连续催逼……。戴笠是带着那把“龙泉宝剑”和十大箱的金银和宝物离开北平去青岛的，临上飞机前戴笠对前来送行的马汉三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了。”据当时在场的事后回忆说，当时马汉三听了戴笠所说的话愣了好长时间，直到戴笠的专机起飞了还是失魂落魄的样子。也许此时此刻的马汉三已感觉到，戴笠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为此，当戴笠的专机与那把“龙泉宝剑”一同坠毁后，马汉三当即与人说：“我又活了一次。”这话传出去后，新闻界就有了“马汉三为了先置戴笠于死地，派心腹秘书到青岛沧口机场戴笠的专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的说法。不过，没多久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专家到坠机现场勘查后，很快否定了戴笠专机是因“炸弹爆炸”而坠毁的说法。
但不管怎样，在戴笠坠机死亡的过程中确有许多蹊跷之处。
于是，有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说，曾是上海滩“斧头党”党魁王亚樵的手下把戴笠送上了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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