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中争权争势
1931年4月1日，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调查室成立之日，这一天被定为军统成立纪念日。为了笼络麻醉特务人员的思想，每年4月1日都有隆重的纪念活动，称为“四一纪念先烈大会”。此项活动一连要搞三、四天。每年都是由戴笠亲自主持，蒋介石、贺耀祖等曾多次出席训话，为军统分子打气。所谓“先烈”，是指执行特务任务丧命“殉职”的和违犯“家法”被戴笠处死“殉法”的军统特务。用戴笠的话说，这些人就是“先烈”，而开大会纪念“先烈”，就是使后来者牢记“创业”之不易，能得好自为之，切勿自误。
局本部负责总务的特务们，大约每年从3月上旬就开始奔走忙碌，为筹备布置“四一”大会采办各项应用物资，甚至动员军统海外站组协助筹措。秘书室和其他有关科室，则忙于拟稿发电，通知各直属单位，其中包括海外各站组的负责特务，限期回到重庆参加大会。参加大会的人选，有的是由各主管科室提名，经毛人凤或戴笠核准的，有的是由戴笠直接指定的。
此时，回重庆参加大会的人，照例须准备好至少两份礼物，一份献给“四一”大会，一份献给戴笠本人。礼物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一般以高级贵重用品为多。
“四一”大会的活动内容共有两项：1．祭“孝堂”；2．开工作会议。当然是以后者为主。会场设在局本部大礼堂。全场正面中间悬挂蒋介石像，四面墙壁挂满了白布幔帐，和很多所谓“殉职”、“殉法”的特务们的照片，并点缀以花圈挽联，活像过去封建家庭里死了人布置的灵堂一样。
“祭礼”在4月1日上午举行，由戴笠亲临主祭，届时大小特务集合于会场之中。会场燃起大小数十对白蜡烛，焚上香，烟雾弥漫，令人窒息。祭礼开始，先奏哀乐，主祭人戴笠身穿四色孝衣，足登白色布鞋，哭丧着脸，亲自点燃设在正中间的最大一对蜡烛，再焚上香。上香时，他双手擎香，先弯腰行上三鞠躬大礼，然后将香插入香炉之中，继而双膝跪下，再行磕头礼，三个头磕毕起身。这时，左右忙将一只放有酒壶的盘子递给他。戴笠取了酒壶，虔诚地在“烈士”灵前一一敬酒。然后恭恭敬敬地地朗读祭文。他边读边流眼泪，读毕祭文，已泣不成声，继而便放声痛哭起来。
此时，众人随着号令亦行三鞠躬礼，并静默三分钟志哀。参加祭礼的特务，由于受了气氛的感染，亦多有泪容满面的。出席祭礼的所谓“烈士”们的遗属，更是悲痛哀极，有的甚至哭喊嚎叫，乱成一团，非经戴笠或左右人等竭力劝慰不肯罢休。
中午全体特务人员会餐。
下午召开工作会议，仍由戴笠亲自主持。照例先由局本部各处、科、室等负责人员做工作汇报，并提出一些亟待解决的业务问题。接着，由各外勤单位和站的头头，也照样各来一套。汇报完毕，戴笠做总结发言，并对某些在汇报中提出来的问题做出决定和指示。总结发言讲起来长达三个小时，整个会议开下来大约需要六至七个小时。
晚上照例是聚餐和演戏。
大会开过之后，一般从外地来参加大会的单位负责人，一面与有关部门联系业务，准备返任；一面还得准备等候戴笠召见。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心血来潮要召见谁，所以每个特务人员都要有所准备。否则，召见的电话或条子一到，你人不在或无所准备，那就不好办了。隔对大会献过礼的人，往往在召见时，还能得到戴笠亲笔条谕一纸，向会计室领取一笔特别费。
召开大会的目的，除如戴笠所说“是要增进同志情感，沟通内外隔膜，以利工作之推进”外，另一方面就是借以显示力量。他要让蒋介石看到这个团体的阵容和他的领导才能；同时也要让众多的特务人员看到，蒋介石对这个团体的重视与对他的信任。
1941年4月1日，军统举行了成立十周年大庆活动。这是军统从建立、发展到走向顶峰的标志。
军统的“四一”庆祝活动始于1931年。这是重庆军统局扩大成立后的第二年，军统内外活动和形势趋于稳定。戴笠一方面为扩大影响，提高士气，另一方面，为定期了解沦陷区潜伏组织的活动情况，决定每年借庆祝“四一”大会之机，由全国各公秘单位的大特务军统人员参加会议，大会展览各地单位的特务工作成绩，检讨工作情况，讨论当前问题和今后办法，接受新的任务等等。
1940年4月1日的纪念大会在重庆局本部大礼堂举行。上午举行“公祭”大会，礼堂内一切都是灵堂的布置，悼念所谓“殉难”、“殉职”、“殉法”的特务。戴笠的说法是：为“团体”战斗而牺牲的，统定之为殉难；因公积劳成疾不治而亡的称之为殉职；因违犯团体纪律而被处决的称之为殉法。
戴笠规定这三类人的照片都必须在灵堂里陈列出来，进行悼念，表面上是安慰死者，实际上是为了笼络人心，欺骗活人。戴笠向手下的大特务们吹嘘说：“最高明的杀人者，是要做到使被杀的人不叫痛，不叫屈，还要叫别人喊杀得好，杀得对！”这天，蒋介石亲自到会主持典礼。
自此以后，戴笠对军统内部的一些下属单位分别冠以“四一”二字，如“四一”图书馆、“四一”医院、“四一”农场等等，以示纪念。
1941年的“四一”大会按例举行。这一天，军统各地组织的大特务、在重庆的外勤代表与局本部全体特工人员共一千余人出席大会。上午。在公祭历年死亡特务的典礼中，戴笠连读带哭地念着祭文，会场半数以上的特务都流下了眼泪。下午大会，因蒋介石没有出席会议，使特务们颇感失望。
1942年4月1日的纪念日，在规模、形式、内容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两次“四一”大会。为了展示军统的十年发展史，从1942年初开始，戴笠就指示成立筹备组，抽调各方面人员负责筹备“四一”大会庆祝活动。并向各外勤公秘单位发出筹备“四一”庆祝大会的通知：要求送展十年工作实绩资料，上报殉难、殉职、殉法人员名单及照片，查访死亡人员遗孀遗孤，总结汇报工作，选送庆祝大会对联及礼品等。重庆、息烽等特工训练班还要排练演出节目。各外勤单位及特工训练班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小型多样的庆祝活动。
为了准备“四一”期间的千人大会餐，总务部门的特务动足了脑筋。菜谱是戴笠亲自审核敲定的。有红烧猪肉、加油豆腐、红烧牛肉、辣椒炒酱肉丁等，这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重庆，已是奢侈豪华的了。
考虑到重庆的初春，天气尚寒，数百桌菜摆下来，早已由热变冷。戴笠指令每个桌上必须摆上一只火锅，好让特务们吃得舒舒服服，这也是戴笠的细心处。可是要准备如此大量的火锅，则苦了总务科的特务，他们只得四处出动。凭借特务的特权，向重庆各大小餐馆去“强借”，弄得许多小餐馆就此不能营业。
至于餐具餐桌等，由于一时数量相差很多，特务们或借或买，直搞得重庆许多商业饮食行业乌烟瘴气，店主们避之犹恐不及。
对“四一”大会，从程序、内容、时间地点、全场布置、出席人员名单、进出路线等等，戴笠一一亲自过问。甚至连参加会议人员的服装、发型等这些小地方，他都规定得十分详细。并再三严厉警告，谁敢违反这项规定，将以团体纪律给予严厉制裁。
当时军统局尚没有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露天开会又怕临时下雨，戴笠灵机一动，又指示筹备组要用红、白、蓝三色临时搭成一座大帐棚。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纺织品价格相当昂贵，要全部购买布匹，又是一笔巨额支出，且使用一次后再无用处。于是特务们又是一个“借”字，布店老板们对此叫苦不迭。
对“四一”大会的警卫工作，戴笠抓是抓得很紧。戴笠于1942年3月25日从外地视察回渝，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当即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警卫组长职。此举无疑给大小特务们一个警告，自此谁也不敢稍有懈怠。
3月31日，戴笠亲自组织“四一”大会的预演活动，对每个细节、每个程序都仔细推敲，指出问题。有一些布置设置，只要稍不如意，马上命令推倒重办，浪费再大也在所不惜，其豪华奢侈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为庆祝“四一”，戴笠还指示司法科于3月下旬派出大批法官，到军统所有集中营进行清理工作。通过审讯与结案工作，拟定出该关、该杀或该放的人员名单。一时间，杀的、关的、放的，闹得各个集中营，内部空气十分紧张。
1942年4月1日，准备了二个多月的军统成立十周年纪念庆祝大会开幕。上午照例是公祭活动。这一天上午9时，戴笠把蒋介石接到会场与数千名特务见面，蒋并以简短讲话进行训勉，对早期“十人团”成员一个个握手赠金，以表嘉勉。会场里陈列了“殉难”、“殉职”、“殉法”者的照片，三种人加起来共五百多人。蒋介石在戴笠的引导下一个个地看过去，然后向死难者家属代表表示慰问，发给大笔的奖金和抚恤金。
下午举行纪念庆典大会。戴笠把军统“十人团”成员一个个恭请上主席台。他们是：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军统局训练科科长郑锡麟、陕西耀县专区专员、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教育长梁干乔、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黄雍、军统息烽特训班副主任、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徐亮、国民政府交通部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长、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处长张炎元、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业务组长胡天秋、财政部缉私署副署长马策，以及戴笠共十人。
会议开始后，先由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组到会讲话。大会的主讲人仍是戴笠。他精神极为亢奋地大谈团体十年艰苦奋斗的历程以及在种种困境中挣扎而有今天的“光荣传统”。戴笠特以会场主席台前面两侧的一副对联进行解释发挥。上联是“从四条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前后精神还是一个”，下联是“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忠奸决不两全。”这副对联是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派秘书姜朝龙代表东南办事处到重庆赴会带来的。戴笠看后十分欣赏，便大肆引用。
上联“四条巷”即指南京鸡鹅巷，为嵌入“四一”两字，戴笠将原联中的鸡鹅巷改为“四条巷”。戴笠还将原联中的“组织虽有不同”改为“组织虽有前后”，“敌我决不两全”改为“忠奸决不两全”。戴笠在会上解释时说，从特务处到军统局，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仅有先后而已，因此改为“前后”，同时“敌我”也不够含蓄，故改为“忠奸”。戴笠认为此联写“四一”大会，嵌入四一两字，对仗工整，寓意深邃，高度概括了军统十年发展的历史，故作为大会的主联，予以张贴解说。
戴笠在四一大会上大声疾呼，要特务介绍干部进来工作，因团体发展太快。干部越来越缺，戴笠提出任用干部原则是没有马骑牛，没有牛骑羊。下午的演说，戴笠似乎不能尽兴，于当日晚开始游艺节目前，又有一番长长的训示。在4月5日的军统工作会议开幕与纪念周合并举行的仪式上，再次讲演达四小时，标榜他始终抱定“不招摇、不怕苦、不偷懒”九个字去奋斗，终于有今日的成功。
“四一”大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安排游艺、文体、戏剧活动，这些活动大都安排在晚间进行，几乎都是通宵。4月1日晚上开始的演剧，直到次日清晨5点才散场。午夜时分，许多特务想要溜号，被戴笠下令将剧场大门关上，结果特务们叫苦连天。4月2日晚三百桌大会餐，创军统历史纪录。
按照惯例，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先喝三杯酒。戴笠走到扩音器前，端着一杯斟满的酒，叫所有的人起立，高声说道：“第一杯酒，祝领袖身体健康，大家干杯！”接着又斟上第二杯酒，喊道：“第二杯酒，祝所有的同志们身体健康，干杯！”两杯酒饮完后，他便坐下。这时，大会主持人赶紧斟上第三杯酒，大声说道：“第三杯酒，祝戴先生身体健康，干杯！”这样，戴便满意地笑了。随后，数千名特务随着戴笠一声“开动”，在盼望已久的欢呼声中，一个个大嚼起来。排场极大，秩序极为混乱。
“四一”大会期间，出乎许多特务意料之外的一个举动，是戴笠同意与会者参观他在曾家岩戴公馆等处的起居之所。其陈设豪华令见多识广的特务们叹为观止。有一位会议代表低声感叹：“这些都是民脂民膏啊！”此话为戴笠所获悉，但破例没有追究。
“四一”大会期间，蒋介石于4月4日和4月12日，分两次召见军统在1941年度考核最优人员和考绩最优军官以及军统局干部代表。蒋召见仅二十分钟，以“今年应该比去年更好”作为对特务们的奖励嘉勉，便扬长而去。
“四一”十周年大会，充分展示了军统的实力，但也暴露了戴笠的野心。也就是从这次大会开始，蒋介石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实力存有戒心，这大概是戴笠当初没有意料到的。
1937年，日寇铁蹄踏入了中国华北华东，举国上下，热血沸腾，抗日热潮一时席卷华夏大地。
戴笠也鱼目混珠，举起协助抗战的义旗，成立了武装别动总队。但是所谓的别动队不过是军统特务和上海滩青帮流氓杜月笙所收罗的乌合之众，策共反共、捞取钱财的工具。
1942年戴笠又成立了“忠义救国军”，冠以忠义大帽，以示好男儿战死疆场方显报国之志，打出救国旗号，实际无恶不作，祸国殃民。
“美方建议炸毁钱塘江大桥，以接应美国盟军登陆。”忠义救国军总部致电戴笠。
戴笠在公馆内双眉紧锁，踱来踱去，双鬓的青筋暴出。“炸还是不炸呢”钱塘江大桥那雄伟壮观的景象萦绕在戴笠头脑之中。
炸吧，困难重重，日军苦心经营修复的这座现代化大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大桥两端日伪检查戒备森严，桥上桥下明碉暗堡不计其数，探照灯鳞次栉比，整座大桥灯火通明，一个飞鸟过去都历历在目。怎么炸呢？
不炸吧，美国盟军马上就要登陆，担负起“拯救中国”的大任。不炸此桥，日伪军队会源源不断输送而来，使美国军队和担当“救国”大任的忠义救国军腹背受敌，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能力，军统前途一片茫然。
戴笠一时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
苦思冥想良久，终没有什么锦囊妙计，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致电忠义救国军二纵队团长周荣：
“日军侵华，给我全国上下带来重重灾难，美国盟军安排登陆，为尽早结束战争，挽救中华命运而做此义举。为使登陆顺利，才决定炸毁钱塘江大桥，今美方人员中途有难处，但我们不能看着吾国有救而放弃这一良机。打倒日本军阀，雪耻救国，乃是我辈份内之事，故应排除万难，完成大业。希望你能操以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定当完成这一神圣使命。”
残云卷阳，大雪纷飞，皑皑白雪给伟岸的钱塘江大桥银装素裹，片片白雪融化在呜咽的钱塘江水之中。
周荣组织忠义救国军二十个骨干特务行动。大木船上一千磅tnt烈性炸药和雷管整装待发，虽然气温零下几度，但特务似还是浑身冷汗直冒。谁都说不准一声轰鸣后是成功还是成仁。
夜幕徐徐降临，鳞次栉比的探照灯被雪花裹得严严实实，全身心地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中去。
日伪检查署里的顽寇眺望雪中盛景，心中一片茫然，钱塘江周围雾霭纷呈，几步之遥都分辨不清，对于已插在心脏上的刺刀，丝毫没有觉察。
“轰”的一声，震天的巨响夹杂着声声撕肝裂肺的惨叫声，钱塘江大桥——这一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呕心沥血之杰作瘫痪在滚滚的钱塘江水之中。
“美国人办不到的事，我们硬是办到了，全军无一人伤亡。看来救国还须救国军。”周荣致电戴笠激动请赏。
浙江淳安西庙，忠义救国军总部大院。一幢雄浑肃穆、庄严伟岸的大庙，青砖绿瓦，雕梁画栋。古庙四周青松翠柏，花木扶疏。假山环绕，泉水喷涌而出，一片世外桃源的幽美景观。
江山戴笠戴雨农、上海名人杜月笙正紧锣密鼓、调兵遣将，准备带领忠义救国军迎接盟军登陆，轰轰烈烈干一番拯救苍生的伟业。但事不凑巧，斯大林和罗斯福终没有把这个机会留给戴笠。
“苏联出军东北，全歼日本关东军。美军伺机报复，广岛、长崎连投两枚原子弹。日本天皇业已俯首称臣，宣布投降。”戴笠和杜月笙接到此电悲喜交加。
但“英雄”终有用武之地。忠义救国军改旗移师，立即掉头策共反共，扮演起内战丑角。
戴笠立即致电冈村：
“在我军尚未接管前，京沪杭等重要城市之日军，如纵容中共进入或将武器交与中共，中国政府将视彼为第一战犯，依法惩治。反之，我政府将予以优待，并使其安全返国。”
戴笠俨然一副国民党大总统的口吻致此电文，不愧为蒋介石肚里的蛔虫，只待蒋介石一声令下，便冲锋陷阵，似乎他的忠义救国军还能成为挽救蒋家王朝的御林军。
忠义救国军终究是国民党的一支鱼龙混杂的杂牌军，其使命就是东插一筷，西插一勺。
颇具野心、反复无常的国民党小卒吴绍澍曾在忠义救国军任职。可日军一投降，正是捞取胜利果实的大好时机。上海市副市长这一戴笠早已窥见的肥缺被其独存。戴笠饮恨而退。况吴绍澍又原是陈立夫部属，戴陈早有间隙。对这个过河小卒，戴笠一直耿耿于怀。
1945年，戴笠的莫逆之交杜月笙离开忠义救国军返回上海，准备打扫战场，重振昔日虎威。
“打倒恶势力”，“打倒杜月笙”，“打倒上海恶势力代表杜月笙”。
杜月笙原来带了一帮门徒包了一节车厢，通知上海各界军政要人以及关门弟子、徒子徒孙，操办一次隆重的庆典招待会，扬昔日之威，奠后日之基。没想到吴绍澍这个从前的学生竟迎头浇了一盆冰水。心里的滋味，恐怕只有他才能感受到。
杜月笙灰溜溜地跑到把兄弟顾嘉堂家中，闭门思过、谢绝客访。然而杜月笙在上海曾苦心经营几十年，上至达官显贵，小到贩夫走卒都有割不断的牵连，其势力根深蒂固，其关系盘根错节，仅杜月笙那些成群妻妾及其姘头、儿女也够吴绍澍对付的。
吴绍澍也是釜底抽薪，竟私托门人把他在杜月笙处的门生帖偷出，以使杜月笙的师徒之说空口无凭。
杜月笙雪上加霜，自然还是求援无孔不入的特务头子戴笠。戴笠一听是收拾吴绍澍，喜出望外。这块肉中刺终于在今日有借口挑掉了。
戴笠立即派特务爪牙调查吴绍澍的劣迹，寻找把柄，将吴绍澍致于死地。
军统特工陈质平在跳舞会中勾搭上了上海巨富邵式军的小老婆。两人整天在陈质平家中寻欢做乐。一次邵妾满眼怨艾，发疯地狂吻陈质平，而后埋怨说要不是吴绍澍占了她在爱华路的豪华住宅，也不至于今天这样小打小闹。
陈质平一听到吴绍澍便来了精神，翻身搂住邵氏，云雨之中听得邵氏介绍：吴绍澍曾私放邵式军出逃，但强占邵式军宅邸为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办公场所，并私吞邵式军家产，一箱已失去价值的日本债券和老头票，三箱装满金条、珠宝和美元的财产。
陈质平连夜禀告戴笠，戴笠听后真是喜从天降。“让你小子再作威作福，今天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戴连夜派陈质平、毛森带领忠义救国军包围了爱华路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四个保险箱摆在眼前，三个箱中已空无一物，只是那个不值钱的日本债券箱仍完整无缺，人证物证收集齐全，万事俱备，东风已借，只等华容道上捉拿曹操了。
戴笠老奸巨猾，致电蒋介石后，拒吴绍澍于门外。吴纪澍成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只有飞往重庆托人求救于蒋介石了。然而戴笠早已通知沪市各航空公司，拒售机票给吴绍澍，逍遥不可一世的吴绍澍只有坐以待毙，成了戴笠的一碟小菜。
忠义救国军反共也使不上大力气，戴笠便转而把它作为发家致富的特务组织、又成立了经济委员会，专管征集、征购、调配、储运等事项，实际上是一个经营走私、征税等款的经济掠夺机构。被人称为“忠义祸国军”。谋杀宣侠父
西安事变，国民党迫于舆论的压力，再次与中共合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
古城西安，国共两党频繁往来。西安是靠近延安的最大的城市，亦是国民党控制的军事重地。蒋介石亲派得力干将蒋鼎文坐镇西安。
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一职，关系到八路军的存亡兴衰，十分重要。毛泽东思考再三，指定了一个名字：宣侠父。
1937年10月，宣侠父将军赴西安就职。
宣侠父，浙江诸暨人，黄埔一期的学生，早年加入共产党，长期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事的特殊关系，从事统战工作，手段巧妙。1937年调到西安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活动广泛，是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
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仔细看着面前的电报稿，面色阴沉。电报上赫然一行大字：
“中共委宣侠父充任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克日就职，张严佛。”
屋里空气十分沉闷，戴笠烦躁地解开领扣，长吁一口气。他对宣侠父并不熟悉，但已从黄埔同学口中知道了不少情况。中共的确知人善任，宣侠父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
戴笠抽出一份卷宗，找到有关宣侠父的资料。
“宣侠父，浙江诸暨人，黄埔一期毕业，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利用其与我党上层人士的特殊关系，从事统战，手段巧妙，尤为我应妥善处置，严加注意者。1937年调西安，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活动广泛，策动东北军哗变之迹象极为明显，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最能应付复杂情况、独当一面之共党顽固分子，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宜严密监视。”
戴笠拿起毛笔，在“宜严密监视”五个字下面粗粗地划了一道。他“啪”地扔下笔，拿起电话。
“给我找张严佛！”
话筒里传来“嗡嗡”的低沉男音：“我是张严佛。”
戴笠一边拨动着桌子上的卷宗，一边下命令：“宣侠父至西安后，立即对其全天候流动、固定双重监视，其言行动态随时报告我。”说完“咔哒”挂上电话！
西安，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兼西安行营第四科科长张严佛苦笑地看着手里的话筒，一脸无奈：“戴老板这脾气！”
作为军统局里最重要的一个区——西北区的区长，张严佛的日子并不好过，张严佛一直跟随邓文仪，不是戴笠的嫡系；在军统局里颇显孤立，戴笠从不向张严佛交待重要任务，但碍于邓文仪的面子，不得不应付，才把西北区交给张严佛。西安事变后，邓文仪失宠遭贬，张严佛在军统局更不得意。
西北区里军统特务最多，戴笠秉承蒋介石的主意，主要把力量放在搞共产党的情报上。但张严佛的权力最小，仅能在行营范围里调动特务，可谓“政令不出都门”。且上面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蒋介石的心腹，更是开罪不得，张严佛一方面应付戴笠的指令，一方面又不能给蒋鼎文留下僭越的印象，真是左右为难。
张严佛放下电话，立即去拜谒蒋鼎文，监视堂堂少将参议，如果将蒋鼎文蒙在鼓里，他岂能甘休？
蒋鼎文的办公室设在西安新城大楼，当年蒋介石在西安时曾在这里住过，建筑非常豪华。有几个荷枪实弹的卫兵在门前守卫着。
几个小商贩不停地在门前吆喝着，一眼便能看出他们的行迹有些可疑。张严佛认出他们都是自己派来的特工，心里不禁暗骂道：“狗日的，全都是饭桶，扮个小贩都扮不像，哪里有小商贩整天在行营门口贼溜溜乱转的？老娘孩子岂不喝西北风了！”
蒋鼎文的行营主任办公室在大楼向阳的位置，光线明亮。张严佛刚进房门，就见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壮实高大、脸带紫赤色的大汉，正与蒋鼎文争执着什么。张严佛不禁有些诧异：西安城里竟然有人敢对蒋鼎文这样讲话，怎么这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在蒋鼎文的示意下，他轻轻退出办公室，在外面等候。
过了一会儿，那个红脸大汉告辞出门，蒋鼎文把张严佛召进屋。他取下军帽，烦躁地抓挠着头发，漫不经心地问：“张科长有什么见教？”
张严佛苦笑着一摊手：“刚才戴先生来电话，让我派人盯着宣侠父。我来请示蒋主任，有没有什么不方便？”
蒋鼎文轻蔑地笑了，说：“这个老戴！整天就知道派几个笨蛋盯人，还当人家不知道。已经有几个共党人士向我说过，盯人也派个精明的，别整天穿个蓝大褂，让人一眼就瞧出来。咦，你刚才说什么？”蒋鼎文似乎一下子才反应过来：“你说要盯谁？宣侠父？刚才那不就是宣侠父吗？”
张严佛吃了一惊，有些惭愧：“他就是宣侠父？我以前没见过。”
蒋鼎文摇摇头：“他和我是小同乡，也是诸暨人。早年在黄埔的时候，我在他们一期当过队长，所以他和我有师生关系。”
张严佛点头唯喏，不置可否。
蒋鼎文长叹一声：“一开战端，不知有多少同行反目，师生成仇！宣侠父是个老共产党，八路军派他到西安来和我接头。他经常找我交涉，要求补给八路军武器、军用品、现款，要这要那，纠缠不清。”
张严佛说：“我刚才进来时就很奇怪，怎么还有人敢和蒋主任争执！”
蒋鼎文大感头疼：“我们对八路军什么都不能给，但口头上又不能说不给，实在难以对付。我非常讨厌，头都被他闹痛了。”
张严佛颇有些同情：“共党派他来，自有共党的道理。”
蒋鼎文笑了，他郑重地说：“张科长，由这件事可见共产党不简单。宣侠父精明狡猾，你们派人跟踪，一定得多加小心。”
张严佛回到住处，立刻指示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李翰廷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加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哨，专门观察宣侠父的行踪。他告诉李翰廷和派出所长，一定要对每个特务切实交待，对宣侠父的身材面貌特征一定要认得清清楚楚，不得发生错讹，对宣侠父的一举一动都要记录，决不可轻易放过，也不能认错了人。
李翰廷轻松地说：“张区长，你放心，我们盯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对宣侠父，我多派几个人就是了。”
张严佛严肃地说：“不能掉以轻心！这一次我严格规定，对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处任何人，只是以穿警察衣服的公开身份，在指定的范围内，做固定的监视，不化装，不离开派出所岗位，不做流动侦察和跟踪。对宣侠父和任何人的监视，必须绝对秘密，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否则以泄漏秘密论罪。”
李翰廷伸了伸舌头，对派出所所长做个鬼脸：“宣侠父是人是神？我们还得费这么大功夫？”
张严佛一脸严肃地看了一眼：“如果出现任何差错，我拎你的脑袋去见戴老板。”
李翰廷被训斥得默不做声。张严佛见语气过激后又安慰性的说：“李局长，不是兄弟苛刻，宣侠父事关重大，他人非常精明，若跟踪的事被他发现，传出去，对校长和戴老板都不好交待呀！对固定监视宣侠父的主要要求是：切实掌握其办事处的居住和行动，如有迁移或离开西安的迹象，立即报告；警察不和其他特务做正面联系，不准便衣特务到派出所去，违令者严惩不贷！”
李翰廷听上司为自己开脱，高兴得一个立正笔直笔直的道：“卑职一定照办！”
张严佛点了点头，说：“还有，你再派几个比较精干的人，专门对宣侠父轮番跟踪，流动侦察，严密监视宣侠父的行踪。首要的是确保行动保密，勿使对方发觉；一旦被发现，立即放弃监视，向主任汇报！”
从1937年冬起，宣侠父在西安的一举一动就全部置于特务的监视之下，戴笠听了张严佛的措施，十分满意。1938年5月，张严佛因功受赏，升任武昌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跟踪监视宣侠父的任务由徐一觉负责。
徐一觉萧规曹随，利用张严佛制订的措施，很快就根据西北区的情报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称“宣侠父勾结张（学良）杨（虎城）旧部反对中央，煽动学潮，利用黄埔同学关系散布共产主义毒素，公开谴责中央，诽谤委员长”。
报告送到武昌，戴笠如获至宝，连夜亲笔抄出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闻之大怒，立即招来戴笠。
“雨农，你看宣侠父的事应该如何处理？”蒋介石阴沉着脸：“他是我的学生，却反对起我来了，在学校那会儿他就中了共产党的毒！现在中毒越来越深了！”
戴笠立正答道：“是。宣侠父是浙江人的败类，是国民的耻辱，依学生之见，应将他逐出西安。”
蒋介石沉默片刻，愤然地把手一挥：“这不是你戴笠的一贯做风，我的意思是对他要秘密制裁，决不能让他再坑害党国了。”
戴笠故意显得有些为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不大好说话。”
蒋介石皱了皱眉头：“我明天给他写个手令，你派人处理。”
蒋鼎文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将宣侠父秘密制裁。”他久久无语。尽管他对军统局的特务说起宣侠父满腹怒火，但实际上他对这个学生兼老乡极为欣赏。宣侠父很有政治头脑，颇有儒将风度。而现在，自己就要亲手签字，暗杀宣侠父了！
蒋鼎文沉思片刻拿起笔，觉得千钧沉重，作为军人，曾经杀过许多人，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为难。他有些于心不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缓缓的写下如同割自己心头之肉的手令，仰天长叹一声：“各为其主啊！”
徐一觉接过手令，认真地轻声读了一遍：“派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将宣侠父秘密制裁具报。”
他抬起头，审慎地说：“恐怕还得蒋主任配合一下。”
“什么，难道还要我亲自去杀他？”蒋鼎文愤怒地跳起来。
徐一觉说：“并不是要蒋主任动手。但宣侠父的行踪不易掌握，还得请蒋主任于夜间十一时谎称有事把宣侠父喊过去，让他滞留到凌晨一时左右，我派人在外面动手。”
“不行！这事我决不能做。”蒋鼎文坚决地说。
徐一觉笑了一下，神情有些诡秘：“蒋主任，这是总裁亲自交办的事，你若不帮忙，恐怕对蒋主任和戴老板都不好交待。”
蒋鼎文一时无言可答。坦率地说，他对戴笠这个六期生很瞧不起，更瞧不起这帮军统特务。但宦海多年，他深知戴笠在蒋介石面前的份量。如果稍有不慎，很可能失去蒋介石的信任。
最后，他咬了咬牙：“好吧！”内心十分痛苦。
夜间11点，宣侠父正在八路军办事处处理公文。今天延安发来密电，称蒋介石已对宣侠父忌讳甚深，很可能会在最近采取手段，让宣侠父赶快离开西安。
宣侠父身在西安，何尝不知其中的危险，但工作未完结，他不忍马上离开。
他不知道，死亡的阴影已一步步向他逼近！
蒋公馆后门，一辆汽车停在黑暗的阴影里。徐一觉、李翰廷坐在汽车上，焦急地等待着宣侠父的出现。
夜，黑沉沉的，天冷得想把人都冻死，一轮残月哭丧着脸，歪歪曲曲的挂在空中。蒋公馆附近像死一般的沉寂。
凌晨1时，宣侠父从蒋公馆匆匆走出。殊不知这每一步都在走向死亡。徐一觉轻轻挥了挥手，特务李良俊、张志兴悄悄地跟了上去，突地将宣侠父架上汽车，用棉花塞住口。李翰廷、徐一觉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宣侠父怒目圆睁，终于停止了呼吸。
徐一觉擦了一把冷汗，长吁一口气：“妈的，干活这么多次，从来没有今天这么紧张过。”
李翰廷伸手摸了摸宣侠父的呼吸：“还算顺利。开车，到下马陵去！”
下马陵是西安城最偏僻的地方，白天都没人来这里。徐一觉早已命令几个人在这里放哨警戒。汽车一到，立刻把宣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徐一觉伸手在宣侠父身上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黄金表链，他放在嘴里咬了下，试了试成色，随手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把宣侠父的尸体投进枯井。
一代英雄宣侠父，陈尸井底。
今天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不久延安共产党就知道了宣侠父的死讯！八路军办事处向蒋介石正式提出抗议。蒋鼎文慌了手脚，连忙命令张严佛把宣侠父的尸体迁移。
但纸毕竟包不住火，1938年11月，在共产党的质问下，蒋介石不得不回答：“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不听我的话，我让人把他杀了！”戴张密谋
1938年春，富丽堂皇的戴公馆里，高朋满座，笑语喧哗。主人戴笠满面春光，在门口欢迎来宾，几个美丽妖艳的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蝴蝶般在达官贵人中穿梭，给盛大的晚宴平添了许多生气。
华灯初上的时候，来宾终于全部坐定，唯有主座和上首的座位还空着。今天是哪个大人物来赴宴？主人怎么还不出来？许多女宾已经焦急地开始窃窃私语。
忽然，鼓乐齐鸣。主人戴笠脸上荡漾着笑意，谦恭地迎来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走向首座。中年人面皮白净，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书卷气，只是目光略微暗淡，稍显颓丧。他谦逊了一番，慨然坐下。
他是谁？来宾都惊讶地互相询问着。自从“西安事变”以来，戴笠因冒险人西安保驾，深受蒋介石青睐，因而身份地位逐渐增长，许多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拜在戴的门下，极少有人能得到戴如此重视。而今天，这个从未见过的中年人又是哪一位达官贵人？
知情者早已认出，他就是中共叛徒，不久前投靠蒋介石的张国焘！
果然，戴笠拱了拱手，向大家介绍道：“今天，中央委员，参政会参议员，军统、中统设计委员张国焘先生光临敝舍，大家前来作陪，雨农十分荣幸。”
张国焘站起身来，得体地点了点头：“戴主任太客气了。从今天起，国焘就是戴主任的部属了，以后工作中还望多多关照。”说完微笑着坐下。
戴雨农举起杯：“张先生弃暗投明，是一件大喜事。以后雨农还需张先生在工作中多多扶持。来，为我们精诚团结干杯！”
张国焘苦笑了一下，哪里就是弃暗投明了？他掩盖着心中的伤感，举起了杯：“干杯！”仅仅在半年前，还是冰炭不容的冤家对头！
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趁祭祀中华民族祖先轩辕黄帝“黄陵”的机会，逃离延安，投奔蒋介石。对此蒋介石十分高兴。张国焘曾是中共要人，手里不仅掌握中共的许多机密，而且对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与内部工作手段极为熟悉，蒋介石认为，张国焘的投靠，是对延安的一个沉重打击。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戴笠企图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可依靠原有的军统特务和情报手段已经难以取得成效，他需要另辟蹊径，可惜束手无策。正在此时，蒋介石指令戴笠为张国焘安排具体工作，这对正感山穷水尽的军统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
张国焘走马上任，担任专门为他成立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副主任由党政处中共科科长郭子明担任。
戴笠亲自参加了张国焘的就职仪式，就职仪式上云集了军统、中统的上层特务，温文尔雅而又倦怠不堪的张国焘，深知自己名声不佳，默默站在一隅。其他许多国民党特务处出身的“老军统”互相招呼让座，对张国焘视而不见。
“寄人篱下，不得不如此耳。”张国焘有些悲哀。他似乎和这里的环境不太协调，而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今天的主角应是他这个堂堂的研究室主任，然而，好像一出大戏里大家都忘了主角，他只好默默地坐在那里，感受着冷落的滋味。
忽然戴笠走了进来。他一眼看见张国焘，连忙赶上前去，拱手致贺：“张主任今日荣升，恭喜恭喜。”
张国焘肚里暗骂一句：妈的，什么荣升？当年我率大军在川藏何等威武，今天却成了你这个当年的上海滩小瘪三的下属。时也势也，他强打笑脸，举手还了一礼：“哪里哪里，还仰仗戴先生。”
戴笠看了看张国焘的满脸苦笑，注意到张国焘的尴尬境遇。他望了望仍然自顾说笑的特务们，拉着张国焘走向主席台。多年从事反共的戴笠，精明地意识到，像张国焘这种曾有权势的原中共干部，最注重的是面子，决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二等特务。他轻轻拍了两下手，全场立刻安静下来。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祝贺张先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成立，我们希望‘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能成为我们策反的中心！”
待掌声平息，戴笠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张国焘：“大家对张先生可能不太熟悉。以前，我们大家多年是冤家对头，而现在，张先生为识时务之俊杰，和我们站到了一起，张先生曾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俄文、英文，学识渊博，造诣很深。委座对他也很尊重。”
戴笠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在军统局里，张先生要物给物，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诸位都应全力支持张先生的工作。有谁对张先生不尊重，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说完威严地巡视全场。
仪式结束后，张国焘回到自己的寓所。他脱下外套，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思索。
天渐渐暗了下来，张国焘懒得去开灯。今天就职仪式上的冷落滋味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想起幼时读《三国演义》印象最深的就是于禁被曹丕羞死。今后会有人把自己今天的情形画上去吗？他不愿再想下去，起身打开台灯，准备研究一下特研室的机构设置。
“张主任，刚才军统局送来一份调查表，请您填写之后交回去。”侍卫递来一张表格。
张国焘接过表格，仔细翻看了一下。这是军统局人事室印制的“内外勤人员调查表”，凡军统局特务都需填写。张国焘随手把表格扔在一边，勃然大怒：“戴笠把我也当作军统局一名特务了！”张国焘虽然参加军统活动，但仍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他不屑做一名军统的在册特务！
“张主任，我看您还是填写吧！”侍卫小心翼翼地拣起表格，放在张国焘面前：“免得贻人口舌。”
张国焘沉默了。他知道，自己这个堂堂中将在戴笠眼中，尚不及有些大特务的地位。凡做大事切不可用意气。他忍怒在表格上工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张国焘。
戴笠自从军统局里添了一名特殊特务张国焘以来，信心大增。他经常拜访张国焘，听取他的建议。张国焘深知自己一旦进入军统就再难抽身，也竭尽心力为戴笠效命。但事不能遂人愿，他的计划大都以失败而告终。
张国焘对戴笠建议，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
戴笠对这个建议十分欣赏：“张先生洞察先机，目光如炬呀！我早有此意。”
张国焘侃侃而谈，唾沫星子满天飞道：“开展反共活动，不但要有专门之机构，还必须有专门的人才，戴先生治下极严，军统局人才济济。但未必适合做此项工作，需专门培养。”
戴笠立即按照计划筹办，班址设在磁器口童家桥洗布塘，主任由戴笠自兼，副主任则由张国焘担任，学生由人事室和训练科从军统其他训练班受训或已“毕业”的优秀分子中挑选。每个学员都经过张国焘亲自谈话，考核严格之程度，为其他军统训练班所不能比拟的。”
但张国焘失望的是参加训练班的学员都是经军统特务介绍加入，目的都是为了混日子吃饭，因此知识之低，道德之差令张国焘叹气不止，大大出乎意料。第一期招收了四百名学员，结业典礼时，戴笠率局本部有关高级特务参加，并与学员们聚餐送行。戴笠最初希望通过这批特务的活动，能对中共组织的破坏产生连锁反应，至少能建立一个军统延安站。但实施的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许多特种政工人员进入延安后，不仅没能拉出人来，自己倒是有去无回。第二期毕业的学生无法再按原计划派遣，只好去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担任“防共”工作。
戴笠尽管很失望，但对张国焘仍然重用，希望从他身上再找出一些反共妙药灵丹。张国焘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对戴笠建议说：“鄙人误陷泥沼，沦为共党，对共产党颇为了解。共党之存在，自有其社会基础，是消灭不了的，只能让他成为中国之第二大党。”
戴笠也有同感，但颇不甘心：“共党从十几人之小团体到今日的气候，自有社会原因，但瓦解它尚有办法可想。我想请张先生给军统训练班开两门课，‘马列主义之批判与中共问题’，再给张先生搞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请张先生主持。”
张国焘心中高兴，但脸上不动声色，丝毫没显出受宠若惊的表情。他继续说：“我们军统在国统区采取盯梢、逮捕、逼供等强硬手段，只能使少数共党分子感化，但许多共党中毒既深，只能从政治上争取，联络他们。”
戴笠眯起眼睛，颇感兴趣：“愿闻其详。”
张国焘说：“发现共产党员，不必让他们写自首书，登报脱离，不愿说出同党姓名，亦不必勉强，只须让他们填写一份‘来归人员调查表’，即可视为来归了。”
“来归？新奇。如何解释？”戴笠好奇地问。
“意为原为国民党之公民，后来误入共产党，现在又回来了。”
“妙计。”戴笠大为欣赏：“张先生不愧为中国有手腕有眼光之政治家。”
于是，他很快开始推行这项工作。为配合“来归”活动，戴笠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联络站。
张国焘为了配合特联站、策反站活动，写了一份有关中共内部及边区情况的交待材料，呈蒋介石、何应钦审查，并秘密印发给大特务们传阅。
但戴笠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认为虽对中共上层提供情况较多，而对军统实际工作帮助不大。加之“来归”活动几天成效不大，除原张国焘的个别心腹“来归”外，中共高级军政人员无一“来归”，与戴笠当初之期望相距甚远。
“张先生的锦囊妙计看来不过尔尔。”戴笠失望之余，恼羞成怒，对张国焘冷嘲热讽：“中共对张先生的冷淡也不无道理。”
张国焘白净的脸孔涨得通红，但又无话可说。两年来呕心沥血，了无成效，复有何言？
他思忖一会儿说：“我们是否可以组织国民党中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作为宣传之手段？”
戴笠若有所悟：“唔？这倒是个办法。让我想想。”
当天晚上，戴笠来到胡宗南公馆。两人一向视为知己，无话不谈。胡宗南听完戴笠对访问陈独秀的看法，不屑地说：“这是张国焘的脱身之计。他也是玩不出什么花样了，搬出共产党的开山老祖来，既可以挟此自重身份，又可以搪塞我们。”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何不将计就计？我们二人做一次私人访问？”戴笠道：“我已经把此事向校长请示，过几天我们去拜访一下。”
胡宗南对拜访陈独秀也有意为之，他问：“张国焘是否去？他去可不大合适。”
戴笠笑了：“他本还不愿去哪！”
四川江津白沙镇，一个偏僻的大村庄。几家小小的店铺支撑着这个偏远小镇的繁荣。
一天，码头上忽然来了两个人，他们拎着茅台酒和水果，径直向陈独秀隐居的住处走去。
他们就是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和军事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
两人来到一幢破旧的房屋前。胡宗南感慨地说：“世事真不可论。当年我们未考黄埔做一青年学生时，陈独秀何其威武荣耀，而今竟然如此落魄！”
“此翁在清末声名卓著，令人振聋发聩，我们不能怠慢了。”
门“吱呀”开了，一个须发斑白，面容憔悴的老人打开门。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胡、戴二人，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二位是……”
胡宗南上前深鞠一躬：“学生南中虎、李岱求见陈独秀先生。”
老人轻轻然而坚决地摇了摇头：“我身体欠佳，不见外人。”说完“砰”地关上了门。
胡宗南与戴笠相视苦笑：“老家伙六十多岁了，还这么硬的脾气！”
戴笠说：“当初我就说以假名求见，他肯定会拒而不见，不如你我公开身份。”
胡宗南点点头：“我再试试。”他又轻轻地敲了敲门。
老人重又打开门。见仍是他们两个，皱眉不耐烦地说：“我说过不见，就是不见！”
“学生的真实身份是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琴胡宗南，这位是军统局副局长江山戴笠戴雨农。本想以化名求见，望先生勿怪。”
陈独秀点了点头：“进来吧。两位将军突然造访，所为何事？”
胡宗南恭敬地答道：“久仰陈老大名，未曾有缘拜见，今专程与雨农来聆听陈老指教！”
陈独秀倨傲地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你们来的？”
胡宗南笑了一下，心想，果然不出蒋委员长所料。临行蒋介石就预先安排，若陈独秀问及此事，就说是他关照胡、戴看望陈老先生。
因此，胡宗南答道：“是蒋委员长特派学生两人来造访，不胜冒昧。”
陈独秀点了点头，字斟句酌地说：“独秀此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参与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独秀岂敢独善其身。只不知二位将军来意如何？”
胡宗南正要回答，忽然，门外走进一个人来，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他一眼瞅见胡宗南，“呀”地叫了声：“是胡宗南吗？”
胡宗南看见来人，立刻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问好：“高老师好，学生胡宗南来拜访陈老，不想竟遇到高先生，真是幸运。”
来人正是当年黄埔的著名政治教官高语罕。他连忙斟茶倒水，替陈独秀招待客人，一边问道：“胡司令来有何见教？”
胡宗南拿起事先准备好的剪报，双手递给陈独秀：“陈老曾受人攻击一事，天下人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在《大公报》上辩护的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
陈独秀又翻看一下剪报，说道：“列名为我辩护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作罢了。先生等对我的关怀，深致谢意。”
戴笠一言不发，只在旁边飞快地记录着。胡宗南又说：“学生愚昧无知，今天特来请教陈老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定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站起身来，在窄小的室内踱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北大讲台上。他慷慨论道：“本人孤陋寡闻，也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联，殊出意料，斯大林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说到这里，他猛地收住话头：“语罕，送客！”
戴笠从江津返回，把陈独秀的谈话记录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浏览了一下，面露欣喜：“陈独秀见解精深，眼光远大。”
陈独秀这张牌又没打好，张国焘的日子更加难过。戴笠半年也不接见一次。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峻，口吻讽刺地训斥，甚至拍案大骂：“你张国焘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是戴笠的手下爱将，一次半开玩笑地问戴笠：
“老板何以对张国焘如此先恭而后倨也？”
戴笠长叹一声：“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我如何向校长交待？以后取消他的特权！”
张国焘也自知处境，常常哀叹，以他这种叛徒的身份，在国民党内难以有出路。他不再像刚进入军统那样冷傲。常注意和大特务们搞好关系。可惜太晚了一点。
一次，张国焘去要车外出，车场内明明停着几辆汽车，可人家答曰没车。一个特务更是恶作剧，派了一辆人力三轮给张国焘。张国焘养尊处优也不是一天两天，岂肯忍受这样的恶作剧？然而无可奈何。
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度过了惨淡的几年，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无政可参的参政员，又在中统内当了几年无计可设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终于被中统军统先后踢出，凄凄惶惶逃往加拿大过寓公生涯！
戴笠企图使军统反共斗争起死回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被战争洪流冲得粉碎。血染红岩
1940年4月的一个深夜，漆黑的天空中没有一丝月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给夜平添了几分恐怖。
《新华日报》社里悄无声息，人们都沉睡在梦中。
“哐哐哐”，门外突然响起强烈而连续的打门声。睡在门房的工友老王睁开惺忪的睡眼：“喂！哪一个？”
“电报局送电报的，快开门哪！”
“噢，”老王一下子从睡意中清醒过来：“是罗先生的电报吗？”他跳下床，打开门。
“不许动！”黑洞洞的枪口顶住了老王的胸口；“动就杀了你。”
一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走上前去，掏出证件：“我们是宪兵二团的，我是团副周作桢，前来逮捕共党分子罗世文。”
老王心头一紧，正要呼叫，宪兵张贤明立刻捂住了老王的嘴巴，郑历冰抄起一根胳膊粗的铁棍，迎头打下。老王的身子软软地倒了下去。
“上楼！”周作桢一挥手，宪兵们蹑手蹑脚地走上来，猛地撞开门：“不许动！”
罗世文正在灯下审看次日的小样，看见这么多持枪特务闯进屋来，他似乎并不惊讶，只是迅速地把一个纸条塞进嘴里咽下肚去。然后镇静地说：“诸位有何贵干？”
周作桢警惕地上下打量着罗世文。他没想到，鼎鼎有名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满面虬髯，膀大腰圆，而是清瘦白净的面孔，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更给人留下文弱书生的印象。
周作桢努努嘴：“搜！重点检查书报。”
罗世文镇静地看着特务们把书信扔得七零八落，乱成一团，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到来。
“走吧！”周作桢狞笑一声：“不过要委屈一下罗先生了。”
罗世文轻蔑地一笑，昂然伸出双手：“请吧！”
郑历冰用黑布蒙上罗世文的双眼，又用捕绳捆住双手，押到楼下。
楼下已经围着一群听到动静的工友，看见罗世文被押下来，都关切地叫道：“罗先生……”
“大家不必担心。”罗世文眼睛被蒙，看不见眼前的景物，他只能靠声音判断出，这些都是熟悉他、热爱他的工友，为他送行来了。
周作桢抬起枪，对准罗世文的额头：“请放明白点。请你们别出声，否则对罗先生不利！”
罗世文脑袋用力一摆：“把你的破枪拿开！”他对工友们微笑了一下，毅然向门外走去！
同日晚上，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车耀先于少城公园附近的“努力餐”饭馆被捕！
逮捕罗世文、车耀先是蓄谋已久的。
1940年3月初，国民党对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强行征购粮食，一些劣绅趁机囤积，导致了一起人为的粮荒。无隔日存粮的贫苦百姓，为买粮而奔走。终于在3月中旬爆发了“春荒暴动”和“抢米风潮”。国民党借镇压“抢米风潮”的机会，嫁祸共产党，加紧对共产党人的搜捕。
1940年4月初，成都市警察局督察长谈荣章、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长刘崇朴，向军统川康区区长张严佛报告：罗世文，四川威远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现潜伏成都；车耀先，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由西安潜来成都，在少城公园附近饭馆潜伏。
罗、车可都是共党的大人物！张严佛如获至宝，即密电重庆戴笠，请示准予秘密逮捕，戴笠立即将蒋介石批准秘密逮捕参与“春荒暴动”的一干人的命令，转张严佛认真执行，逮捕讯办。
罗世文被逮捕的当天就受到刑讯。邓文仪率两名便衣来到关押处。
“罗先生，既然敢于做事，就应敢于承担责任。好汉做事好汉当嘛。”邓文仪和言悦色地说：“抢米风潮之事，罗先生难道一点不知道？”
罗世文默不做声。经过一夜的折磨，他憔悴了许多，但目光仍然坚定、沉稳。
“罗先生的大名，在四川很是响亮。蒋委员长对罗先生也很欣赏，为何罗先生尚自痴迷不悟，自甘堕入共产党的泥沼？”
罗世文胸中冒出怒火，慷慨陈词：“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欠下了血债。如今国难当头，蒋介石不思抗日，只一味打内战，致使生灵涂炭，何谓我入共产党是自甘堕入泥沼？倒是邓先生跟随蒋介石多年，对国民党之前途，不应不做考虑。”
邓文仪哑口无言，拂袖而去。
次日，戴笠到达成都。他召来张严佛：“如今川西局势动荡，谣言很多。罗、车二人关在成都恐怕不便，我明天飞返重庆，你找几个得力的人把他们随机押到重庆。”
次日，天色阴沉，下起了霏霏细雨。成都太平寺空军机场，一架银白色军用飞机停在那里。
几辆汽车飞驶而来。戴笠率先走下汽车，登上飞机，谈荣章、刘崇朴把罗世文、车耀先押下车来。
罗世文戴着脚镣手铐，他紧紧握了握车耀先的双手：“老车，我们又战斗到一起了！”
车耀先秀气的面孔上露出笑容：“老罗，又见到你了！”
罗世文深情地说：“还记得我38年时的那首诗吗？”
“记得，我还能背诵出来，”车耀先一字一句地吟哦着：
“从来烈士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
百战身经尝考验，廿年冰蘖励忠贞。”
罗世文轻轻喃道：“烈士从来不贪生……老车，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刘崇朴走过来，粗暴地推搡着罗世文：“走吧！这不是吟诗的时候，飞机准备起飞了！”
罗世文与车耀先相视一笑，同又转过头来，深情地望了一眼细雨中美丽的成都，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这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并肩走向飞机。
从此，罗世文、车耀先开始了在望龙门、息烽与中美技术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里整八年的羁押生涯。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罗世文、车耀先坚贞不屈，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戴笠及军统局秘书徐业道，对罗、车二人连续审讯，用诱骗、逼供、刑讯等种种方法，企图“虚罪坐实”，迫其叛变革命，出卖组织，但一无所获。罗世文尖锐地指出：“成都抢米风湖，系人为灾荒，是反动派搜刮政策所致。”
戴笠无可奈何，但罗世文、车耀先都是在国共两党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不敢立即杀害，只得上报蒋介石，予以长期羁押。
1946年，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再次谈判。谈判期间，周恩来多次向国民党抗议，要求释放政治犯，并点名要求释放罗世文、车耀先。8月，蒋介石批准毛人凤、郑介民，对罗世文、车耀先予以秘密制裁。
毛人凤指使军统重庆办事处主任张严佛，对罗世文、车耀先予以处决！并将尸体灭迹，摄影具报。接到密电后，张严佛就召集军统办事处秘书丁敏之、司法组长郭文翰、保管组长侯祯祥、警卫组长庞世科等四人，策划杀害办法。
8月的重庆，正是酷暑难当的天气。树上的知了发出单调的鸣叫声。罗世文、车耀先坐在牢房里，倾听着蝉鸣。蝉也是自由的。日本人投降了，他们已经看到了自由的曙光！
“哐当”一声，牢门打开了。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走了进来：“恭喜二位，上峰有令，要把二位解押南京。”
“滚出去！”罗世文最讨厌杨进兴。他不仅心狠手毒，而且阴险狡诈，是白公馆里有名的刽子手。
车耀先明白杨进兴说的“解押南京”意味着什么。他凄然对罗世文一笑：“老罗，我们最后的时刻到了。”
罗世文面色平静，他找出暗藏在牢房地板缝里的铅笔与纸片，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心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老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
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他把铅笔与信重又藏好，对车耀先说：“老车，我们各写一首诗吧！
车耀先沉思片刻，捡起一小块石头，在墙壁上快速刻画：《自誓》
幼年仗剑怀佛心，
放下屠刀求真神；
读破新旧约千遍，
宗教不过欺愚民。
投身元元无限中，
方晓世界可大同；
怒涛洗净千年迹，
江山从此属万众。
不劳而食最可耻，
活己无能焉活人；
欲树真理先辟伪，
辟伪方显理有真。
喜见东方瑞气升，
不问收获问耕耘；
愿以我血献厚土，
换得神州永太平！
“好诗啊！”罗世文赞道：“耀先同志，真是倚马可诗。”
“老罗，你也写一首。”车耀先素知罗世文博览群书，学识渊博。
“好吧！”罗世文略加思索，也在墙上刻下一首诗：
望春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对，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我们共产党人！”车耀先坚定地说。
“我们今天坦然面对死亡，最后失败的，一定是他们！”罗世文怒指等在门外的杨进兴。
庞世科把罗世文、车耀先带到歌乐山松林坡戴笠原住所下面的坪场，那里已经准备好木柴和汽油。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几个便衣武装特务在晃动着，进行严密警戒。
杨进兴狞笑一声：“罗先生，再见了！”与庞世科分别把绳索套在罗世文、车耀先的脖子上，同时用力拉紧，罗世文、车耀先被活活勒死了！
丁敏之给罗、车二位烈士的尸体各拍了一张单身照片，侯祯祥浇上汽油，架起了木柴！
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火光照射着四周特务们狰狞的面孔，也映红了歌乐山下松林坡这片大地！
车、罗二烈士殉难时的照片送到保密局，毛人凤盯着照片笑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杨被转移
1938年春间，张学良被幽禁在郴州苏仙岭时，戴笠在汉口闻讯郴州街上发现了张学良的旧部，立即下令刘乙光将张学良移解郴州的邻县永兴县。一个月后，戴笠再次电令刘乙光将张学良移解湘西凤凰山。
其时，戴笠正在湘西筹办临训班，临澧距沅陵只有二百公里左右，距幽禁杨虎城的益阳只有一百多公里。这样，戴笠可以借在汉口、临澧之间来回走动的机会，对沅陵、益阳两地进行控制。
在张学良启程向沅陵行进途中，戴笠给军统沅陵办事处主任晏武发电，要他对沅陵凤凰山上的凤凰寺进行修缮，并选三十个精干的便衣特务随时听用，加强对凤凰山的警戒工作。
凤凰山位于沅水东南岸，与沅陵城隔水相望，从沅陵城观望，一如展翅欲飞的凤凰。山顶古庙凤凰寺建于明万历年间，寺旁古木参天，浓荫蔽日，清静幽雅。
张学良到达凤凰山后，戴笠专程到沅陵视察，对张学良住地的安全进行布置和检查，并成立军统沅陵邮电检查所，专事检查张学良的来往信件。另派从上海撤退出来在沅陵待命的大特务黄家持为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协助刘乙光对张学良进行监视。戴笠还给张学良送了一些食品，住了2天，因武汉战事紧张，就匆匆返回汉口向蒋介石复命。
1938年秋冬间，武汉沦陷，日军乘胜进击，逼近长沙和湘西，沅陵吃紧。戴笠此时正在临澧主持临训班第一期的毕业典礼，同时筹划将临训班二期西迁湖南黔阳续办的事宜。
经多方派人踏勘寻找，最后决定把张学良、杨虎城双双西迁贵州中部。那里群山密布，悬崖峭壁，川黔铁路横贯全境，既便于做好警戒监视工作，又便于戴笠来往视察检查。
戴笠为张学良选择的幽禁地是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这里是明代兵部主事、理学家王阳明读苻讲学之所，距修文县城约3华里，环境幽静，是贵州名胜古迹之一。洞旁有数间房屋用作张学良“读书思过”、“修身养性”之所。张学良晚年研究明史，可能渊源于此吧。
为杨虎城选择的地方，开始在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白鹤观，后因戴笠看到这里距公路太近，不符合绝对安全的要求，就亲自选定在距息烽县城十多里的玄天洞。洞内高三十多米，空间很大，仅有一个洞口可供出入。看守人员只要守住这个洞口，便是万夫莫开了，加之上山的道路又很偏僻隐蔽，真正是一个绝好的天然监狱。当时洞内有所道士观，戴笠当即命李家杰派特务把道士赶走，将杨虎城从阳朗坝移解过来。
修文与息烽两县相邻，阳明洞与玄天洞之间仅隔十多公里的一条山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杨两位将军虽双双被囚禁在此，历经数年，但谁也没有想到对方关押在自己身旁咫尺之地。
戴笠考虑到贵州将是长期囚禁张、杨的地方，故张、杨到贵州不久，戴笠就到修文、息烽进行视察部署，对加强看守张、杨的工作做了进一步的指示，把蒋介石关于“严加管束”的指令充分具体化，形成控制囚禁张、杨的五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是戴笠亲自选派的刘乙光、李家杰两个特务队。戴笠规定第一道封锁线的任务是实施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的监视。白天负责内围警戒的任务，以三十米左右的距离做半径围绕住房进行流动，到了晚间则收缩到寝室和门口。戴笠还规定夜间用竹梆打更的办法传递信息。
夜幕降临后，特务们约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第二个便接着敲。如此循环往复，只要一个不响，带班的特务骨干马上去检查。因此，每到夜间，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令特务们毛骨悚然，丝毫不敢懈怠。
戴笠规定杨虎城白天可以到室外和洞口走动走动，夜间便不许出屋一步。杨根据这个禁律，一天中最为兴奋的时刻是在白天到洞口去眺望息烽公路上的汽车，以解终年离群索居的孤独和寂寞。
张学良白天的活动范围可以稍大一些，但到了黄昏一样不许出屋门一步，戴笠还从电讯处专门拨了一部电台交给刘乙光，由刘乙光及时向戴笠汇报看守张学良的情况，以防不测。
第二道封锁线是分别配属特务队的一连武装宪兵。戴笠规定他们的外围警戒线，白天可以达数百米，以控制较大的范围，任务是禁止行人和老百姓接近山洞。晚间则收缩到内围特务白天布岗的地方。
戴笠还要求在通往阳明洞和玄天洞附近的道路上设置暗岗，以监视可疑的行人。并规定看守玄天洞的宪兵必须分双层布岗，一层设在玄天洞所在的山上，一层设在后山高地，通过火力控制后山和玄天洞口。
在外层宪兵和内层特务之间，戴笠规定只允许特务队长和宪兵连长接触，宪兵与特务之间不准交往，以达到双线控制，互相牵制的目的。至于监视张、杨的特务和宪兵之间，更是严格禁止互通信息，不准有任何横向联系。
第三道封锁线是阳明洞、玄天洞所在县、乡的行政及保警系统。戴笠先后保荐军统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祯任息烽县长，派看守张学良特务队的骨干特务邱秀虎任修文县保警大队副，代大队长负实际责任。后来，戴笠发现兼任大队长的修文县长胡立五与中统有关系，与军统若即若离。经报蒋介石同意，保荐军统特务王崇武任修文县长。这些特务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利用所任公开职务的便利，调动行政保警力量，配合刘乙光、李家杰等人做好看守张、杨的工作。
不久，戴笠认为不仅要控制息烽、修文两县的行政保警力量，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对贵州全省军警力量的控制。于是调邱秀虎为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到贵阳搞公开侦缉工作。修文县保警大队副则由军统特务熊仲青接任。结果，邱秀虎在贵阳的寓所，成为修文县看守张学良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
为了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力量，戴笠报请蒋下手令，任命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傅仲芳兼任贵州保安处长，掌握全部地方武装，傅仲芳按蒋、戴的交代，亲自到修文、息烽视察，了解和询问看守张、杨的情况，拟订应变措施，以防不测。
第四道封锁线是由军委会特务团组成。张、杨分别移解修文、息烽后，戴笠担心消息泄漏出去，张、杨旧部会联合营救，就请示蒋介石同意，调军委会特务第四团加强对张、杨大外围的看守任务。团长张止戈按戴笠的指示，把团部设在息烽县城，修文则派徐启龙的一个营驻守。
尽管如此，戴笠还是不能放心。又进一步增调军委会特务第二团驻息烽专事监视玄天洞，增调军委会特务第八团驻修文专事监视阳明洞。特务团均按戴笠的要求，在张、杨住地的外围建碉堡、设岗哨，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盘查行人，把阳明洞、玄天洞围得铁桶一般。
第五道封锁线是由军统特务控制修文、息烽两县的邮电通讯及当地的情报治安和联络部门。张学良到修文后，戴笠规定寄出函电都要经过刘乙光和驻修文邮检特务的检查方可发出。外面寄给张、杨的函电，除蒋介石、宋美龄的函电不准检查外，其他任何大员的函电都必须扣压检查。至于报刊书籍中涉及到张、杨消息的，则一律扣压不送，进行销毁处理。凡发现有可疑人给张、杨寄送函电的，则必须派特务对寄送人进行秘密调查，重要情况须立即向戴笠呈报处理。
除了五道封锁线之外，戴笠还对刘乙光、李家杰分别单独传达蒋介石的密令，如一旦发生意外，来不及应变，则由刘、李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副官、保姆等人下杀手，统统打死，绝不能让他们被活着救走。
1939年2月下旬，戴笠到贵阳办事完毕后，在返回重庆途中顺便拐到阳明洞去看望张学良。
戴见到张后，第一句就说：“雨农代表委员长问副司令好。”
张苦笑回答说：“委员长日理万机，还记得我这个被囚之人，谢谢！”
戴和张海阔天空地闲聊了一会儿，因事急着要走。
张在送戴时，对戴说：“我想及时知道外界的情况，能不能给我送台收音机来？”
戴沉思良久，才答非所问地说：“可以多选些唱片和书刊送来。”张知此事已不可为。也就不再言语，心情忧郁地返回卧室。
张、杨在修文、息烽，因交通也还方便，戴笠每年都要抽出一两次时间到阳明洞、玄天洞看看张、杨。其中，看张的次数和时间要多些，毕竟他俩的关系要密切一些。
有一段时间，张心情烦躁，经常发脾气，甚至流露出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每遇这种情况，戴笠总要备一些礼品，抽时间到修文来看看张。如抽不出时间，则写一封信，派总务处长沈醉或其他大特务带上礼品代表他去看张。如果还不能使张的情绪安静下来，戴则请示蒋介石批准，派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由军统人事室主任李肖白陪同，一起去看看张。每次用两三天时间陪张谈谈外面的情况，缓解张的情绪。
每当此时，李肖白总是寸步不离，以防他们私下达成什么默契。李完成任务后，照例把张、莫谈话的内容向戴笠详细汇报。而杨虎城是得不到这些待遇的。
戴笠每次去看望张、杨，表面上了解张、杨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实际上是检查对张、杨的看守情况。因此，戴每次在修文和息烽停留，都要听取特务队长、宪兵连长的工作汇报，然后再个别找特务与宪兵了解情况，进行核实，以防特务队长或宪兵连长对他欺骗，使得特务和宪兵们对看守工作十分谨慎严密，丝毫不敢大意。河内刺杀，密谋绝密令
正当武汉“反资敌大爆破”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之际，重庆上清寺汪公馆内，却正在进行着一场投敌叛国的阴谋活动。
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和他那肥胖而泼悍的老婆陈璧君，正屏声静气地听着一个头上长了肉瘤的家伙在说着什么。只见那人目光狡黠、神情诡秘地压低声音说道：“……几个月来，我和高先生先后跟日本松本重治、犬养健等接触了五次。他们的意思是，‘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出来领导不可。我们的同志和周佛海先生，我估计西南的地方势力，过去和我们关系亲密的军方实力派人物，都愿集合在你汪先生的旗帜下，为‘和平运动’尽力……”
此人乃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所主持的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的一个负责人——梅思平。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任过江宁县“模范”县长。南京失陷后，他丢了这顶乌纱帽，便开始投向主和派周佛海的怀抱，极力为所谓“和平运动”而奔忙。他话中提到“高先生”，指的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日本人的意思是希望汪先生能出面成立一个反蒋反共反战的新政权，这样和平会有希望。所以特意让我来征求一下汪先生的意见……”梅思平望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周佛海，接着说道。
保养得红光满面的汪精卫，静静地听完梅思平的话后，稍稍沉思片刻，便慢条斯理地说道：“如今武汉也沦陷了，这样节节败退地打下去，总不是办法。而且中共借抗战之机，正在扩充实力，其志不在小。即使抗战能够获胜，战后的内乱同样不可避免。国家的未来命运，更不可知。所以，为了国家，我确实很想出面挑起‘和平运动’的担子。怕只怕日本外交政策反复无常，我等进退两难啊！”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也早已考虑到了。只要汪先生同意出山，我们就派代表去上海与日方正式商定，签订了条约，再采取行动。汪先生，你看如何？”一直沉默不语的周佛海，这时插嘴道。
陈璧君见汪精卫紧皱双眉，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便迫不及待地说：“只要日本御前会议同意由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说完，又推推身旁的汪精卫，“你倒是说句话呀！”
汪精卫依然很谨慎地说：“我还是前两天对德国海通社记者讲的那句话，‘……必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果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决无谈判之余地’，也只有接着打下去了。”
“你呀！”陈璧君不满地瞪了汪精卫一眼，愤愤地说：“你难道还看不出来？自从日本提出不以蒋介石作为谈判对手以后，蒋介石抗战到底的调子就越唱越高。他如今是骑虎难下，只得长年累月地拖。现在大家守在重庆，也只是在为蒋介石一人殉葬……”
汪精卫还是不置可否。第一次游说没有达到目的，但周佛海、梅思平和陈璧君，都摸透了汪精卫的心思，看出他早就想脱离老蒋另起炉灶进行“和平运动”了，只不过担心搞不好，会身败名裂，得不偿失。
之后，周佛海等接连几次去找汪精卫，向他保证，云南、四川、广东一直受老蒋排挤的实力派人物，只要他一出山，树起旗帜，就会出来支持他的新政权，劝他不要顾虑太多。陈璧君的态度也很积极，一再怂恿汪精卫答应此事。汪精卫在他们的一再怂恿下，终于答应让梅思平和在香港的高宗武为他的代表，去上海跟日本人谈判。条件是他要在日本人统治之外的中国某地，成立一个新的反蒋、反共、反战的国民政府，拥有自己的军队。如果日方允诺这一条件，便可进一步商定行动的具体条件和步骤。10月底，梅思平带着汪精卫的条件，离开重庆去了香港。这是汪精卫投敌卖国的第一步。
原来，早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汪精卫就处心积虑地想走这一步。只不过当时他手中没有实权，军政大权全掌握在老蒋一人之手，他左右不了时局，只能接二连三地给老蒋写信或面谈，让老蒋放弃抗战的主张。而老蒋的内心深处，也并不想与日本人抗争到底，但他迫于全国军民的抗战激情，不敢贸然提出和谈。由于淞沪抗战，中国方面以空间赢得了时间，粉碎了日本政府三个月内打败中国的“速战速决”阴谋，日方自知与中国长期作战于己不利，于是请求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当时，日方提出的条件有七点：承认伪“满洲国”，内蒙独立；缔结中日防共协定；扩大《何梅协定》，划华北为驻兵区域；中日经济合作，减低日货进口税；根绝反日运动等。
当时，老蒋自然不敢接受这一放弃国土、丧失主权的停战条件。他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状况，也就是说，承认伪“满洲国”，把东三省让给日本人。可是随着战事的发展，华北地区的太原、石家庄、德州相继失陷，江南方面则是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南京危在旦夕。老蒋为保首都同意以日方提出的七条为基础进行和谈。孰知日本人得寸进尺，又提出了在日占区建立伪政权，要求中方赔偿日方侵华战争的经济损失等四条无理要求。老蒋意识到，若答应日本的这些屈辱条件，他和国民政府都将被全国军民所唾弃，而坚决抗战的共产党，将取代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拒绝了这些条款。陶德曼的调停也至此中止。恼羞成怒的日本首相近卫文殣发表声明：不以国民政府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加之日本人在南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这就进一步坚定了老蒋抗战的决心。
可是，在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之际，早年留学日本的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便与曾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密商道：“陶德曼的调停失败了，我们不能不设法找出沟通日本人心意的途径啊！无论如何，不能不考虑走出汉口，与日本方面取得联系……”他二人暗中策划了许多方案，最后决定让高宗武以搜集日本情报为理由，在香港成立一个所谓的“国际问题研究会”和一个“艺文研究会”，由高宗武做主任，并往返于香港、汉口之间，暗中与日本人接触，寻求所谓“和平”途径。他们这一行动，当时也得到了老蒋的默许，因为尽管他口头上高喊抗战，但内心深处仍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只要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能够接受，他是随时都准备和谈的。
高宗武多次在香港与日本陆军特务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接触，并擅自秘密地去了一趟日本，其结果是日本方面仍不愿以老蒋作为谈判对手。因为他们知道，老蒋所谓的“能够接受的条件”，还是不愿丧失东三省以外的中国领土，也不愿赔款。可是，日本占领了武汉、广州之后，以国力、财力而言，其军队均无法再打下去，很希望中国方面能屈服投降。所以日方决定，在老蒋不肯接受他们的条件而屈服投降的情况下，抬出一向主张和谈的汪精卫，企图建立一个反蒋、反共、反战的新政权。高宗武也曾将日本方面的企图转告周佛海，让他再转呈汪精卫和蒋介石。老蒋对此非常生气，高宗武吓得称病躲在香港，让梅思平做他的代表，继续与日本人接触，往返于香港、重庆之间，执行日本方面的计划，这才有了梅思平、周佛海在上清寺汪公馆力劝汪精卫出山的丑剧。
就在长沙大火，全城烧成一片废墟之际，梅思平和高宗武作为汪精卫的代表潜到了上海，与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公园东侧一处被日本人称作“重光堂”的公馆内，进行了两天两夜的密谈。双方达成了所谓的《重光密约》，其内容主要是由汪精卫出面，在沦陷区以外的中国某地，成立一个反蒋、反共、反战的新政权。具体步骤则是由日本首相近卫再发表一个对中国的招降声明，汪精卫则设法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区域，到香港或河内等国外某地，通电响应声明，提出他的停战投降主张。也就是说，待汪精卫正式明确地与老蒋的国民政府脱离关系后，汪、日双方再具体商谈实现“和平”的步骤。梅思平带着密约，再次回到重庆，转呈汪精卫。于是汪逆一行，决定于12月8日飞往昆明，转道河内。
汪精卫等与日本人的频繁接触，被孔祥熙觉察，即电告在桂林巡视的老蒋。老蒋为了摸清汪精卫与日本人勾结的程度，便让他的幕僚长官陈布雷，于12月7日赶回重庆去见汪，他自己亦于次日赶到重庆，亲自对汪进行试探。汪精卫见老蒋匆匆回渝，误以为事情败露，便不敢轻举妄动，对蒋、陈二人的试探、询问，支支吾吾，不做正面答覆，这自然更加重了老蒋的疑虑。为了打消汪精卫亲自出马搞“和平运动”的妄想，老蒋特意在12月13日的国民党纪念调集会上，明确表明了要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在场的汪精卫认为他这是对自己提倡的“和平运动”的挖苦，非常恼火。两天后，当他与老蒋同桌吃饭时，便忍不住指责老蒋道：“……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这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老蒋也毫不客气地答道：“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来负政治责任？”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论心计，汪敌不过蒋；论口才，蒋却不是汪的对手。争到最后，老蒋生气地拂袖而去，把汪精卫一人晾在那里。汪精卫回到公馆，忍不住恨恨地对陈璧君说：“重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待下去了！”
几天之后，汪精卫得知，老蒋将于12月18日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这种会议他不用出席，正是溜走的大好时机。于是，他让交通部的亲信给他预留几张去昆明的机票。就在老蒋振振有辞地给中委们训话之际，汪精卫、陈璧君等一行，乘机离开了重庆，抵达昆明，此后，又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乘机飞往河内，开始了他投敌卖国的汉奸生活。
1938年冬，汪精卫背离重庆，叛逃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投降卖国，步入汉奸生涯。消息传开，举国上下，忠义之士，扼腕愤慨，正直国民，无不切齿。
蒋介石大为恼火，痛责戴笠失职，致使汪逆脱离重庆。当即下令封锁消息，谎称汪精卫告假去河内治疗，并派王宠惠、陈布雷等前往河内劝其回国，以全国民政府之“隆誉”。
同时密令戴笠即赴香港，设法威胁汪精卫在港的追随者，并严密监视汪逆一行。
戴笠领命奔赴香港，从此揭开了异域追杀汪精卫的序幕。
“嘀嘀，嘀嘀嘀……”
电波飞过万里关山。戴笠到达香港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了一份电报密令：“克日来港，电话×××××联络。”
同时又命上海区区长王天木速到香港，与之当面密商，然后派人在上海尽快干掉一两个汉奸，杀一儆百。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戴笠正在半山区的公寓内踱着方步。
“喂，是戴主任吗？”
“我是。”
“戴主任，我是陈恭澍……”
“哦，是恭澍兄，”戴笠喜得“啪”地一拍桌子：“你来真是太好了，晚上马上到我这来，我住在……”
陈恭澍傍晚的时候来到铜锣湾公寓，推开门就看见了戴笠。
戴笠快步上前握住陈恭澍的手，让进屋内，然后二人默默相对一会儿，陈恭澍看见戴笠眉峰紧锁，忧心忡忡，但又不敢先行发问。
戴笠将抽了一半的香烟在烟灰缸中一拧，突如其来地来了一句：“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区他们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
陈恭澍只凭电报上的几个字来到香港，又听了这么一句不明不白的话，顿时如坠五里云雾，可正当他要问的时候，戴笠竟说有要紧事须马上处理，转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这算什么？”陈恭澍满肚皮的不舒服。
特工王嘛！自然有其特别的地方。
这时王鲁翘走了过来，拉着陈恭澍的手寒暄道：“恭澍兄，好久不见了。”
“鲁翘兄风采更胜从前啊。”
“哪里哪里！”
“对了，鲁翘兄，刚才戴老板说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
“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去。”
闲聊了一阵，陈恭澍起身告辞。
王鲁翘忙道：“恭澍兄，我送你回去吧。”
夜幕悄悄降临，陈恭澍独立窗前，暗自揣度：此行既去河内，那定与汪精卫叛逃有关无疑。抬眼望了一眼渐显的星空，想起远在天津的家，不由得一声长叹。这是作为一个杀手的无奈。
动身去河内之前，陈恭澍证实了他的猜度，戴笠面色凝重，郑重其事地对陈恭澍交代道：“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
陈恭澍马上啪地一个立正：“是，恭澍明白！”
戴笠拍了拍他的肩膀，面露微笑，意示嘉许，又接着道：“其他事项，我们到达河内之后再另行安排。”
随后，戴笠即以何永年的化名，领了出国护照，带着陈恭澍与王鲁翘两名得力的“职业杀手”飞往河内。飞机上，戴笠凝眸沉思下一步的计划。
1月的河内依旧春暖花开，蕴藏着无穷春色，然而又有谁知道在这个冬天，这座城市正孕育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暗杀呢？
戴笠一行三人，一下飞机就看见了迎面过来的方炳西。他是戴笠十多天前派遣过来的，已按戴笠的指示做好了相应的布置。
戴笠想不到方炳西竟在这十几天时间里居然弄到一部半新的福特轿车，钻进去笑问方炳西：“哪弄的这么一辆破车？”
方炳西也笑答道：“买的二手货，别看破，机件可是蛮好，再说以后出入还得靠这辆破车来开路呢。”
正如方炳西所说，在那以后的行动中，这辆车的确帮了他们不少的忙。
方炳西引三人来到预先租好的房子，共两层，卧室、客厅、饭厅、厨房、厕所一应俱全。这里便成了这次“河内工作”的指挥部，一系列的暗杀计划方案都是在这里酝酿、诞生的。当晚，戴笠、方炳西驱车来到许公馆。
许念曾，祖籍江苏，虽不是闽粤人，但在当地华侨中广受尊敬，甚至于许多大大小小的琐事也非找他不可，再者许先生不仅和法国驻在河内的官员颇有交往，而且与法国籍的警察总监尤为熟悉，且不时举行酒会或舞会以增进感情。
这样的一个人，地位一定很特殊，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社会关系，这一点，方炳西是最了解的。方炳西是国民政府驻河内领事馆的秘书，而许念曾则是总领事。
而戴笠要在河内开展工作，正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协助，他所具有的那些社会关系也正是戴笠一伙所要借重的。
第二天的中午，戴笠走出许公馆的大门，由方炳西驾车驰回“指挥所”。一路上面带胜利的笑容，原来还为许念曾不肯帮忙担忧，现在想来，担忧都是多余的，试想想谁不愿升官发财呢？许念曾也是个人，也一样抵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试问普天下淡泊名利的有几人？
许念曾被拉拢过来了，了却了戴笠对“河内行动”的一桩大心事。晚上戴笠兴致很高，当下招呼方炳西、王鲁翘和陈恭澍四人一同去广东小馆子里吃饭。
席间戴笠招呼道：“若不是这次行动，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不容易，来干了这杯，我先干为敬。”说罢一饮而尽。
其他三人附和道：“干，干。”但显然都没多大的兴致，均想，你戴老板是胸有成竹了，我们却心里连个底都没有。
饭后，戴笠嘱咐陈、王二人回去等他，便与方炳西登上了三轮车，消失在路口。
陈恭澍对王鲁翘开玩笑道：“顺便熟悉熟悉地形。”
说罢二人相对哈哈大笑。
戴笠返回“指挥所”时夜已很深。
陈、方、王三人被集台在楼下大厅里，静待戴老板交代任务。
戴笠从汪逆背离重庆到“艳电”发表大概地对三人交代了一下，然而对于汪在离渝之前就与日本人勾结的情况，却只字不提。
三人均是第一次参加涉及这么高层次的工作，又怎敢掉以轻心，都全神贯注倾听戴笠的讲话。
戴笠从椅子上站起来，郑重地说：“我们这一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目前，汪逆仍在不断的与日本方面保持接触。最近这两天，我虽然和此地的几个关系人碰过面，也多少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可是总觉得还不够充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待。”
说完将目光转向朝北的窗子。因为那个方向有期待着他们的上峰，默默地注视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转过脸来，特意盯了陈恭澍一眼，才又开口道：“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你们要好好地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陈恭澍知道戴笠这句话是对他说的，是对他在平津工作不力的责备和告诫，不由得低下头，不敢与戴笠目光相对。
戴笠把目光从陈恭澍面上收回，接着又道：“希望大家能体会到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严重性，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工作，假如我们处置失当，将会惹出麻烦，甚至产生相反效果，你们可要特别小心谨慎。”
似乎还没有说完，沉吟了一下，没有立即接下去，却转身打开了一瓶酒。陈恭澍与王鲁翘从抽屉中拿出四个酒杯，戴笠给四个人把酒斟上，道：“大家先喝一杯，提一提精神。”
戴笠端着酒杯，“嗯”了一声，一转话锋，做出了具体的决定：“我今天上午7点半的飞机，就要赶回重庆，这里的事，由恭澍兄负责处理。我在短期内是否能够回来，此刻还不一定，希望炳西兄和鲁翘尽心尽力地协助恭澍兄。”
“在任务方面，我现在可以决定的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逆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此外，我回到重庆之后，当会随时有电报来。电台和服务人员，日内即可赶到，马上就通报。我们经常保持联络。”
戴笠向陈恭澍投以期望的目光，道：“恭澍兄，希望能集中全副精神主持这件工作，有关一般事务，可由炳西兄去办，无须分心；鲁翘的工作，看将来情况需要，由你来分派。我很了解实际中的困难，等我回去之后，会立即抽调得力同志，火速前来协助，一切放心好了。”
戴笠站起身来，环顾了大家一下道：“就这样吧，大家也都累了，先休息休息吧。”
戴笠招手唤住陈恭澍道：“恭澍兄，你到我房间里来一下。”显得有事要同他单独谈。
其实陈恭澍也有许多话要同他谈。一进室内，陈恭澍便问道：“戴先生，对汪的工作，除了刚才所指示的那两点外，是否还需要做进一步或是应变的准备？”
戴笠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但却没开口。
于是陈恭澍又追问了一句：“是不是把天津的王文他们调来？”问话逐渐向“家”边儿靠拢了。
戴笠略作思考，答道：“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无法控制时间，我看不必了。等我回去之后，我会做适当的人事调排。”
陈恭澍终于忍不住问了句：“此地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是否还回天津去？”
殊不料他的戴老板却把脸一板，瞪着他道：“你结婚为什么不照规定报告团体许町？”
陈恭澍碰了个钉子，便再不敢吭气。
戴笠也看出他不大自然，又展颜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会做安排的，等这事一了，保证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恩威兼施，正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手段。
“这几天接触到一位对我们大有帮助的人，他的地位非常特殊，我已经和他约妥，指定唯我亲自和他联络，不能交由第三者去找他。最主要的是他可以提供高级情报，同时也可以供给我们行动线索。”
掏出一张名片递在陈恭澍手中，陈恭澍看了一眼问道：“这就是那个人？”
戴笠未置可否道：“你只要拿这张名片去找他，他一定会接见你，你和他商洽一切就行了。以后如何联系，你们自行约定就是，还有，请你留意，他不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对他要有礼貌，也要保持分寸。”
又对陈叮咛了一番，最后一句是：“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朝阳初起的时候，戴笠已登上了飞机，但并没有如他所说的返回重庆，则是去了香港。因为香港还有一人等着他去见。
这个人就是王天木。
戴笠到达香港的时候，王天木已在等他。戴笠一见面便毫不客气地责备道：“天木兄，你当年在天津杀张敬尧的英雄气概哪里去了？到上海好几个月了，竟没做出一点成绩！”
王天木气愤地摇头道：“雨农，你那个赵理君处处跟我作对，叫我怎么开展工作。”
原来，赵理君因刺杀史量才、杨杏佛有“功”，又于最近暗杀了唐绍仪，深得戴老板赏识，以为周伟龙一走，上海区长已非他莫属，谁知却被王天木横插一杆给撬了去，便怀恨在心，暗中作梗，不予配合。
戴笠见他满脸不高兴，便放缓语气说：“赵理君年轻，可能有不周之处。天木兄可是团体的老同志了，总不能因为他不懂事儿就不开展工作吧。”
接着话题一转：“汪精卫出走河内，发表艳电，我想这些事儿你也清楚，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快杀两个大汉奸，以儆效尤。”
王天木一听，立即面带笑容地道：“雨农，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听你要见我，我就知道是这方面的事。来之前，我已派人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了。”
“行，真有你的！”戴笠高兴了，拍拍王天木的肩接着问：“你找的人是谁？可靠吗？”
“完全可靠，他叫刘戈青，很讲信义，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尽力去完成的。”
“刘戈青？对。是个好青年。”
可是王天木坚决要求戴笠把赵理君调走。
戴笠无奈，只得让步道：“好，等刘戈青干掉一个大汉奸之后，我便调你回北平当特派员，但这之前你得好好呆在上海。”
王天木拍胸脯担保道：“你放心，不出一个月，就会有结果！”
刘戈青果不负王天木所望。除夕之夜，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箫横尸沪西愚园路寓所。戴笠得到消息，重赏刘戈青。
除奸慑逆工作的顺利进展，使戴笠的心思又转向河内的工作。当即向河内发电，重申许念曾在这次行动中的重要性：“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要求，亦无妨咨请办理。”
这位许念曾到底有多大神通，值得戴笠如此倚重与信任？
戴笠电令在河内的陈恭澍等人，做好必要的准备，不动则已，一动则必须成功。于是一场刺探汪行踪的战线又拉开了。
陈恭澍凭着戴笠给他的那张名片，敲开了许公馆的大门。
许念曾五短身材，体形粗壮，架着一副深度近视镜，虽说是一个堂堂的总领事，却是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都没有，谁看到都不会将之与特务、暗杀联系起来，而干这种事岂不是正需要这种人？
许念曾笑着把陈恭澍迎进客厅，陈恭澍自我介绍道：“小弟陈恭澍，戴先生临行前，交代小弟来拜会许先生，还望许先生日后多多照顾。”
许念曾倒也坦率：“你们人生地不熟到此处来，必然会遇到许多不方便，我当然愿意协助，不过也只限于幕后而已。”他说“你们”而不说“我们”显然是想表明立场：他并非其中一员，只是从旁相助而已，“万一传言出去说是有我参加在内，那就糟了，所以要请你们应谅解这一点才好。总之我做得到的一定做，还请放心。”
“小弟这里先行谢过。”
“到了这里就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以后有什么情况，我会打电话给你的，你有什么事也尽管打电话找我。”
“许先生，有些事情不是在电话里能谈清的，我看，还是麻烦许先生找一个中间联络人，行事也方便，以免产生闲言，于先生有损名誉。”
许念曾低头略一思考，点头道：“嗯，这样也好，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到时我会介绍你们认识的。”
因此，这次行动又多了一个曾庆英。曾先生是个老实人，做联系工作是再好不过了。
“这是替许先生办事，也是为国家效劳。”这就是老实人的话。
陈恭澍与曾先生是在许公馆的牌桌上认识的。许夫人无儿无女，又没亲戚朋友可以走动，而陈恭澍与王鲁翘为享用许夫人亲手烧的北方菜，经常光顾许公馆；曾先生则是许先生的手下兼座中常客，饭后的牌桌自然少不了这几个人，而许念曾则避走书房。
这是一个阴沉的午后，许公馆的牌桌上，陈恭澍的兴致正浓，打趣地问许夫人：“许先生讨厌玩牌？”
许夫人一撇嘴儿道：“他才不呢，他是不好意思坐下来，如果有一天他不干这个了，他也许比你们更起劲。”
陈恭澍、王鲁翘、曾庆英三人哈哈大笑道：“什么时候有机会，一定要领教领教许先生的牌技。”
玩得正高兴，门口突然闯进一个人，叫了一声：“曾先生。”看见陈、王二人在座，便把话咽了回去，扫了一下陈、王二人，又用探寻的目光瞧着曾庆英。
曾庆英忙站起来，拉着来人的手问道：“春风，什么事？这儿都是自己人，但说无妨。”然后介绍道：“这位是王先生，这位是陈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魏春风。”
双方行过见面礼，许夫人便知趣地道：“你们谈，我先回房去了。”
曾庆英问：“春风，有什么情况吗？”
魏春风道：“我发现汪精卫的人订了一张去昆明的机票。”
曾庆英一脸疑惑道：“去昆明？就一张？”
“好像是。”
曾庆英看了一眼陈恭澍道：“你们看该怎么办？”
陈恭澍沉吟了一下道：“什么时候的飞机？”
“明晨7时。”
陈恭澍一拍桌子道：“那好，咱们今天晚上夜探高朗街。还请魏兄指引。”
“没问题。”
是夜，繁星密布，朔风低吼，“如此星辰如此夜”，正是行动的好时候。
王鲁翘在室内踱着步，看看外面的天气，道：“是时候了吧？”
陈恭澍看了看表道：“差不多了，开始行动，春风，鲁翘，你们两个进去看看动静，我和炳西开车在外面接应。”
四人穿戴停当，驾车直奔高朗街二十七号。
春风、王鲁翘一袭黑衣，乘昏黑夜色，逾墙翻进花园，在魏春风的指引下，摸到寓所楼下。
魏春风手指二楼朝街的一间对鲁翘小声道：“那一间可能就是汪的卧室兼会客室。”
鲁翘道：“你帮我一把，我爬上去看看。”
魏春风扶墙蹲下，王鲁翘向周围看了看，见没有什么动静，低声道：“一会儿你到墙那边等我。”说完踩着魏春风肩膀攀上二楼窗外阳台。
王鲁翘透过窗帘的缝隙向里望去。屋内亮着灯，但却没人，屋内一张大床，一排沙发，倒是起居会客之处。
王鲁翘方欲伸手开窗，但听得门声一响，两个人说着话推门进屋。王鲁翘急忙将身一弯，贴着窗侧，倾听室内谈话，他只听得二人之一正是汪精卫，另一个人却不认识。
只听汪精卫嘱咐那人道：“此去昆明，关系重大，这封信一定要亲手交到龙云手中。”随即打开抽屉拿出一封信送到那人手中。
又接下来道：“时候也不早了，你先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赶飞机呢。”
那人道：“汪先生，我先告辞了。”
王鲁翘乘汪精卫出门送客之际溜下阳台，来到墙下与魏春风会合，二人依旧翻墙而出，陈恭澍、方炳西正于后街巷口接应，见二人返回，忙问：“怎么样？”
王鲁翘把方才的情形大略说了一遍，然后道：“咱们盯住那个人，把那封信截下来。”
果然不久，那个人从高朗街二十七号的大门走了出来，叫了一辆三轮车，穿街而去。
王鲁翘道：“你们先回去，把他交给我好了。”
陈恭澍道：“你一个行吗？”
王鲁翘自信地道：“没问题。”也叫了一辆三轮车，对车夫道：“跟上他。”向前面一指。陈恭澍等人回到“指挥所”，静候王鲁翘归来。将近午夜，才见王鲁翘匆匆而回。
陈恭澍问道：“搞到了？”
王鲁翘不当一回事地道：“搞下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密函，递给陈恭澍。
陈恭澍打开密函，看了一遍，原来是汪精卫煽动云南省主席龙云脱离国民政府，拥护其在西南成立伪政权的密函。
信中写道：“……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此弟三个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应之否？……如先生予以肯定，则弟决然前往；如先生予以滞定，则弟亦不能不谋他去。盖日本以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其投敌叛国之心昭然若揭。
陈恭澍当下电告戴笠此事，并设法把信送至戴笠手中。
戴笠获此信后，立即密令陈恭澍等做好行动准备，又分别派人从国内秘密携带枪支、弹药及板斧、匕首等武器，潜赴河内。
同时又将此信面呈老蒋，只等一声令下，开始行动。
河内方面接到“准备行动”命令的时候，增援的人员也已分批到达。
继陈恭澍等之后，首批到达河内的是岑家焯和余乐醒。
岑家焯，军校三期老大哥，广东人，沉默稳重，指挥若定。
余乐醒，湖南人，曾留学法国，化学博士。戴笠电示陈恭澍，指派其为这次行动的“参谋长”和“技术顾问”。
岑、余二人另居别处，建立了“河内行动”的第二个据点。
接下来的一批是余鉴声、张逢义和唐英杰。
余鉴生，杭州警校出身。张逢义，山东人，军校七期毕业生，性情倔强，有勇有谋。唐英杰，四川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然而却能开碑裂石，飞檐走壁，确有一番真功夫。
紧接着，陈邦国、陈步云结伴而至。
几人均同陈恭澍等住在一起，几个大男人同住，未引起当局注意亦堪称怪事。可能是许念曾暗中通融之功吧。
就在安顿好来援众人之后一两天，方炳西突然告诉陈恭澍说有一位曹先生要见他相告机密大事。陈恭澍问炳西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炳西道：“是戴先生派来的。”
“有没有指示？”
炳西双手一摊，摇了摇头。
“有什么证件？”
“他是这么说，你们见了面，自然就会明白了。”
“既如此，我就会一会这个曹先生，你陪我一起去。”
曹师昂和他的法国妻子接待了陈恭澍，向他转达了戴笠的指示。
就在曹师昂出发的前夕，戴笠设宴饯行，席间口头指示道：“先与方炳西同志取得联系，再由方同志代约负责人陈恭澍兄和你见面，此后有关工作问题，你们自行研讨就是了，如果你有意见，最好打电报，他们一定会转给我，如有需要，也请你随时提出。”宴罢道别之际，戴笠拉着手交代说：“有一包东西，里面是两支手枪和一盒子弹，请你带到河内亲手交给陈恭澍兄，可千万不能有半点差错。”
听完曹师昂的转述，陈恭澍问道：“戴先生还有别的指示吗？”
曹师昂怔了一下，欲言又止：“没有什么。”
接着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皮包，放在桌上，指着皮包道：“老兄一定知道这是法国属地，他们为了提防越南人民的反抗运动，对于持有或使用武器的，不管是谁，一律判以重刑，我和她为了这包东西，一路上提心吊胆，今天总算可以交差了。”
说着打开皮包，里边赫然是两支美国造左轮手枪，另外还有一小盒子弹。
陈恭澍抓起手枪在手里掂了掂，点了点头，道谢道：“有劳曹先生了。”
现在人也全了，武器也有了，就只等上峰一道命令了。
另外，不久接到上级电告，叫河内方面到海防去接洽三支驳壳枪。
对方是一位稽小姐，从香港带来三支驳壳枪，附有数十粒子弹，交给来人后，神龙见首不见尾，再不现身。
人手、武器俱备，只待上峰交待命令。
就在这个时候，戴笠又有电报来，大意是：“据报，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是否有此迹象，速即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
这一命令使陈恭澍、余乐醒等十分为难，因为他们实在缺少汪精卫方面的内线人员。
正当他们在为查复汪某行止而茫无头绪之际，戴笠又来电报催询联络许念曾的事。
“对了，我们为什么不去问一问许先生。”陈恭澍大喜过望，拍桌而起。
陈恭澍连忙去找许念曾，当面请求查明此事端倪。
许念曾答得很干脆：“这很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行了。”
如此轻描淡写，不是开玩笑吧，陈恭澍想。
果真不是开玩笑，下午，陈恭澍就得了回音。
许念曾报告：“汪先生的确是有离开河内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向当地主管方面有所说明，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汪本人尚未做出任何决定，也就是说想走，可是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走。至于准备到哪里去，据透露，是先到西贡再搭轮船转赴法国。是否去香港或日本，他们并无所知。”这些话也正是戴笠所要的答案。
陈恭澍刚要向许念曾请教某些问题时，许念曾却反问陈恭澍：“汪先生的动向，你们应该很清楚才对，而且他和中央经常有联络，最近党政各方面也曾前后派过好几次人来，你们都不知道？”
陈恭澍道：“我个人的确不知道，戴先生之所以查询这些问题，想必一定有他的用意，照我的看法很明显是在查证汪某是否真有离开河内的意思，若果是有，当然更需要知道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这都是实话，毫无虚伪，以后像这样的情形还多得是，请许先生谅解才好。”陈恭澍对许念曾的情报来源大感兴趣，好奇心促使他不得不以相当委婉的措辞求许念曾逐一解答。
原来，许念曾所说的“他们”指的都是他的一些外国朋友，也就是提供情报资料，解答汪精卫动向的那帮人。
陈恭澍不由得由衷地佩服他们的戴老板选人的眼光，竟能找到许念曾总领事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做他们行动的“内线人”。
陈恭澍一伙自到河内以后，首先结识了许念曾，又通过许念曾认识了曾庆英、魏春风、魏春风的女友阮小姐以及阮小姐当警察的哥哥。这一系列的人事关系都源于许念曾，并且这些人在行动中都予以了极大的帮助。
所以，许念曾是必不可少的。毒杀汪精卫
大小特务都是身怀绝技的专事暗杀行动的人员。为了实施这次暗杀他们曾研究过在食物中放毒，在洗漱间放置毒药等方法，但一一都胎死腹中。
清晨，阳光透过翠绿的纱窗，映在陈恭澍的脸上，他正在焦虑的想着如何才能刺杀成功，完成重任，烟头已经遍地都是了，手上仍然夹着一根刚点燃的烟。
对面坐着余乐醒、王鲁翘和岑家焯。
陈恭澍猛吸了几口烟，把烟头扔在地上重重的踩了一脚后又用脚捻了捻，重重的吐出最后一口烟雾，终于开口道：“如今，我们已准备就绪，上面也有指示，让我们有所行动，依我看来，我们执行制裁的手段，不外这么两种：一是使用‘有声武器’，也就是直接用枪击杀；二是使用‘无声武器’，也就是说用板斧等格杀或者是用毒药毙。今天让几位来，就是商议一下我们该如何采取行动。”
余乐醒道：“我主张用毒攻。”
王鲁翘抢着道：“我看还不如真枪实弹地干，杀也要杀个痛快。”
余乐醒不以为然地看了王鲁翘一眼道：“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应该有个同样的计划，我们不能逞匹夫之勇，为图个痛快利落，而打草惊蛇，贻误时机。”
王鲁翘不屑地道：“就算用毒，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一旦失利，还不是照样打草惊蛇。”
余乐醒道：“难道你怀疑毒药的药性吗？”
王鲁翘不无肯定地哼了一声。
余乐醒拿出专家的架子也哼了一声道：“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去跟一个外行解释问题。”
王鲁翘又道：“就算你的毒药能毒死一头大象，还得看你怎么才能把药塞进它的嘴里。”
余乐醒反问道：“我不信你每天不吃饭？”
陈恭澍截下二人的话头道：“你们先别争，具体采用哪一种方法，我们还要依实际情况而定，用毒失败也有过前例，但以狙击的方法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二者互有长短，但只要运用得当，都一样能发挥效力。”
余乐醒道：“用毒攻我想也是戴老板的意思，我来之前，戴老板就一再嘱咐我要帮你们做好这件事儿，现在药品也运来了，我想我们不妨试一试。”
其实其他人又哪会想到戴笠派化学博士余乐醒来的目的。
陈恭澍无声地点了点头。
王鲁翘见余乐醒搬出戴笠坐镇，也不好明言反对，但心里仍不以为然，道：“就是用药，也得想法把药送到他嘴里去呀。”
陈恭澍道：“鲁翘兄说得有道理，这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能不能制造这个机会，乐醒兄，依你看呢？”
余乐醒“嗯”了一声，搔了搔头，显然这方面他是个外行。
几人中只有岑家焯始终一言不发，不置可否，散会后陈恭澍征求他的意见。
岑家焯摇头道：“我看恐怕是白费心机，因为如果不能得到汪家的内应，是很难做到好的，可是要想从汪的家属仆从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那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看呢？”
陈恭澍苦笑着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转身回房，心想，哼，热中此道的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许念曾对这件事怎么想呢？
“我看这样做最好，不论结果成败，顶多只能引起一些猜测，绝不致惹出太多麻烦。”
陈恭澍坦白道：“现在只是机会问题。”
许念曾自告奋勇道：“我会替你们寻找机会的，你们先做好一切准备。”
许念曾的反应对这个计划的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余乐醒也干得兴致盎然。
余乐醒为坚定陈恭澍的信心总不厌其详地说明研制成功的药品。说话时一脸郑重。陈恭澍也耐心地听他道：“已经实验过多次，性能和效果都非常的好，只要能够使对方吸收，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说着余乐醒从包里取出一个纸匣，打开后，里面有三个贴着a、b、c标识的玻璃瓶，里面都是无色液体。
他拿起a瓶，拔了塞子摇了摇，解释说：“这一瓶装的是主体药物，另两瓶则是配料，用的时候，要看目的物的不同，视情况差别随时调配剂量之轻重，这种液体，无色无臭，也没有沉淀物质，可不能凑近鼻子去闻，那也会中毒。这种东西如果注射到体内，一滴便足以致人死命。”说完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原处，又补充道：“曝光或着热会减低药效。”
正说话问，方炳西走进来对陈恭澍道：“刚才许先生来电话叫你过去一下。”
陈恭澍道：“好，我马上去。”
许念曾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地告诉陈恭澍：“有一个送面包的不知能不能加以利用？”
“这个送面包的是个本地人，每天早晨替面包房为订户送面包。哪一家都可以订，如果我们要订，只要在市区以内，当然也可以叫他按日送来。如果需要每天送两次，我想他一定更欢迎。”
“这倒没什么，值得注意的是汪公馆也订了一份，这一层你们可以去查查看，如果没有问题，是不是可以动动脑筋，我想应该可以用得上的。”
陈恭澍道：“那我们怎么与送面包的搭上桥呢？”
许念曾又道：“你们如果有意一试，去和曾先生谈谈，便可以找到这个送面包的了，因为他家里就订了一份，已经有很久了。”
陈恭澍答谢道：“打扰许先生了，我先回去研究一下，再找曾先生商量，我先告辞了。”
辞别了许念曾，陈恭澍马上找到余乐醒，告之一切。
余乐醒肯定地道：“依我看这条路一定行得通。”
陈恭澍道：“目前首要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带毒的面包通过送面包的那个人，送到汪家去。”
余乐醒手捏下巴想了一会儿道：“最好是‘掉包’，如果是掉包不成，可以对送面包的进行收买。”
陈恭澍摇头道：“这就要仔细斟酌了，一来收买的希望不大，即使是收买成功，事后也有线索可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麻烦会很大；再者万一送错了人家，岂不殃及无辜，打草惊蛇。”
余乐醒道：“那我看就用‘掉包’法吧，用我们的人顶替那人去送面包。”
陈恭澍点头道：“要不就这样了，我们绝不可假手别人。”
陈恭澍接着又提出一层顾虑道：“即使把有毒的面包送到汪宅，谁能保证只汪精卫一人食用，弄不好会有很多人遭殃。”
余乐醒不以为然地道：“我看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你先叫人弄几个面包来，咱们不妨先试一试。”
陈恭澍只得依照许先生所言，去找曾先生，问明面包店的所在，托魏春风代为洽定。
果然，第二天魏春风拿回一大堆各式面包。送走魏春风，陈、余二人便躲进浴室里进行可行性试验。
余乐醒取出一瓶药水，拿注射器吸了一点对陈恭澍道：“你把面包拿稳。”接着慢慢注入面包里面。看他的面色好像不太成功。
余乐醒拿了那个面包道：“等一下我们再切开来看看有没有变化。”转身到客厅去了。
陈恭澍冲余乐醒问道：“我再来试试那个毒面包好不好？”余乐醒在客厅中答道：“可要小心，千万不能溅到身上，以防发生意外。”
陈恭澍拿起余乐醒用过的注射器，吸了一点药水，毕竟是个外行，笨手笨脚一下把针头滑偏，药水没注进去，却反射了回来，可能是心理作用，感到脸上溅上了药水。
吓得陈恭澍慌忙丢下针管，扭开水龙头，弯下腰去，闭上眼睛，再从头下一个劲猛冲。虽然干的是不怕死的工作，但真正到了性命交关的时候，还是禁不住紧张失态。
冲完之后，又暗自咬了咬舌头，依然有痛觉，这才心安不少。
一回头见余乐醒站在门口，想是适才的丑态尽为他所见，不由得尴尬地一笑。
余乐醒微笑着点点头叫陈恭澍到客厅去看那块注了药的面包。
余乐醒道：“注射后虽有异样，但一般观察不出，只是沾药液的部分略呈现淡黄色。”
陈恭澍道：“既如此，我们就尽快付诸行动吧，以免夜长梦多。”
初春3月，河内已是满城春色，路边的花开得也正是时候，风吹过，送来花香阵阵，其中还夹杂着面包房里传出的烤面包的香气。
余乐醒和魏春风就站在街头。
他们等的人终于出现在面包店的门口，推着一辆送面包的车子。
就在这时，一辆车子从巷口转入，停在那个面包车之前，从车中下来的赫然便是曾庆英，他同那个送面包的伙计说了两句什么又指了指车子。那个伙计点了一下头，回身转入店中。
曾庆英见他进了店，回身向隔街的余乐醒、魏春风招了招手，二人迅速提着已注入毒药的面包奔过去，在车上找到标有高朗街27号字样的盒子，把准备好的面包换了进去，又迅即溜开。又过了一会儿，才见那个送面包的人从店内出来，手里又提了一盒面包。
余乐醒和魏春风二人驾着那部福特轿车暗中跟上了送面包的车子。
终于来到高朗街27号的门口，二人见那伙计提着面包进了汪宅，不禁相视一笑。
可谁知过了一会儿，那个伙计，又把面包原样提回，二人相顾愕然。
事已至此，只得由魏春风负责把那盒带毒的面包截下处理掉，回复陈恭澍。
余乐醒精心策划的“面包”计划就此流产了。
谁又能想得到，偏偏那天汪精卫不吃面包，而把它退回来呢？是有所发现呢？还是巧合？如是巧合，也未免太巧了点儿吧。
余乐醒仍不死心，一个用毒气毒杀汪精卫的计划又悄悄出笼了。
这个方案的产生始于许先生带来的一条消息：“听说最近汪宅需要一个水管修理工去修自来水管。”
余乐醒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喜上眉梢，跃跃欲试地道：“这可是个好机会，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
陈恭澍道：“乐醒兄，你说咱们该怎样利用这个机会呢？”
余乐醒道：“上次我们用毒药未能成功，这次我们就用毒气。”
陈恭澍问道：“哪来毒气？”
余乐醒从箱子里拿出他的又一件“法宝”。
那是一个金属圆筒，体积不大，手大的可一把握住，上面有个盖子，旋开来，又有一个扣紧的覆盖，掀掉后顶端有许多小孔，看上去倒像厨房里装胡椒的调料瓶。
余乐醒一面抚弄一面解释给陈恭澍听，道：“这也是液体，有极大的挥发性，通热挥发更快，吸人体内，可由休克导致死亡，如果放置在浴室内，而又是洗热水澡，挥发得就特别快，那就更见效果。”
陈恭澍“哦”了一下道：“乐醒兄是说把这个东西摆在汪家的浴室内。等汪一洗热水澡，就从此出来了？”
余乐醒道：“当然没那么简单，如何才能把这个东西放进汪精卫的浴室，应该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陈恭澍道：“你说利用这个机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余乐醒点点头道：“这个办法我早就有所打算，只是考虑把这个东西放进比较困难，便没有提出来，现在不是有机会了？”
陈恭澍一笑道：“你是说要咱们冒充水管修理工，混进去安放毒气瓶。”
余乐醒道：“就是这个意思了。”
陈恭澍下决心道：“好！就这么办。”
由于这次行动的人员中大多不懂越南话和法语，所以陈恭澍又想起了魏春风。
这时魏春风也正走在春风中，仿佛与春风溶合为一体，名是春风，人如春风，从他脸上的笑容不难想象他心情何等高兴。
谁有了阮小姐这样的女朋友都会高兴的，更何况她就在他身边。
曾先生其实不是个不识趣的人，可还是迎了上去。
魏春风见是曾先生，便上前打招呼道：“曾先生，你找我有事吗？”
曾先生向阮小姐点头问好，对魏春风道：“陈先生有急事儿找你商量。”
魏春风道：“那好，我现在就过去吧。”
说完转身走到阮小姐面前用越南话低声嘱咐了几句，便同曾先生上车直奔河内指挥所。
阮小姐立于风中，长发在风中飘起。
雨后，清晨。
陈恭澍望着魏春风穿着一身工作服，背着工具包出发，毫无由来地想笑，却笑不出。
魏春风是河内土生土长的，完成这项任务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但陈恭澍总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妥，但究竟不妥在哪里，自己也说不清楚。
将近中午时候，魏春风才赶回来，一切都非常顺利。
余乐醒也为自己计划的“成功”暗自高兴。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几天过去了，却没有一点动静，汪精卫活动如常。
原来他们的计划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说重要，其实也很平常，按原计划是汪某洗澡时中毒，可是他要是不洗澡呢？药水终有发挥殆尽而失效之时。
这个道理太平常，也正是太平常，才容易被人们忽略
他们事先真的没有想到，汪精卫夫妇竟然三天没有洗澡。
1939年3月29日的凌晨。
陈恭澍接到命令，“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当即回电，并召集同住的七人，传阅命令，分派职责，严告各位处于战备状态下，听候召令。
分派完毕，天已微明，陈恭澍与方炳西又驾车往许公馆去见告许念曾。除去情理与道义上的因素，这次行动的善后工作还要多多仰仗许念曾，当然有通知他的必要。
许念曾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并不觉得如何突然，就此表达了他自己的见解，他道：“如果以除害的法律观点来说，这当然是无可奈何中的一种制裁方法，若是牵涉政治纠纷上去，这并不是一个最明智的解决办法。”
陈恭澍加重语气肯定道：“汪的事情，绝不是一个单纯政治上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国法的问题，很明显的，他是在两国交战状态中，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而通敌谋和。”
陈恭澍这话很显然是努力增加这次行动的正义性。而这并不是他们谈话的重点，许念曾只希望他们做得干净利落，千万不能拖泥带水，不要给他多添无谓的麻烦。
陈恭澍临行请教许念曾：“上级既然下达了制裁令，我已经大致决定就在这两三天之内采取行动，在时间上不知道适当不适当，许先生如有什么指教的地方，请明白见告，都可以商量。”
许念曾想：“没有什么了，自然是越快越好，以免夜长梦多。”
当晚，陈恭澍又派唐英杰、张逢义去做最后一次侦察，唐英杰有飞檐走壁之能，做侦察工作最恰当不过。
陈恭澍觉得这一夜特别漫长。拂晓前，唐英杰回来报告道：“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的监督下进行的。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都没有，夜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的一间，不会错，他就住在三楼。”
于是，高朗街27号三楼的那间卧室，就成了这次行动的最后目标。
陈恭澍、王鲁翘和余鉴生三人正吃早饭问，魏春风风风火火地跑进来通知道：“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外出模样，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一分钟后，许念曾也来电话称：“他偕同家属准备午前动身到打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道西贡，就此放洋，此刻还弄不明白。”
汪精卫去打听干什么？是走漏了风声惊动了他？时间紧迫，陈恭澍也不及细想，立即召集众人下达命令：“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各自携带武器，集合待命，准备出发。”
陈恭澍又对魏春风道：“春风，请你回去联系当地运用人员，不露痕迹地守候在汪的寓所附近，无论发现任何举动，务必火速电话传讯，拜托。”
之后又同王鲁翘检查了那辆轿车，加足了油，以备使用。
上午10时，魏春风打电话来通知道：“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已经从汪家大门开走，我如果判断不错，看样子是朝红河大桥那个方向驶去。”接着又道：“看见了，有很多人，他们两夫妇都在内。”听得出他正在一边打电话，一边监视。
陈恭澍立即带唐英杰、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跳上车，向红河大桥追去。
一路上几人沉默无言，无形的重压和紧张封住了他们的口。
车抵红河大桥时，偏巧遇到整修桥面，所有车辆单线通行，过个桥用了十分钟，张逢义急得不由连声骂。
过了桥，陈恭澍加大油门，连越数车，飞驰向前。
是日晴空万里，目能及远。走了一程，终于在八九百米的前方发现了目标，两辆黑色大轿车停在路旁。
目标渐渐接近，渐渐清晰。一辆车前座上探出一支手臂，后座窗子没有开，阳光反射也看不到什么。
陈邦国建议道：“那两个家伙一定在那两辆车上，咱们冲过去，拔枪就打，干完了再说。”说着就要起身行动。
余鉴声伸手按下陈邦国的肩膀反对道：“不要胡来，还是判明车子上究竟是些什么人，再决定下一个步骤，才比较妥当。”
陈恭澍道：“好，咱们把车子开过去，看个究竟再说。”
陈步云及时提醒道：“我们要当心对方有保护他们的警察。”
陈恭澍加快车速从那两辆车前飞速而过。他要把住方向盘，不便扭头看，嘴里提示道：“注意看清楚。”
车速太快，交叉的一瞬，如浮光掠影，但这已足够。他们要知道的已清楚了：两部车上共有九个或十个人，汪逆夫妇和曾仲鸣均在其内，其余几人均不识。
阵恭澍问道：“其他几人可有警探？”
几人异口同声道：“那几个人不像是警探。”
忽听得陈邦国大叫一声：“赶紧掉头，他们跑了。”
陈恭澍紧急刹车，这时车已越过数十米，掉转车头时，那两辆车已飞驰而回。
“追。”陈脱口而出。
载汪的车居前，另一辆居后，速度也快，双方距离逐渐拉长。
陈恭澍想，经过大桥时，车总会慢下来，到时一定能追上。
时不利兮！谁知巧事连连，就在桥边追上之际，汪精卫的两部车刚通过，啪，绿灯变红灯，给隔住了。
陈邦国又发牢骚道。“我说冲上去就干多省事，这不是找麻烦吗？”
陈恭澍也有点气急败坏，但多少还存在一点追上他们的希望。
别说，还真给他们发现了目标，可路上车辆特别拥挤，可望而不可及，只有尾随的份儿。那两部车果然又回到高朗街。
几人一路穷追，落了个徒劳往返，铩羽而归。更加暴露了身份和意图，打草惊蛇。
大家从河内桥回来，懊丧已极，既不想休息，也不想吃东西，话也不多说一句，只是越想越窝囊。
目前最重要的也只有汪精卫动态情报这一点了。陈恭澍请王鲁翘把魏春风接来，又联络方炳西，请他与许念曾保持接触，以多了解汪精卫的动态。
午后，艳阳高照。王鲁翘领魏春风和阮小姐一起进来。陈恭澍把魏春风拉到楼上，大概说了一下刚才追汪的经过后便要求道：“春风，你要尽最大努力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盯牢汪家的一举一动；你那位阮小姐如果可以帮忙，再好不过，由你去托付就是，至于……”想是要许什么愿又说不出口。
魏春风何等聪明，不待他说下去，便毅然道：“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会用心去做，但得报效国家，绝无任何要求。”
面对这个青年，陈恭澍真的有一点敬佩他了。
当天下午4时，魏春风打来电话，急火火地道：“他们夫妻俩，正站在门外的草坪上边说话，好像在争论什么，你看怎么办？”
陈恭澍道：“你先走开，我来看看。”
当即召王鲁翘、张逢义开车前往，谁料等他们赶到又是踪迹杳然，扑了个空。
事情糟到这步田地，大多数人都有些冒火。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陈恭澍决定就在当晚进行一次突击性的强攻。
“鲁翘、鉴声、英杰、邦国四人进入宅内，邦国兄勇猛强悍，为开路先锋，英杰紧跟其后，引导上楼，你熟知地形，足当此任；鲁翘为主、鉴声为辅，二人同力执行锄奸，彼此接应，互为掩护，逢义、步云二兄在外巡逻以为哨戒。”
分派已毕，只待夜幕降临。
星河半转，已近午夜。一辆福特轿车在高朗街左侧的一条巷道中停下来。
王鲁翘等几个人还不曾跳下车，突然两个越南警察从暗处冒出来走到车前，叽叽咕咕不知说些什么，又打手势，这才明白是叫他们不可在此停留。
当此进退两难之际，魏春风及时出现了，也没多问，拉着两个警探走向暗处，嘀咕了几句，然后跑回来问：“你们身边带钱了吗？”
陈恭澍伸手把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魏春风数了数道：“都给他们算了。”
这才算把那两个警探打发走了。
高朗街27号笼罩在一片榕树和椰树之下，夜风吹来，有如群魔乱舞，阴森恐怖。
陈恭澍仍在车中接应，六人摸到后院门边，门是关着的。张逢义要破门而人，被余鉴声拦住，道：“不能弄出响动，英杰，你先进去设法把门打开。”
唐英杰身一纵，攀住墙头，翻身跃过。摸到门边，见门不仅上了栓，还加了把锁，试着扭了扭，没有动静，低声骂了一句：“格老子，这帮龟孙子。”
忙从墙头窜出头来示意。墙外陈邦国领头一一踏着张逢义的肩头翻过来。留张逢义在后门边，陈步云游于巷道之间以为呼应。
后院与后门之内的小院隔了一道门，是通向目标的唯一途径。陈邦国推了推门，又转了转门球，不见动静，也不多加思索，抽出腰问事先备好的板斧，连劈带砍，又用脚一踹，门果然应声洞开。
这一声巨响显已惊动汪宅的人。
王鲁翘气势如虹，不待唐英杰领路，率先手持武器冲上楼梯，余鉴声、唐英杰紧跟其后相继登楼。
陈邦国则是以攻为守，留在底层，掩护上楼，守住出路。这里刚定下神儿来，忽然发觉有人推开房门，探头偷看。陈邦国一时情急，抬枪就射，嘴里喝道：“再出来老子可要真揍了。”对方果然惊叫了两声，缩了回去。
忽然，陈邦国眼角瞅见一个黑影奔向车房躲进车下，陈邦国抬手一枪，只见火星飞迸，显然没有打中。
王鲁翘飞步上了二楼，楼梯口灯还亮着，他伸手把灯关掉，转上三楼，猛然间一个年轻人从楼梯后钻了出来，同王鲁翘打了个照面，双方各自一惊，王鲁翘见对方空手，稍稍放心，小声威胁道：“不要喊叫，赶快回去，小心崩了你。”也不顾那人反应，登上三楼。
王鲁翘到了三楼，手扶栏杆往下一瞄，见余鉴声已站在二楼楼梯口，问道：“看见那个人没有？”余鉴声摇摇头。
王鲁翘见无后顾之忧，大胆奔向右首靠前端的那间主房，推了一下门，推不动，后退两步，借着那股冲劲，一脚踹去，还踢不开。
情急智生，回到楼梯口，示意将板斧传上来。唐英杰三纵两纵把板斧带上三楼。
随后余鉴声也跟上来，叫唐英杰下到二楼警戒。同王鲁翘合力劈掉房门中间的一块木板，探手摸着里面的门球转了好几次，还是打不开，显然是上了锁。
此刻门板已漏了一个大洞，王鲁翘蹲下身子，歪头朝里一看，灯光照射下，只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人，而且是个大男人，上半身蔽在床下，腰背双腿全露在外。
王鲁翘先入为主的意识作用，立即判断，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当下也不迟疑，举枪便射，一连三枪，眼见那颗颗子弹洞穿那人腰背。
王鲁翘站起身来，又踢了一脚门板，骂了一句“他妈的”。对余鉴声道：“完了，撤！”
陈恭澍等在车内只不过几分钟时间，却好似过了很久。不明事态进展，更是忧心如焚。
其时已过午夜，陈恭澍开着车在附近兜着圈子等候接应退出的人员。
约摸过了两三分钟，突然发现王鲁翘双手插着口袋，从一条巷子中转出来。陈恭澍嘎地刹住车，王鲁翘也已看见，奔过来跳上车。
二人开车又转了一圈，可一个人也没接到，这时只听得警笛尖鸣，警车呼啸而来。二人不敢再逗留，驾车返回寓所。
路上，王鲁翘交代了一下经过。陈恭澍顿时如释重负，这是受命执行此案以来最为兴奋的一刻。
二人回到寓所，静待其余五人归来。过了七八分钟，唐英杰和陈步云二人先后回来，其他三人却是毫无音信。
陈步云提议道：“我出去找找看。”
陈恭澍拦住道：“我看不必了，该回来都会回来，现在到哪里去找？外面情况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弄不好反而坏事，一动不如一静，还是等一等好。”
凌晨5时许，电话铃响起。
是许念曾，他劈头就道：“你们搞错了！那人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王鲁翘问了句：“什么事？”
阵恭澍轻描淡写地答道：“打错了。”
许念曾又接道：“有三个人被逮去了。”陈恭澍知道是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三人。许念曾在电话里沉默了良久叹道：“唉，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戴笠接到行动失败的消息是否也会发此感慨呢？
这次行动自始至终是由他亲手或幕后操纵的。博浪一击，误中副手，戴笠当然没有想到这次曾仲鸣的被误刺，更加快了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步伐，促成了汪伪政权的建立。
戴笠怒火渐息，眼望窗外。
窗外，西风萧萧，春水犹寒。
汪返沪后，戴笠接二连三的派自己的亲信去暗杀汪精卫，但最终都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39年5月，戴笠闻知汪精卫已抵达上海，并与以原中统特务丁默村、李士群为首组织的汉奸特工组织合流，知道仅靠上海区从外围狙击一时难以得手，决定另辟蹊径，派遣军统特务戴星炳利用过去是“改组派”的关系，打入汪精卫身边，伺机下手。
戴星炳奉戴笠命令，经香港到达上海，佯装投靠汪精卫。但因戴星炳原在改组派中的地位不高，投汪后并不能得到重用，因而难以与汪接近，加之汪此时经两次暗杀，早成惊弓之鸟，处处严加提防。结果混了半年多，工作并无进展。戴星炳感到再这样混下去，对戴笠、对蒋介石都难以交代，于是写信建议汪精卫，说他可以回广东策动张发奎、李汉魂、邓兆龙等原粤系将领投汪。其本意原是想借此抽身，向戴笠交差。但戴笠并不肯放戴星炳过关，他决心刺汪成功，代价再大也在所不计。于是决定增派军统局书记长、凶悍的大特务吴赓恕亲率10名特务，随戴星炳秘密返沪，实施刺汪计划。
戴星炳第二次重返上海，吴赓恕等人也先后潜赴上海，开始工作。按照戴笠对戴星炳、吴赓恕交代的新计划，如果刺汪行动一时不能得手，可以先打击其他仅次于汪的大汉奸。于是戴星炳、吴赓恕决定先取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但因事机不密，戴星炳被76号逮捕。丁默村、李士群了解到他的身份后，决定通过他与戴笠联系，目的是使76号与军统暗中携手合作。戴星炳答应了丁、李的要求，并给戴笠写信，军统局也复函同意。但复函中通过粗细笔划的运用，另给戴星炳秘密指示，命令他伪装合作，寻机除去丁、李，加紧除汪。丁、李破译此信后，恼羞成怒。当即将此案密报汪精卫，汪对戴星炳的“背叛”极为痛恨，大笔一挥，立即枪决。戴星炳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军统大特务。
二次刺汪行动流产后，戴笠并没有因此而放松部署，仍然电令吴赓恕，要他继续活动，伺机刺汪。吴赓恕是军统内资格很老的大特务，因其骄横凶狠，很受戴笠器重。这次领衔出征上海，曾发誓不取汪精卫首级决不回重庆，戴星炳一死，他就积极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在伪维新政府当科员的老同学陈承纶，再谋刺汪的对策。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有师生之谊，吴便威逼陈承纶利用与汪的师生关系去接近汪精卫，伺机在汪宅或办公处所安放定时炸弹或下毒，置汪于死地。
陈承纶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根本无胆量去谋汪之头。但吴赓恕的心狠手辣、凶野蛮横的威名使他亦不敢拒绝吴的要求。他考虑再三，为今之计只有让汪精卫来对付吴赓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经过向汪全部密报，由汪交76号设计将吴逮捕，立即枪决。吴赓恕成了刺汪活动中第二个丧命的军统大特务，第三次刺汪行动随之失利。
吴赓恕的死讯由军统上海区报告戴笠，戴极为伤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戴对汪的报复心理。为此，他重新调整部署，一方面派智勇兼备的军统行动专家、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接任上海区区长，以加强对刺汪行动的领导；一方面用内外结合的方法，在上海建立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汪行动的密点和联络站，通过该站再收买随王天木投汪的76号第二处专员、原军统特务诸亚鹏，四谋刺汪之策。整个行动由北极冰箱公司经理、军统特务陈三才指挥协调。考虑到汪精卫此时出入都乘坐保险汽车，戴笠还为陈三才配备了2枝穿甲枪，以作狙击汪的汽车之用。这件案子本做得极其机密，戴笠也寄予厚望，不料被军统特务吴道绅出卖，结果陈三才被捕，诸亚鹏供认，所有刺汪行动计划、文件与枪支弹药全部被抄，陈三才也被76号结案向汪具报。第四次刺汪行动也半途夭折。
四次刺汪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但戴笠仍然铁了心要取汪之头。他总结了多次失败的教训，决定再次变换部署，挑选一名能够接近汪精卫的壮士或侠客，在汪接见时，不须借助凶器或毒药，只凭拳脚功夫，当场取汪之命。这样既能通过汪处警卫人员的严密检查，又能简化步骤，迅速实施刺汪行动，减少在长期准备过程中暴露行迹的风险，经过戴笠饬令军统行动处多方寻找，居然物色到一名理想的行动人员。此人名叫黄逸光，广东人，其手腕力量极大，据说曾打死过1只老虎。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组织徒步旅行团，自任团长。到南京后，当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曾接见过他1次，并合影留念。
黄逸光受命后，当即带着照片到南京晋见汪精卫。此时汪已“还都”南京。因多次破获军统组织的刺汪案件，汪早已“成精”，保护更加严密。自改组派分子戴星炳因刺汪行动案被枪杀后，更是对前来投靠的各种故旧亲朋严加提防，防止他们是戴笠派出的刺客。现在黄逸光仅凭当年1张发黄的照片便要求晋见，汪当然不会放心，于是先秘密派76号特务调查一番，果然从他下榻的中央饭店房间里搜出4英寸穿甲手枪1枝，达姆弹10发，照相机1架，小型电台1座及密码本。据此，76号特务将黄逸光当即逮捕，并从黄逸光身上搜出一包毒药。原来，黄虽然带了枪支弹药，但按照戴笠的交代，并不想使用。按原计划只想利用与汪的同乡和故旧关系，在汪接见时，只凭巨大的臂力将汪掐死。万一自己脱身不了，就当场吞药自杀。汪精卫闻报，毫不迟疑地批示枪决。黄逸光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三个丧命的军统特务。此时，陈三才尚关在监狱中，汪精卫一时无暇顾及。岂知关了一段时间后，陈三才的家属贿通汪精卫的连襟褚民谊，要他向汪进言，开释陈三才。岂知褚不提还可，一提反倒提醒了汪精卫，他当即从一大堆文件中，找出76号上送的那份报告。这时的汪精卫，早已铁了心，杀人也早杀红了眼，凡有刺汪行动的人，决不宽恕手软。于是当即在报告上立批“着即枪决”4个字，陈三才成了刺汪行动的第四个牺牲者。
从1939年5月到1940年的1年时间里，戴笠为刺杀汪精卫，又连续五次组织行动，不但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而且连损4员大将，仍然寸功未建。这使戴笠不得不承认汪精卫确是条很难对付的老狐狸。戴笠虽然对汪恨之入骨，必欲啖之而后快，却又无可奈何。终于在计穷力竭之际，决定将刺汪行动暂时放搁一边。这是戴笠自出山以来所受到的一次最惨痛的失败，比起张超被政学系人物陈仪所杀，还要刻骨铭心。蒋介石对戴笠组织的刺汪行动屡屡不能奏效，深感失望和不满，对军统的行动效率大加斥责，所幸这期间戴笠依靠杜月笙的神通，分化汪伪集团，策动高宗武、陶希圣出走成功，颇有战功，故蒋对戴未予深究。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自认为帮助汪精卫策划“和平运动”有大功的人，在汪精卫“组府”分赃的过程中，高一心要当伪外交部长，陶自念当个冷衙门的教育部长总是差强人意的。但是，“组府”的名单敲定后，汪只给高一个伪外交部次长的位置，给陶一个伪宣传部长。为此，两个人愤愤不平，认为给汪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出了这样大的气力，竟不能谋到一个像样的部长当当，不免心怀抑郁，感到当汉奸也当不出一个名堂，只好动动别的脑筋吧！
恰在此时，杜月笙在香港接受了戴笠要他在汪伪集团中物色对象，伺机进行策动投蒋的任务，也在暗中对高、陶动足了脑筋。担任杜月笙与高、陶之间联络任务的是徐寄纲和黄漱初。徐与杜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非浅。上海沦陷后，杜、徐先后赴港，黄与徐一为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二为温州同乡，三为商界搭档，因而私交甚笃。而黄漱初与高宗武、陶希圣都是小同乡，且与高宗武有师生之谊。杜月笙受戴笠之托，商之于徐寄纲。徐遂引黄见杜，3个人密商结果，认为可以利用黄漱初到上海策反高宗武、陶希圣投蒋。杜当即将此事通过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电告戴笠，由戴笠开出条件或价钱，好使黄到沪活动。戴因此时在重庆一时不得脱身，故请杜到重庆面商。杜到重庆后，与戴笠商量的结果，认为最好还是由黄先到上海探听高、陶的口风，如他们愿意回头，则可以先开出价码，然后再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杜一听亦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在渝停留3天就匆匆返港，然后先从自身腰包里拿出一笔活动费垫上，送黄漱初上了去上海的豪华客轮。
黄漱初在上海活动了半个月，劝其回头。高、陶早有悔意，所虑的是头上已有了一顶大汉奸的帽子，回到重庆时会受到惩处。其意也就是要蒋、戴表态，必须先给他们把那顶汉奸帽子摘掉。
杜月笙对此事无权裁处，电告戴笠，戴请示蒋后，蒋嘱戴邀杜赴渝面商一切。于是杜月笙第二次飞渝，蒋听完了杜的详细汇报后指示说，只要高、陶脱离汪伪集团，可以既往不咎，要官做，就给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给资出国，一切由他们自己选择。如果他们能将日汪密约带出，另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长孔祥熙发给杜月笙港币10万元，作为策动高、陶的活动费和补助高、陶的生活费。
黄漱初第二次去上海转达了蒋的指示，并表示一切由杜月笙担保，同时又将蒋给的10万元港币，每人给了4万元。1940年1月初，正当汪精卫赴青岛参加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及伪北平“临时政府”会谈将南北傀儡政权合流时，陶希圣、高宗武携带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乘船到达香港，受到杜月笙等的欢迎。杜月笙当即吩咐王新衡用电报向戴笠报告，并由香港区派专人将密约送往重庆。经戴笠报告蒋介石同意，将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发表。陶先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在日军攻占香港后赴重庆，被蒋留在身边工作，不久因替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而再获蒋之青睐。在陈布雷自杀后，更做了蒋的亲随，跟着到处跑了。而高终不敢回重庆，由蒋发给美金5万元，带着爱妻逃往美国。杜月笙策动陶、高出走有功，由蒋发给奖金法币20万元，另由戴笠发给王新衡等香港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5千元。
陶、高的拆伙使汪精卫的“还都”黯然失色，汪为此痛心至极，大骂陶、高卑鄙无耻。而戴笠也稍解心头之恨，蒋也由此而减轻了对他的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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