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结盟”
山腰落日，雁脊斜阳。洛阳城外，秋意萧索。龙门古刹风火寺中，魔影憧憧。
这是一处有大佛的石窟，历史的苍凉将这里印证得越来越古老，三尊大佛面目皆非，而此刻坐在佛像下的三个人却是大声大气谈笑风生。
“琴斋兄，还是你的文采高一点，趁机做一首《盟誓诗》，以表达我与汤老总的心情如何？”
那人说着话转过身来，一扬浓眉，一闪傲眼，此人正是戴笠戴雨农。
胡宗南两眼望着戴笠与汤恩伯，沉思片刻，吟哦道：
“龙门阙下三尊佛，
眼底烟云现乱丝。
但愿乾坤能入掌，
危舟此日共扶持。”
戴笠与汤恩伯听罢，不禁拍掌叫好。此时，戴笠更是心花怒放，自己一片苦心经营，今朝终于得以兑现：“但愿乾坤能人掌”，不是很明白地表达了他们三人——世人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中原王”的汤恩伯、“特工王”的戴笠要抱成一团，同舟共济，共立大业，谋取国民党统治集团最高权力的心情吗？！
此刻，“三王”结盟既定，能不令戴笠欣喜？
多年以来，戴笠的军统随着抗战逐渐壮大起来，可抗战结束后自己的退路又在哪里呢？精明的戴笠也在思索这个问题。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转折阶段的一年，战场处处充满了杀机，暴露出热兵器时代的残忍、凶悍与无情。
就在这一年，无论是苏德战场，还是北非——地中海战场，反法西斯同盟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世界人民在阴霾一片中看见了雨后初霁的阳光。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为了报复珍珠港被袭之事，发动中途岛一役，使日本海军遭到了350年来的第一次重大挫败，盟军开始了局部反攻。
消息传来，重庆更是一片欢腾，戴笠的一张马脸却阴沉了下来，他没有参加完蒋介石在沙坪坝举行的庆功宴会，便驱车回戴公馆了。
“先生，你要点什么？”贾金南迎面接过戴笠的衣服，问道。
“什么都不要，我要回书房，谁来打扰我就打断他的腿。”戴笠头也不回，朝二楼书房走去，贾金南吐了吐舌头，心道：戴先生不知哪根弦又绷得不对，火气上来了？
戴笠心情确实不好，他关死了门窗，屋内刹时暗了下来。戴笠坐在安乐椅上沉思，他此刻的心情贾金南是难以理解的：
一方面，军统组织是靠“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在抗战时期膨胀起来的，一旦抗战匆匆结束，军统组织将“失去”工作对象，利用价值就会降低，那么他戴某人的地位就会有所削弱，蒋介石还会那样看重自己，抬举自己吗？
另一方面，战后国内的政治局势和权力关系将会出现重大的分化组合。果真到那时，自己以一个政治上观感很坏的特务头目的身份，以什么做权力角逐的筹码呢？
更加使戴笠心烦的是，万一蒋介石对其身后的事情重新做出安排，或者蒋介石本人在政治上失势，自己政治上的出路又在哪里？岂不是应了那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古话，成了冤死鬼也枉然不知。即便蒋介石依然大权在握，以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和手腕，难道不会玩一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招术吗？
这些问题影影绰绰，萦绕在戴笠的脑海之中，直烦得他干什么事也没有心情，不时对手下人等发火。此刻，想及此处，他又耐不住火性，顺手操起茶杯朝着墙壁扔去！
“砰！”一声，茶杯被震得粉碎，戴笠抬眼望去，不禁大吃一惊，茶杯正砸在墙壁挂着蒋介石肖像的地方，蒋介石的额头正滴着一粒粒茶叶……
“不祥之兆，不祥之兆！”戴笠心里一惊，又喃喃自语道：“看来我是得有所为了！”
未雨绸缪，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早在此前，戴笠业已走了两招“怪棋”，对其自己和军统的前途预做安排。
戴雨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筹建海军，加紧实施夺取海军领导大权的计划。这项“下水计划”依靠梅乐斯这个可爱的美国人的支持，已经取得美国海军界某些巨头和诺克斯、金上将等人的默契。假使军统武装能在配合美军拟议中于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的登陆作战中有上佳表现，无疑会给戴笠在谋求通往海军总司令宝座的道路上带来好运。这个目标一旦实现，戴笠在政治上就会谋取更多的筹码。
为此，戴笠搂着胡蝶得意了一天。
他的组党梦幻更是疯狂，而且到目前为止依然在加紧筹备，戴笠的想法是将军统组织改造成政党一类的组织，使之能够适应战后可能出现的民主政治形势，他将此事一手交给了亲信周养浩来办理。
“戴老板，我看这有些困难呀！咱们军统人员都是些……”周养浩话没有说完，其实戴雨农心中清楚：军统是一个杀人放火、偷鸡摸狗的组织，缺少理论家，更没有玩政治的人才，以致他的这个梦幻迟迟不能成为现实。
戴笠踱了两步，回头对周养浩道：“你的息烽集中营内不是囚禁有许多民主人士、一些秀才分子、一些高级官员吗？现在又不能放他们，又不能杀掉他们，我看……”
周养浩是息烽集中营的主任，听过之后眼睛一亮，说道：“不如将他们收揽过来，这些人都是些玩政治的家伙。”
“嗯！就这样，第一步先组织他们进行理论研究和设计，第二步再利用他们建立政党组织。你将他们认真挑选一下，报个名单给我。”戴笠道。
周养浩奉命挑选了20多人，来到了戴公馆。戴笠高兴地和那些人一一握手，又拿出九万元来，让周养浩给这些人恢复身体，同时则添买一批书报杂志，以供研究参考之用。
周养浩按着戴笠的口吻说道：“各位都是一时人才，因种种关系，暂来此委屈。戴先生觉得很对不起，要我代表向各位慰问。抗战胜利在望，国家前途是光明的，各位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戴先生希望各位多多保重身体，高瞻远瞩，将来多为国家出力。”
周养浩将这些人分设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四个组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的题目由戴笠指定为“开展本团体政治工作方案”，并以“明了趋势，把握可能”八个字作为课题研究的指导方针。课题研究的要点是把军统作为一个政党的前身来考虑，最终目的是要把军统改造成一个独立公开的政党，政党的党魁自然是戴笠。
然而大半年过去了，研究仍未出现什么结果，戴笠气得大骂周养浩无能，顺手又操起烟灰缸朝另一面墙壁砸去，他暂时还不能打“蒋介石”。
“镗”地发出清脆的声音，这下又砸在了一面肖像之上，却是他与胡宗南的合影。戴笠冷不丁烦乱的心渐渐平稳下来：以这些实力派作为外援，岂不更好？
胡宗南是他多年来亲密的朋友，此刻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坐镇西安，指挥着3个集团军、12个正规军、40多个师，大约有45万多人，另有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他指挥的空军还不算在内。仅据军政部军需署署长说，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由于蒋介石蓄意培养胡宗南的势力，使胡宗南在西北地区日益坐大，陕、甘、宁、青地区的军政大权无不操于其手，俨然一副“西北王”的姿态，成了蒋介石手下三大军事实力派系之一，仅次于陈诚。“琴斋兄与我可以说是患难与共，我们结盟定然是没有问题，陈诚与我结怨太深，汤恩伯嘛……还可以考虑。”
汤恩伯是继陈诚、胡宗南之后崛起的蒋系三大军事实力集团之一，归其指挥的正规军达5个集团军，共25个师另3个旅，兵力足有40万人之众。
随着他在中原势力的膨胀，河南人称之为“中原王”，下层官兵和老百姓暗地里大骂其为“汤屠夫”。
这汤恩伯也是一个精明之人，素知戴笠常侍蒋介石的身边，因而二人结交也非泛泛。此时此刻戴笠便想到了此二人，暗自想：倘若能与此二人结盟，那军统也有了军事外援，老头子一死，局势岂非由我们来左右，何应钦、陈诚又算什么？
想到这里不禁高兴地笑出了声，随即叫道：“贾金南，给我把文强找来！”
文强是戴笠的一名手下，文质彬彬，颇受戴笠的信任。刚走到戴笠面前，只听戴笠已经发话：“文强，我与梅乐斯商量在河南洛阳临汝风穴寺举办中美第三特种训练班，班主任由我兼任，你作为副班主任，负责实际工作。”
任文强立正行礼，同时戴笠又说道：“你回去准备一下吧！另外，请你在三天之内为我办妥一件事，既要快又要绝对保密。当然，我指的是到了洛阳之后。”
文强听戴笠说得很客气，便问道：“不知戴先生有何要事要我办——”
“我打算与胡老总、汤老总在洛阳见面，此事一定要保密、安全，你去看查地形，今天就出发，不要备酒席，有水果和罐头即可。”戴笠低声吩咐道。
文强心中感到奇怪，这很不符合戴笠的脾性，往日胡宗南、汤恩拍来都要大摆酒筵，可今日——但他也没敢再问，领命去了。
胡宗南此刻在西安的“宗南”山（原名终南山）上游玩，玩兴很浓，由于抗战以来他尚未领过与日军作战的命令，只是在此监视过共军。这日秘书送来了一封戴笠的信，他一看，欣喜若狂，拍着大腿大声说：“雨农真是知我心意啊！”使得秘书都看乐了。
“去洛阳一游。”
胡宗南看到了戴笠与汤恩伯的名字便很高兴，这位把兄弟不消说便是与他同舟共济，今朝由雨农牵线把汤恩伯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蒋介石的接班人不是他胡宗南又是谁呢？
“来人，准备去洛阳，不过一定要保守秘密！”胡宗南一心要造成黄埔系统，想做穿黄马褂的头，想做老蒋的接班人。
在当时上海《字林西报》曾预测蒋介石的接班人，按何应钦、陈诚、胡宗南的顺序排列，而若能拉上汤恩伯与陈诚抗衡，无兵权的何应钦岂是对手，胡宗南高高兴兴地朝洛阳而来。
河南叶县，风雨无阻，一辆吉普正朝洛阳方向驶来，车中坐的是“中原王”汤恩伯，他一脸横肉，双目直视远方，不停地催着司机加快速度，恨不能马上赶到洛阳城内……
汤恩伯的崛起极其富有传奇色彩，他既不是黄埔出身，又决非早投军戎，只是1927年由国民革命军十九军军长陈仪推荐给蒋介石，但上升速度极快，到1935年便升任军长，而这一点胡宗南却用了整整12年。究其原因在于汤恩伯既出身浙江，又与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校友这两重关系，加之剿共残忍，所以深受蒋介石器重。
除此之外，汤恩伯走红的一件秘密武器便是不断向蒋介石写手本，偏偏蒋介石十分欣赏。这一点戴笠尤为嫉妒：“老头子面前以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钢笔草字，写了就交，我写的就非墨笔工楷不可。”
汤恩伯坐在车内，嘴角带着一丝狞笑，眼前是他挤进黄埔系的一个好机会，正好可以利用胡、戴二人完成自己的霸业！
“秦皇、汉武这些才是人才，曾国藩、左宗棠这些傻瓜拥有重兵不推翻清廷取而代之真是可叹哪！”汤恩伯洋洋得意，他统治的地方正是三国时期曹操创立帝王之业的地方。因此，曹操便成了他自己理想中的崇拜人物，《三国演义》爱不释手，见到曹姓或夏侯姓便亲自执手相礼，以寄托他对曹操的爱慕推崇。同时他看到要在中国创立帝王之业，离不开黄埔系的支持，而胡戴正是黄埔集团的两根台柱，何不利用他们？于是驱车往洛阳而来……
三人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聚会古都洛阳。
汤恩伯的野心是胡、戴二人始料不及的，以至于后来成了三人不合的原因，戴笠后来曾对身边的特务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做曹操来了。我对他的英雄本色是颇为佩服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后来汤恩伯在中原战役打了败仗，蒋介石便对汤的军队做了大的手术，其中原因大概与戴笠告密不无关系。他看到汤恩伯不能为自己所用，便下了此毒手。
当然，这是后话。而此时此刻，三人见面之后，高兴地握着手问寒问暖，走进了那个石窟之中。
龙门石窟，中国三大石窟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佛教名胜。
这里已由文强等人布置得干干净净，洞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戴笠亲自进行了检查，十分满意，点头对文强说道：“我们谈话时任何人不能靠近，否则格杀勿论。”
石窟中透着冷气，桌上摆着些水果、罐头。三人讨论起如何联盟之事。
戴笠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吟道：“但愿乾坤能人掌，危舟此日共扶持。”“这句比石达开的‘扬鞭慷慨立中原’气概还大，简直可以和汉高祖的《大风歌》相提并论。”汤恩伯也笑着附和。
尽管三人各有算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敌陈诚等人，还是联合了起来，他们在政治上互通声气，工作上相互援手，生活上打成一片，有事一起商榷，同盟显得十分牢固。而这一切都以戴笠为轴心，以胡宗南、汤恩伯为两翼展开的。
“以后雨农老弟便可以为我们提供机密情报，在老头子面前夸奖我们——”胡宗南与汤恩伯大声笑道。
“小弟以后去二位老总的军营——”
“那没的说，咱们结盟就在于此，世人称我为中原王，琴斋兄为西北王，雨农为特工王，我看今朝却是‘三王之盟’！”汤恩伯拿起一块水果嚼了几下，说道。
“对！三王之盟，只是我这特工王名不符实！”戴笠拍掌赞道。
胡宗南笑着看他一眼道：“有我们在，雨农何愁不‘王’呢？”
几个人笑了起来，三人走出石窟，夕阳已染红洛阳城。
秋风吹过，一片萧索。戴笠却满面春风，领头朝着牡丹城中走去……魔头被愚弄
1943年5月11日上午9时，重庆罗家湾军统局秘书室一派紧张气氛，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长廖公劭、副处长沈醉正襟危坐，话不敢重说，唯唯候命。全体军统全部集合，许多低级特务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感觉很兴奋，窃窃私语，互相探询。
11时正，戴笠匆匆走进会场，马脸上洋溢着兴奋而紧张的表情。他拿起花名册，亲自一一点名，然后宣布：“所有人员一律不准离开局本部，若因公外出，需有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的亲笔手令！”
怎么回事？会场里骚动起来，戴笠板紧面孔，逐个扫视着每一个人。
“你！廖公劭，身为处长，仪容不整，怎么带好部下！”戴笠的目光停留在廖公劭未系的领扣上。
廖公劭尴尬地系上领扣，“啪”地一个警礼“公劭知错。”
戴笠不理不睬，又将目光转向警卫稽查处的特工凌一笑身上：“凌一笑，背诵誓词。”
凌一笑呆了一下，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只好机械地背诵道：
“余以至诚，拥护领袖实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团体命令，保守机密，做一个无名英雄，不成功就成仁。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制裁！”
戴笠听他背完，反手一个耳光打了过去；“你帽子都戴不正，怎么能做到不成功就成仁，拉下去，关他一周禁闭！”
大小特工们都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气氛更加紧张。沈醉意识到，今天肯定有重大活动。
果然，戴笠严肃宣布：“今天有重大活动，对象是千真万确的汉奸，有组织、有电台、牵连有中枢大员，有局本部高级成员，有稽查处工作人员，有摩登女郎。我们要来一次大的行动！”
5月12日晨6时，沈醉根据戴笠部署，将稽查处有重大汉奸嫌疑的顾杰夫禁闭起来，同时又带一批手枪和逮捕搜查证，赶到罗家湾。
上午10时，几十辆汽车“呜哇”呜叫着，冲出局本部，驶向黄角桠。沈醉带领几个特务，一拥而上，破门而入，将重庆警察局督察处长东方白拘捕。
东方白一向和沈醉私交甚笃，见往常都是自己铐别人的手铐紧箍在自己手腕上，大呼冤枉。
沈醉一边翻捡着东方白的书箱信件，一面命令特务们仔细搜查各个角落，看是否藏有电台，但一无所获。
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居正家里，环境优雅，建筑错落有致。居正正穿着休闲服装，在花坛前抚弄花草。
戴笠走了进来，深鞠一躬：“居老，雨农奉命对府上搜查！”
居正惊诧万分，莫名其妙：“奉命？奉谁的命令？蒋先生的？让蒋先生自己来搜好了！”
戴笠冷冷一笑，一挥手，手下的特工直扑居正长媳的卧房，翻箱倒柜，大肆搜检。居正长媳惊慌地逃出屋来。
居正气得浑身哆嗦：“戴雨农，你欺人太甚，犬子刚下世不久，尸骨未寒，你就如此放肆！我要告诉蒋先生。”
戴笠满面笑容，目光里却充满轻蔑和得意：“请居老息怒，息怒，据报令媳与汉奸有牵连，雨农为尽公职，不得不打扰了！”
特务们两手空空地走了出来：“报告主任，什么也没发现！”
居正怒发冲冠，指着戴笠的鼻子破口大骂：“戴雨农，你拿出证据来！不然，我与你在蒋先生面前见。”
戴笠既失望又惊慌，连连赔罪，仓皇离开居公馆。
当时，各路人马回到局本部，戴笠连夜主持审讯。然而，他失望地发现，除了发现部分逮捕对象相互间来往较多，交际广阔，有些浪漫行为外，找不出汉奸组织的一丝线索。
怎么回事？戴笠疑惑了。
沈醉轻叹一声：“假作真时真作假，无中生有有却无，这罪名离目标太远了！”
军法执行监徐业道附合道：“本案前途，不容乐观，看样子我们准是白辛苦喽？”
戴笠沉思了半天，又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乃健兄，你看……”
唐纵高深莫测地笑了笑：“这是一次汉奸反间案子！”
“反间？妈的，太岁头上动土，对我使用反间计！”戴笠不愿意听到这个结论，焦躁地在屋里转圈。
唐纵一针见血地说；“雨农兄，这正是你中反间计的原因，你对自己太自负，太自信了。多年来你几乎没做过失败的事，你不相信有谁还敢欺骗你！”
戴笠狠狠地跺了跺脚，转身走了出去。
这起反间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有个名叫段文澜的军统武装部队别动军交际科科长，绘声绘色地写了一份情报，送给戴笠，说发现了一个汉奸组织，段文澜把与他有过交往的重庆某话剧团女教练员黄彤光，重庆某商业广播电台女播音员莫姊莎，国民党兵工署长的妻妹陆朵云，以及汪之媛都说成是汉奸组织的成员。又因为黄彤光常到居正长媳家中去玩，就编造说居的长媳房内有无线电台。这份假情报还涉及了国民党政府机关和军统内部的不少人。
戴笠看完段文澜写的情报，深信不疑，以为“大功”在握，急于邀功，立即将这一“可靠”消息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指示，这种情况下，不管什么人家都可以搜查、逮捕。于是戴笠就大动干戈，不想中了反间之计，大行动扑了一个空。
次日，蒋介石把戴笠召去，劈头臭骂一通。居正为其长媳遭军统搜查大发脾气，认为蒋介石疑心他做汉奸，对蒋介石颇有腹诽，而且长子尸骨未寒就遭抄家，也觉寒心。
为安抚居正，蒋介石责令戴笠亲自登门道歉。
戴笠满腔怒火都发泄在段文澜身上。
5月14日晚，戴笠亲自审讯段文澜。戴笠愤怒地盯着段文澜，“啪”地一拍桌子：“妈的，你折腾得老子好苦！老实坦白，你与汉奸组织有什么关联？”
段文澜吓得浑身哆嗦：“我和汉奸组织没什么关系呀，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黄彤光抛弃了我，另寻新欢，为了报复我才诬告她们！”
戴笠啼笑皆非，他精心费力组织的一场大规模行动，竟然只是为一个小小的科长报复情人！
他挥挥手：“打！”
众人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操起手中的竹板向段文澜赤裸的背上抽去，段文澜一声惨叫，昏厥过去。
“妈的，害得老子几天没睡好觉，我把气全泄在这一板子上了！”众人笑着说，又抽打起来。
段文澜被活活打死，戴笠仍感大丢脸面。当年的军统局团拜会上，他沉痛地说：“今年的工作，顶要紧的，就是迅速、精细。我们判断情报的时候，更需要精细。因为现代的战争，是斗力斗智的战争！斗智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稍不留心，就可能上人家的当。我们今年的段文澜案就是切肤之痛！”
自诩“英明一世”的戴笠马失前蹄，他没想到，仅半月之后，就再次上当，被人捉弄！
1943年5月27日晚，戴笠夜宿江山同乡何芝园家中。何芝园的妻子毛同文身材丰满结实，面容姣好，是戴笠最喜欢的—个姘头，时不时就来春风一度，当晚戴笠刚上床不久，正待入港，忽然电话铃响了起来，戴笠骂了一声，不耐烦的拿起话筒。
“主任，我们抓到一个共产党的联络员，已查明身份，是共产党四川省委的人。”电话是张严佛打来的。
戴笠一听大喜，上次段文澜案他被整得狼狈不堪，在蒋介石面前无法交待，这次总算天赐良机，有了立功赎罪的机会。他一把推开毛同文，直奔军统局总部。
总部里张严佛正对联络员进行审讯。这个联络员不仅主动地交待了自己的身份，还表示愿意带军统到四川省委的办公地点去。戴笠大喜过望，立刻驱车带联络员去搜捕。
联络员带领戴笠等人来到一个小胡同里，自信地说：“就是这个小胡同，但我只来过一次，记不清地方了！”
戴笠欣喜地说：“只要知道是这个胡同就好！”他命令特工封住胡同口，挨家进行搜查。整整查了两天，才发现这里居住的都是不相干的居民，有些还是国民党要员的亲戚，连省委的踪影都没见到。
戴笠又气又急，逼问联络员，联络员一脸惊恐：“戴先生，我到重庆是第一次来，人生地疏，可能记错了地方。”
戴笠强忍怒气，让联络员快点想出来，以免共产党闻讯脱逃，一连等了四天，戴笠再也忍耐不住，把联络员带进刑讯室。
“今天你要再不说出共产党省委的地址，就让你尝尝老虎凳的滋味！”戴笠凶神恶煞般地吼道。
联络员坦然地笑了：“今天，我可以告诉戴主任了，但你们什么也抓不到！”
原来，联络员被捕以后，考虑到省委有许多机密文件尚未转移，就与戴笠虚与周旋，故意带领戴笠到附近的小胡同里搜查，一方面拖延时间，同时也引起省委的警觉。
四天以后，他估计省委已经脱险了，才告诉戴笠。
戴笠又气又急，当场掏出手枪，凶狠地打死了联络员。
短短一个月里，戴笠两次被愚弄。气得差点没吐血。军统明争暗斗
蒋家官邸，上下一片忙碌，没有人敢闲着，但也显出蒋家官邸的气派，异常幽静安谧。原来是蒋介石卧病在床。床上的蒋介石心急如焚，这突然染上的疾病不知会给他的未来生涯造成多大的损失，可假如我就这样两眼一闭，撒手而去，几十年的江山社稷又是何等模样呢？
“报告委员长，戴笠戴局长来探望您。”
一听到自己的心腹特工来病中看望，蒋介石不禁一阵感动，“快让他进来。”但转念一想，该不是军统又截获共军的什么消息吧？
“委员长，听说您病了，学生甚是不安，不知现在如何？”戴笠卸去了全副对待军统特工的凶残和傲慢之态，小心翼翼地说。
“不要紧的，共产党一日不能铲除，我就一日不安息。”病态之中的蒋介石仍然强打起精神，显示抱负。
这种神态多少给戴笠以鼓舞。“这次来有什么好消息吗？”
“委员长，不瞒您说，军统收集到可靠消息，在您病痛之际，有人不是以国家为重，为党国效忠，却打上了继承权位的算盘。”戴笠兜了半天圈子才点到正题。
“哦，竟有此事？娘希匹。到底是怎公回事，是谁这么大胆？”
密室之中，陈果夫、徐恩曾等一干中统要人神色恍惚，各自心怀鬼胎。
“委员长这次重病不起时有日，恐要长期治疗，这其间我们作为委员长最信任的中央机构，应该为党国的前途考虑。”陈立夫首先打破僵局，煞有介事地说。
“更进一步说，假如委员长有什么不测，我们党国前途，中央前途，中统前途何去何从？大家考虑过没有？”陈果夫进一步撩开迷雾仅剩下的一层薄薄轻纱。
“宋子文家大业大，蒋夫人积极参政，但江山社稷总不能像唐高宗后那样江河日下吧！那样我们既对不起国父，更对不住委员长啊！”慈眉善目而心狠手辣的中统副局长徐恩曾顺水推舟，正合二陈心意。同时宋家王朝也就自然列入“黑名单”。
“孔祥熙，只是财富殷实，政途不足以为患。”
“李宗仁、白崇禧桂系一派倒是居心叵测，应当尽早动手，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嘛。”
“军统戴笠平时靠定委员长，一旦有变，根基塌坍焉有大厦不倾，只要不疏于防范，应该说难成大器。”
仿佛蒋介石已溘然无存，密会愈发谈的具体，但军统特工无孔不入，无人不收，谁又能担保自己身边的妻子儿女、亲信、秘书不是军统安置来卧底的呢？谋划终于不胫而走，飞到蒋介石的床前。
蒋介石怒斥“二陈”，嘉奖戴笠自然不在话下，军统、中统这两条蒋介石的看家老狗也从此开始了全面的撕咬。
红极一时的戴笠哪肯就此罢休，决心鼓足余勇，乘胜而追，将中统组织彻底打垮。但陈立夫、陈果夫毕竟家财万贯，而且在朝中关系盘根错节，罗网势力不亚于军统特务组织，一时还难以拔掉这根眼中钉。
柿子专捡软的吃。目标选中徐恩曾。
徐恩曾，被人称为中统的“马车夫”，却是上不得蒋用，下不得人心的中统“猎枪”。一旦把这个不识时务的“马车夫”拉下马，中统车驾不攻自破。
徐恩曾也是灾运当头，天命该绝。
1943年中统湖北省调查统计室发现一批注销焚毁而完整无缺的假钞，遂上报徐恩曾。“速调来渝”，徐恩曾心花怒放，一向视财如命的徐恩曾怎能把到口的肥肉让给别人呢？
重庆三斗坪检查哨，僻静荒凉，只有几个检查员晃来晃去，不时吆喝几声。
一辆中统专车急驰而来。
“停下！”查哨人小旗一甩，拦住了专车。“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什么东西？通行证。”
检查员翻着白眼，撇着歪嘴喝问司机。
“这是中统专车，还用查吗？”一个中统特务傲慢地递过证件：“看清了吗？”
“什么东西，查清放行，我们老板的东西都得一一验明，知道吗？”一贯横行惯了的军统哨卡自然搬出老板来镇住中统专员。
说完就去翻车上的物品，“这是例行公事，谁都无权回避。”突然眼一亮，“这钞票是哪里来的？”
“这是战略物资，轻举妄动，你们吃罪得起吗？”虽然声色有点紧张，这位专员仍摆出足够的高傲姿态。
“送中国银行验明再放行。”军统哨卡不由分说，哪管中统专员的唬吓。
结果回报：该车钞票1938年10月注销，报请财政部，各分行备查。
蒋介石看罢，怒火中烧：“徐恩曾越来越荒唐了。刚到中统就到经济部乱抓人，令党国威信扫地，如今，又做出这等事情。”
“徐恩曾书面检讨，押运员判处死刑。”蒋介石气愤地传达了指示。
陈公馆，陈立夫、陈果夫愁眉不展。怎么向委员长申诉呢？这中间中国银行、财政部在当时以军务紧急，业已焚毁之名注销此批钞票，就有谎报军情、调查失职的疏漏。一解释这漏子不越捅越大吗？
“唉，你也是，急着发财也不能在军统眼皮底下做梦呀！”最后还是抱怨徐恩曾办事不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假钞案才结，伪钞案又发。
1943年底，军统浙江省缉私处再立一功。
“哪里来的，船上装的什么东西？”军统处长赵世瑞站在岸上遥指两艘商船。
“杭州来的，全是丝绸成衣，以及一些搪瓷杂货，给中统送的。”船上一个长袍礼帽、白净脸皮、小鼻小眼的商人，递上中统的证明文件，满怀信心地等待放行。
岂知戴笠早已嘱咐手下，凡是中统物品都要严加查审，一旦发现有涉嫌走私、贩毒等类似案件，立即扣留物品，上报军统。
“近来有不少不法商人，利用各种手段偷运战略物资，委员长通令严加查审，实在没办法，老弟。”说着便命人在两艘船上大肆搜索。
商人的小白脸由白变红，由红变青，冷汗直冒额头。终于200万赝品新法币露出后，直觉得天旋地转。
“这是什么，老弟，发财了啊！”赵世瑞神采飞扬，仿佛几天没有发现猎物的猎人突然看见一头肥壮的老虎一样。“速报中国银行检查，以免延误老弟发财。”又暗中密报戴笠。
验钞结果，确认伪币。戴笠兴奋地紧紧抱住情妇胡蝶，“我去去就来，宝贝。”然后长长一吻而去。
审讯室内，烟熏火烤。
伪钞从哪里来的，是谁命你们押送的？”戴笠迫不及待地等着他们吐出幕后的中统人物。
然后一使眼色，特务拿着火钳在押运员高子文、夏伯良面前晃了几下。
在戴笠紧锣密鼓的严刑下，中统特务被迫招供：“伪钞来源我们确实不知，我们只是受命中统安徽利通公司经理沈春霖之命送货到重庆。”
戴笠顺藤摸瓜，通过“海上闻人”杜月笙等上海青帮人物终于抓住了中统的把柄。
原来这批货是日本特务机关窃得10元法币铜版印制的技术，其后在上海仿印大批10元面额法币，并以1∶40的比例一次性出售给中统利通公司200万元法币。中统监运至重庆，最后交至徐恩曾手上。
戴笠弹劾中统的时机业已成熟，便把此事原原本本陈述给蒋介石。
正是抗战困难时期，搞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徐恩曾竟是屡教不改，全体押运人员监禁终身，带徐恩曾来见我。娘希匹，也太大胆了。”
徐恩曾纵是斗胆包天，现在也是如筛糠一般。连夜找到上司、中统头把交椅陈立夫、陈果夫，请他们到蒋介石那里说情。
最后蒋介石虽买二陈面子，但终因徐恩曾频频点火，而已对其有撤职的想法，而且对其所属中统也提出质疑。
无巧不成书。事发不久，国民党中央内部竟然发现四处张贴“总裁不裁，中正不正”的标语。这无疑是揪蒋介石的胡子，打蒋介石的脸，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中统澄清此事：“这次若不查出个水落石出，就统统滚蛋。”
徐恩曾使尽了浑身解数，仍然一无所获，“总裁不裁，中正不正”的说法已是中央党部人人皆知了。
就在中统要人徐恩曾闭目待死之际，军统头子戴笠却是扶摇九天，青云直上。
一天，蒋介石把戴笠叫至面前，中统头目陈立夫、陈果夫也在其中，蒋介石安排二陈说：“雨农这几年反共有功，我想定他为中央委员，没什么意见吧？希望你二人一定办好这件事。”
陈立夫、陈果夫虽然妒意万分，极不情愿，但老头子说话哪敢不惟命是听。“好，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校长，雨农连党员都不是，何能胜任中央委员重任。”戴笠说了一句举座皆惊的话。
“雨农，怎么回事，你黄埔六期毕业，又是复兴社社员、军统局长，在我身边追随多年，出生入死，为何还不是党员？”蒋介石确实对此大惑不解。
“校长，过去我一直追随于您，今后还将为校长竭尽全力。只是衣食有缺，前途无望，不是党员，这些都不是学生的困难，也不是学生的追求。只要能追随校长完成大业，就是学生平生夙愿。高官厚禄，衣锦还乡，均非学生所求。能得到校长的信任，忠心为校长效劳，学生就感到莫大光荣了。”戴笠一番甘做蒋介石走狗爪牙的慷慨陈词。确令这个蒋介石倍加赏识。
于是蒋介石又亲笔写一张条子：“蒋中正介绍戴笠戴雨农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对陈立夫、陈果夫说：“这两件事就一并办吧，只准办好，不准办坏。”蒋介石已对这条走狗确立了足够的信心和投以莫大的信任。
“校长，‘党员’二字雨农真的不在乎，更何况‘中央委员’。我坚决请求做您的无名学生，中央委员的高位就留给为党国出生入死、忠心效劳的老大哥们吧！”戴笠装出一副极其诚恳的面孔，讨得蒋介石最深沉的信任。
中统、军统在国民党内部的水火之势，暂以军统占尽上风。
中统徐恩曾最终还是被他的小妻小妾葬送在死胡同里。
前额宽阔、面孔白皙、架一副金边近视眼镜、西服革履的徐恩曾，外表温文尔雅，弱不禁风，却也是情场老手，整天寻花问柳，三妻四妾。
二房王素卿，半老徐娘，风韵犹存。身为中央组织部干部，也是成天施粉弄黛，但终被生性好色、喜新厌旧的徐恩曾所抛弃，又搂上了年轻貌美的费侠小姐。
二房王素卿被徐踢开之后，也不是一盏省油之灯。利用徐恩曾喽罗的关系囤积居奇，走私贩毒，放取高利贷，坏事做尽。
可徐恩曾看在眼里，也没有万全之策，只能忍气吞声，由于抛弃二房而尚存的一点歉疚使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素卿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性，越干越大胆。终究引火烧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徐恩曾在劫难逃。
1944年，王素卿利用徐恩曾交通部政务次长的名义，私自开设了一个汽车运输公司，用该汽车公司的运输车，再加上到处借用徐恩曾名义，打着徐恩曾的旗号，收购贩运中西药材、丝绸物品，甚至粮食布匹等一些战争急需物品，倒买倒卖，投机钻营，大发战争横财。她又不像戴笠那样，有名有实，没收吞并，因为沿途哨卡全是军统特务，所以只能拉拢关系借用名义小打小闹。
但是，一味想置中统于死地的戴笠岂能放过这一弹劾的机会，立即通知星罗棋布的特务人员，收罗有关王素卿汽车运输公司的一切活动。
孙悟空一旦进了如来佛的掌心，爬的再高也还是五指山。王素卿的一切活动都尽人戴笠账簿，只待罪上加罪足以致死地时，戴笠便名正言顺报告蒋介石。
“校长，有人运用职务之便，走私国家战略物资，扰乱市场，胡作非为，置党国声誉和事业于不顾，中饱私囊。”
“是谁竟敢挪用战略物资？”蒋介石如丧家之犬，现在形势已呈四面楚歌之势竟还有人从内部做手脚。
“请委员长过目。”戴笠恭敬地呈上徐恩曾名义下所犯罪行的活动清单，眼露杀机。嘴角掠过一抹不易被人觉察的得意。
“免去徐恩曾中统局副局长职务，以及本兼各职，从此永不录用。”并戏剧性地交给徐恩曾的表亲、中统幕后头脑人物陈立夫执行。陈立夫看着手中的圣旨，心酸忍泪，苦心经营的中统局就这样被戴笠一步步搞垮了。
1945年2月，蒋介石免去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纸手令发出，中统局上下一片恐慌，谁都没有想到，在蒋家王朝的功劳簿上有着一席地位的徐恩曾竟会落得如此下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感到愤怒，有的感到沮丧，有的则不知所措，嚎啕大哭。
一个统治了中统15年，“功绩赫赫”的特务头子，为什么在中统“最辉煌”的时候被突然免职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陈立夫的表弟。中等个，方脸，戴近视眼镜，外表斯文，不爱多说话。20年代初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后自费留学美国。1927—1928年任南京交通技术学校办公室主任。1928年秋，该校改组成为中央军校第六期通讯兵科，徐即离去，由陈立夫介绍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
任职期间，他有几件事是颇得陈立夫赏识：一是对主管的文书工作颇有办法，建立了各种制度，布置得井井有条；二是为中央党部新装了一套电话总机；三是为中央党部编了一套较为复杂的密电码；四是在主管经费时开支合理，使用节约。与此同时，他利用同乡、同学关系，竭力与调查科前任科主任吴大钧接近，并时常提些建议，表现出对调查科工作的关心。
1929年12月，当时的科主任叶秀峰去杭州休假，陈立夫便派徐恩曾以总务科主任身份兼代调查科主任职。在这期间，徐恩曾曾派人去杭州探望叶秀峰，并向叶表示，他只不过代为暂时管管家，希望叶不久就能够回来。后得知叶秀峰另有他就，不再回调查科，徐便放手大干起来。1930年春，徐正式任调查科主任职，以后一直直接领导中统，至1945年2月被免职止。
徐恩曾之被免职，并非偶然。
1941年春，徐恩曾当上交通部次长。蒋介石曾召见他，明确告诉他，中央的安排是要求他利用职务的方便，在全国范围内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以进行更大范围的反共活动。
徐恩曾并没有完全理解蒋介石的意图，而是将精力集中到如何结交钻营，如何当部长上面去了。他调回了亲信顾建中为他控制中统，自己则多方活动，尤其和吴铁城的关系日趋密切，曾协助吴铁城针对当时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的经济形势，写成“稳定物价紧急措施”和“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冀图取得蒋介石的重视，不意却遭到政学系吴鼎昌反对，更被蒋介石认为是“不务正业”，同时也为二陈所弃，认为徐恩曾的举动是离心的表现，有步朱家骅、张厉生后尘之虞（朱、张原属cc系，其后朱投靠了戴季陶，张得到了陈诚的信任，先后当上部长，自立门户，与二陈貌合神离），因此在蒋介石面前不再为他说话。
与此同时，兼任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与副局长部紫峻联合向蒋介石告了徐恩曾的状，说徐恩曾领导无方，中统内部纪律松弛等。
1943年中统重庆区特务闯进经济部捕人，为翁文灏部长告发，蒋介石非常恼火，认为中统行动粗鲁，不讲究策略，影响了国民党的威信，下令中统今后“不得捕人”，并要求徐恩曾对肇事者撤职查办。这是徐恩曾第一次被蒋介石面斥。
1944年的一次“甲种汇报”中，蒋介石询问河北、山东敌后解放区的情况，徐恩曾由于事前没有准备，说不出所以然来，反之，戴笠却说出了一大套。蒋介石认为徐恩曾不务正业。
《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发行，是蒋介石迫于政治形势而不得不接受的，所以，对《新华日报》的监视、封锁、破坏一直是中统的主要任务。尽管中统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大加破坏，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新华日报》不仅在重庆发行市面广，而且送到成都、贵阳等地的时间也较《中央日报》为早。以上诸件事使中统的地位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徐恩曾也失去了蒋的宠爱。蒋将特检处划归军统领导即是一例证。
徐恩曾在受到蒋介石多次面斥后，竭力想恢复中统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在中统内部提出“争取时间，追求效果”的口号，要求所有人员做到“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处处无闲人”，同时还增加了办公时间，原来的8小时改为上午6时至12时、下午1时至5时共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最初几天，徐本人也准时上下班，并经常在上班后到各办公室巡视一番，然后才回局长办公室处理文件。但积重难返，这种做法为时不长就又自然地回到了过去的状态。
蒋介石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令，是交给当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去执行的。陈立夫当即提议由叶秀峰继任，吴铁城鉴于当时的情况，也只好同意。
1945年2月1日上午9时左右，在重庆川东中统局本部信谊堂，召开了局本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徐恩曾首先介绍叶秀峰与大家见面，然后说了一番话，当说到“与大家共事多年，肝胆相照，甘苦共尝……不忍离别”之时，徐动了感情，会场上不少人泣不成声。
徐恩曾感到再如此下去恐难收场，于是话头一转，提高声音说道：“今天是我们大家大喜的日子，有了秀峰先生的英明领导，今后本局前途无量。”接着叶秀峰简单地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仪式便告结束，徐恩曾乘车离去。
同年3—4月间，徐恩曾接受吴铁城的派遣，以中执委的身份去贵阳视察，并出席贵州省党部“纪念周”，在会上讲了话。蒋介石得知后，不仅批评了吴铁城，还下令吴铁城召回徐恩曾，并说：“今后不许徐恩曾再做任何政治活动。”
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大礼堂召开，徐恩曾满怀信心地参加了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党的总裁身份正式提出六届中委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名单时，百分之九十九的五届中执委都列入六届候选人名单，惟徐恩曾不在其列，这时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后，徐恩曾足不出户一月有余。有一次，部下孟真去他家闲坐，他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周、来二人都曾出过死力支持武则天执政，当时声势赫赫，名宰相狄仁杰都惧怕他们，他们也都得到武氏的多次赏赐。但是最后的结果，来俊臣奉武氏之命杀了周兴，来本人也为武氏杀了。武氏最后之所以要杀周、来，是因为他俩知道她的隐私太多了。徐恩曾说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说：“自古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同时又很庆幸自己只是被免职，而未送命。
1946年初，徐恩曾举家回上海，住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这是一座相当漂亮的西式洋房，原是敌伪产业，是中统“劫收”而来送给徐恩曾居住的。徐恩曾回上海后，首先便在黄浦滩边麦加利银行租下一间写字间，挂牌“中国机械农垦公司”，接着又利用一批日本籍潜水员，组织了“中国打捞公司”，从此，他弃政经商，大发横财，跻身于上海经济闻人之列。
徐恩曾是不甘寂寞的，他虽被免去“本兼各职”，但依然是“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1947年他利用这一职务当上了伪“国大”代表，希望重新返回政界。三个月后，其妻费侠也通过作弊当上了立法委员。
不久，徐恩曾夫妇双双来到南京，在山西路新住宅区一幢漂亮的临时公馆内接待旧日部属，颇有些得意。
但好景不长，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蒋家王朝已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1949年1月，孟真去上海有事，顺便去看了徐恩曾。他对孟真说：“我不搞调查工作已经多年，但是共产党是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一定要向我算账的。”又说：“我只好去外国当‘白华’了。”徐恩曾此时已有去美国当寓公的打算，后来，他偕同费侠一起去了台湾。徐恩曾于1985年在台湾去世。
军统却进入鼎盛之时，特务机构、忠义救国军、别动队等武装日益坐大。一代影后胡蝶也成了戴笠榻中玩物，江山浪子戴笠戴雨农可谓人财两旺，兴旺发达。
在国民党内部，除了党政系、政法学系、黄埔系这三大派系之外，还有以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陈诚、朱家骅等人各自为核心形成的小圈子。除宋子文、何应钦与戴关系较深外，其他的都与戴有疙瘩，并先后受戴打击。
只有陈诚集团，戴笠始终未敢贸然下手。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陈诚倍受蒋介石的宠爱、本人实力雄厚、权重一时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集团比较起来，是较为廉洁踏实肯干的，也较少腐败习气，办事雷厉风行，戴笠长期没有找到可以攻击的口实。
陈诚是国民党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数十年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及。蒋介石始终对他没有猜忌戒备之心。
陈诚，字辞修，别号石臾。浙江青田县人。1920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22年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
抗战开始，陈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四预备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部参加上海会战。1938年1月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2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6月兼湖北省主席，同时兼三青团书记长、中训团教育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10月，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3年2月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等。
由此可见，蒋介石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运用，其恩宠有加，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人。当时国内国际、党内党外，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竞争力的接班人。
陈诚、戴笠不和，就其根本原因来说，完全是野心的冲突。陈诚比戴笠小1岁，但是发迹却比戴笠早得多。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充当胡靖安的清共打手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1931年初，戴笠还在蒋介石身边“跑单干”，陈诚又跃升为第十八军军长，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主力将领。
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更因他性格刚直，高傲冷峻，自认为才干过人，又有其妻谭祥的干娘宋美龄作为后援，因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作风。他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打击的策略。他大骂何应钦是“烂好人”始终不给予合作；他痛恨白崇禧，讥讽他处处玩小聪明；他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靠机缘时会，把军队摆在反共第一线而见重于老头子，更认为“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无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儆百，以维士气”。
至于戴笠，他以为靠用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取宠于老头子的做法，更是不值一哂。加之戴笠和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汤恩伯都有很好的个人关系，这就使陈诚和戴笠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冷淡起来。
就陈诚来说，以他的资历、地位、才干及与蒋的关系，他当然不会把戴笠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戴笠是个特务头子，而对戴笠进行逢迎巴结。
撇开政治立场不论，陈诚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较有正义感的军人，因而他素来看不起戴笠的那种恶性的特工活动，也历来不肯对军统工作给予善意合作。他甚至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系统，目的就是防范军统的渗透和打入。
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独立于军统之外的特务系统，除张学良、胡宗南外，陈诚是第三人。张、胡是得到戴的默许的，并与戴笠及军统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惟陈诚的特务系统完全独树一帜，戴笠丝毫不能过问，这使戴笠恨得咬牙切齿，然又奈何不得。
同时，戴笠看出，陈诚是最有希望在蒋介石之后取而代之的，这显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是不利的，况自己要想做蒋身后的第一人，陈诚是最大的阻力和障碍，野心的冲突，使他们进一步在政治上对立起来，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戴笠是有耐心的。长期以来，他自知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用以静制动的办法，不与陈诚做正面交锋，只是像一条有经验的老狼那样，始终躲在暗中窥测时机，待抓住时机，然后闪电般跃出，一击而中，置对手于死地。戴笠的这个策略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
机会终于来了。1943年冬，戴笠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置陈诚于死地的机会，事情缘起于抗战初期。
1939年10月，陈诚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长官部设在湖北鄂西重镇恩施，任务是防止日军在占领武汉三镇以后，进一步进攻湘西，向川东逼近，因而陈诚负有拱卫重庆政府的重任。
1939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悲观、失败主义情绪十分严重，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派头子公然叛逃投敌。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批青年军官认为中国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如斯，主要是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以及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蒋介石包围，使蒋介石的主张不能贯彻始终。
在这些少壮派看来，倘若要使中国得救，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材进入高层领导，辅佐蒋介石领导抗战和治理国家。
某种程度上，这些青年军官把陈诚作为理想的辅佐领袖的人材。这次密谋就是“清君侧”计划。这些青年军官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不足以成大事。于是，他们一方面利用部分青年军官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的机会，进一步在陆大中寻找知音，以扩张力量；一方面积极与在华帮助中国军队训练的美国军官进行联系，寻求外力的支持。
美国朝野上下也有许多人谴责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无能现象。到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心也产生了动摇。1943年的开罗会议期间，他直截了当地问驻华美军司令官、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你认为蒋介石能支持多久？”
史迪威回答：“如果日军再发动一次1942年那样的夏季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
罗斯福又问：“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外某个人或几个人来支撑局面？”
史迪威表示：“这样的人选很可能都要投靠我们。”
出于美国对蒋政权的失望和“换马”动机，一部分驻华美军人员以及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对中国一些青年军官的“清君侧”的密谋活动逐渐引起重视，并在暗中给予必要的支持。但是，以史迪威为首的美国人不只是要清除何应钦等亲日派将领和政客，而且要彻底倒蒋，建立一个由陈诚、薛岳、胡宗南等青年将领领导的政权。
“清君侧”计划很快被军统人员截获，送到戴笠手上。无疑，这是一份重大的情报，就是撇开戴笠和陈诚的私仇不说，这也是一个极重大的案件。
但是，戴笠经过一番缜密的考虑，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由军统组织和特检处加强对六战区长官部及陆大内这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搜集新的证据。
戴笠的考虑是：
其一，军统对这批人的“政变”计划没有完全了解，难以窥视全貌；
其二，这批“政变”分子的中坚只是一些参谋幕僚人员，并不是带兵官，并且主要矛头不是指向蒋介石，可以用一段时间静候他们的发展变化；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尚不清楚陈诚有没有牵连在内，在没有抓住陈诚的把柄时，过早出击，会给陈诚以脱身之机，反而功亏一篑。
“清君侧”的密谋活动仍在秘密进行，但是他们的组织工作似乎相当严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务们并没有搞到更多的情报和证据。然而，戴笠也不急躁，他知道有些事情是需要耐心和时间的。
果然，进入1943年，情况有了转机。
1943年2月，蒋介石命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调心腹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第六战区仍由他负责，只是由他向蒋推荐调孙连仲暂代。同时，陈诚又从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了一大批人员到楚雄组建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这样，一批策划“政变”的青年军官开始渗透进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并在这里继续进行计划并组织实施。在不长的时间里，青年军官们已经拟定了“政变”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并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7周年纪念日——1943年12月12日举行，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但是，这批青年军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原先，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偏处鄂西一隅，交通闭塞，军统势力难以渗入。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距昆明仅100多公里，云南是军统力量经营多年的地方，人员集中，势力雄厚，况军统对策划“政变”的青年军官早有监视，因此，军统云南站很快将青年军官们的“政变”组织章程、行动计划以及行动日期搞到手。特别是戴笠查清了在这批青年军官中有一名与陈诚关系密切的亲戚。
这时戴笠认为，打击陈诚的时间到了。一方面他当时已与胡宗南、汤恩伯联盟，自己的实力大大增强，而陈诚是“三王”集团的主要政敌，必须首先给予打击。另一方面距离这批青年军人发动“政变”的时间越来越近，必须先下手为强，否则一旦贻误时机，将遗患无穷。
于是，戴笠带着这一案件的全部案卷，亲自向蒋面报，并在暗中透风给何应钦，要他注意提高警惕，以防有人对他有不利举动等等。
蒋介石闻报后，立即批准了戴笠的行动计划，并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东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戴笠同时下令将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陆大内参预活动的学生进行逮捕，被秘密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其先后逮捕的人数累计600人左右。
戴笠对被逮捕的首要分子亲自进行审讯，要他们供出“政变”密谋活动是得到陈诚的支持。但审来审去，始终没有结果。但多少弄清了以史迪威为首的美国人在暗中支持了这批青年军官的活动。蒋介石闻报极为震怒。当时，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本已十分激烈，现加上这一个背景，蒋介石再也不能容忍了。
蒋介石不惜冒得罪美国政府的危险，正式通知罗斯福总统，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调史迪威回国。后来，经过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将军和美国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中将出面斡旋，并由与美国关系很深的宋美龄、宋霭龄等人施加压力，同时考虑到罗斯福正在不顾邱吉尔的反对，邀蒋参加开罗首脑会议，蒋终于同意由史迪威于1943年10月17日到蒋官邸当面向蒋道歉，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蒋介石虽然宠爱陈诚，并且相信陈诚不会介入这次“政变”活动，但是他作为第六战区及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不能推卸责任。加之戴笠、何应钦等反对陈诚的军政大员不断向蒋施加压力，蒋介石不得已于11月份临去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之前，决定解除陈诚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对外则由陈诚以养病为由，主动请辞职务作为借口，蒋另调卫立煌接任，以示对陈诚的惩戒。
蒋介石从开罗回国后，下令对16名为首的年轻军官进行秘密处决。
蒋介石认定在美国参与的这次密谋活动中，与美国政府关系历来密切的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不能辞其咎，甚至认为孔、宋等人多少知道一些内幕情况，而没有预先报告，因而蒋开始实施抑制打击孔、宋家族的计划。从此，孔氏家族开始在中国政坛上失势。宋子文被蒋冷落闲置了1年多时间，才重新启用。
戴笠的这一击，虽然没有能把陈诚彻底打倒，但确使陈诚锐气大减。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止，陈诚经历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一个空白时期。1944年6月，国民党豫中会战失败，西北告急，蒋介石对汤恩伯、蒋鼎文等人失望之极，决定重新启用陈诚，前往汉中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0月，陈诚又挤掉何应钦，升任军委会军政部长，再次活跃在中国政坛的中心。戴笠对蒋如此宠信陈诚，甚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特工皇帝”
1944年，军统进入全盛时期，戴笠便成了特工皇帝，说一不二，牛气冲天。
当年，军统共有内外勤709个单位、电台569座、工作人员5万余人，由军统直接领导的忠救军、别动队等庞大的特务武装还不计算在内，至于由军统控制运用的外围组织更是难以计算。
戴对这样一个局面是亦喜亦忧的，喜的是，感到军统一天天发展壮大，人财兴旺。他甚至对部下讲：“看一个人家兴旺不兴旺，只受看看吃饭的筷子就知道。如果一家人天天是那几双筷子，便可以说明不是兴旺气象。真的兴旺人家，筷子的数目是弄不清楚的。”忧的是，戴笠深感由于人员发展过快，团体过于庞大，带来了复杂的人事关系，内部人员贪污、浪费，工作不负责任，敷衍了事，骄横跋扈，胡作非为等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
更令戴笠难堪的是，军令部的消息居然会跑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公馆里去。至于人事处始终不能拿出一份准确的局本部内勤人员花名册，供戴笠纪念周上点名用。总务处、经理处弄不清军统有多少家产。会计室在计算米贷金时，竟少算了米贷金100多万元。秘书室竟把呈送蒋介石的公文也弄错等等，为此，戴笠在军统后期的整顿和发展方面，大讲“迅速精细”。在这种原则的要求下，特务们成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以致戴的心腹都感叹：“长此真有成神经病的可能。长官待部下之严以及部属之畏长官，在全国恐再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抗战后期，戴笠几乎是以神经质的手段，对军统这座特工王国进行统治。他甚至可以以除奸演习为名，把军统大特务、重庆警察局督察处长东方白作为汉奸抓起来送进望龙门监狱，以致使军统局上下莫不感到莫名其妙，一起感到“这罪名离目标太远了”。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廖公劭因为吃了走私贩毒商人的一次宴请，并受了贿，经人告发后，由戴笠下令将其送进望龙门监狱，关到过年的时候才被放出来。
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谈荣章被人告发，由戴下令在过年前送进去。一个出来，一个进去，特务们已到了习以为常的地步，自感在戴笠手下工作“什么时候都保不住的，出来的用不着害怕，进去的用不着难过，在外面的用不着骄傲”。能如此，方可在戴笠手下工作，这就是当时许多军统大特务的心境。
总之，自毛人凤以下的大小特务，无论资格多老，职务多高，能力多强，只要是一言不合，一事不慎，被戴笠撞见或掌握，轻则是一顿训斥谩骂，重则是遭拳打脚踢，或被送进监狱，一关数月、一年。
1944年11月11日，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攻陷桂林。在这之前，由于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电讯处长魏大铭及总务处长未能及时将进入桂林的潜伏组派出，戴笠当即宣布给军统3个少将判处2年徒刑，勒令他们当时就回去交待工作。
宣布后，戴笠又有些懊悔，3个少将当时是军统的三大台柱，也是戴笠的得力助手，岂能一关就是2年。但是已经当面“判决”了，戴笠一时又不好改口。经过一番犹豫不决，居然给想到一个就坡下驴的办法。
第2天，戴笠又把3位少将叫去，当面宣判缓刑2年执行，另外每个处关1个副科长进去，代处长坐牢。如此自立法度、惩戒部属，真是闻所未闻。戴笠凶横霸道，作威作势，由此可见一斑。
以戴笠之威，军统上下莫不噤若寒蝉，但也有一些大特务在脱离了戴笠的掌握后，往往借机大骂戴笠一通，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抗战后期，戴笠下令在中美所大礼堂后面的山坡上，竖立了一块石碑，以纪念那些所谓为团体事业献身的军统“烈士”。因特务工作本属于黑幕范围，碑上当然不好刻上“立传”的文字，因此只好以“无字碑”名之，美其名曰“无名英雄碑”。
抗战初期，因招收学生军训一事被戴笠气跑的梁干乔自西安到重庆看病，出于一时兴起，慕名到中美所去看无字碑。岂知卫兵因不认识这位当年老资格的军统大特务、现在已是胡宗南手下的大红人，居然教训梁干乔要脱帽、肃静。这一下伤害了梁的自尊心，触到了梁多年来对戴笠的痛恨之处，梁立即摆出“十人团”元老、复兴社高干、特务处书记长的派头，借题发挥，指着“无字碑”大骂起来：
“既然无名，就不应该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可耻！可耻！”
这一番话很快被报告到戴笠那里，戴虽有特工帝王之尊之威，可是对梁干乔这样的人却无可奈何，只好自己解嘲说：“梁干乔是有名的梁神经，神志不清罗！”
这一次，戴笠破例连饭也没有敢请梁干乔吃。真是魔王碰到“神经”，有理也说不清。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好转，以及戴笠的特工权力越来越大，有一个问题总是象幽灵一样始终在戴笠脑子里徘徊，久挥不散。这就是蒋的猜忌及自己的地位前途问题。戴笠深知“鸟尽弓藏”和“权重震主”这两句话的份量，蒋必有一天要对自己下手。
1944年初，蒋决定加强对特务工作的控制，下令在原先建立的甲种汇报和乙种汇报之外，成立特务工作的年度汇报。
第一次汇报于1944年2月24日在蒋官邸举行，由蒋亲自主持。出席者有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后由叶秀峰接替）、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后由郑介民接替）、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某、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徐佛观、缉私署长宣铁吾、宪兵司令张镇等特工头目。
会议的内容是由各特工系统的头目汇报年度工作，交换各系统的情报，听取蒋对特务工作的指示等等。会议名义上是由蒋主持，但是代表蒋做主要发言的却是唐纵。
戴笠由于从唐纵处事先了解到这些会议的主要议题和蒋在这段时期内对情报工作注视的侧面，充分进行了准备，结果在会上汇报时，由于材料丰富，所谈问题又正是蒋所关心的问题，颇称蒋意，蒋也当场嘉勉几句，而对茫然不知所措的徐恩曾则申斥一番。但是，在这种会议上起真正作用和出足风头的却是唐纵。
在年度汇报之后，蒋又指示成立月度汇报。月度汇报地点设在军统局本部大院对面的漱庐。唐纵参加月度汇报是以蒋介石的代表身份出席的，因此，汇报一般由他主持，并由他先传达蒋介石对各特务系统所呈送情报的看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戴笠只是尽地主之谊，负责召集和接待。
建立年度和月度汇报制度，这是蒋介石对特务工作加强控制的一大改进措施。在抗战以前，蒋基本上是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控制和领导特务工作，特务活动完全在黑幕中进行。抗战以后，除中、军统两大特务机关外，又加强了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署等特工情报系统的活动，特务组织恶性膨胀，各种情报多而庞杂，蒋介石深感难以全面掌握控制，因而特设侍从室第六组加以襄助。
蒋除重要情报及重大情报仍由自己亲自掌握外，一般情报和行动，则交由第六组去综合、校核、整理、分析、指导而后上报。这就使第六组组长唐纵居于承转启合的关键地位。
唐纵自从抗战中期出任军统局帮办以后，已看出蒋对戴的猜忌与戒备之心，因而暗中与戴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军统的关系上注意摆平，对戴笠以及军统内部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如实向蒋密报，唐本出自军统，对军统内部的情况相当熟悉，知道如何抓住问题的要害，向蒋进言，也就更加赢得蒋的宠信。
蒋于此开始着意培植唐纵，以抑制或取代戴。所谓建立特工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蒋固然有发挥特务系统整体效率的打算，也有通过两个汇报来进一步发挥唐纵的特殊作用，以抑制戴笠的考虑。从此以后，唐纵经过自己的持久努力，不但使第六组成为蒋直接控制运用的机要情报和政治谋略机构，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蒋借以联系和指导军统、中统、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以及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署等7大情报机构的总负责。可见唐的地位似乎已在戴笠之上，而戴笠不过是与徐恩曾、郑介民、徐佛观等特务首脑一样身份的某个特工系统的负责人。
蒋的这一手法确实高明，高明得难以猜度，不过，还是有唐纵这位猜度大师的心领神会。当时，在军统内部，自戴笠以下，都是十分自负的，从不把中统等其他特务机构放在眼里。
有一次，唐纵代替戴笠到军统局主持总理纪念周。
休息时，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问唐纵：“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
唐纵毫不客气地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一些；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占优势。”
由于此语出自唐纵之口，因而被认为是权威的评价，这给素来妄自尊大的军统特务们多少泼了点冷水。这也是唐纵间接告诉戴笠，在特务工作方面，他并不能取代其他特工系统，一手遮天。
戴笠神经是十分敏感的。蒋的抑制手段，唐的地位迅速上升，都使他确信自己的处境是很微妙的，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凶险加身。但在内心深处，他又希望处处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戴笠一生中是不相信鬼神的，但是却十分迷信命相和地理风水。抗战中期以来，戴笠通过秘书周念行给他讲史，了解到在明、清两代，江山县曾出过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尚书毛恺，因上疏主张“禁滥狱”，缓和阶级矛盾，触犯龙颜，死后仍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另一位是清乾隆年间的台湾总兵、福建陆路提督柴大纪，因台湾“天地会”林爽文领导反清起义，未能及时扑灭，被清廷斩首。
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悲剧，给戴笠心理上影响很深。他认为自己是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在江山县影响最大的人物，会不会像毛、柴一样不得善终呢？
为了能从江山县的山水地理方面寻找答案，1944年4月，戴笠在陪同梅乐斯赴东南视察期间绕道江山县，召见刚从上海潜逃回到浙西的毛森与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指示他们对毛、柴二人出生的石门、长台两乡的地理风水进行勘察。毛万里、毛森奉命踏勘，果然有惊人之语。
他们勘测到江山县的地势南高北低，雨水一泻千里，难以蓄积，故穷山涸水，养不住大鱼，大人物难以善终。戴笠听完“两毛”的这一番宏论高见，深以为是。联想到自己命中缺“水”的命相，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
1944年，随着盟军在太平洋上越来越强大的攻势和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德、日法西斯的末日已屈指可数，抗战胜利的曙光隐约可见。为此，戴笠抓紧时机加强全面部署，以攫取抗战胜利的成果。
军统在抗战时期对沦陷区的工作到1944年为止，基本上形成了以安徽界首、浙江淳安、福建建阳三大基地为前沿据点的扇形工作区域。
安徽界首是戴笠借助汤恩伯的势力建成较早的前沿根据地。界首本是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小镇，但从抗战中期开始，这里几乎成了各种政治力量较量和角逐的场所。
为了确保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界首镇的安全，汤恩伯派嫡系王仲廉的第三十一集团军驻进这一弹丸之地，并在界首设立警备司令部，以达到长期经营的目的。特别是抗战后期，界首因临近沦陷区，成了中原地区蒋日汪之间进行经济走私的著名“阴阳界”。
不但汤恩伯在此设立“物资管理处”，大做投机生意，蒋鼎文、李宗仁也都派人在界首设立战区办事处，就是远在西安的胡宗南，也无数次地派人到界首招兵买马，以扩张实力，弄得汤恩伯大发脾气，说：“胡宗南今天也招收青年学生，明天也招收青年学生，实在是欺人太甚，连我控制的四省边区都成了他的招生所，这还成话。”
戴笠更是看中这块战略要地是他开展反共、策反汪伪军、进行经济走私、监视国民党军队等特工活动的好地方，在汤恩伯的全力支持下不惜花大力量进行经营，先后在界首设立的高级特务机构，有以周兆棋为主任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兼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以刘国宪为处长的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以周麟祥为副主任的军统临泉特训班；以乔家才为总队长的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以刘培初为总队长的第一战区副长官部工作总队；以王兆槐为处长的财政部界首货运分处；以袁佐唐为专员的华北策反专员公署，等等。
一时间，界首这一弹丸之地，设立了如此之多的特务机构，戴笠犹觉不多。尤其是在中原、华北一带的伪军中，有些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旧部，这些人在张学良被囚禁、东北军解体后，一时失去重心，顿感理想破灭，前途渺茫，无所依靠，有不少人很快在日伪的勾引下，纷纷落水当了汉奸。
如何把这批人策反过来，便是日后与共产党争夺中原和华北地区的一股重要力量。正在戴笠冥思苦想的时候，在军统息烽特训班当教官的陈昶新找上门来，向戴笠提出愿为准备大反攻而策反旧东北军政人员的想法。这在戴笠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绝佳人选，于是很快任命陈昶新为军统东北特别站站长，为他配备了秘书、特派员、会计、情报特务、电台台长、报务员等，于1944年初由戴笠亲自盛宴欢送北上，派到界首镇开展活动。
临行前，戴笠交给陈昶新4项任务：一是策反已当了汉奸的东北军旧部，如有已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东北军旧部，亦属策反之列；二是抚慰已投靠蒋介石的旧东北军政人员。例如当时部队驻防在皖北、苏北一带的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中的第二军团（由原东北军骑兵第二军扩编而成），是仅存的东北军旧部。戴笠指示陈昶新对何柱国加以抚慰，以防这些人产生离心倾向；三是组建军统东北地区的情报组织，以填补军统覆盖区域的空白；四是搜集情报，可以通过分布在中原、华北、东北地区的东北军旧部，建立一个覆盖以上地区的情报网。
戴笠还指出，作为“特别站”的含义，不但表示它的级别要高于一般的省站，而且它的活动范围与性质也与省站有别，除了东北是基本活动区域外，其他如华北、中原、华东、西南地区凡是旧东北军出身的汪伪汉奸，都是东北特别站的策反与情报工作对象。虽然戴笠极力对陈昶新给以高位予以重用，内心依然对其怀有戒心，在军统东北特别站的班底中，暗中安排亲信，对其进行严密监视。
其实，陈昶新确是别有企图的。他这次北上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以策反和联络旧东北军人员为幌子，再建东北实力集团，并为此制订了一个“渗透纵队行动大纲”，秘密进行活动。
陈昶新到界首后，仅几个月时间，就从河南商丘、山东济南、河北天津、北平到东北锦州、沈阳、吉林等地，相继建立了组织活动，有的情报人员已深入日本特务机关，窃取到一些重要情报，及时报送界首。
为进一步检查督促和周密部署前沿根据地的策反及情报活动，戴笠于1944年3月亲到界首视察，听取各个特务机构的汇报，指示他们要加强与汪伪军的联系，扩充实力，做好对中共军队的情报工作，随时准备在抗战胜利后与共产党争夺天下。
在界首期间，戴笠与汤恩伯还秘密会见了化装前来的汪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双方具体商定合作的计划，戴除了向张做出可靠的政治保证外，还当场向张岚峰赠送了手枪、金表等礼物。事后，汤恩伯还亲笔写了一通“手谕”，派张岚峰为“先遣军总指挥”，这是全国第一张委任汉奸的手令。
军统建立的第二个前沿基地是中美所东南办事处。由于该处位于东南沿海最前沿地带的福建建阳，故特别受到戴笠和梅乐斯的重视。除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长驻指挥外，戴笠、梅乐斯每年都要前往该地区视察。为了能通过建阳据点就近指挥军统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所有组织机构，戴笠将东南办事处的机构不断充实扩大，先后设置了军事、情报、训练、人事、总务等科和秘书、会计、督察等室。这是军统所有外勤组织最庞大完备的机构设置。
当时，不但中美所设立的闽侯站、定海站、漳州站、上海站及前进指挥所归其领导，就是军统建立的建瓯、漳州、玉壶、雄村等大型特训班和战时货运局东南运输站等单位也归其节制监督。李崇诗同时还兼任军统广东缉私处处长和货运处处长等要职，就近领导东南地区的缉私和货运工作。
建阳前沿据点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就近指导华南地区对伪军将领的策反活动。早在1943年春间，戴笠就批准在澳门成立粤海站（后改为光粤站，并迁往广州），任务是策反广州要塞司令招桂章。这是军统建立的第—个专事策反汉奸的外勤站级机构。
1944年，汪精卫赴日治疗枪伤，陈璧君因此常到广州居住，并不时秘密到澳门南环香炉灰4号其母卫月朗的旧宅小住数日，戴笠得到消息后，立派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徐燕霜潜赴澳门，会合粤海站，设法收买卫宅的女管家，伺机进入卫宅谋杀陈璧君。
当时拟定的行动方案是，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粉末，注入小如半粒瓜子仁的极薄胶片内，然后贴藏在徐燕霜的长指甲内。当徐扮作公仆捧茶奉陈时，只须将指甲在茶内浸一下，药即可溶解，将人毒毙，而且了无痕迹。粤海站站长何崇校受命后，即安排徐燕霜等待机会，因陈璧君此后未来澳门，也就终无机会下手。
由于美军在太平洋的越岛进攻的速度加快，接应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计划的实施日期越来越接近，戴笠与梅乐斯、史密斯于1944年4月再次前往东南沿海地区视察，检查落实接应美军登陆计划的各项准备活动。
戴笠利用这次南行的机会先到家乡江山县参加肇和中学的校庆。然后兼程赶到福建建瓯东南特训班，主持该班第一期学生的毕业典礼。该期学生受训长达3年之久，是戴笠所办的特训班中绝无仅有的。戴笠把这批学生保存到现在分配，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出去与共产党争夺天下。
毕业典礼前，戴笠、梅乐斯决定亲自检查训练效果。早在这之前6个月，戴笠就派局本部训练处少校人事考核股股长邹凤吟陪同9名美国教官来东南班督训，督训目标是加强技术方面的海水测定等训练，为盟军在福建沿海登陆做准备。
检查督训效果的方式主要是为戴、梅安排了两次战地实习：
一次是爆破福州市的敌伪据点，派遣学生100人携带炸药，化装潜入福州市区，在日伪司令部及其他机关、仓库、据点，安置爆破点，定时一齐爆破，然后四面伏击，完成任务后撤回；
一次是突袭海岛上的日军大仓库，派遣学生30人持手提式机枪，乘敌军晚餐时突然登岛袭击，消灭敌守备军1个连，然后放火烧毁军火仓库撤回。
两次战地实习均取得较好效果，戴笠、梅乐斯较为满意。
在分配学生过程中，戴笠用了很多时间，找学生分别谈话，了解掌握每个学生的特点，然后先从中挑选了300余名男女学生，秘密派遣到南京、上海、杭州一带日占区搜集情报，建立电台，策反伪军，同时与敌伪合作打击新四军和袭击中共游击队，等待日军投降时做接收工作。
其余的300余名学生分配方向也大都是去东南沿海省区的军统系统工作。一部分在职特务大都回原单位提升一级任用，其余的非在职出身的分配到军委会、外交部、财政部各经济部门和第三战区的政治部、参谋处、情报处以及各杂牌部队的情报部门。
学生分配完毕的毕业典礼上，（那时仅限于东南班）戴笠没有理由不参加这个光荣的典礼。梅乐斯也陪着去了，他跟戴笠都发表了讲话。
戴笠着重讲了日军一旦溃退，中央军尚未赶到之时，如何确保大城市不落在异党异军之手？提醒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抓住时机，对分布在广大沦陷区的伪军进行策反，一方面在反攻未来临之前为我方提供情报，一方面在反攻来临时对日军起一定的牵制作用，配合我军的反攻，防止东南沿海的各大中心城市落人异党异军之手。
在福建建阳东峰期间，戴笠与梅乐斯接见了海上游击队头目张逸舟、张为邦的私人代表。抗战前，福建沿海的岛屿，北起福鼎的大嵛山（福瑶岛），南迄粤闽沿海交界处的南澳岛，长达400多海里，均为海盗渊薮。汪伪政权建立后，把各岛屿的海匪一律收编为“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委派海匪大头目张逸舟为总司令，黄玉树、郑德明为副司令，所有北起大嵛、南迄南澳各海岛上的海匪统归其管辖，共4000余人。司令部设在马祖岛。
中美所成立后，出于这些海岛所据有的重要战略地位，戴笠指示军统闽北站、闽南站相机策反他们。于是，闽北站、闽南站相继派出“海外组”和“南竿塘组”（马祖组）上岛进行策动。这些海匪本没有什么政治倾向，他们见日伪大势已去，也就愿和军统靠拢。张为邦部约2000余人，设总部于崇明岛，属忠义救国军京沪区指挥部系统。戴笠、梅乐斯在接见“二张”私人代表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口头许诺，并要他们积极做好准备，接应美军从东南沿海登陆等等。
就在戴笠、梅乐斯一行视察东南沿海地区的途中，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6日，美英联军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欧洲反法西斯的第二战场开辟。6月中旬，美国太平洋第五舰队开始向被视为保护日本本土屏障、太平洋上“防波堤”的马里亚纳群岛发动猛攻。7月6日，美海军陆战队占领马里亚纳群岛的首府塞班岛，对日本列岛造成直接威胁。
戴笠、梅乐斯在东南得到这些消息后，十分振奋，认为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战役将提前展开。立即调整部署，加快实施步伐。为此，戴笠召集中美所前进指挥所指挥官毛森等人到浙江沿海地区，组织“忠义救国军温台区指挥部”，派曾任“忠义救国军”参谋处长和淞沪指挥官的郭履洲任温台区指挥官，策划实施在浙江沿海接应美军登陆的行动。并成立“东南挺进军”，以毛森为指挥官，积极展开在陆上接应配合美军作战的活动。
毛森受命后，于浙北于潜县乐平设立指挥部。此地接近抗日前线，便于指挥敌占区工作。梅乐斯并派皮尔上尉到乐平协助毛森开办爆破人员训练班，广泛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狙杀日寇汉奸，炸毁敌伪控制的桥梁等。
在此次东南行程中，戴笠再次绕道江西铅山五都拜会顾祝同，商量成立第三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事宜，得到顾的支持。戴将调查室设于铅山城内万寿宫，并任命毛万里为第一任主任。其任务除监视第三战区的各级将领、搜集三战区的中共情报外，主要是配合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忠义救国军、东南挺进军等军统组织的工作。
地处浙西山区的淳安是军统建成较晚的第三个前沿根据地。由于淳安位于新安江畔，深藏浙西山地，背靠皖南山区和赣东北山地的国民党第三战区，故这里成为杜月笙、戴笠合开的“通济公司”前进办事处的所在地，专营从上海采购走私物资到大后方的中转站与阴阳界口。
戴笠在1944年的东南之行中，突然发现淳安的重要战略地理位置，决定进一步将淳安建成对京、沪、杭进行反攻的前沿基地。指示设立军统淳安站，并将中美所前进指挥所设于此处，军统浙江省缉私处、货运处、贡示特别站、忠救军调查室等军统组织也先后迁至淳安或周围地。1年后，这里更成为戴笠组织指挥大接收的前沿大本营。
军统的三大前沿根据地在抗战胜利前夕成为军统的工作中心，戴笠在后期几乎在这三个地区及重庆之间穿梭往来以指挥军统活动，对军统在抗战胜利时的大接收确是起到了前沿和捷足先登的作用。
随着抗战胜利的即将到来，蒋介石不但在政策上，而且在工作部署上，都做出了重大调整。
一方面，对抗战采取避战观战的方针，以达到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企图；另一方面，则在其反共方面进行具体部署，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再次转向西北，从抗战前线的大军中分出兵力调往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围堵，对各战区的中共武装也都予以严密监视，伺机给予打击。对此，就连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都看出了蒋介石的企图，并向美国政府报告说：“蒋介石与日本有勾结的迹象”、“国民政府囤积租借物资，以备内战”，“美国应要求国民政府解除对共产党的封锁”。
1945年初，戴笠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指示，专程到西安视察，与胡宗南商量抗日战争的形势及胜利后的合作问题，并了解部署军统北方区的策反活动与反共措施等工作。
1944年夏，日军发动中原战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望风披靡，军统局在中原和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完全垮台。戴笠下令把原晋陕区改组为北方区，其管辖范围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察哈尔5省。并派军统大特务、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任北方区区长，名义上由北方区统一指挥整个华北的活动，实际上对于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根本未做恢复的打算，只是要求华北的特务组织除策反活动外，主要是集中力量配合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更严密的监视、封锁及破坏活动，及时根据胡宗南在军事方面的要求，供应关于陕甘宁边区和进步势力方面的情报，并对各地的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打击等等。
戴笠在西安期间，召见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在询问了对华北五省的策反工作部署后，说：“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而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前途是必操胜算的。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150万，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多，华南约20多万，共计约300万人，战斗力虽不强，摇旗呐喊，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执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池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20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轻装备的已超过10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锐20万人，练成‘戚家军’，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驭打天下。”
由此可见，戴笠此次西安之行，与胡宗南共同分析抗战形势及胜利后合作的问题，都是围绕反共问题而大作文章的。
在西安期间，戴笠抽出时间视察了中美所牛东训练班。该班也是因1944年夏季的中原战役而由河南临汝县风穴寺迁过来的。戴笠感到这个班是唯一设在反共前线的特训班，因而十分重视，并与梅乐斯来该班视察过，强调要把该班办成西北地区训练反共特工武装的基地。
鉴于美军的进攻势头越来越猛，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一个一个地丢失，其海上交通线日益置于盟军舰队、潜艇和飞机的打击之下，因而在沿海的移动与补给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为此，日本大本营要求于1944年4月下旬从河南境内的黄河北岸发动攻势，1个半月打通平汉铁路，6月至9月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这是日军在中国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故又称“最后一跳”。
面对日本最后一跳的苟延残喘，国民党发动了豫湘桂大战役，想一举击败日军，但是却大失所望，遭到惨败。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的第二次战略大溃败，其结果是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146个、国土20万平方公里，使6000多万人民陷入日军奴役之下，7个航空基地，36个飞机场也陷入敌手。
国民党军队的这场大惨败，从根本上来说是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恶果，但是，就戴笠来说，也有不可辞咎的责任。首先，戴笠对日军的整个行动，未能在预先有情报提供统帅部决策，当时，军统的主要精力除了策反、反共外，就是搞走私牟利，完全不把对日情报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其次，戴笠与处在抗战第一线的汤恩伯虽然有很深的关系，但是，他们不是团结抗战，而是合作反共。就在日军发动“一号攻势”的前1个月，戴笠还在汤部视察，共同密谋成立两个规模很大的党政工作总队，由戴笠派军统大特务主持，任务是在第一战区及四省边区开展反共活动。
汤恩伯本人也在胡宗南召开的中原战役检讨会上承认：“我看中原之败，失陷在日寇之手不足惜，问题是为共产党造成了机会。中条山之失是这样。太行山之败也是这样。我在四省边区苦心经营，主要目的是对付共产党，可惜日寇打碎了我的计划。”汤恩伯在失败之后，仍念念不忘反共，可见他和戴笠在反共问题上勾结之深。日军的“最后一跳”，并没有能使蒋介石、戴笠等人警醒，戴笠继续按他的“既定方针”积极实施在战后争夺天下的准备工作。
为了能在战后取得海军总司令之职，戴笠注意从多方面搜罗培养军事人才，他除了从陆大及胡宗南部引进一些军事专门人材外，又脱离军统特工业务，在军令部二厅的参谋班内成立了一个高级参谋队，为未来的海军司令部培养高级幕僚人材，并保送了一批军统特务进入陆大学习，以便为他们取得军事主官的任职资格。
戴笠深知自己出身特工，又未能在任何一个部队担任过军事主官，如果由自己独力组建海军司令部是难以得到蒋的恩准的。于是，他很早就在考察如何能找一个既有任职资历，又能让蒋放心的高级将领担任自己的副职，一定能增强自己到海军“组阁”的竞争力。
因此，他精心准备了一张“王牌”放在口袋里，准备随时向蒋“摊”出来，这就是当时远在国外“避难”的桂永清。桂永清本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复兴社高干，1936年“西安事变”前，已官至第七十八师师长、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队长、首都警备副司令，被授予中将衔，成为蒋的心腹亲信。但在“西安事变”中，因头脑简单，追随何应钦主张讨伐张、杨，一度不讨蒋喜欢。
抗战初期，桂升任第二十七军军长，但在兰封一战中，因作战不力，受革职处分。不久，调任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四川綦江第一团教育长。1940年6月，桂永清以莫须有的所谓“共产党”的罪名，残忍地活埋青年学生200多人，事发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公愤，蒋介石为应付舆论，将桂永清免职后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1944年又调任驻英大使馆武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
戴笠平时与桂永清并无深交，但自桂落难出国后，其父仍住在綦江母家湾，戴笠主动派人经常去桂父处送钱送物，给以照应，此举由桂父写信告诉桂永清，桂果然十分感动，戴、桂关系由此步入佳境，双方成为挚友。
戴笠自有了染指海军的打算后，与桂永清一拍即合，桂开始成为戴口袋里的人，战后，桂永清果然涉足海军，先以副总司令的身份主持海军工作，后升任总司令，这虽是戴笠死后的事情，但大概也是蒋当初念戴提携桂永清的一点情份。
这段时间，戴笠与国民党内政敌的斗争方面，因中统头目徐恩曾失势，戴转向重点打击孔祥熙。1944年春，孔祥熙的亲信、苏浙区烟草专卖局局长王巽之，公然利用职务之便，用卡车向内地走私卷烟，结果被军统贵阳三桥统一检查站扣留。
初期，孔祥熙对王巽之极力加以包庇，但戴笠抓住这件案子不肯放松，一直告到监察院处理。监察院初对王提出弹劾，移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又以犯罪情节确凿有据，将其移送法院。这时孔祥熙在舆论的夹攻下，已交出财政部长一职。不久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又将孔从行政院挤出来。王巽之失去靠山，终于被撤职查办。
为了防止孔祥熙东山再起，戴笠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从孔的另一心腹亲信、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身上开刀。戴选择高秉坊做打击对象，还有一个原因是戴、高的关系一直很僵。戴任缉私署长时，各地的缉私人员往往借直接税名义敲诈勒索，高往往在原件上批注“请雨农兄阅”，或“送戴署长”。其意在给戴难看，并在财政部部务会上指责财政部的名誉是由缉私署弄坏的，主张各地部署机关牌子上只写机关名称，不冠以财政部3字。戴高由此积怨很深。
戴则利用各种机会搜集高的材料，伺机发难。1945年2月，高的所谓贪污被人告发，高当即被军委会命令撤职，并送交法院。高案发后，戴笠一方面派特务到直接税署侦察情况，搜集材料，一方面不断向法院审判人员出示佐证材料。高秉坊终于被判无期徒刑。
高下台后，其职先由税务署副署长李锐过渡一段时间后，很快由军统大特务、原缉私署主任秘书、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副局长王抚洲接任。王主事后，发现直接税署因内部制度管理较严，并不像外面所说的是个发财机关，内心倒有些懊悔。这大概也是戴笠向高秉坊进攻时所藏的一份私心吧。
戴笠在抗战期间与cc系的最后一战是发生在1945年4月。
当时，宋子文主持一次行政院会议，cc系的大头自目果夫突然发难，以财政部战时货运局的种种不法情事为由，力主撤销该局。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因为是在cc系支持下入主财政部的，所以也附和陈果夫的提案，宋子文抵挡不住，只得通过撤销货运局的决议。事后，宋向戴解释，我们不能中cc系的离间计。因此，货运局撤销，戴笠再次丢失一块领地。这是cc系因徐恩曾一案而对戴笠的一次回击，算是多少出了一口恶气。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本来圈定戴笠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委。但戴笠寻思，多年来自己树敌太多，特别是要谨防二陈犯难作对，与其让他们做手脚，不如自己干脆谦让给郑介民、唐纵2人去当什么中委，既抽身退步，洁身自好，让二陈找不到靶子，又借此笼络了郑介民、唐纵，更主要的是让蒋介石看到自己谦让中委，显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果然，戴笠在这个问题上一箭三雕，深得蒋的好评。
戴笠策反伪军汉奸的行动，在1945年初也进入最后阶段。这一年春节过后不久，戴笠亲自找到张学良，请他亲笔对原东北集团高级军政人员写信，信的内容大体一样，只是开头的名字和称呼不同。写好，就分别用毛笔誊写在一幅长约30公分、宽约40公分的黄色绫子上。
密信一共33封。信的内容主要是指示收信人服从党国的命令，积极团结抗日，效忠国家民族等等。戴笠拿到这些信后，派专人送交安徽界首的军统东北特别站陈昶新，另外给陈发去一份电报，指示陈尽快设法把信分别送交收信人。陈接戴命把张学良的信送交后，在旧东北集团圈子里引起了巨大反响，纷纷表示愿意投效。
陈昶新的利用价值已被戴笠榨尽，陈昶新至此已开始不被戴笠重视，而加以冷淡搁置了。与此同时，戴笠对华东、华南的伪军汉奸策反工作也已进入最后阶段，一切只等胜利到来，撒网捕鱼了。
1945年6月初，蒋介石派军令部次长熊斌为华北宣抚使，进行所谓策动华北汉奸的反正事宜。行前，戴笠告诉熊斌，军统在华北敌后的主要城市早有布置，有电台，要他在汉中和西安与文强联系，必定有所帮助。果然，熊斌依靠军统的力量，得以把任务完成。这是蒋介石派出的最早的一位接收大员。
至此，蒋、戴对各类汉奸的策反工作大致完成。
1945年3月8日，戴笠正式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不久，蒋介石任命戴笠为军统局局长，也达到了他人生的“最后一跳”。这一跳虽然跳得很远，也很有力，也许最令他遗憾的是没有跳出人民的力量，没有跳到海峡的彼岸。先下手为强
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1945年，法西斯的全面灭亡之象已有显现。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已是气势如虹，盟军也节节胜利，光复全欧已是指日可待，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已是穷家薄业，日子一天天难过起来。这年初，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日本人对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底。
戴笠对邓葆光的这个大胆论断也是赞赏的，他相信如果没有钢铁、没有石油、没有橡胶、没有粮食、没有棉纱、没有大批战略物资等等，是无法维持一场高消耗的现代战争的。
问题是，推断日军将在1945年之内被打败，戴笠却不敢以此上报蒋介石，万一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多年来，戴笠对付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和“成功之道”就是“留一手”，任何话都不可说得太满，任何事也不可做得太满，凡事进则易，退则难；放则易，收则难；特别是在蒋这样喜怒无常的校长面前，宁可做到说不到，不可说到做不到。
于是，戴笠的方针是立即进行周密计划，抢先一步做好各种接收的准备，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
4月，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
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
6月，美军攻克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太阳之国”的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
与此同时，美英苏正在积极筹备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元帅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按雅尔塔会议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作战。
形势的发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奋不已。他觉得形势已到了关键时期，此时一步走错，必给全局带来被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握时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进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胜利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戴笠所以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一是京、沪、杭一带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蒋介石、戴笠当初的发迹之地，失去了对京、沪、杭的控制，不但国民党的还都计划顿成泡影，而且没有江浙财团的支持，也将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
二是中共领导的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在东南沿海地区有强大的势力，如何保证在中央军没有到达前，不致使华东地区的中心大城市落人共产党之手，这也是蒋介石最为关心的问题，戴笠认为必须由自己亲临东南地区指挥，才能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
三是京、沪、杭也是汪伪政权统治的中心，掌握控制了京、沪、杭等大城市，也就是控制了沦陷区的大局，不致在接收过程中酿成大的动荡和祸事。
四是汪伪政府的许多大汉奸，都有与戴笠直接建立的关系，军统的忠义救国军、各级潜伏组织，更是需要自己亲自前往调度，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五是此行将邀请梅乐斯、杜月笙一同前往，目的是借用美军在东南地区以及杜月笙在上海的力量，控制稳定东南地区的接收局面，不让异党异军插手。
戴笠将自己的计划向蒋报告后，很快得到蒋的批准，于是立即指示军统有关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并决定于6月下旬出发。为了随时委任汉奸伪军帮助接收时的职务，仅军委会的空白委任令就达100多张，盖有军统局关防的公文纸达500多张，随同前往东南接收的人员和警卫达100余人，并有负责人事工作的大特务龚仙舫随行，一行共分乘大小汽车10余辆。
此次赴东南地区接收，因有梅乐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商有关合作事项。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政界对戴笠在战后主持海军工作的支持，戴笠根据梅乐斯的建议，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中美所重庆特警班讲话。
重庆特警班是中美双方在第二次合作中正式提出的，成立于1944年秋，学生是从军统东南、兰州、息烽、重庆等特训班在训的特务学生中挑选出来的。第一期学生800多人，美国教官就达50人。该班是中美所所办训练班中花费人力、物力最大、训练设备最先进、完善，时间最久的一个训练班。戴笠和梅乐斯商定，一旦抗战胜利，就将这批学生迅速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以加强、巩固国民党的特务统治。
赫尔利到重庆特警班后，先举行检阅仪式，然后即发表讲话。大意是：“中美两国是并肩对日作战的盟国。戴将军与我国情报合作，在对日作战上，是很有贡献的。现在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快要被盟国军队打垮了，贵国将来战后的主要工作是：恢复战时创伤，从事经济建设和修明内政的问题。我国愿意在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帮助贵国恢复和建设。至于修明内政问题，必须有统一的政令和良好的法制与警察制度，我国也愿意尽可能地帮助贵国办理。你们将来都是执行法制的警务人才，是贵国的栋梁；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以便将来负起建国的重大任务。”
赫尔利在检阅和讲话后，由戴笠和梅乐斯等陪同到重庆特警班和中美所各部门视察。晚间，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礼堂设盛宴招待赫尔利。席间，戴笠极力感谢赫尔利对军统的支持，赫尔利则赞扬戴对中美情报合作的贡献。
戴笠与杜月笙具体谋划如何动员上海的帮会力量，帮助维持战后上海的治安秩序，设法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问题。戴为此还请求蒋召见杜月笙，对杜表示嘉勉。
蒋介石接见杜月笙时，发现杜的气喘病很严重，就劝杜说：
“你先派几个得力人员随雨农去东南布置，自己等秋凉后再去。”
杜月笙回答说：“这是老毛病厂，不会碍事的。”
实际上，杜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愿意和戴一起冒盛夏酷暑，长途跋涉去东南坐等胜利，以便抢先进入上海。
蒋见如此，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说：“那就去吧，路上多加保重。”
杜在临出发前，因想到马上将回到上海，精神振作，气喘病也好多了。当时，跟随杜在重庆的徒子徒孙如顾嘉棠、陆京士、叶焯山、杨志雄、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10余人也一起随杜返回东南。
戴笠在临行前，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大特务开会，布置出发后的军统各项工作。他在会上一再强调说：
“我们将来的敌人，比日本人更难对付，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并向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交代说：“日本人一投降，中美所就会宣告结束。你一定要赶快运一些军火器材去东南。现在，你就立即派人将现有的一些弹药物资运往安徽，那里的忠义救国军等部队需要补充。”
沈醉回答：“明白，马上动手。”
在临行前的早餐会上，戴笠神情亢奋地再次对送行的大特务们说：“校长对东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极为重视，对那里的局势也极为担忧。这次我们一定要抢在一切人之前，首先进入上海、南京，东南半壁江山将是军统的天下。不辜负校长的一片期望。”
本来，戴笠是约定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从重庆动身的。正在此时，传来了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
戴笠是很会利用机会的，他暗忖此次到东南接收，正要充分利用周佛海的力量作为跳板，此时周母去世，何不演一场戏给周佛海看看，也算是送给他一份见面礼。
于是，戴笠吩咐部下随杜月笙从陆路按原计划赶到贵阳会合。他一方面先行乘飞机到贵阳为周母主持办理丧礼，一方面指令军统局将周母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及自己专程去贵阳代其当孝子治丧的情况发电报告诉周佛海。
戴赶到贵阳后，当即替周佛海披麻戴孝三叩首，然后为周母守灵、安葬、治丧，造墓立碑，并把一套照片派人寄给周佛海。
周接到戴笠的电报后，一方面对蒋、戴异常感激，更坚定了报效之心，一方面向陈公博辞职守灵，在玉佛寺大做道场，登报开吊，极尽奢华之能事。
6月27日，梅乐斯、杜月笙分别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在建阳期间，戴笠、梅乐斯先后视察了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和东南训练班，分别召集东南办事处特务及东训班师生讲话，要求大家随时做好接收准备，抢先一步控制好东南沿海各大城市。
离开建阳，戴、梅、杜一行乘汽车又转到江西上饶，与顾祝同进一步密商。顾祝同原以为上海、南京离第三战区最近，蒋介石一定会把接收上海、南京的任务交给他。加之杜月笙和戴笠一起先行到东南沿海准备接收，顾又以为蒋一定会把上海的接收工作交给杜主持，于是对戴、梅、杜的到来极表欢迎，并先后与戴、杜等密谋了两天如何将第三战区的部队与忠义救国军以及上海的帮会力量结合起来，阻止新四军进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好东南地区的接收工作。谁知胜利后，顾祝同、杜月笙的目的都没有实现，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只有戴笠早有预谋，心中已有底牌。
从上饶出发，戴、梅、杜一行浩浩荡荡地到达安徽皖南雄村训练基地。在雄村，戴笠先后召集训练班师生和附近的忠义救国军干部到雄村开会，发表讲话。因忠义救国军中很多人是上海帮会分子，故戴笠讲完后，非要请杜月笙讲话。杜每次讲话很简单，不外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等等。从雄村出来，戴笠一行开始去此行最后一站淳安视察。潜行布线
1945年7月上旬，戴笠、梅乐斯、杜月笙一行仨人潜行到浙江西陲大山之中的小镇淳安，扎下大营。
淳安，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位于新安江畔的浙西大山中。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铺成的小街从新安江边一直伸向镇内。在小街两旁，一家接一家的酒家、茶馆、杂货店、货栈、旅馆、妓院等，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战时繁荣。这个由“通济公司”用走私物资喂饱的小镇现在成了军统局和中美所准备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开始布置接收工作准备大干一把——大捞一把。
戴笠第一项工作就是沟通与南京的周佛海、程克祥、周镐，上海的唐生明、沪二区的陈祖康，苏州的任援道等军统潜伏人员和汪伪汉奸大头目的联系，掌握南京、上海方面的情况。
当时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汪伪集团内部已是阴沉沉的一片末日景象，汉奸们在大厦将倾之际，一个个竟相过着腐朽糜烂、醉生梦死的生活。一些手上有点实力的伪军将领通过各种渠道与重庆挂钩，没有实力的汉奸则拼命敛财，准备出逃，形势真有一夕数惊之感。
戴笠指示军统潜伏人员，要他们相机转告一些汉奸头目，指示他们帮助军统做好接收工作，在关键时刻立功赎罪，对其过去的汉奸行为可以既往不咎等等。
这在戴笠，虽然是出于权宜之计的一时利用，但是对许多汉奸大头目来说，却不啻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方面可以使他们不致顽抗或溃散，并帮助维持社会秩序，阻止中共武装的接收，另一方面则防止他们倒向共产党和新四军。以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来说，当时都曾有过狡兔三窟的念头，暗中派人与新四军方面进行联系，试探条件，但周佛海后来一心投靠重庆，这与戴笠的欺骗利用不无关系。
戴笠在淳安期间的第二件工作，就是不断召见忠义救国军温台区指挥官郭履洲、京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忠救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中美所前进指挥所指挥官毛森等大特务汇报情况，研究工作，调整部署。
戴笠的接收计划是：一旦日军宣布投降，以就地反正的伪军和汉奸为第一批“接收”人员，指令他们就地维持社会治安；随后，忠义救国军是第二批接收人员，必须在3日内赶到南京、上海，接替伪军的重要防卫地区，其速度一定要抢在新四军之前；然后，中央军的大部分是第三批接收人员。
基于这一考虑，戴笠指令忠义救国军的各总队都必须梯次向前移动，尽可能地靠近京、沪、杭地区，随时准备进入南京、上海进行接收，并指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将忠救军总部由安徽广德向前移动到浙江余杭县，这里处于京、沪、杭、甬铁道线上，西距杭州仅咫尺之地，东去上海、南京也是指日可达。做这样的部署，可见戴笠志在必得的迫切心情和决心。
在做以上部署的同时，戴笠还通过杜月笙在上海的徒弟万墨林、徐采丞建立的秘密通道，把军统在上海的重要骨干分批召来淳安汇报情况，为日军投降接管京、沪、杭的工作预作部署。按照戴笠的初步计划，日军一旦宣布投降，首先在上海成立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由周佛海任总队长，在总队之下，分别成立上海、南京和杭州3个地区指挥部。分别负责该地区的接收和社会治安秩序。戴笠把这个计划向有关军统特务传达布置后，即令他们迅速返回贯彻落实。
戴笠、梅乐斯、杜月笙在淳安的活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对有关忠救军方面的活动，戴笠大都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商量安排。对部署与指示军统在京、沪、杭潜伏人员的活动，联络汪伪大汉奸周佛海、丁默村及指挥布置伪军将领如何阻止新四军等中共武装进入上海、南京的活动，由戴笠单独进行，杜月笙则从旁予以协助，通过自己的渠道提供京、沪、杭地区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
杜月笙在淳安的活动主要是按戴笠的分工，部署如何在经济、金融方面接收上海的问题。
梅乐斯在淳安期间，主要视察和部署中美所各特务武装的活动，继续接应美军从东海沿海登陆的问题。
在浙西视察期间，戴笠最关心的主要还是日军什么时间投降的问题。到淳安1个月来。戴笠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预测日军可能投降的最后期限，但是日军似乎出奇地顽强，一部分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叫嚣即使盟军打进日本也在所不惜。戴笠的急性子似乎耐不住了，他甚至想先回到重庆再说。也就在这时，形势急转直下，早已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终于顶不住了，发表了无条件投降的声明。反共“殊荣”
历时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
8月10日，戴笠从广播里收听到了日本政府关于在维护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条件下接受美、英、中、苏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的公告。
8月11日，同盟国照会日本政府，重申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立场。
8月14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中午12时正，日本天皇裕仁在电台里亲自广播投降诏书。
此时此刻的戴笠，思绪万千，想到八年抗战以来，军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本人地位和声誉的巨大提高，他想到抗战胜利后将入主海军总司令部，以及把军统改造成政党的宏图大略，他想到胜利后将与电影皇后胡蝶正式成婚，这将是国内外最令人瞩目的一对婚姻等等。
戴笠是很现实的，在经过一番激动的狂想之后，戴笠很快回到此行面临的艰巨任务上来。他明白，形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必须立即赶回淳安布置对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
在淳安，戴笠发出了最初的几项接收指令：
（1）电令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以他的私人代表身份，立即从忠救军余杭总部前线，经杭州去上海，找日军总部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接触，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传达受降事宜；
（2）急电重庆局本部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通知局本部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经济科科长邓葆光、军统别动军参谋长尚望3位军统少将即刻乘飞机到福建建阳，再转搭军统运输大队的车辆到淳安听候使用。
这3员大将是早就准备好接收大上海的一着要棋。他要这3人组成军统先遣组，跟随杜月笙进入上海主持接收事宜。由王一心整顿和统一上海所有的军统潜伏组织；由尚望点验和整编上海的伪军力量；由邓葆光了解和掌握上海的汉奸产业情况，拟定接收方案，并同时与上海金融、经济界人士进行讨论，制订战后稳定上海经济的方案。
（3）电令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处长李崇诗立即自建阳赶赴淳安，部署中美所的特务武装立即向沦陷区各大城市集中。并电令忠救军阮清源、郭履洲纵队，毛森、陈默总队均须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发。
驻守在浙东曹娥江地区的阮清源纵队，戴笠严令他们必须于3日内徒步赶到上海，驻守浙东台州地区的郭履洲纵队，戴笠严令他们于5日内徒步赶到上海。
按照戴笠的说法，军统几年来策反伪军汉奸的活动，好比是将鱼养在池塘里，到了要吃的时候，再下网捕捞。
8月10日以后，戴笠认为下网的机会到了。他的第一口网依然是撒在上海，所捕的鱼当然是几年来精心放养的大汉奸周佛海。
8月13日，在淳安，戴笠以军事委员会名义签发了任命汉奸的第一批委任状，分别是：派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派任援道为太湖剿匪总司令（14日又以军委会名义任命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戴笠将委任状签发后，星夜派人送往上海、苏州等地，另一方面却指令毛人凤，由毛人凤在重庆用军委会名义发电周佛海、任援道等汉奸将领，一方面在时间上可以提前到达，一方面是要让周佛海、任援道知道，对他们的任命重庆已予承认，好使这儿个大汉奸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死心塌地的为国民党、为军统的接收工作卖命。
戴笠在派令中交给周佛海的任务是维护上海秩序，听候中央接收。这在当时来说，戴笠主要是想利用周佛海手中掌握的税警总团和伪警察这一部分武装力量，既防止汉奸发生变故，又防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市区。但，戴对周佛海又是不放心的，为防止周佛海变故，戴笠又暗中给程克祥发去一个电报，指令他必须暗中控制周佛海。其实，戴笠知道周佛海军事实力有限，也只能起维持上海社会秩序的作用，至于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的任务，他是把“宝”押在任援道这一部分伪军力量上的。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苏南绥署主任任援道手下有7个师、3个旅、2个独立团和1个支队的伪军武装，是伪军中势力最大的实力派，其主力均分布在南京、上海、杭州附近及京、沪、杭铁路沿线，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戴笠早就策划好对付新四军的一支重要武装。并派军统特务、任援道的弟弟任西萍常住任部进行联络协调。因此，8月10日以后，戴笠一方面发表任援道为太湖剿匪总司令，一方面密令他将伪军向南京、上海附近集中，随时准备阻止新四军进城。
蒋介石对戴笠的反共态度也十分赞许。
8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连下3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要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游击武装等“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队“擅自行动”；第二道命令则是要国民党中央军迅速向前推进，准备受降；第三道命令是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乘机赎罪，努力自新，以及不得向人民武装投降等等。这一天，戴笠接到程克祥从上海发来的复电，周佛海表示接受戴笠的派令，但考虑到“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好指挥部分伪军力量，建议扩大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戴笠经过考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利用周佛海稳定上海，不致落人新四军之手，无论是“行动总队”还是“行动总指挥部”，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于是，在13日复电周佛海，同意周的要求：“一、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已报请军委会备案。二、上海市水陆军警统属于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指挥。”可以说，戴笠对周佛海的态度和信任，在表面达到很高伪装。
“抓住周佛海”的策略确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伪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主持伪行政院、伪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成为伪政府实际上的“主脑”。但是，周佛海对南京的职务并不十分看重，他按照戴笠的暗示，又从陈公博手中抢到伪上海市市长这个要职，并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伪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市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这个安排就是为了能把上海市完整地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
蒋介石对戴笠的这些做法完全首肯，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戴笠可放手大干起来。
周佛海接到戴笠在8月13口的复电后，于8月14日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职务虽比他担任的伪职要低得多，但周仍然兴奋异常。他知道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给南京伪政府高级官员委任的第一个正统官职。他既为自己能在几年前就及时转舵感到庆幸。又为自己能重新得到蒋的信任而感激。就任伊始，周佛海当即以新职务委任罗君强、熊剑东、刘明夏为副总指挥，程克祥为秘书长兼军法处长，彭寿为副秘书长兼宣传处长，徐肇明为参谋长，杜伯威副之。接着在上海市张贴布告，在电台发表谈话，俨然是国民党的一个“有功之臣”。
周佛海心想戴笠交给他的任务只是维持上海秩序，等候中央接收。这“等候”中间，如果不出差错，尚有可为；一旦出了乱子，难免不被蒋、戴抓住把柄，借机除去。于是，他也耍了一个花枪，把所有重大权力和任务，全部交给军统特务去执行，总指挥一职，由秘书长程克祥代行；担任总指挥部与日军和宪兵之间的联络，请日军全力协助担任上海外围防守的任务，交给参谋长徐肇明去执行；维持市区治安的任务又请戴笠的密友唐生明帮助负责，唐生明又利用他与忠救军的合作关系，通知原先布置在上海市郊的几支忠救军的部队星夜驰赴上海待命。同时请戴笠补发命令。这样，周佛海三拳两脚，把维持上海秩序的责任又送回到戴笠身上。
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也深知自己的下场会是很惨的。此时是在利用他，可他知道利用顺心了，可能会改变一下命运。
在戴笠的遥控指挥下，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郭履洲的纵队按期到达上海，毛森率领的中美所前进指挥所的大批特务分别向福建建阳集中，准备乘美军运输机直飞上海。戴笠交给毛森的任务是火速赶往上海负责接收76号特工总部。从重庆经建阳兼程赶来的军统三位少将王一心、尚望、邓葆光也到达淳安。戴笠当即找他们谈话，向他们分别交代去上海的任务。戴笠在找邓葆光个别谈话时，交代他到上海后，首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对上海经济界接收，一定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先送到校长手里，使校长看到我们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
邓葆光不解地问：“那还有什么？”
戴笠哈哈大笑说：“这还不明摆着，要做好这件工作，一定要抓住‘二周’。”
戴笠所说的“二周”之一的周作民，是与戴笠私交极好的金融界大亨、上海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常就金融问题向蒋献策，算得上是位金融界“奇才”。
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香港，利用与日蒋的特殊关系，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继续从事银行业。香港沦陷后，周被日军拘留，押回上海，不肯出山，暗中与戴笠、杜月笙保持密切联系，并与周佛海关系极好。
抓住“二周”将是接收上海工作的完满标志，并可为接收的安稳交差画上圆满的句号。
军统的一部地下电台，便暗藏在福开森路119号周公馆的3楼。有段时间，军统其地的潜伏电台相继被日伪特务破坏，戴笠只剩下这部电台与军统上海潜伏人员保持联系。戴笠与杜月笙合办的“通济公司”与驻上海代表徐采丞的联系也是通过这部电台进行的。周作民还先后支援忠救军80多两黄金及各种形式的贷款，成为军统在经济上的后台大老板之一。这也是戴笠看重周作民，指示邓葆光到上海找他的一个原因。
戴笠把任务交代完毕，即催促王、邓、尚抓紧拟制接管方案，并准备在8月29日随杜月笙一起到上海主持接收工作。
处心积虑地筹划、算计可以说到了进入沦陷区接收后，达到了全面开花的回报。
戴笠指挥军统特务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活动迅速在全国铺开。设在淳安的前沿指挥所以及重庆局本部的工作人员彻夜不眠，所有的电台全部开通，以便与全国的600多个支台、分台保持24小时联系。通过这些电台发向各个沦陷区的形形色色的委任状、命令、手令如雪片般漫天飞舞，令人目不暇接，一批批的大小汉奸和伪军将领摇身一变，由此而成为国军的先遣军总司令、总指挥部总指挥、行动总队总队长；至于纵队司令、支队司令等等，更是有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
尤其是那些挂着国民党地工二人员招牌的军统特务，他们像一场夏雨后的蚯蚓一样，一夜之间，千千万万地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自命为“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迅速在沦陷区各个大中城市成立“最高”指挥部，发布公告，发表通令，包揽大权，颐指气使，威风不可一世。趁乱接收、“抢收”终成“劫搜”、滥收。
有些军统特务急功近利，不能按蒋介石、戴笠的部署很好地把握时机，由操之过急而引起与汉奸、伪军的对抗，竟至酿成动乱，影响了国民党“抢收”的进程。军统对国民党旧都、汪伪首都南京的接管活动，就发生了严重危机。
原因出在军统南京站长周镐身上。按戴笠的预定计划，周佛海在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后，立即委任周镐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指挥，负责维持南京的临时治安，并交代徐肇明从伪税警总团的军械仓库里取出汉司登手枪200多支，交给杨佐华（周佛海的妻弟），编成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派到南京由周镐指挥，以此加强周镐的力量。
以戴笠的本意，这些所谓的“指挥部”纯粹是“维持会”性质，维持到中央军进城就算“圆满”结束。对这一点，周佛海是吃准了的，所以他不敢多说一句话，也不敢多走一步路。但是周镐却没有理解戴笠的本意。也许他自认为是军统地下人员，与周佛海的汉奸出身不一样，“听候中央接收”，难道自己不是中央派来的吗？
再说，当初自己奉命深入虎穴，在日伪的“心脏”地带出生入死，战斗到抗战胜利，居然要让别人来接收，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也许他认为日军投降，中央军未到，伪政府又在8月16日宣布解散，出现了政治真空，自己何不趁乱“揭竿”而起，承揽日伪组织受降，建立一个天大的功绩，岂不是一个天大的功劳。可见，周镐当时心态是既复杂又幼稚的。
总之，不论周镐是怎样想的，他得了个“南京指挥部指挥”的头衔，就野心膨胀，不顾戴笠的指示，擅自大干起来。8月16日，周镐宣市成立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接着在未经请示戴笠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连续采取了几项重大行动步骤：
一是决定接管汪伪《中央日报》和由周佛海控制的《中报》这两大报；二是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并控制了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同时通知南京其他新闻机构，听命南京指挥部指挥，不许擅自妄动；三是封锁南京的交通路口和车站，并命令汪伪军、警、宪、政界的负责人到指挥部报到待命，同时由指挥部行动处执行对主要汉奸的逮捕任务，其中的伪官有中央常委、伪工商部长梅思平、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陆军部长萧叔宣、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中央军校校长鲍文沛等，共47人，全部关在伪中储行大楼的地下室里；四是周镐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读由他起草的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等等。
试想，事关肃奸、受降、接收日伪产业等，是何等大事，就是戴笠也无权做出决定，而必须服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至于冈村宁次的投降仪式，则必须由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代表才可以受降，如果由周镐组织受降，以后何应钦的受降典礼还怎么搞？
这岂不是打乱了蒋介石的通盘计划，损害了重庆政府的正统形象。一个军统地下人员，如此胆大妄为，这就触犯了戴笠的禁忌。偏偏周镐在逮捕汉奸过程中，因行动不慎，打死了拒捕的汪伪陆军部长萧叔宣。此举在汪伪高层汉奸中引起了极大恐慌，以至汪伪巨奸陈公博也坐不住了，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
但是，周镐的行动是打着军委会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的旗号进行活动的，谁也弄不清周镐的背后有什么来头，日军没有干涉，汪伪军不敢镇压。周佛海、任援道知道周镐是直接受命于戴笠的军统特务，也没有阻止，因此周镐也就更加放手大干。然而陈公博认为周镐是周佛海的人，周佛海是8月16日由上海到南京参加解散伪府的最后一次“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的，而周镐的发难正是始于这一天，故陈公博认为是周佛海的指使，也就暗中策动伪中央军校学生和伪宪兵司令陈皋率兵与周镐的力量公开对抗，使南京的形势一触即发，十分紧张。陈皋甚至派宪兵包围了周佛海的住宅西流湾8号，扬言要干掉周佛海。
周佛海在这种情况下，情知不妙，当即急电向戴笠请示报告。戴笠闻报大惊，立即授意周佛海采取断然措施，便宜行事，并下令由南京先遣军司令任援道的部队负责维持南京的临时治安。周佛海受命后，考虑到周镐的南京指挥部已有相当力量，唯有假手日军，才可以采取行动。
于是，经过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小笠原中佐密谋策划，由小笠原中佐于18日下午通知周镐到日军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当场将周镐扣留，然后由日军将被捕汉奸全部释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周镐的接管行动宣告流产。
周镐被日军扣押后，任援道受戴命与日军交涉，将周镐转押到自己的先遣军司令部。后由戴笠派人转到上海关押审查。
周镐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后来在戴笠死后，经好友活动始被释放，才有人告诉周镐，戴笠所以要囚禁他，一方面认为他在接管南京时如此大张旗鼓是受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指使，一方面怀疑周镐的妻子吴雪亚（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生）思想左倾，可能是共产党，并且他们在结婚时场面很大，违反了军统纪律等。
戴已认定周镐是个不安分的人。尤其是戴笠当时执行蒋介石的接收部署，首要目的是要利用日伪军和汉奸的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城，等候中央军大部队到达后，才能相机组织对日军的受降，适时将伪军改编。
南京是国民党旧都，蒋、戴对此十分重视，认为绝不能落入新四军之手。因此，蒋一方面命令南京日伪军原地待命，一方面紧急空运曾在缅甸打败过日军精锐之师的新六军到南京接收。当时，对于蒋、戴来说，南京的形势确是十分危险，新四军的主力集结于苏南苏北一带，距南京仅100多公里的宣城已被新四军占领，距南京更近的芜湖被围，南京郊县六合告急，新四军华东纵队的游击队部队迫近市郊，出没于汤山、钟山一带，市中心新街口到处可见新四军的传单，守城的日军黄昏后即不敢出城，并不时遭到袭击，防御极感困难，更有原汪伪首都警卫第三师跨江后，南京更是一夕数惊，岌岌可危。
因此，蒋、戴深知在新四军未到之前，南京必须完全依靠日伪军防御，方能阻止新四军前进。然而周镐的肃奸、受降之举，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但直接影响南京的顺利接收，而且对全国的受降接收也有很大影响，戴笠岂能任其发展。
周镐受此次打击，自认为逮捕汉奸，受降日军，接收伪产等等，本是于国于民有利的正义之举，却身陷囹圄，何罪之有？他由此对军统、对国民党产生了怨恨和反抗心理，经过他在抗战期间结识的朋友、中共地下党徐楚光引导争取，毅然脱离军统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并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这是戴笠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以军统少将以上高级干部在战争年代主动弃暗投明，成为中共党人，继而又成为革命烈士，周镐可能是唯一一例。
戴笠在淳安期间，虽然以主要注意力指挥对京、沪、杭等华东地区各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同时也分出精力指挥军统组织加强对华北、中原、华南的接收活动。
在日军宣布投降的当天，戴笠就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任命，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得到戴笠的电报，在宋梅村的监督下宣誓就职后，又派总部宣导局长邵青携带华北地区伪军实力状况、兵力驻地以及有关八路军在华北地域内概况等文件，乘美军飞机经西安到重庆，找到军统局处长马汉三和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直接晋见蒋介石。
蒋指示说：“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
门致中赶紧回答：“是。”
按照蒋、戴的指示，积极进行部署，阻止八路军等中共武装前进，要所属伪军加强固守，静待国军接收。结果门部在鲁西北的两个师和胶东平度县附近的1个师分别被八路军歼灭了大部分。
华北、中原是伪军相当集申的地方，并且诸如门致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等汉奸将领均出身于西北军。所以蒋介石派遣曾任西北军参谋长的军令部次长熊斌到华北策反。
但熊系官僚出身，不知道策反工作中秘密通信的重要性，结果熊斌到陕西汉中后，因无秘密通信渠道，始终与各伪军将领无法联系，所谓策反自是一场空话。熊斌没有办法，又跑到西安找胡宗南请求帮助，但熊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与胡的关系一向不好，后被胡用黄埔同学祝绍周将其挤走，胡怨恨未解，对熊爱睬不睬。
此时形势急转直下，已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几天，熊斌才想起在重庆临出发前与戴笠见面时，戴说过军统在华北敌后主要城市早有布置，如有困难，可找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必定有所帮助。
于是，在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的这一天，熊斌派人找到文强，邀其见面商谈，希望越快越好。此时，戴笠虽在淳安，但想到熊斌的华北之行，将有诸多困难，于是通过毛人凤指示文强，尽力协助熊斌完成任务。
文强接戴笠指示，当晚就与熊斌在西安玄枫桥高桂滋住宅见面会谈。
熊斌说：“这次的任务艰巨，在汉中耽误了十多天，不料日本投降这样快。今日是我们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时候，委员长指示过，只要将华北地区百多万伪军武装力量控制到手，就可打击和牵制八路军的行动，这是争天下的一着要棋。”
文强说：“我已接到戴老板的指示，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
熊斌又说：“日本天皇裕仁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果我们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的汉奸部队就有可能星散，或者倒向八路军一边。如今到了千钧一发之际，也无妙策。问题是蒋主席的命令难以立刻传到，汉奸头头看不到真凭实据的电令印信，靠报纸是不会相信的。”
熊接着说：“在重庆与戴局长商量过，要我到西安找你联系，问你有没有最迅速的办法与伪军将领取得联络？”熊斌指着一大堆加盖了公章印信的空白委任状对文强说。
文强回答说：“可以暂时发表伪军将领的临时头衔，大大小小一律称为‘先遣军’。这不但为汉奸摘了帽子，也可以利用他们去打共产党。”
熊斌说：“委员长委派我为‘华北宣抚使’，一切以华北宣抚使署对外活动。委员长真是‘英明’，过去人家不愿听‘曲线救国’这个名称，而今有验，非高瞻远瞩，焉能有此。希望你多多协助我。”
文强说：“我已接到戴局长来电，一切听次长指示办理。以我之见，一是通过军统设在孙殿英处的秘密电台，发表包括孙殿英在内的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的任命，并令孙将其他受命者抄收后星夜送达，愈快愈好，另由我电嘱孙部军统情报组长李守静妥善处理。二是由我保荐得力人员携带填好的空白文书命令，星夜兼程送达，以做孙部转送电令的佐证。三是从广播中广为宣传。”
熊斌当即同意文强所拟办法，一夜之间，即将要办的电文发出，第二天就得到孙殿英复电，称即日就职视事，并将其他电令，派专人星夜分送。熊斌见此果然高兴，再向蒋汇报。经文强统计，此次被列入“先遣军”总司令一级的有8人之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先遣军”司令、纵队、支队等名称，多如牛毛。熊斌也因招降汉奸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后首任北平特别市长。
军统对华南的接管活动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是戴笠开展策反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加之军统局光粤站长何崇校将老资格的伪军将领、广州要塞司令招桂章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因而策反工作颇见成效。并在1945年，何崇校与招桂章就详细拟定了在抗战胜利时如何确保广州，阻止广州附近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等中共武装进城的行动方案，并上报局本部。
何崇校还向戴笠建议，为了不使到时忙乱无措，请先委任招桂章一个适当名义。戴笠经报蒋介石批准，即于1945年2月中旬复电光粤站，批准该站报的方案，并以蒋的名义正式委任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这是蒋、戴委任的第一个伪军将领。
何崇校接到戴笠的委令后，认为一个“先遣军司令”的名义不够号召力，又擅自加上一个“总”字，成为“先遣军总司令”，送给招桂章，招果然很高兴。日军宣布投降后，广州先遣军司令部很快于8月19日正式成立，并于20日即与进攻东莞的东江纵队发生战斗。
这期间，军统局通过光粤站转发了大批以军委会名义委任的伪军将领。中美所别动军蔡春元支队，也奉戴笠命令于8月20日赶到广州，并伙同粤北股匪谢大傻部闯进市区“抢收”，给广州秩序造成极度混乱。
在广东方面，戴笠最关心的就是巨奸陈璧君和褚民谊的动向问题。广州邻近香港，抗战胜利后，陈璧君的侄子和一些亲信纷纷逃往香港，陈璧君、褚民谊因存一丝侥幸心理，向蒋介石去了一份表示接受指令、等候接收的电报，意在进行试探。
戴笠认为广东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应即设法对陈、褚二奸进行逮捕，以防漏网。为了不引起社会震荡，戴笠于8月20日从淳安给军统广东站长郑鹤影发出电令，指示他用诱捕方法对陈、褚二奸拘押听审。
郑鹤影接电后，即以奉蒋介石、戴笠指示，以“诚恐人民激于义愤，横加杀害”为名，就“商”于陈、褚二人，是否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暂住，从而取得陈、褚同意，郑接着又伪造蒋的电令，称重庆已有专机到穗，接陈、褚到渝面叙，陈、褚不知是计，于8月26日随军统广东站长郑鹤影、中美所第1纵队第1支队司令蔡寿元到达广州市郊市桥，被软禁在已被军统接收的伪军李辅群的一所两层楼房里。9月12日，郑鹤影又将陈、褚押回广州市区，囚禁在广州市法政路附近一幢原日本军官的寓所，10月14日，被戴笠派专机解往南京关押，陈、褚也成为战后军统最早逮捕的两个汪伪高级汉奸。
广州先遣军总部于10月5日结束。在这前后，因何崇校组织策反和接收有功，确保广州未落人中共武装之手，经戴笠申报，蒋介石发给何崇校云麾勋章1枚，这是一般军统特务很少得到的“殊荣”。竹篮打水一场空
1945年8月初，国共和谈在重庆将要举行的消息已传出，并被确认。
8月29日，正当军统在上海进行抢收的时候，戴笠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火速赶回重庆，布置国共和谈期间的警卫工作。同时，戴笠接到毛人凤的机密电报，cc系陈果夫等人正在策划酝酿与军统争夺战后的警察系统和肃奸方面的权力。
戴笠闻报，来不及给杜月笙辞行，就急急忙忙乘美国空军的运输机，从浙西前线于8月29日赶回重庆。
戴笠赶回重庆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已于8月28日到达重庆。
回到重庆，首先来到蒋公馆。“报告校长，戴笠奉命前来报到。”蒋介石阴沉着脸，阴阳怪气地说：“毛泽东来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戴笠献计说：“还不趁这机会，把他……？”
蒋介石连忙说：“胡说！这回有美国人担保，你们可别胡来。”
戴笠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蒋介石指示说：“动员所有力量，一定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戴笠马上立正：“是，保证完成任务！”
受命之后，戴立即回到局本部，严密布置和检查对国共和谈的安全保卫工作。
当时有一些极端顽固而又没有政治头脑的反共分子。扬言要制造事端，作为反共的本钱，这使戴笠处处小心谨慎，丝毫不敢大意。
戴公馆里有个担任警卫工作的特务，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
戴笠听说后，当即把这个特务叫去臭骂了一顿；
“你他妈懂个屁！”
并立即叫人下了他的枪，把他赶回特务团，命人约束他的行动。
为了做好对中共代表团的警卫工作，戴笠召集特务团、重庆特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等单位的大特务开会，反复强调确保中共代表团人员安全的重大责任，并规定严格的纪律和各自的工作范围，严厉检查督促实施。
当时，毛泽东在重庆十分活跃，不但要出席国民党方面安排的公开活动，而且要约见会晤重庆的许多民主党派及社会知名人士，戴笠深感保卫工作任务太重，不得已，最后连专给蒋介石做安全警卫工作的侍从室特别警卫组也调来帮忙，暗中负责毛泽东的内围警卫工作。因戴笠素有给领导人物做保卫工作的经验，才使他的压力稍稍减轻。
戴笠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是稍有疏忽，一旦闹出乱子，蒋介石非拿自己开刀不可。对此，戴笠曾亲口对侍从副官居亦侨诉苦说：“这几天的日子不好过，内外都要经常查看，万一有了意外，不但对委座无法交代，自己脑袋也会搬家呀！弄得我寝食不安啊！”
直到毛泽东于10月11日安全返回延安，戴笠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就在戴笠认为稳操胜券的时候，事情却起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蒋介石对这个不可一世的特工王已开始有了戒心。
8月下旬，戴笠在淳安得到消息，蒋介石已于8月13日手令钱大钧任上海市长，又于8月20日手令宣铁吾为上海市警察局长。戴笠在淳安听到这个消息，深知事情不妙。
钱大钧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的八大金刚之一，在戴笠面前是属于摆得起老资格的前辈军人；钱大钧之为人，是对上级恭顺，对同级矜持，对下级常常给以辞色，与戴笠不但无缘，且无好感。宣铁吾则是戴笠的死敌，他们两人联手，将给军统今后在上海的活动带来很大麻烦。
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发展扩大，戴笠在赶回重庆之前，已经考虑了一份应变计划，准备亲自向蒋力陈，其主要内容是：
（1）抗战期间全部汉奸名单和国民党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人员名单，大都掌握在军统手中，因而肃奸应由军统负责进行；
（2）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也应由军统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逆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造成混乱状况，给居心叵测的人造成可乘之机；
（3）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除上海外，建议沦陷区其他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统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但是，计划不如变化。
当戴笠于8月29日刚刚回到重庆时，蒋介石已经在这一天下手令派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为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属于康泽班底的人，过去一直帮助康泽搞警察特训班和别动军，由于同行利害冲突，与戴笠的关系也是不睦的。戴笠把他考虑多日的“两抢”方案呈送上去，等待回音。
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9月4日，蒋介石又令派cc系推荐的陈焯任北平市警察局长。由此，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戴笠一个也没有抢到。在蒋介石新任命的一批大城市警察局长中，只将天津市警察局长一职给了戴笠原先推荐名单中的军统大特务李汉元，以后又将武汉市警察局长给了任建鹏，算是给戴笠的一点安慰。
另外，蒋从便利军统工作出发，分别给宣铁吾、韩文焕、陈焯等人打招呼，要他们把一些与军统特工活动有关的部门交军统掌握。为此，宜铁吾用军统大特务张师任刑警处长、陈焯任命李连福任刑警大队长等等，也算是对戴笠敷衍一下。
戴笠这个人是轻易不肯认输的，即使是与蒋介石斗法，也是如此。
他想出的新的计划就是考虑如何向蒋建议成立全国警察总监，并由自己兼任总监一职。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让蒋看到军统的力量和本钱，戴笠以中美所即将结束为理由，并用中美双方的名义，力求蒋视察中美所，在蒋视察过程时，则重点安排蒋观看中美特警班的表演。
果然，蒋很快答应了戴笠和美方特务的要求，于9月上旬带着蒋纬国及一批亲信随从，在戴笠及贝乐利等中美特务的陪同下，到中美所视察。并对中美特警班演示的刑事实验室、良种警犬表演项目等看得很仔细，特别是对学生的刑警课目表演更是充满了兴趣。
在结束后的训话中，蒋不仅对美国特务一再表示感谢，而且对这一批学生也给以嘉勉，称赞他们不但是戴局长最好的学生，也是他最喜欢的学生。结果，这一期学生极受各地的欢迎，除留下一批任特警班二期美军特务教官的助教外，其余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
戴笠虽然在抢夺大城市警察局长的计划上受到挫折，并且向蒋推荐汤恩伯兼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建议，当时也未被蒋采纳，但是，戴笠抢夺肃奸大权的计划，经蒋下手令已同意交给军统负责。戴笠对得到这一个特权确是喜不自胜的。
从此以后，戴笠利用这一杀手锏，既可以通过肃奸活动使自己成为政治上各方瞩目的中心人物，又可以把大批汉奸作为军统潜伏人员或策反人员给以保护，还可以对中统或其他派系运用的汉奸给予打击，其权力之大，实属不可想象。蒋介石让戴笠独揽肃奸大权，并不是没有戒心的。一般来说，以蒋的手腕，他也从来不肯把某一方面的大权完全交给一个人去控制，尤其是不会交给一个对自己的统治已构成威胁的人去掌握。
但是，在八年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把与日伪联系的活动完全交给戴笠一人去处理，也只有戴笠完全清楚这其中的种种黑幕，如果让其他方面的人一起掌握肃奸大权，岂不是又要把这些黑幕活动扩散。
再说，以当时国民党的各个部门，均已腐败透顶。肃奸活动，最是个容易内外勾结，大发横财的工作，蒋认为论工作效率和内部风气来看，军统组织均比其他机构要略胜一筹，交给戴笠独力负责，既是对军统的看重，也可以明确责任，便于追究查实问题，堵塞漏洞。
另外，戴笠明确向蒋提出要独揽肃奸大权，并摆出诸多理由，蒋原是个多疑的人物，他似乎嗅出戴的理由中多少有点要挟的成份。一旦在肃奸问题上，军统不给予全力合作，将要酿出政治上的许多麻烦。蒋是善于审时度势、等待时机的，他感到戴笠在目前尚有利用价值，索性耍一个手腕，把肃奸大权完全交给军统去控制，一方面是对戴笠的敷衍，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从过份膨胀的权力中走向反面。这是不是蒋的本意，应该说昭然若揭。
不过，蒋针对戴无限扩张的权力，也进一步加紧布置，进行监视和抑制，这确是实情。一个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成立了一个秘密五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钳制戴笠的新策略。
说起蒋介石对戴笠的戒备和控制，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早在特务处成立初期，蒋通过郑介民和中统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监视和抑制；到抗战期间，蒋发现这个办法已不起多大作用，郑介民已被戴笠架空，中统也不是戴笠的对手，且有被打垮的危险。
于是，蒋在军统之上设立侍从室第六组，且让颇有心计和野心的唐纵出任组长，利用唐对军统内部情况极为熟悉，并在军统内部也有一定力量的有利条件，对戴进一步进行控制。
到抗战中期，又干脆加委唐纵为军统局帮办，直接对戴进行钳制。这是连一般军统特务都看出是蒋、戴斗法的公开手段。并且，唐纵也确是能体会和贯彻蒋的意图，积极从各方面对戴进行监视和制约。
抗战后期，蒋又通过特务工作的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两种制度，一方面加强唐纵的地位，一方面增强军统活动在特工系统内部的透明度，目的也还是使戴不能处处随心所欲。
这一阶段蒋、戴斗法的结果，戴笠确确实实感受到唐纵的份量，时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但是，戴笠毕竟经过了20年特工生涯的磨练，其心机狡诈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连蒋介石也估计不足的。
因此，在抗战后期，戴笠应变措施是把军统内部事务交给毛人凤去管理，让毛去对付唐纵，而自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统外部，一是全力与美国特务合作，紧紧抓住中美所的活动，仅在2年时间里，戴笠的势力就渗人美国军界，并得到美国海军界的大力支持，其地位还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其国际影响使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二是全力加强与胡宗南、汤恩伯等实力派将领的联盟，与何应钦、宋子文、杜月笙等人的关系，也已到了相当深厚的地步。以一个黄埔六期生和军统局副局长的资历、地位，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造成如此影响和势力，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所能做到的。
三是戴笠通过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组织息营的一批高级政治犯研究如何将军统改造为政党的方案，并从各方面发动攻势，做染指海军的打算，使戴的发展天地又有了新的扩火。
四是大力开展策反活动，通过掌握周佛海和大批伪军将领，几乎把汪伪南京政府变成军统的附属机构而发号施令，这样一个巨大的权力和力量，是连蒋介石当时也无法从戴笠手中夺去的。偏偏以上这几个方面，是唐纵无法顾及和插足的领域。
经过蒋、戴长时间的斗法，戴笠的权力、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新的发展和膨胀，这不得不使蒋用新的眼光和观念来审视戴笠。
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的嫡系派别中，虽然山头林立，派系纷呈，但只有对戴笠，他不敢这样做，以当时戴笠的势力来说，早已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就是在蒋身边的侍卫和警卫人员中，到底有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这是蒋永远无法弄清的，也是蒋始终不敢想象的。
蒋、戴的矛盾发展到这一步，结果不但使蒋真正看到戴的份量，而且蒋之对戴，也确乎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也迫使蒋不得不采取断然手段对付戴，这就是蒋要成立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的原因。
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介石亲自进行领导。
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由他们负责对戴笠进行监视，其作用自不必说。
就钱大钧来说，由于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在军界、政界屡任要职，不但与蒋关系很深，而且同僚友好、门生故吏等遍布各界，便于了解掌握戴笠言行，吸收钱大钧进来，也实属必要。
至于吸收胡宗南为五人小组成员，这就是蒋的手腕高明之处。胡、戴之间不同寻常的结盟关系，蒋其实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是，蒋对胡宗南其人也是看透了的。
首先，胡、戴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感情的成份，更主要的还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胡宗南要利用戴笠，目的也还是要取得蒋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目的，也只有蒋才能给予。因此，以胡宗南的绝顶聪明，他是不会在蒋、戴的选择中舍本求末的。
其次，胡宗南从黄埔一期生发展到今天的一战区司令长官，势力遍布西北陕、甘、宁、青、新5省区，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人和名副其实的“西北王”，溯源盖出于蒋的恩宠和培养。胡对于蒋的感激和报效之情，不但有虽肝脑涂地，亦不能报效万一的信念，而且也使胡认识到一旦离开了蒋，他的所有荣华富贵将成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因此，蒋、胡关系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是比胡、戴之间更为重要的一种关系。
第三，蒋明知胡宗南是戴的密友，却把胡吸收到五人小组中来，这在胡更加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更加感激蒋的知遇之恩和绝对信任的宠爱，从而充分利用他与戴无话不可谈，无机密不可言的便利条件，随时向蒋密报戴的情况。
因此，在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蒋最为看重的，也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这在蒋来说，虽然是一着险棋，但是却收到了奇效。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不但戴笠和军统的活动大都在蒋的掌握之中，而且采取的抑制和削弱戴笠力量的措施，在质量上也有了很大提高，由此，而有戴笠的几个月后所谓“化整为零”、“以退为进”等等惶惶之感及应变之策。蒋、戴斗法随着五人小组的成立，已经进入了最后较量阶段。上海争斗，战后肃奸
更使戴笠坐不住的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已经去上海赴任，并且，据说宣铁吾到上海后对新闻界的每一个谈话就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大有来者不善的意思；接着新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也将率领大批随员启程赴上海指挥接收；另外，汤恩伯、何应钦以及各省市成立的党政接收委员会派出的接收大员，犹如飞蝗一般，向沦陷区的各大城市遮天蔽日地扑去，而上海犹如一块肥肉，成了各方面争夺的目标。
同时令戴笠忧虑的是，宣铁吾的上海警察局也与毛森的军统特务在接收过程中多次发生冲突，以至双方剑拔弩张，几至动武。
戴笠经过考虑，决定亲自到上海坐阵，指挥接收。经蒋同意，戴笠于1945年9月9日从重庆乘专机直飞上海。
这天上午，上海地区倾盆大雨，飞机降落上海机场后，恰逢新市长钱大钧赴任的专机先期到达，机场欢迎的人很多，又很乱，戴笠是不喜欢在这种场合出头露面的，便一边命令警卫人员在周围布置警戒线，一边在机内坐等，却不见上海方面的几个军统大特务到机场来接他。
戴笠是一代特工魔王，虽在工作上处处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唯在行踪上却喜欢独来独往，轻装简从，飘忽诡秘，神出鬼没。他深知自己一生杀人无数，仇家遍于天下，只要自己稍一不慎，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因此，戴一向对自己的行动保密十分严格，除毛人凤及自己身边几个亲信特务外，即使是本局的处级大特务也是难以把握的。每到一地，也只是临时通知对方被点到名的几个大特务到机场迎接。
这次到上海，戴笠就只点名京沪区长程克祥和王一心、邓葆光到机场接他。谁知直到雨止，戴笠仍不见程、王、邓到来。戴笠是容不得下属的这种失职，也是受不得这份冷待的。久等不见来人，心头烦闷，就独自一人走出机舱，恰在机场门口碰到战前法租界捕房探长贾德田，就跳上贾的车子，直奔巨鹿路刘吉生的住宅而去。
上海企业银行总经理刘吉生是著名的刘鸿生企业集团创始人、号称“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弟弟。抗战爆发后，刘鸿生抢运出部分机器原料到后方兴办毛纺织厂、火柴厂等企业，并担任重庆政府招商局理事长和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成为宋子文、孔祥熙的红人。
不久，刘吉生带领全家迁往香港，由他的同班同学宋子良（宋子文弟弟）委任他担任军统控制的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刘氏兄弟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当时都与戴笠交好。
戴笠刚到上海，为避开各方面的熟人朋友的应酬，既没有去受各方面注意、每日里“高朋满座”的唐生明公寓，也没有去程克祥为他布置的盛老四的花园洋房，却来到刘吉生家做客，并由刘吉生将其介绍到刘鸿生的二儿子、伪日用品联营公司负责人刘念义的花园公寓住下。
此处环境幽静，来往人员很少，房屋豪华宽敞，保卫工作好做，戴笠十分满意，这里成为戴笠到上海初期的落脚点。后来，戴笠更利用这里举办大型舞会，由刘念义邀请上海所有的社会名流及夫人、小姐慰劳中美所陆续到达上海的美军特务。
戴笠到达刘吉生家不久，王一心、邓葆光即匆匆赶到，向戴笠禀报未去机场迎接的缘由。
原来，程克祥本想利用一般官场讨好长官的手腕，以找车为由，将王、邓安置在京沪区机要室坐等，自己却开车单独到江湾机场迎接，本意是想独占头功，见面就给戴一个好感。谁知道戴笠的卫士都是一些无比机警骄横的家伙，他们都不认识程克祥，况又没有见到一向熟悉的王一心、邓葆光同来机场迎接，当即如狼似虎地把程赶开，连接近警戒线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能见到戴老板。
程克祥到此方知自己做下蠢事，等到他回头带上王、邓再到机场来找时，戴笠已经失踪。无奈几人只得分头去找。王、邓长期在戴身边工作，素知戴最恨办事不牢靠的家伙，往往一个特务只要有一件事落在戴的手里，这个特务一生的前途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所以王、邓找到戴笠后，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以洗清干系。
果然，等程克祥得到消息赶到时，一进门即遭戴一顿痛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从此以后，戴即对程起了厌弃之心，让程坐起了冷板凳。
后来，说是要调程去东北，然程奉召到北平后，又长期搁置，不给工作。原因盖出于一句“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的评语。
当晚，戴笠在刘吉生公寓设宴招待于9月4日先期到达上海的梅乐斯，自然是名流汇集，盛况空前。
戴笠到上海的目的，主要有3个方面：
（1）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税警总团等伪军武装和76号特务机构，扩充特工实力；
（2）清查和接收逆产，大发一笔横财；
（3）布置肃奸行动。
为了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戴笠到上海后，首先宣布成立中美所及军统局驻上海联合办事处。戴笠原在淳安就与杜月笙谈好，由杜月笙将杜美路70号的1座豪华花园洋房让给戴笠做办事处办公地址。
9月10日下午，戴笠在杜美路70号的2楼会议室召集会议，这是自抗战西撒以后，戴笠在上海召开的第一个军统高级干部会议。当时所有军统在沪的高级干部均出席，共40余人。宣布正式成立中美所和军统局上海联合办事处，由戴自兼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
戴笠在上海办事处成立后，即分别听取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周密部署安排上海方面的接收工作。
关于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系统伪军的工作，由戴笠交给李崇诗、尚望和原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徐肇明负责。在接收改编伪军方面，戴笠最高兴的是蒋介石同意美国海军方面的要求，由军统局配合美军对日本在沪海军和汪伪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戴笠认为这是蒋介石同意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暗号。
难怪戴笠到达上海后第一次见到唐生明时，兴奋得把唐生明抱起来，告诉他美国海军已决定支持他出任海军总司令，并请唐担任参谋长，还用得意的口吻说：“你一直不肯当我的部下，这么一来，你可不能不当我的部下了！”
戴笠知道唐生明是个花花公子，不善治军，却认为他交际广、朋友多，并且由唐占住这个位子，使蒋不能安排其他人进来，便于戴随心所欲，一手遮天。关于日本宪兵队特工装备、武器、房屋等设施及汪伪76号机构及一应财产，由戴笠指令毛森主持接收。因毛森在抗战期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曾为日宪兵工作过一段时间，故对日军和汪伪特工方面的情况很熟悉，接收过程很顺利。军统所谓协助政府进行清查和接收逆产的工作是由邓葆光为主负责的。当时，戴笠帮邓葆光争取到了3个重要职务，一是行政院敌产处理审议委员会的七人委员之一；二是行政院敌产管理局逆产组组长；三是上海市敌产清理委员会秘书长。这3个职务使邓葆光顿成当时最有权势的关键人物，对汉奸逆产更有予夺大权，一时成了各方巴结逢迎的“财神爷”，以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军统巨头也都不惜降低身份，今天一个电话要房子，明天1个电话要轿车，至于军统局内内外外每日里登门有所企图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于途。邓葆光到上海后，帮军统接收了大批敌伪财产，仅接收的工厂达40多家，房产10000多幢。其中日本的“寿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以后由戴笠交给建筑商陆根泉，作为由陆承包在南京兴建局本部办公大楼的交换条件，大楼可容纳数千人办公，既雄伟又豪华。但据内情人说，1个寿公司可造数十座军统局本部大楼，足见其油水之丰。
在中美所与军统局的上海联合办事处——杜美路70号的花园洋房里，到处是火树银花、灯光璀璨，一片节日的浓烈气氛。
1945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戴笠认为上海地区的汉奸已经失去利用价值，肃奸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5年9月20日晚，正值中秋。
门前的马路上，车水马龙，各式各样的新式轿车一辆接一辆地鱼贯而来。当时赴约而来的都是上海地区的汪伪高级汉奸官员和伪军高级将领，并有军统局和中美所处、组长以上的大特务作陪。
他们都是在接到戴笠的请柬后，兴高采烈地前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的。其中，比较出名的汉奸有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浙江省省长丁默村，伪税警总团长熊剑东，以及汪伪特工的重要负责人陈恭澍、万里浪、苏成德、胡均鹤等人。与会的汉奸及特务共约500余人。
席间，戴笠继续玩弄他那一套欺骗汉奸的手法，站起来讲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
戴笠再三向汉奸们重申“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求汉奸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等等。
戴笠的一番话，本是出于特工手法的一派胡言乱语。但是发表在这种喜庆场合，由权势熏天、信誓旦旦的戴笠来说，汉奸们一个个听得满面春风，喜气洋洋。
戴笠的那种鼻音很重的浙江江山官话，也不时被汉奸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特别是那些几乎在“八·一五”的一夜之间被军统们“策反”过来的汉奸，原先还多少有所疑虑，担心蒋介石出尔反尔，来个“一锅端”。
现在戴笠代表政府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许诺，不啻如获救命灵符，个个欣喜若狂，认为身家性命、前途地位、荣华富贵等等，总算有了切实保证。他们手中拼命地鼓掌，心中却恨不得要大呼戴笠万岁，席间气氛以至热烈得几乎像开了锅的粥。
但是，戴笠的中秋祝酒辞完全是虚晃一枪，目的也还是要把汉奸们稳住，以便他在暗中调集各方面力量，然后一网打尽，不使漏网。
就在中秋聚餐后，戴笠的上海肃奸行动的策划和部署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在肃奸行动碰头会上，戴笠正式把肃奸任务交给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负责，并调集军统所能掌握的上海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行动。逮捕时，一律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进行。9月23日，也就是中秋聚餐后的第三个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指挥100多个行动小组，拿着印刷精美的请柬，分头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诳骗说军统局在愚园路公馆请客。
戴笠导演的鸿门宴要开场了。
这些汉奸们耳边还回响着3天前戴笠在中秋月下的诺言，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就会成为阶下囚，所以一个个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愚园路公馆。等到进入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先到一步的伪职人员一个个垂头丧气、惊慌不安，后到的情知不妙。也只好束手就擒。这一晚，戴笠亲自通宵达旦地守在杜美路70号办事处里主持。结果，第一批预定要捕捉的100多名汉奸全部到案，无一漏网。
第二天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等人如法炮制，再次按戴笠的计划分头行动，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后来因人越来越多，只好在南京市又新建了一个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关押。这次行动，除了在行政担任伪职的汉奸外，经济汉奸也是戴笠肃奸行动的主要对象。
在肃奸行动中，特务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查抄汉奸财产的工作，特别是对出名的大汉奸，特务头目都争先恐后地要带队去查抄，更有的因财迷心窍，干出一些使戴笠大发雷霆的事来。
本来，上海有一些大商人，诸如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中的永安公司经理郭顺、新新公司的经理李泽等，因他们在抗战期间暗中资助过军统特务及忠义救国军的活动，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员，予以保护。戴笠从重庆到达上海后，还抽出时间召见他们，当面表示谢意。
其实，在戴笠看来，多捕一个汉奸或少捕一个汉奸本无所谓。可是，如果能选几个将来对自己有用的汉奸保护下来，将对军统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据此，戴笠审定逮捕汉奸的名单中，也就没有把周作民、郭顺、李泽等人列进。但这件工作是由邓葆光具体承办的，毛森并不清楚。
毛森认为，周作民是一条大鱼，油水一定很丰，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亲自带人闯进金城大楼把周作民捕捉关押起来。并派人来向邓葆光请示，周作民的财产怎么查封？邓闻报大吃一惊，马上向戴报告。戴大骂毛森自作主张，当即命令邓葆光亲送周作民回家，并代戴向周作民表示歉意。事后查明，毛森逮捕周作民是根据重庆方面直接发给他的一份电报决定的，戴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这次肃奸行动之前，戴笠亲又点名将军统出身、中途叛变的26名汉奸也列入名单，一并逮捕。其中汪伪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长万里浪、金华分局长及伪杭州市市长傅胜兰名列榜首。万里浪毕业于军统金华训练班，初期在金华一带活动，后来被派到上海。1939年被76号逮捕并落水当了汉奸，先后任76号特工总部第一处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汪伪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等要职。由于他是军统中落水较早的汉奸，后来投汪的军统特务，大都投在他的名下，在汪伪特工组织内部，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小军统”，很有些实力。
本来，戴笠只打算把这些人关押一段时间，等肃奸的风头过后，再分别予以斟酌处理，能释则释，不能释则关，不能关则杀。总之须做到家丑不可外扬。岂知，戴笠很快死去，在1946年8月15日，即抗战胜利1周年的时候，军统上海办事处奉蒋命将26名军统叛变的汉奸，予以枪决。罪名就是“中途叛变，担任伪职，无恶不作”。
也有一些中途叛变的军统特务受到戴笠的保护。原上海区长陈恭澍投敌后曾写了1本《蓝衣社内幕》，气得戴笠在重庆几天吃不下饭，因后来查明是王天木捉刀代笔，戴故而没有深究。加之陈叛变后，当了一段时间的76号挂名顾问，后又去杭州帮李士群办特工学校，尚无大恶；抗战胜利前夕，又重新与戴挂上关系，得到戴的谅解。此事被日军沪南宪兵队发觉后，因而再次被捕入狱。胜利后才放出，在上海干了一段时间后，戴认为此人在上海名声太臭，有碍军统观瞻，难以开展工作，因而派他到华北任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戡乱”大队长。另一个中途投敌的军统大特务王天木，自知罪恶太大，必不能见谅于戴笠，也就不抱任何幻想，抗战胜利后就迅速逃到华北，由他原先在华北的亲信特务协助，逃出关外，后即不知去向。
在上海肃奸行动中，逮捕最多的是那些从cc系内中途投伪的汉奸特务。由于汪伪76号的头目丁默村、李士群都是cc系统的人，诱迫拉拢cc特务下水也就特别容易。在抗战后期，cc系统的这些投伪人员迫于形势的变化，也有不少人暗中与中统组织接上了关系，成为中统特务的所谓地工人员。
抗战胜利后，中统局发现肃奸大权尽入戴笠之手，中统方面针插不进，心中暗暗叫苦，只得派人大量出具证明或补造证件，向戴笠交涉，希望军统在肃奸时放过已被中统“策反”成为“地工人员”的汉奸特务。但戴笠不吃这一套，下令统统逮捕。
这使中统局对戴笠几乎恨之入骨，只好大量派人挤进法官之林，以便在量刑判刑方面尽力而为。汪伪特工总部的南京区区长及政治保卫局局长苏成德，就是在被军统逮捕后，利用法庭审判的机会，由cc系法官援手，并由其妻王静贞出示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江苏省保安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懋功的亲笔函，为其证明“曲线救国”的“功绩”，结果未以汉奸罪论处。但军统并不罢休，仍以苏成德杀害国民党地工人员张小通一案告发，由上海高等法院判苏成德死刑。
在上海肃奸中，人们最为敏感的是如何处理周佛海。
论汉奸，在整个沦陷区人民的心目中，莫过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了。汪精卫已病死东瀛，死人谁还追究；陈公博出逃日本，据说，也将押解回国。剩下的只有1个周佛海，在胜利后竟然大红大紫了一阵，弄得人人对此侧目而视，天怨人怒。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惩治周佛海等大汉奸的舆论十分高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为此推波助澜，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
戴笠是个极敏感的人，从抗战胜利开始，他就已经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将越来越小，而带给他的麻烦将会越来越大。当他发现上海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周佛海时，权衡半天，一个进退自如的两全之策已经在他头脑里产生，这就是把周佛海等人送到重庆软禁起来。
此计进可以对周佛海等人说，是让他们离开舆论的中心，送到重庆进行保护；退也可以对国人辩解，把周佛海等汉奸送到重庆是进行关押，听候审查处理。
戴笠的这个方案经蒋介石批准后，很快组织实施。他圈定的人选，除周佛海外，还有罗君强、丁默村、杨惺华三人，都是周佛海集团的核心分子。
方案批准后，戴笠与周佛海关起门来进行了一次长谈。戴笠故意用一种商量的口吻，征求周佛海的意见，说：“考虑到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你继续住在上海和南京都不方便，所谓‘翻手作云覆手雨’，这些流言没法阻挡。现在为了佛海兄的安全，我主张你们住到重庆去，夫人、幼海母子还住上海。”
周佛海谨慎地问：“到重庆后，还能不能回来？”
戴笠又欺骗周佛海说：“委员长将在重庆召见你们，并指示我亲自送你们去重庆，一切都很安全，请放心。”
周佛海、丁默村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戴笠的这番话虽是商量，其实就是不容置疑的命令。
周佛海虽然自知重庆之行绝不可免。但还是要摸摸蒋介石、戴笠的底牌。于是，决定派自己的密友、多年来帮助他办报进行舆论宣传的金雄白，去试探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代表蒋伯诚的口风。蒋、周过去是嫖友，抗战期间，蒋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处境危险，也是周佛海经过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而获释。有此一层关系，周故派金雄白去问计。
金雄白到达蒋宅，按周佛海事先的交代，说道：
“有人劝周先生避开上海这乱糟糟而又多是非的环境，飞往重庆异地静养。因周先生这时心绪已乱，不知该怎么办，所以派我前来请教蒋先生。”
蒋伯诚听了，当即失笑道：
“佛海既已决定同雨农飞渝，又何必多此一举再来问我？丁默村将与佛海、雨农同去，刚才他已来向我辞行。”
这番话，顿使金雄白狼狈不堪，不知所措。
接着，蒋伯诚故意用左右为难的口气说：
“佛海知道我与戴雨农是不对劲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农的好事，招人致恨；但不说真话，过去我和佛海是朋友，这几年他也对我照应不少。那这样吧，照我的想法告诉你，你回去和佛海转述时，千万不要说出是我的意思。”
金雄白说：“您放心说，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于是，蒋伯诚毫不客气地点出戴笠的用心，剖析周佛海处境的危险性，并直言相告：
“佛海此去，凶多吉少，情形会更加严重，以他的聪明，而且过去又太熟悉当局的事与当政的人，又何必再来问我？”
金雄白回到周宅，把蒋伯诚的口气坦直转告，周佛海听完后，已知事不可为，神态几至失常。但他内心深处，仍然存着一丝侥幸，并对他周围的一些人说：“你们放心，我想此去，蒋先生不过让我做个把月的休养罢了。”
戴笠的用心其实也不只是蒋伯诚洞悉，局外人也都看得很清楚。戴笠的玩友唐生明知道周佛海等人将由戴笠送往重庆时，就曾经当面不客气地对戴笠说：“过去尽量利用他们，拉拢他们，今天用不着他们时，便不肯代他们负责了。”
戴笠看到唐生明一下子戳穿了他的西洋镜，便连连地“咄！咄！咄！”了几声。并说：“一切要听从领袖酌处，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戴笠将周佛海这边的行动安排妥当后，又给重庆毛人凤、沈醉打了长途电话。交代毛人凤和沈醉：派人将中美所白公馆内的美军校级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检修家具，尽可能布置好一点，要调1个排的武装和1个班的便衣警卫，还要派1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将总务处1名最得力的科长侯祯祥调去负责接待工作等等。
9月30日晨，江湾军用飞机场戒备森严，任何行人或车辆，没有戴笠盖章的通行证均不得进入。不久，3辆军用轿车和1辆民用轿车鱼贯而入。第一辆军用轿车上坐的是戴笠，第二辆是周佛海和罗君强，第三辆是丁默村及周佛海的妻弟、伪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杨惺华、伪中储行总务科长马骥良，马平时专门负责照料周的生活，本不是戴笠圈定的对象，但他自听说周佛海将去重庆的消息后，也主动要求同去，经戴笠同意，由周佛海也将他带上。一辆地方轿车上坐的是刘鸿生的二公子刘念义、四公子刘念智。
刘念智本不认识戴笠，一次因到刘念义家吃晚饭，正要上楼时，忽听见后面有人高声叫唤：
“赶快说你是谁，否则我就要开枪了。”
刘念智转身一望，只见一个身穿军服、满面短胡子、凶相毕露、杀气腾腾的人，带着一大批手握短枪的警卫，在他后面跟上来。
刘马上回答：“我是刘念义的四弟刘念智，奉父亲刘鸿生之命，从重庆到上海来执行任务的。”
那个满脸短胡子的人告诉刘念智说：“我是你父亲和你叔叔的朋友戴笠。”
刘念智这才认识此人就是父亲和叔父口中经常提起的那位特务头子戴笠。
当即走下楼梯，向戴笠鞠躬说：“戴将军，久仰！久仰！”
进入客厅，一大批警卫即在公寓周围布岗，戴笠第一句话就问刘念智：
“你在重庆呆了多久？为什么你父亲从没对我提起过你的名字？”
刘谦逊恭维地说：“戴将军是最忙的人，我哪有机会见到你？”
戴笠哈哈大笑。
原来，当晚戴笠要在刘念义家举办一个大型舞会，特来询问准备情况，并告诉刘念义，他将特邀刘念义作为他的私人客人一同去重庆参观游览，故刘念义得以9月30日与周佛海等人同机赴重庆，而刘念智是当时仅有到机场送行的人。
到达重庆后，周佛海等人便被送到白公馆，形同囚禁。
白公馆建在重庆杨家山的山腰，因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建而得名。杨家山一带环境秀丽幽静，景色宜人，白公馆依山而建，山泉、瀑布、石崖、小径，得天然之趣。1943年以前，这儿是军统看守所，后因被梅乐斯看中，故又向戴笠要去改成中美所第四招待所，经过一番豪华的装修，专门用来招待美军校级军官。
经毛人凤等人安排，周佛海一行人等全部住在楼上。周佛海住左边的1个大间，这里曾关押过叶挺将军。丁默村住右边的1个大间，罗君强、杨惺华等也都一一安排住下。周佛海看到房里有沙发、弹簧床等，一应家具俱全，脸上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这天中午，毛人凤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等接风洗尘。席间，虽然戴笠、毛人凤不断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讲笑话，可是周佛海等人自知从此走进牢笼，前途凶险莫测，一个个心事重重，强作欢笑，气氛显得尴尬沉闷。
酒席吃到一半，戴笠预先交代好的1个秘书走进客厅故意大声对戴笠说：
“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你马上去。”
戴笠马上站起来招呼说：
“很抱歉！不能奉陪，要先走一步了。”
周佛海一听是蒋介石找，也马上站起来送戴笠走，并用恳求口吻说：
“见到委座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说：
“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你们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座不会不重视，也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各位一下，一切包在我身上，请放心好了。”
从此，周佛海、罗君强、丁默村、杨惺华等人被戴笠软禁在白公馆内。
戴笠死后，蒋介石一声怒吼：“要这条死狗干什么？”周佛海死于狱中。
京沪肃奸活动告一段落后，戴笠便开始考虑策划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如何进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命令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调任北平行营主任，主持平、津及华北地区的接收活动。戴笠也很快任命对华北地区情况比较熟悉的马汉三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先期赴北平调查和部署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掌握汉奸名单，拟定肃奸预案。
1945年10月下旬，戴笠分别视察天津、北平地区，听取了马汉三关于华北地区汉奸情况的汇报，确定了在平津地区准备逮捕的伪政权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准备亲自送蒋介石审阅。
戴笠到北平后，把随行人员安排在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公馆北平什锦花园。自己却经常住到他的盟弟吴泰勋公馆里，由吴的老婆陪他过夜。当时，宋子文因接收事宜也来到北平。他们几乎每晚都要开舞会，或找人唱戏。有一次，戴笠叫特务去“请”言慧珠唱戏，由戴笠先点了段《凤还巢》，唱完后，宋子文又点了段《金玉奴》。唱完戏，戴仍然不让走，叫特务把言慧珠胁迫到他的临时公馆过夜，第二天才放了人。
12月5日，戴笠沿用上海肃奸时的老办法，借李宗仁北平行营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1号举行盛大宴会，向北平市50多名汪伪特任级、简任级和兼任独立伪职的大汉奸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宴会。
这一天，受戴笠邀约按时赴宴的特任级大汉奸有：先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任及第四任委员长的王克敏，第五任委员长王荫泰，伪华北政委会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曹汝霖，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华北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齐燮元，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伪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北平市长刘玉书，伪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简任级）等。
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等情知不妙，托病住院，不肯赴宴。伪华北政委会委员、总务厅次长祝书元因向戴笠、马汉三交代有功，被戴笠从逮捕名单中剔除，内务总署署长吴瓯有先见之明，在这之前已经逃逸，不知去向。
汉奸们接到请柬，一个个带着疑惑不安的心情来到东城兵马司汪公馆，一进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已知宴无好宴。虽然酒席极为丰富，但汉奸们已是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在大家匆匆吃完以后，戴笠拿出经蒋审定的名单，对宴会上的汉奸宣布说：
“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兼任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因此，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做任何主张。”
“第一个，王克敏。”
王克敏出身于官僚家庭，一生过着狂嫖、滥赌、吸毒的糜烂生活，早已把身体掏空，精神更是衰弱不堪，在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任上已不能坚持职守，于1944年2月去职。
这时，“鸿门宴”已经结束，王克敏饭后正在漱口，听戴笠一开始就宣布到他的名字，精神突一紧张，身体不能支持，即倒在沙发上不能立起。
戴笠见状，对王克敏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
王期期艾艾地回答说：“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
戴看到王克敏表示愿意与其他汉奸一起去坐牢，显得很随和地说：
“你愿意去很好。”
王被押不久，即畏罪服毒自杀于狱中。
“第二个，曹汝霖。”
曹汝霖在日军筹组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曾被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他每想到“五四”期间受国人唾弃的历史，不敢再给自己加上一层卖国罪孽。因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任职，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后来，经王克敏极力拉拢，仅挂了1个“最高顾问”的虚衔，月领公费2000元；王揖唐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曹又被挂上了1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均未到职视事。蒋以此而对曹有赏识称许之意。“八·一五”光复后，曹汝霖即打电报给蒋祝贺抗战胜利，蒋当即回电对曹表示慰问。
因此，当戴笠把预拟的逮捕华北特任级汉奸名单送蒋审核时，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去。戴笠没有按蒋介石核准的名单照办，仍把曹汝霖请到了东城兵马司汪公馆。但戴笠也留了一手，并未把曹汝霖与其他大汉奸一起送往炮局胡同关押，而是留在汪宅软禁起来，以防蒋查询时辩解。
所以，戴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一同住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汝霖即向戴笠表示了谢意。
后来，由于蒋介石的直接干预，曹汝霖被开释回家，虽然庆幸这次逢凶化吉，由蒋出面，才从魔王戴笠手中逃了出来。但他感到蒋是反复无常之人，戴是心狠手辣之徒，加之以他历史上的所作所为，随时有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
于是，在儿子曹朴的一手策划下，曹汝霖将他在北平住宅的家具、古玩等财产全部售出，把房产则交给女儿管理。然后曹汝霖先到天津定居，随即又转道上海，秘密潜往外国当寓公去了。
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也在戴宴客之前托病住进中央医院，并暗中重贿国民党高级地工人员张文波，但遭张拒绝。马汉三根据戴笠的指示，将王揖唐从中央医院拘押到看守所，并将材料移送法院审理，被判处死刑，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枪决。
在东城兵马司一号被逮捕的40余名大汉奸被关进炮局监狱后，戴笠指示马汉三把他们用飞机解送南京审理，只有齐燮元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其余的继续关押，后在南京解放前，通过各自的渠道星散。
在1945年秋冬的肃奸行动中，戴笠前后共捕捉汉奸4692名，查封逆产1456户，其中依法惩办者占三分之一。其中，大汉奸缪斌因蒋介石通过戴笠派其于1945年3月赴日本与小矶内阁议和一事被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查获，并就此事向蒋提出质询，蒋恐此事泄露，即指示戴笠将缪斌提前交出，由苏州高等法院宣判死刑，于1946年5月21日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礼子监房第一号执行枪决，成了被处决的第一个汪伪大汉奸。
其后，陈公博、褚民谊等巨奸亦相继被判死刑执行，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1959年病死于上海第二监狱）。周佛海、丁默村、罗君强等人在戴死后被军统局抛出：周先被判处死刑而被蒋赦免，改为无期徒刑，而后死于狱中；丁默村因叛变中统，cc系不肯放过，亦被处死；罗君强被判无期徒刑（于1970年病死于上海监狱）。化整为零以退为进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会谈纪要》。这个纪要明确提出，“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享受的身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明确要求“取消特务机关”。蒋介石秘密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然后化整为零进行安排的指示，以减少中共及民主党派攻击特务机关的口实。
戴笠听到蒋下的这个命令，心情十分紧张。他害怕一手建立的家业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1945年底，戴笠在北平，召集龚仙舫、马汉三、文强等一批负责内外勤的大特务座谈，听取有关军统局进行改组的意见。
在此之前，戴笠、郑介民、唐纵军统三巨头之间对“化整为零”的计划一直在进行酝酿策划，由军统局处长龚仙肪、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等极个别核心大特务进行承办的。
文强、马汉三等外勤大特务是第一次听说有“化整为零”一说。
戴笠便对此作出具体解释说：“第一是准备改组后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和对外使馆的武官系统，要合法化地全部控制起来，这个任务是介民先生去完成的。”
“第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条出路，然后才能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教育。对李士珍派，能容就容，不能容就去。”
“第三是与交通部早已说定，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部队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
戴笠唯恐特务们听到化整为零的部署后感到泄气，便给大家打气说：
“世界上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显得重要。但是军统局这个名称有些臭了，组织也太庞大了，经费确也筹措不易，所以要化整为零，凡事要为领袖分忧着想，我跟他30年，深知此道。”
为强化自己的力量，戴笠进一步提出了“裁弱留强，里外三百”的口号，即把弱的、不好的人员裁减掉，把好的、能干的人员留下。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300人到外勤工作，把外勤人员调300人到内勤工作。
戴笠虽然心中有了化整为零的初步想法，但他绝不轻易地草草行事，而是想拖得越久越好。他想一旦内战爆发，国共两党对抗，取消军统的名义就会不攻自破。最好是自己当上海军总司令后，自己有了出路，再取消也不迟。同时，所有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一律转入地下，绝对秘密，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这是戴笠根据建立特务处以来的实际活动经验，为了在军统改组过程中，保存实力，以防不测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措施。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蒋指定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将为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郑介民虽然对这一个重要职务感到很满意，但是对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找戴笠商量。戴笠则认为在军事调处过程中，正是对中共进行特工活动的大好机会，于是专程赶回重庆，具体交代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方面的情况。戴还向军统局各部门的负责人指示，凡郑介民提出要人、要钱、要电台、要武器、要交通工具等，一定要优先供给。
戴笠还迅速整顿清理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整顿风气，以免被蒋介石或政敌抓住口实，自招其祸。
1946年2月间，戴笠在天津召集特务们进行训话，指出接收大员们贪污腐化、歪风严重，必须予以重视，警告下属保持固有的“清白家风”，如再违反，定予严惩。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日政协）在重庆召开。会议再次喊出“打倒特务”“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
戴笠的政敌陈诚、陈果夫、陈立夫、李士珍等人也抓住这一契机，兴风作浪。一时间，军统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
戴笠的既定方针是，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拖”字对付方方面面的逼迫。从二月中旬开始，戴笠借巡视各地肃奸案件为由，索性避开重庆喧闹的局面，在华北、华东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以便躲过困难时期。
1946年2月，蒋指出要唐纵主持召开特工会议。由于原先出席会议的八人（戴笠、唐纵、郑介民、宣铁吾、张镇、王茂生、徐佛观、叶秀峰）因工作变动，有的无法参与工作。蒋介石特意让宣铁吾拟订一个新的八人小组。这个小组由宣铁吾、陈辉、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8个人组成。
蒋介石拟定的这个名单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戴笠在新八人小组中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在新八人小组的成员中，戴笠对手的势力更加强大。增加了一个李士珍，一个黄珍吾。李士珍与戴笠你死我活地争了15年，是早已被戴笠拉下马的人，现在居然又被蒋介石扶上马，这是戴笠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
八人小组成立后，其中宣铁吾、黄珍吾与李士珍抱成一团，开始秘密策划如何将军统彻底搞垮的办法。
军统看家人毛人凤当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的电谕纸反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数语。提醒戴笠注意。
戴笠在外巡视，一直不肯返回重庆。现在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联手算计，戴笠伤心至极。他当即令龚仙舫通知心腹大将文强到在北平下榻的住所，并将文强引进内室，拿出蒋的电谕及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文强是聪明的，马上向戴笠提出了“以退为进”的对策，他具体解释说：
“以校长之英明，自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下野就是以退为进，自请出国一游，将摊子交给介民先生看守，又有人风相助，是万无一失的。倘若内战大打起来，自然就少不了借重之处。但绝对不可轻易回国，必须等到身价百倍而后归，这才是新局面的到来。”
文强动员戴笠与蒋“对着干”的对策，马上引起了戴笠的兴趣。多日来戴笠思来想去，已看出蒋所谓特务机关化整为零的策划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所谓三陈的作怪、黄埔系三人的端锅，都不过是蒋的假手而已，蒋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过撤销军统局，削弱以致取消自己手中握有的特工权力，消除军统的威胁。因此，戴笠意识到，一旦军统化整为零，他将再也难以像过去那样掌握这些合法化的公开机构，戴笠的地位、权势、富贵也随着军统的消失而一并消失，这是戴笠真正的忧虑所在。这也是戴笠通过软顶硬抗的办法，迟迟不肯将军统改组的原因。
如何跟蒋作最后的较量，这是戴笠自蒋下达撤销军统的密令以来，一直绞尽脑汁在考虑而始终没有良策的问题，现在文强一个“以退为进”的对策，使戴笠茅塞顿开，心情豁然开朗。第二天，戴笠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见面时，便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告诉孙连仲，说返渝后将赴美一行。机毁人亡
1946年，蒋介石突然要求戴笠，迅速到南京开会，戴笠思之再三，考虑还是向蒋介石面谈一切。戴笠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周中，似乎已经预见到某种事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而开始将军统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小范围内给一部分军统特务吹风。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最近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
3月12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在商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顿使郑介民如坠雾里云中，隐约有一种凶险不测之感。
3月13日，戴笠由北平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手告别，并谦逊地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
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军统青岛办事处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发去电报，戴笠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同时，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他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程，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情况。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并于第二日上午11时赶往上海，并指示在青岛机场他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戴笠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40年代世界一流飞机，相当安全可靠。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可以转降南京机场，直飞重庆。
222号专机起飞后，即遇大雾。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约在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遭致暴雨天气，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米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2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10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无一幸免。他们分别是：戴笠，国民党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军统少将；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香港大学文学士；黄顺柏，戴笠保释的汉奸，此次跟随戴笠赴上海与杜月笙合作筹备军统北洋保商银行；曹纪华，卫士；何启义，卫士；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李开兹，机工长。
戴笠专机坠毁后，最先感觉不祥预兆的是军统上海办事处的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
他们按戴笠的指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戴笠，等候3个小时，始终不见戴的座机的影子。他们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命令军统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但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犹如瘟疫一样，引起大家的恐慌。
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上海方面的查询消息后，立即赶到南京机场查询，得知222号专机飞行中曾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但很快中断。
李人士是很冷静的，他经过分析，认为目前的情况，一种情况是222号转降其它大型机场，但现在尚无任何消息证实；另一种情况则是222号在南京地区附近迫降或坠毁。这虽然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想象，但李人士不得不从这方面作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当即向南京四郊地区的军统组织和情报人员发出指令，仔细寻找dc47型222号军用飞机的下落，并派出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四出寻找，打听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命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处询问消息。3月17日下午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通宵不敢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号专机的去向。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紧急汇报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作出两项指令：
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号专机降落的地点，并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
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1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1名报务员，1名外科医生，于3月17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蒋介石作出这两项决定，不单是出于关心戴笠的安全，主要是担心如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222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
当到会的70余名大特务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犹如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谩骂，将如何生存；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1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似的，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任务。谁肯因为寻找戴笠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戴笠的殉葬品？
这完全出乎毛人凤意料，他本来以为会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戴笠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个肯挺身而出。
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哀求地说：“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突然，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由中共控制的红色区域寻找戴笠的任务。
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也非戴笠的黄埔同学，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冒死成行。
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作了一番指示和鼓励，并临时草就一份手令交给沈醉，内容是：“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
又反复叮嘱沈醉：“你如果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们就跳伞下去。不管遇着什么单位的负责人，先出示我的手令，找到戴局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
3月18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222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
当毛人凤得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即向蒋介石报告。
3月19日上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222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公里处的戴山。
只见数日暴风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令人恐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因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
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地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查点，一共13具。
3月19日下午，军统上海办事处将字号的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一心等乘专列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
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已不能分清谁是戴笠，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因雨沟”中捞出的1具尸体是戴尸。他10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身体特征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及。
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路，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乘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个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刚寒，这些平时对戴笠无比“尊敬”的大特务们就脸色陡变，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嚎陶大哭，一边搭乘了1辆大卡车返回南京。3月19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指挥人将死尸先送到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尸放进李崇诗从上海购买的1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一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