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毙汉奸黄浚，巧借兄弟雄威
1937年2月12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商讨如何对付共产党和日本方面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上蒋介石宣布了西安事变的“承诺”，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抗日方向转化的开始。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了。
国民党政策上的这一重大变化，使特务处工作顿失重要目标，一时不知对共所做，又不知对日所为。
戴笠毕竟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应变能力无人能比，蒋介石的心里早已揣摸透了。深知蒋之反共是终生矢志不移的国策，当前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只不过是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国内一致要求抗战的舆论而采取的缓兵之计罢了。认为反共活动仍然是特务处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必须在工作部署上有所变更的掩饰，公开的反共口号和旗帜不能再用了，可以加强秘密布置，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指导反共活动。
为了迅速应付和适应这一变化了的形势，戴笠多次召集特务处高级特务进行研究，对特务骨干进行训话，指出国家进入抗战时期以后，仍然是进行反共活动的大好时机，他说：
“国民党掌握了广大的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用逮捕汉奸的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党员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利诱、威逼。”
戴笠分析说：“共产党员，生活艰苦，又没有官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他们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产党”，“这一政策一定要坚持执行，这一机会千万不能放过。”
针对一部分特务对国共再度合作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戴笠训诫说：“我们特工人员在政治上本身有主张”，“我们不是政治集团，我们是领袖的耳目。”一切唯领袖之命是从，贯彻领袖的意志，替领袖分忧。从此，特务处的反共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戴笠是国民党内较早地认识并运用新的方法和手段与中共进行斗争的顽固派分子之一。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谈判正式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中间经常回到上海做短期停留，居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
戴笠闻讯后，亲自布置上海区长周伟龙调动大批特务进行监视跟踪。当时许多特务都不认识周恩来，戴笠就叫黄埔一期毕业的大特务吴乃宪去帮助指认，特务们在周恩来居住房间的西边和斜对过都开了房间，实行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的跟踪。上海区对监视结果每天都要向戴笠做详细汇报，但始终没有发现重要情报。戴笠曾多次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
1937年5月份，蒋介石派军委会中将高参徐里宗率领访问团奔赴延安，意在和中共接触，了解延安方面的情况。戴笠知道后，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共进行侦查的好机会，于是经蒋批准，乘机派遣中共叛徒、特务处军事科长杨蔚扮作访问团成员，随团赴延安搜集情报。但除了了解一些一般情况外，也没有能弄到重要情报，只得无功而返。
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戴笠意识到反共已不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目标，抗战已开始成为举国一致的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戴笠的思想倾向来说，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日军士兵失踪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这日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上层干部对日抗战的思想。
7月8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分别到达蒋介石手中。卢沟桥事变给云集庐山参加典礼的各省党政军大员以极大的震动，会前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这件事。许多军政大员因戴笠是蒋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了解和参与蒋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的周围，聆听戴对于形势的阔论。
戴笠也是一个喜欢卖弄的人，他凭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对“七七”事变后的形势发表了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
众人听了，连说：“高见！高见！”
庐山训练班毕业典礼之后，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即匆匆赶回南京进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尤应及早抓紧落实。他规定特务处的工作要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
戴笠对所管特务管教甚严，亲自宣布，抗战期间，大小特务一律严禁结婚，违者重罚并处以五一十年徒刑。为了身体力行和减少家庭拖累，家庭安全，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任县长的弟弟戴春林，叫他“景泰县长不必做”，回家照料母亲，并建造一座戴公馆，以减少后顾之忧。戴春林遵命辞职回乡。后来由戴笠让他在忠义救国军里挂了一个少将军阶领薪水。
7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一天，主持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召开上海区组长以上的十余名骨干特务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几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只有一个在虹口东恒路开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专搞对日情报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这个潜伏组的力量配备，提出要有十名左右的组员，并配备一部电台，迅速派遣进去。
这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日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等等。上海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这时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官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跑到香港或内地大城市以及上海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
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组进入虹口，不仅目标显著，极易被日方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当上海区长周伟龙提出了两名组长人选时，他们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做潜伏工作。周伟龙无奈，只得再次点将：
“那就由沈醉出任组长，你看怎样？”
沈醉说：“我多年来也是一直搞行动工作，恐怕不适宜做潜伏。”
这时，戴笠插话了，他说：
“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
沈醉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沈醉即开始着手找人，加上报务员共十四人，临出发前，沈醉去请示戴笠，潜伏组的工作目标除日军以外，要不要同时注意中共组织。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不过发现了还是应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沈醉受命出发，潜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组虽然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进行暗杀活动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终无大的收获。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经常在军事常识上出些差错。潜伏组建立不到一个月，终于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赶了出来。
戴笠正在上海紧张地布置潜伏工作时，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回戴笠。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
原来在8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贯彻“制敌机先”的战略，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
但是，这个命令还没有下达到有关部队，原先耀武扬威地停泊在与行驶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这一带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撤往江阴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乱和狼狈。这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警觉。
与此同时，当蒋介石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居然发现日本事先已经得到消息，企图混入，因门卫严密检查而临时逃离。
种种迹象表明，有人严重泄密。
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南京特务军警宪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迅速侦破。
戴笠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件被泄露的机密都是当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与闻的人很少，只要把能够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过筛排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嫌疑对象。
果然不出戴笠所料，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其子也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都与日本人来往较多。经调查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与其收入严重不符，十分可疑。且黄浚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与会人之一。
据此，戴笠进一步派特务对黄浚和其子进行监视跟踪，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一是玄武湖公园。于是戴重点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递送情报的地点。
一个星期天，玄武湖公园。
黄浚西服革履，皮鞋铮亮，走进公园，转了一会儿，似乎累了，便坐在一把供游人休息的椅子上，拿出一根“骆驼”牌香烟，用打火机点着，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着什么人。
是老婆？是情人？
过了好大一会儿，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他的身边。问道：
“先生，能借个火吗？”
黄浚回答：“当然可以。”
说完，就把打火机递了过去。
那位中年男子点着烟后，又问：
“夫子庙怎样走？”
黄浚说：“这几句话说不清楚，不如我给你画个图吧。”
说完，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些字，便交给那个问路的中年人，一切做得滴水不漏。
黄浚和那个中年人的一举一动，早被埋伏在这里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
结果，二人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他的活动被逮捕。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蒋下令将黄浚以卖国罪枪决。
戴笠虽与杜月笙拜把子，但是平时很少来往，这次他亲自登门，必有要事……夜幕已降临，空气中依然弥漫着硝烟的气息，昔日喧嚣的大街像死一样静寂，又有什么事要发生……
8月4日，日落西山，傍晚时分，戴笠连夜乘着小汽车，从南京风尘仆仆的奔赴上海。他在枫林桥寓所沐浴更衣之后，立即让刚刚升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王兆槐，亲自开车出去一趟。
此时夜幕早已降临，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浓烈的硝烟气息，昔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此时变得像死一般静寂。
“戴先生，我们去什么地方？！”王兆槐发动了汽车，回头问张着大嘴、双眉紧皱的戴笠。
“华格臬路杜公馆！”戴笠简单地说了一句，又陷入了沉思。
“杜公馆？”王兆槐自言自语地低语了一声。他不明白，在这战火纷飞之际，戴笠亲赴上海，第一件事却是去找杜月笙！多少年来，特务处与杜月笙打过不少交道，不过大都是让他王兆槐去联系、交涉。为了工作方便，戴笠授意他参加杜月笙创办的恒社，拜杜为师。可戴笠很少亲自出面去找杜月笙，这次到底为什么？
“我这次奉校长之命来找杜先生。请他出面，把上海民众组织起来，协助国军御敌！怎么样？”坐在王身边的戴笠，愣愣地望着那些因避战而逃到法租界地，现在横躺竖卧在马路两旁的难民，半晌才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好是好！有那么多枪吗？”王兆槐信口问道。
“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据我所知，日本三菱银行与三井洋行的仓库里有大批的枪支弹药，你要设法把那批武器搞到手，抢运回来！”戴笠口气十分坚决地指示道。
王兆槐不禁大吃一惊。想从戒备森严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仓库把武器搞出来，谈何容易。
枪支弹药库位于黄浦江附近，白天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人来人往，夜晚，日军的军舰停泊在江面上，时不时的向江面上打探照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打开仓库运走武器简直是虎口拔牙。就连靠近仓库亦并非常人所能。
黄埔的学生毕竟是黄埔的学生，终究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军令如山，再难也不能说半个不字。
“好！我明天就找沈醉他们商量一下，他们昨天已经从虹口区撤出来了。”王兆槐毫不犹豫地答道。
“哦！他们怎么撤出来了？！”戴笠惊诧地问。
“战事一发，日本人就把近一年内迁入日租界的中国人通通赶了出来。他们也怕租界里有我们派去的特工人员呀！”王兆槐有点沮丧地说。
戴笠听后，深深地叹口气，说：“是啊，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迟了……”
说话间，汽车已驶到了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口。戴笠让王兆槐留在车内等候，自己亲自登门，递上名片。在等待的瞬间，不禁浮想联翩……
自从1921年戴笠在赌场结识杜月笙，迄今已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间，两人的地位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月笙已取代了黄金荣，成了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而戴笠也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老蒋手下的大红人。当年在上海“流浪”的时候，戴笠虽不愿与帮会为伍，但任特务处长之后，总少不了与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辈打交道。为了工作之便，戴笠常常派部下去与杜月笙联系，自己则因公务繁忙很少登门拜访。
知道来人是戴笠，杜月笙也在想，这次戴笠亲自登门，定有要事。自战事发生以来，杜月笙也在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在华界的生意、店铺，就通通得关闭。他杜月笙的万贯家财和数千门徒，都将随着日本人的入侵而付之东流。几天来杜月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希望国军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上海，也愿意亲自为此做些努力。但他毕竟对打仗的事一窍不通，不知该做些什么，也不知怎么去做。
可是一见到戴笠的名片，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将有用武之地了。他兴奋得几乎是倒履相迎，连声高喊：“戴先生请！快请进来……”
“月笙兄，何必客气，叫我雨农吧！”戴笠笑容可掬地迎上去，并紧紧握着杜月笙那干瘦的手，直到走进客厅，才慢慢松开。
“月笙兄，好久不见，身体像比以前健旺了。”戴笠没话找话地寒暄。
“哪里，哪里，到底是不如以前啦！雨农兄，来，先喝口茶，等会儿我们兄弟俩好好喝两盅……”杜月笙接过一杯佣人沏来的香茗，放在戴笠面前的茶几上。
戴笠呷了口茶，漫不经心地瞅了瞅杜家那宽敞阔绰的摆着镂花硬木家具的中式客厅，开门见山地说：“月笙兄，改日再来喝酒吧，今天我特来有要事相求！”
“哦！雨农兄有什么事？只要我杜某能办到的……”
“这事很急。我来是请月笙兄出面组建一支有足够兵力的别动队，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配合国军御敌……”戴笠兴致勃勃地说起来。
杜月笙一听，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如果让他出钱出人，他会毫不犹豫地拍着胸脯应承下来。但让他出面组建一支别动队，真枪真刀地跟日本人打仗，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完，然后问：“你说的‘足够的兵力’，是要多少人？”
“一万！”戴笠毫不含糊地答道。
“一万？”杜月笙倒抽一口凉气，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他定定地望着戴笠那张满是笑容的长脸，心想，这个戴雨农简直是在异想天开，我手下的徒子徒孙虽多，但大都是在赌场、妓院、店铺等地混惯了的乌合之众，让他们聚众闹事、呐喊助威，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抛妻别子，拿枪打仗，为国捐躯，那可就难了！
戴笠见其沉默不语，一个劲地在客厅里踱方步，就开口笑道：“月笙兄，这是一项有关抗战前途的大事！来之前，我已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势在必行。他答应别动队成立后，所有的番号、军械、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蒋委员长”和“中央”这两个名词，杜月笙顿时停住了脚步。他是个好面子的人，既然委员长和中央都看得起他，事情再难也是推辞不得的。
于是，他坐下来试探着说：“既然这是件大事，那我们就多找几个朋友来帮忙，共同设法，如何？”
“月笙兄说得对！我们先来拟个筹备委员会名单吧！”戴笠办事向来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他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钢笔和记事本，与杜月笙隔几而坐，你一个、我一个地提出一些要人的名字，最后敲定筹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界的吉章简、蔡劲军等人。外加杜月笙和戴笠。
名单拟好后，戴递给杜月笙，兴奋地搓着双手说：“月笙兄，我们的筹备委员会这不就建立起来了啦！我看筹备地点，暂时就设在三级无线电学校吧！”
“好哇！辣斐路附近有我家的一幢房子，来往方便得很！”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知道既然有个筹备委员会，再重的挑子也是众人分担，用不着他—个人去发愁了。
这时，佣人端上新备的夜宵、酒菜，戴笠这才想起汽车里的王兆槐，连忙让佣人去叫他进来，共进夜餐。
席间，边吃边聊，戴笠胸有成竹地对杜月笙说：“其实募集一万人马并不太难。我在京沪地区的部属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特务大队没问题。加上我在京沪办的两个训练班的学员，差不多有两三千人。”
“我刚才也想了想。上海各区的保卫团，都是受过一点正规训练的。他们的团长都是我的学生，找个把人，或许不成问题。”杜月笙也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好啊，月笙兄！”戴笠一听，高兴得一拍巴掌，又按捺不住地欠起身子，凑到杜月笙跟前说，“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哟！
“谁？”杜月笙不解地问。
“你的爱徒陆京士他们呀！”
戴笠此言一出，杜月笙恍然大悟。陆京士等是上海各工厂搞护卫队的负责人，与各厂工人有很多联系。他惊喜地说：“雨农兄，你的意思是到工人中去征集？！”
“是啊！上海工人有一百多万，他们都是爱国不落人后的呀！只要陆京士他们一句话，集合几千人还成问题？”
“雨农兄，你想得真周到！明天一早我们就分头行动。”杜月笙心里有了底，高兴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他俩先召集筹备委员会成员开了个会，然后各自召集自己的部下及学生，宣布成立别动队的命令。就在这天晚上，戴笠又在招商局借了三条驳船，让王兆槐、沈醉带领四十多名年轻力壮的部属，前往日本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仓库抢运武器。
仓库位于黄浦江的一个小码头附近。江面七八条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冲着江面和沿岸来回照射。王兆槐等人驾着驳船，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探照灯，悄悄地驶到仓库附近的码头，并打掉守护仓库的日军岗哨，溜到仓库门前。仓库门上的大铁锁，足有拇指那么粗的锁环。为了不惊动别处的岗哨，他们用湿毛巾将锁环裹住，轮流地用钢锯锯锉锁环，其他人均分布在仓库四周的隐蔽处，监视着敌人的动静。几乎每一个人都紧张得汗流浃背。他们都知道，万一被敌人发现，他们将腹背受敌，无路可逃。
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仓库门锁才被锯断。库房里果然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枪支弹药。四十多个人一刻不敢松懈。他们连背带扛地抢运武器。敌人的探照灯扫过来时，他们立即匍匐在地上，探照灯一过，他们又跳起来，一路小跑地搬运。
自从王兆槐等人走后，戴笠就坐立不安地在枫林桥住所内等候着消息。前来与戴笠商量别动队成立短期技术训练班的余乐醒，见其心神不宁的样子，也只好独自拟订了别动队短期轮流培训计划，放在戴笠面前，请他审批。余乐醒告辞走后，戴笠仍无法专心研究培训计划。他清楚，王兆槐等人如果不能顺利地把武器抢运过来，别动队即使成立，也无法马上投入战斗。
一万多人的武器装备，要想完全靠中央批拨是不可能的。这批武器等于是他这支特务武装的命根子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深夜1点啦12点啦！南市白云观的侦缉大队仍没有电话来报告情况。戴笠忍不住又打电话过去询问，得到的仍是：人还没回来！
直到凌晨4点，戴笠靠在沙发上刚刚要进入梦乡。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戴笠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抓过电话筒。他一下就听出了王兆槐那疲惫但很兴奋的声音：“戴先生，货全运回来啦！足有五六千支！”
“太好啦！没有遇到麻烦？”戴笠睡意全消。
“没有！很顺利！”
“一定要保管好！你们先休息吧！”戴笠说完放下话筒，兴奋地搓着双手，高兴得不能自己。他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便开始研究余乐醒拟订的培训计划。他边看边想，这次一定要干个样子给人们瞧瞧，我戴某并不光是会收集情报，打起仗来，照样不含糊！
仅一个来月的时间，一万多人的“苏浙别动队”正式成立。老蒋亲自颁发了“苏浙别动队”的番号。戴笠亲自担任别动队委员会的书记长。别动队的总指挥则由杜月笙推荐的早年担任过军长的老友刘志陆承担。该别动队共分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队长何天风，主要成员都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队长分别为陆京士等，主要成员为上海各厂家、企业的工人；第四、五支队队长分别为张业、陶一珊，主要成员是戴笠在京沪地区的部属和被招人特训班的年轻学生。特务大队，队长王兆槐，成员都是原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人马。
与此同时，他又分别在青浦、余山和松江成立了技术训练班，让别动队员分批分期地去战地短期训练，然后分赴前线，配合正规部队作战。
戴笠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了，俨然一副主宰世界的样子，平日很少见到笑容的马脸终于有了笑容。处决韩复榘，暗杀唐绍仪
时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也难逃厄运被秘密枪决。
1938年1月，蒋介石利用在开封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之际，逮捕了韩复榘，立即送往汉口，旋即予以秘密枪决。韩复榘时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处决，是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当局处决的最高级将领。
韩复榘被处决，虽然有着历史上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他不战而放弃济南等地，导致津浦路北段的迅速沦陷，给津浦路对日作战造成巨大损失。
1937年12月，日军在占领沧州、德州后，直逼黄河北岸，并在周村以北黄河渡口集中炮火强渡黄河。时第三集团军辖有第十二军、第五十五军、第五十六军三个军，及一个独立新编师、一个独立旅。第十二军，辖第二十、第十一两师，由孙桐萱任军长兼第二十师师长；第五十五军辖第二十九、第七十四两师，以曹福林任军长兼第二十九师师长；第五十六军辖第二十二及新编第四师，由谷良民任军长兼第二十二师师长，吴化文任新编第四师师长。当时，该集团军固守黄河南岸，作战面极大，但韩复榘仅调一个旅团防守，而将主力集结于济南后方，致使日军迅速渡过黄河。
12月23日，敌矶谷廉介第十师团由青城、济阳向南渡黄河，占领周村、博山，然后沿胶济路向济南推进。同时，日军在泺口北岸向南岸炮击，济南西面亦受到敌人威胁，危在旦夕。
在济南危机之际，韩复榘不仅未能组织力量进行抗击，相反，不经呈报批准，擅自决定将弹药、给养、医院、修械所及伤病人员、官佐眷属等等，仓促用火车送往河南漯河以西舞阳等县。当运输车辆路过徐州时，第五战区司令部曾去电阻止，并责问豫西非第三集团军的后方，为何将物资等运往该地？韩复榘不仅不停止其违令举动，反而复电抗驳，谓：开封、郑州亦非第五战区后方，为何将弹药、给养存放该地？并率部退至鲁西南曹县地区。
由于韩复榘的逃跑，27日济南失守。日军乘虚南下，长驱直入，31日占领泰安，复又夺取兖州、济宁。
抗战期间，违背军令，事关对日作战的成败。韩复榘这种不服从军令，又不努力对日作战，擅自退避以求自保的违法行动，是不能容忍的。因此，蒋介石决定予以惩处，但韩复榘身为集团军司令，非一般军人可比，对他的惩处不是一纸命令可以生效的。于是，蒋便设计，即借在开封行营召开团以上军事会议为名，诱韩出席，然后将其逮捕法办。
令韩复榘赴开封出席军事会议，是由蒋介石通过电台直接通知韩复榘的。蒋对韩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开封开个会，请向方（韩复榘号）兄带同孙军长（孙桐萱）等，务必到开封见见面。韩遂往孙桐萱防地曹县，于14日偕孙桐萱到柳河车站，换乘一辆铁甲车，随带卫兵一营，护卫四十人抵开封。车停开封西关外。孙桐萱和各旅团长住在省政府东边路南指定的一个旅馆，韩则住盐商牛敬廷的房子内。15日迁至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孔祥榕住宅。下午，韩偕孙桐萱等一同乘车赴开封南关袁家花园内礼堂开会。
韩复榘赴会时，有随身亲信警卫4人相随，及至会议室，护兵被阻于室外，随即解除武装。同时，在车站的卫队亦被包围缴械。参加会议的有数百人，将领中有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于学忠、刘峙、张钫等。蒋介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说明抗战的决心，最后讲道：有些人不听命令，你不听命令，你的部下怎么听命令。会议临散，其他出席会议者皆先出，去饭馆吃饭，然后各回住所。而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以召见谈话之名，将韩复榘请入侧室，旋借词退去，即由已预先派定之军事委员会警卫正、副组长黎铁、罗敦两人，率卫士将韩复榘监视起来，连夜专车秘密押赴郑州，急解汉口，仍由戴笠负责看管。在韩复榘押离开封的同时，亦派人将孙桐萱等住处包围，旋由蒋伯诚通知孙桐萱，韩已被扣押，并偕孙见蒋，说明扣押韩复榘之原委，以及任命第三集团军正副总司令、前敌总指挥等事项。
韩复榘被解往汉口后，一直在一个看守所楼上秘密关押，由特务人员严密守卫。1月24日，戴笠命两名特务人员至看守室，佯称军政部长何应钦传其下楼谈话。并问韩家里有事否，如写信，他们可送到。但其真实目的是借机将韩处死。当韩复榘出室下楼时，一特务人员拔出手枪从背后向韩复榘连发数枪，韩应声从楼梯滚下。当局在执行死刑之前，曾面告戴笠，不准弹伤韩复榘头部，以保其全尸。韩被处死后，由孙连仲备棺装殓，运至河南信阳鸡公山埋葬。
1938年9月30日，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十八号，一座外有武装警卫人员巡逻、内有便衣人员警卫、戒备森严的住宅内，发生了一件奇案：“党国元老”唐绍仪被人杀害。杀人者是谁？为何要将唐绍仪杀死？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中山县人。父亲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在上海学习外语。1874年他十四岁时，随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1881年回国。1885年开始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不久，被派赴朝鲜任商务委员，受到袁世凯的赏识。1900年任天津海关道。1904年，先后两次与英国交涉西藏问题。1906年签署《续订藏印条约》。辛亥革命时，出任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到上海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1912年3月，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被任命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同时，他又经孙中山介绍，参加了同盟会。唐绍仪的内阁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他由此称为国民党元老。不久，唐因袁世凯公然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愤然辞职，寓居上海。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任大元帅，唐绍仪南下广州，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次年，军政府中的桂系排斥孙中山，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唐绍仪为总裁之一。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唐绍仪为国府委员。1931年5月，汪精卫、陈济棠在广州成立反蒋政府时，唐被选为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任中山县县长。“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常驻上海。
唐绍仪何以遭暗杀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他历史是反蒋派的一员及有被日本人利用的可能性。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施其灭亡中国的计划，在1937年12月14日，即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日本华北方面军就在北平炮制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华中日军派遣军也开始积极搜罗国民党重要人物，与日本“合作”，在华中地区成立汉奸伪政权。日军物色的首要对象就是唐绍仪。1937年12月中旬，华中日军派遣司令部就开始策动唐绍仪出任行将成立的汉奸政权首脑，妄图利用唐在历史上的影响，以揽华中日军占领区的民心。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首次对华政策声明，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后，日本更加速了策动在沦陷区的北洋军阀首脑和国民党要人出任伪职。在北平，策动吴佩孚出山；在上海，则加紧策动唐绍仪。为此，华中日军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特务部长原田熊吉等，都一再亲临唐公馆，促其出山，收拾时局。唐本是政治人物，长期寓居上海，但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因此没有答应与日本合作。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部不得不另以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人为对象，于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炮制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但并未放弃唐绍仪的工作。事为军统局所侦知，戴笠乃令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对唐进行制裁。
周伟龙，号道三，湖南湘乡人。他根据局本部的指令，派队长林之江具体实施暗杀计划。他们对唐绍仪的生活起居及喜好进行了分析，大致如下：
1．唐绍仪每天12时吃午饭，饭后休息十分钟左右，然后午睡两小时。午睡时间，没有特别重要事情，决不接见客人。一般去他家的客人均在下午2时以后；2．唐最喜欢古玩，爱古玩如生命；3．他无论会见什么客人，都是闭门见客的。他不喊，佣人就不能随便进去换茶；4．唐宅有法捕警卫，戒备森严。根据这些情况，他们制定了暗杀方案：1．确定执行人为行动组长林之江，备黑色轿车一辆（假车牌）供林使用；2．买些假古董，让林以古董商人身份接近唐；3．不能用枪，只能使用刀、斧等“冷兵器”；4．时间定在上午9时左右。
军统大特务谢力公有个弟弟名叫谢志磐，是唐绍仪家的亲戚，出入唐宅比较随便。林之江就是通过这条内线，了解到唐绍仪的许多情况，并介绍他同唐认识。林之江以古董商人的身份常到唐宅同唐绍仪谈论古玩。什么古代名瓷、石河雕塑、康熙的五色大花盘、玲珑石、景泰瓷大花瓶，唐绍仪谈起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林之江居然也能对答如流，且能一一说出它们的特色，这更博得了唐的欢喜。林之江趁势说，他在国外购得几件明代瓷器，其中有一件是景泰年间的大瓷花瓶，愿意向唐出售。唐绍仪好像发现了什么重大秘密，睁大了眼睛，惊奇地望着林之江说：“什么？明景泰年间出的花瓶？是真的吗？”这位年轻的古董商矜持地微微点了点头，并说东西还没运到，一到上海，马上就带来给你看。唐绍仪一听，连声道谢，并破例欢迎他经常来做客。林之江去过几次之后，唐宅的佣人、警卫人员都知道他是唐家的常客，也就不再有什么戒心了。
1938年9月30日，军统上海区发出了执行命令，限数小时内，要林之江带唐绍仪血迹复命。
这一天，细雨濛濛，西风瑟瑟，阴霾沉沉。上午9时20分，一辆黑车小汽车疾驶而来，在唐宅大门口戛然而止。来人正是年轻的“古董商”，说有古玩数件送给唐老先生。佣人上楼通报后，客人被请进会客室等候。据说，会客室很大，林把带来的瓷器摆在了地毯上。会客室外面就是花园，花园里有法捕房派来的便衣人员守卫。因有窗纱，从外向里看什么也看不见；由里往外则看得清清楚楚。唐绍仪起身，缓步下楼，进入会客室，与客人寒暄几句。佣人送茶后退出，顺手将门关闭。唐绍仪拿起一件古玩观赏。乘唐绍仪俯身去取另一件古玩时，林之江抽出暗藏在花瓶内的一把锋利的小钢板斧，照准唐绍仪后脑海挥斧猛砍。唐年事已高，猝不及防，头部被砍中两斧，一时血流如注，受伤倒地。来客见已达到目的，擦了擦血迹，离去。在走出会客室时，他向门里深深鞠了一躬，仿佛在辞别主人，并说：“请留步，不要送了。”顺手将装有碰锁的门带上，向佣人微微一笑，快步走向门口，朝警卫人员点了点头，登上汽车疾驰而去。
当佣人再次进入会客室时，发现主人倒在了血泊之中。佣人大声惊呼。全院闻声立刻吹响警笛呼救，一面向法捕房报案，一面将唐送进医院。经抢救无效，唐绍仪于下午4时死亡。
就这样，唐绍仪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了。蒋介石为表示“关怀”，在事件发生后，于10月5日，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公布了“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拨给治丧费五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存入档案，以备“国史”采择，算是对这个“国府委员”的“哀悼”。
在刺杀唐绍仪的前后，军统还先后暗杀了准备出任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职务的周凤岐等汉奸。铲除傅宗耀
傅宗耀住所与日本司令部近在咫尺，又怎样被杀害的呢？
傅宗耀，字筱庵，浙江镇海县人。1927年前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北伐军抵达上海前，曾支持军阀孙传芳，反对北伐军。北伐军占领上海后被通缉，遂逃往大连，并暗中与日本勾结。后返上海，任汉冶萍公司股东联合会会长兼该公司董事会副会长、商办内地自来水公司董事、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及龙潭造纸厂董事等职。1937年12月日本占领上海后，曾扶持苏锡文，在浦东和南市成立“大通市政府”。1938年3月28日，伪维新政府成立后，傅即依靠日本人的支持，于10月16日取苏锡文而代之，任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而苏锡文为秘书长。
傅宗耀投敌，出任伪上海市长之后，军统局便下令将其铲除。傅宗耀时住虹口施高塔路支祥德路二十六弄二号。该处属越界筑路区，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相距咫尺。该处日军平时警卫森严，外人很少能出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傅宗耀还是于1940年10月13日凌晨4时许，在他的卧室被朱升用犀利的菜刀砍死，时年六十九岁。
朱升本系傅宗耀亲信仆人。据说，傅为躲避通缉匿居大连时，某年冬的一天，风雪交加，在他的后门外雪堆里，倒下了一个人。傅家的佣人早晨开门，见此情景大叫起来，傅听说后忙问死了没有。经查胸口尚有热气，他的老婆便叫人把他抬进厨房，生了一盆火，再灌以热姜汤。不久，该人便慢慢苏醒过来。询问后，方知此人因投亲不遇，流落在大连，因饥寒昏倒。听他满口讲的都是浙江镇海话，大概感于桑梓之谊，他过去又是厨师，因此，傅便要将朱升收下，让他做厨师。朱升听了便扑通跪下，口称：“老爷，你真是我重生父母，救命恩人，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一辈子。”这样，朱升便做了傅家的家庭厨师。朱升忠实于傅，勤勤恳恳，因此，也深得傅的信任，家中事无巨细，均靠朱升经手。傅宗耀重返上海时，也将朱升带至上海，不仅把他当作厨师，而且也视为私人保镖。
军统得以完成暗杀傅宗耀的任务，其关键就在于买通了朱升。原来，军统上海区了解了朱与傅的上述关系后，千方百计派人与朱接近，逐渐晓之以抗日锄奸之道理，随之给予5万元之赏金。这样，军统的行动计划，便得到朱的完全同意。
10月10日，是双十节——辛亥革命纪念日，亦即国民政府国庆日。当时的汪精卫伪政权，也在此日举行庆祝。当晚，傅宗耀在法租界亲友处聚宴，至11日晨3时始返虹口寓所。因精神已觉疲惫，就在前室解衣就寝，未往后房与妻妾同床。而朱升在傅回寓时，便即躲入一小房中，待机而动。至4时许，朱听到房中已有鼾声，知傅已酣睡，便轻手蹑脚掩入傅之卧室，拿出早已备好的菜刀，向其头部猛砍三刀，一刀砍在眼部，一刀在下颏部，一刀在颈部，尤以颈部伤势最重，几将头颅割断，下颏则削去一块，眼球亦将脱出，当场声息全无，气绝毙命。
朱升行刺事毕，不慌不忙，趁夜色苍茫之际，骑上自行车，出门而去。当被卫队人员询问时，他伪称上街买菜。因朱升平时亦常于凌晨上街购物，因此卫队未加阻拦。朱出门后，在军统人员的导引下，迅速逃离，并安然到达国民党统治区。
事情发生半小时以后，傅的女佣发现其房门洞开，乃探头察看，发现傅已僵卧于血泊中，连忙叫醒傅的继室张氏，经入傅室探视，摸之，傅体冰凉，已是救无可救矣。当即令傅的警卫队20余人，在房屋四周侦缉凶犯，并报告日军陆战队，随即日军数十人，在附近各路口布防。除在虹口一带施行特别戒严外，北河南路以东、北江西路以西，均实行戒严，致使该地居民无法通过日军岗哨进入租界中去。戒严一直持续到下午7时。在实施戒严搜捕的同时，虹口捕房闻讯后，也立即派巡捕、侦探前往傅室调查，将所有男女仆人集中，严加盘问，结果发现男仆朱升失踪。
11日上午5时许，即傅被刺杀毙命后的1小时，在上海的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即将此事用电话报告汪伪政府警政部长周佛海，及伪行政院长汪精卫。汪当即复电苏锡文，令苏暂代市长职务。电文谓：顷得电话，傅市长遇害，至深痛骇。应即严缉凶手，归案讯办，并暂由该秘书长代行市长职务。不久，即任命陈公博为伪上海特别市长。偷梁换柱巧下毒
当群魔兴高采烈地喝尽杯中之酒后，突然有人大喊：“酒里有毒药！”是谁干的？
1939年6月1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驻南京总领事官邸的宴会上，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毒酒中毒事件，致使参加这次宴会的全部人员中毒，并使日寇两人丧生。这次事件，就是由军统南京区策划的。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堀公一，要在10日举行一次大型宴会，招待将于9日到达南京的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其随员三重，并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维新政权汉奸要员。6月8日发出了请帖，被邀请的有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那华雄大佐、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桥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将、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海军大佐泽田、中佐田中和大佐秋山等人；伪维新政府被邀请的有伪行政院长梁鸿志、伪立法院长温宗尧、伪绥靖部长任援道、伪内政部长陈群、伪交通部长江洪杰、伪司法行政部长胡炳泰、伪教育部长顾澄、伪外交部长廉隅、伪财政部次长严家炽、伪实业部长王子惠、伪南京市长高冠吾等汉奸。日本南京总领事馆出席人员，预定为公使堀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乾等4人。
宴会于10日下午7时35分在总领事官邸举行。由于偶然的原因，被邀请的许多人未能出席，参加宴会的日本方面只有清水、三重、铃木、泽田、田中等人；伪维新政府汉奸有梁鸿志、温宗尧、任援道、江洪杰、胡炳泰、顾澄、廉隅、高冠吾。由于有许多人缺席，所以临时由领事馆人员补充，这样参加宴会的领事馆方面人员。除堀公一、有久外，还有警察署长内藤四郎，书记官宫下、吉生、船山、金子、清水，翻译石桥，嘱托山本。宴会开始后，总领事掘公一致词，并提议为日本帝围主义侵华战争的胜利干杯，与会者举杯将酒一饮而尽。
宴会用的酒，是由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中国仆役詹长麟于9日下午在中华路一百一十九号老万金酒店买的瓶装陈酒。当群魔兴高采烈地喝尽杯中之酒后，突然有人发觉酒中有异常的味道，大声喊道：“酒里有毒药！”会场立即呈现一片惊慌和恐惧气氛，个个面面相觑。因为无论是日寇，或是他们的傀儡汉奸，都非常害怕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反抗和惩治。日寇占领南京后，血腥屠杀了三十余万中国人，使数以万计的人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个在战前一个近百万人口的繁华城市，几乎变成了极少人烟的废墟。直到1940年3月，全市人口才只有十三万余人。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怒和更加强烈的反抗。当时，在南京周围地区，不仅有新四军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同时也有其他各种抗日组织，他们不断对日寇发起进攻，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就是在南京市内，虽有日军重兵驻扎，又有军警、宪兵的严密防守和检查，但南京人民仍然采用各种方式同日伪进行机智、巧妙的斗争，给日伪以有力的打击，使日寇坐卧不安，日夜不宁，随时随地都担心有被杀死的危险。因此，当有人说酒里有毒之后，他们立即停止暴食狂饮，并且在堀公一的指挥下，重新倒出一、二杯酒，小心翼翼地进行试尝。同时堀公一还命令书记官船山和警察署长内藤，到厨房将买来的陈酒进行全面检查，结果证明确实有异味，于是下令停止饮酒，并立即打电话给同仁会医院及有安、金城、慈惠和日本陆军各医院来人抢救。但说时迟、那时快，当杯酒下肚之后，仅仅只有十五分钟左右，毒药便发生效用。除警察署长等一、二人因来的迟，酒喝得少，中毒较轻之外，大部分人员全身引起不适，特别是觉得口、舌麻痹，行走困难。有的栽倒在会客室和走廊里，有的则在厕所、大厅和厨房门口大口大口地呕吐。警察署长内藤开始还比较清醒，指挥警察署在场人员对官邸周围实行封锁，加强警戒，并对中毒人员采取应急抢救措施。但很快他本人也和其他人一样，神志昏迷，栽倒在地。
那么毒酒又是怎样来的呢？当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发出请帖，将于10日宴请日伪要员的时候，詹长麟就在中华路老万金酒店买回四瓶老陈酒，在酒中放人大量阿托品，然后把盖口封好。9日下午，领事馆日人会计让詹长麟去买四打老陈酒时，他就来了个偷梁换柱，把放有阿托品的毒酒混入其中，送到总领事官邸。宴会时，温酒的工作也是由詹负责。当日下午6点左右，他就开始往日本式的温壶中灌酒，并在每一个温壶中倒了毒酒。灌好毒酒之后，他向另一中国工作人员玉山说：“我只在每个温壶中灌了半壶酒，如果一次灌满酒味会不好，等宴会开始时，再灌满。”并称他肚子痛，出去吃点药，等一会儿就回来，有什么事，请帮个忙。说完就离开了总领事官邸。
詹长麟，别名詹长林，当时年仅二十六岁，住南京市吉兆营十二号。他从1934年4月起，就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当仆役。参与这次毒酒事件的还有他的哥哥詹长炳。詹长炳当年二十九岁，住在南京市许家巷，1936年2月起也在该领事馆当仆役。多年来，他们忠于职守，和其他人相处得很好，从未表现出有任何反日寇言行，这一点，就连日寇总领事及警察署长内藤四郎也都不得不承认。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乘宴会之机毒杀日寇及其汉奸走狗呢？6月25日，詹长麟和他的哥哥詹长炳，在上海联名写信给堀公一，对此做了说明。信中揭露的铁一般的事实，堀公一和内藤四郎也是供认不讳的。7月10日，他们在给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关于这件事的报告中，称詹长麟的揭露“是事实”。信是这样写的：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詹长炳詹长麟
6．25．
詹长麟和他哥哥詹长炳一起策划这次毒酒事件时，为了对付日寇的追捕和报复，事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对家室做了妥善安排转移。10日一大早，詹长麟的妻子詹黄氏，佯称要到城外参加亲戚的安葬仪式，告别邻居，带着两个孩子詹龙珠、詹开亮走了。当天下午便从燕子矶下流的笆斗山渡口乘船到江北。詹长麟自己当晚在离开领事馆后，便立即出了西门，由新河过江，到了江北，找到了妻子儿女。詹长炳及其妻子詹朱氏，以及他们的父亲詹士良、母亲詹潘氏、妹妹詹兰英等，也都诡称去参加亲戚的安葬仪式，一大早离开了自己的家。詹长炳的妻子带着儿子詹开明，先到了和平门外和平乡第四堡的一个朱姓农民家里，不久詹长炳也骑自行车赶到，然后全家一起由笆斗山渡口，乘船到了江北，会同詹长麟一家，由苏北辗转到了上海。詹士良当时五十五岁，他们夫妇和十九岁的女儿住在张家园八号。他们离家后，便乘汽车直接往上海去了。
中毒事件发生时，领事馆领事内田因病在家，未参加宴会，副领事乾也因事未参加宴会。他们获悉此事后，立即赶往现场，组织力量进行救治。因此，除船山、宫下两书记官因中毒较重，当晚死去之外，其他人员经过医治之后，免于一死。
事后，日寇采取了残暴的报复手段，他们对詹长麟及与之有关系的一切人员，进行了严密的搜查、追捕和迫害。当天晚上，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封锁了各城门，进行搜查并暗中监视来往行人。第二天一清早，日寇又在和平门及下关一带进行大搜捕，逮捕了许多无辜的群众。日寇不仅对詹长麟父母和哥哥的住处，就连詹长麟兄弟妻子的娘家，都进行了严密的搜查，并日夜监视。在领事馆中工作的其他几个中国人，虽与此事无关，也被逮捕。就连笆斗山渡口的船夫，也被日寇抓走进行严刑拷打，追问詹长麟等人的去向和下落。从6月10日到7月10日的一个月期间，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在南京城内及其附近地区日夜搜查，任意逮捕和杀戮中国人，使南京人民处在极度恐怖的境况之中。据不完全的统计，除日军之外，先后出动的日本宪兵队和警察队，人数达一千数百之多。与此同时，日寇还在上海租界地区密派特务暗中监视，密令他们一旦发现詹长麟等人的踪迹，便予以逮捕或杀害。
日寇为了能够抓到詹长麟等人，对他们下令通缉，把他们的姓名、年龄、身高、相貌、衣着、住址等等，都一一详细列出。不仅在报上刊登广告，而且在城内外到处张贴。如说：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五尺二寸，体型瘦长，皮肤青白，高鼻圆眼，短发，走路时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其妻詹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其兄詹长炳，二十九岁，身高五尺四寸，身体稍瘦，面长，厚嘴唇，长发，长得比较漂亮，南京口音，身着中式白色衣裤；其兄妻詹朱氏，二十六岁，身高一丈四尺八九寸，体胖，圆脸，带有七岁的一个男孩，都是身着中式白色衣裤。对其父母和妹妹，也都一一详细描述。
尽管日寇做了如此严密的布置，日夜监视和搜捕，但在有关方面的掩护下，詹长麟等安全到达了上海，并进入了日寇势力尚未伸入的租界地区。合家汇齐后，便于6月底离开上海，安全到达了香港，脱离了日寇的魔爪。刺杀石友三
20世纪30年代初，石友三公开，投靠日本人，阴谋叛乱，于是军统局的黑名单上又多了个人的名字；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军统四大杀手之一陈恭澍终于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陈恭澍还沉浸在失败的痛苦中之时，戴笠又下了一道命令：刺杀石友三。
陈恭澍对石友三的情况有所了解。
石友三，是个生性反复无常，惯于投机取巧的军阀。1929年，冯玉祥将军通电全国，与国民党中央决裂，就任“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但作为其部属的石友三却通电拥护蒋介石。冯将军因此而功亏一篑。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手对抗蒋介石，此时的石友三又归附阎、冯，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不久，阎冯在军阀混战中失败，石友三再次归附于蒋介石。不料，1931年，石友三公开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在华北捣乱。
此刻，惯于见风使舵的石友三正潜伏在天津的日本租界里，又阴谋叛乱。于是乎石友三上了军统局的黑名单。陈恭澍深知刺杀石友三的难处。
此次行动由北平站和天津站联手完成。主要行动人员有陈恭澍、白世雄和王文。
王文参与此事的热情比谁都高。吉鸿昌一案的未竟全功，使王文郁郁不乐了好久，他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弥补。
也多亏了王文，这事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开端。王文说他认识石友三。眼下他还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在石友三身边当副官。
陈恭澍不由大喜，这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兆头！
王文的这个同学，名叫先鸿霞，他们还是同乡。二人取得联系，也是通过同乡的关系。
原来，天津西开有一家专营棉花土产的老字号三益成。是王文和先鸿霞的家乡宝坻人经营的。同乡们经常托店老板带信捎钱，日子久了，老板也暗底下做些小额汇兑生意，掌柜刘老板，人挺厚道，王文称他为刘老伯，店里的大管事是刘老伯的亲侄儿刘兆南，和王文、先鸿霞年纪相仿佛，他们小时候在一起念过书。王文和先鸿霞的联络，都是通过刘兆南从中联系的。
为了石友三这件事，王文专程到天津联络内应先鸿霞去了。
王文早知道先鸿霞对石友三不满，就暗示他弃暗投明。先鸿霞也有此意，但一听要暗杀石友三，却吃了一惊，无论如何总不肯答应。王文费了好大气力才说服先鸿霞，先鸿霞答应斟酌情况，见机行事。
先鸿霞起身告辞：“文翰，我的时间不多，我得赶在石友三午睡起来之前回去。”
王文笑着点点头：“鸿霞，别的不多说。我希望你能有个更好的出路。石友三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公开当了日本人的走狗，你跟着他没有好结果。”
先鸿霞点头：“那我就全听你的安排了。”
先鸿霞不便久留，他要在两点之前，赶回石公馆。
王文急速返回北平。
王文到北平站联络站时，陈恭澍和白世雄已经望眼欲穿。
看着王文那不常见的笑脸，陈、白二人心里都是一松。二人相视一笑：看来这件事有点眉目了。
王文稍事休息，就将此行的经过讲了一遍。
陈恭澍问道：“石友三家里的警备如何？”
王文喝了一口水，擦了擦嘴边的水，说道：“石友三家里有便衣警卫，还驻有两个日本宪兵，说是保护，其实是监视石友三。再加上先鸿霞他们五个副官。防守得严着呢。”
白世雄紧接着问：“石友三平时都干些什么？”
王文笑着哼了一声道：“抽大烟呗！听先鸿霞说，石友三睡得晚，起得也晚。平时很少出去，就窝在家里和三个老婆打麻将、抽大烟。来找他的客人也不多。他要是出门呀，预先都不说到什么地方去。等上了车子，他才指指点点地往东往西的。连司机也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不过石友三出门也就在租界里，中国地界他绝对不敢去。”
白世雄笑道：“咱们做了张敬尧、吉鸿昌两个案子，他还不怕下一个轮到他呀？”
王文乐了，哈哈大笑起来。
陈恭澍可没有这么轻松。这件事还是很棘手。
王文又想了一会儿，忽道：“还有一个难题。”
陈恭澍和白世雄同时抬眼盯着王文。一听到“难”字，他们的心里就猛一哆嗦。
王文接着说道：“石友三在家里的活动场所多，他睡觉在二楼，抽大烟也在二楼，起居、吃饭、会客是在楼下的正厅，这些地方先鸿霞他们是不能随便进去的，除非石友三叫他们。石友三最倚重的是一个贺参谋，除了他以外，其他人单独接近石友三的机会并不多。”
陈恭谢听完这番话，眉头皱得更紧了。
陈恭澍吐了一个烟圈，缓声说道：“如此说来，先鸿霞纵然有机会临时接近石某，也不一定能够开枪便射，掉头就走。要是安排不妥当，事后就很难逃出石家的大门。即使闯出石家，也逃不出日本租界。”
白世雄、王文想想是这个理儿，不由得更犯愁了。
白世雄揉了揉太阳穴，说：“光靠先鸿霞一个人做内应，恐怕势孤力单，孤掌难鸣啊。”
王文忙说：“鸿霞也想到这点了。他说自己就是豁出去拼上一条命，也未必能够完成任务。他打算在其他几个副官中，再下功夫吸收一个搭档。听他的口气，这事儿有点眉目。”
陈恭澍稍觉宽慰：“这样下起手来就容易多了。”
白世雄道：“文翰兄，请你转告先鸿霞，一定要瞅准机会，绝密计划。绝不能单枪匹马去逞一时之勇。”王文点点头。
陈恭澍心里还在盘算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是枪击，还是毒杀。
陈恭澍道：“我主张采取硬性的武装制裁，砰的一枪，一了百了。”
白世雄稍微保守一点，他摸着下巴，慢条斯理地说：“用毒药似乎更安全一点。”
王文也道：“先鸿霞很难有机会爽快地给一枪就走，所以还是用毒药更妥当些。”
陈恭澍沉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用枪杀，我想应该能镇一下其他的汉奸！”
王文点点头：“这倒是。”
陈恭澍无意识地玩着手中的一支笔，接着说：“用毒药嘛，我总觉得有失堂堂正正，不太光明磊落。”
白世雄心中不以为然，但他不好直接反驳，于是说道：“我们讨论归讨论，具体行事时还得请先鸿霞自己揣度，掌握好分寸。”
陈恭澍和王文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陈恭澍忽然想起一事：“王子襄曾经给过我一瓶药。此药没有颜色，略有杏仁味儿，用一点即可致命，文翰兄，你把它转给先鸿霞。”
王文一听，喜道：“如此甚好，我们就不必再花时间去找了。”
事情差不多商量完了，三人才发现时间已近午夜。
第二天一早，王文再赴天津。陈恭澍和白世雄留在北平等候消息。
再次见面时，王文发现先鸿霞面有得意色，王文知道事情有进展，连忙笑问：“鸿霞，有好消息？”
先鸿霞点点头：“文翰，我已经争取到一个人，此人名叫史大川，也是副官，我们俩交情甚好。如此一来，办事就容易些了。”
王文兴奋得直搓手：“鸿霞，真是太好了。”
王文此番来津，主要是把那瓶药交给先鸿霞，再了解一下事情的进展情况。听先鸿霞如此一说，他自觉此行不虚。
与王文接过头，先鸿霞就急匆匆回到了石公馆。
他先将药瓶小心地藏好，随后来到了史大川的房间里。
在五个副官中，先鸿霞与史大川最为接近，算得上是好朋友了。此人对石友三的刻薄寡恩颇为不满，暗地里牢骚甚多，他早就不想在石友三手下干了。
此时，二人看看左右无人，连忙抓紧时间互通声气。
先鸿霞点燃一支烟，抽了一口，然后悄声说：“大川，我们总算能为民除害，为国锄奸了。可是，什么时机最合适呢？”
史大川黝黑的脸上现出一层焦虑：“鸿霞，我想啊，在这里动手顾虑太多，即使是得了手，也不容易逃出去。最好是咱们俩能同时跟他出去，那样就好动手了。”
先鸿霞又狠命抽了一口烟：“那贺参谋呢？”
史大川不屑地哼了一声：“那小子，咱们两个还对付不了吗？再说了，这种见风使舵的人一见石某躺下了，还会为他卖命吗？”
先鸿霞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个办法甚好，可是咱们就掌握不了主动，只能干等了。”
史大川也担心等待时间过长，夜长梦多，露出破绽。他皱了皱了眉头：“那该怎么办？”
先鸿霞猛地将手中的烟蒂拧灭，他又趴在窗口往两旁看了看，四周没有人。
先鸿霞回转身，两眼紧盯着史大川，压低嗓音说：“咱们把做饭的老褚拉过来。如果能把他给说通了，在饭里下点药，这样就容易得手了。”
史大川吃了一惊：“这样行吗？”
先鸿霞肯定地点点头：“绝对行！我先前旁敲侧击地跟老褚说过，他有点动心。”
史大川点点头，他知道肯定是先鸿霞许给老褚好处了，他才会“动心”。
先鸿霞又道：“正好他们那边给了我一瓶什么药，据说药性极为厉害。”
史大川又点点头：“那就争取说服老褚吧。”
第二天一早，先鸿霞来到三益成，将与史大川商议之事告诉王文。王文听后甚是高兴，旋即返回北平，向陈恭澍、白世雄汇报。陈、白二人心下都甚是欢喜，夸赞了一番先鸿霞。
王文又道：“对了，三益成的管事刘兆南帮了不少忙。事成之后，我们也该对他意思意思。”
白世雄心中有些不安：“这人知道我们的事情太多了，不大好吧？”
陈恭澍也是这个意思，但这个问题目前还顾不上考虑。他岔开话头，说道：“文翰兄，我在林会计那儿挪了两千块钱，你去天津时随身带上，先鸿霞他们可能有需要钱的地方。”
白世雄接了一句：“如果老褚肯干的话，那就更用得着钱了。”
陈恭澍含笑点头：“你再转告先鸿霞，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王文点点头：“先鸿霞很有点儿干劲。他说万一到了紧要关头，他就硬干了，拼个你死我活。”
陈恭澍打断了王文的话头：“万万不可如此。绝不能白白地去送死。”
王文郑重地点点头，说：“恭澍兄，世雄兄，我此番赴津，三四天就回来。你们就静候佳音吧。”
王文到天津后的第二天早晨，就与先鸿霞在老地方三益成碰面。
先鸿霞一副匆匆忙忙的样子：“文翰，石友三这时候还没起床，我是向贺参谋请了一个小时的假，才抽身出来的。”
王文忙道：“老褚的事怎么样了？”
先鸿霞说：“老褚已经答应在饭菜里动手脚了。我承诺他事成之后，替他凑点本钱开个小饭馆。”
王文答道：“我们决不亏负他就是了。”又道：“鸿霞，我给你的那瓶药毒性极大，人吃下去，两三分钟就能致命，你跟老褚说清楚。我们的目标只有石友三一人，万万不可放在锅里，毒死一群人。那样我们就不好交差了。”
先鸿霞慎重地说：“我和老褚商量一下，放到石友三最爱吃、最常吃的菜里。”
王文想想还有什么未提到之处，过了一会儿，他又嘱咐道：“瓶里的药只能用一次。用过之后，空瓶子万万不要随手一丢。最好是打碎了扔到阴沟里，免得留下痕迹。”
先鸿霞道：“我记住了。”
快9点了，先鸿霞忙着要走，以免石友三起疑。
王文将先鸿霞送出门外，他低声问道：“鸿霞，这次我带了点钱来，你们如果要用，现在就带回去。”
先鸿霞接摇头：“文翰，就是需要，我也不能带钱回去呀。”
王文明白先鸿霞的苦衷，他又问：“鸿霞，我们什么时候再碰头？”
先鸿霞想了一想，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明日此时带着史副官来这儿，要是环境不允许，就改在后天早上。真是办不到的话，我也会打电话来。”
王文紧紧地握了握先鸿霞的手：“鸿霞，一切拜托了。”
先鸿霞点点头匆匆地走了。
一阵寒风吹来，王文打了个哆嗦，他这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件单衣，连长衫也忘了披上，他心事重重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猛然一抬头，他看见刘兆南站在屋檐下冲自己笑，王文向他点点头。
忽然，王文想起来自己还带着两千块钱，心里有点不放心，他叫住刘兆南：“刘管事，我有点钱，先存在你柜上。”
刘兆南满脸堆笑：“没问题。”
这一天，一直是阴沉沉的，到了傍晚，竟飘飘悠悠地下起雪来。
王文已经在屋子里窝了一天了，他觉得很是憋气，可是又没心情到外面去走走。
夜渐渐地深了，王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外面一直有人进进出出，他心下起疑，决意出去看看。
西厢房里，灯光摇曳，人影幢幢，里面传出搓麻将的声音。隐隐然还有刘兆南的声音。
王文放了心：原来是在赌钱。
这一夜，王文一直睡不实在，说不清为什么，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与王文分手之后，先鸿霞就急忙赶回石公馆与史大川商议具体事宜。
先鸿霞说：“大川，咱们就用毒攻，不会太费事的。”
史大川仍有几分紧张：“鸿霞，刚才我看见老褚买菜回来，你快去将药给他。”
先鸿霞笑了一笑，转身到厨房那边去了。
一见先鸿霞，老褚一张老脸就笑开了花。这可是他的财神爷呀。石友三这么抠门，他老褚干了这么多年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他早就不想干了。老天有眼，让他赶上这么个好机会。至于石友三是死是活，他才管不着呢。只要他这么一做手脚，石友三就会一命呜呼，他就拿着钱，回老家开个饭馆，过一过当老板的瘾。
先鸿霞拿出贴身藏着的药瓶，交给了老褚。
老褚伸手接过来，撩起围裙，藏在了口袋里。他神情紧张，下意识地朝四周看了看。一看没人，老褚放了心，开口说道：“先副官，您放心。只要他点出菜来，我就给他下上药。要是今天顺手，我今天就干。”
先鸿霞拍了拍老褚的肩膀：“老褚，看不出你这么有种，你放心，事成之后，亏待不了你。”
老褚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从厨房里出来，先鸿霞来到了侍从室。几个副官都在，他不便与史大川说话。
史大川询问地望着先鸿霞。先鸿霞微微一点头，意思是事情已经办妥了。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彼此会心。
日本租界内的秋田街上东头，有一片深宅大院，其中一所房屋高大，院子宽大，大门外的街上冷冷清清，不见行人，临街是高墙，黑漆大门紧闭着，但宅子里人声喧杂，十分热闹，灯光从门缝射到街上，留下一道白线。
这就是石友三的住宅。
此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石友三坐在饭厅里的藤椅上，头向后仰靠在椅背上，让三姨太给他捶肩膀。三姨太的胖胖的小手敲在身上，特别舒服，石友三眯上眼：他妈的，人活着就是好！
他不喜欢读什么诗词，酸溜溜的，让人腻味。但他记住了李白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老李说的就是好！什么忠孝节义？全是狗屁！人活着就是为了尽欢，而要尽欢又必须有钱有势，而要有权，在这个时代只能靠拳头，谁拳头硬谁就是大哥。他一当上兵就明白了这个“人生真理”。而他当时孑然一身，一无所有，那怎么办？找靠山。
现在想来，他当时为了讨好冯玉祥而费的心力真是没有白费。冯玉祥赏识他，最后提拔他为第六师师长，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正是由于自己握有兵权，1926年国民军在南口战败时，阎锡山对他率兵投靠大为欢迎。而他不久就认识到阎锡山势力远不及冯玉祥，不是长久的靠山，于是几个月后他又带兵回到冯玉祥部。
1928年蒋、桂、冯、阎四系联合进攻孙传芳和张作霖旧部。他带兵冲锋陷阵，打了几次胜仗，蒋介石对他大为赞赏，甚至和他称兄道弟，他觉得很是荣幸。第二年冯玉祥派他进驻襄樊观望蒋桂战争动态时，蒋介石派人联络，他就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果然不亏待他，任命他为安徽省主席。
自此他与蒋介石结下了“不解之缘”。蒋介石派他攻打李宗仁、陈济棠，李、陈二人许给他很多好处，于是他扣押了蒋的代表，又猛轰南京。接着又和冯、阎对抗蒋介石。后来阎锡山失利，张学良又入关助蒋，他看清形势，又投靠了蒋介石。1931年他又脱离蒋介石，结果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夹攻，全军覆没。蒋介石以中央的名义通缉他。他只好一个人逃到山东，后又逃到大连、天津。
就在这次逃亡中，他结识了日本人。既然连蒋介石都让日本人三分，那就说明日本人强大，可做靠山，于是他投靠了日本人。日本人答应给他许多好处，他于是在天津组织“便衣队”，与日军配合，制造了几起暴乱，大受日本人赞赏。所以当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酝酿建立“新华北政权”时，首先想到了他，把他列入领导层。因为他带过兵，日本人让他负责组建军队。
他也知道和日本人合作不是光荣的事，会有许多人骂他，但他毫不在乎。只要享受到荣华富贵，别的一切都不值得费脑筋，人生百年，白驹过隙，想那么多做什么？得乐且乐。
他更知道蒋介石对他的仇恨、蒋介石的阴毒。如今他有了日本人做靠山，蒋介石不敢明目张胆缉拿他，但决不会放过他。张敬尧到北平不久就被暗杀，这一定是蒋介石的杰作。蒋介石也会对他下此毒手的。
所以他一定要时时小心。他把住宅选在日本租界，靠近日本兵营。住宅内布置了许多警卫，层层设防。大门内侧是警卫室，住着两名便衣警卫，二门里的长方形大院内，东房三间住两名日本宪兵，西房三间住着五名侍从，他住在北面的楼房中。后院有门，也锁死了，是为了安全考虑。
他知道一出日本租界就有危险，所以他不是万不得已，不出日本租界，很少去其他国家的租界，轻易更不去中国政府管辖的地界。
凭他自己的经验体会，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最亲近的人有时就是最危险的人。所以即使是随身侍从，他也不很放心。五位侍从中，他对贺来之较为信任，贺来之对自己忠心耿耿，所以他让贺来之当侍从的首领，也只有贺来之可以随便进入北楼正厅。
司机、侍从甚至家人，都有可能泄露自己的行踪，从而招来追踪、暗杀，所以他每次出门，预先都不说到什么地方去，等车子开动了，才指点往东往西，连司机都不知要去哪里。
每一个人都可能背叛自己，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敌人，甚至连……
刚想到这儿，三姨太的肥软的小手摸了摸他的脸，又扭住了他的鼻子。他睁开眼，看见三姨太白嫩的脸蛋正俯在自己头上，那双媚眼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
“老爷，又发什么呆啊？吃饭了。”三姨太娇声说。
他捏了一下三姨太的粉腮，坐了起来。菜已摆好了，只有自己最爱吃的那道菜还没端上来。他刚要问，厨子老褚刚好端着一个大托盘进来。
他看了老褚一眼，老褚的脸色有点异样，两只眼望着他，又不停地往两边瞟，两只手微微发抖。他觉得有点奇怪，刚要喝问，只听咣当一声响，托盘重重地落在桌上，汤汁溅了出来。他不由疑心大起，看了看菜，又看了看老褚，大喝一声：“老褚！”
老褚吓得倒退两步，跌倒在地，浑身哆嗦。
他意识到菜里一定有毒，于是站起来，舀了一勺，走到老褚眼前，命令：“吃下去！”
老褚吓得直往后挪：“老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这毒是……”
他大喝一声：“贺来之，人都在吗？”
贺来之在侍卫室里答应一声，很快五个侍从到了饭厅。
他指着老褚：“他妈的，这个王八羔子竟敢在菜里下毒害我，说，到底是谁指使的？”
贺来之狠狠地踢了老褚一脚，又把老褚拎了起来。老褚哆嗦着，头低着不说话。贺来之接过勺子，就要灌老褚，老褚吓得脸色发白：“我说，我说，是……是……”说着两眼瞟了瞟身后的侍从。
他不由疑心大起，刚要转头看那几个侍从，只听“啊”的一声，一人重重摔在地上，他回头看，是先鸿霞，手里还握着手枪。贺来之一脚踏在了先鸿霞的手腕上。原来贺来之看见先鸿霞掏枪，撇下老褚，抢先一脚，将先鸿霞踢倒。
一切都很明白，但他怎么也不明白先鸿霞为什么要害他。他喝了一声：“把这两个王八羔子送到日本宪兵队，看他们招不招是谁主使！”
贺来之和史大川等人将老褚和先鸿霞捆好，拥出了饭厅。
他越想越后怕，妈的，要不是老子机警……
转过头，看见三姨太早在藤椅上晕了过去。
王文却在三益成焦急地等待着先鸿霞的消息。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明。王文再也躺不下去了，他翻身起床。
眼巴巴地等了一上午，连一个影子都没有。
王文暗道：也许是行动不太方便。
空等了一天，毫无消息，电话也没有一个。
王文已经坐不住了，他预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先鸿霞是个很守信用的人，他要是不能来，一定会想办法打个电话来的。
次日，也就是王文来天津的第四天。
一睁开眼睛，王文就觉得心情紧张，但是除了干等之外，他连一点办法都没有。
中午已经过了，王文再也等不下去了。他决定到石公馆去走一遭。到了石家门口，只见那扇黑漆大门还是关得紧紧的，悄无声息，并无异样。
王文几乎已经断定：先鸿霞出了事了。
又过了两天，漫长得如同两年的两天。
王文觉得每一秒钟都过得如此艰难。
这一日，王文正在心不在焉地吃早点，刘兆南带着一个人来到他面前。
那人满脸愁苦，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王文脱口问道：“你可是史老弟？”
史大川开口叫了一声：“王大哥。”接着便失声痛哭：“我是来向你报信的。鸿霞他……他的一腔热血算是白洒了！”
王文呆住了。
在史大川叙述失事的过程中，王文一直是呆若木鸡地听着，一个字都没有说。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大川，我马上回北平报告这件事。你先住在我这儿，也别回石友三那儿了。”
史大川点点头，抹了一把眼泪：“我本来就不准备回去了。”
王文又叫来刘兆南：“刘管事，我要回北平办事，今晚不在这儿住了，这位史先生今晚住这儿。”
刘兆南连连点头。
王文又道：“他要是用钱，就在我那两千块钱里支，我回来后结账。”
刘兆南又说：“没问题。”
王文道：“多谢费心。”
王文即刻返回北平，将此事告知陈恭澍、白世雄。陈、白二人的失望之情自是不必细说。
陈恭澍自觉已经心力交瘁，费了这么大劲儿，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已不是他初次品尝失败的滋味，可是他的心中却依然如此苦涩。
失败的打击，使陈恭澍接连几天都是萎靡不振。毒死李士群
1942年10月开始，周佛海派往重庆的军统联络员彭寿，在重庆见到他的上司戴笠，将周佛海的意图向他报告。戴笠兴奋极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马上到蒋介石那里做了汇报，蒋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就照雨农你的意思办吧。”
蒋介石如此痛快地应允了周佛海的投诚，当然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当时，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破坏了留在上海的所有军统组织，零散的军统人员正待机卷土重来，却又无人能打开局面。同时戴笠也想借太平洋战争的海风，对汪伪政权进行打击，促进汪伪的分崩离析。这时候，自汪伪政权核心的周佛海来投靠，正是达到上述目的的最佳办法。
于是，彭寿带上戴老板的亲笔信，以及蒋在信上批的“可”字，回到南京，面交周佛海。戴笠还给了一本重庆的密电码，以便周佛海与重庆进行联系。同时，彭还带来周佛海岳丈的来信，一是告知他夫妻的双方父母已被戴笠接至息烽软禁起来，二是劝他“忠孝不能两全”，要做“忠臣”，云云。
周佛海将电台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联络站，他通过电台开始向重庆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这些重要情报，绝大多数是由周佛海亲自搜集到的。汪精卫大约到死也不知道，周佛海像一枚重庆政府的炸弹，随时可以引爆汪伪政府这条破船。
1943年4月，周佛海以访伪满洲国“特使”的身份到达长春，并向重庆报告了那里的情况。11月，周佛海又跟随汪精卫到日本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之后又将获得的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物资供应以及日本准备对付美军进攻的作战计划等多方面情报，全部报告给重庆。
平日里，周佛海还利用他在伪政府中的地位，保持与南京、上海的日军高级指挥官间的密切交往。他时常宴请这些人，他们常在酒醉饭饱之余，泄露日方的军事行动步骤，这又成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
周佛海不仅向重庆提供情报，更利用他的权力安插军统特工，保释被捕要员，掩护重庆抗日分子在沦陷区的活动，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营救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上海统一委员会委员长蒋伯诚。
1944年春，蒋被日军捕获。重庆向周佛海下达营救的命令。周佛海决定利用此机会，营救国民党要员，为日后做些打算，因为此时日军的败迹已日益明显。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失利，开始走下坡路，周佛海针对日军当时的颓势和幻想及早从中国战场脱身的心理，找到一个与他交情较深的驻沪日军“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及他的经济顾问冈田酉次，说蒋伯诚是蒋介石驻沪代表，如果打算实现东京和重庆之间的“全面和平”，蒋伯诚理当释放。日军方面感觉有理，立即释放了蒋伯诚。他们谁都不可能想到，周佛海的屁股早就坐在了重庆的一边。以后，蒋在周佛海的掩护下，一直留在上海。
这当口李士群在汪伪政权中的处境越来越糟，先是与周佛海有了矛盾，而后又得罪了日本人，并且对军统的态度暧昧，都加速了他的死亡的到来。1943年夏天，重庆军统局给周佛海下达了除奸令，要他设法杀掉李士群。
李士群与军统的关系十分复杂，一面他手下不留情地铲除军统组织和地下人员，把个上海的军统系统搅了个地覆天翻，军统小喽罗相继归降，军统要员也多进过“七十六号”的优待室，进进出出的军统人员，大部分为汪伪政权所用，这让戴笠大丢其脸。另一方面，他也不放弃各种机会，取得和军统上层的联系，妄想在重庆方面留条后路。
因此，军统也时常密切关注李士群的变化。比如，1940年春，李士群为和丁默村争夺伪警政部长一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戴笠闻讯，打算争取李士群，以搞垮汪伪政权。杜月笙经过详细调查，看中了原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闻兰亭的寄子、律师余祥琴。
那么，这个余律师何以能当此大任，他与李士群是什么关系？
早在三十年代，余祥琴就与李士群有过交往。当时，李士群曾因在刊物上登载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日本大使馆向上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提起公诉，余祥琴义务做李士群的律师，从中帮忙，并出庭辩护，使李士群被宣告无罪。当时，李士群十分感谢，非要付余报酬，余本为爱国青年，为李打官司，既展现了才华，也就谢绝了酬劳。这使李士群深为感动，表示以图后报。
1939年4月，李士群走上汉奸卖国的道路，他看到余祥琴在上海当了十年律师，虽并不很有地位，但对于两租界警务当局及社会各阶层都相当熟悉，就登门拜访联络，以图获取情报。李士群拿出往日关系说：
“过去承蒙仗义相助，不忘旧交，所以特来造访。我知道余兄与各方面关系很好，以后请多加照应。”
余祥琴既不图报，当然更不愿受人利用，做出有愧国家的事情，于是草草敷衍，并不热情，过后也没对李回访。后来，孔祥熙在上海的留守人员余新福等两人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余祥琴受托前去保释。李士群果然卖了交情，将人释放。此事被杜月笙知道了，就把余向戴笠做了推荐。
1941年6月，余祥琴被杜邀至香港见面，8月，又飞往重庆见戴笠。戴笠对此诱降李士群计划非常抱有希望，他对余交待说：
“你对李士群说，现在国家给他一个机会，或者把汪精卫杀了，我们集中全力接应他撤退，或者趁汪到苏州时，将他劫持到重庆。我负责把他向委员长推荐，给他在国民党中一个崇高的地位；或者他协助我们完成制裁汪的工作，我发给奖金三百万元，参加行动的人均可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
余在此次与戴的会见中，秘密地加入了军统局，由一个爱国青年变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人。
戴在余临走时，对他特别加以叮嘱：
“你要谨慎小心，如果你与李士群取得了联系，我马上通知上海区，专拨电台供你使用。”
尽管为了该计划的实施，戴笠出了个大价码，动用了各地的人力、物力，但是，当余祥琴又重返上海时，短短的一个月问，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问题出在李士群的身上。李士群在汪伪政权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他不仅当上了伪警政部的“部长”，而且由于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还成了负责主持“清乡”的副组长，组长正是汪伪政府主席汪精卫。试想，一个一步登天、正踌躇满志的人，会杀死提拔他的人，亲手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吗？
9月21日晚，余祥琴得知李士群要到上海度周末，就到愚园路李家登门拜访。两人来到卧室进行密谈，余开门见山地说：
“士群兄，我们今天要在一起检讨检讨时局。实话跟你讲，我这次去香港，实际上是应戴雨农先生的邀请，秘密飞往重庆。戴先生十分清楚你目前的境况。你拒绝把刘戈青引渡给日本宪兵队的事，令戴先生颇有好感。他命我与你取得联系，现在我就是戴先生的代表，如果你认为站在你面前的是敌人，就把我捉押或枪毙，我也决无怨言。”
李士群把话题接过来，说：
“余兄，你这话就见外了。只要你不参与军统在上海的暗杀活动，我可以负责你的行动安全。”
余继续自己的话题，又说：
“戴先生要我转告你，如能按他的指示去完成任务，他不但可以既往不咎，而且还负责把你举荐给蒋委员长，给你更好的地位和优厚的报酬。”
李士群连忙问：
“要完成什么任务？”
余严肃地说：
“杀死汪精卫，然后光荣反正回重庆。”
接下来，余还向李士群详细转述了军统局提出的几个方案，让李士群选择。余一心只顾完成戴交的任务，借李士群之手惩治汪精卫，并未了解清楚李士群此刻的心态。
李士群见余提出杀汪精卫的要求，在仔细考虑后说道：
“祥琴兄，目前除了杀汪一事外，我都可答应。因为汪先生对我很爱护与支持，在道义上我不能下手。但我愿意与戴先生合作，并请你将我的意见转告给戴先生。”
余回去后，将会见李士群的情况转报给戴笠，自此，李士群与军统拉上了关系，而余也成了李家的常客。
李士群与军统的这种勾勾搭搭的关系，直到1941年11月，汪伪特工总部破获军统上海区全部组织为止，才变得恶化起来。为此，戴笠电催余祥琴返回重庆，汇报详情。余临行前去见李士群，质问原因，李士群解释说：
“此事与你无关，在你从香港回上海之前，我们已得到线索。因为开始是由日本方面协助侦查，日本顾问对此也非常重视。自与你见面之后，我不便下令停止进行。但我可以保证，尽量保全这些人的性命。”
余祥琴回到重庆后，向戴笠报告了李士群两面派的做法，戴十分恼火，恨恨地说：
“此仇必报不可。”
后来，因考虑到保全被捕人员的性命，戴决定仍派余祥琴回上海，继续保持与李士群的联系。
李士群生性八面玲珑，摇摆不定，他不仅与军统这些人勾结，甚至与他早已叛变过的cc系重新又拉起了关系。当时“七十六号”曾逮捕了中统在上海的负责人陈宝骅（即陈立夫侄子），李士群很快把他放出来了，以此向中统示好。
尽管李士群背着日本人与军统和中统眉来眼去，但他自知罪孽深重，血债累累，不敢奢望这些人日后对他有什么关照。因此，一遇到问题，李士群更多的是顾全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利益，而情愿牺牲和军统等的交情。戴笠把李士群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此时正准备迎接中国反攻的日子到来，急于利用汪伪这支力量，来配合美国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他非常担心李士群的顽固和他手中的实力，于是通过戴笠，向军统特工下达了除掉李士群的命令。
周佛海接到了军统的除奸令，制定了杀死李士群的三个策略。其“上策”是利用日本侵略势力，即日本军人和李士群之间的矛盾杀掉他；“中策”是利用李士群与其他汉奸的争斗除掉他；那么“下策”就是直接派军统特务搞暗杀。中策，比较容易露；下策，则由于李士群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严密，难于实施。因此，经过反复比较利害，最终军统局采纳了“上策”，借日本人之手除掉李士群。
这个计划，在1943年初秋悄悄地进行着。在周佛海的策划下，素与李士群有矛盾的伪税警团副总团长熊剑东利用与日本宪兵特高课长冈村是老同学的关系，向冈村说：李士群对日本宪兵队不满，野心勃勃，要和日本宪兵队争夺权力，他还非常瞧不起你。熊剑东搬弄是非的话，激怒了傲慢的日本人冈村，他叫了声：
“巴嘎亚鲁！”
说着，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嘴里发出“咔”的一声，表示要把李士群杀掉。
周佛海既然已选中了杀手，就在等鱼上钩。他和一伙人到处散布日本人要杀李士群的消息，以便日后推卸责任，做出与己无关的样子。一天，汪曼云到南京西流湾去看他，周佛海假装很义气地告诉汪曼云：
“你见了士群老弟，告诉他说，我叫他不要再乱搞了，再这样下去，日本人要杀掉他了。我们究竟还是兄弟，所以叫你通知他一声，要他当心些。”
汪曼云觉得此事重大，当即赶到苏州去向李士群通风报信。哪知当他把周佛海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李士群后，李士群竟一脸不高兴地说：
“我把你当作弟兄，你怎么拿周佛海的话来吓唬我？”
这时，李士群与周的矛盾很大，怎么会听得进去他的话，但汪曼云也生气了，嚷嚷着：
“佛海对我这样讲，我既未添一字，也没减一字，怎么说这是我在吓唬你。事情到底怎样，恐怕你心里比我清楚。我也是拿了你当作兄弟，把这话传过来，以免真有此事，我对你们二位都无法交待；既然你对他有意见，我也犯不上夹在中间。今后你们的事，我决不再管了！”
说完，汪曼云气冲冲地走了，赶当天火车回南京去了。
但是，有关李士群的传闻越来越多。这天，汪曼云的亲家张韬打电话把汪找去叙话。一见面，他就很紧张地对汪说：
“亲家，有一件万分机密的事告诉你，日本人要干掉李士群了，你去告诉他一声，让他一定留神。”
汪曼云怕消息不确，就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韬很有把握地回答说：
“我的四儿子告诉我的。他是听罗君强的弟弟罗光煦讲的，因为罗知道我和士群有往来，特意告诉我和李士群疏远些，以免受到牵连。”
汪曼云思索了一下，说：
“亲家公，你这话是不能告诉李士群的，如果他向日本人追问起这话时，势必要向上追究，到时候我们就会惹麻烦了。看现在的情形，我们只有暗中看情况，慢慢劝他后退吧。”
张韬对汪曼云一向言听计从，对汪的一番话深以为然。
尽管汪曼云上次因周佛海的口信与李士群闹了通别扭，但人命关天的事，总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管吧。于是，他又跑到李士群的另一个拜把子兄弟唐惠民的家中，把事情原委向唐诉说一遍。唐惠民较汪曼云更老于世故，他拉着汪曼云说：
“我们现在就到士群家商议一下办法吧！”
汪曼云表示不愿意去，觉得多少有些别扭。
唐惠民连哄带劝对汪曼云说：
“好了，好了。兄弟之间，互相呕呕气算不了什么，还是以大局为重吧。如果士群真的出了事，你我二人眼见不管，就枉做兄弟一场，到那时后悔药可没有地方吃去。”
一进门，李士群神情沮丧地迎接了他们的到来，说话声音软弱无力，精神也不是往常的那种意气洋洋，神采飞扬的样子。刚听到汪、唐所转述张韬的话，竟然一言不发，这些风闻其实已经灌满了他的耳朵。他消沉地对他们说：
“感谢两位兄弟的关怀。我在这里辛勤工作，恪尽职责，却不承想竟然结下了许多仇怨，这本不是我的初衷。我已经写信给晴气，让他帮忙在日本找一住所，我想到那里去休养一年，暂时躲避一下现在的风头。”
汪曼云见机也赶紧进了一言：
“既然你要出国，何不干脆就把江苏省长也辞了，免得树大招风；这未尝不是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
李对汪的话似乎也理解，但深恐自己一旦离开中国，江苏这块地盘就会被别人抢去。汪觉得该说的话已说，对朋友也算尽了责任。并且，罗光煦要张韬和李士群少接近，以免牵连的话，对照自己，觉得自己因“清乡工作”的关系，与李交往较密，为避免今后的麻烦，在行动上应与李士群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汪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可怕，因此也流露了内心的忧虑。这些，当然瞒不了特务头子李士群。
因此，就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少佐，暗中给李士群吃毒药的前一天，李士群知道汪曼云回上海了，就亲自给汪打了一个电话：
“曼兄，明天晚上到我家里来吃夜宵，把太太也带上，这是吉卿特意叮嘱的，要请之璇吃她亲自做的西菜。一定要来哟。”
“一定，一定。”汪因李亲自来电话相约，盛情不便推却，于是满口答应了。
第二天傍晚，汪曼云就带着他的老婆吴之璇，到了愚园路李士群家里。李士群却不在家里，叶吉卿忙对汪说：
“对不起，士群因为临时有个约会，去一去就回来，再来陪你吃饭，请坐，请坐！请等一会儿。”
汪曼云连说：“没关系，没关系。”
太太们就坐在一起品尝起叶吉卿做的西菜。在座的都是熟人，汪曼云也有些饥饿，便坐下来也吃了两道菜。汪幸亏吃了点东西，才免得饥肠辘辘，因为李士群将近10点钟才回来。
李士群回到家里，连声向汪曼云道歉：
“对不住，对不住，要你久等了，饿肚皮了。”边说边急忙往卫生间去。
汪曼云以为他是去解便的，其实李是去抠喉咙，想把在日本人那儿吃的东西呕出来。或许是因为时间过久了没有呕出来，也因为时间关系，只好出来陪汪曼云吃饭。
这天，李士群异常兴奋，仿佛雨过天晴，全然没有这几个月以来的阴郁气氛。他对汪曼云详细地叙述了宴会的经过：
当李士群和夏仲明来到百老汇大楼冈村的家时，熊剑东早在那里了。李、熊二人一见，彼此都没说话，站在一旁的主人冈村连忙给调和。他说：
“李先生与熊先生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国家栋梁，有为青年，你们都可以为国家和大东亚做很多的事，就你们个人而言，前途也不可限量。然而不幸的是，两位这么有志向的人竟为部下的事发生误会。李先生对我讲过，这事不是出自他本心，我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完全是受人离间；你们两人之间既没杀父夺妻之恨，又无绝人水粮之怨，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结’吗？我既是两位的朋友，就不能看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不然，怎么算得上好朋友呢。从公的利益讲，你们两人结冤越深，对国家的损失越大。所以，今天我把你们请来，把误会当面化解。能蒙两位临幸，本人万分高兴。”
李士群最忌怕日本人，上次万墨林的事那样了结，他也从没当众说个不字。现在，日本人请客，为他和熊剑东调解，他更是感激不尽。而且，冈村的一脸真诚表情，不由人不领受他的好意。就李士群方面，他对熊剑东的误会远没有熊对他的仇恨大。熊因为手下曹炳生父子死在李士群之手，心中十分怨恨。李士群为化解熊的仇视，就把一切罪责推到了丁默村的身上，他对熊说：
“这件事我十分抱歉，我当时没有劝阻老丁，使我有负于老兄你。”
熊剑东见李士群极不诚恳，也假惺惺地表示与李士群和好，他说：
“今天的会见，我们俩应该向冈村课长表示由衷的感激，没有他的邀请，我就不可能听到李先生的肺腑之言，也不可能知道当时的真情实况，我们之间的误会，也就不可能消除。士群兄，我是个爽直的人，大兵一个，没有什么鸡肠子。既然你把事情跟我说清楚了，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了，还是朋友兄弟。我也不该对你有什么隐瞒，就把佛海他们和我的关系，以及导致我俩结怨的情况谈一谈。曹炳生父子的事，没经李先生解释，我的确误会很深。佛海他们便利用我们之间的误会，让我充当他们的马前卒。其实我也明白他们这是在利用我，但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也乐于为之所用，让他们做我的政治靠山。现在咱们兄弟和好如初，我不妨告诉你实话，我只把周佛海当跳板而已，我自己有我的打算，这个打算我还没和别人谈起过呢。”
李士群十分理解地点点头。他之所以相信熊剑东的一篇鬼话，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想的。李士群打算借“七十六号”的势力，获得汪精卫的信任，将来取代周佛海。而周佛海更是把住军、政、财权不放手，准备以后取代汪精卫的地位。这些大小汉奸都是一样的算计，所以李士群真就认为熊剑东在跟他掏心窝子。
他接着熊的话问：
“现在我们既是朋友了，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你的计划可以让我听听吗？”
熊豪爽地一笑，说：
“现在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可相告的呢？我研究了一下我们的统辖区，只有浙东还不稳固。我的意思是开辟浙东，然后以图发展。在政治上，日本和汪总裁那里都无问题，现在最大的困难，倒是经济问题，这令我很难办。”
李士群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问：
“熊兄，你需要多少钱？”
熊剑东伸出五个手指说：“大约五百万。”
李士群便接着说：“好！我出这五百万。另外，我再送你五百万。”
熊剑东与冈村对李士群的回答颇感意外，熊剑东更是受到了震动一般，跳起来，一把攥住李士群的手，激动地说：
“李先生，我这一生都没见过像你这样豪爽的人。要不是冈村先生从中搭桥，我会让一个好朋友失之交臂了。这么说来，我以前的事真是惭愧……”
冈村也插话说：“见到你们又成为好朋友，我很替你们高兴。拿威士忌来，让我们庆祝一下。”
李士群对汪曼云讲述了一番之后，汪曼云也替李士群放了心，既然化解了熊李之间的矛盾，日本人又表现出了一种高姿态，大约以后李士群就不会有事了，其实他想错了。这次宴会原本就是一个鸿门宴，目的就是骗杀李士群。可以说，这个令李士群开心、汪曼云放心的宴会正要了李士群的命。
出门前，李士群将子弹上膛的枪挂在腰问，再披上西式外套。
临行叶吉卿再三叮嘱：“士群，吃什么东西，千万要小心，日本人的酒是不好吃的，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吉卿放心，我不吃他们的任何东西，香烟也抽自己的。”李士群拍拍香烟的口袋，笑言道。
与李士群同行的，是兼任日语翻译的伪调查统计部次长夏仲明。
车至百老汇大厦后，李士群下车低声吩咐他的保镖两句：
“如果两小时之后我们还不下来，你们就冲上去！”
“是！”
上得楼去，熊剑东已经捷足先登。仇人相见，不免有些尴尬。
宾主四人，围着一张日式小矮桌，盘膝而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主人，殷勤周到地替客人一一斟茶。李士群注视着这位年轻貌美的女主人，觉得她的一举一动，似乎沾有一些日本歌妓的气质，缺少一些良家妇女的沉稳与矜持。
在熊剑东的主持下，正如前面李士群晚上10点钟回到家里跟汪曼云等说的，李士群与熊剑东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李士群十分得意这一千万元钱，不仅把熊剑东这个捏枪杆子的人从周佛海营垒中挖了过来，还买通了一个日本宪兵中佐。钱真是能使鬼推磨呀！
“啊，今天的天气真热呀。”李士群掏出手绢，擦擦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又脱下西装外套，并随手将那支防身手枪卸下来，递给冈村：
“冈村先生，这支枪，暂时请你保存一下。”
“好的，好的。”冈村笑着接过手枪，放进壁柜里。
李士群又以上厕所为名，向夏仲明悄声言道：“仲明，你下楼同弟兄们讲一声，请他们安心等候，到时候不必冲上楼来了。”
“老兄，虽然如此，还是小心为上。”夏仲明临下楼时，仍提醒道。
“我知道，你快去快回。”
房间里的气氛，由于李士群表现出来的这一番心无芥蒂的动作，越来越活跃、融洽。
女主人终于将日本风味的菜肴一道又一道端上桌来。李士群虽然自动解除了武装，心里的戒备依然存在，凡属同一容器中取出的食品饮料，供四人共同食用的食品，他才品尝，否则，他总是借故婉谢，不饮不食。
热情的女主人，捧上了最后一道主菜。这是一碟牛肉饼。为了保持牛肉饼的热度和香味，连同平底锅一块端了出来，放在旁边的另一张矮桌上，然后将牛肉饼放在四只精致的小碟子里。
“这是我的太大最拿手的一道小菜。”冈村连忙笑着向李士群等人介绍道，“今天听说李部长光临，所以特意做了这道菜，请尝尝。”
说话间，女主人已将一碟牛肉饼轻轻放在李士群面前的桌子上：“李先生，请尝尝。”
怎么只端上一碟？李士群疑虑顿起，连忙不动声色地将碟子推移到熊剑东面前：“熊先生是我所钦佩的朋友，应该熊先生先来。”
“这可使不得！”熊慌忙将碟子推还给李士群，笑道：“李部长是今天的第一贵宾，冈村太太是特地为你做的，况且我又是这里的常客，今天决不敢占先。”
“那我就借花献佛了。”李士群又将碟子推移到冈村面前，“今天冈村先生特意为我和熊先生安排了一个肝胆相照的机会，我愿借此肉饼，向您表示衷心的谢意。”
“使不得，使不得。”冈村连连摆手，并将碟子推还给李士群，“我太太为了对李部长表示敬意，才特意做的，我若要占先了，岂不要被太太骂死？”
李士群欲待再推，那个日本女人又用盘子端来了三碟牛肉饼，分别放在冈村、熊剑东、夏仲明的面前。
“李先生别见怪，我们日本人的习惯，以单数为尊敬。我们四个人只能分作一、三之数，分两次端上桌来，以示对贵客敬重之意。”冈村解释道，“在我们日本，送礼也以单数为敬。”
对于日本人送礼以单数为敬的风格，李士群本来也知道，如今听了冈村的解释，方才的疑虑也消失了。并且，他们三人都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李士群也就拿起筷子，吃了一小口。细细品味，未觉有何异味。吃了三分之一，不觉又想起临出家门时妻子的嘱咐，顿时放下筷子。
“李先生，怎么不吃了？”冈村见李士群忽然停住了筷子，便问道：
“尝过了，味道挺好。只是我平时从来不吃牛肉，第一次不能多吃。”李士群解释道。
冈村见他已经吃了三分之一块牛肉饼，也不再勉强。
李士群看了看表起身告辞。
李士群吃了带毒的牛肉饼！他被日本特务所迷惑，感情上一麻痹，松懈了自己的警惕，把原定计划放弃了。遂上了日本特务的圈套，最终因之送命。所以李士群在死前曾要拿枪来自杀，说道：
“我死倒不怕，可惜我做了一世的特务，不料自己还是落入人家的陷阱里，真是一生英名，毁于一旦！这是我自己对不住自己的。”
李士群死的时候，汪曼云正在参加伪浙江省主席傅式悦在伪府召开的盛大迎汪宴会，因为汪曼云受命前去视察。汪曼云从南京起程时，路过镇江，见伪江苏省教育厅长兼镇江地区清乡督察专员袁殊上车，便问袁到哪里去？袁说：“去苏州，去看李先生，因为李先生病情非常重。”当时，汪曼云觉得很奇怪，就说：“我昨天和他同车，他在苏州下车时还是好好的，怎么会生起重病了？”袁说：“我也听说他昨天去苏州的。”汪对袁说：“你到苏州去看李兄，说我去杭州，等我视察回来，再去看他。”
在欢迎宴上，汪和伪特工总部杭州区长万里浪坐在一起。刚入席不久，万就被人找了出去，不一会儿，万脸色苍白地叫汪出去一谈，说有要事相告。汪觉得在这个场合这么做，有失礼貌，就说：
“别开玩笑，要上大莱了，要这么多人等我太不好意思，有话就说吧！”
万看了看四周，趴在汪的耳边说了句：
“我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李先生死了。”
汪曼云突然联想起周佛海、张韬的话，以及李士群参加的那个晚宴，不禁打了个冷战，唐突地问道：“是不是中了毒？”
万里浪是个嗅觉很灵敏的老特务，觉得汪话里有话，就追问：“你怎么知道是中毒？”
这一问，差点把汪曼云问住了，他只好自圆其说地讲了一通李士群两天前去苏州时还是活蹦乱跳的话，骤然一死，就想到了中毒的事，为自己解围。
万里浪也感觉有不对头，向汪说：“我说我为什么至今还没收到苏州方面的电报。这条消息是日本方面梅机关送来的。”
汪闻听，马上让万前去梅机关问个清楚。然后自己也向大会主持人告假，以有事为由辞去。当他驾车去西湖葛岭半山的梅机关，抬头一望，见万里浪正从山上踉踉跄跄地走下来，近前一看万里浪正在放声嚎啕。汪见状已明白了，就问：“那是真的了？！”
万里浪只是点了点头，跟在汪的后面又重新上山。
梅机关的机关长陆军大尉中岛信一，出来接见了他们。梅机关原是日本对华的特务组织，自从机关长影佐帧昭少将做了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就把梅机关改成军事顾问部。后来日方派了这个官阶较低的中岛来了之后，梅机关与汪伪军事顾问部一刀两断了。
中岛虽然只是一个大尉，却资格很老。他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板垣征四即是日本陆大的同班同学，是日本少壮军人的头子。日本在三十年代发动的那场血洗内阁的军人政变中，他是杀死首相犬养毅的主使人，为此被剥夺了军职。直到侵华战争，才被重新起用。
中岛认识汪曼云，让过座后，汪就问：“怎么死的？”
中岛说：“他是中了阿米巴菌的毒死的。”
他见汪等莫名其妙的神情，就解释说：
“这阿米巴菌是以患霍乱的老鼠拉出来的屎培养出来的细菌，只要你吃进一个，一分钟就繁殖一倍，在繁殖期间没有任何特征和感觉，直到三十六个小时后，培植已经到达一个饱和点，便突然爆发，症状是上吐下泻，完全是一种霍乱症状。到了这个地步，便是无医可救。因为细菌在人体内破坏白血球，使人体内部的水分，通过排泄损失殆尽，所以死后的尸体往往缩小得会像猴子那般大小。”
接着他又像想起什么事似的，又说：“不过我觉得很奇怪，李先生怎么会中这个毒呢？因为这种东西，只有日本有，在日本先后发生过这样的案子十八起，可是没有一起救活的。”
其实，中岛只是个军人，他所说的话只不过是重复日本医生的话而已。情况是这样的：
在苏州日本驻军，有一个名叫小林的师团长，因他负责指挥苏州地区的“清乡运动”，平素与李士群多有接触。平口李对小林谦虚顺从，赢得了小林对他的好感。当李士群的病情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小林曾带了他师团部的军医官和华中铁道会社的一个铁路医官来给他看病。李一见又来了日本人，就以为是来看他是否已死，或见不死再干一下子，便非常生气，大嚷着让小林滚出去。小林再三向李解释是来看病的，但李知道已遭了日本人暗算，绝不同意看病，后经叶吉卿再三央求，只同意让医生做了检查，所以中岛所说的阿米巴菌就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
小林因不知是日本人杀的李士群，才把这个谜解开了。虽然日本宪兵拿他没有办法，但是那个军医和铁路医生，都为此受了处分，解回日本。
李士群的病被确诊以后，叶吉卿连忙把上海江苏省立医院院长储麟苏找来进行急救，同时电告马啸天、杨杰等“76号”头子来苏州商议。这个储院长，与李家非常熟悉，常登门来访，因李士群事务繁忙，渐渐与叶吉卿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进而又发展成为情人关系。
当马啸天赶到苏州李家，见储正在给李打盐水针，这时李的血管已逐渐硬化，但他的神志尚且清醒。他见到马，十分懊悔，说：“啸天，我悔不听你的话啊！”
因为马啸天也劝李士群以退为进。
等到杨杰走近李士群，李带着一肚子仇恨对杨杰交待：“别忘了那家伙（熊剑东）和大块苏成德，你要执行（干掉他们），这是我的遗命，也是纪律。”然后，他便再没有一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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