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恶除奸
抗战初，军统局在上海对敌军和汉奸的破坏诛锄工作，是非常积极的，使日本受创很大。日本驻上海的特务组织，早把军统局的地下活动视为刺目钉，务必斩尽杀绝而后快。
汪精卫到达上海后，组织伪特务机构，专门对付军统局地下组织，狼狈为虐，事态严重，加以上海部分重要干部的接连叛变，戴笠深深感到，军统局的地下工作，已经由主动攻击优势而陷于被攻击的逆境。如果无法遏制反击，不但敌伪嚣张，明暗易势，而且对沦陷区的民心动向，将会发生不良影响。这一情报战场的胜败，关系到整个抗战的前途。
因此，戴笠除了运用军统局的力量，从艰困的工作环境中，诛锄叛逆，压制敌伪，争取胜利外，还从各方面组织力量共同裁制敌伪。好像奇兵突起一样的，使敌伪防不胜防。
情报组织方面，除了在各地就已被破坏过的残余组织，加强整顿，变更方式，仍留该地继续工作外，还积极扩大增建复式布置。上海为通都大邑，更是当时汪精卫与日敌密谋建立伪政权，企图分化中国的接头中心，所以是汇集情报最重要的地区。
虽然，上海区的情报组织，在王天木、陈第蓉等叛变后，仍能立足，继续维持工作，但所有工作人员与工作方法，向为王、陈等所熟悉，活动起来，难免多有顾虑，同时也随时有再被破坏的可能。因此，戴笠特地遴选一位与军、警界以及上海社会素无瓜葛的书生型人物，到上海去另行建立新的情报组织——上海第二区。
这一位从来没有担任过地下秘密组织工作的人物，就是戴笠在江山文溪小学的同学姜绍谟。
姜绍谟，北京大学毕业，少年得志，北伐以后，就曾经出任过浙江省党委、校长，以及教育部司长等职。抗战开始后，才参加戴的军统局，在重庆局本部工作。当戴与他谈起上海工作遭到挫折，希望他能够去另建新的组织之时，他毫不犹豫，一口承诺。
虽然他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但他很明了当时的处境，很注意把握分寸。他到上海以后，除了书记陈祖康以及与戴笠联系的无线电台是军统局配属的以外，其他工作，完全不凭借军统局的渊源，他不与军统局的有关人员来往，而以他个人过去北大同学和党政工作的关系，逐步地开展工作。知道的人，总以为他是为了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而来上海。
他以此为烟幕，利用伪钱币司长梅哲之和伪文官长徐又琛，从伪府要员陈公博处汇集外交政经情报。并且利用伪海军部长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的弟弟任西平的关系，秘密策动任援道，任因而亲笔上书蒋委员长，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决心拥护中央，并且表示等候国军反攻，他一定捉汪立功，率伪军反正。
对于日敌军部方面，他也找到一位正在敌军特务机关走红的旅日华侨，搜集军事情报。这位日本通很有办法，居然能替姜弄到一张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的汽车牌号，使他能在“禁区”畅行无阻，而不被怀疑检查，这对他的秘密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日本通的关系，日军特务机关的某译电员，也被姜吸收为情报员。于是，很多重要的敌军军事情报，都落到姜的手中。比如有一次敌机决定飞往重庆轰炸设在罗家湾的军统局，就因为姜的预先急电通知，而使军统局得以做有组织的彻底疏散。结果，敌机只炸坏几处空屋，徒劳无功。
姜绍谟在上海的情报活动，非常成功。这说明了戴笠应变的方法，以及用人的时机，的确高人一等，而有独到之处。
加强情报的组织和搜集以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叛逆的诛锄，戴笠当然有所筹划。他认为部分特工之所以背叛，76号之所以嚣张，是因为有个卖国求荣的汪精卫，他们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与日敌勾结越来越积极的汪精卫身上。
因此，如何设法诱导王天木、陈第蓉将计就计，诛锄汪精卫，以自赎自效，才是上策。必不得已，再行诛锄背叛之事。
当时，曾任上海行动组组长的刘戈青，暂在香港避风头。原来，刘戈青于淞沪沦陷后的两个月之内，曾经率领他的行动组，在徐家汇火烧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并且一连执行十一次除奸行动，诛杀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委会主席顾馨一等重要汉奸十余人，威震上海。
1938年大年除夕，刘戈青再次突入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录的私宅，锄奸成功。一时，上海敌伪相顾失色。
日敌特务机关特别以四万元的巨款为悬赏，企图缉捕刘戈青。形势严峻，所以刘才奉命离沪，暂时避留香港。
不久，日特再次猖狂，刘戈青计划第二次返回到上海，接近王、陈而手刃之。忽然接到王天木自上海寄去的函件，怂恿他去上海投汪，“共襄大事”。
情况突变，究竟王的真意如何？诱捕？招兵买马？难以揣度。当即转呈戴笠请示。戴复电叫他赴渝面商。
1939年8月10日，刘戈青到达重庆。戴判断王的真意，当为诱捕献功，贪图赏金。刘以为正可以乘机混入敌人阵营，接近王、陈，相机行事。当然，以敌特对刘痛恨的程度而言，这是相当冒险的。
可是，刘慷慨豪壮地向戴表示：“为了维护组织的工作，整饬团体的纪律，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个人生死问题，请先生不必顾虑。”戴见他出于一片至诚，而且也知道他素具机智胆勇，于是同意他的想法：“不入虑穴，焉得虎子。”
经过一番安排，一星期后，戴命令刘经过香港回上海，赴王天木的函约，同时交付刘两大任务：
（一）策动王天木、陈第蓉，将计就计，担任反间工作。只要有利于国家民族，自可将功折罪。
（二）与王天木密商，诛锄汪精卫。如果成功，不但可赎罪，而且可受重赏。并且拿出一封他亲笔写给王天木的书信，命刘到上海后，当面交给王天木。
这年10月4日，刘戈青到了上海，6日安然和王见面，将戴笠的亲笔书信交给王天木。信是这样写的：
“余待君素厚，弟念数年来患难相从，凡事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似此无负于汝；而汝何竟至背余事逆耶？汝天理何在？良心何存？”
“汝一人投敌，曷为一时失足，容有可谅之处；今复函诱戈青附逆，是汝甘心作贼而欲自绝于国人矣。余今欲戈青来沪，惟念汝现居逆方高位（注：汪许以军政部长职位），有机与汪逆接近，正可乘间为我而图之。故特准戈青重履险地，即为我达此意与汝也。若果能出此，则不惟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项功绩，而邀逾格之重奖也。戴罪图功，此其时矣。望毋负余意，余由戈青代达……”
王天木看完来信，不觉紧张汗流，几乎瘫痪在沙发上，当面应允听从戴的命令，掩护刘接近汪而下手诛戮，以申国法。当时议定乘双十国庆汪成立“新政权”后阅兵的机会，由刘化装为王的卫士，混入阅兵场，相机行事。
可是，汪成立“新政权”的计划，未能如期实现，阅兵也被取消了。刘以为诛汪的行动，最好能在他成立“新政权”之先，才最具意义。何况，他自己是个被悬赏的“通缉犯”，怎能旷日持久？于是一再催促王，迅以具体的事实表现，向戴笠做悔过自新的交代。
戴笠知道刘戈青和王天木接洽的情形，嘉许王天木的决心锄奸赎罪，并且还答应他的请求，送他四万元法币，以为活动工作的费用。可是，王却向刘声称诛汪之事，他一人力量有限，最好能再找陈第蓉加入。刘奉令返沪，本有策陈反正，戴罪图功的任务，当然欣赏同意，于是，在王的安排下，刘和陈见面。
不料，陈第蓉居然开出条件，请戴笠释放他在后方被捕的家属，才肯与刘合作。刘急电戴报告，并且建议迅速派专人将陈的胞妹释送上海，和陈相聚，以安其心。
陈第蓉的胞妹陈第燕，由刘的旧属朱三元送到上海，当面把她父亲的一封信交给他胞兄。陈关切而又紧张地拆开书信，他那位读书识理，精通法律的父亲，却很严厉的在书信上训斥他：
“按古律，叛逆者，罪夷九族，今汝不肖，累及家人；幸蒙优待，未及言诛者，政府之曲容也。如汝尚有天良，当思戴罪图功，否则，噬脐莫及矣！”
陈第蓉看到他父亲的书信，尚在犹豫，他妹妹陈第燕却跪在她哥哥面前，声泪俱下，要求陈不再做汉奸，否则她宁可跪死，也不起来。陈无奈之下，只好表示：“为了不使父母伤心，从此改过，不做汉奸。”陈第燕看到她哥哥应允不再做汉奸了，才起来兄妹相见。
刘戈青向陈交代此事以后，问起陈诛汪反正之事，陈约他等待时机，随时联系。
谁知，陈劣性不改，借口加强彼此联系，与刘几次酬应以后竟然亲自开车，将刘诓到76号伪特工总部关了起来。显而易见的，陈弟蓉不但不知悔改，而且也出卖了刘戈青。
当时，76号伪特工总部的严刑拷打，是出了名的“阎王殿”，刘戈青自揣必受摧残。不想第二天，76号的要员李士群亲自和他晤谈，把刘从监牢内请了出来，待以宾客之礼。
几次谈话，甚至对饮小酌。一方面劝刘参加他的特工总部，许以京沪方面的要职，“共图大事”；一方面想以轻松的友谊气氛，套问刘此次奉命来沪，究有几人？以及军统局在上海的虚实。
刘戈青意志坚决，态度严正。除了暗示他已准备随时牺牲，不愿与李等“共图大事”外，还虚虚实实的称赞军统局在上海力量的强大，甚至只要他随便打出去一个电话，就会有人冒险来看他。
李士群对刘的话将信将疑，装出一片爱惜英雄好汉的豪气，向刘表示：“电话就在旁边，可以马上打出去。如果你的人真的能仅凭你一个电话，就不顾一切后果的跑来看你，我可以让你们自由交谈，绝不派人监视。”
刘立即打电话给朱三元，朱三元本来是刘戈青的主持上海行动组时最得力的干部，接到电话，毫无顾忌地应约赴难。最难的是，还有位不是军统局的商人包天擎，却以友谊的立场，陪同朱三元身入虎穴。
朱、包二人迅速如约而至，顿使李士群又敬畏又嫉恨，更想尽量利用刘来对付军统局。另外，既然假装慷慨的姿态已经摆了出来，只好“大方”到底。于是当局对刘、朱等恭维他们的肝胆相照，不愧为真正讲义气的朋友，一面吩咐手下不准监视他们，尽量给他们方便；一面很客气的道了“少陪”。
这时，刘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向朱等倾诉，除了对包天擎的见义勇为，特致谢忱外；当即写了张纸条交给朱三元，叫他带回去密呈戴笠；上面写道：
“受命来沪，原拟乘机击逆首悬于天下，孰料天不假其便，数月来迭遭变故，今更身人樊笼，自问必死。此间处境虽万分恶劣，必要时决心一死，上报知遇之恩；下卖方命之罪，绝不以团体的生命，换取个人的自由。兹乘三元兄之便，谨奉寸柬，以明素志；并托带还赐表，呈于钧前……”
除了这封书信，再看到手表，不觉感动流泪。原来，当时一只名贵的手表来之不易。戴雨农为了激励部下工作，常拿来赠送给有功的人，一则使其感到光荣和珍贵；同时也可以因为时间准确，不致误事。刘的这只手表，就是他在上海诛锄汉奸后，戴赠送给他的。现在退还赠表，实在是意义深长。
朱三元安然走出76号，回到重庆，报告戴雨农，包天擎却以朋友身分，每隔三两天，就跑去探望刘戈青，送衣服送饮食，相当殷勤。
自刘戈青被陈第蓉诱捕后，加以青岛、北平的组织，仍然因为王、陈背叛的关系而相继被破坏。戴雨农觉得，他对人的失足，已充分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且有求必应，真可谓仁至义尽了。
既然王、陈等已无悔过反正的希望，于是由他自己策划诛锄工作。他很了解王天木和他几个亲信人物的关系，所以他找到一位出乎叛逆的防范想象以外，而事实上最适当的高级干部去秘密进行。这位干部，就是常在北方活动，而和上海的工作殊少往来的吴安之。
吴安之到了上海，找到王天木的保镖马河图，以同乡的情谊和国家大义组织的精神来感动他，并且对他下达戴笠的命令，让他做诛锄叛逆的执法者。马河图虽然受王天木的恩养，但他也素来敬重吴安之的为人正直诚笃，更慑服戴雨农的威严。吴对他开导说：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留芳遗臭，在你一念之间；将功折罪，锄奸自效，才有光明前途。”
经过反复开导，马幡然醒悟，慷慨接受命令，吴安之还叫他与戴雨农已经安排好的内线行动人员丁宝林和许清江，联络合作，相机行事。
1939年的圣诞夜，正当王天木、陈第蓉、何天风等与几个日本汉奸在舞场行乐之际，马等动手锄奸，当场杀死陈、何二人；王天木刚巧离座上厕所，幸免脱去。但事后，因为马河图是王的亲信保镖，而事发之时，王又离去，敌伪怀疑是受王的主使，而将王逮捕审讯。
马河图一击成功，吴安之立即偕马离沪，同赴河南，许、丁也离开上海，回到后方。不久，奉到戴雨农的命令，派马河图为新乡行动队队长。马感奋之余，非常尽力，曾经渗入日军新开辟的飞机场，炸毁九架敌机，炸弹四千余箱，烧掉汽车仓库两座，汽油七千余桶。
李士群既无法使刘戈青变节，收为己用，也未能从刘的口中夺取任何秘密，迫于无奈，只好实行强硬手段，对刘严刑虐待，一直到1940年5月，刘才找到机会脱逃，回到重庆。赴命太行山
1940年，国民党军队为了控制黄河北岸的广大地区，在第一战区的统辖之下，已设有三个主要军区；西边是中条山军区，中间是太岳山军区，东边是太行山军区。中条、太岳接连在一起，南临黄河，控制在我驻军手中，与后方交通非常便利。只有太行山区，才是惟一孤悬在敌后的抗战根据地。
太行山军区，东西三百多里，南北两百多里。北面是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区域，实际上是一条战线，随时掩护，相互支援。东边是平汉铁路，南边是道清铁路，西边是白晋铁路、潞泽公路、晋博公路。这三方面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都驻有日军，形成对太行山的大包围态势。太行山军区又分为东西两区，东区由廿四集团军庞炳勋负责，有四十军（庞兼军长）和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西区为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名义上列入廿四集团军序列，但仍受三十四集团军胡宗南节制。
戴笠对太行山区的重要性，早有认识，也早有过安排。
1937年8月，南口战役结束，敌军继续西侵的趋向日益明显，戴雨农即下令成立晋绥察区，派李果谌为区长，驰赴太原，就近加强部署并负责指挥三省的情报工作，其后敌军南犯，太原失守。为牵制敌军，必须组织民间武装，建立基地，从事敌后游击不可。戴笠于是与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密谋此事。在汤的支持之下，授予李果谌十三军游击司令的番号。设司令部于太行山，策联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民间武装，组成游击队，共达三万人。不仅用以袭击敌伪，而且可以扼制共军。后来国民党中央决定封锁黄河，并以敌后游击任务，专付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以及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吾。李果谌只好将部队交给孙、张收编。
不久，由于“华北督导团”在中条山区的表现，同时，军统局在山西的情报组织于1940年5月，遭敌伪破坏，被捕去七十余人。因此，戴雨农考虑到如果能派人前往太行山区，一面组织群众，加强军民合作，发挥像“华北督导团”那样的作用；一面以武力为后盾，加强山西方面的情报和行动工作，打击敌伪，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于是他和他的密友、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将军谈起此事，胡也有同感，乃由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具呈军委会，请求派一熟悉晋东南情形的专员，前往太行山，协助军队工作。军委会批交军统局办理。戴雨农把这一项艰巨的任务，交付给山西人乔家才。
当时，戴雨农除了派乔家才赴太行山，同时也派刘培初去湖北恩施的第六战区工作。乔和刘，都担任过军统局督察室主任，也都有一种严厉的性格，往往声色俱厉，不顾一切。戴雨农用其所长，大度包容，可是出外应付复杂环境，所与共事的人物，品类大异，各人的心性不同，不可以军统局的情形去衡量别人。
因此，戴雨农借替他们饯行，把酒畅谈的机会，以轻松的谈吐，对他们加以匡正。诱导他们对任何事情，不要仅看到局部的或者一时的缺点，就对整个的事态，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和责难的论断，而必须从大处看从好的一面看。同时，希望对一个人或一件事能够改正缺点为优点；在纠正的方式上，也有比严厉批评更好的方式。他并且说个比喻给他们听，他说：
“我们军统局的高级干部湖南人最多，浙江和广东人次之，山西人最少。如果以山西人的生活习惯来看湖南、浙江、广东人，你能看得顺眼吗？”
“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我们对于一个人，不能求其全。只要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就够了。”
他这番叙谈，既不伤乔、刘的尊严，也达到了训导的目的。乔、刘了然悟之，很愉快地向他辞别，各自踏上征程。
1940年，乔家才以军统局晋东南站站长的身分，自重庆携带无线电机出发，途径西安、洛阳两地，选调了十个人，同往太行山。
范军长见到乔家才，看到戴雨农带给他的亲笔函件，非常欢迎，当即宣布他为廿七军军部参谋处副处长兼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当然，这项职位，只是一种足以使他开展工作的合法身分而已，并不要求他真的去参加参谋工作。
军区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廿七军的设计委员会，由军长、军参谋长、各师师长、党部专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书记所组成；另设一主任，负实际责任。各县县长，由设计委员会委派，但事实上由军部和各师所瓜分。虽说表面上已构成一个战地政务的形态，但是所推行的地方行政，除了征购粮秣、兴办学校和出刊报纸，有较好的成绩以外，其他加强军民合作、发动群众力量等等，乃是徒有虚名。
而最成问题的，却是关系军区生死存亡的军事情报。当时，军中的情报，完全依赖部队的谍报组，而谍报组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智识水准与技能训练也不够理想。有些便衣人员，进出敌前敌后，往往与地方上坏人相互勾结，为非作歹；稍不如意，就诬指他人为汉奸。以致人民对便衣情报人员，存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哪里还能搜集到可靠的情报？更严重的是有些便衣人员，甚至还被汉奸收买，出卖情报给敌伪。
因此，乔家才认为要完成太行山的特种任务，改善情报工作，实为当务之急。他决定一方面以军统局的工作人员为中心，在各县建立属于军统局的秘密情报组织；另一方面则设法健全各县党政机构的情报工作，而以筹办短期训练班为开始。
在范军长的大力支持下，短期训练班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加上灌输新的观念和技术给他们的部下，部队的情报业务也开始面目一新。
加强军民合作，太行山已经有个设计委员会的组织，这与“华北督导团”不同，何况，“华北督导团”是直属军委会的公开机构，有团员五百人之多，而军统局的晋东南站，只是个秘密情报机构，乔家才本人只是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因此，这项工作，必须因势利导，相机推动廿七军自身在这方面多所努力，力求改善，而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由乔家才和东南站来直接参与处理。
不久，一件足以改善军民合作关系的事件发生了：乔家才奉范军长命令，调查游击队和“联庄会”的冲突纠纷。
当时在太行山区，廿七军指挥两个游击纵队，分别活动于河南省的辉县与修武。纵队的编制很大，纵队长是中将军衔，担任司令官的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老前辈，可是纵队的兵员并不多，素质也不齐，纪律也不好，要粮要钱，增加人民很大的负担。
河南的民众非常强悍，为了自卫，大都有武器、有组织。辉县的沦陷区，就有个“联庄会”的组织，曾经向辉县县政府备过案。本来对国军抗敌防共都是有帮助的。可是，却因为受不了活动于辉县的游击队的征粮骚扰，以及便衣谍报人员的欺凌勒索，以致常常发生纠纷，甚至在少数人的激愤之下，秘密处决了几个便衣人员。一时双方矛盾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于是，游击纵队的张司令一再向廿七军军部报告辉县的“联庄会”是汉奸组织，杀害纵队队员。军部转报第一战区长官部，长官部转请河南省政府查覆。省政府根据辉县县政府的报告，答复长官部，说明“联庄会”不是汉奸组织，而是游击队纪律太坏；“联庄会”为了防止他们的骚扰，是种出于无奈的“自卫行动”。
双方各不相让。游击队为了报复，为了催粮，竟然把“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扣押在司令部，假以汉奸罪名。“联庄会”当然不服，气愤汹汹的轰闹起来。此事如不迅速合理解决，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
乔家才奉命之后，派河南人杨庆明深入敌后，做公正而详实的调查，彻底地了解真相。
原来辉县县政府为了供应国军的军粮，不得不利用“联庄会”的组织控制敌占区民众。“联庄会”既然居住在敌占区，又要向国军供粮，就不能向敌伪应付；如果从某一种角度说他们是汉奸组织，那也不是过份，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怀疑。而且，游击队勒索骚扰，有人失踪也是事实。
但无论如何，把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当作汉奸扣办，激起众怒，总不是办法，同时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向范军长建议“不要为了游击队的问题，而损害到军民感情”，主张把李会长的儿子释放回去，双方和解。
可是军部既已经向长官部报告过“联庄会”是汉奸组织，现在又和解，多少有点出尔反尔的顾虑，加以游击纵队张司令的坚决反对，他的建议没有被接纳。
可是，他并不灰心，而再接再厉的进行疏解劝说，尤其对张司令，除了阐述“抗战是离不开民众的；激起众怒，陷国民于不义，是最要不得的”道理以外，还把戴雨农勉励他：“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的话头，复诵给张听，并且加以引申发挥。张司令感悟之下，欣然接受他的劝告，赞成和解。
于是，由廿七军下达命令，立刻释放“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送到军部；由乔家才派杨庆明护送交辉县县政府，并且责成戴县长，严戒“联庄会”不得再有危害游击队人员的情事。如果游击队人员确有不法行为，可以押送军部，一定秉公法办。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由于“联庄会”和游击队冲突事件的和平解决，使太行山区的军民合作，无论是精神的启发灌注，以及业务的改善增强，都发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联庄会”的民众，对于此后军统局的搜集情报和爆破行动工作，也充分予以掩护和支援。
从1941年2月起，日军连续进犯黄河北岸的三个山区。等到战事结束以后，虽然廿七军仍然返回以陵川为中心的防地，仍有足够力量保卫太行山。可是，乔家才却发现军政的配合不够，于是，他和范军长讨论此一问题。
本来，地方行政不仅是替军队征购粮食，还要联络敌区民众，帮助我军，对付敌人，可是各县县长都是由驻防的各师所派；他们本来是军官，又不是当地人，所以军政的配合，平常就做得不够；再加上战事发生后，部队一撤退，县府也跟着走了；使地方上成为无政府状态。因此，乔家才向范军长建议改由当地的地方人士当县长。
范军长和所属的三个师长都很尊重乔的意见，于是，除了陵川不是敌区，由军长委派杨玉钰担任县长以外，其余壶关的马子骏、长治的聂吉甫、高平的姬梅轩、晋城的张子仁，都是由乔推荐的。
各县的行政组织调整以后，首先乔和他们确定一个原则：县政可以以军队武力为后盾，但不完全依赖他生存，而必须设法以县的民众为基础，依赖民众以生存，所以决不应有随军队进退的打算。在此原则之下，他们都能把行政推行到军队的步哨之外好几十里，直接接近敌人的地区，成了军队的外围；每天过着战斗生活，随时警戒，随时行动。其中尤以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发挥的作用最大。
敌占区的民众，往往自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前来接洽送款，提供敌情动态。因此，不但太行山区的军政配合和群众运动工作向前迈进一大步，而且也可对军统局的打击敌军有很大的帮助。
戴雨农自从派乔家才赴太行山以后，为了加强敌后的组织发展，联系工作，即从各方面不断给予支援。除了把原来设在晋东南的若干直属组织配属给乔指挥，还陆续的从后方增派无线电台和新受训的青年，输运枪支弹药和爆破器材。乔有了充裕人力物力，加上他在山区对军政配合和接近民众的努力，局面已经打开，因此，很快的在长治、高平、晋城、修武、辉县、新乡、春城、兰封等地，建立性质不同的特种工作组织，除了经常搜集情报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敌军的行动破坏上，以配合军统局全国性的打击敌伪。
在许多袭击敌人、破坏交通和矿井的事件当中，最使敌军疲于奔命而感到束手无策的，就是有计划的大规模破坏敌军军用电话线。军统局的工作人员，联合当地的军政人员和敌区的民众，在乔家才命令之下，曾经在一个夜晚，把敌军在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架设的电话线，全部割取下来，运回太行山区。并且利用这些电线，架设起以廿七军部为中心，向东通到太行东区的新五军，向南通到修武县政府的电话线。
敌军为了防止电话线再被破坏窃取，想出很多毒辣方法，比如责成当地民众负责看守，否则加以残害；以及在电杆上绑手榴弹，下面埋地雷炸药等等，都因为敌区民众充分和军统局人员合作，而能事先防范，避免受到伤害。
敌军电话线一再被破坏，毫无办法，居然以长治司令官名义，用飞机投一封致范军长书信，大意为：“你强迫支那良民破坏我们的电话线，你们中央不应有此行为，希望此后不要再来破坏。”
乔家才建议范军长，用副官处蒋处长的名义，回复敌军一封义正词严的函件：
“破坏电线之事，是出于中华人民的爱国心和复仇心。因为你们行不义之师，侵犯我国，到处奸掳残杀。今后不但继续破坏电话线，而且还要阻绝你们的交通，截断你们的粮源。如果你们想保全性命，最好放下武器，赶快回日本去。”张“大帅”也得除
八一三之后，中日两国军队从上海一直打到武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一方面由于国民的压力，指挥抗战，战场规模越打越长；一方面与日方秘密和谈，谈判也越谈越深。戴笠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扮演了一个既是除奸杀手，又是和谈能手的重要角色。
早在戴笠从香港撤退到武汉不久，就开始下令各沦陷区的潜伏组织积极展开除奸活动。
展开除奸活动较早的是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这年年初，戴笠从汉口发电报给陈恭澍，命令他制裁伪华北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和汪时景。陈恭澍奉命精心筹划准备，于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57分，在北平煤渣胡同东口，对乘车行驶的王克敏实行狙击，但王克敏仅受伤，而与他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却被当场打死。事后，参加狙击的行动特务兰子春、徐自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遭到杀害。
开展除奸活动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上海。上海沦陷后，汉奸活动猖獗，戴笠电令军统上海潜伏区长周伟龙，指示他对与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的卖国巨奸坚决进行制裁。周伟龙受命后，立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先后将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周凤岐、伪外交部长陈录等汉奸击毙。
戴笠对上海局势最为担忧的是张啸林的叛变投敌。蒋介石在西撤上海前曾多次交代戴笠，“上海的阵地不能丢失”，并要戴笠动员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离开上海到内地。
结果，黄金荣以年老体弱为借口，不肯离沪；张啸林则认为杜月笙走后，正是自己独霸上海的良机，故也不肯离沪。日军攻占上海后，很快看中了张啸林在上海的势力，要拉张啸林维持局面。张啸林本是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帮会流氓，于是一拍即合，欣欣然当起了汉奸，并建立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为日军的经济掠夺效劳，乘机大发国难财。
张啸林在上海的一举一动，杜月笙在香港、戴笠在汉口都十分关注。
从杜月笙来说，他深知黄金荣已经老朽昏庸，在上海难成气候，唯张啸林野心勃勃，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况杜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张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假若张翻脸不认人，这就会严重威胁到杜在上海的地位和利益。但是，杜顾虑到与张结拜兄弟的名声，还不想对张立下杀手，以免在江湖上引起非议。
从戴笠来说，他深知张啸林的恶势力遍布上海各个方面，在租界内也有一批门徒。如果让他和日军结合在一起，“孤岛”租界就会很快被汉奸势力把持，军统在上海的处境就会更加艰难，甚至会被完全赶出租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考虑对张啸林应有个对策。
要制裁张啸林，没有杜月笙的理解和支持是不行的。于是，戴笠于1938年5月利用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的机会，电邀杜月笙到汉口。
在谈话会的间隙，戴笠宴请杜月笙，并邀请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陶百川及杜月笙的心腹弟子、上海市党部委员陆京士、汪曼云作陪。
戴笠要设计对付张啸林，不与杜月笙私下秘密讨论，却要等杜的弟子学生在场的情况下提出来，这在戴笠来说，本是看透了杜月笙的心事。戴笠是久经江湖历练的人物，素知杜月笙这种靠“帮”吃饭打天下的帮会人物讲究沽名钓誉，重视江湖名声。现在有陆、汪等人在场作证，可见得将来传闻出去杀张之谋出自戴笠，与杜无关，而杜却可以从中斡旋。
席间，戴笠与客人先谈了一番风花雪月、东南西北。饭后，吴开先、陶百川先后辞退，席间只剩下杜、陆、汪3个人。
于是，戴单刀直入地对杜说：“杜先生，大帅（张啸林）是不是转不过身来？”
杜则谨慎地回答：“这也谈不上转不过身来与否，我想或许还是由于我们相隔较远，传闻失实吧？”
杜的语气重在替张做辩解，以表明自己与张无关。
戴笠听了杜的话，双手在胸前打了个八字，唔几声，在室内的地板上兜了两个小圈子，又突然用右手拍拍杜的肩胛，说：“杜先生，你要大义灭亲！”
陆京士、汪曼云见此情景，神经也紧张起来。
杜似乎很激动地说：“我的人决不杀他，毕竟我们是结拜兄弟。”
杜的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戴笠一时不好相强，但心中却认为已达到了目的。
于是，戴把话题一转，直接对从上海沦陷区赶到汉口开会的汪曼云说：
“曼云兄，你回上海对他们说，要再是这样搞下去，别说我要他的脑袋。”
汪听了只好随声唯唯。在归途的汽车里，杜有意对陆、汪两个人说：
“听雨农今天的话，我替张很担心哩！”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戴笠已经暗中布置上海区对张啸林拟订制裁方案，并伺机实施。
在布置对张啸林采取行动的同时，戴笠对原北洋军阀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下达了密杀令。
唐绍仪本不至死，但是因上海区得到唐绍仪与日方专使拙井接触的情报，戴笠极为重视，曾通过杜月笙电邀唐绍仪到香港，但遭唐拒绝。戴笠由此分析唐绍仪已经答应了日方的条件，准备出山搞维持会，于是下令周伟龙给予制裁。周伟龙组织军统特务，于1938年9月30日上午，在福开森路唐宅的客厅里，用利斧将唐绍仪砍死。
不料唐绍仪被杀，却引起了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唐绍仪落水当汉奸的说法并没有证据，因而纷纷找蒋介石告状，并提出要上海法租界缉拿凶手。
蒋介石也认为对唐绍仪杀之过早，但又不好由此责备戴笠行之过份。只得以他自己的名义，给唐家发出一份唁电，发给治丧费5000元，并用国民党政府名义明令褒扬。就把这场血案遮掩过去了。
蒋介石遇事惯骑两头马，即使在中日关系这样的国家大事上也是如此。一方面炮火连天，兵戎相见；一方面唇枪舌剑，信使往还。打是真打，谈也是真谈。这在蒋的如意算盘则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和；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仅在武汉保卫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掌握的与日方和谈的渠道就有3个。
第一个与日和谈渠道通过行政院长孔祥熙进行。由孔派出自己的亲信学生、行政院代理秘书贾存德与日本大亨、民间人士萱野长和秘密接触，宋美龄曾亲临指导。
第二个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侍从室二处陈布雷、周佛海秘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潜赴香港、上海、东京等地，与日本军方特务影佐祯昭进行接触。
第三条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戴笠的军统特工渠道与日本军方代表、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在香港、澳门多次进行会谈。这就是被日方称之为“桐工作”的谈判路线。这是因为日方当时对其他渠道的和谈能否迅速有效地直通蒋介石身边表示怀疑，因而在香港积极活动，希望能找到一条直通蒋介石的谈判捷径。
这个消息被日本驻港铃木特务机关成员张治平得到，张治平是留英学生、军统香港区通讯员。于是张将此消息通过香港区长王新衡密报戴笠。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决定迎合日方的愿望，密派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长相十分相似的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日方进行会谈。
同时，戴把这项工作交给军统国际科敌伪股具体承办，并指定邓葆光为第一承办人，其他任何方面、任何人不得与闻。所有来往电报，由译电科直送戴笠，由戴亲自面呈蒋介石。戴笠并为此秘密去香港进行布置和指挥。最后，双方商定由蒋介石、汪精卫、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三巨头举行会议。板垣征四郎是日本政府内著名的强硬派，原先对蒋介石持坚决的排斥态度。在“桐工作”中，板垣指令今井武夫对蒋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使蒋难以接受，结果“桐工作”失败。期盼新欢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发动了对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空军的袭击。
美国海军部是在日军发动袭击前80分钟才破译出日军可能在太平洋附近有大举武力行动，赶忙通知珍珠港，可一切已经变成了现实。
戴笠对此幸灾乐祸，这是这帮美国佬傲慢的代价！他想起几个月前的事就生气，自己辛苦破译的电报，送给美国海军部情报总署时，这些美国佬竟然以嘲弄的口吻说：“他们这是破坏美、日关系，拿些文辞来糊弄人！要说这帮黄色人种能掌握译电技术，得等到咱们孙子给他们的孙子起名时吧！哈哈！”
如今报应来了，美国看来也要和日本人作战了！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本来是一片安谧和平温馨的景象，可战争打乱了一切，行人纷纷议论“珍珠港”事件，推测罗斯福总统可能采取的行动。
巨大的乔木针叶树在寒风中挺立，时而发出呼呼的吼声，罗斯福在他的白宫内也感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打破了美国在军事上继续利用中国抵抗日本，而自己不参战的可能性。忍无可忍，毋须再忍。
同一天，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美日战争全面爆发。日美开战，重庆的国民党官员大都认为意义深远，前途光明，抗战必胜。顿时，山城重庆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的热烈情景：冷清的街道变得喧闹起来，报童扯着嗓子在卖号外，以前不景气的生意却由于人们潮水般涌来争相抢买报纸变得红火起来，报童心中高兴，那些拿着报纸的人们更是高兴，他们读着美日开战的新闻，相拥相闹，叫嚷声盖过了车辆的嘈杂声。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更是欢腾一片，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做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
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作战，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终于打起来了！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了。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5亿美元，10亿美元，甚至更多，国民政府的各个机构都在等待着美梦成真的时刻，戴笠更想，他同三个副手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也期待着这一切的到来！
美国海军情报总署的办公室里空气异常沉闷，浓厚的哈瓦那雪茄混着其他纸烟味，一阵阵袭过来，呛得一些人不断咳嗽。
美国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拼命地吸着雪茄，阴沉着脸一言不发。李威廉少将与海军中校梅乐斯两人也端坐在那里凝视着诺克斯。
其他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整理着文件，梅乐斯不会吸烟，脸被涨得通红，一会儿只见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一份电报走到了诺克斯的面前道：“部长阁下，是这份电报吧？”
诺克斯吐了一大口烟雾，接过电报看后道：“迅速与驻华大使馆武官迪帕斯联系，叫他就近与这个戴笠联系一下，这些黄色人种也能破译出如此准确的情报，不简单，希望能说服他们以后能提供更多的日军情报。”那人应命而去。
李威廉少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是主管情报总署的长官，这次他是有责任的，便讪讪地说道：“要不要我们通过驻美的中国大使馆向中国政府致歉呢？”
“您看呢？少将？”诺克斯又点燃一支雪茄，耸耸肩膀，反问道。
“哦，应该。”
这时，工作人员又拿着一份电报，恭敬地递到诺克斯的手中道：“这是迪帕斯的回电。”
诺克斯一扫电报，只见上面写道：
“戴笠，中国政府军统局局长，破泽技术较高，前几日得到日军炸击英舰艇的电报，英政府并不相信，后成为事实，英‘威尔士亲王号’被日本人炸沉，英国上下震惊，并向中国方面致歉……”
诺克斯又是一惊，不亚于得知珍珠港被袭的消息，威尔士亲王号是英国最新、威力最大的军舰，刚刚开到远东征战，就被日军炸沉？诺克斯惊魂未定地把电报送到李威廉与梅乐斯手中。
诺克斯一摆双手，“来人，马上给我们安排一下，我们要在华盛额大饭店会见驻美中国大使馆武官肖勃……”
此刻，在山城重庆，在曾家山戴笠的公馆，戴笠正搂着情妇余淑衡的腰肢，嬉笑打闹。
忽然贾金南推开屋门，走了进来，这种情形他见得多了，也不回避，道：“先生，美国驻华大使武官迪帕斯来见您。”
戴笠一听，哈哈大笑道：“说来就来了。淑衡，穿好衣服，给我做翻译去。
两人走进客厅，已看到了气宇轩昂的迪帕斯。等迪帕斯用艰难的华语说明来意，并对戴笠大加赞赏之后，戴笠更是眉开眼笑，他早就想利用英美势力来充实军统的电讯器材和武器装备，以抬高自己和军统的身份。
早在此前，英国大使柯尔奉女王之命提出要求，在中国设立中英合作情报研究所和一支游击队，由中国出人，英国负担经费和武装。老蒋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戴笠，戴笠心里也清楚，英国人的目的是为了要保护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地，而他自己则可乘机进一步扩大特务武装。
于是很快在重庆成立了“中英合作情报研究所”及“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由周伟龙任司令。当时，英国远征军蒙巴顿元帅派了40名青年军官来华学习游击战术，周伟龙便举办了一个西南游击训练班，培训这批英国军官，为日后中英合组的游击队做准备工作。
在与英方合作中，戴笠均让周伟龙去干，自己很少干预。对于美国方面，戴笠则亲自出马。
戴笠敲拨着如意算盘：“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必会加重在亚洲的军事投资，那么自己的军统便趁机可以得到扩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大声地答应了下来，显得极为豪爽。
华盛顿大饭店，高雅豪华，气派非凡。肖勃一走进大厅，远远便看见了诺克斯、李威廉、梅乐斯三人。
肖勃名义上是外交人员，但实际上是军统美国情报站站长，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擅长外交，因此得到戴笠的赏识与重用。
“尊敬的武官阁下，我国政府打算派遣梅乐斯中校……”诺克斯一指身旁的梅乐斯中校向肖勃说道：“去中国，建立一些海军基地，以便为我国将来在中国沿海登陆做准备，对日作战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关系到我两国的荣誉，不知阁下是否能予以协助呢？”
肖勃摇了摇酒杯中的冰块，思索了一会儿道：“贵国政府能与我国同仇敌忾，我是很欢迎很高兴的，不过我得向我们的委员长请示，我想事情很快会办妥的。”
诺克斯问了一声：“委员长？”
“就是蒋介石先生。”
不几天，肖勃便向诺克斯通知了蒋介石的回电，同意梅乐斯中校去中国，并指明戴笠协助。
梅乐斯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充满出奇的向往，或许还能看见只有史册上记载的古服皇亲吧？
为了能完成海军部布置的任务，他掌握了一些应该了解的事情，包括有关戴笠个人的问题。他还记得威廉少将临别时对他说的话：“看来，我们对这些黄种人不要太傲慢了。”
但不久梅乐斯便对戴笠产生了偏见。当时梅乐斯对戴笠一无所知，肖勃便道：
“戴将军是委员长幕僚中的一位极重要的人物。他是个很好的人，完全可以安排你的一切。”最后又补充说：
“只有在戴笠的协助下，你的任务才能轻而易举地完成。”
梅乐斯没有完全听信肖勃的话，而是跑到美国国务院和陆海军情报署去阅读有关文件，偏见这时便产生了。
梅乐斯看到当时在重庆任美国驻华大使麦克胡的一份报告中这样介绍：“……戴笠是一个出名的刺客，是一个‘盖世太保’似的神秘组织头目，那组织在上海时被称作‘蓝衣社’，他还成立了专门囚禁政敌的‘集中营’。据说他非常不喜欢外国人，因此，绝少有外国人能够见到他……”
麦克胡是梅乐斯中校的同学，加之一些中国友人也说戴笠声名狼藉，梅乐斯大失所望，一时没了主意。
可军令如山，1942年的4月，梅乐斯还是硬着头皮向中国飞去。在此间他又在斯里兰卡（当时名为锡兰）停留，找到李末斯上校打听戴笠，然而这一切都未避开戴笠的耳目。
戴笠在曾家山公馆会见了梅乐斯中校，余淑衡仍坐在一旁做翻译。当梅乐斯谈到中途曾在锡兰、科伦坡停留时，戴笠不悦地问：“你去那里的目的是干什么？”
“为了会晤美国海军上校李末斯，他是我的老朋友了，看他那里日后是否能做我的物资转运站和无线电播音站。”梅乐斯中校发现戴笠脸有不悦之色，谨慎地回答道。
戴笠听后，满意地点点头，立即转换话题问：“中校先生愿住在城里，还是乡下？”
“随便哪都可以，我打算去华南沿海看一看。”梅乐斯此行的目的就在于此，从戴笠的几句问话中，他已觉察到，在印度、锡兰都有戴笠的耳目，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不征得戴笠的同意，他去沿海视察的愿望便难以实现。
不料，戴笠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此后两人交往谈话都颇感对方心意诚挚，梅乐斯对戴笠的偏见与戒意慢慢消失了。
梅乐斯对麦克胡说道：“戴将军是个很爽快的人，将来合作一定十分愉快。”
麦克胡仍坚持己见，冷笑道：“你太幼稚了，老朋友，这些中国人，尤其是戴将军，有时嘴上回答得很好，可实际却远非如此。你要知道，英国派来的代表团，正要离开他们返回印度。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位戴将军不肯接受他们保持作业控制权的要求。”
梅乐斯一笑，道：“戴将军是对的。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也会要保持作业控制权的。”
这几日通过他与戴笠的接触，慢慢懂得只有尊重对方，事情才会好办，而不应该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
中国沿海的自然风景使中校着迷，同时也因此次戴笠能亲自陪他而感到高兴。
这天，他们一行来到了福建浦城，正待进城，戴笠却收到敌机要来轰炸的情报，于是驱车向野外奔去。不一会儿，十余架敌机在浦城上空进行了轰炸。
“噢，戴将军，你们的情报真是准确。”梅乐斯恨不能亲自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情感。
戴笠这次出动也是冒了极大风险，但同时也想赢得美国佬的好感，便“舍命陪君子”，命令特务们一有动静便立即汇报。此刻，余悸稍平，看着梅乐斯如此动情，便对翻译刘镇芳说道：“你告诉梅将军，他们美国希望在中国做的许多事情，像气象报告，海上飞机、军舰的指示，关于敌军的行动意向等项作业，都需要保护。因此，我希望美国政府能提供资金装备，培训5万名游击队员，以保护这些措施……”
梅乐斯听罢，用英语大声答道：“ok！”
梅戴二人握手表示合作愉快，此刻二人间达成了默契，戴笠的话梅乐斯一般执行不误，梅乐斯的话戴笠更是言听计从，这一段时间戴笠很少发火，或许也是得自梅乐斯的忠告。
“我期待着我们的合作达到一个高的顶点。”戴笠举杯对梅乐斯说道。
“我想会的！”
带着对戴笠傲慢与偏见的冰释，梅乐斯回到了美利坚向海军部汇报情况去了。
重庆的雾仍然很浓，戴笠此刻又有了新欢胡蝶，在温柔富贵乡中，戴雨农仍是念念不忘中美合作……合作的鹰犬
1943年4月15日，在重庆军统乡下办事处大礼堂，举行了中美合作所合同的签字仪式。
会场布置得十分肃穆庄重，主席台正中竖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美国的星条旗，由于没有风，这两面旗帜都低低地垂下。
美国方面除梅乐斯中校以外，罗斯福总统还派来了当时的海军部长诺克斯和自己的私人代表鲁斯。中国方面原定由外交部长宋子文和戴笠共同主持签字仪式，后因宋子文临时有要事，不能出席，才改派外交部常务次长胡世泽前来参加。
墙壁上的钟表嘀嗒作响，军统局的所有负责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以及八大处处长，还有几个美国人整齐地站立在谈判桌两旁，只听得钟声镗镗镗敲了5下，恰好是下午5点整。礼堂的大门被推开了，只见前面走着的正是满面春风的戴笠，一同进来的诺克斯、鲁斯及胡世泽也都频频向热烈鼓掌欢迎他们来到的郑介民等人表示谢意和友好。
几人落座后，戴笠说道：“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是中美两国政府努力的结果，以后大家要齐心协力，愿我们合作愉快。”接着他把手下一一介绍给了诺克斯与鲁斯。
“现在，宣读合同内容。”
戴笠将合同递到潘其武的手中，只听潘其武读道：
“（一）中美双方（中方由军统局代表，美方由海军部情报总署代表）为了共同对日作战，进行情报合作，合组一个情报机构，定名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二）军统局尽可能地提供给美方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一切情报。
（三）军统局应尽力协助美方在中国沿海及内地指定地区，建立气象和水文研究机构及无线电台。
（四）军统局应尽力协助解决美方人员在华期间有关食宿及交通方面问题。所有美方人员在华一切生活费用，由美方负担，先由军统局预付，后按期由美方偿还。
（五）美方愿无偿地供给军统局必要的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和交通医药器材。
（六）美方人员在华如有失踪及伤亡等意外事件发生时，军统局应尽力协助设法寻找和救护，并应保护美方人员在华的安全。
（七）所有在中美所的美方人员，一律享受外交人员的待遇。
（八）此项合同，经中美双方的元首批准签字后生效。
（九）如有未尽事宜或新的技术合作，经双方元首批准后派代表补充签订之。
（十）此项合同，用中英文各写两份，同等有效。”
从此，在重庆的磁器口杨家山，便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如果说，赢得胡蝶乃是戴笠私生活中最得意、最自豪的事情，那么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则无疑成了他事业上最得意、最自豪的事了。
他搂着胡蝶，摸着她那如玉的脸颊，不禁怡然自得：“这是我最荣耀的时刻，亲爱的。”
合作之后，中美双方在电讯、气象、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协作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各种各类特种技术训练班相继在安徽、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广西等地成立，美方人员及武器、器材、美元等也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
戴笠多年来所纠集的5万特务武装，原本是三教九流、帮会流氓组成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然而此时此刻，却也相继接受了由中美合作所双方教官共同执教的正规训练；军统局曾经因为经费不足而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也随着美元的滚滚流入迎刃而解。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的几年时间里，确实是戴笠事业上最得意的时期，真可谓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运筹帷幄，心想事成。
但他们也为创建这个合作所费尽了心思。在美国政府内部，为了争夺对中美合作所的领导权，海军与陆军之间发生矛盾，今天的这份合同便是双方协调的结果。
杜诺万原为美国军方情报协调处处长。该机构实质上是美国军方负责收集海外各国军事情报的特务机构。珍珠港事件之后，该处改组为军事情报局和战略业务局，杜诺万升为战略局局长。他利用安插在梅乐斯身边的间谍得知了梅戴二人的计划，便一心想把美国海军部与军统局组成的中美合作所置于战略局的指挥之下。
他是一个富于野心的人，企图在中国建立殖民地区，为此他设计了连环套：第一步让梅乐斯兼任战略局驻远东代表，借梅之手，达到由战略局控制中美合作所的目的；第二步要美国陆军方面直接与梅交涉，由陆军派教官来华协助军统训练游击队。
海军部生怕陆军插手，便在国内发表声明：
美国驻华的海军有关机构，乃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个工作单位，应在舰队总司令直接指挥之下作战。
这项声明，目的很明显，中美合作所应当由海军单独控制，其他单位不能过问。
杜诺万十分恼火，但并不死心，所以在1944年中美合作所签订第二次补充合同时，他便作为美方主持人，企图以战略局取代海军情报总署来控制中美合作所。梅戴二人在合作的同时不忘同仇敌忾，抵抗这些外来干涉。
中美合作所是美国内部勾心斗角的产物，却使戴笠受益匪浅，一时间他也有了自己的武装，散布于全国，眼盯着共产党，几欲动手。
蒋介石在重庆他的府邸接见戴笠，亲自拉着戴笠的手进了客厅，亲自给戴笠端上一杯热茶，温和地道：“中美合作所的事情我很高兴也很放心，这些人员训练出来，将来会大有用场的！”
戴笠受宠若惊，心里明白蒋介石的意思，拼命地点了点头。
“美国人那里我会做工作的，你的事情就是与梅乐斯合作，现在可是最要卖力的时候啊！”蒋介石意味深长地说道。
“学生知道，我们一定要密切合作。”
戴笠抬头望去，蒋介石瘦削的脸上对他充满了满意的神色。
此时戴笠已成为蒋介石反共战线上的一只鹰犬。迎学友，绥远取经
1944年12月25日，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忙得不亦乐乎。为了筹办圣诞晚会，几个月来他一直马不停蹄，从大礼堂的建成到装修，都由他一人负责。
夜色逐渐苍茫，寒风呼啸，而在大礼堂中却是温馨一片，融融其乐，沈醉正在指指点点，命令特务们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晚会大致在6点钟举行。
这座礼堂可容纳四千多人，中间没有一根柱子，完全按照西方设计而建。所有的电器材料如扩音、照明以及电动舞台等设备，全是从美国运来的。梅乐斯还特地按照礼堂大小在美国定做了几十面万国旗。这些漂亮的万国旗都是一丈多长，用的是最好的丝绸，周围加上金色的缎子金边。为了举行这次集会，戴笠专门命人由印度空运来了六十多件西洋乐器，乐队队员全部用军政部发给的将军呢做成制服，换发了新皮鞋和白手套。专门从美国请来了指挥，加紧排练。
戴笠为这次晚会也极尽心思，从各地买来了大量古董等作为赠送美国教官的礼物。为了晚餐能吃到西餐，他聘请了数十名西洋厨师，重庆缺少火鸡，只好把养在动物园和公园的仅有的几只供观赏用的火鸡弄来供奉贵宾，其余的用鹅肉来代替。此外，他弄来了40多名年轻貌美的女特务作为陪客，如有人不去，定要追究。他心里知道：这是美国人最注重的节日，和中国的春节一样，一定要讨得其欢心，那时梅乐斯又会运来大量的美元、物资……
“哈哈！”他得意地来检视40名女特务，笑道：“今晚你们的任务很特别，我看你们的穿着不必那么严肃嘛，你们学习学习那些美国教官的女眷，低胸开襟——”戴笠目光淫邪地扫了一眼，说道：“不要怕，美国人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是最懂得礼貌的。”
那些女特务都红着脸出去了，嘴里埋怨着，但她们又慑于戴笠的淫威，只能服从。
戴笠抬腕看了看手表道：“时间差不多，美国朋友该来了。”
这时已听得礼堂外汽车声响，在华的美国教官、工作人员大约300多名以及他们的女眷都走了进来。接着，军统局的人也来了不少，其中也有带着家眷的，大礼堂中立刻热闹起来。
梅乐斯笑着向戴笠走了过来，道：“雨农，你让我吃了一惊。”“这是什么意思？”戴笠不解地问翻译刘镇芳道。
梅乐斯笑着鼓了鼓掌，会场静了下来，只听梅乐斯对着麦克风说道：“我亲爱的朋友们，戴将军让我们的确吃了一惊，他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美利坚……”
翻译一句句翻译给戴笠听，戴笠听得眉开眼笑道：“过奖了。”他知道此举赢得了梅乐斯的赞赏，便自谦道。
会餐开始了，美国人大发狂性，边吃边嚷，调戏着一些特务的女眷，这些特务都敢怒不敢言。
那些女特务们则更是穿梭不息，使尽媚态，直逗得那些美国人更是淫词泛泛，戴笠看得也是春心摇动，一只手向身边的女特务身上摸去……
乐队奏着美国的小调，梅乐斯晃着头，满意地对戴笠说道：“我……已经向海军部申请了那笔款项，他们将会考虑的……我想我们合作得太愉快了，海军部对你提供的数据很满意，来……亲爱……”说着，一把搂住身边的一个女特务，那女特务极不情愿，但却也毫无办法。
戴笠道：“我们的委员长也对你们的帮助很感激，帮我们训练人员，提供物资金钱，这在帮我们对付共党方面的意义影响很大，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这次晚会便是专门为你们举办的。”
梅乐斯捏了一把那女特务的脸，道：“这些人都是你的手下？”
“是。”戴笠答道。
“很好，我要给她们圣诞礼物，你叫她们来这里，我亲自发给她们。”梅乐斯笑着，嘴便朝那女特务的脸上吻去。
戴笠没细看，忙吩咐去组织。女特务一个个前来领礼品，戴笠逐一介绍给梅乐斯。
“这位叫刘美美，在香港做过舞女，枪法很准的，我都不如她。”戴笠拉过一个浓妆艳抹的女特务介绍道，今晚上除了美国女人外也就她打扮得“开放”一点。
“梅乐斯先生，您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刘美美嗲声嗲气地说道。
“这么美的女士的请求，我怎么会不答应呢？”梅乐斯色迷迷地说道。
刘美美竟然倾身吻了梅乐斯一口，众人一见不禁笑声迭起。
戴笠兴趣高了起来，对面色绯红的刘美美道：“再来一个，梅乐斯先生会很高兴的。”
刘美美放荡地一扬双臂，抱住梅乐斯又是一个吻，戴笠看到梅乐斯更是兴奋异常。便下令其余的女特务去吻梅乐斯。
可出乎意料地竟再也没人像刘美美那样大胆，戴笠心中骂道：“这些人不合时宜！”
晚会在此刻达到了高潮，梅乐斯与刘美美两人早已搂成了一团……
“王八蛋，你在家里怎么说的，你看那美国佬是怎么欺负我的，你连个屁不放一声。”一个女眷受了美国军官的轻薄，一怒拉着做特务的丈夫便往礼堂外走。
“我——”那特务心里发恨，竟然说不出话来。
“你们真是丢尽中国人的脸，讨好美国人，又去杀自己人，我不跟你过了！”山风中那女眷喊出了许多中国人所想所云。
所有美蒋“合作”项目，无一不落实在扶持衰败垂危的蒋介石政权，并便于美国在中国攫取特权。而为实现这一目标，首要在于翦除中国共产党的势力，重庆“特种警察训练班”的开办，便成为双方全力以赴的事。
为开办特警班，戴笠不惜花钱如流水，新盖50栋房屋，包括可容纳3000人的礼堂、教学楼、交谊厅、军火库，以及警犬室、马厩、鸽棚和跑马场、打靶场等。为梅乐斯建造的豪华官邸——梅园也同时落成。
梅乐斯为了报答戴笠在中国帮助之情，也是十分卖力，他跑回美国从联邦调查局、麻醉剂管理局、特工处和防暴队招募来的格杀打扑教官50多人，运来教学器材等物资110吨，另外还有百余只凶猛如虎的美国警犬。
梅园中，梅戴二人坐在书房里各自吸着香烟生闷气。原来特警班开课之后史迪威便派人来干预，战略情报局和陆军部都对此不满。
史迪威何许人也？当时的驻华美军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正是这位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从一下飞机见到蒋介石，便很不喜欢这位光着脑袋的中国领袖。他觉得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腐败堕落，用个时兴的比喻就和当时的德、意、日法西斯统治一样，对戴笠这个“盖世太保”的人物他更不喜欢，在欢迎史迪威的会上，这个盖世太保想与史迪威说话，当时，史迪威便给了戴笠一个难堪，转身走开了，脸涨得通红的戴笠在原地站了半天。
史迪威很不同意梅乐斯和戴笠的做法，认为将大批的美元、大批的武器用来培养盖世太保，而不用在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是极端错误的，便向总统提出了抗议，并派人来直接干涉。
梅、戴二人没了主意，直接向蒋介石做了汇报，一时间二人沉闷起来，这些特务可以说是杀手中的杀手，是戴笠手中的一张王牌，如果停办，岂不可惜。
两人拼命地吸烟，屋内烟雾迷漫，史迪威的个人看法是只要抗日都是好的，不必分国或共，而蒋介石则不以为然，仍然存在着他那早已形成的思维：攘外必先安内！
两人一开始便在斗争，史迪威曾因一次“战胜”了老蒋，做了首打油诗，诗中写道：
我等了好久，想要报仇，
终于时运来了，
我瞪眼瞧着那小子，
兜屁股踢他个够。
……
小杂种浑身发抖，
无力说话，开不了口，
他脸色发赤，肌肉颤抖，
强抑着自己不吐哀声鸣啾。
……
足见两人结怨之深，官司打到罗斯福手中，这一次罗斯福权衡利弊，依旧迁就了蒋介石，而史迪威却也没了办法，因为此刻他正忙着在缅甸作战。
戴笠听完蒋介石的电话，笑着对梅乐斯说：“事情有了结果。”
梅乐斯说：“我想应该是这样的结果，我们不让中国发展一种现代的警察训练系统，究竟是对于哪一方面有益？我所能看到的唯一答案就是，对于中共有利。因为如果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那就绝没有他们的好处。”
戴笠一把抓住梅乐斯的手道：“先生所讲极是，我们的宝刀要用在那些人的脖子上！”
1945年3月7日，戴笠同梅乐斯、雷诺和郝拉得，以及军统局的乔家才，乘飞机前往绥远和陕坝。
早在1943年10月，戴雨农有感于我国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已不成问题，但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诡诈的苏俄，将成为我国更难对付的强敌。外蒙新疆，首当其冲。如何筹谋对策，做未雨绸缪之计，颇为重要。于是，他于是月20日晚召见了对这方面有研究的边疆问题专家饶铁珊。
戴雨农听到他的意见，沉思良久，默然嘉许，并且劝勉他多锻炼吃苦耐劳的体魄，备为后用。
这年，戴雨农得到梅乐斯的赞同，决定在绥远西部的陕坝东北十里的大顺成，建立“中美所”的“第四训练班”，计划以绥远大青山的游击部队刘效贤、鄂友三等四个纵队为基础，并分期调训军统局在冀、晋、绥各地的行动队和平绥铁道破坏队。同时，吸收蒙古各盟旗优秀青年，分期训练，援予美式装备，准备进一步建立西北游击基地，侧击敌军；并用以实现饶铁珊的建议，做抚蒙防俄的准备。另外在天主堂内，建一座气象站，汇集极珍贵的气象情报资料，供“中美所”参考。任命高荣为副主任，饶铁珊为教育长。
高荣和饶铁珊赴绥设班后，因为绥远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原计划调训的各行动破坏队人员和蒙旗青年，进出很成问题，而时间上也无法统计。于是乃变更计划，改调第八战区的骑兵挺进队以及军统局的五原办事处、察哈尔站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分六期训练，编组为一个“别动军”纵队，作为北方主要的游击部队。
可是，只办了两期，却发生了问题。坐镇绥远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呈上蒋介石一份电报，说“中美所”的第四训练班办得不好，美国人很不满意，要求由他接办。
蒋介石将此事批交给戴雨农处理，所以戴雨农才亲偕梅乐斯飞往陕坝。
陕坝地方风气闭塞，生活物质条件很差，训练设备比较简陋，但这些都不是“办得不好，美国人很不满意”的因素。傅作义所以要向蒋介石做此报告，真正的原因是一套自私的“整体”观念作祟。
陕坝地方之所谓“整体”，实际上就是割据。这就是说，在“头儿”（傅作义的部下对傅的称呼）领导之下的绥西，是一个“整体”，绝对不允许任何一种外来的力量存在这个地区，否则就是破坏“整体”。因此，中美所的第四班存在于陕坝，当然是他们的眼中钉。可是，他们也无法不让它存在。于是，只好从挑拨离间中美人员的感情上着手，制造纠纷，然后再据以上告，争取改由“头儿”来接办，那么就大有益于“整体”了。
陕坝的军政“整体”是采取闭关政策，但他们并没有力量脱离中央而自存，自然也无法阻止中央大员往来陕坝。于是，他们对中央大员，准备好一套拿手的法宝：通过宴会、阅兵、欢迎晚会、赠送礼物等行动，把来人大大恭维一顿。来人回去以后，无形中对陕坝有了好印象，甚至有人帮他们宣传。
戴雨农很婉转地回答傅作义说：“美国人的习惯，到达一个地方，一定要同他们的官兵生活在一起。”傅作义无法强留，只好让他们去大顺成中美第四班。
可是当天下午，又派赵秘书带了请帖来大顺成邀请他们去参加欢宴，又被戴雨农婉拒了。赵秘书奉命而来，喋喋不休，大有请不到贵客决不回去的意味，一再挽请高荣代为说项，务必请戴先生赏脸。当高替他传话时，却受到戴雨农的冠冕堂皇的斥责：
“我看你们越革命越糊涂，中央人员怎能每到一个地方，让地方招待，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无怪要被人家看不起！”赵秘书扫兴退去。半夜，傅作义却又派人来大顺成，邀请戴雨农与梅乐斯参加第二天的上午阅兵、晚上宴会，以及各界的欢迎大会。
来人恐怕戴再拒绝，先向高荣说明：
“这是副长官的意思，戴先生是自己人，怎么办都没有关系。可是还有美国人，不能太怠慢人家。昨晚上的宴会没有去，傅长官觉得很不好意思，明天的一切节目，无论如何，戴先生也不要推辞。”
戴雨农再度谢绝了傅作义的邀请。第二天上午举行中美第四班第二期的毕业典礼。
第三天中午，戴雨农去陕坝，正式拜会副长官傅作义，并且将蒋介石给傅的亲笔信和500万法币，亲自转交给他，转致慰劳之意。下午，回到大顺成，宣布派乔家才接替高荣，负责第四训练班；饶铁珊则调往新疆任情报站副站长，赞襄站长胡国振，照既定的抚蒙防俄的决策，积极加强蒙新边境工作的部署。
当晚，戴雨农借用“塞上新舍”，以中央人员身份，宴请副长官傅作义以及各重要军政人员，即席表达中央对边区同仁的关怀与慰劳的诚意。彬彬有礼的态度辞色，促使大家务必畅饮尽欢。次晨，与梅乐斯搭乘专机飞离陕坝。
乔家才接任副主任以后，首先设法化解了过去中美人员的隔阂，再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对付陕坝的“整体”观念，选挑景震泰为大队长，一面先对已毕业而未能离班的一二期学员生，施以补充训练，加强武器装备，编成平绥破坏队，美员四人，也携带电台，随队进驻萨拉齐以北的大青山，与鄂友三的游击纵队合作，建立游击基地，对敌实施突击作战。一面再继续三、四两期的训练，至抗战胜利，已改编为绥远独立支队，有500人，对北方的局势，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进驻大青山建立游击基地的平绥破坏队，受过新式作战训练，有美式装备，使日军感受极大威胁。
1945年5月14日，日军调集平绥路沿线部队约600人（敌军400，伪军200），坦克和装甲车各7辆，重炮数门，向大青山猛攻。大青山游击基地在指挥官鄂友三和美员威克斯率领之下，动员了1000人，奋起抵抗激战三小时。日军虽有优势火力，但破坏队能巧妙的运用轻机枪，轮流发射穿甲弹和硫磺弹，因而击毁坦克2辆，装甲车四辆，击毙敌军60人，伪军10人。日军遭此挫败，不敢再对大青山攻击，而转令伪军与游击基地，以求自保。白公馆的战歌
白公馆是关押要犯的场所，江竹筠曾被关在这里，她用一腔热血谱写了一曲“红岩”赞歌。
徐远举奉戴笠之命，亲自提审江竹筠，几个特务头子都坐在一旁听讯，希望能从江姐口中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你说不说”徐远举恶狠狠地叫道，他的一个又一个的提问都被这个倔强的女共产党人所拒答，他怒不可遏，嘴里叼着根烟，扯开衣服，露出了胸膛。
江竹筠并不为徐远举的举动所吓倒，直直地看着徐远举，一句话也不说。
“你他妈的说还是不说，再不说老子剥了你。”徐远举显然已恼羞成怒，对手下喊道：“来人，给我把她的衣服脱下来。”
徐远举性情暴躁，看对方不理会他，便又想拿出他审讯女“犯人”用的一套老办法，那就是把她全身衣裤完全剥掉，弄得一丝不挂，使之害羞而招供，如果剥去衣裤还不招，那就用针尖去刺奶头，用小藤条抽打阴户。根据他多年的“经验”，用这些刑法审讯女人是十有八九要招的。
所以此刻他想起了这招来，四下的小特务听到命令都笑嘻嘻地朝着江竹筠走去。
“你们不许乱来！”
一直没有说话的江竹筠突然大喝一声，吓得那些小特务全愣在了原地。
“哈哈！怕了吧？现在说还来得及。”徐远举以为江竹筠怕了，便得意地笑道。
江竹筠怒目而视，指着徐远举说道：“我是连死也不怕的人，还怕你们用剥掉衣裤的卑劣手段来侮辱我吗？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你不要忘记，你是女人养出来的，你妈妈是女人，你老婆、女儿、姐妹都是女人，你用这种手段来侮辱我，遭侮辱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世界上所有的女人，连你妈妈也在内，也在被你侮辱！你不害怕对不起你的妈妈、姊妹和所有的女人，那你就叫人来脱吧！”
一串炮弹一样的斥责声，使徐远举十分尴尬。一旁的特务为徐远举找台阶下，小声道：“能不能换别的刑法？”
徐远举没好气地说：“那就用美国教官教的‘十指连心’刺竹签吧！”
小特务们使劲用竹签插进江竹筠的十个手指头的指甲内，但江竹筠仍是一声也没吭。
梅乐斯、戴笠的中美合作所越办越“红火”，追查、跟踪、暗杀、屠杀成了特务们主要的事项，当时周恩来也在重庆，《新华日报》的周围便埋伏十数个特务，黑白不分日夜轮流监视着周恩来与中共其他高级人物。
“我想以后，也就是抗日胜利之后，咱们的这些人员会派上大用场的！”戴笠一高兴，对副手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说出心里话。
三人点点头，军统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大，岂不是好事，岂不令人高兴？
让戴笠高兴的是史迪威也被他的总统调离了中国，再也没有人来管他们了。为此，他曾与梅乐斯开了个小小的庆功会，可孰知他正高兴的时候，一片阴影正慢慢向他们，确切地说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袭来……
原来，中美合作所从创立便遭到海陆军的勾心斗角，后来又由于中美合作所乱搞暗杀，逮捕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不仅国内千夫所指人人大骂，连美国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埋怨了起来，说梅乐斯在中国国内大搞破坏，阻止抗日。
梅乐斯听后大吃一惊稳飞美利坚，找到诺克斯部长，哭诉一番。出乎意料，几位海军上将对他在华的行动却十分赞赏，还提升梅乐斯为少将，委任为海军援华司令，允许扩充中美合作项目，梅乐斯找到了靠山，高高兴兴地朝中国又飞了回来。
回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944年10月，魏德迈接任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
年近半百的魏德迈办事果断，颇有魄力，他想在近一两年内尽快解决远东战场，因此对蒋介石、戴笠等人制造反共摩擦之事便十分生气，他本人虽然也很反动，但却担心国民党操之过急，中国提早爆发内战，反而对美国不利。由此他决心完成上一任未遂的心愿。
戴笠的恶名他是早有耳闻，梅乐斯与此人沆瀣一气，更是有损军人荣誉，他决心先对梅乐斯开刀。
梅乐斯听后，急忙回电海军部，从此双方便开始了数月的拉锯战。作为对抗，魏德迈调杜诺万来重庆，力图使梅乐斯与戴笠脱钩。
魏德迈严厉地盯着梅乐斯道：“梅乐斯少将，你应该为你的所作所为负责。今后不管军事的、秘密的活动，你必须记着都只能严格地以对日作战为前提，且行动前必须得到批准。”
梅乐斯自恃有海军金上将的来电壮胆，便申辩道：“海军方面既没从事秘密作业，中美合作所也没有非军事性质人员，我们干的全是军事性质工作。尊敬的参谋长阁下。”
魏德迈抢白他道：“你们干的难道不是秘密情报工作吗？你看这些报纸上是怎么说你的吗？盖世太保，暗杀大王？！”
梅乐斯气焰顿挫，嗫嚅表态道：“我与戴将军……愿意服从您的指挥，可每月将军您分配给合作所的物资太少了！”
魏德迈冷笑一声道：“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衬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众人哈哈大笑，梅乐斯感到四面楚歌，急忙去找戴笠想办法。
但两个人聚在一块，又胆大妄为，全未把魏德迈放在眼里。转过背来，照干阳奉阴违的一套。恰在此时西安附近的中美合作所东训练班的美方主持人杨格少校和西德森中尉，发生当场痛斥戴笠所部“有意保留力量，以便战后打共产党”等争吵斗殴事件，梅乐斯害怕此事传入魏德迈耳中，迅速飞往古城西安，将杨格等人免职，改派“对戴将军怀有最高崇敬”的克莱默少校接任。梅乐斯当场对克莱默发布“热追令”说：“由于在西安附近那种中国重庆政府、美国、日本、中共的复杂情势，我便授予了他充分权力，如果共产党真要向他的人开枪，他便可以对共产党发动攻击。这个权力是基于国际公认的‘热追’原则而来的。”
魏德迈大怒，一气之下他回到了美利坚。魏德迈指控梅乐斯与共军作战，将武器转手于军统，支持国共两党之战，破坏抗日。梅乐斯终于被押解回国，一路上他有说不出的悲凉。
蒋介石、戴笠知道此事后，大为叹惜。但尽管如此，戴笠的中美合作所仍然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蒋介石决定亲自视察中美合作所。
当梅乐斯在华盛顿哀鸣“我们是被击倒了——我们的组织已被解散，我们的前程也被毁去。但这个打击，还并不到此为止”的时候，蒋介石光着他那发青的脑袋在戴笠、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的陪同下，来到了中美合作所及其集中营驻地。
戴笠远比梅乐斯幸运，在这个刽子手乐园中仍主持着大局，他指着白公馆中的一间屋子，对蒋介石道：“这里曾关押过叶挺！”
“是吗？”蒋介石点点头，眼睛朝前方望去，“刑讯洞”三个大字赫然醒目，他朝着那屋走去。
腥风血雨，魔影重重，这个岩洞天然造就，再加上戴笠命手下精心布置，更显得阴森恐怖。
蒋介石刚跨过铁门，迎面正是一帧自己的肖像，旁边全是标语“以三民主义消灭马克思主义”等等，蒋介石的目光转向戴笠，说道：“能给我介绍一下这里刑讯情况吗？”
戴笠打了个立正，叫道：“侯子川，你给委员长讲一些。”侯子川是白公馆看守所的所长，听见呼唤，忙走了过来。
“现在刑讯主要有吊刑。委员长你请看——”侯子川山东人氏，满脸麻子，对犯人凶狠异常，此刻却笑容满面，指着墙壁上的吊环对蒋介石小心翼翼地介绍道：
“我们用绳将他们吊起来，然后用鞭子抽……”
蒋介石扬眉瞅了瞅，道：“别的呢？”
“还有灌刑、火刑、拶指——”
“拶指是什么？”蒋介石饶有兴趣地问道。
这拶指乃系明代“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刑讯时流传下来的酷刑，特务用又粗又长，四棱的毛竹筷子，夹指猛收，使利如刀刃的竹筷入人骨髓，令人痛不欲生。
侯子川边比划边叫来了两个犯人做示范，在那悲惨的叫声中，蒋介石啧啧称奇，不住夸赞那些刑具……
“雨农，”蒋介石对戴笠说道：“你干得好，不枉为我的学生，中美合作所训练的全部人才都是有用处的，我想马上会用到的。”
此时抗战即将结束，蒋介石正在阴谋发动内战，他恨死了共产党，因此便在各个方面处心积虑地准备着，撒特务网也是其中之一。
中美合作所在拼命地捉人、杀人，鲜血流成了河，尽管梅乐斯走了，戴笠依然在胡作非为。
不久，随着戴笠飞机失事，中美合作所便结束了，然而人们又怎会忘记中美合作所中的血雨腥风、魔影憧憧呢？
在中美合作所的背后，是一座刽子手的乐园。视察东南
为配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行动，梅乐斯与戴笠决定将中美所的工作放在东南地区作为重点，并决定在福建建阳成立中美东南办事处。
戴笠、梅乐斯规定东南办事处的主要任务一是搜集日本海、陆军分布和活动的情报，二是测量海域及陆区的气象资料，三是训练、指挥特务武装，扰乱日军。为达到此目的，戴笠先后指示在上海、闽侯、定海、漳州4个地方设立情报站，并归属东南办事处指挥。不久，又成立前进指挥所，戴笠任命毛森为军统东南特派员兼中美所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由梅乐斯指定皮尔上尉协助毛森工作。
4站1所成立后，使东南办事处的活动渐趋活跃，他们利用潜伏的特工网络和汉奸关系，搜集到大量质量较高的日军情报，特别是上海情报站站长庄心田利用一些汉奸经常到日本的关系，搜集日军的情况，由中美所报告美国海军部。
另一个受到美军和中美所赞扬的是毛森的前进指挥所。该所成立后，毛森将所址尽量靠前设在距沦陷区最近的浙江省于游县乐平及浙江省分水县印渚埠。毛森在这里举办爆破人员训练班，指挥军统特务武装不时袭击骚扰日伪武装人员，搜集沦陷区情报，狙杀日伪汉奸，炸毁敌伪桥梁等，多少做了一些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森还指令上海情报站长郑庭显及各直属情报组人员，打入日军心脏，获取了大量情报，由中美所及时转送美国海军的有关方面，在协助美军歼灭日本冲绳洋面的大和舰（载重74000吨）和冲绳岛等地8万日军，迫使牛岛中将自杀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为此，美国海军司令部尔赛和尼米兹两位将军曾多次给毛森发来感谢电，美国政府给毛森颁发了奖状和6枚勋章。
为了进一步加强东南方面的活动，梅乐斯坚持要戴笠把美国援助的武器弹药重点配发东南沿海地区的特务武装，并指定要在贵阳设立大型的武器仓库，以便可以把运到昆明的武器再通过贵阳然后运往东南沿海地区。中美所为加快对军统特务调训的步伐，除了在安徽省歙县雄村、江西修水、浙江瑞安等地举办训练班外，又将军统设在东南地区的大型训练中——福建建瓯东峰班改为中美所第七特种技术训练班，另在福建华安举办中美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按照美方关于配合和接应美军登陆作战的要求，大规模地调训军统特务及特务武装。
为了检查中美情报合作交流计划的落实，戴笠与梅尔斯决定亲赴东南地区视察。
此行从1943年1月就开始筹划，因是中美所成立后戴笠与梅乐斯的第一次出行，戴笠对各项具体工作准备得相当充分。1月20日，第一批先遣人员乘汽车出发。2月1日，第二批先遣人员接着乘汽车出发。军统总务处长沈醉为了这两批先遣人员能够按时出发，连日连夜地忙碌，每天还要亲自书写两至三次报告给戴笠审阅。为戴笠、梅乐斯准备的物资从足够两桌宴席用的精美餐具、沿途市面上出钱也买不到的名贵食品到送给朋友、外勤特务骨干、各地军政大员的礼物以及讨好女人用的女睡衣、内衣裤、拖鞋、女士香烟、香水、香皂等物，应有尽有。】
这次出发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上午8时半，戴笠亲自到缫丝厂乡下办事处为先期赴东南的队伍送行。出发人员共乘4辆卡车，由局本部总务处庶务科科长张东生带队，因张已改任安徽歙县雄村中美所第一特训班总务组长。随行人员中有一对男女，是戴笠的内表兄毛权夫妇。
毛权的长相很像戴笠，被戴笠留在身边当替身。一次因梅乐斯将毛权当作戴笠，三呼而不应，梅因而对戴产生误会。此事经中美所翻译刘镇芳进行沟通才弄清原委，戴由此大怒，立下手令开除毛权回家。
当时从重庆到浙江，千里迢迢，路途遥远艰险，毛权夫妇好不容易等到这么一个机会，由总务处安排乘中美所赴东南的车辆随行，但戴笠看到车上物资太多，而毛权夫妇连人带行李却要占去不少的地方，大为恼火，立命手下特务拉毛权夫妇下车，自己想办法回家。毛权夫妇见此大哭不止，后经毛人凤等从旁劝导，戴笠才放他们过去。
戴笠与梅乐斯一行于1943年3月2日从重庆机场乘飞机先赴广西桂林，经湖南衡阳，转赣人福建，到达此行第一站福建建阳。
戴笠、梅乐斯在建阳期间听取了李崇诗关于中美所东南办事处筹建情况的报告，视察了办事处的筹建情况，指示李崇诗要迅速在沿海地区以及东南各省部署力量，以点带面，展开工作，切实掌握日军在大陆和台湾海峡活动的情况，迎接盟国太平洋海军的北进等等。
在建阳期间，戴笠还调整人事，一方面吸取以前的教训，在各公秘特工单位内部建立秘密轮值督察制度，由局本部督察室向各单位派出1名督察，暗中监视特务的言行，另派军统老特务杜宜之到闽北站任督察，加强领导；另一方面，指示在各公开机关设立情报组，所有军统分子或运用分子都列为公组成员，由各公开单位主管人任组长，并规定了每个组员的联络化名和每月至少要给闽北站提供一份情报的任务，各“公组”设编审书记1人负责编汇，每月由闽北组考核成绩，以决定升迁奖惩等等。对于闽北站汇集的情报，戴笠则指示必须通过局本部迅速转送中美所，由中美所及时提供给美军海军部做参考，以便配合美军太平洋舰队向北推进等等。
3月中旬，戴笠与梅乐斯一行到达建瓯东峰特训班观察。戴笠这次到东南训练班的目的有四：
一是主持第一期学生的分系训练，并根据梅乐斯的要求，增加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等方面的训练内容。为此，该班对学生突出军事学术科目的训练，由军统拨出巨款修建了一个设备极为新式完善的秘密靶场，由中美所供给大量的弹药供学生练习实弹射击，培养神枪手。
二是通过分系甄别评审，戴笠准备亲自从中挑选100余名成绩优秀、忠于党国、热爱团体的学生，送往重庆即将举办的“中美合作所特种警察训练班”深造，使其具有“万能情报员”的水平，并精通一至二国的语言，准备派往国外任国际情报人员。
三是戴笠和梅乐斯决定在东南训练班建立“巡察总队”训练班。巡察总队是一支特务武装部队，目的也是为了在沿海省区开展武装活动，为美军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预作准备。在戴笠来说，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建立巡察总队，准备将来在抗战胜利后与中共武装游击部队争夺地盘。戴笠与梅乐斯商定，该总队的训练全部由中美所派出美军特工人员负责，队员从服装到武器等装备都是美式。训练内容也着重在军事术科和武器的使用。
四是戴笠决定在东训班主持“四一”大会。这是戴笠自军统正式举行“四一”周年庆祝活动以来，第一次离开重庆在外地主持庆祝活动。自“四一”10周年庆祝大会以后，戴笠已知对军统活动不能过份招摇，以免招忌。于是，在“四一”11周年前夕，戴笠借故出走东南，重庆的纪念活动虽然一切照旧，但规模却大大压缩。
4月1日这天，戴笠在东训班参加庆祝活动，重庆的纪念大会由第二次出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统局新任挂名局长林蔚主持并讲话。林蔚所做训词，从头到尾只讲军统要效忠领袖，努力工作等等，只字未提戴笠。以林蔚的一贯为人和作风，在大会训词不提戴笠不是一时疏忽，而是蒋的某种意图的体现。戴笠对此原存的恐惧不安心理不免又深了一层。
视察东南特训班之后，戴笠、梅乐斯一行翻山越岭，过了仙霞关便到了戴笠的家乡江山县。
戴春风衣锦还乡。1942年6月，日军一度攻占江山县，戴公馆已毁于战火，家中无立足之地，戴笠只得在仙霞破庙暂住一宿。其时，戴母年近70岁高龄，因咳嗽久治未愈，且有咯血之疾。戴笠目睹劫后家毁母病妻亡的惨景，心中未免伤心，有意想把老母送往重庆。但蓝氏坚不肯离乡，戴笠无法，只得以忠孝不能两全自嘲，于第二日赶赴江山县城处理轰动一时的所谓“柳莲芳间谍案”。
原来，驻防江山县的国民党第25集团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军统少将姚则崇和调查室江山县行动组长、军统少校魏哲秋等人，因敲诈、侮辱落难江山的苏州女大学生柳莲芳未遂，故以查获的十二只赛璐珞梅花别针为证据，诬蔑柳莲芳为日特梅机关的间谍。
既然是间谍，必须有一个网络，于是又通过捕风捉影、严刑逼供等手法，先后在江山及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抓来90多人，弄得整个江山县城满城风雨，草木皆兵。
由于影响涉及面很广，引起了国民党东南方面高级官员的重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第25集团军总司令李觉的岳父何键、第10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等人纷纷来电询问事实真相和结论。
国民党第25集团军总司令李觉认为此案系戴笠手下人所为，故拒绝加以过问，任由调查室一干人胡作非为，就连国民党军风纪第一巡察团团长金汉鼎闻讯到江山调档审阅，也被总司令部以戴笠做挡箭牌打回。故金汉鼎回到重庆，即向军委会提出彻查此案的要求，cc系的干将、《燕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等人更是推波助澜，借机向国民党中央告状，要求弄清此案真相。
于是，连戴笠也不得不重视起来，特派局本部督察室督察连谋专程到江山县调查核实，结果很快弄清此案纯是一起诬陷案件，因而否定全案，然姚则崇等人不服，告状告到戴笠处。这时，江山县一些社会贤达绅士也联名打电报给戴笠，恳请他为柳莲芳一案涉及的无辜人员平反。于是才有戴笠的江山之行。
戴笠住进江山县城南门外上三桥一处新屋，未审柳莲芳一干“间谍”，也未找调查室一干特务，却找到江山县商会会长王寿昌询问此案真伪。王寿昌以“我江山县百姓，一向团结抗日，岂有汉奸成为集团之理”一席话，顿开戴笠茅塞。当即同意连谋的结论，下令全部释放柳莲芳等90余名无辜罪犯，将调查室主任姚则崇、江山县行动组长魏哲秋、秘书陈自耕等人拘押解往上饶，经审判，由戴笠指示枪决，并公诸报端，公开执行。当时人人对此深信不疑，以为戴笠做了一件好事，岂知姚则崇还是被他用替身术保了下来，仅易地使用而已。戴笠以假乱真，欺世盗名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戴笠、梅乐斯一行离开江山县，浩浩荡荡向江西上饶进发，到达此行第三站一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与司令长官顾祝同再次商谈忠义救国军的整顿问题。
1940年，因忠义救国军与三战区的国民党军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讦，官司一直打到重庆蒋介石那里。后经戴笠亲赴东南地区进行整饬，才使忠救军与三战区的矛盾一度有所缓和，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协调默契地袭击新四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但是，由于忠救军本是一些良莠掺杂的乌合之众，又占据着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凭借天时、地利，在苏、浙、皖三省与敌占区接壤的阴阳界上设关立卡，强征暴敛，同时大搞走私贩卖、牟取暴利。忠救军的所作所为，使得三战区与忠救军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弄得顾祝同也站出来向蒋奏了一本，说忠救军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扰民有余，十足一群土匪。
蒋介石自1942年以后，对戴已有了戒备心理，也就对这类事采取有所偏向的态度进行处理。他把三战区揭露忠救军种种不法行为的报告批转戴笠查处具报，并威胁要取消忠救军建制，维护战区军令统一。
蒋介石这—手，无疑把戴笠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蒋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忠救军不同，上次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另有企图，自己如处理不当，必受其累，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这—份特务武装的家当，也会毁于一旦。
于是，经过反复考虑，戴笠向蒋呈送了3条处理意见：
一是再次调整忠救军的高级人事，由胡宗南推荐的黄埔一期生马志超出任忠救军总指挥，周伟龙调任军统别动军司令。马志超在西安事变后，被戴贬谪到兰州任警察局长，后因不得志钻营到胡宗南部任师长。这次又由胡宗南把他推到军统任忠救军高级职务，戴素知马志超是大饭桶一个，对其颇感不满，但一则出于胡宗南的推荐，二则可以利用马志超黄埔一期生的黄马褂敷衍蒋介石，也只好勉强接受下来。胡宗南深知戴笠的心理，授计马志超不带1个警卫和副官，只身前往戴笠处报到。戴笠见此，果然很感动，马上命令给马志超精选1名精干的卫士，并取出一支最新式的手枪赠送给马，另取一支德造20响驳壳枪给卫士，同时为马添置了许多装备，令马即日赴安徽广德忠救军指挥部接任。
二是与梅乐斯商定，在安徽歙县雄村成立中美所特训班，分期分批调训忠救军所有官兵。训练课程、教材、方式一律按美式设置，并由美军教官主持，训练结束后，一律装备美式武器，然后把它们用于配合美海军在我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
戴笠深知蒋介石迫切希望美军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因而挟美军以自重，施出这一杀手锏。这一招果然厉害，既然连美国人都重视这支特务武装，蒋介石一度要取消它的心理也就作罢。
三是戴笠决定利用和梅乐斯一起赴东南视察的机会，亲自到三战区与顾祝同等高级将领面谈，协调忠救军与三战区的关系，整饬忠救军的风纪等等。
戴笠的计划很快得到蒋的批准，因而忠救军得以保留。
戴笠是报复心理极强的人。第三战区因忠救军的关系，屡次到蒋面前告状，早使戴笠对顾祝同心存芥蒂。这次他到第三战区视察，表面上是调整关系，整饬忠救军，实际上是搜集第三战区部队上下勾结，大搞走私活动的材料，以便向蒋密报。
当时，第三战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有钱的部队，军风腐败，大小将领腰缠万贯，重庆国民党的许多军政大员及社会舆论对此曾有许多指责，戴笠对此心里是很清楚的，不过考虑顾祝同是蒋的心腹将领之一，不愿过分拂逆蒋的欢心。同时考虑到忠救军部署在三战区，军事作战方面受战区节制。还有忠救军与杜月笙的港济公司也都在三战区大搞走私，也就对三战区种种腐败现象加以袒护，每年只是指示安徽、江西、浙江等省缉私部门抓几件不大不小的案子上报，以敷衍舆论。
自从三战区抓住忠救军不放以后，戴笠也就改变策略，下令各省缉私部队加强缉私活动，搜集三战区部队参与走私分肥的材料，不断上送侍从室，密报蒋介石，结果缉私部门与三战区驻军的关系一时搞得很紧张。这次戴笠到三战区，一方面检查缉私单位是否忠于职守，严厉查缉打击除军统以外有关方面的走私活动，一方面也给这些缉私机关撑腰打气。戴笠与梅乐斯的车队从江西到达皖南歙县的那一天，迎候的除军统驻安徽的各公秘单位特务头目外，还有当地的行政与驻军高级将领等。
但戴笠不愧为特工之王，经常喜欢独往独来。这次也不例外。
刚到城外，就叫车队停了下来，他1个人先下了车，径直徒步向城内走去，身边未带1个警卫或侍从人员。这一举动，使在场迎候的人员莫不惊愕，约莫过了1个多小时，大家等急了，要车队派人进城护卫，却被戴笠的侍卫人员挡住，他们说：“这是常事。不要管他，没有问题。”不久戴笠果然抱了一大捆宣纸安然无恙地回来，车队才开动，向安排好的住处开去。
原来，戴笠孤身一人进城后，先打听到城内的1位商家，立即登门拜访，谎称自己是从外地来采购桐油、棉麻等物资的商人，请商家代为收购，越多越好，且报酬甚优。
商家看来人颇谙行情，而且阔气大方，便深入攀谈起来。
交谈中，商家表示：“代购物资不难，为难的是有缉私人员，收购的物资恐怕难以运出。到时运不出去，你如果不要，我就惨了。”
戴笠说：“你们当然认识缉私处官员，我可以请客嘛！你介绍给我，我去找他们想办法。”
但商家坚持说缉私处不好对付，他们不要钱财。几经磋商，生意没有谈成，戴笠才买了一捆宣纸回来。
事后，戴笠在接见缉私处官员时，特对他们忠于职守，维护纲纪的行为给予嘉勉。而缉私处人员了解戴笠进城经过时，也吃惊不小，庆幸这次老板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否则一定会用“家法”开刀，以儆效尤。
戴笠结束这次第三战区之行回到重庆不久，顾祝同因纵容所属部队走私而受到蒋的严厉申斥，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的青年将领也同声给予指责，重庆的报纸也给予揭露声讨。由此，顾祝同开始意识到戴笠的厉害，开始主动改善、修补同戴笠及忠救军、缉私处的关系。
戴笠与梅乐斯等人的住处被临时安排在公路旁一座较现代化的公墓办公建筑里。许多特务认为这处地方阴气森森，鬼气缭绕，不免是不祥之兆，但戴笠是不信鬼神之类说法的，反认为这是一座新式建筑，干净整洁，宜于居住。
戴笠到了住地，立即批阅一路上从重庆发来的各种急电。一个多小时后，才整衣出来，与早已迎候在外的高级军政负责人见面。握手寒暄之后，一一赠送由后方带来的礼品，并为这些军政人员解决些疑难问题。戴笠是深知人情世故的，他对这些人无非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或则封官许愿，或则赠金送礼等等，使众人皆大欢喜，满意而归。
雄村训练班是中美所举办得最早的1个训练班，戴笠、梅乐斯对此十分重视，意在通过该班取得经验，逐步向其他地区推广。按例，雄村班主任仍由戴笠自兼，副主任由三战区督导组组长郭履洲担任，教育长余万选，总务组长张万生等。教官30多人，全部由美军特工人员担任。
为了协助美军教官教学，在这之前，戴笠与梅乐斯商量，还举办了一期“助教人员训练班”，由梅乐斯亲任班主任，学生由富有教学经验的军统特务人员选送。该班学生自称是“梅乐斯训练班”，毕业时，每人得到梅乐斯赠送的短剑1把，然后被分配到雄村等训练班任美军教官助手。
第二天，戴笠，梅乐斯等人乘4人大轿从住地到雄村参加开学典礼。礼堂设在一处有三四间的宽敞民房内，墙上贴满了“革命”、“家规”等标语，主席台西边的壁上贴着金色剪纸的“理明、心静、气足、胆壮”8个大字。
雄村物质条件较差，场面较为平常。开学典礼仪式主要由戴笠和梅乐斯分别讲话。当天，顾祝同也从江西上饶赶来表示祝贺并在会上讲话。
戴、梅、顾三人讲话的内容大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太平洋大战中美军的攻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的意义，雄村训练班的重要性，以及对学员的期望等。戴笠在讲话中还特别吹嘘梅乐斯对中美情报合作所做的重大贡献，强调训练班所有官兵都要无条件服从中美所的领导，尊重美军教官，促进中美团结等等。仪式不长，讲完话后即告结束。
第三天，天刚放亮，戴笠又命令郭履洲集合全体官兵在新安江畔讲话。针对学员都是来自忠救军各个纵队，帮会习气浓厚，作风散漫的特点，戴笠面对学员，用手指着新安江的清澈流水对学员们说：“这新安江的江水，是用来清洗你们灵魂的，我要求你们把身上的污泥浊水洗个干净，你们这些人好比废铁，我要把你们投到这个大熔炉里，把你们锻炼成钢。”
戴笠还以老板的身份，重申家规家法，要求学员们努力学习，在敌后尽忠尽职，以便将来配合盟军作战等等。整个讲话充满了“家长”的威严和关切的气氛。
雄村训练班开学后，戴笠才开始接见军统外勤特务骨干，接见形式包括开会、宴会、个别会面等方式进行。开会主要是聆听戴笠的即席讲话。会议形式虽然不像正式会议那样严肃，但戴笠每次讲话时间都很长，使一些不善于干坐的外勤特务颇不习惯，但因畏于戴的家长作风，一个个也只好强打精神，把戴笠的训示听完。讲话内容也都是一些慰问鼓励及做人做事的道理、工作方法等。
宴会除一次全体聚餐外，其余的均是一次一两个人被召见与戴笠共餐。5月28日午餐时，招待的是2碗面条，戴笠对受赐的特务说：“今天是我的生日，特意叫大家来吃碗面。”这种充满“家庭”气氛的形式，使特务们受宠若惊。
个别接见时间较长，先后用了2天时间，才接见完毕。接见过程中，戴笠手拿一份接见名单，上面填有被接见者的经历、学历、资历、活动能力、社会关系、工作成绩、现任职务等。
戴笠对照名单，详加观察询问，从中发现和选拔人才，或升迁，或调动，或培训，或安排出国深造等，许多特务的一生，往往经过戴笠一次接见就官运亨通了。
戴笠为笼络人心，对每个被接见特务都要赠送现金，或2000元，或500元，每人多少，全凭戴笠谈话中的兴致而定。但因每人都有一笔，且最少也相当于1名少校军官2个月的薪饷，特务们也都十分开心，对老板感激不尽。
利用接见公秘单位特务头目的间隙，戴笠还广泛与屯溪、歙县等军政官商人士接触，对军统外围分子则开座谈会，广为交结，结党营私。戴笠久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知道对这些人不能摆架子，耍威风，而要亲切随和，称兄道弟。
屯溪商界有个布匹商，名叫裘雨农，是合肥人，颇有名望。经人介绍与戴笠相见。戴笑着说，“你与我异姓同名，看来我们是兄弟是好朋友了。”裘雨农受宠若惊，从此以后，对戴笠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军统工作也不遗余力地支持。
6月22日，戴笠与梅乐斯辗转回到重庆，此行前后共达110多天，是戴笠多年来出访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与梅乐斯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戴笠与其进一步建立起深厚的私人情谊，为以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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