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势力明争暗斗
国民党时期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这个陈家党便是统治国民党党务达二十年之久的cc派系。所谓cc，就是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的代词，英文拼陈字，是c字开头，所以就用两个c代替二陈。也可以说，这是二陈的绰号，显然是别人加给的，不是自己的命名。为什么成了cc派呢？这有它的来源。1933年，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曾经组织过一个不公开的组织“青白团”，作为二陈搞党派活动的领导核心。二陈有目的地网罗各地一些思想一致的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如河南的陈洋岭，东北的王星舟、齐世英、刘不同，河北的梁子青、时子周，山东的庞镜塘，湖南的邵华，山西的郭紫峻，安徽的高宗禹，上海的吴开先、潘公展，北方的李永新，以及洪陆东，骆美奂、方治、周学昌、张冲等等，加入“青白团”。嗣后，“青白团’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蒋介石为了表现自己“党内无派”的政治主张，不允许“青白团”公开化，但这不过是掩耳盗铃。与之对立的其他派系，如自认为是正统的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改组派，对二陈所组织的“青白团”很不以为然。不称之为“青白团”，而称之为cc，意在讽刺二陈结党营私，另立门户。这就是cc派的来历。cc头目陈果夫和陈立夫，是亲兄弟，果夫是兄，立夫是弟。他们的亲二叔陈其美曾与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先前和蒋介石在上海搞交易所时，结为盟兄弟；蒋介石称陈其美为恩师。蒋介石重用二陈不能不说搀杂着对恩师的感情成份，人们一谈到二陈的发迹就不能不提及蒋介石与陈其美的交情。
戴笠与cc系的矛盾由来已久，到三十年代中期，这种矛盾已变得更加深刻而尖锐。追溯矛盾的起源，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手下的政治派别活动。
蒋介石手下历来有三大政治派系。一派是政学系，以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为首，其间集结了一批政府机关要人，仅各省的省政府主席就有十人。政学系的辈份较高，上层基础厚实，久经宦海沉浮，从政经验丰富。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都能与之商量，采用他们的意见，显得比较得势。另两派是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主管党务和司法文化教育的cc系和以复兴社为代表的主军的黄埔系，班辈较低一些，但组织严密，下层力量雄厚，权力欲和排他性强，向外进攻凌厉。三派虽然都受蒋介石直接掌握，是支持蒋介石统治基础的三大支柱，然而三派之间由于各有长短，互不相让，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拳打脚踢，从来没有停止过。从黄埔系这一方面看，他们认为政学系始终不过是受蒋雇佣的一群伙计，充其量只能是些“师爷”、“管家”，永远当不了“老板”。黄埔系背后称杨永泰为“杨师爷”，张群为“张总管”。政学系控制的主要是政府部门，与主军的黄埔系尚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有时黄埔系对政学系操纵得太过火也只是骂骂而已，没有动真格的。但是，黄埔系对cc系就不一样了。黄埔系一贯自诩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而把cc系看做是蒋的“螟蛉子”，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争当嫡系和主流派的斗争。
从cc系这一方面来看，则是采取两面作战的态势，即一方面要和政学系这一批老官僚作战，另一方面则要对付以复兴社为代表的黄埔系这一批“天子门生”的挑战。cc系要搞党天下，不能没政权，由此而视政学系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致发展到后来，竟雇佣杀手将杨永泰杀于汉口海关轮渡码头。在cc系眼中，复兴社这一批黄埔军人，只不过是给蒋介石的浙江系官僚当差的保镖，现在居然也想染指政权，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cc系同复兴社的矛盾很尖锐，两派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双方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有时，双方的一般成员对所谓“异党活动”的防范，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只有对cc系或复兴社的摩擦纠纷，才真正感到“劲头十足”，“斗志昂扬”。
黄埔系取攻势的时候多，cc系取守势的时候多。
戴笠的特务处与cc系掌握的调查科是蒋介石掌握的两大特工组织。从时间上来说，cc系的调查科成立在先，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在后；从发展的速度上来说，特务处发展更快，调查科发展较慢。特别在行动工作方面，调查科更比不上特务处有成绩。
1932年夏天，cc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级首脑会议，专门检讨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立夫、张道藩、洪兰友、叶秀峰、徐恩曾等cc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处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
在会上，cc大头目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做出成绩，应对cc特务系统的坍台负责。并警告说：“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
这次会议后，cc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五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可见当时cc与戴笠斗争的激烈程度。
在初期，戴笠与cc系斗争时，双方还顾及到一些面子，没有撕破脸皮干，只是在暗中憋着劲较量。相互通过各种方法，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以便把对手踏在脚下。这也是戴笠所以在反共方面不惜代价，要与调查科争锋的原因。但争来争去，戴笠的反共方面还是争不过调查科。
cc系的调查科自从在三十年代初破获顾顺章案，一炮打红后，又相继破获了中共的一些重要组织，其中有共青团中央、中共临时中央等重要机关。这与戴笠抓了个“怪面人”，却没有下文的场面比较起来，声势自然不同。
cc系的特务组织，在与中共地下组织斗争方面，也确有一些手段是戴笠所不及的，体现出较高的反共水平。按照蒋介石对cc系特务组织的要求，主要有五项调查，即党政调查、党派调查、经济调查、日伪调查、文教调查。其中党派调查就是对共产党的调查，并规定只要党派工作做好了，即使其他各项工作做得都不好，也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和嘉奖。
而戴笠反共的决心和劲头虽不亚于cc系，但是，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是以猎取军事情报、监视军队将领、控制瓦解杂牌军队、完成绑架、暗杀任务等特工活动为主，这样反共就不能做到专心致志。同时，特务处在反共的资历方面，也比cc系的特务系统要浅，人才、技术、经验、基础、条件都不如cc系雄厚优越。
首先在内部建制上，cc系把他们认为基本队伍中最有水平的一批高级特务放在主管反共斗争的第一线。
其次，在对共产党的研究上，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搞小组学习，要特务们读马列主义书刊，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为小组布置学习问题。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乎要高明一些。
再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训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等等，促使其叛变革命。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下之分。
第四，就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cc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增值的障碍，立即予以铲除，等等。
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三十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尤其是反共方面，cc系特务组织无疑是权威机关。cc系大头目陈立夫也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
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立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立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陈立夫虽不满意戴笠的做法，但从不公开批评，只是常在闲谈中讥讽奚落对方。
戴笠何尝不知道cc系的态度。于是，他一方面借于黄埔系的势力，处处与cc系为难。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cc系的势力出现，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力量就要打上门去，进行争斗。另外，cc系特务组织所属各单位要搜捕和处理人犯等，必定要经过各种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机构大多掌握在特务处手里，戴笠就借此与cc系难堪。只要是cc系提出要捕人，警察机关总是千方百计予以掣肘。
三十年代中期，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因而上海市的警察机关成为双方斗法的场所之一。cc系特工总部（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史济美通过cc系掌握的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室的关系，与上海市警察局所辖各分局打交道，但只能在华界地区活动，对于租界当局，是不能去联系的。史济美要捕人，只能用上海市特别党部肃反专员的名义向上海市警察局申请，批准后才能执行，而且被捕者要首先送上海市警察局，这给cc系特务们处理中共案件，培养“细胞”、发展内线带来极大不便。
当时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兼特务股主任刘槐是戴笠的人。处处对史济美进行刁难。史济美对此忍无可忍之中，又不得不对刘槐低声下气，处处予以拉拢巴结。后来，史济美干脆向特工总部申请了一笔专项费用，按月津贴刘槐，这才算网开一面，让史济美把上海区反共活动的一些特殊工作维持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戴笠和cc系之间的斗争也就越加尖锐，以致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成立“军统局”
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和避免复兴社与青白社的明争暗斗，于是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将其统一了起来。但一山岂能容二虎，两派斗争更加激烈了，究竟鹿死谁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实行全面侵华，于是全国性的对日抗战爆发。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国共之间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不仅如此，一些中间党派，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及国家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也纷纷开始公开活动；全国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各种各样的救亡团体、救亡刊物如雨后春笋。
蒋介石面对全国政治生活中的这种新局面，鼓吹必须在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之下，实现所谓意志集中和力量集中。这就是说，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用所谓的三民主义来统一各种政治力量，限制以至取消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使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为此，他提出以某种形式的统一来实现和保证政治的统一。按照陈布雷的话说：蒋公之理想，是化多党为一党。
为实现上述主张，蒋介石把“统一”的目标首先集中于青年运动上，希望建立一个在其领导下的，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作为青年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1937年11月，蒋介石指定“c．c．”系、复兴社及其他幕僚亲信和派系的代表人物，如陈果夫、陈立夫、贺衷寒、陈诚、张道藩、谷正纲、谷正鼎、徐恩曾、叶秀峰、周佛海、康泽、刘健群、张厉生、邓飞黄、范予遂等，负责设计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问题。他们先后草拟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宣言》、《三民主义青年团政治纲领》等。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接着又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决议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规定：青年团设团长一人，以本党总裁兼任之；设评议长一人，评议若干人，组织评议会；青年团之干部由团民指派之；青年团为公开之团体等等。5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由陈诚、陈果夫、张厉生、张道藩、朱家骅、谷正纲、谭平山、段锡朋、周佛海、甘乃光、贺衷寒、康泽等c．c．（亦称青白社）和复兴社及其他方面代表人物组成，6月6日，公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8月，成立了三青团干事会，以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甘乃光、贺衷寒等九人为常务干事，陈诚兼任书记长。
蒋介石之所以决定组织三青团，正如他在《告全国青年书》中所宣扬的，是以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努力方向的原则，来集中青年力量。他说：吾中国青年，处此抗战建国之艰苦环境中，断不须效法当世其他国家，让多种不同之政治信仰与行动并存发展。中国今日之所以作育青年者，只有示以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努力方向之要义。如此则新的革命力量，必将因本团之产生而完全集中，而永久集中。其目的，不仅是希望把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纳入三青团组织中，从而取消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各政党。同时，蒋介石也借此取消国民党内的各个不同派系，以达到统一组织、统一指挥之目的。因此，在决议成立三青团时，也要求取消c．c．（青白社）及复兴社等国民党内的派系组织。
1938年4月底，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严厉申令全体党员：嗣后本党以内，再不得有所谓派别小组织，应一律取消。6月初，中华复兴社与青白社同时宣布解散。
在中华复兴社解散之时，国民党当局将军事委员会所属调查统计局之第一、二、三处予以改组，扩编成二个独立的特务系统。即第一处扩建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第二处扩建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第三处改建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检处，负责邮电检查等。“中华复兴社”解散后，其成员转入“三青团”，秘密的特务系统转入“军统局”。
“军统”和“中统”是国民党的两个最大的特务组织。其特务活动范围虽未正式划分，但各有中心任务。蒋介石认为，戴笠是黄埔军校学生，所用干部也大都是军校学生，专搞军事情报、监视国民党军队，以及为他排除异己，从事绑票、暗杀等一类活动，较为适宜；而“中统”在搞政治党派斗争以及文教界方面的活动较为熟悉。然而，军统头子戴笠，千方百计派人打入共产党内部进行破坏，想在反共活动中大显身手，争夺头功，为此，曾多次与“中统”发生摩擦。当时许多中统特务骂军统“不务正业”。
1938年，“军统”迁往重庆，选定中二路罗家湾原重庆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为局本部办公地点。后经几次扩建，成为一组庞大的办公和宿舍区。原来大门对着枣子岚垭，以后把大门开在中二路，原来的大门便成了后门。共占地二百亩左右。
旧的军统局二处，发展至1937年，直属工作单位已有六个区、二十余站、一百多个组队，在编工作人员，已达三千六百余人，拥有电台约二百座，分布在全国各地。控制和利用的公开单位，仅警察机关，就多达四十个以上。
军统局迁渝以后，戴笠呈准蒋介石，逐步调整机构，加倍扩大编制。开始时，内部设有四处四室，十六个以上的科，另有一个设计委员会，两个训练班，一个有系统的电讯机构。外勤设三十余个区站，约三百个工作组队。还有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和一些难以数计的直属工作组。其基本工作人员，约有七千人左右。最多时，内部扩建到十个处。即：第一处为秘书处，第二处为情报处，第三处为行动处，第四处为电讯处，第五处为译电处，第六处为总务处，第七处为人事处，第八处为会计处，第九处为警卫处，第十处为训练处。此外，还有二十余个相当于处的室、区、组、委员会等机构。外勤区站及直接控制利用机构也随之不断增加。然而，军统机构从无固定，根据戴笠的需要，时多时少，随意变动，有时连人事部门亦难以掌握。
特务总队是专门担任军统内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和军统有关单位的武装警卫、便衣警卫，以及在各集中营担任看守和杀人刽子手的。它有三个武装大队、一个便衣中队和1个看守所。看守所设在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是临时囚禁革命人士和违纪军统特务的地方。在这里审讯时便于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审讯完毕后，分别送进各集中营去长期囚禁或杀害。军统特务们称这个看守所为“小学”，因为戴笠把被禁闭的特务称作“修养人”。先经过这所“小学”，才能进到“中学”和“大学”里去长期“修养”。被特务们称为“中学”的集中营设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面的白公馆看守所。这是四川军阀白驹在抗战前修建的一所叫“香山别墅”的两层楼房，后被军统占用做看守所。叶挺将军就曾在这所房子里被囚禁过几年。1944年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特务看中了这所房子，要做宿舍，戴笠便在中美所西端渣滓洞煤炭厂旧址另建了一些房屋，把白公馆的犯人全部移到那里。
白公馆后面洪炉厂山坡上，还有一些单独的平房，是囚禁个别重要政治犯的地方。
被军统特务称为“大学”的息烽监狱，是军统设在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的一所规模最大的集中营，可以囚禁四、五百人。中共四川省委车耀先、罗世文及马寅初等许多中共党员、进步人士都在这里被囚禁过。
另外，在西安冰窖巷还设有一个西北看守所。因当时在西北地区被捕的中共人员和去延安参加抗日的爱国人士很多，除了在胡宗南的青年训导大队、劳动营等集中营囚禁外，重要的都送进这个看守所。
这些看守所，除囚禁中共人员和进步人士外，还把军统违纪特务也送进去关在一起。这种混合囚禁，实际上是个阴谋。这样做既可利用特务们监视牢房内的革命人士，了解一些用酷刑拷打所得不到的情况，又给犯错误的特务一个立功机会。有的特务被判了长期徒刑，往往很快恢复了自由，并继续得到重用或提升，这便是在囚禁中替他们做了工作。当然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大多数忠贞不屈的革命者，是经过酷刑而不叛变的。中共四川省委车耀先、罗世文两位烈士被囚禁多年，特务们用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收到效果。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不得不亲自出马劝说，然而得到的答复是：“我不能出卖良心和人格。”那时候，只要在这些集中营关上两三年，没有一个不被折磨得身体残废或瘦弱不堪的。
1943年以后，为了加强军统在重庆的反共反苏活动，破例成立两个小组，由军统局局本部直接领导：一个是设在重庆水巷子一号的“特别侦察组”，另一个是“外事侦察组”。军统凡是加“特别”两字的单位，都是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的。这两个组几乎完全由戴笠、毛人凤亲自指挥。特别侦察组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当时在重庆的中共许多组织，千方百计派人打进《新华日报》、新华书店，以及八路军和中共办事处等组织。当时监视中共在重庆的机构和负责人，本来已经有稽查处、警察局、刑警处、渝特区的重庆组、化龙桥组等不少公开和秘密单位，但戴笠还嫌不够，还要成立这个专门小组，亲自指挥。外事侦察组主要是对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塔斯社，以及商务代表团等进行侦察监视的。这个组名义上属于重庆稽查处，实际上一切工作、经费、人事，完全由军统局局本部国际科直接掌握，稽查处完全不能过问。它的专用化名是“毕孔殷”。
军统的外勤单位，除各省都设有省站外，还有一些区或特区，如渝特区、川康区、北方区、西北区、晋陕区、华南区、粤桂区、沿海区等等。除了区站外，还设有许多办事处，如滇缅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东南办事处、华北办事处、五原办事处、青海办事处、衡阳办事处、贵阳办事处，抗战胜利后又增加上海办事处、武汉办事处、北平办事处等。
海外地区的组织有：印度站和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缅甸仰光站、腊戍站、曼谷站、新加坡站、菲律宾站、海防站、西贡站、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等。
总之，军统局内勤工作的特务有一千四百多人。大部分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内勤和外勤最多时总共近五万人。当时每个外勤特务都有几个到几十个运用人员，若全部算起来就太多了。
军统局局长一职，由蒋介石指定侍从室主任贺耀组兼任，戴笠为副局长。但军统局实际上由戴笠负责，贺很少过问。从1940年起，改由戴笠任局长，下设总书记一人。毛人凤任总书记兼秘书处处长，代理戴笠处理一切公私文件，代拆代行。由于组织变化无常，人员调动频繁，所以其他处室及其负责人员均无固定，大致如：曾先后任情报处长的有郑介民、何芝园，副处长张炎元、曾庆集、黄天迈、鲍志鸿等；曾任行动处长的有唐纵，副处长赵理君；电讯处长魏大铭，副处长董益三；译电处长龚学诗；总务处长先后由刘芳雄、郭斌、杨隆祜、沈醉担任；人事处长王新衡；会计处长白星洲、徐人骥等；警卫处长王兆槐；训练处长周佛龙等。
从戴笠来说，由于归入军委会建制，经费有了着落，不必由蒋每月从特别费里支出。但是特务处的工作，他遇有重大问题，仍然直接去找蒋介石请示报告，一般问题，则自作主张。陈立夫、陈焯的局长、副局长头衔，在戴笠眼里不过是徒有其表，一钱不值。
陈立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粗鲁和穷凶极恶的做法，他认为特工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现在戴笠的特务处隶属给自己指挥，可是自己又抓不住他，这使陈立夫更加恼怒，于是，他对戴笠处处予以抑制。在一处和二处的争吵中，他公开地站在一处一边，为徐恩曾撑腰打气。此时，由于一处的政治地位高于二处，许多政治上的便宜都让一处占先，戴笠显得无可奈何，私下里非常痛恨。但戴笠有蒋介石当大老板，陈立夫亦奈何不得。
在当时局内势力范围的划分上，局本部是双方面的人都有，但一处的力量占优势。争夺得最激烈的当数三处的力量。由于邮电检查活动是特工活动的重要内容，因而戴笠和徐恩曾都十分看重三处的力量，双方都投入很大精力进行抢夺，一时争得不亦乐乎，甚至为此大打出手。
国民党的邮电检查活动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具体负责，企图从邮电通讯中发现线索，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结果有的特务甚至把同事、同学、朋友、熟人写给女友的信的内容当作笑料进行传说，可见达到了无耻而又无聊的境地。
自从成立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原先在各大城市秘密进行的邮电检查转变为公开的活动，并挂出了邮电检查所的招牌，由调查统计局三处主管。三处处长丁默村下台之后，由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金斌接替，两人都是由陈立夫一手向蒋介石保荐，与cc系关系很深。因此，各个城市的邮电检查所从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cc系特务占先，戴笠的特务只占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只能占一个被架空的副所长。戴笠在干部方面斗不过一处，自然在通过邮检获取情报方面要吃亏。各检查所凡有所获，照例先将材料送三处，然后转送局本部，但是三处的承办人是指导科科长应泽，他原是一处的人，结果，材料还没送到局本部，已先由应泽透露给一处了，一处也就据此抢先处理报送蒋介石，等到戴笠知道消息，已成了“马后炮”。戴笠有时找副所长核实什么情报，往往是一问三不知，气得大骂一通。戴笠手下的人被欺压到这种程度，其内心的仇恨也可想而知，所以一处、二处在邮电检查领域里的斗争异乎寻常地激烈，双方都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正在这时，被戴笠抓到了一件可以置陈立夫于死地的黑幕，就向蒋介石告了一状。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间，陈立夫利用cc系的力量操纵选举。选举的票数清点后，陈立夫竟然比蒋介石多四票。陈立夫是深知蒋的为人的，立即亲自在黑板上擦掉一个“正”字，所得结果只比蒋少了一票。事后，戴笠了解了全部经过，又搜集了cc系在会中幕后活动的种种情况，向蒋奏了一本。蒋介石看到陈立夫的地位已经威胁到自己的“最高”权威，当然不能容忍，就下令把陈立夫扣留起来。陈立夫在朝中经营多年，耳目很多，消息灵通，能上能下，躲入天目山“养病”，然后托了许多与蒋亲近的“重臣”向蒋说话，甚至动员了他的叔叔陈其美的妻子去说情。当时，陈其美的独生子学习驾驶飞机摔死了，蒋介石也为之惋惜不已。陈其美的夫人就向蒋介石哭诉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人，到了这份上，蒋介石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原谅了陈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须对陈立夫的权力和嚣张的气焰加以抑制。
于是，蒋介石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和抑制cc系特工的力量，下令把三处划归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管，处长仍然是金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安插在邮电检查部门的戴笠系统的特务不断伺机反扑。特别是唐纵从驻德大使馆回国后，向戴笠详细介绍了德国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专门窃听电话、破译密码四研究所每年监听电话和破译密码4万份以上，在巩固希特勒及戈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
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喜形于色，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并决心第一步不遗余力地把邮检处从cc手中夺过来。于是，戴笠一方面向cc发动凌厉攻击，与cc争夺邮检处的各级领导权，一方面向蒋介石不断揭露cc控制邮检处的黑幕，要求取得邮电检查的垄断权。不久，蒋终于下令邮检处划归戴笠领导，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黄埔一期生刘燔担任处长。戴笠自此更是扬眉吐气地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而把cc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来。
为此，徐恩曾几次找戴笠进行交涉，戴笠则一味卖“牛皮糖”，敷衍搪塞。戴笠手下特务、重庆邮检所所长罗杏芳回忆起曾任南京电报检查所副所长受cc系特务欺压的情况，总是耿耿于怀地说：“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罗杏芳是湖南酃县人，湖南土话称尿为cc）。”可见戴笠手下的特务对cc系特务仇恨之深。
戴笠处处与cc系为敌，使cc系感到如鲠在喉，咽不进，吐不掉。cc系头子陈立夫深知蒋介石的一贯手法是要使两大特务系统互相掣肘，以利于其掌握运用，以防形成尾大不掉，权重震主。cc系的特务们有时与戴笠摩擦吃了败仗，陈立夫总是对特务们晓谕说：“人办事，要用脑筋。用脑必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才能兼收并蓄。因此，情报机关必须同时有两个、才能心明眼亮，决策无误。”“作为领袖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陈立夫清楚，蒋不会同意让cc系把戴笠的特务处吃掉，当然也不会同意让特务处把cc系的特务系统吃掉，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只要不危及到蒋手中的权力和地位，蒋不但会默许，而且还希望有这种矛盾存在下去。
在这场斗争中，戴笠后来居上，开始立稳了脚跟。借力施威
1934年3月，蒋介石接到cc系分子的一份密报，说北平有敌对势力复东会的秘密组织。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慎重，他召见戴笠，面授机宜，要他赴北平会同复兴社的另一个大头目、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群进行调查。
戴笠有一个特点，就是腿脚勤快，当然这也是蒋介石喜欢他的一个方面。
受命之后，戴笠马不停蹄，立即赶到北平。
见到刘健群，略事寒暄后，戴笠马上问道：
“听说北平有一个秘密组织‘复东会’，具体情况如何？”
刘健群回答：“是有这么一个组织，名义上是收复东北，听说是一批流亡北平的东北人发起的。”
“据有人密报，这个组织表面上是要收复东北，实际上干一些对委员长不利的勾当，是不是这么回事？”戴笠压低声音说。
刘健群觉得事情严重，便很认真地说：“既然如此，那我马上组织力量调查一下。”
戴笠和刘健群奉命在北平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周密调查，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东总”全称是“东北救亡总会”，东总成立之初几乎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支持，包括国民党内的诸多派系的支持。当时的背景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制止了罪恶滔天的十年内战，并为实现全民抗战开辟了道路。但是，全国人民鉴于日寇侵略，民族危机的深重，因而要求实行抗战的浪潮日形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人刘澜波、栗又文、张希尧、苏子元四人和高崇民在北平聚议组织新的东北人民救亡团体，以适应时势的需要。嗣由刘澜波、高崇民、苏子元与阎宝航会商于南京，当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定名为“东北救亡总会”，并决定邀请以李延禄、李杜为代表的“东北抗联”加入。形成为关内关外东北人民抗日救亡的统一组织。这个组织为继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复东会之后，以共产党领导下的“东联”为中心，合东北各抗日团体而为一体的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南京会谈做出内部决定后，复在上海由李杜、李延禄、阎宝航、刘丕光、董麟阁、孙山出面召开了旅沪东北人士二百余人的大会，公开宣布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的决议。大会并提出援助东北抗日联军、释放张学良、拥护国共合作到底、要求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等主张。刘澜波、高崇民等返回北平，正式举行了“东总”的成立大会。
“东总”的最高领导形式是常务委员会。在常务委员会下，设有秘书长及组织、宣传、训练、联络各部，并由常务委员会推选主席团负责执行日常会务。
“东总”成立伊始，徐恩曾就怀疑是共产党在幕后操纵，但苦于拿不到证据。而“东总”也很狡猾，他们利用会中的头面人物从中周旋，在复兴社和cc矛盾中间求存在。该会的头面人物高崇民、王化一出面与复兴社的军统局头子戴笠接洽，说明东北人民成立抗日救亡统一组织的必要，和中央（意思是指戴笠）便于领导等等理由。戴笠于犹疑之后首肯，并允每月给五百元做经费，当即交付二千元作为四个月的开支。此即“东总”开始与戴笠发生关系。
可就在这个时候，“东总”东北中学事件与中统特务交上了手。
东北中学于1931年创设于北平，1934年受日、蒋双方压迫，南迁到豫鄂交界的鸡公山。校中备有轻重机枪和子弹，为学生军训之用。学校师生中有国民党及复兴社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经常进行斗争，但在共产党地下党如王铁良、马献图等领导和影响下，进步势力渐占上风。“东总”以这个学校为培养进步青年宣传进步思想的园地，而国民党则视为眼中钉，几年来一直在鼓动风潮，企图抢夺。
1937年4月，国民党湖北教育厅厅长、cc分子、中统特务周天放和赵雨时来校，强行接收，被学校师生拒绝，于是，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当赵雨时来校，学校闭门不纳，并高唱“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纪念九·一八”、“遥忆松花江”及“黑水白山”等歌词为赵雨时“招魂”。赵雨时不得其门而入，乃租一饭店，在门前悬挂一“东北中学临时办事处”招牌。学生怒不可遏，将招牌摘下。赵雨时恼羞成怒，从屋内开枪，学生并无一人受伤，而他自己带来的一个狗腿子李某却被打死。
在东北中学对国民党斗争的同时，“东总”决定由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代表校董会向cc控制下的国民党教育部进行交涉，并抗议湖北教育厅向私立学校强派校长、摧残教育的非法行为。斗争持续有半年之久，本来中统对付学生和群众团体是很在行的，但此次却感到束手无策，他们发现军统头子戴笠被“东总”拉了过去，并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后台。事实也确实如此，“东总”为了生存，不得不靠近戴笠，利用中统与军统之间的矛盾来生存，而戴笠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比重，并张扬复兴社与cc派对抗的声势，也乐于和“东总”接近。而cc派则一贯地对“东总”进行打击，亦以之来对抗复兴社。所以徐恩曾回到武汉时，中统与“东总”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公众舆论普遍倒向“东总”，军统也在乘机打击中统。中统已经引起了公愤。
徐恩曾不愧是个老谋深算的特务头子，他决不想输给“东总”，因为输给“东总”就意味着输给了军统。这位表面文雅的儒将骨子里却毒透了，他这次非要置“东总”于死地不可。他一回到武汉便采取了迂回包围的政策，首先出面与“东总”的领导人通话。缓解中统与“东总”的矛盾。在缓解矛盾的同时，他派了东北籍的中统特务齐世英和挨过“东总”痛打的韩韬潜入“东总”的外围组织，侦察“东总”的一举一动。他们无意中发现“东总”与武汉总工会的关系不错，于是经过他们的秘密酝酿，凭空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他们还假刻印章，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部盖印的“会议纪录”和“暴动计划”。这份密报由韩韬和齐世英转交徐恩曾，作为一个老特工徐恩曾一眼便认出是“莫须有”，但一心要置“东总”于死地的徐恩曾却煞有介事地报给了陈立夫，又由陈立夫上呈蒋介石，他认为这次足可以把“东总”负责人一网打尽。
5月15日，戴笠突然派人找“东总”的负责人之一王化一，说有急事请即去。戴见王时说：“化一兄，我们要以诚相见。多久以来，有人屡次给委员长写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某某人是共产党员，我都相信你和几位负责同志的话，总说你们是抗日救亡组织，多数人是四维学会的成员，因为老家没有了，说话有些激烈，那是自然的，但不是共产党的有关组织。现在我自己打了嘴巴，欺骗了领袖。”王化一摸不着头脑。答道：“雨农兄，请相信我们。”戴笠抢着说：“我过去最相信张副司令，对他从来未加过小心，但是他却搞出了西安事变。今天我不是凭空说话，请你看看证据。”说着，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卷宗，里边夹着两份文件，并附一张签呈，内容是根据齐世英送来的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受共产党的指示，乘委座在汉之际，勾结武汉外围‘赤匪’，定期暴动，……兹呈上该会会议记录、暴动计划各一份，请核示”云云，蒋介石在上面批了“严办”两个大字。王化一开始心情有点不安，略翻阅以后，转而镇静。他一边看，一边用沉着坚定的语气说：“这完全是伪造，根本没这回事。”戴笠说：“你有什么反证？”王说：“我首先提出几点很显然的破绽：第一点，记录上罗列了全体委员的名字，但目前在武汉的委员还不足半数，有人去西安，还有人去上海，按开会日期说，他们怎能出席，又怎能签字呢？又看签的字，有的还有些像，有的根本不像，从笔迹和墨色看来，签字和记录都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第二点，在会议记录后半段的各部给工作人员发出的动员指示，每部都盖有部的图章和部长的名章，这很明显是不对头的，什么会议也没有在记录上盖章的。第三点，报告上说‘东总’和共产党武汉工人勾结，企图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响应外围进攻，劫杀委员长等，是整个捏造，不攻自破的。”
其实，戴笠已经看出这个密报有疑问，他知道cc派和“东总”的对立，在蒋介石面前他又常为“东总”辩解。这时，他听了王化一的解释后，就先送一个人情说：“这个案子如果当时交给中统处理，恐怕明月桥已经贴上封条了。”然后又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们必须有确实的反证才能答复委员长。你回去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研讨一个方案，怎样进行我们再商量。”戴笠大概是下定决心，要借这个诬陷案来拉着“东总”反击中统。
王化一回到“东总”后，经过大家的研究，先由在武汉的同志们每个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再把各部部章和部长名章都盖在一张纸上，纸一并送给戴笠。戴笠把这些签字和印章找中央银行一位印鉴专家加以核对，当然相差很多，其中惟训练部章很相似，那是偷扯下训练部的布告，照布告上印章仿刻的，但专家一望便知。戴笠又派人了解，“东总”确实有些人不在武汉。
这时，武汉几乎天天有敌机扰乱轰炸。戴笠有了把握，便借口防止汉奸、检查户口，对机关团体也做重点检查。密令稽查处处长赵士瑞率人到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中统特务韩韬寓所突然进行检查，搜出伪造文件的底稿和私自仿刻的大小印章。这时在武汉街头有人散发了一些传单和“暴动计划”，内容大致和韩韬伪造的文件一样，这就更证明了是谁在制造这起诬陷案。
戴笠拿到这些法宝，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洋洋得意的签呈。蒋介石阅后把陈立夫和徐恩曾叫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娘希匹，欺骗到领袖头上来了。若真信了你们的话，岂不叫世人耻笑我，糊涂！这是拿着你们领袖的信誉开玩笑。娘希匹，本来我拟下个月在武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国共合作。也正式批准你们和雨农提出的关于成立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报告。可你们公开办这等傻事，激起民变，你们的中统局还能成立吗？！糊涂，糊涂。”“‘东总’确受共产党操纵。”徐恩曾颇有委屈地说：“我们也是在忠实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糊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能公开说这等话。这个这个……现在只能心领，不可言传，懂吗？”“……”“你们再办共产党的案子，一定要拿到真凭实据，这个……这个……要准、稳、狠，切不可给舆论界一口舌。现在是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时期，你们的任务是抗日与反共要平行起来，这个这个……缺一不可。”“那么抗日与反共谁为先呢？”“糊涂，难道这还要我教你们吗？”蒋介石疲倦地摆摆手：“去吧，去吧。你们回去尽快也拿个行动方案报给我。”其实蒋介石也知道军统与中统素来不和，都在找对方的败笔攻击对方，所以也并未过多指责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他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明白当前国共两党的处境，特务工作不改进不行了。警斗反败为胜
戴笠从杭州把警校巧取豪夺之后，cc派岂能善罢甘休，两派的斗争又转向警察系统，斗争日趋白热化了。
戴笠与cc系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无孔不入的立体式斗争，在警察机构的争夺斗争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自从杭州警校被戴笠巧取豪夺后，接着，各省市县的警察局及其调查科和各省市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都被戴笠一一控制。cc系经过一番苦斗，只保留了上海市警察局调查科和督察室这一块领地，还是由于陈立夫的嫡亲堂兄弟、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陈希曾于1931年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时立下的定例，以后的继任也就照“章”办事，把这两个位置交给cc系处理，连戴笠也不便逼之太甚。
cc系掌握不到警察系统，又没有培养出什么警政人员，似乎警界成了戴笠的一统天下。但是，问题不在cc系，也不在戴笠，而在于蒋介石。蒋之为人，从来不肯把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交给一个人去掌握。蒋很早就决定，一方面把警察系统交给戴笠的特务系统去运用，以便使警察特工化，强化特务统治；一方面在警界内安插一位戴笠的劲敌，以便对戴笠起牵制作用，这个人就是李士珍。这就给cc系找到一个报复的机会。cc系认为他们自己已不便出面与戴笠争夺警察系统，何不与李士珍联手对抗戴笠？cc系通过各种关系和李士珍接触，李士珍当然也需要借助cc系的力量与戴笠抗衡，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在警界内共同向戴笠进攻的一股强大力量。
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与戴笠是同乡，黄埔军校二期毕业，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学习警察行政，以便培养他进入警界。回国后，戴笠在洪公祠举办特警训练班，蒋亲自下令李士珍任训练班政治指导员，目的也是让他熟悉警察特工教育方面的情况。当时，警察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接收过来的，不但警风很坏，而且政治上不能适应蒋介石利用警界力量进行反共和巩固政权的需要。
蒋介石很早就想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警察队伍，他命令李士珍在南京汤山筹建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李士珍苦心努力了四年多时间，才将大楼落成。在这段时间里，李士珍一边筹建中央警官大楼，一边筹划取得中央警校的实际领导权，把全国的警察教育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他起草了一份中央警校的建设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统一警察教育内容，使中央警校成为中国真正的警察教育最高学府，建成中国警界的“黄埔军校”。据此，李士珍建议将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官学校统一归并于中央警校，以防止警政“教出多门”。李士珍的计划书送上去后，正和蒋介石考虑建设新的警察系统、彻底改造北洋军阀时期的警察机构、加强法西斯统治的计划不谋而合。于是蒋很快就批示同意李士珍的计划。
第一步目的达到后，李士珍又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夺取中央警官学校的大权。他深知窥伺这个职务的不乏其人，其中最大的劲敌就是戴笠。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和戴笠较量的，李士珍一方面走内政部长蒋作宾的路子，请蒋作宾积极向蒋介石推荐；一方面主动加强与cc系的合作，由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常在蒋介石面前进言，说李士珍“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宣传李士珍推行现代化的警察教育，是党国不可缺少的警察教育干才等等。
陈立夫不愧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为了不使蒋介石对其吹捧宣传李士珍的进言产生疑窦，不让戴笠抓到攻击的口实，他并不要求李士珍和cc系公开合作，仍嘱李士珍保持本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要李士珍配合默契地在公开场合对cc系提出寓有批评意味的“贡献”意见。因此，蒋、戴始终没有对cc系与李士珍的合作公开提出责难。
经过李士珍的一番努力，蒋介石终于在1936年8月正式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时，以兼校长的身份，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的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这无疑是把中央警官学校全部工作交给李士珍去负责。
李士珍在第二回合中又击败了戴笠，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不免有些洋洋得意。心想，cc系畏之如虎的戴雨农，其能耐不过如此，我李士珍略施小计，就把他从经营盘踞多年的警察教育机构中赶了出去，戴雨农声名显赫，别人怕他，我却不怕他。
俗话说，骄必败。李士珍这一轻敌，就铸成大错，让戴笠钻了空子。就在李士珍趾高气扬，大喝庆贺酒的时候，戴笠与浙江警校校长赵龙文等一批谋士调兵遣将，设计了一整套部署来对付李士珍。
1936年11月，内政部第六任警政司司长李构风调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司长职位空缺。面对警政司这一控制全国警政的关键职位，戴笠与李士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李士珍颇费苦心，想谋取警政司长，可是又舍不得丢下中央警校教育长这一高位去屈就。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脑袋里一时又想不出像样的人去填补，一度一筹莫展。在瞬息之间，戴笠的远见起了作用。他一步占先，亲自向蒋引见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留美学者、国内警界精英刘裕坤。结果一荐就中，蒋下手令任刘为警政司长。刘一反前任们的作风，在这个岗位一蹲就是十年，始终不肯挪窝，全国的警政工作也就始终控制在戴笠手中，李士珍无可奈何。
李士珍也不是孬种，他要反击。
李士珍无形之中被戴笠打了顿闷棍，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也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击，希望形势有所改观，变被动为主动。
首先，针对戴笠搞的“中国警察学会”，李士珍也组织起一个“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社”，与戴笠争夺警界人材，规定凡在中央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虽然如此，李士珍还是争不过戴笠。因为李士珍是搞教育的，经费有限，手中又掌握不到警界公开机关，让这些学生去发展；而戴笠有的是票子、位子，可以收买，通过警政司和手下控制的公开机关，又可以给官做，结果，李士珍训练警官，教育出来的学生又都给戴笠抢走了。李士珍常常骂这些“变节”的学生是欺师灭祖。
其次，针对戴笠办月刊，鼓吹“政治警察”论的办法，李士珍也在中央警校办的刊物上大做文章。李士珍是警政科班出身，又是喝过洋墨水的，早已视警政教育为终身职业，因此能勤于钻研，在学术理论上拿得出成套的东西。而戴笠搜罗的警界人材，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留用和中央军校转行过来的，未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更没有专门研究过警察学术，在许多问题上是外行，提出的一些警政理论不免粗俗、浅薄、支离破碎、强辞夺理。据此，李士珍引经据典，把正宗的警察理论从制度、组织、职能、人事等方面阐释得头头是道，驳斥戴笠把政治警察教育（培训特务）和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的谬论，并列举日本、英美各国的实例，证明世界各国培训政治警察和正规警察各有专业。不可合流，如果把正规警察教育办成特工培训，无疑是自入歧途、自毁警政的邪门歪道等等。捅到戴笠的要害处。
戴笠看到李士珍在校刊上用化名发表文章，听从特务处谋士赵龙文的建议，决定不予正面回击，而以侧击旁攻的办法对付。戴笠先是指使潘其武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要害处均用红笔勾出，然后送给蒋阅，并假惺惺地摆出一副受到欺负和委屈的样子向蒋诉苦说：
“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交换，可是李士珍不顾大体，同室操戈，公开发表言论，诋毁校长耳目，豆萁相燃、相煎何急！徒然给外人制造笑柄，于党国何利？于校长何利？！真令人胆寒！”
果然，蒋一见此情，勃然大怒，把李士珍叫来，大骂说：
“娘希匹，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交换讨论吗！为什么一定非要在校刊上张扬，制造矛盾。以后绝对不许这样！”
李被骂得狗血喷头，又是戴笠反败为胜。
其实，在蒋介石看来，警察是要的，特务也是要的，如果两者相权，当然还是以政治警察（特务）为先，这也是“正规警察”李士珍斗不过“政治警察”戴笠的真正原因。
李士珍多次啃不动戴笠，并不罢休。当时，戴笠办了许多特训班，其中有不少以中央警校的名义开办，学生毕业时，需要发一张中央警校的毕业证书，可以取得警官学历，便于介绍到警察机关或稽查处去工作。但李士珍借口这些训练没有在中央警校备案，没有按中央警校的教育大纲进行训练，水平够不到中央警校的要求，不同意颁发，使戴笠大伤脑筋。同时，李士珍为了与戴笠竞争，也扩大工作范围，不拘守警校一隅，自己组织人搞起谍报工作，以见重于蒋。只是搜集的情报大多是传闻和推测，水份不少，质量甚差，甚至像侦探小说家那样编造“苏联驻华谍报网”的故事，多年中难以拿得出手，有时转送到侍从室，蒋手下的侍从参谋看了也觉得不够呈送蒋阅，更不用说与戴竞争，最后还只得专心干他的本职工作，抓好警校教育。
李士珍虽然屡受戴笠打击，但始终没有被戴笠吃掉，并且始终是戴的强硬对手。在蒋介石这方面说，是借李以制戴；在李士珍这方面说，是借助cc系的援手，拉cc系以抗戴。曾任四川省内江县县长、后任“中统”专员的cc系大特务仲健辉向cc系特工总部报告说：“李士珍的学生都很够朋友，随时随地都帮我们的忙。”为了合力制约戴笠，李士珍大力帮助cc系特务组织充实力量。在奥地利留学警察的杜承庸学成归国后，找李士珍介绍工作。李士珍劝其不要投奔戴笠，而引见给cc系的徐恩曾。戴笠历来警惕cc系把手伸向警界，也特别讨厌那些吃警界饭的与cc系发生关系，但是，因有李士珍从中穿针引线，鼎力相助，戴笠也无可奈何。西安事变，戴笠冒死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达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调兵遣将，声称“剿匪”已到最后5分钟成功阶段，并继续推销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声称俟将红军“剿灭”，即以全力抗日。蒋介石前往西安时，戴笠因为南京有事没有随侍而去，只是电令陕西站站长马志超负起保卫责任。
12月9日，西安学生3000多人在广场集会，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继之散发传单，示威游行，并准备在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马志超会同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指挥宪警、特务对游行请愿的学生实行武力镇压，打伤学生多人。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原来，强烈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在最后一次“哭谏”蒋介石无效后，发动了“兵谏”。
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的沉寂，也惊醒了睡梦中的蒋介石……
早晨7点多钟，华清池的战斗已经结束。但是，蒋介石却不见了。
原来战斗刚打响不久，蒋介石就由侍从竺培基和几个便衣卫士搀扶着，向住处后不远的围墙逃奔。这是惟一的出路。围墙外边就是骊山，天黑山广可以逃脱出去；万一逃不出去也有藏身之处。可是，几个人急急地跑到了墙边，一看围墙虽不高，但要翻墙过去并不容易。蒋介石年过半百，身体赢弱，再加一急一慌，浑身上下抖索得厉害，竟如瘫痪般一点力气也没有，不要说围墙，眼前就是一条凳子也跨不过去。其中一个贴身侍卫叫蒋孝镇的是蒋介石的堂侄儿，见叔叔吓成这副模样，先是背着他来到墙边，现在见他翻不过墙，就敏捷地蹲了下去，趴在地上，大声地喊：
“上！踩着我的肩膀，我把你送过墙去。”
竺培基和另一个卫士就扶着蒋介石，颤巍巍踩上蒋孝镇的肩膀。蒋孝镇慢慢站了起来，挺直了身体就像一架人梯把蒋介石托上了墙头。让他双手趴在墙头上。
墙是上去了，可是怎么下去，又成了难题。如果是一般人，这样不太高的围墙，完全可以纵身而下，跳到墙外地上。可是蒋介石平时出门不是飞机就是汽车，走几步路也要人家用轿子抬、双手扶，现在要从墙头跳下，却吓得心慌腿软，犹犹豫豫地不敢往下跳。可是底下经不住竺培基、蒋孝镇等不断在下面催促，枪声也已经迫近，东北军都己经向后院追来。蒋介石只得咬紧牙关，横横心，闭着眼睛往下跳……
谁知双脚落地不稳，背部重重地摔在地上。他顿时感到头晕目眩，金星直冒，背脊骨好似断了，撕心裂肺地疼痛……幸亏跌落在草地上。
竺培基、蒋孝镇等连忙逾墙而过，上去扶他。
“委员长，你受伤了，伤在哪里？”侍卫们连忙围上来，躬身问他。
“快！快背起委员长上山。”
蒋孝镇也见情况紧迫，顾不得蒋介石一身剧痛，把他往自己身上一背，加快脚步向骊山山腰奔去……
8点钟，东北军搜山部队全朝蒋介石藏身虎斑石方向包抄过来了。在朝阳的光亮中，不要说人，就是一草一木也看得清清楚楚。在半山腰，搜山部队先是截获了蒋孝镇。他一见漫山遍野的东北军，早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再加上流血过多，脸色苍白已不成人样了。
东北军“兵谏”突击曹营长，孙铭九握着枪走过来大声问他：
“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快告诉我们！”
蒋孝镇已吓昏了，半吞半吐地说：
“我……我不知道。”
孙铭九就用枪对准他的胸口：
“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你！”
他一见枪更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回过头朝山上虎斑石方向看了一眼。孙铭九马上明白：蒋介石肯定逃躲在山上虎斑石附近。他命令一个士兵把蒋孝镇押下山，自己就急匆匆带着队伍往山上搜索，恨不得把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
这时，山上山下已满是搜山的战士。躲藏在虎斑石缝隙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被搜山部队的气势吓得坐立不安、胆颤心惊，也可能因害怕而阵阵发冷发颤，就不时伸出头来，窥视周围动静，准备再乘机逃走，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这恰恰被卫队一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翟德俊两人发现。他们看见这大石头旁边有人影在晃动，一会儿又没有了。看样子有点像蒋介石，他们顾不得证实，就大声叫喊起来：
“蒋委员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一听说发现了蒋介石，人人欣喜，群情激奋，一齐朝虎斑石方向奔来，无不争先恐后地想亲手抓到他。
卫队营一个班长陈思孝抢先搜索到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高声喊道：
“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我是委员长！”石缝后边传出了回答：“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话音未落，只见蒋介石从石缝背后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崖站着，眯缝着双眼望着刺眼的阳光。
孙铭九听见陈思孝在虎斑石前挥手叫喊：
“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
孙铭九抢先跑到蒋介石的面前。这时蒋介石全身发抖，但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颓丧地说：
“你打死我吧……”
孙铭九赶紧上去说：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蒋介石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泥土，手脚多处被荆棘划破，已完全失去委员长原先的威风。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介石问。
“我们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眼看蒋介石这般耍无赖的样子，战士们一时也没办法。孙铭九见这样拖下去不行，装作没听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叫卫士把蒋介石架出华清池大门，向停在门口不远的小汽车走去。
这天，西安、南京之间的通讯突然全部中断，报上也没有了正在西安视察的蒋委员长的任何消息。
当天，戴笠坐镇南京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想询问蒋介石一行的安全情况，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敏感地认识到大事不好，气得打骂部下，以泄心头之气。
深夜，宋美龄一个紧急电话把戴笠召去中央军校蒋介石官邸，她递给戴笠一份电文。
戴笠看了一眼电文，全文只有13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这是一份南京方面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情报，军政部长何应钦收到这份情报后窃喜万分，因为国民党内的政府要员都已随蒋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数他位置最高。他长期呆在蒋介石的阴影下生活，现在蒋介石被逮，就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杀心顿起，要借刀杀人。他当即封锁了消息。可这消息还是被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知道了，他立即通知了小姨子宋美龄，几人一起商量对策。
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潜逃的向影心发来的电文：张、杨兵变，蒋介石被扣，生死未卜。
张、杨兵变，蒋介石被扣的事实，更进一步被证实了，戴笠哭丧着脸，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
戴笠立刻来到军事委员会寻问国民党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部署，何应钦坚决主张立即调动中央大军，讨伐张、杨。
他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则认为千万打不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万一炸弹落在华清池，岂不是要了蒋介石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
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干乔等人组成。
当时，戴笠正面对蒋介石集团内许多中坚分子的指责，特别是一些黄埔系军人，认为他负有情报和保卫的双重责任，甚至有人当面向他提出质问：“你负特种工作责任，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每当听到这种指责，戴笠都面红耳赤，不敢反驳。他也自知难辞其咎，权衡利害得失，觉得是对自己一次严峻的考验了，如果蒋介石万一有失，他个人的后果也将是不堪设想；即便蒋介石能够安全回来，他也再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就是已经得到的权势，也将付之东流。
一时间戴笠六神无主，一筹莫展，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园街慧园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干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等高级特务开会，商量办法，大家也莫衷一是。
几天以后，各方面消息传来，说张、杨并无加害蒋介石的意思。12月21日，老蒋的外籍顾问、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从西安带回消息，张、杨只是想让老蒋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为救老蒋的性命，宋美龄、宋子文决定随端纳一道去西安，劝说老蒋先答应张、杨的条件。
戴笠听到消息，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
戴笠以为，此次西安事变，自己事先没有明察张、杨的密谋，情报工作失职，所以酿出这等大祸。事变之后，蒋介石无论是生是死，自己终逃脱不了渎职误蒋之罪。不如随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为。
不过，他心里也打过小算盘，暗忖：此去西安，虽然凶多吉少，但也有安全因素：
一是张、杨既然同意宋氏兄妹赴西安，那么事变就有和平解决的希望。
二是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兄妹关系非比寻常，有此两层关系，张必不至于加害宋氏兄妹。
三是自己与张学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笃。张学良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想来不会将自己置于死地。
可是真到下决心的时候，戴笠又犹豫起来，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因为一念之差，一着走错，误入险地，被张、杨手起刀落，人头落地，岂不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耻笑吗？
如此思前想后，戴笠总是下不了决心。
突然，戴笠想起挚友胡宗南。胡久在西北驻节，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何不请其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
胡宗南很快回电，告诉戴笠说：“根据我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蒋介石绝无生命危险。蒋介石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你此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
戴笠茅塞顿开，终于下定决心。
戴笠请求一道去西北。而宋美龄起初担心他恶名在外，去了只有坏事。
宋子文却不以为然，对其妹说道：“让雨农去吧！雨农汉卿私交不错，而且那里还有不少他的人，能帮我们劝劝张汉卿，做做东北军的工作，也是好事嘛！”
当时，直接要求去西安”救驾“的黄埔学生，还只有戴笠一位，宋美龄似乎为他的赤诚感动，同意戴笠前去。
当天晚上，戴笠在南京特务处大礼堂，召集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今竟为张、杨叛逆所扣押，我们失职，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若校长平安返京，我亦能安危归来，否则，此次乃最后之痛饮！望我去后，诸位能安心工作，效力党国！”
戴笠把特务处的事务委托给郑介民和梁干乔，心情沉重地回到鸡鹅巷53号。
戴笠双膝跪在老母前，泣不成声。“儿平时奔走国事，疏于侍养，未尽孝道，此次儿奔赴西安，不知后果。望老母保重身体，勿以儿为念。”
戴母明白了怎么回事，平静地说：“我虽年迈，身体还好，如果人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会携家人回去住，你放心好了！”
戴笠含泪站起身来，转脸对自己的妻子鞠了一躬：“拜托你好好照顾老娘。”与家人泣泪诀别后，戴笠回到了自己办公室，颓然坐下，默默祈祷。
1936年12月22日，戴笠随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从南京机场登上飞机，直飞西安。
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张学良首先登机来迎。宋美龄与张学良寒暄数语后，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张学良、宋子文、端纳和戴笠鱼贯而出。戴笠看到机场四周荷枪实弹的士兵，害怕于己不利，不由神情紧张而又疑惑。
戴笠正想随端纳一起乘车，西北方面的警卫让他乘另一辆车。上车后，警卫立即将戴笠腰间的左轮手枪取下，戴笠不由一惊：难道真要对我下毒手？但事已至此，反抗亦是无效，他别无选择，只好乖乖地跟着那名士兵上了另一辆小汽车，驶向另一条马路。
过了大约半个来小时，汽车驶进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公馆。那警卫不由分说，就把他推进公馆的地下室，关押了起来。
地下室阴冷潮湿。戴笠在阴暗的地下室来回走动着。他万万没料到，自己连老蒋的面也没见上，就被关押了起来。整整一天一夜过去了，外边发生的一切他都不知道，除了那警卫给他送来三顿饭之外，竟无一人前来提审他。
一人呆在监狱里，戴笠不由胡思乱想，越想越觉得自己已无生还的可能。
次日凌晨，戴笠被地下室铁门的开锁声惊醒。一直避而不见的张学良走了进来。他双颊消瘦，极其疲惫，没有言语，只把一份东北军官兵联名写的报告递给戴笠。
“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几个赫然大字一下就闯入了戴笠眼帘。顷刻之间，戴笠感到末日将至，但好在长期的特务生涯让他练就一幅沉着不惊的性格，他仍强作镇静地在地上走了两个来回，说：“古语言：‘主辱臣死。’现在委员长蒙难西安，做部属的怎忍偷生？我若怕死也就不来西安了。”
张学良连连摆手说：“雨农兄，你不要误会。我无加害委员长之心，更无加害你之意。之所以将你另外寻找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东北军想杀你的人太多。”
戴笠一听，知道张学良还是很重旧情，不会杀他了。于是乘机劝道：“汉卿，我知道你也不是那种薄情寡义之人，可你知道，你这一下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张学良点点头，戴笠接着说：“好在委员长知道你的为人，知错就改，委员长会原谅你的。”
张学良当即签了手令，交给他的副官道：“你护送戴先生去见委员长。”
戴笠一进门，蒋介石一眼看见，便怒不可遏地骂道：“你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戴笠好久没有挨蒋介石的骂了，今天挨了骂，心底似乎倒倍感亲切、温馨，体验出了“打是疼、骂是爱”的含义。
看到这场面，宋美龄忙出言相劝道：“都什么时候了，还骂雨农，现在很多人恨不得你死的时候，他冒死来救你，忠心难得，就让他进来罢。”
蒋介石的心情何尝不是这样？来西安前，他没有听戴笠劝导，今见他又冒死来救，内心早就感动不已，只是他习惯了用打骂的方式来表达对下属的爱。
戴笠泣不成声。蒋介石吼道：“我人还没死，你哭什么丧！”话虽这么说，心里早存了回去加官犒赏的念头。
当时，西安方面许多人总担心老蒋回京后不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关于放蒋还是杀蒋的问题，所以一直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张学良知道事情越拖越棘手，必须尽快统一意见。所以，张学良主持召开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他会上颇为激动地说：“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为我而造成国家内乱，我张学良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的帮助下，终于一致同意送蒋回南京。
12月23日，宋美龄、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谈判结果，蒋介石接受了张、杨提出的6项条件，并对张、杨及其他军官的生命安全作了保证。
12月26日下午，西安机场上，身着藏青色呢大衣的蒋介石，以及宋氏兄妹等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登上飞机的舷梯，离开了西安。而戴笠则因蒋介石有特殊任务的安排，已提前回到南京。两位将军被囚禁
蒋介石在西安虽许诺保证张、杨两将军的安全，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的本性。当西安事变刚刚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他就在西安立即吩咐戴笠对张、杨两将军伺机下手。
张学良将军素来忠义，他主动提出陪蒋去南京，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当中共代表周恩来闻知张学良马上要送蒋介石直飞南京消息，立即驱车至机场进行劝阻，但飞机已经起飞。
果然没有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张学良将军很快失去了人身自由。
1936年12月26日下午3时，张学良一下飞机，就被宋子文、戴笠拥上汽车，直驶北极阁宋公馆，由刘乙光率特务队监视。
不久，国民党正式对张学良下手了。1936年12月31日上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长官以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又以张学良“勇于改悔，自行诣京请罪”的名义，予以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而扣押软禁起来。
在此同时，蒋介石把戴笠召到中山陵官邸。
蒋介石说：“张学良年幼不懂事，造成了很大被动，这其中杨虎城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张学良在东北军中还是很有威信的，宋子文要放张学良，这纯粹是书生之见，这正是收拾东北军的好机会。”
接着，戴笠说：“委员长明鉴，只是东北军的老部属来找，特务们不好拒绝。”蒋介石不耐烦地一挥手说：“你难道不能将他秘密扣押吗？”蒋进一步规定：如果住地移动，更要机密，万不能让张趁机跑掉。平时，对张不是死死关着，应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等等。在实际看守过程中，戴笠不但严格遵守，而且进一步充实发展，确实使囚禁张学良的事做到了万无一失。
蒋决定囚禁张学良后，曾经保证张学良赴京安全问题的宋氏兄妹为之深感内疚。宋美龄因此当着蒋、戴的面，要蒋嘱咐戴笠，不许对张乱来，到溪口后让汉卿能自由走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生活，允许老友探望，允许对外通信等。蒋、戴当时都一一承诺。由于戴笠与张的私交甚好，张学良后来在大陆几移住地，戴在生活上对张也未敢违逆承诺。
然而，戴笠对杨虎城却极端仇恨，1937年抗战爆发后，复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西安事变后不久，杨虎城被迫辞去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出国赴美考察。抗战爆发后，他再度满怀激情回国参战。当他携妻带子到达香港，收到戴笠的电报，约他先去长沙与其会合，再一同前往南昌，面见蒋介石。
可是，他到长沙时，戴笠却去了武昌，只留下一纸便条，约其去武昌碰头。他猜不透到底要搞什么鬼，只是在抗日报国的激情下去了武昌。
到武昌后，戴笠接他并陪其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次日又设宴为其接风洗尘，招待得极为周到。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杨将军已经陷入了蒋介石和戴笠设下的圈套。
西安事变后，戴笠总是把责任尽量往杨虎城身上推，想借此为张学良开脱。他这样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方面他念及张学良对他的不杀之恩，希望蒋介石不要扣押张学良；另一方面，则是戴笠一直对杨虎城心怀不满。在感情的天平上，戴笠十分感激张学良，仇视杨虎城。
只是因蒋介石强调“军纪国法”，一定要扣押张学良，戴笠无法阻止，除了在其职权允许的范围内，在生活上尽量给张学良以方便外，内心深处总是把张学良的被押归罪于杨虎城。他觉得若无杨虎城的怂恿，张学良是不会发动“兵谏”的。他甚至对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却畅游欧美而愤愤不平。
西安事变虽是张、杨二人共同发动的，但蒋介石对他俩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后来蒋介石扣押张学良，许多人为其求情，蒋介石曾愤愤地对其幕僚长陈布雷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汉卿的天真、阅历浅，由汉卿出面。戴雨农几次报告，说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派自己卫队严密保护我的。张汉卿可以不杀，但军纪国法的尊严要维护。”
当蒋介石命其设法拘捕杨虎城时，戴笠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在幸灾乐祸：姓杨的，这次该收拾你啦！
不几日，杨将军被安排住进熊式辉的别墅后，戴笠先是派了20来名便衣特务住在别墅的一楼，负责监视，不久，他又奉蒋介石之命，加派了一个宪兵连，做外围警卫，共同看守杨将军。
于是，杨虎城与张学良一样，开始了长期的囚禁生活。
而戴笠对于杨虎城的生活却远没有张学良关照，对杨虎城的亲属更是极其苛刻，限制更严，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杨将军终于死在特务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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