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人团”建设
1929年5月15日，在操场中六期毕业生已然肃立站好，四年的艰苦军校生涯终于结束，大家都在听着蒋介石蒋校长的训话：“……如果是革命的，大家就要一德一心的服从领导，如果是反革命的话，大家尽可以将枪口对准我的胸膛，反言之，同样……”
士兵、军官们都鼓起掌来，然而，这其中确有一人始终瞅着蒋介石一动不动——他就是唐纵。
军校毕业之后，唐纵被分配到了军校，但因唐纵不喜欢带兵打仗，不久便离开了军队，去了南京。
此刻的南京一片萧索，冷风吹拂着静静的秦淮河畔。唐纵百无聊赖，一个人落拓而行。心中暗自苦想：原以为军校毕业之后便可飞黄腾达，像第一期胡宗南等人一样威风，可不想在军队中屡遭排挤，看来自己是不合适带兵打仗的，那又干什么呢？
他凝思低头，一不小心碰上迎面走来的两个人。
“对不起！”唐纵侧身欲过去，那两人却一把揪住唐纵道：“老熟人也不认识了？”
唐纵这才定眼细看，一看之下，不禁大叫起来：“这不是左兄、陈兄吗？”左兄乃是左曙萍，陈兄乃是陈奠南。左曙萍原是军校政治部的干事，陈奠南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助理干事，唐纵是在军校结识的二人。
“乃健，如此消沉郁闷，是为秦淮河畔的小红，还是小玉啊？”左曙萍戏谑道，三人听后不禁笑了起来。
唐纵笑了几声又恢复原貌，眼望着远处枯树，淡淡地说道：“唉！一言难尽啊！军校毕业，没有出路。”
陈奠南道：“咱们交识不深，但可以看出乃健老弟乃是一位卓识之才，又怎能报国无门呢，哼——不如这样吧，我们几个人打算办一个报刊，名已起好，叫《文化日报》，不如你也来加入，咱们也为校长在文化界出力吧！”
唐纵一听，暗自想到，这倒是适合自己的个性，不如先参加再说。想到这里便感激地说道：“真是多谢二位兄长了。”
“哪里，都是黄埔同学，理应为校长出力，再说另外几个办报的郑锡麟、曹恢先、沈重宇你大概都认识吧？”左曙萍一旁说道。
“认识，认识，他们我都认识。”唐纵狠劲地点了点头。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了复兴社的特务。
陈奠南一拉唐纵，道：“那咱们这就去吧，报址在军校特别党部，内可以宣传政策，外可以安抚民心。”
唐纵笑道：“陈兄实乃一报业家也。”
从此唐纵的生活又换了一种方式，开始固定下来，每日以记者的身份，四下巡游，搜集情报，通过陈奠南等人向蒋介石的秘书转达。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如今又是一个新闻记者了，我的面目又当改换一番，但是仍然还是要把摸枪时代的精神来摸笔，更需要倍加努力一番。”
真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不知中国的军阀统治何时才能结束。各大报纸中具有革命精神的人都撰文批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一些小的军阀，然而唐纵他们的《文化日报》却是独树一帜，为蒋介石摇旗呐喊：
“蒋总司令是中国唯一的领袖！”
卖报的童子在高声叫喊，行人驻足观听，私下纷纷骂道：“哪个王八蛋这么写的，真是昧着良心说瞎话！”
贺衷寒正匆匆地向总司令部走去，一听这个消息，便也停下脚步，朝那报童走去。
报童抽出一张报纸，怯怯地道：“先生，买吧，是唐纵先生主笔的《文化日报》。”
贺衷寒接过报纸扫了一眼，一把揉成大团，揣进西服的袋里，掉头便走，他觉得这份报纸办得很好，他得见见这个叫唐纵的人，好好利用他们为校长在文化界树立形象。
“先生，您，您还没给钱呢？”
报童跑上来，小手抓住了他的衣角，贺衷寒不耐烦地用手拽回衣角，大声喝道：“滚！”便进了自己的车内。
身后传来了小孩的哭声，这是小孩赖以生活的钱，他可能绝对没有想到，这会导致小孩或者小孩全家忍冻挨饿。贺衷寒此刻心中只有一个思想，便是与曾扩情、酆悌等人接收这个报纸，形成一个文化托拉斯，在文化领域搞特务活动。“唐纵，这个名字不太熟悉。”贺衷寒默默念道。
编辑室里静静的。唐纵坐在他的主编室里整理稿件，忽然有人敲门，唐纵忙起身开门，见是郑锡鳞，急忙把他让进屋内。
郑锡麟是这份报纸的创刊人之一，和唐纵是老同学，笑眯眯地道：“乃健兄，你的那几篇稿子影响很大，上面，陈立夫秘书长特别表扬你呢，说你对稳定时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唐纵谦虚道：“靠诸君的努力，我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郑锡麟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道：“有一个人很想见你，不知你是否有时间？”
唐纵的脉搏跳动加速，是蒋介石还是陈立夫要见？心里一面想嘴却淡淡地道：“要见我自然是很看重我了，我怎能不给人家面子，就是再忙也要去的，却不知要见我的是哪一位？”
“戴笠戴雨农！”
“戴笠戴雨农，这个名字好像以前在哪里听说过？”唐纵心中大失所望，喃喃自语。
“他是咱们的同学，也是六期生，你以前没听说过他，他倒是知道你呢。”
“他见我要做什么？”唐纵已经心不在焉了，随口问道。
“意大利黑衣队，你听说过没有？”郑锡麟压低了声音问他道。
“听说过，他们奉行铁血主义，我觉得中国现在就缺少这种组织，否则人民都会恭顺，校长的权力也会巩固。”唐纵忽然又来了兴趣，对于这些组织他是有些研究的。
郑锡麟听了他的话，高兴地一拍巴掌道：“我们果然没看错人！”
“你们？”
“雨农，我们还有几位决心成立这么一个组织，专为校长收集情报，监视不轨，看到你才能过人，所以想吸收你加入，在文艺界为我们占一席之地。”
“我，行吗？”唐纵问道。
“你，绝对行。雨农兄说你很适合干这一行，而且他有许多事还要向你请教呢！雨农兄现在可以直接谒见校长。我们可以跟着嘛——”说着，郑锡麟得意地大笑起来。唐纵也随着大笑起来。
几天后，在郑锡麟的带领下，唐纵见到了戴笠。
唐纵打量着戴笠，只见此人个头不高，甚是粗壮，没什么特别之处，但眉宇之间却有一股浓浓的霸气，此人脾气估计很暴躁。
戴笠也打量着唐纵，看起来这个人作为学者更为合适，笑眯眯的，不过这才是干这一行的高手。两人寒暄谈话不到一刻钟，便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雨农兄，你比我们都大，我们以后就听你的。”唐纵感到找着了升官发迹的“稻草”，脱口而出。
这时又来了几个特务，都是戴笠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通讯组组员，有徐亮、胡天秋、马策、周伟龙、郑锡麟、梁干乔、张炎元、黄雍，听了唐纵的话，也随声附和：“对，咱们听雨农兄的，以后，雨农兄在校长面前也有面子，绝对不会亏待咱们自家兄弟的。”
戴笠辛苦了几年，终于看到自己的势力开始扩大了，能不高兴？便率先提议说：“不如咱们拜为把兄弟，组成‘十人团’，为校长尽职尽忠，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唐纵等几人看到戴笠确是真意，且又可使自己有机会向上攀附，随即表示赞成。随后，在戴笠的带领下，对天发誓，歃血为盟。
“诸位，咱们现在也是个小组织，可一定要格外努力！”
戴笠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其余人也学着他的样子一口气喝干了酒。
唐纵打着饱嗝道：“诸位，雨农兄，我看咱们不如这样，各人分散，四处收集情报，全面出击……”
戴笠一听鼓掌道：“早就听锡麟弟说乃健兄足智多谋，今日一见果然盛名之下并无虚士，就按你说的办，你老弟，就负责文艺界了。”
“这叫以笔代枪！”郑锡麟道。
从此唐纵便开始了文化特务的工作。不久，他在贺衷寒、曾扩情等人的帮助下，改组《文化日报》，更名为《建业日报》。
这年12月28日，大雪飘飘。
十人团在戴笠的居处聚会，戴笠满面春风，对众人说道：“校长要成立一个大组织，目前尚无定处，不过，我想到时我们都是其中的骨干。还有唐纵，校长今天提到你了，说你是文艺界的一花独秀，你可要好好干！”
“我会的！”唐纵习惯性地扶了扶镜架，等待着雪下得更大。
一次，戴笠邀请唐纵到家里喝酒。喝到夜里一点多钟，二人喝得酒酣耳热，不时碰杯。唐纵说：
“黄埔同学中显然存在着一、二、三期与六期的界限。不客气地说，第六期的人要比其他各期都强！现在缺少的是能够领导的人。而前几期争领导的人太多了，结果力量是不会集中的。”
“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由六期的人出面领导，那三期的人不服呀。”戴笠若有所失地说。
“那我们怎么办？”唐纵试探着问。
“我准备搞一个以六期同学为主的情报网，和他们较量。我就不信六期的超不过三期。”戴笠流露出凶狠的目光。
时局动荡，讨好蒋介石
1931年，由于时局的动荡，给人的心情平添了几丝秋凉意。虽然只是刚到深秋，但南京城内已添了几分寒意。
蒋公馆里，蒋介石双眉紧锁，两眼微闭，紧靠在美式真皮沙发上。背后是国父孙中山的大幅像片，庄严而肃穆地凝视着寂静无比的室内的一切。
“来人！”随着一声略带沙哑的奉化口音，在空荡荡的大门内响起，侍卫长王世和立刻快步走了进来。
“你把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肖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给我叫来，对，还有邓文仪。”蒋介石揉着太阳穴说道，这些人都是黄埔的骨干（大部分是一期生）和与情报工作有关的重要人员。
十几个人都难以揣摸这次会议的目的，蒋介石快步走进了会议室，黑披风挂在了沙发角上，侍卫忙过去，让蒋介石坐下，蒋介石却摆了摆手，坐在了一边的太师椅上。
郑介民望着那件黑披风，不禁想起了几年前在军校的情景，充满崇敬的望着蒋介石。
蒋介石喝了一口水，稍稍停顿了一下，不知是在考虑问题，还是在品尝杯中白水的滋味。
戴笠、贺衷寒等人腰杆挺得笔直，他们都在脑海中盘旋着一个大的问号。恰在此刻，蒋介石也挺直了腰杆，举目打量着每一个人，戴笠低下了头，贺衷寒低下了头，郑介民低下了头——十几个人都窘迫地埋下头去。
空气仿佛凝固，时间好像停止了。沉默……
蒋介石喃喃低语：“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肯定要失败！”
听到这些话，在座的人不由得目瞪口呆，邓文仪记录的笔也掉到地上。
蒋介石抽动着鼻子，哽咽而语：“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人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他向外甩了甩手，吼叫道：“算了，我不讲了……散会。”
黑披风旋风般地离去，在座的面面相觑，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校长的心事，学生们并非一点也不能体会到。试想想，这一年是多么地倒霉吧！先是在中原大战中指挥部遭敌军袭击，蒋介石从梦中惊醒来不及穿皮鞋，只穿上了袜子爬到所在列车的车顶指挥作战，接着又是第二次围剿红军大败而归；再接着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等围攻反蒋，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中艰难度日，这些侍从副官们看着愁眉苦脸的领袖，个个面面相觑。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救亡运动势如排山倒海，无可遏止。同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由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向高潮发展，并且在全国各阶层人民汹涌澎湃的抗日爱国运动汇合之下，声势日益壮大，蒋介石的手指在微微发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成了他的心腹之患。
但他如果再不表示抗日，不但会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也难有他的栖身之处。这一点他的几位爪牙侍从们是难以理解和体会的。
几天前，一群爱国学生涌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
那是一张张被热血充斥、被爱国热情所激动的青年的脸，人群的呼喊汇成一股嘈杂的旋风，激烈的言词互相点燃起怒火。
蒋介石没有了办法，只好站在花岗石的台阶上讲道：“我蒋某人当然要抗日，但是赤手空拳如卵击石。此刻暂且容忍，决非屈服。到了忍无可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必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学生的眼中冒着火，牙齿咬得发紧，蒋介石回到政府不得不换了一副嘴脸：假抗日真反共。他决心以标榜复兴民族、复兴革命、充实国力、准备抗日为幌子，借以缓和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激与仇恨，同时又抱定一个主意：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也是政府之罪；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翦除异己……“宁忘九一八，毋忘平赤祸！”
蒋介石的心事，桂永清、贺衷寒、戴笠诸人只能隐隐感觉到一点，但老蒋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又到底想让他们干什么，众人则一点头绪也摸不到，只好坐在那里发呆。
会议室里只有香烟飘渺，众人都在揣摩着蒋介石的意思。终于，还是有人说话了。
“还不是老头子对时局感到困难，要我们想办法！”康泽耐不住寂寞，说了一句谁也晓得的废话，惹来其他人一番讥笑。
“你是情报专家，你说校长究竟要干什么？”几个人又把注意力转到了戴笠身上，戴笠虽属黄埔的“小字辈”，但一打入伍就在蒋介石身边当差，深得重用，应该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来，可几个人得到的仍是闷声摇头，戴笠一张马脸吊得比以前更长了。
会议没有结果，正待散会，老蒋的侍卫长王世和进来请几个人去党部开会，说蒋介石有要事相商。
几个人又一次坐进会议厅，蒋介石依旧黑披风在身，这次总算有了点眉目，就是大家都认为“要组织起来”。接着又是第三次会议。
贺衷寒哭丧着脸，抽搐着嘴角，结结巴巴地道：“时局虽然很困难，只，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
蒋介石冷眼看了一下贺衷寒，手指敲动着圆桌，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并露出自己的一点点意图：“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像苏联的那种格鲁乌（即情报总局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
康泽看了一眼郑介民，站起身道：“就我和介民所知，苏联的格鲁乌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党员去组织的，在各地还受党的监督。”
蒋介石的语调终于变得平静了。他本想透露他那隐藏在内心的思想，但最后只淡淡地说了几个字：“你们，慢慢去研究吧！”
这十余人七嘴八舌也没讨论出个名堂，但当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时，十几个人的心情却都同样的沉重。这是1931年最末一个月，汪精卫、阎锡山等人再次迫蒋交出了政权。
戴笠更是如丧考妣，坐在鸡鹅巷他的寓所里发脾气，除了他的老母外，家里人谁也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
“长官，你快吃饭，不然又该凉啦！”勤务兵贾金南走到他面前，手里托着盛饭的盘子。
“谁说我吃饭啦？谁让你端的？你给我拿走！”戴笠不耐烦地冲贾金南吼道。
贾金南跟他时间久了，说话也很随便。他略有不满地小声道：“就是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嘛！”
“你！你给我滚出去！”戴笠的无名火一下蹿了出来，只见他抢前几步，一把夺过贾金南手中的托盘，哗的一声，连饭带菜一齐摔在了地上，房间狼藉一片。贾金南吓得跑出了房间，身后是戴笠老牛般的气喘声……
就在戴笠发脾气的时候，蒋介石的宠臣曾扩情则在南京浣花菜馆与贺衷寒、酆悌、康泽等人一边吃饭，一边谈论着怎样组织起来的话题。正边吃边说之际，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胡宗南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闻风而来，胡宗南是老蒋的爱将、勇将，曾扩情岂能不明白？他急忙请胡宗南入席，笑着请胡宗南发言。
胡宗南轻咳了一下嗓子，环顾众人，毫不客气地说道：“校长虽然下野了，但我们黄埔系同学更要团结。这问题很急迫，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我看先要有人领头，要推选几个人先负责筹备。如果你们没有意见的话，我推荐衷寒、酆悌、滕杰、康泽、周复你们五位老兄先负责筹备。”
其他人深知胡宗南的影响，所以都不敢提出异议。“对了，我此次去奉化，立即向校长报告。你们五位就可以开始筹备了，比如拟定章程、纲领、誓词，考虑吸收哪些人参加，如何吸收法？拟好后，就直接报给校长批示。”
胡宗南饮了一杯残酒，匆匆告辞。
胡宗南心里还在想着另外一个他的把兄弟——戴笠。他知道，不能没有他。
“琴斋，你可来了！”戴笠仿佛怕胡宗南溜掉似的，紧紧握住他的双手。他感觉逝去的太多，太多。
“嗨，与曾大哥他们讨论事情。雨农，咱们去玄武湖坐坐吧。”胡宗南指着远处道。
玄武湖离鸡鹅巷不远，此时枯枝败叶，满目残荷，一片凋零，与两个月前的翠荷滚珠，碧波浩渺，垂柳依依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两人一时无语，好久胡宗南才道：“雨农，贺衷寒、桂永清、曾扩情、郑介民、邓文仪、酆悌、康泽、肖赞育、周复、滕杰，这些人你认识吗？”
“琴斋兄，这是……”戴笠疑惑地望着胡宗南。
胡宗南笑而不答，戴笠的脸急得发红。
“雨农，你还是改不了这个急脾气。”胡宗南向玄武湖中打了一长串水漂，回头对戴笠道：“中午我们准备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我报上了你的名字，这次我去奉化看望校长时，便会将成立组织——力行社的宗旨及名单向校长汇报。”
戴笠听后，兴奋得直搓双手：“琴斋兄，这可太好啦！谢谢你！你知道，这几天我想的就是这件事，就是不知如何干起。有你们这些老大哥指点，戴某一定搞好情报，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戴笠越说越兴奋，几天来冥思苦索的问题迎刃而解，他顿时觉得浑身有用不完的劲。
其实，戴笠、胡宗南等人只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蒋介石此次下野仍是“以退为进”，到1932年又重新得到了大权。
收买一号杀手
王亚樵在上海滩不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流氓大亨们对他另眼相看，而且也曾与戴笠结拜为兄弟，而其组织的“安徽帮”更是显赫一时。
1927年秋，王亚樵曾计划谋刺助蒋为虐的安徽军阀陈调元。适时戴笠在上海因蒋介石下野，密查组解散，生活无着，颇为困厄，但他却没有去找王亚樵。戴认为王亚樵其人生就反骨，难为政府所用。在戴看来，凡是与政府作对的人，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1929年，王亚樵与“西南派”王乐平、常恒芳、刘庐隐、余立奎等人组成反蒋集团，开始积极谋求以军事实力讨蒋。并由王亚樵联络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起兵反蒋，但由于反蒋组织成员、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告密，西南派的中坚人物王乐平被蒋派遣的特务陈希曾暗杀，方振武被诱捕软禁于南京，石友三失败。王亚樵知情，派杀手于1930年7月24日上午10时将赵铁桥击毙于上海招商局门前。
1930年，蒋为筹集剿共经费，在安徽省推行“米照捐”。王亚樵为此组织“安徽旅沪学会”，发起召开抵制“米照捐”大会，同时推派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组织安徽米商罢市，米船停运等等，造成米价飞涨，民众也恨政府，蒋不得已取消“米照捐”。蒋后来得知此次运动是王亚樵一手筹划组织，当即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从此，戴笠与王亚樵的兄弟关系结束，开始了长达六年多的较量。
1931年2月28日，蒋下令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西南派”被激怒，派人携二十六万元巨款到上海找王亚樵，请求杀蒋救胡。王受命后，经过周密的研究和计划，派出两路刺客，分赴南京、庐山，伺机下手。在庐山一地，杀手陈成在山道上恰遇蒋介石，陈成掏枪就射，但由于距离稍远和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陈成一击不中，当即被蒋的卫士乱枪打死。南京一地，四名杀手终于等到一次蒋介石演说的机会，化装成新闻记者和学生混进会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因担任总联络人的王亚樵妻子王亚瑛临阵怯懦，发出“暂缓执行”的暗语，使得南京刺蒋功亏一篑。结果，两地刺蒋都没有成功。
1931年7月23日下午，王亚樵本着西南派“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亲率杀手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但误中宋子文秘书唐腴庐，宋却死里逃生。
刺蒋、刺宋未成，却给蒋介石集团以极大的震慑，加之当局久未破案，更使蒋等人寝食不安。在当时，戴笠仍在“跑单干”，未形成自己的特务系统，羽翼未丰。整个国民党军警系统，还没有一个人是王亚樵的对手，因而王亚樵达到一生暗杀活动的顶峰时期，继续干出一些轰动国内外的大案。
1932年4月29日，侵沪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日本“天长节”（天皇诞辰）活动。王亚樵受代理行政院长兼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之托，通过朝鲜志士安昌浩先生及其学生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人，用特制的定时炸弹捣毁了“天长节”，当场炸死日军白川大将、居留米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瑞、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十三人，其中白川大将是被中国军民在整个抗战期间击毙的最高长官。此次爆炸影响所及，犹如一场地震，震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讨论东亚问题的裁军会议上，与会的各国外交家们也受到强烈震撼。
白川被杀，也使蒋介石为之震动，并引起他的兴趣。他觉得能策划和实施此案的人，决非等闲之辈，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所用，中国还有什么政敌不可除去呢？于是，蒋要当时出任特务处长不久的戴笠密查“四二九”案系何人所为。
戴笠经过调查，确认此案系王亚樵所为，于是如实向蒋汇报。蒋决定对王亚樵进行政治收买，并要戴笠寻找与王亚樵联系的渠道。戴笠得令后，派特务处特务、早年曾与自己一起追随王亚樵的门生胡抱一携四万元巨款到上海收买，遭到王亚樵拒绝。蒋介石一计不成，再令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胡宗南、王亚樵合组安徽省政府，让王出任省政府副主席，以此作为诱饵，又遭到王的拒绝。
两招不灵，蒋认为王亚樵是不愿屈居早年的两个盟兄弟之下，于是派王亚樵的安徽老乡、一起参加辛亥革命，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亲自上门拜会王亚樵，开出的价码是陆军中将的实职，不料又遭到拒绝，此后，王亚樵又被戴笠逼走香港，一次次的较量使王亚樵加入反蒋序列，策划暗杀蒋介石。
汪精卫被刺，较量中再现锋芒
王亚樵被戴笠逼走香港后，与西南派反蒋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合作，从事暗杀蒋介石的活动。王亚樵总结了多年失败的教训，决定由手下的大将华克之率领张玉华、孙凤鸣等人到南京创办晨光通讯社，以记者身份接触国民党上层，打听蒋介石的起居行止，伺机进行狙击。原则是周密计划，长期准备，不搞盲目行动，务求杀蒋成功。
果然，此举效果显著。晨光通讯社于1935年春末正式成立，并开始发稿，不到半年时间就出现了两次刺蒋机会，只因蒋戒备森严，难以接近则未能下手。虽如此，王亚樵、华克之等人确信，他们已经在一天天向蒋介石身边走去。
机会终于来了。
1935年11月1日，经过长时间筹备的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各大报社、通讯社都派出最得力的新闻记者赴会采访。
上午，参加会议的一百一十一名中央执监委员预定开幕式之后，在中央党部礼堂第一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中委到了一百一十名，因久等“第一号”中委蒋介石不至，“第二号”中委、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只好“领衔”带领全体中委拍照。
汪精卫身穿得体的白色西服，满面春风。
今天他心情极佳，各个实力派别都来参加了这个会，蒋介石也推汪氏主持开幕式，他大出了一次风头。
“大家不用等蒋先生了，我们一起照。”汪精卫优雅地挥了挥手，在引导员的带领下走到中间位置上，摆出庄重的姿态，脸上露出雍容凝重的笑容。
“砰”一声枪响，化装为记者的孙凤鸣挺枪而击。
汪精卫应声倒在地上，血流如注。场面一时混乱不堪，平时威风凛凛的国民党高官们一时乱了手脚，四散奔逃。张学良瞅准空档，照准孙凤鸣裆部踢了一脚，孙凤鸣晃了两晃，终于摔倒在地。特务们乱枪齐发，孙凤鸣倒在血泊里。
风平浪静之后，蒋介石走下楼来，抱着汪精卫：“兆铭兄……”
陈璧君两眼含泪，愤怒地说：“蒋先生，你不让兆铭干就明说，让兆铭出国好了，何必下此毒手？”
蒋介石神情尴尬，连说：“误会，纯粹是误会！”他转脸对侍卫们吼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送汪院长去医院！”
汪精卫被刺，在国民党中引起极大反响，改组派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来电质问，蒋介石穷于应付。
无奈之中，他召来戴笠。
“废物！娘希匹！我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是让你们白吃饭的？失职！严重失职！革命的灵魂？领袖的耳目？狗屁！屁用没有！”蒋介石骂了一通，仍不过瘾，又愤愤地骂道：“竟然让人明目张胆地来中央党部行刺？一群饭桶！限你三天时间破案，找不到线索，不要来见我！”
戴笠嗫嚅道：“国民党中央全会的保卫工作是由宪兵司令谷正伦负责，学生……”
“今天就交给你办！”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
戴笠不敢再辩，收紧双腿，“啪”地一个立正，语调铿锵地说：“校长放心，学生一定在三日之内查明真相，让案情大白于天下！”
蒋介石面色缓和了许多，他朝戴笠点了点头：“雨农，这件案子事关重大，只有你亲自去办，我才放心！”
本来，按定例中央党部开会，警卫工作由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首都警察厅长陈焯、中央组织部调查处长徐恩曾共同分工负责。枪杀案发生后，立即组成由宪兵司令部、警察厅、调查处共同参加的专案侦缉处，也是由cc系特务牵头，与戴笠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何尝不知这些关节。但他素知侦破这种行动案件不是cc系特务所长，南京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那批“娘希匹”工作效率又太低。案发后已经三天了，结果凶手死了，晨光通讯社关门了，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只抓了些不相干的嫌疑犯来糊弄他，整个南京城都被他们搅得鸡飞狗跳，这才想到要把戴笠找来，要他负责侦破此案。
戴笠又何尝不知这顿骂挨得有点冤枉。但他转念一想，校长受到天大的委屈，不向他最亲信的人发泄，又向谁去发泄呢？再说，保卫校长的安全是我戴雨农的天职，岂能容忍他人谋害。现在校长把这项任务从徐恩曾那帮家伙手中拿过来，交给我，这又何尝不是校长对我的信任和厚爱。
戴笠再做了一番校长厚爱于自己的推测后，开始思考这次枪杀案，戴笠反复推测，这次枪杀案目标显然针对校长而来。要校长脑袋的人不会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搞暗杀，那么只能是反蒋派。在反蒋派中，谁有这么大的胆量、魄力、手腕、技术，策划实施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想来除了王亚樵，就当今中国尚找不出第二人。想来，这王亚樵的头不拿下来，我戴笠的头迟早会被校长拿走。
戴笠研究此案后，并没有派出大批特务搜查晨光通讯社，封锁车站、码头，进行全城大搜捕。他认为实施这种“天字第一号”枪杀案的每一道步骤、每一个细节，事先都是经过周密策划的。案发后，再兴师动众地搞什么大查大捕，不但徒然耗费精力，而且会贻误最宝贵的时间，让真正的凶手有喘息和脱身的机会。
同时，戴笠又认为，无论组织得多么严密周详的案件，总是会有蛛丝马迹好寻的。比如，这个晨光通讯社的枪手虽然死了，晨光通讯社也关门了。但据戴笠所知，国民党对首都新闻机构历来是控制得十分严密的，筹办时必须把负责人的详细履历、主要职工的履历、京中保证人及其履历、经费来源、成立通讯社的宗旨、每日发稿数量等等，都要填入表格，到国民党南京市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逐级办理手续，平日更要接受中央社的严格检查指导。如果沿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必有所获。
戴笠果不愧于自己的称号！
沿着这条线索，一下子查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人，此二人在筹办晨光通讯社注册手续与申请经费时帮过忙。一个是南京钟某中学校长李怀诚，另一个是浙江人项仲霖。
戴笠大喜，即派特务将此二人抓来拷打。李怀诚是王亚樵故交，与王亚樵一起参加过“福建事变”，并协助王亚樵逃出上海，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酷刑下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的全部名单及家庭成员及住址，同时也才知道“晨光”通讯社的社长“胡云卿”其实就是王亚樵的大将华克之，再追下去，还查出通讯社中还有一位汪派人物。如此一来，陈公博、陈璧君再无话可说了。
接下来，戴笠开始了大逮捕，他的计划是先将王亚樵的党羽铲除干净，然后再捉拿王亚樵。
据叛徒提供线索，王亚樵的两名主要干将张玉华经常住上海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华克之住上海法租界赫德里路。
戴笠感到这两个人十分重要，若擒获，等于除去王亚樵的左右手，因任务艰巨，他把上海的沈醉召来负责。
沈醉成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颇有点“少年英才”，这里有一点历史。
那是一个秋天的晴朗日子，江两岸的树叶子都黄了或红了，天上没有一点云彩，江水也特别清澈。他站在船头，望着渐渐远离的故乡，心中不由生出一丝怅惘，这可是生他养他的故土啊！在中学里，他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每找到一张报纸都认真地几乎是一字不漏地读完，外面的世界多么广阔！噢，革命！该是多么热烈！要干出一番事业就要到外面去，姐夫不就参加过北伐战争吗？对，找姐夫去！听说他在上海混得不错，有他帮助，或许我也能干出点什么来。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而这种豪情一时间压住了离开家乡的哀愁，好男儿志在四方！
到了上海，看着花花绿绿的世界，他不由地陶醉了，这可是在家乡湘潭看不到的。高高的楼房，宽广的街道，街上来往不绝的轿车，还有梳着各种发式，涂脂抹粉、穿着旗袍走起路来一闪一闪露出大腿的美女……这是一个多奇妙的城市啊！
好容易才找到姐夫余乐醒。姐夫已不是照片上穿军装的样子了，似乎在干一种比较秘密的工作。一开始姐夫只让他到城里玩玩，不告诉他自己在干什么。姐夫仍把他当作天真无邪的孩子，当他催姐夫介绍他参加革命工作时，姐夫漫不经心地笑了笑：“你口口声声喊要参加‘革命’，你懂得什么叫‘革命’？”
姐夫不理解他，倒是戴笠先生对他很赏识，组里有那么多年长有经验的人，戴先生偏偏看中了他，让他当组长，在那些组员的眼里，他还是个孩子呢。想到“组长”，他不由想起那一件事，为自己的小计谋感到得意。
那是4月份的事。戴先生怀疑上海区情报组组长徐昭俊有“越轨”行为，便秘密命令上海区区长余乐醒把徐昭俊押往南京受审查。这一下可难倒了余乐醒，徐昭俊是黄埔三期的学生，武功高强，身手特别敏捷，一手枪法更是出神入化，要逮捕他谈何容易？要是漏了风声，徐昭俊先动起手来，恐怕……沈醉看到姐夫愁眉不展的样子，追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姐夫一开始吞吞吐吐不肯说，沈醉说：“姐夫，有什么事说出来，大家商量着解决嘛。”姐夫对他的小聪明有所了解，所以迟疑一下，还是将事情悄悄地对他说了：“有谁能制服得了徐昭俊呢？这件事可别对任何人说，万一……”他脑子一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对姐夫一说，姐夫想了一想，笑了起来，但接着又发愁：“谁敢去呢？出一点岔子，那可是要命的事……”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去！”姐夫看了看他，摇了摇头：“你？不行，不行……”他反过来安慰姐夫：“姐夫，你放心，凭着我的智谋……”姐夫对他的聪明确实有过领教，最后慢慢地点了点头。
他刚见到徐昭俊，吓了一跳，徐昭俊四十多岁，虎背熊腰，方脸庞，大胡子，十分威猛。姐夫对徐昭俊说：“老徐，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你好好看着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唉，犯大错，连戴处长都知道了，我想包庇也……也……也没那么个胆子。”徐昭俊安慰姐夫：“放心，放心，戴处长知道陈沦是你妻弟，不会不留点情面的。”陈沦就是指他，当时他也起了化名，沈醉——陈沦。
在火车上，徐昭俊牢牢地看住他，他装出害怕、不安的样子，一双眼睛骨碌碌左顾右盼，两只手不停地搓着。连上厕所，徐昭俊也跟在后面，把住厕所门。
火车到了南京站，他和徐昭俊刚下车，两个身材高大、膀大腰圆的汉子就迎了过来，他看到他们的腰部都鼓鼓的。其中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汉子问：“他就是陈沦？”徐昭俊连连说：“是，是。”“上车！”
他和徐昭俊上了车。车开到北门桥停了下来。“络腮胡子”问他：“信呢？”他忙将信递了过去，络腮胡子看都没看，就打开车门，“下去吧。戴老板等着见你呢。”徐昭俊喊了起来：“他是犯人，你们——”叫了一半就吞了回去，他回头一看，另一个大汉已用枪抵住了徐昭俊的后腰。
他下了车，走了一段距离，找到了鸡鹅巷五十三号，敲了敲门，喊了一声：“是陈沦！”门打开了，一个人把他领到客厅。戴先生早在门口站着，见了他高兴地说：“怎么样，陈沦？”他把路上的情形讲了一遍，戴先生连声称赞：“好！好！”那天戴先生留他吃午饭，在吃饭时，戴先生问他最近的生活情况，对他很关心，他觉得戴先生和蔼可亲，一点也不像那些人说的那样可怕。“后生可畏，后生可畏。”戴先生放下筷子，望着他，连声说，“前途无量啊，年轻人。我怎么犒赏你呢？”停了一下，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纸上几行字下盖着一枚鲜红的大印，“这样吧，徐昭俊给逮来了，情报组组长位子空着，就由你来干吧。”
他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只觉得戴先生真是慧眼，这么赏识自己。他早就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了，可到上海这么长时间仍碌碌无为，连姐夫都没把他放在眼里，而戴先生……他心中顿时涌起无限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为戴先生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其实他很早就认识戴笠了。那还是他刚到上海不久，姐夫经不住他的恳求，答应介绍他参加“革命”，但又向他说明，现在的“革命”不同于北伐革命。沈醉当然知道，他在书中看到许多秘密斗争的故事，姐夫不就是干地下工作吗？这工作更合他的口味。姐夫给他三天时间考虑：“你要好好考虑，参加了组织，首要的一条是严守团体秘密，对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儿都不能泄露，否则要受纪律处分。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参加了组织就不能任意退出，不能擅自结婚。还有一条，就是这个工作有时是要冒险的……”他却等不及了：“姐夫，这些我都知道。冒险才有意思，再说，对付几个人，轻而易举。”他身子一翻，用大拇指和食指倒立于地板上。姐夫似乎很满意：“那好吧！”
他填了表，成了特务处上海区的联络员，化名陈沦。他当上联络员的第一件事就是奉姐夫命令送信给戴笠先生。
戴笠先生当时是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警官学校设在西湖畔的杭州。警卫把他带到办公室，他看见一个身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正在打电话，这人中等身材，长脸大嘴。那人打完电话，警卫报告：“戴长官，上海区的交通员前来送信。”
戴先生接过信，拆开看了看，便微笑着打量他，脸上多了几丝笑意，似乎对他产生了好感，“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他见戴先生如此随和，便也去了怯意，干脆利落地回答：“8月12日参加，至今才三个月零七天。”戴先生似乎很欣赏：“年轻人记性好，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他回答：“原名沈醉，化名陈沦。十八岁。”戴先生“啊”了一声：“跟我儿子藏宜同岁嘛。”接着问：“你怎么加入组织的？”他回答：“我姐夫余乐醒介绍的。”戴先生盯着沈醉看了一会儿，又问：“你姐夫？他怎么不让你好好念书？你年纪还小嘛。”他有点脸红：“我给学校开除了。我参加游行示威，结果被从长沙文艺中学赶了出来。父亲整天骂我。没有办法，只好投奔姐夫。”
戴先生却笑了：“没什么，没什么。年轻人嘛，多受些挫折好。我当年也曾被学校赶出来过。”
他听了有点惊奇。他来杭之前的畏惧之情一扫而光，只觉得戴先生平易近人，不由与他亲近了许多。
戴先生最后说：“你姐夫是个人才，你要向他学习。”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又对他说：“回上海，多去找藏宜玩。他和你同岁，在上大学呢。”从口袋中掏出一叠钞票塞给他，“这点钱拿上，在杭州玩玩再回去。”
回到上海，他把见戴先生的经过告诉了姐夫，姐夫有点奇怪：“戴老板这么喜欢你，这可是难得呀！多去找戴藏宜玩，说不定戴老板有心栽培你呢！”
不出姐夫所料，戴先生于这么多人中独选中他当组长。他欢喜之余，又有点担心，情报组组员他比较熟悉，他们年龄都比他大得多，阅历深，而且各有来头，有的是黄埔毕业，有的是帮会头目，有的是出道甚早的土匪流氓，而他……戴先生似乎看透了他的想法，哈哈大笑说：“不要怕。他们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了你吗？要想办法让组员信服，要恩威并施。有特别不听话的，还有我做主呢。”说到“恩威并施”时他注意到戴先生的眼中闪过一丝寒光，这是他以前没注意到的。
听了戴笠一席话，沈醉就决心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赏识自己的主子。
沈醉现在是上海特区法租界特务组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组长。他与华克之、张玉华是老对手了，从上海斗到福建，又从福建斗到南京，彼此都有一定的了解。
一天，沈醉的手下报告说张玉华在沧州饭店出现了，但又不肯定，不敢贸然下手，怕打草惊蛇。
沈醉闻讯后即乔装成路人去沧州饭店核实，果然是张玉华。沈醉为了立大功，令手下先不要行动，在附近布下眼线，希望有同伙来找张玉华，好一网打尽，直到晚饭后，再也不能等了，沈醉派两名手下把住张玉华的房门，自己率一名手下守在楼窗下，又叫一位特务在楼梯口拉住饭店老板大声叫喊：“王亚樵的同伙在饭店里，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快交出来！”
房间里的张玉华不知有诈，不顾一切打开窗户往下跳，因太高，腿摔伤了，尚未爬起来，沈醉已将他擒住，说：“张玉华，我们等你多时了。”
张玉华被捕后，任凭沈醉如何拷打，始终没有供出王亚樵的下落。这时，特务向沈醉报告，说“晨光”通讯社社长华克之在赫德里路出现了。
沈醉即率十二名手下乘两辆小汽车赶往赫德里路，此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在离华克之寓所很远的地方下了车。借着夜幕的掩护，悄悄地包抄过去。
这是一个很窄的里弄，华克之就住在一所普通的二层楼房上。沈醉在楼下看见他住的房里没有灯，估计他不在家，于是轻轻地敲开楼下房东的门，拿出证件，并指指楼上。
房东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看了证件后，微微点了点头，压低声音说：“不在家，天黑前出去的，还没回来。”
沈醉谢过房东，立即令几名手下分别在弄堂两头监视，自己带几个人上楼，撬开华克之的门。打开后，房东正要伸手去开灯，沈醉一把按住说：“不许开灯。”他担心华克之回来，在远处看见窗口射出的灯光一定会逃走。
沈醉用手捂住手电筒，把屋里看了一遍。室内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双人床和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写字台上整齐地堆着很多书，放着一个台灯，一个相框，相框里镶着一个胖胖的女人照片，这张照片约有八英寸大小，房东悄声对沈醉说：“这是他的老婆！”
沈醉打开抽屉，里面有几封信和一张不大的照片，是华克之和他妻子的全身合影。有几封艾思奇写给他的信，另外还有几封其他人写给他的。
搜完后，沈醉对手下说：“你们去楼道和楼下监视，千万别暴露自己，他若回来，别惊动他，放他上楼，我自然有办法，叫你们才可以上楼。”
小特务和房东下楼以后，沈醉和衣躺在华克之床上，很冷，揭开被盖在身上，双手在外面，握两把杀伤力很大的两截式驳壳枪，全神贯注地听外面的动静，心想若华克之回来，他必须立即动作，在对方亮灯之前将其击倒——当然是留下活口更好。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直至天亮，华克之一直没有回来。沈醉仍不死心，在华克之的租房等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戴笠说有急事找他回去，沈醉才下令撤走，但仍派了两名壮实的特务在赫德里路监视。
再说孙凤鸣在入中央礼堂行刺蒋介石之前，王亚樵已做好了善后工作——命华克之等一批“晨光”通讯社的人立即离京去上海，然后乘轮船一起返回香港。
孙凤鸣刺蒋介石未遂打伤汪精卫的时候，通讯社的人已经解散。由于案情严重，贺坡光等人在短时间内没能逃出南京，海陆空交通已经封锁了，只好结队隐藏到宝堰，待风声稍松后再走。
许志远等人逃至上海后，因不见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王亚樵即令华克之、张玉华打听崔的下落，一定要带她安全返港。
崔正瑶，江苏省仪征县城人，出身大家闺秀，但不甘做深阁淑女，有强烈的反叛意识，读过女中，受新思潮的影响很深，1931年与孙凤鸣结识，因志向相同，说话投机，很快产生了感情，并私订终身。婚后，夫妻俩恩恩爱爱，感情甚笃，双双投身反蒋抗日工作，追随王亚樵。崔正瑶的贤惠、聪明很受王亚樵赏识。
这次丈夫选择了一条为国捐躯的道路，她亦暗中发誓为孙凤鸣守寡一辈子。当听到丈夫在医院死去的噩耗，她悲痛得失去理智，到上海后竟与同伴失散。
为了寻找崔正瑶，华克之和张玉华分头行动，一个住上海市静安寺路沧州饭店，一个住法租界赫德里路。
不想，因叛徒出卖，住在沧州饭店的张玉华被沈醉捕获，华克之意识到自己的住处也可能被叛徒出卖了，于是行动更加小心。
11月6日那天，华克之听人说某处有一“疯女”像崔正瑶，急忙赶去核实，但早已不见人影。约11点钟返回，像往常一样，在快要入里弄口的时候，躲在一较高的地方，注意他住的那栋楼，他在自己门口设了一处机关，用一把扫帚斜放在四楼，只要有人登楼，再小心也会碰动，扫帚的另一端用细丝线连着张白纸片，碰动扫帚，白纸片就会掉下去。
他左看右瞧都寻不着白纸片，知道特务已去过他房里，立即调头离开。
在外面躲了三天，因有一些重要东西留在家里，11月8日，华克之以为风声已过，特务的注意力转向南方，于是潜回寓所取东西。
这一次，他仍然多留了个心眼。在路口，华克之花两块大洋雇了一个人力车夫，诓他说：“你去赫德里××号二楼帮我找一位姓刘的先生，说有位张先生在路口等他。”
车夫不知有诈，为两块钱老老实实地去了。华克之慌忙躲在远处，如没有问题车夫一定会回来，那时再潜回去，否则……谁想没过多久，只见车夫领了两名特务回到路口，华克之倒抽一口凉气，东西也不要了，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王亚樵有吩咐，如万一找不到崔正瑶，可乘英国客轮去港，不过他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寻找崔正瑶。
沈醉在赫德里路守伺三天，被戴笠急召回去，原来是有人在新亚饭店发现一个身着黑服的女人，脸色苍白，眼皮浮肿，像是刚刚害过一场大病，其相貌特征，与孙凤鸣之妻崔正瑶相似，戴笠批评沈醉说：“平时你很聪明，在这件事上怎么这样蠢？守株待兔，天下有那么巧的事？现在好了，找到崔正瑶也就等于找到王亚樵留在上海的门徒。王九光最讲那个所谓的‘义气’，他一定也在寻找部下的妻子，抓住了崔正瑶，即使不肯供出王亚樵的地址，也能引其上钩。”
沈醉领命去新亚饭店辨识，果然是崔正瑶。沈醉没有立即捕人，在附近让手下扮成商贩、车夫、修鞋匠，昼夜监视是否有人来跟崔正瑶联络。
几天之中，沈醉逮捕了很多与崔正瑶有过言谈交往的人，一经审讯，结果都是正儿八经的清洁工、服务生、娘姨、挑夫，没有一个人跟斧头党有牵连。由于一直没有新情况，又担心崔正瑶逃脱，戴笠只好下令逮捕。
崔正瑶被捕后，关在宽敞明亮的屋子里，设施也齐全。戴笠装出一副菩萨面孔对崔正瑶说：“王亚樵这个人不可深交，我对他最了解，他口头对手下好，暗地里实际上是把别人当他的工具，孙凤鸣太年轻，王亚樵给他小恩小惠，他就头脑发热，受其蛊惑，替他送死。如今孙凤鸣死了，丢下你一门孤寡，王亚樵根本不闻不问，正拿着你丈夫用性命换得的大笔赏钱在大肆挥霍呢。”
崔正瑶目光呆滞，不予理睬，戴笠又说：“有朝一日，王亚樵还会杀人灭口，崔女士千万小心！”
崔正瑶任凭戴笠怎样说，始终闭口不开，事实上，她也不知王亚樵现在何处。
软的一套不起作用后，戴笠把脸一翻，将崔正瑶打入阴暗、潮湿恶臭的大牢，然后三十六种刑具一一奉陪……
崔正瑶经刑具一刺激，清醒过来了，她知道人死不能复生，于是悲痛均化成仇恨，对特务骂不绝口。
戴笠为了引王亚樵的人上钩，放出风声，说崔正瑶已在他手里。崔正瑶也防备到这一招，一天夜里，她说通了一个江苏女看守，求她找来一支铅笔和几张纸，写了两张条子，一张写道：
“从我的积蓄里给持此字人洋钱十块。”
另一张写道：“琪琳今夜即死，明日设法登报，远亲不必参加葬礼。”
条子写好后，崔正瑶托女看守设法交给法租界一位姓陈男子。
崔正瑶乳名叫“其林”，孙凤鸣加入了王亚樵的“抗日锄奸团”时，为了表示对王亚樵的敬重与崇拜，将爱妻乳名的两个字前面都加了“王”字旁。这秘密只有王亚樵、华克之、郑抱真等密友知道。
崔正瑶已抱定一死，为防止戴笠利用她做诱饵逮捕王亚樵，遂想出这一招。“远亲不必参加葬礼”，即暗示远在香港的王亚樵不必前来冒险。
当天下午，来换班的女看守转告她信已送达，崔正瑶这才无牵无挂地撞墙而死。
戴笠本人不分昼夜地在上海、南京两地轮流坐镇指挥，并设计以贺波光的母亲做诱饵，迫使孝子贺波光投案，贺在酷刑之下，供出这次行动以杀蒋为第一目标，杀汪为第二目标。
戴笠接手此案，时间不久，就把案情弄了个水落石出，除了王亚樵、华克之两个主犯外，其余重要案犯先后被抓获数十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改组派分子，使陈璧君、陈公博等改组派头目无话可说。蒋介石对此很高兴，对戴笠的工作效率也表示满意。
欣喜之余，蒋介石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他尽力侦破此案，原来是为了在中央委员和陈璧君等人面前洗脱自己的嫌疑，不想竟查出案情真相：自己才是那几粒子弹的真正目标，汪兆铭只是替死鬼！他怒发冲冠，立即给戴笠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王亚樵及其党羽全部捉拿归案，绳之以法！
如果说，戴笠起初对自己当年的结拜弟兄尚有一念之仁的话，那么，当蒋介石此等命令一下后，为了自己，自然则不敢违逆，于是，戴笠在仔细研究之后，立刻带着骨干分子，全力以赴，擒杀王亚樵。
1936年3月，戴笠派数十名行动特务潜赴香港。
自从刺汪内幕经报界大肆宣传曝光以后，香港的特务就接到命令：不惜一切捉拿王亚樵。然而，由于西南派人士胡汉民的活动、斡旋，港督命令情报处对王亚樵加以保护。军统特务面对这棘手局面，毫无办法，只好听任王亚樵四处拜客访友，逍哉遥哉。蒋介石在南京闻知此事，大发其火，把戴笠骂了个狗血喷头，并责他速将王亚樵捉回，不论死活！
戴笠诚惶诚恐，领命而归。为了表示自己的赤胆忠心，他决定亲自出马，赴香港现场指挥！
戴笠素知王亚樵的情报系统很发达，有些方面不亚于自己的专业特工网络，加之香港警方因自己多次在港秘密捕人，对自己素无好感，所以，这次行动严格保密。为了减少二十个人赴港的目标，他采取化整为零和迂回前进的方法，分期分批分道前往。自己仅带副官贾金南先到九龙，然后租了一艘大型豪华游艇，想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瞒过警方，悄悄进入香港。
戴笠赴港的行动很快被王亚樵侦悉。西南派人士及王亚樵等人素来与香港总督和警方有良好的关系。于是，西南派领袖胡汉民亲自与港督葛洪亮协商，请他按国际惯例对政治犯王亚樵多多照顾；王亚樵则亲自会见香港警务处勃朗处长，告诉他戴笠将亲自来港捕人的消息。
戴笠乘坐的豪华游艇进入香港本岛卢吉道三号码头。游艇停稳后，戴笠与贾金南两个人各拎一只澳大利亚高级皮箱上岸。戴笠的那只皮箱里放着两支最新式的美制不锈钢强力式无声手枪及巨额美金港钞；贾金南的那只皮箱里放着全套进口洗鼻器具及各式手帕。
走下游艇，戴笠发现三号码头上一群身穿深蓝色哔叽警服的港警正虎视眈眈地向自己这方面注视，情知不妙。他知道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因公务携带武器必须向所在国英国使领馆办理枪照，否则就是违禁。偏偏这次因要秘密赴港，怕申请枪照时走漏消息，故没有办理临时枪照。戴笠机警地向贾金南使了个眼色，瞬息之间将手中一模一样的皮箱对调了一下。
来到岸上，戴笠乖乖地拿出护照接受检查。警察接过护照，一眼扫过，脸上露出笑容，连声说：“哦！原来是戴先生光临本港，港人不胜荣幸之至。”说罢，恭敬地送还护照，啪地一个立正，朝戴笠行了一个标准的英国军礼，大声报告：“戴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做自我介绍，亨利·勃朗，香港警务处处长”一副英国绅士的样子。
接着，勃朗恭敬地请戴笠上车。戴笠也不争辩，心想，我身上没有违禁物品，你一个警务处处长随便扣押中国公民，看你如何收场。
车到警务处，戴笠下车刚坐下，就有两个港警手持“检查证”进行搜查，戴笠何尝受过这种侮辱，但因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权且先过了这一关，事后再找你港督葛洪亮算账。不料，勃朗向门外一招手，门外一个港警拎进一只皮箱，当场打开，正是戴笠调给贾金南的那只。
戴笠心里大吃一惊，脸上却露出讥讽的冷笑，故作坦然地说：
“勃朗处长，请问你有何证据可以说明这只皮箱是我的？”
勃朗哈哈一笑，大叫一声：“拿来！”
当即，一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放在戴笠面前，里面正是戴笠与贾金南调包的全部过程。
戴笠一时目瞪口呆。勃朗说：“戴先生，我不得不很遗憾地通知您，由于您非法携带武器入境，从现在起您被拘留了。”
戴笠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我是复兴社的江山戴雨农，请你们不要误会。”戴笠绷紧面孔，没有半点笑容。他威胁道：“你们没权力逮捕我！”
“噢，不，我们有权力！”香港情报处的警察夸张地耸了耸肩：“戴先生，久仰了。但即使英国首相无证持枪，我们也有权扣押。还是请戴先生识相一点，别让我们为难。”
戴笠还想做出进一步抗议的表示，勃朗一挥手，两个港警不由分说地把戴笠带了出去，送进警务处拘留所。
戴笠自称在民国七年坐过一次牢以外，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坐牢”。在拘留所里，戴笠虽贵为国民党政府的特务头子，但英国人不买这个账。在他们眼里，戴笠只是个违禁携带枪支的“犯人”，虽然拘留所优待，给他提供了一个单人房间，但是，每天洗澡的条件是没有的，洗鼻工具被没收，每天三次洗鼻的“功课”自然也只好免了，加之拘留所空气污浊，卫生条件很差，气得戴笠在拘留所里不住地大骂英国人不讲人道，不讲卫生。接着又大骂清朝道光皇帝和杭州将军耆英等一批卖国贼与英国人签订了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害得他这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没有行动自由，反要被英国人关进拘留所。
蒋介石得到戴笠在香港被扣押的消息，立即指令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使馆交涉。英国政府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通知港督葛洪亮马上放人。于是，戴笠在香港警务处拘留所里蹲了三天后始被释放。
戴笠被关了三天，一腔羞愤无处发泄，只好转移到王亚樵身上，发誓要把王亚樵捉拿归案。
出牢那天，戴笠召集特务处香港站和分批潜入香港的二十名特务开会，布置追捕王亚樵的行动，并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的寓所坐镇指挥追捕王亚樵的活动。
一天，几个衣着朴素的人走进开设在香港轩尼诗道上的绸布商店，他们就是王亚樵和其至友、铁杆兄弟余立奎等人。这家店面是一个极为保密的联络地点，只有帮会的核心人物才能在此聚会。王亚樵来到后面的阁楼，与其他人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忽然，楼下传来店主的呼叫声：“你们想干什么？站住！站住！不要到后面去！”
王亚樵知情有变，立即打开阁楼的窗户，跳窗逃走。郑抱真、余亚农、蔡克强依次跳出。等余立奎和另外一名枪手想跳窗逃走时，外面的警察已经来到楼梯口，一阵激烈的打门声把小阁楼震得嘎嘎作响。
“立奎，快跳出来！”窗外传来王亚樵焦急的声音。
余立奎看了看就要被砸开的木板门，果断地说：“九哥，你先走，我走不了了，妻儿就托付给你了！”他为了掩护王亚樵安全转移，及时地关上了窗户。
特务们把小门砸开，拥进阁楼。
消息传到南京，戴笠喜出望外。他立即派人带了政府公文赶到香港，要求引渡余立奎。但似乎命中注定香港是戴笠栽跟头的地方，他又碰了一个软钉子。
按国际惯例，政治犯是不予引渡的。刺汪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曾大力宣传，说暗杀事件的幕后主使者完全是组建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的西南派政客，即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他们的意图不在杀一两个头面人物，而在于颠覆中华民国。香港当局拒绝了戴笠的引渡要求。
戴笠对此特别愤然，但也毫无办法，此时，唐纵指点迷津，才使这一难题解决。于是他们通过外交途径给英国政府送去一份公函，指控余立奎是上海斧头党的骨干成员，专门勾结地痞流氓在社会上为非作歹，与暗杀绑票的土匪勾当，刺杀汪精卫是杀人凶案，应按刑事罪论处。
当时，中英两国正在加紧改善睦邻关系，英国政府不愿为了几个中国人损害自己的利益，立即电令香港当局移交被捕人员，并协助国民党政府逮捕王亚樵及其同党。香港当局自然不敢违抗英国政府的指令，只好将余立奎转交给戴笠，同时通知王亚樵，及时离开香港。
王亚樵走投无路！
王亚樵呆在寓所里，苦苦思索。郑抱真领着一个身穿西服、文质彬彬的人走了进来。
“九哥，这位是李先生派来的人，来见九哥。”郑抱真让来客坐下，转身到门外望风。
“李济深先生可好？”王亚樵隐约感到有一丝希望。
“李先生派我来，请王先生去广西梧州李先生的家乡暂居一时。”来客呈上李济深的信。
王亚樵迅速看完了信：“替我谢谢李先生了。但梧州是否安全？”
“绝对没问题。广西是李德邻、白健生的地盘，二人和蒋介石若即若离，几乎是半独立状态。王先生去，他们不会袖手不理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李济深的邀请使王亚樵绝处逢生。
同时，滞留在香港的戴笠，也被蒋介石紧急召回。这时，他也从多方面打听到王亚樵一批人已撤离香港，去向不明。戴笠于是花了一笔巨款，说服香港警方将余立奎以刺杀宋子文、赵铁桥的罪名引渡给南京政府，然后率众返回南京。
在香港无法停留后，王亚樵把其他方面工作安排妥当后，带着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几个贴身门徒，巧妙地穿过戴笠布置下的层层天罗地网，悄然来到广西梧州。
当时，军统的暗探爪牙早已散布在广西各地。王亚樵化名区盈舒，住进李济深的祖居府第李墟。王亚樵刚刚从死神手里逃脱，身居僻乡，一筹莫展。
1936年2月、4月，王亚樵赶到南宁，游说李宗仁、白崇禧反蒋，均遭冷遇。
于是戴笠暗派十几个特务，包围了王亚樵的住所，将其暗杀。
叱咤风云，上海滩闻之色变的王亚樵，和蒋介石、戴笠等人斗争了多年，枪杀淞沪警察厅厅长、轮船招商总办、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令国民党要员闻风丧胆的“铁血杀手”、“暗杀大王”王亚樵倒在血泊里。
枪杀张敬尧，谋密宋庆龄
1933年5月7日凌晨，特务们经过一整夜的谋划，然后按照计划在六国饭店三楼转悠，伺机下手。白世雄走到转角处，突然看见对面房间的卫生间窗子开了，往里一瞧，一男一女面对面，手拉手地站在那儿。因为不是正面，男女的面孔看不清。只看见女的年轻矮小，男的高大瘦长，大约有五十多岁，下巴上好像有一束胡须。
“你看，在那边。”白世雄碰了碰身边的王天木，低声对他说。
“不错，就是他。”王天木也发现了张敬尧。
“我就动手干了。”白世雄显然有些激动，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稍等一下，我下楼去指挥汽车，在饭店门口等你。”王天木说完，匆匆地离开。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白世雄不敢怠慢，他快步走到转角处，手贴着墙角，轻轻地往前挪了两步，瞄准男的头部“叭！叭”两声枪响，眼看到张敬尧立即摔倒在地，那女的吓得面如土色，两眼直瞪瞪地大声喊叫着：“杀人了！杀人了！”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
白世雄确定张敬尧是定死无疑了，赶紧向下楼的方向跑去，这时，大约有十来个茶房闻声而来，白世雄看他们呼啦啦堵着路口，便举起手枪大声喝道：
“我在杀汉奸，不关你们的事，都给我闪开！”
那些茶房个个穿着大褂，飘飘呼呼地，听到喊声，抬头一看白世雄手里紧握着手枪，威风凛凛，都被吓呆了，有的举起手靠在墙边，有的跪在地上，只顾磕头。白世雄只觉得眼花缭乱，顾不得周围情景，急忙奔下楼去。也许走得太急了，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他一分一秒都不敢耽误，急忙爬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冲出饭店的电动转门，这时他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抬头望望日本兵营的卫兵，荷着枪走来走去。大概还没听到六国饭店的枪响，更不会知道他们豢养的走狗已命归西天了。这时，接应他的王天木早已打开车门，一再向他招手。白世雄匆匆跑过去，一步登上汽车，司机开足马力，风驰电掣般地驶去。
“干得怎么样？”王天木急不可耐地问。
“我看那家伙倒下去了。”
“打了几枪？”
“记不准了，大概是两枪。”这时，白世雄才感到自己有些慌忙。
汽车开到绒线胡同，白世雄跳下车，换了一辆出租汽车，到达西城卧佛寺一同事家，急忙换了衣服，埋好了手枪。然后驱车去郑介民处，向他做详细报告。没过几分钟，陈恭澍他们也来了，特务们弹冠相庆，纷纷向白世雄表示祝贺。白世雄这时心也安定了下来，涨红的脸也恢复了原来本色。
这次谋杀案，白世雄干得又干净又利落。郑介民拍着他的肩膀，夸奖了他几句。白世雄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只顾嘿嘿地笑。
张敬尧是白世雄眼看着倒下去的，但是否打死还不知道。郑介民想派一个人再去查看查看。不过，东交民巷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谁敢去呢？他们几个绞尽脑汁想来想去仍无合适人选。
“哎！有人！”陈恭澍一拍脑袋，似乎有了主意。
“快说！派谁去？”郑介民急忙问。
陈恭澍看他急得那样，故意卖关子，默不做声。
“都什么时候了？还故弄玄虚，快说有何高见？”郑介民有些生气了，唬着脸说。
“哎，心急办不了大事。我想应元泰西服店的老板或许我们可以利用利用，派他到六国饭店去走一趟。”
“哈哈！对呀！马上派人叫他来！”郑介民一拍大腿，高兴地喊。
一会儿工夫，应老板来了，听说派他去六国饭店走一遭，他哪敢推托。急忙提了一套西服，假装给张敬尧送定做的衣服，到了六国饭店三楼，张敬尧的保镖拦住他问道：“你找谁？”应老板低声地说：“我是来送西服的。”
“督军现在正躺在德国医院，快要咽气了，你还送什么西装！”
应老板急忙退出，跑回来报告郑介民他们。
张敬尧被枪击倒时，孙传芳正在隔壁的房间里，他听到枪声，知道事情不妙。但又不知道来了多少人，怕自己遭到同样的下场，急忙爬出窗户，逃往日本兵营，后来又跑到天津，吓得再也不敢活动了。
当日清晨，古都北平。
“看报，看报！巨商常石谷在六国饭店被刺身亡！看报，看报！”
巨商常石谷？常石谷是谁？关我屁事！匆匆的行人已被这乱世的狰狞和血腥麻痹了心灵，一个人的死亡好像一条虫子撞在一张蛛网上，激不起半点涟漪。
可怜报童扯破了嗓子，也没有半点收获。
“看报，看报！常石谷即张敬尧，大汉奸张敬尧已于三日前死于非命！看报，看报……”
不愧是聪明的报童，也深知名人效应。
这一下，买报的人突然增多。
“张敬尧你这个大汉奸，也有今天啊！”行人匆匆，语声匆匆！
看来这个狗屁时代依然有正义存在！
张敬尧何许人也，如何人们如此痛恨，这里须插上一段。
1918年3月的一天，湖南省攸县黄土岭，经过几天激烈的战斗，这里已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湘军在直皖联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中年军官率领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了村庄。
“兄弟们，冲啊！湖南就是我们的啦！”
士兵们如狼似虎般冲了进去。杀的杀，烧的烧，抢的抢。一时间，村庄里鸡飞狗跳，哭声震天，浓烟滚滚。
“哈哈哈……”那中年男子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禁仰天大笑起来。
此人即是刚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的张敬尧。
张敬尧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颇有名气的军阀，安徽霍邱人，自祖辈起迁居颍上县南照集。其父张文奎是颍上县衙官吏。张敬尧少年时性恶好斗，“事游荡，嗜烟赌”。后因偷盗被乡人驱逐出境，窜入山东为盗，后又因杀人，畏罪潜逃到平津地区。1896年，他十六岁那年，投入小站北洋新军，被袁世凯选人防营学堂受训，不久，又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北洋军任职，历任北洋军的团长、旅长、师长，成为袁世凯的忠实爪牙与打手，曾参与镇压辛亥武昌起义、“二次革命”与民国初年的白朗起义。袁世凯帝制自为时，他是积极的鼓吹者与维护者。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对南方护法军政府下“局部讨伐令”，令曹锟、张怀芝、冯玉祥及张敬尧各率所部南下。曹锟部吴佩孚师率先攻人长沙与衡阳，但段祺瑞却任命无“功”祸民的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此时的张敬尧并不糊涂，更不敢过分得意，他知道，新近入主湖南，境内连年遭受战乱，匪盗猖獗，内部并不稳固。外面呢，吴佩孚驻鄂联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湖南王”这把交椅能不能坐稳，他并没有多大把握。
“娘的，湖南的日子也不太平。”想到这里，他恨恨地骂了一句，拿起桌上的大烟斗，“呼呼”地连吸了两口。
“当今乱世，有枪便是王，有钱便是娘，只要我有枪有钱，看把我怎么办！”张敬尧在保定喝了几年墨水，多少也懂这个道理。
“现在的兵马不够，必须抓紧时间招兵买马。”
“报告！兄弟们已捉拿匪徒三千，听候大帅处置！”正当张敬尧沉思之时，卫兵走到了他的跟前，一声“报告”打断了他的思绪。
“匪徒三千？”他自言自语。正在为钱无处筹而愁眉不展的张敬尧似乎有了好主意，忙转过身，对着卫兵，威严地说：
“严加看管，不准走漏一人！”说到这里，他忽然把烟斗一甩。
“传令！限期赎取，每人三千。逾期不赎者，斩！”张敬尧的眼前似乎浮现了白花花的银子。
“是！”卫兵急忙退出。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到1919年。这一年是张敬尧的“四十大寿”，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当了一年多湖南王的张敬尧现在兵多粮足，春风得意，自然应该大庆一番。可这事自己不便出头露面，他任命心腹干将赵庭贵为“帅座大庆筹备处”处长，全权负责。
赵庭贵现任参谋长，他随张敬尧南征北战十几年，是张敬尧一手扶持起来的亲信。他忠心耿耿，对张敬尧言听计从，善于巴结奉承，很受张敬尧的赏识，如有重要事情，张总喜欢交给他去办。
赵参谋长对张大帅的意图心领神会，他知道，办喜事是假，敲诈勒索、广积银两是实。去年他经手张敬尧母亲十年冥寿，通知各机关送钱送物，收获不小，得到了张大帅的夸奖。今年是替活人做寿，况且主人是一省之长的张大帅，自然应格外隆重。主意已定，他便下了一道道命令：
各机关根据级别高低，规定送礼规格，不可缺少。
私人礼品分福禄寿喜四级，即一千、五百、三百、二百元，分配到各人；
寿辰当日，应送“万民伞”等锦旗，列队欢送。
张敬尧对参谋长的安排很满意，望着堆积如山的礼品，心花怒放，连连夸奖。
“报告！吴佩孚将亲率官兵，来长沙祝寿。”副官向他道喜。
“呸！”张敬尧脸色忽地一沉，“他是什么东西，来拜寿是假，图谋湖南才是真！妈了个巴子！”他转过身看着副官。
“通知赵参谋长，筵宴取消，礼品照收不误！”
张敬尧就这样挖空心思，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湖南人民无不切齿痛恨，有民谣为证：
“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敬尧有三兄弟，名为舜、禹、汤，这首民谣是人民对张氏一家专横残暴，贪欲无已的憎恨。“棺材里伸手，死了还要钱。”这是对张敬尧为其母做十周年冥寿的讽刺。
平地一声惊雷，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张敬尧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连忙召集长沙各校校长，命令：
“省城各校学生，不得听信谣言，借青岛问题，引起纠纷。”
张并召集长沙各报记者，以“戒严期间，不宜激动民气”为由，连下几道命令：
”不准登载有关山东问题的一切消息。”
“由警厅派员检查，严密控制，不准报纸开天窗。”
5月28日，在长沙商业专门学校一间屋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横幅挂在黑板上，下面黑压压地坐着从长沙各大专院校来的学生代表，他们个个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大会宣布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决定罢课，上街游行，抵制日货。
学联很快有了行动，7月7日，大举焚毁日货。
张敬尧得知，气急败坏，迅速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和一些教职员到教育会训话。这天正是暑天，烈日当空，代表们个个汗流浃背。张敬尧站在台上，旁边两位卫士为他打扇，张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最后，以威胁的口吻说：
“你们今后不准游街，不准开会，不准磋商。”他粗鲁地叫喊：
“否则，本帅就要办人！”
学生们没有屈服，发表了第一次驱张宣言：
“欧战告终，潮流顿变，自主自决，权在国民，……人将灭吾国而奴吾族，而吾悠悠自得，杳不知其所！任彼佥壬，植党营私，如昏如醉，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是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
学生运动仍旧开展，如火如荼。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到了初冬。长沙城内，寒气袭人。
这天，张敬尧正围着火炉边吸大烟，忽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了电话筒。
“张大帅，不好了！”电话里声音急促，他明白是商会会长张先赞打来的：
“学生几千人，不，不，还有工人，在教育坪准备焚毁日货。”
“什么！你说什么？”张敬尧血直往上涌，忙下令：“给我顶住！顶住！”
“不行，他们人太多，我们恐怕不行。”张先赞在向他求援。
“妈的，这批暴徒，我非要斩尽杀绝不可！”他放下电话筒，带领副官、卫士和几千军警直奔教育坪而去。
张敬尧来到教育坪场，只见那里人山人海，欢呼雷动。旌旗迎风飘扬，“抵制日货”、“民众联合”、“打倒强权”等写在旗帜上的大字格外刺眼，堆在会坪中间的货物足足有三丈高。几个学生点燃火把，准备向中间抛去。
“不好了。”张敬尧心里想，他命令军警：“包围起来！”
数千名军警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人们见军警来了，立即安静下来，一个个愤怒的目光投向张敬尧。
只见张敬尧站在一辆车上，左手插腰，挥动手臂对人群破口大骂：
“你们这般东西，竟敢烧洋货，在此胡闹，不怕惹来交涉么？”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强权！”人们高呼口号，算是对他的回答。
“这般强盗，简直无法无天，”张敬尧心里想，不给他们点颜色，他们不会罢休的，他贼眼一转，恶狠狠地威胁道：
“你们要知道我们张氏兄弟拿钱给你们念书，还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兄弟是军人，只知道放火杀人，你们再不解散，我们就把你们做土匪办，一个个拿来枪毙。”说完，他把手一挥，命令士兵驱散人群。
士兵们如狼似虎地扑向人群。顿时，会坪上，枪柄、刺刀、拳足四向纷飞，一片混乱。可怜文弱书生，身受重伤者数十人，驱逐解散者，不下数千名，一时间，哭声载途，惨不忍睹。
张敬尧玩火自焚了。
人们愤怒到了极点，忍无可忍，誓欲雪耻。“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12月3日，学联代表聚集在易培基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总罢课。
三天后，学联决定“男女大小各校全体罢课，解散归家”。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宣言：
“学生受此奇辱，又回想两年以来，有教育等于无教育，学生受尽摧残之实，张氏反得维持湖南教育之名。呼吁无门，不得已于12月6日全体罢课：解散回家，等候湘局解决。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时日易丧，誓与偕亡！明知此为极大牺牲，为前此之所未有，亦实因张氏罪大恶极，浮于中外古今。”
“他奶奶的，全都逮捕，枪毙！”张敬尧下达了命令。一时间，长沙城里，侦骑四出，一片白色恐怖。
形势极为严峻，学联的驱张活动完全转入秘密状态。
“把运动推向全国。”学联组织果断做出了这个决定。于是，元月中旬，学联组织驱张代表分赴北京、上海、汉口、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做请愿活动，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恶，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
元月28日，前往北京的代表们与湖南在京学生一道，浩浩荡荡向国务院进发，做请愿活动，游行队伍高举“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和“与张偕亡”三面大旗，各代表手执写上张敬尧种种罪状的小旗子，结果，“总理”靳云鹏表示无实权，无可奉告；段祺瑞不肯露面，迫不得已做了一点姿态，卖了一个关子：
“政府将讨论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代表团还召集北京的同乡一千多人，在湖南会馆召开驱张大会。大会请在场议员，签字担保驱张，语甚激烈。议员们见群情激愤无辞可脱，不得不签名于驱张保证书：
“担负驱逐张敬尧的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
张敬尧内外交困，但又黔驴技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驻军湖北的吴佩孚哈哈大笑，这正是吞并湖南的大好时机，怎能放过。于是，他亲自领衔，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并率部由岳阳顺江而下，势如破竹。
张敬尧已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困兽犹斗，他忙调集嫡系部队七八万人抵挡。无奈，自人湘以来，军官发财，兵匪不分，腐败不堪，顷刻间土崩瓦解。
1920年6月，在直军强大攻势面前，张敬尧兵败如山倒，只好带领赵参谋长等几个亲信，落荒而逃。
这就是张敬尧早年的龌龊史。
张敬尧逃到汉口租界，投靠直系军阀吴佩孚。吴佩孚兵败之后，张敬尧又改换门庭，投靠了张宗昌、张作霖，担任军中要职。北洋军阀覆没后，他匿居大连日租界，以待时机，准备东山再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次年2月，伪满洲国建立。张敬尧立即前往投靠伪政权，充当暗探。1933年，日军分三路大举进攻热河，承德沦陷。日寇得寸进尺，又在长城外各隘口进行扰乱性攻击，威胁平津。一时间长城沿线战火纷飞。同时，为配合日军在长城外的军事进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坐阵天津，以金钱收买北洋政府的残余军阀、失意政客、地痞流氓，作为日本进攻北平时的内应，并策动他们组织傀儡政权，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当时，北洋政府的军阀、遗老，多云集在天津租界内，但他们中多数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下水当汉奸。板垣的工作进展极不顺利。张敬尧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曾独霸一方，很有点影响。日本人找到他，张敬尧欣喜若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日军任命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策划以孙传芳在天津，张敬尧在北京发动一次平津大暴动，占领天津，成立傀儡组织，然后日军出面支持，先控制华北，再进军华中。
张敬尧带着亲信，化名常石谷，潜入北京城，通过日本特务川岛芳子，继续与日勾结。
这天，张敬尧正和参谋长赵庭贵对躺鸦片灯，讨论孙传芳的合作态度，因为孙传芳实力最雄厚，也没有像吴佩孚一样万念俱灰，命令部下投效中央军，不愿投效的分别遣散。
川岛芳子带着歌女小翠花来到了他的房间。川岛芳子是个天生的特工人才，她是清末亲王之女，十八岁代日本养父从军，二十岁便成了东京警备厅大出风头的大尉军官，后被东北派遣军视察厅征召来东北服役，被板垣征四郎选为亲信女侍从。此刻，她化名金少爷，被板垣派往北京活动。
“打扰两位过瘾吃中餐了。”金少爷知道有鸦片瘾的人员把躺灯当饭吃的。
“哪里！哪里！”赵庭贵连忙起身让位：“金少爷躺下烧一口吧！”
“嗨！我还真想烧一日还还阳呢！”金少爷说着就躺下，说到“还阳”二字，眼神向小翠花一瞟。
“少爷，我去那边一下就回来。”小翠花是个机警人，说着就往浴室走。
赵庭贵也知道金少爷有话要谈，托词告便。
“庭贵！”张敬尧说，“叫饭店熬一点云南好膏子来，这种小土膏子吹起来有些封门结壳。”
赵庭贵转头出房，他是内行，知道云南出产的，不会像四川出产的封门结壳，用细针通一下才能顺利吸收燃尽。
金少爷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灯前只有两人。她燃了一个“美人髻”烟泡，将烟枪递给张敬尧一口气顺利吸完，等到张敬尧喝了一口热茶，便直截了当谈起“军国”大事。
“价值一千万大头的黄金已经运到，随时交手。”金少爷说：“我们打到天津口，你们宣布成立‘华北国’，东京立即承认你们像‘满洲国’一样，把国民政府逼到南京去。”
张敬尧也是久历宦海江湖，见金少爷单刀直入，也不能不吐肺腑之言：“我们这边小有问题，孙总司令拥有五万兵力，他不住六国饭店，就……
“我知道。”金少爷说，“人无利益，谁肯早起，黄金分他一半，他可先走，只要他肯在协议上签字就行了，如果拿了黄金不办事，尧翁，你是知道的，板垣总司令进关，不要说他孙传芳只有五万人马，到时候连只要是姓孙的都一律杀无赦。”
“这就好！”张敬尧开始兴奋起来：“什么时间……”
“今日十九，明日二十，后天下午看请帖行事，先交款，后签字，行不行得？”
“好！好！好！我来帮你烧一口……”
“不敢当，我叫小娘儿进来烧一口万寿山。”金少爷说着便向门外叫道：“翠花！别站在门口，进来吧！”
房门原是半开半掩，小翠花一听他们正在聊正经事，就呆在门前不敢进来，听到唤声，抖一抖鹅黄染缎的凤仙装便笑迎而人。
“啊！翠花小姐，听说你的大鼓西厢疯了半个北京城，有耳福听你哼两段吗？”张敬尧笑问。
“金少爷就是叫我特地来伺候张爷的。”
“对啦！这里还有一个附送的礼品。”金少爷说：“不过，话可要先说清楚，小翠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北京姑娘，可不是日本间谍，所以，我特地派她伺候你在这饭店里烧茶倒水，铺床叠被，从今儿个起，张爷爱她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爱怎么伺候你几段，就伺候几段，张爷，你满意吗？”
“这个……”
金少爷隔着烟灯盘，凑近张敬尧的身前说：“别看这娘儿，骨子里儿像珍妃，皮肤像慈禧，功夫像杨贵妃。”
“噢！这倒恭敬不如从命了，你对中国历史也还蛮熟悉的，以前在中国念什么学校？”
“北京大学。”
“噢！念什么系？”
“念风流系。”
张敬尧破口大笑，差一点把烟灯吹灭了。
张敬尧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如张敬尧的阴谋得逞，将对国民政府是一个大威胁，蒋介石勃然大怒，指示戴笠务必迅速干掉张敬尧。
戴笠接到蒋介石命令后，立即电令时任特务处副处长兼华北特区区长的郑介民迅速赶回南京总部，共同研究暗杀张敬尧的措施与方法。
郑介民回南京与戴笠进行了几天紧张的策划商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方案。
1933年4月间，北平六国饭店来了一位体格魁梧、面孔黝黑的人，他打扮得西装笔挺，满身洋气。他的随从带着十几个皮箱，在饭店开了一个大房间，他满口广东官话，夹杂着几句英语和马来土语，茶房和其他客人都以为他是华侨资本家，来此地做生意，他却深居简出，很少接待客商。原来，此人不是商人，他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这次他亲自出马，是按蒋介石和戴笠的命令，暗杀张敬尧。
原来，戴笠与郑介民商量几天，想出了个暗杀张敬尧的计划与方法，由郑介民化装成南洋华侨巨商，回国做人参生意，也住进六国饭店，先侦悉张敬尧的行止与活动规律，再指挥特务们实施暗杀。因为郑介民是广东海南岛人，到南洋马来工作过一段时间，讲得一口广东官话，还能说几句英语和马来土语，化装南洋华侨巨商非常适合，不会引起别人怀疑。
5月2日，郑介民召集王天木、陈恭澍、白世雄连夜部署行动。这天，住在北平的天津站负责人王天木，带着北平站的陈恭澍、白世雄等到北平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逛妓院。正当他们几个人在客厅里与一个叫含春的姑娘调笑打闹之际，王天木的司机在窗外朝他连连招手，示意他出来。王天木见状，赶紧跑了出来。司机告诉他：“郑介民到处找你们，非常着急，要不是郑的司机看到你的车子停在这里，还不知道你们的踪迹呢。现在郑正在胡同口等你们。”听到这些，富有特工经验的王天木感到一定有任务，忙回到屋里，一边戴上帽子，一边掏钱塞到白世雄手中，让他应付一下，然后同陈恭澍急匆匆地走了。
郑介民见到他们后，并没有责怪他们，反倒又同他们一起回到了含春的客厅。他们转到一间专供客人们打牌用的小套间，刚坐下来，郑介民立即收敛笑容，压低嗓子，非常严肃地传达了指示：“今天下午5时多，北平最高军政当局召我前去，当面赋予一项重要任务，其重要性，关系到整个华北地区的安危。”
特务们屏声静气，仔细地听着：“这是一件紧急行动任务，制裁的对象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限期从今天起，一个星期完成。”
“有什么线索没有？”突然有人问道。
“有！据可靠消息，张敬尧现已潜入北平东交民巷，正计划从事叛乱活动。”
郑介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然后压低声音，一板一眼地说：“此去必须完成任务，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和他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让日本人抓去，增加政府的工作困难。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你们对家人有什么交待没有？”
这一命令，使在座的几个人感到非常突然。因北平站刚刚建立，尚未完全就绪，规模小，人手少。况且东交民巷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各国使馆区都在东交民巷，各国都有兵营驻扎。中国军警人员不能通过，中国政府的权力也不能到达，东交民巷的一切行政治安由西方列强轮流值班负责。民国二十二年这一年，正由日本值年，所以张敬尧住在东交民巷就等于住在日本一样，有恃无恐。
但是，军令如山，必须服从。特务们经过紧张筹划，决定由白世雄负责具体刺杀，其他人协助。因为白世雄在“九一八”事变后，由河北省党部派到抚宁县任党务宣传员，兼临榆、抚宁民团教练官。他手下民团一千多人，经常出长城偷袭敌人，实施破坏。后来东北抗日救国会长宋庆澜听说后，把他请到北平，委任他为东北义勇军第二十七支队司令。白世雄干了八个月无粮无饷无补给的义勇军司令，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长陈恭澍把白世雄推荐给郑介民，郑表示同意。
像陈恭澍这种人，郑介民能不喜欢吗？他文武全才，又心狠手辣，是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
陈恭澍，原来是黄埔五期步兵科学员。当初是豪情满怀，抱着“丈夫志四海”的大志弃笔从戎的。然而当他步出黄埔军校，只觉得一片茫然，国家政局混乱，党派纷争，何正何邪？谁主浮沉？一腔热情顿时凉了许多。他思考了多天，最后决定投奔蒋校长，报上不是也说“蒋介石其犹龙乎”吗？
他还记得刚到南京被蒋介石召见的情景，当时像他一样的黄埔各期学生有很多，和他一起被接见的就有一百多人。
蒋介石依次与他们握手并询问姓名籍贯家庭情况。挨到他的时候，他无意中直看了蒋介石的眼，那双眼睛是笑着的，显得慈和，但他却觉得这慈和后面藏着什么东西让人发悸。“你是五期的？”蒋介石的很温和的问话使他从那一愣中醒了过来。“是的，校长。”这是他第一次单独和校长谈话。“你对什么工作感兴趣？”陈恭澍又抬头看了看蒋介石的脸，那是多么慈和的一张脸啊！“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生疏了，其他性质的工作都愿学习。”“好，好。”蒋介石用笔在花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
他心中委实感谢寄信邀请他的一期老大哥曾扩情，更对蒋校长充满了敬意。从黄埔毕业好几年了，出头无路，报国无门，这次或许可如愿以偿了。
果然三、四天后他就接到通知，到“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受训。当时军校政治部主任酆悌任班主任，沈遵晦任秘书，只有十四人，却都是蒋介石的精英。他十分感激蒋校长的赏识，决心要大干一番。只可惜六个月训练期刚满，蒋校长就被迫下野，回老家奉化去了，研究班连毕业典礼都没举行，就如风流云散，各人为前程奔波去了。他对前程一筹莫展，不知何去何从，于是还留在南京。和他一起住在花牌楼忠义巷的还有黄埔军校一期的黄剑秋、二期的张炎元，他们也是研究班学员，呆在南京，谋求出路。
每到下雨天，他都要光着头在雨地里散步，让那冰凉的雨水浇洗去他心中的郁闷。同住的几位同学都把他当作怪人，唉，他们哪里理解他现时的心情啊？他有时甚至想，只要有人赏识他，给他事干，哪怕杀人放火他也干。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戴笠。
当时戴笠是来看望黄剑秋和张炎元的。那是一个雨天的午后，雨渐渐停了，天色渐亮，从门缝里射进来的日光照在来客的脸上，那一张长长的马脸特别醒目，特别是那不住抽动的鼻子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这位老大哥是六期的戴雨农。”黄剑秋介绍道。戴笠和陈恭澍握了握手，就坐下来和黄、张二人聊起来。陈恭澍插不上嘴，有点尴尬地坐在旁边。是戴笠意识到了冷落一旁的陈恭澍，就转过头来和他搭讪：“恭澍老弟，你与剑秋、炎元都在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训练过吧？主要学什么课程？”陈恭澍回答道：“学的都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陆象山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继光治兵语录》，还有《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都是自己阅读，写出心得，校长亲自批阅。”戴笠点了点头：“校长总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所作为。小老弟，前途无量，一定要好好把握啊！”
陈恭澍听了此话，不禁感慨万端，叹道：“只可惜现在校长下野，满腔抱负无从施展，陆放翁有词：‘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何时才能实现此壮志啊？真是‘儒冠自来多误’啊！”戴笠似乎此时才对他刮目相看，转过头来，直直地看着他，半晌道：“小老弟堪称黄埔儒将，他日定能大放异彩。”
“大放异彩”，他是多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啊。在这个时候，听到戴笠对他的如此评价，他十分感动，简直把戴笠当成了知己。
然而和戴笠交往越多，越觉得戴笠神秘莫测。
一次戴笠不请自来，陈恭澍请他坐下，他也不谦让，坐下来就问：“你认识曹霄青吗？”语气十分冷淡。陈恭澍呆了一下，回答道：“岂止认识？我们俩同年入伍，同排同班，住上下床。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我只念到中学，谁知我们却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说到这儿看了看戴笠的脸，那张脸毫无表情。“自从他四期升学进入政治科，我因病落后编入五期步兵科后，分手到现在，始终没再见过。”
戴笠淡淡地问：“如果曹霄青眼下就在南京呢？”陈恭澍不假思索地说：“我得去看看他。”有点怀疑地看了看戴笠：“他真的到了南京？”戴笠面上依然无表情，只耸了耸肩：“我只是希望而已。”
戴笠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到门口停住脚步，又转过头来对陈恭澍说：“曹霄青正在上海帮着胡汉民搞‘新国民党’，从事反对校长的分裂活动。你尚年轻，希望你好自为之。”脸笆特别阴沉，陈恭澍只觉得背上一阵发冷。
蒋校长不久又出山，国民政府迁往洛阳而蒋校长驻节徐州。陈恭澍当时仍住在忠义巷，他记住了戴笠说的“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所以生活虽然拮据，但读书著文悠然自得。一天，他正读《孙子兵法》，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跳起来，打开门，只见戴笠站在门口，似乎走得很匆忙，喘着气。陈恭澍从黄剑秋、张炎元那儿知道戴笠是蒋校长的老乡，又在校长官邸任职，上次蒋校长下野回奉化戴笠没跟去已令他大惑不解，蒋校长已出山驻节徐州，戴笠仍留在南京，更令他惊讶不已：“雨农兄如何未去徐州？”
戴笠没作答，从身后的背包中拿出一个大信封，信封背面打着非常醒目的鲜红的火漆印，“老弟，你即刻将此信送往徐州，当面交给校长侍从参谋戴颂仪，拜托拜托。”陈恭澍看了看信封上的鲜红的火漆，又看了看戴笠信任的目光，心里一阵激动，爽快地答应：“雨农兄尽管放心！”戴笠递过乘车证和几块银元，压低声音说：“有一列专车停在徐州火车站，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也有便衣警卫。你一定要找到戴参谋，让他亲自签收。”
陈恭澍顺利地完成了戴笠交给的任务，整个过程并不怎么曲折，也没有什么危险，但却让他更觉得戴笠的神秘。特别是他送信回来后，戴笠让他推荐一个最熟悉的福建籍的黄埔同学，他推荐了四期同学连良顺，至于找福建籍同学的用意，戴笠没说明，他也不好深问。而连良顺面见戴笠后不久就神秘地失踪了，而黄剑秋也不知去向，这些都让他感到神秘，更感到戴笠的莫测高深。戴笠决非是蒋校长官邸的一般属官，而是……他想起了历史上的东厂、西厂，头皮一阵发紧；自己是不是已卷入其中了呢？不过他也想起了无所事事、报效无门的令人窒息的痛苦郁闷，想起了戴笠对自己的赞赏和信任，他相信戴笠决非凡人，跟着此人日后定有一番作为，士为知己者死，那紧张、恐惧又算得了什么？
所以当戴笠派人问他愿不愿意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时，他感到一阵激动，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先来试探的是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自称姓潘，那人毫不客气，走进屋来，坐在藤椅上，叼上一支烟，点着了，喷了一个烟圈，才问道：“你叫陈恭澍？五期步科？”陈恭澍从椅子上欠了欠身，答道：“是。”那人从出身一直问到思想教育，又从国家谈到国际形势，陈恭澍坐在那儿茫然地答着、听着。那人临走对他说：“过几天会有人找你谈话的。”
陈恭澍感到莫名其妙，又隐隐约约地感到要发生点什么，觉得他的生活要出现转机。
果然第二天他刚刚起来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却是同期毕业的同学小易，陈恭澍愣了一下：“你就是潘……说的那人？”小易也不解释，简单地叙了叙别来之情，然后直起腰，显得庄重起来：“不兜圈子了，谈正题吧。我们建立了一个充满新生命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推崇蒋校长为领袖，以军校同学为骨干，力行三民主义，重振革命精神，牺牲个人利益，以钢铁的意志，严明的纪律，在校长的领导下，共同开创新局面……”
陈恭澍只听得心潮激荡，两手不自觉地抓紧了椅背。小易似乎没注意到他的变化，仍很平静地说：“你愿不愿参加？”陈恭澍在激动中似乎没听到问话，小易又问：“你……有什么顾虑吗？”
陈恭澍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声问：“我可以参加？真的？”
几天后他就成了“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一员。现在他才知道是戴笠推荐的。
送走郑介民后，陈、白二人愁眉苦脸，手足无措，沉思不语，还是王天木有经验，想了一会儿，唤来含春，小声说了几句，便带着一个叫“飞龙”的姑娘和陈恭澍、白世雄一起离开了韩家潭，出门后，四人直奔一个小店，边吃点心，王天木边压低声音对陈恭澍他们说；“张敬尧在东交民巷的住处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使馆，一个是六国饭店。我想现在就住六国饭店，如能开到房间，住进去就可以发现一些情况，但现已12点钟了，单身去开房间，又无行李，会引起怀疑，因此让‘飞龙’一起去，你们等候我的消息。”说完，王天木带着“飞龙”，坐小汽车先走了，陈、白二人回到北长街十八号住处。
王天木和“飞龙”来到六国饭店，以日本大仓株式会社的名义开到了一个二楼朝南的房间。王天木住进饭店，暗杀行动便开始了。
第二天上午，王天木、陈恭澍来到郑介民的住处。王天木告诉郑介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认为张敬尧可能在日本使馆内，郑命王继续在六国饭店侦察。根据情报分析，张可能在六国饭店中，郑指示陈恭澍率北平站的人马熟悉东交民巷的地形，特别是交通情况。
陈恭澍和白世雄乘车在东交民巷的几条马路上兜了几圈，仔细观察地形，熟悉了道路，而且还研究了如发生枪击，被警察追赶的话，怎样安全撤退的预防措施。初步侦察后，回到住处时，发现郑介民正在院内等候他们。见面后，郑急忙向他们传达上海的重要指示，并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线索，张敬尧就在六国饭店，指示他们立即转告王天木，要尽力圆满完成任务。目标找到，陈、白兴奋不已。
5月3日下午，陈恭澍、白世雄和王天木按约好的时间在东安市场五芳斋见面，他们边吃边谈。陈发现王说话没有精神，显然，侦察没有进展，便将郑介民告知的情况说了一遍，王天木立刻振奋起来，按郑的意思，他们开始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他们重新分配了各自的任务；王天木负责进一步侦察张的居住房间；陈恭澍在北长街住处等待消息，备用汽车由专人控制，保证随时行动。
当晚无消息，第二天仍没有发现张敬尧的踪迹。明知张在饭店，目标集中，却找不到他，陈恭澍非常着急。陈又找到王天木商量，王是杀人越货的老手，虽着急，但表面还镇静，他对大家说；“这种事只好心里急，可不能露出来，如果在下仍不能弄出点眉目，我也想冒着打草惊蛇的危险，到柜台上再查问查问。”他说到这，忽然略有所思地说：“昨天上楼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很像张敬尧过去的参谋长赵庭贵，当时本想随后看个究竟，但那人一上三楼转身不见了。”几个人听了之后，一致认为，如这人确实是张的参谋长的话，就可断定张就住在三楼或四楼。得知这一线索，大家又兴奋起来，重新信心十足地投入了侦察。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怀疑，决定让白世雄协助王天木，扮成王的“随从”，留在六国饭店一起侦察，并随时准备行刺。
5月5日这一天，白世雄按王天木的吩咐，从早到晚观察了一天，竟无一个人像王天木所描绘的张敬尧参谋长的模样。时间过得很快，离期限越来越近了，王天木他们着急起来。
不久，峰回路转，天无绝人之路。
6日中午，王天木刚一开门，遇上一个熟人，此人姓应，是西服店的老板，胳膊下夹着一个布包。王与他早就认识，却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他。
王问道：“你来干什么？”
那人吓了一跳，看看两边无人，便小心翼翼地对王说：“他做了两套西服，叫我今天拿来试样子，这个时候可能起床了吧！”说完，用手在下巴上，一上一下地比划着。
王天木非常敏感，对应掌柜说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赶快到北长街十八号，将情况向陈恭澍详细说了一遍，之后解释说：“张敬尧下巴有一撮毛，应老板在下巴上比划。指的就是他。”陈恭澍连连点头：“有理，有理，何不找应老板问个明白？”
应老板开的应元泰西服店，在东四牌楼南大街上，这西服店只一间门面，并不引人注目，因这家西服店的裁剪功夫相当地道，生意兴隆，陈等本想以做衣服为借口，与应老板聊聊。没想到应老板看到有熟人来到，以为是要求他做衣服，忙推辞说：
“这两天我有急活，你们几位如果想添衣服，恐怕要等些日子，我要先给张督办把这两套赶出来。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客户的，我看你们现在挑几块料子吧，等我一空就给你们裁。”
王天木心里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摸摸布料，一边试探性地问：“张督办等着穿吗？”
“是呀！他叫我后天中午一定做好送到，说是也许就在这两天要到天津去。”
王天木与应老板聊了一会儿，他们从应老板的口中，还得到了重要的情报，张督办住在三楼，一连三间，房间号是从231到233，除了张督办本人外，还有他的参谋长及副官等等。
几天费心侦察毫无所获，因巧遇应老板，得来却全不费功夫。张敬尧的住处确定了，下一步就是如何行刺了。王天木、陈恭澍、白世雄急忙去向郑介民汇报。
“很好！很好！”郑介民听完汇报后，连连点头。沉思一会儿，接着分析道：
“按应老板所说，张敬尧开了三个房间，应该是这样的：他自己住一间，参谋长住一间，另一间住的是副官。副官可能就是卫士，但不知有几人。不论张住哪一间，一旦行动，其他两间必然惊动，只靠王天木和白世雄两人是难以对付的。弄不好，不但杀不成张敬尧，安全撤离还成问题。”说完，他停顿了一下，威严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严厉地说：
“但是，情况紧急，张敬尧就要离开北平，再不行动，将会前功尽弃。所以，我命令：王天木、白世雄继续留在六国饭店，密切监视张敬尧的行动，准备随时出击，不成功，则成仁，务必在这两天内干掉张敬尧！”
从郑介民的住处出来，三人各有心思。白世雄兴奋异常，跃跃欲试。陈恭澍面有忧色，感到并没有多大的把握。王天木胸有成竹，好像已提到张敬尧的人头似的。
1933年5月6日凌晨，王天木和白世雄来到陈恭澍家，商量行动方案，王提出两套方案，一是应加强力量，他想从天津把他的一位老朋友请来，此人姓侯，人称“侯大胆”，闯荡江湖数年，练就一身好武功，枪法娴熟，如此人肯来，和白世雄一起行动，对方几个人均不是对手。他想派自己的老婆去天津，中午上路，晚饭前可赶到。陈听后，表示同意。王又说：“行动之前，我可以上三楼敲门找赵参谋长，如果是副官开门，我就说前来拜会参谋长，如赵本人来开门，我们认识，他也弄不清我现在干什么，我就投其所好，专找他爱听的话说；若是张敬尧自己来开门，无论他是否记得我，我仍然说是来看他的参谋长，这样一来，我们的复查工作就完成了。我判断，还不致引起他们的疑心，即使发现怀疑，也不要紧了，我们从三楼一下来，世雄和老侯看到我的手势后，立刻冲上三楼就干，任凭他们怎样防备，也措手不及！”
“那么，第二种方案呢？”白世雄觉得这方案可行，但还是想听听第二种。
“第二种方案嘛，利用应老板明天送西服的机会，尾随其后，冲进去将张杀死。”
特务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第一种方案比较稳妥，于是照计划各就各位，分头准备。
王天木、白世雄回到饭店，发现了郑介民用暗语写的纸条，大意是：明天中午前一定要刺杀张敬尧，因为据可靠消息，张敬尧下午要离开六国饭店。
5月7日凌晨，便上演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张敬尧是人所共知的大汉奸，被打死的地点又在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的隔壁，所以影响很大。何应钦当日召见白世雄，当面嘉奖，批示曰：“白世雄同学免考保送陆军大学深造。”白感激涕零，决心为党国效劳。后来白世雄在南京洪公祠短训班任队长，自此深受重用。
六国饭店的枪声，震惊了企图利用汉奸发动暴乱的日本军，当时报纸上刊出来的新闻大意是：“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
报纸之所以不提张敬尧，是因为根本不明了真相，华北最高当局以及北平分会的处境，无论从任何角度讲，都不能公布这件事，甚至于不承认这件事。尤其是顾虑日方的无理取闹或借故滋事；唆使张敬尧发动暴乱的日军明知张敬尧的死是人暗杀的结果，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一件大案，不久就沉寂无闻了。
宋庆龄被国民党尊为国母，蒋介石很想对她下毒手，但慑于宋庆龄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迟迟不敢轻举妄动，三次计划谋害宋庆龄，都是胎死腹中，宣告流产。
初春的早上，乍暖还寒，阳光妩媚。在这晴朗的烟雾下，笼罩着的却是一片阴森森的恐怖，在宋庆龄宽大而整洁的起居室里，一位保姆递过一封信来。
“早上刚刚收到的，夫人。
宋庆龄接过信，摸了摸，感觉有些异样，信里像是夹了什么小东西，还挺沉的。
她打开信封，抽出信纸。
“咣”的一声，一件东西掉在了地上，保姆惊慌地叫了起来，宋庆龄捡起一看，是一颗子弹。
恐吓又升级了。这次不仅是一封恐吓信，还有一枚子弹，宋庆龄心里很清楚这封信是谁送的，也明白此信的目的。她凝重的眼神里穿出一股摄人心魄的目光，分外的坚定有力。
她转过头来，对保姆说：“不要害怕，蒋介石是不会达到目的的，除非他枪毙我。”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反动统治笼罩着全国。
由于宋庆龄坚定不移的反蒋立场，蒋介石对她早已恨之入骨。但他仍希冀宋庆龄有所“回头”，以便利用她在社会上的声望，达到助他一臂之力的目的。
蒋介石先派宋子文做说客，想说服宋庆龄，后又亲笔给宋庆龄写信说：
“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
“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才有解决办法也。”
宋庆龄对此嗤之以鼻。如果我有意于此，几年前就会这么做了，还会等到现在吗？
宋庆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蒋介石，无异于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
蒋介石一直对宋庆龄充满了复杂的感情。首先她是孙中山的夫人，而他自己也是因为追随孙中山起家的。其次宋庆龄极力反对他，无论做什么，连他和宋美龄的结合都遭到了她的极力反对。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宋庆龄对他意义重大。
蒋介石始终为各种烦心的事动怒，对宋庆龄也不例外。有时，因为她，他会焦虑不安，双眼深陷，皱纹已经过早地爬上了他的额头，他再也不像年轻那时充满活力了。
他仍抱有一线希望，于是又做了一次努力。他给在莫斯科的宋庆龄连拍了多封电报，威胁利诱，软磨硬打都用上了。
结果是在预料之中，宋庆龄又一次回绝了他。
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说客来过了，又都徒劳而归。
她简朴的生活始终和她那高傲的气节并存。
她甚至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二周年给柏林反帝大同盟拍了电报。宋庆龄所做的这些，弄得蒋介石如芒刺在背，暴跳如雷。恨不得能让宋庆龄一下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巴不得早日拔掉这个让他坐立不安的人物。但是，又一想，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国母，在海内外有很高的声望，自己轻举妄动，一定会引四面八方的责难。想来想去，无奈之下，只得请国民党的大学者戴季陶当说客，去劝说宋庆龄。
1929年8月10日，戴季陶带着自己的夫人来到了宋庆龄在上海莫利爱路的寓所，一见是戴季陶来了，宋庆龄心里马上一紧：这几天的说客都被我给挡回了，莫不是戴君又是来充作说客？
进门落座后，主客双方寒暄了一番。戴季陶说：“几次想离国远去，打定主意要去欧洲养养身体，都被蒋先生和其他许多朋友劝了回来，和他们一起共为国家建设工作，始终没有去成啊。我既不奢求金钱，又不贪图地位，只想为党国担一份忧，尽一份事业的责任。”
“你没能出国，真是太可惜了。”宋庆龄立即听明白了戴季陶的意思，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戴季陶立即被僵住了，话都说不出来。一听宋庆龄已经把话都挑明了，戴季陶也不便再装下去了，只好单刀直入地说：“夫人，你为什么不到南京去呢？”
“先夫的葬礼已经举行过了，我为什么还要到南京去呢？到南京我还能做什么呢？”
“中山陵园美丽极了，夫人的住宅蒋委员长已经为你布置好了，我们随时恭候夫人您的大驾，夫人也可以为政府做些贡献，完成中山先生的宏愿！”
宋庆龄坦率地说：“我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什么呢？又不愿意过做客的生活，你们的好意我心领就是了。”
这时，戴季陶正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索着什么。他掏出一张攥着的纸递给宋庆龄。宋庆龄一看，不禁勃然大怒：“这是我拍给反帝大同盟的手稿，你们为什么不许发表？”
“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我真不能相信，像你这种地位，乃一国之母，干这种事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你怎能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说成是共产党人的捏造呢？我完全有权利可以证明，这份手稿的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你又怎能发表这种电报攻击政府呢？我们先把你我之间的私人关系放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即使政府真的犯了错误，你也不能公然说这样的话，你应该遵守党纪。”
“遵守党纪？”宋庆龄不禁气上心头，她面色凝重，放慢语气，一字一顿地说道：“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在你们中央执行委员会当中，其实我并非是贵党成员。你有勇气告诉我，我没有权利说话，你们不是把我当着招牌去欺骗群众吗？这是你们对我的侮辱。你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留下了多少的屈辱啊，总有一天群众会找你们算总账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民众说话的，这是你也知道的，我的电报正好是代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的心声。你不要再对我浪费言语了，请别存有一丝一毫的幻想。”
宋庆龄矢志不移的政治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政治胸怀已使戴季陶汗如雨下。一番辩驳之后，他掏出了手绢，颤颤抖抖地擦去头上的汗珠，又做出了最后一次努力：
“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了。”
宋庆龄沉吟了一下，然后明确地说：“戴君想让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就是枪毙我，或者把我监禁起来。不然，这就证实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责并不冤枉。但是，我希望你们做什么事也要和我一样的光明磊落，不要鬼鬼祟祟，使用毒计，用侦探来包围我。”
孙夫人的一番话语，早巳使戴季陶如坐针毡，只好告辞：“以后我再来看你。再见！”
宋庆龄只简洁地回答了一句：“再来谈话，也是无用的，我们彼此间的鸿沟太深了。”
戴季陶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1931年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疯狂地制造白色恐怖，野蛮地镇压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了反抗蒋介石，救助中国革命，1933年12月17日，以宋庆龄为首发起创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并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反蒋的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宋庆龄所做这一切，蒋介石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更加大怒了，大发雷霆，种种计谋都对宋庆龄万般无奈之后，他对宋庆龄的恐吓终于开始升级了。
“真烦人，她真是我们法租界的最大包袱。”
复兴社的大特务沈醉夹着一支香烟，靠在躺椅上，望着袅袅上升的一个个烟圈儿，一筹莫展。
“咳，每天都要写监视日报，还得去侦察与她来往的人。寄给她手枪子弹，她居然不害怕。”
他掐灭了香烟，从椅子上站起来，来回踱着方步。焦虑使他的眉梢紧皱。他放开咬着的嘴唇，自言自语道：“她要是离开法租界，住到别处或者出国去，那我可就省了不少的麻烦。”
他在窗前停住了脚步，望着窗外朦胧的烟雾，长叹了一口气。
每隔几日，沈醉都例行公事地要从上海到南京向戴笠亲自汇报情况。这次也不例外，戴笠又向他询问了有关宋庆龄的事。
“还是老样子。”沈醉如实相告，话中带有惭愧的语气。
“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戴笠皱了皱眉头加重了语气，命令道：“一定要派人设法打进她的家，收买她身边的人。”
派一个什么样的人？沈醉冥思苦想，他最后决定派一个女特务去接近宋庆龄身边一个姓李的女佣人。这个女佣人很年轻，只有二十来岁，沈醉很有把握能把她收买过来。
接受任务的女特务化装成了一个自称“王姐”的女佣人，开始行动了。她瞅准了机会，在了解了这位李姑娘每日行踪后，抓住了她的弱处展开了行动。
一个晴朗的午日，一个罪恶的阴谋，一个令人憎恶的女性出现在菜市场里，等待着李姑娘的出现。
今天李姑娘像往常一样挎着菜篮，迈着轻快的脚步，出门上街买菜。当她提着满兜的菜正准备转身回去时，突然与从旁闪过同样提着菜篮的一个女佣撞了个满怀，菜洒了一地。
“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是没有看见。”女特务佯装着连头都不敢抬的样子，急忙蹲下，帮助李姑娘拾掉在地上的蔬菜。
当二人起身相对时，这个女人忽然愣住了，好像见了熟人似的，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又不便启齿，嗫嚅了半天，终于开口道：“姑娘，你贵姓？我们好像见过面？”
“我姓李。”李姑娘很是诧异！
“咳，我认错人了。”说着，这个女人就低下了头，用衣襟抹起了眼泪。
“大姐，您是不是有什么难事，如若不嫌弃就给我讲讲吧？或许我还能帮你一把呢？”
于是这位大姐，抹了抹眼泪，向这位“妹妹”诉说开了：“我姓王，都称我王姐，是一家寓所里的佣人。不瞒你说，我有个妹妹，与你长得很相像，我们姐俩一起出来，被……”说着又抽噎起来了。李姑娘赶紧安慰她。两人边走边说，不知不觉中已走到宋家门口，俨然已是一对患难姐妹了。“王姐”的眼泪与悲惨的身世赢得了李姑娘的同情。分手时二人相约以后再见面，特工毕竟是特工，经过一个月的接近，“王姐”终于骗取了李姑娘的信任，并带她一起来宋家几次。
来了几次之后，宋庆龄不禁对这位“王姐”产生了怀疑。每当她的目光射向她时，她总是在极力掩饰的慌忙中故意避开。这引起了宋庆龄的注意。等这个“王姐”离开之后，宋庆龄把姑娘拉到一旁，悄声问道：
“小李，这个女人是怎么认识的？”“是我买菜时认识的，她很可怜。”李姑娘闪着纯真的大眼睛，将二人如何相识，如何往来的前后都告诉了夫人。最后问：“有什么不对吗？”宋庆龄听后，对她正色说：
“小李，我们现在的情况你也很清楚，特务随时准备暗害我。务必要提高警锡，以后要与这个人少来往。”
李姑娘点头称是，心中谨记夫人的话。果如所料，不久这位“王姐”就开始向她打听宋氏来往客人的情况，并送给她不少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礼物，并口口声声地与她姐妹相称。李姑娘不愿违背“伸手不打笑面人”这个理儿，关于宋家的情况还可以不予相告，但这东西呢，真是退不是，要也不是。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带着这些东西一溜小跑回到宋氏的寓所，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庆龄。
宋庆龄立刻预见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望了望眼前的这堆东西，又看了看低头不语的李姑娘，斩钉截铁地说道：“小李，这些东西不能要，马上全部退回。这个‘王姐’有问题，以后不要再和她往来！”
当李姑娘把宋夫人的话原本转告“王姐”时，这个王姐就立刻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蠢货，饭桶！难道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屋内，几个特务并排低着脑袋灰溜溜地站着。沈醉捋着衣服袖子，双手叉腰，正气哼哼地喘着粗气，走来走去地发着火。
“一个女佣人都摆不平，亏你们还吃特务这碗饭。”
他停了下来，一条腿放在凳子上，一只胳膊支在腿上，托着腮帮子，气喘吁吁地停止了叫骂。
先前装作“王姐”的女特务这时抬起头，瞧了瞧他们的头，瞅准了时机，迈步走出，小心翼翼地问道：“组长，我倒想起了一条重要线索，不知有没有用？”
“什么，快说！”
“是这样的，那个女佣刚跟她的男人分开了，那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女佣也不过二十来岁，总不能不找个对象，交个朋友吧。您看……不如……”
“美男计？”
“对。”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沈醉摸了摸他的下巴颏。一个妙计立刻涌上心头，他暗自笑了一下，为自己刚才冒起的念头感到洋洋自得。窗外，汽车的喇叭声时时传来，马达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最初，沈醉考虑他如果让一个长相不错的青年特务扮成知识分子去勾引这个女佣，显然彼此的身份不相称，必定会引起宋庆龄的注意，如果化装成工人，附近又没工厂，一个工人经常大老远的去勾引一个女佣，也不大对劲儿。干脆化装成一个汽车司机，在附近或别处与她相遇，倒也不失为一条妙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会引起宋的怀疑。
望着垂首立在一旁、惶惶待命的手下，他一招手唤过一名特务，在他身旁如此这般地耳语一番，特务立刻会意，又再三叮嘱一番“不要急躁，千万别露出马脚”的话，这才离去。
果然不出所料，这特务到底是经过训练出来的，不是白吃干饭的种。不出三个月，就把姑娘钓上了钩，二人卿卿我我，常常互相往来。为了不使姑娘产生怀疑，男特务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从不探问宋家的情况，每当姑娘无意中提起，他也正人君子般不问私家事。单等定婚或结婚后，再单刀直入或迂回前进，到手的凤凰飞不了，不愁不使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正当沈醉的算盘打得直响，一切都按预想中的进行时，戴笠飞到了上海。
“处长，报告最新动向，宋庆龄的女佣已被我们的人弄了过来，压服宋庆龄即在近日。”
戴笠又哼哼了几声，不知是笑声还是鼻子为通气而做出的努力。但从他向上咧的嘴角上看，那张马脸似乎流露出一种意外的惊喜。
“干得不错嘛，小伙子。把那个得力的徒儿召来，我要叮嘱他一番。”
在上海特区接头站，男特务一扫在女佣面前的豪爽和体贴，诚惶诚恐地站到了平日不可望其项背的处长面前。
带着一脸堆笑的戴笠笑眯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夸赞了他一番，又赏给他一百个白花花的袁大头以资奖励。小特务受宠若惊，觉得自己简直是在做梦，咬了咬舌头：没错，是真的。戴笠千叮咛万嘱咐不要露出马脚，务必小心谨慎之后，他才点头哈腰地离去。为了这，再怎样失去婚姻的“自由”，他也甘愿，婚姻不就是那么回事，到了手之后，再一休，自己不照样自由来去？值！
然而，特务们的诡计是不会那么容易得逞的，要不然，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挖空心思密谋策划了。
根据特务最新报告，那女佣把自己交朋友的情况完全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仔细查问了双方认识的过程，一听说介绍人是附近开私人车的司机，便叮嘱她应多了解情况，然后再带她去见见面。
宋庆龄的举动实在让这位特务组长不能理解。见惯了官场的阿谀奉承，拍马溜须，他怎么也不能明白，这样一位有地位且工作繁重的人，竟会亲自来过问一个女佣的婚事？
无论如何，特务们要达到目的，会千方百计，使尽各种招数。为了蒙混过关，不使女佣人产生怀疑，他们精心设计了一台“好”戏。这全部得力于法租界组一个叫范广珍的组员。此人神通广大，过得诚就是被他弄得“重病不治而亡”的。还找来好多司机和工人，为姑娘的来访做了一切准备。
这天，天气晴朗，蓝天飘着白云，李姑娘身着崭新的花衣，扎着粉头绳，也显得分外的娇媚。街上行人穿梭，车水马龙，路人络绎不绝地拥人影院、商场。偌大的法租界，不仅飘忽着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也来回摆动着洋人的西服和蹩脚皮鞋。
姑娘来到司机的家，特务们早巳各就各位，各演各角儿了。姑娘一进屋，倒茶让座，一通忙活儿。特务手脚都不知放哪儿好了。在这间不大的面向大海的房子里，来来往往，出出进进的人很多，姑娘注意到：看模样，这些人都是司机，有的驾驶出租汽车，有的给私人开车。每个进屋的人都与他称兄道弟。态度也非常的尊重。
“张兄，头天多亏了你了，我这儿谢您了。”
“兄弟，明天牌局一定去，大伙儿都愿和你玩。”
“兄弟，你给个话吧，就听你的了。”
而这小伙子也就一直忙不停地答道：“谢什么，都是自家人。”“哎，好了，你等着吧。”“承蒙信任，定当鼎力相助。”
李姑娘看在眼里，甜在心头，心里相当满意自己的男朋友，比起从前的男人不知要好多少倍。特务们的这出戏算是没演砸。
不久，沈醉又指使这个男特务搬到了拉菲德路靠近白莱尼门马浪路口一家私人出租小汽车行的楼上居住，而后给他安排在那家出租行当一名义务司机。这样，宋家女佣人就可以很方便地在那家车行找到他了。
沈醉很为自己的这步棋得意了一番。戴笠是最看重方法和策略了，他很相信自己的策略方法将成为人人称道的“美谈”。他为自己这一精心布置得意了几天。但他怎么也没料到，不久，他这个计划又遭到了失败，原因至今他也未曾明白过，这是他终身引以为憾的事。这出人意料的事，他实在是猜不透个中奥妙。
有两次天下大雨，宋家女佣人为了替夫人送客，打电话到车行雇车，男特务马上把车开去给宋家送客人，男特务自信这招完全能取得女佣的信任。而且从客人当中多少获得一点儿情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看不出破绽来。谁知等到二人快要订婚，目的也即将达到之时，宋家女佣似乎看出了端倪，哭着喊着不愿再见他。
“你怎么了，好好地，怎么突然变卦了？”等候了几天的特务终于遇到了这位女佣。
女佣马上眼圈儿红了。
“你这个坏蛋，你欺骗了我，你欺骗了我的感情，我恨你！”她哭哭啼啼地说道。这时，好奇的人们已围观了上来。
男特务欲再说几句，但看到女佣坚决的态度，似乎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再加上围观人群的指指点点，无奈之下，只好转身走了。
“你他妈的蠢货，饭桶！”组长又开始大发雷霆了，“怎么搞的，你他妈的什么地方露了馅？”组长捋着袖子，双手叉腰问道，大声责问垂首而立的男特务。
男特务颤颤巍巍地申辩，说经过仔细检查自己完全没有做使对方产生怀疑的任何举止言行。
大骂没有结果，只能不了了之。
因为宋庆龄的高度警惕，暗害她的阴谋没有得逞，“美男计”——失败了。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一天，一辆小车直飞入南京鸡鹅巷，在五十三号戴笠的办公室的门前戛然停下，从车里跳出一个衣着笔挺的军人，他向卫兵点了下头就大步跨入了五十三号大门。
此人就是上海法租界特务组的特务头子沈醉。此番来京他正是遵循蒋介石的命令，与军统头子戴笠策划如何再继续迫害宋庆龄女士的事宜。
头两次行动的先后失败，早已使戴笠大扫颜面，军统的特务一向神通广大，无所不能，这回竟连遭两挫，连蒋介石也感到事情的棘手，但他仍不死心，继续暗示戴笠要采取其他策略。
戴笠看了看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来的沈醉，长叹一声：“小陈（沈醉原名陈沦），这几次行动的失败，已引起了老头子的不满。不能再搞无意义的名堂了。除了暗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对付宋？”
沈醉听言，沉吟了片刻，在他心里一直有个想法，只是碍于独断专行的戴笠而一直没有说出。他伸手摸了摸下巴颏，听着窗外柳树上的知了在拼命地叫喊——知道了，果断地抬起头：
“处长，您看‘车祸’的办法行不行？”
“‘车祸’？”戴笠立刻停住了踱着的四方步，转过身来，仿佛是一条鱼儿看到了什么金光灿烂的东西，双眼发出光彩来。他哼了一下鼻子：“我也想到过这个办法，你再具体说说。”
“具体是这样的，”一看自己的上司来了精神劲儿，沈醉也马上来了兴致，开始滔滔不绝大谈自己的想法。
“首先需要搞辆构造非常坚实的德国小车，由我亲自驾驶。一般车祸发生时，司机受伤差不多都是因为挡风玻璃的碎片造成的，只要把它换成保险玻璃，车撞上以后，头部不会受伤。身上再穿件避弹衣，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嗯，说下去。”
“因是敌明我暗，只要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出动，他们是不会料到我们有这一手的。”
“好！”戴笠对这一提议很感兴趣，他用手绢擦了一下鼻涕，然后又用手背蹭了两下，接着递给了沈醉一支香烟。他似乎很兴奋，在屋中走动，犹如一匹亢奋起来的马，看到终点线般地按捺不住：
“好，小陈！很好，你自告奋勇的精神值得嘉奖。我必报告委座，事成之后，必有重赏。”
沈醉立马来了个标准立正，大声说道：“士为知己者死，死亦无憾！”他是甘为戴处长效犬马之劳了。
正当两人谈得投机的时节，午饭时间到了。沈醉正想告辞，打算到大饭厅和内勤特务们一起进餐，一下子却被戴笠拉住了。
“哎，小陈，别走，我们谈得正好，你就在我这儿吃饭吧，咱们边吃边谈，”
侍从送上酒菜，二人坐定，沈醉小心谨慎地陪着顶头上司吃饭。
几杯白酒下肚，戴笠的马脸上立刻泛起红晕：“小陈，你看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最适合下手呢？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听到上司的抬举，沈醉急忙将自己嘴里嚼着的肉吞了下去，清了清喉咙说道：“依我之见，最好在租界内动手。具体细节，我们的车一直紧跟她的车后，等遇到红灯，她的车刚停下，我们的车就撞上去，而且要撞得狠一些。这样，车上的人定会受伤。撞过之后，我再把自己坐的车的刹车做个手脚。而她被送进医院，治得不死不活，长期卧床，我们的麻烦没了，同时司机的责任也可以轻一些。”
“好！好！”戴笠连连点头称是。
沈醉表示：“为了效忠党国，陈沦不怕坐牢。”
“好！好！好！”戴笠听到部下如此表白，心里十分高兴。胃口不觉大开，将桌上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一点没剩。
戴笠挺了挺滚圆的肚皮，兴奋地对沈醉说：“小陈，你有打算坐牢这个决心，很好嘛，一定不要半途而废。万一被判了刑，也不要紧，我的熟人很多，你是知道的，一定会很快把你弄出来。不要有任何顾虑，好好准备，争取马到成功。”
沈醉受命返回上海，便一头扎到密谋行动中去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构造十分结实的小汽车有了，挡风玻璃也换成了保险玻璃。人车俱备，只等戴笠一声令下了。
但是奇怪的是，每次戴笠来上海，沈醉就问何时动手，戴老板总是笑而不答：“不要着急，先等一等，决定了就会告诉你。”
这样，一年过去了，戴笠的决定还没有做出来。
一年之后，戴笠来到上海，召来沈醉，明确告诉说：“原定计划撤销。”
沈醉一听，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问道：
“处座，您当初不是很赞成这个计划吗？现在为什么要撤销？”
戴笠嘿嘿一笑，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说：“你有把握做到只把人撞成重伤而不撞死吗？”
沈醉一下子被问住了，愣了半天，只好说；“没多大把握。”
“这就对了，问题就在这里。”戴笠晃着脑袋，开始解释缘由：“如果把宋庆龄撞死了，多少人要来追究啊。查来查去，不就查出了我，说不定连老头子也牵连进去了。到那时候，老头子也觉得棘手，没准我们的小命也会丢了。”
这样，第三次阴谋计划，也胎死腹中，宣告流产了。
暗杀杨杏佛，枪杀史量才
对于宋庆龄，特务们的三次计划三次胎死腹中，最后蒋介石指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用法西斯的手段对付这个进步的组织，决定选择其中的一个“适当”人物，杀一儆百。军统特务选中的暗杀对像就是杨杏佛。
杨杏佛，名铨；1893年5月4日生于江西玉山。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12年被派往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机械系毕业之后，又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工商管理学博士学位。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他任大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2年“一·二八”上海军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时，他为十九路军的后方技术工作提供援助，同时与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创办后方伤兵医院，救护受伤的爱国官兵。同年参加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春，他到北平视察时，组织建立了“同盟”北平分会；找张学良面谈释放许德珩等人。他还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公祭李大钊的示威游行，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愤怒。
1933年3月8日，三十多个进步团体在上海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要求政治自由、保障民权。杨杏佛代表同盟发表《反帝抗日与争取民权及释放政治犯运动之不可分离》的演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因而，遭国民党政府的搜捕，国民党当局并宣布取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3月下旬，为了营救廖承志、陈赓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了宣言，宋庆龄、杨杏佛等四人作为代表，亲赴南京向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提出质询，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陈赓等人，并提出四点要求：1．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2．废止滥刑；3．给予政治犯阅读书报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4．严惩狱吏敲诈犯人及受贿行为。
5月中旬，国民党政府与租界当局相勾结，在上海绑架了作家丁玲、潘梓年，杀害了应修人。杨杏佛一面与租界当局交涉，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进行营救；一面呼吁各界团体紧急行动，声援丁玲、潘梓年。这些活动均触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痛处，于是蒋介石决定杀害杨杏佛，吓退宋庆龄。
杨杏佛从北平回到上海不久，戴笠即开始布置这一阴谋活动。首先特务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侦察，了解到杨杏佛住在法租界亚培尔路三百三十一号中央研究院内，平日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每天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其长子杨小佛年仅十五岁，在南京大同中学读书，每星期六晚从学校回家与父相聚。特务们认为在他骑马时进行暗杀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但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个计划。他认为把杨杏佛杀害在租界以外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给政府增加麻烦。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庆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军统特务的力量，威胁宋庆龄，又可以不负破案责任。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在亚培尔路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安排，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庆龄寓所途中下手。
戴笠感到这次暗杀关系重大，于是6月初亲到上海坐镇指挥。他的指挥所就设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军统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还有副组长王克全等，共六名特务。戴笠要求参加这次行动的特务，事前都要进行宣誓，保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果被抓，应立即自杀，绝不能将真情泄漏出去，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1933年，上海法租界。
时值隆冬，凛冽的寒风将昔日街头喧闹的人群刮得无影无踪，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早已枝叶凋零，只有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颤动。
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前，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背着一个大报箱在寒风中徘徊，这种天气似乎并不适合于卖报，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偶尔遇上几个，也是行色匆匆。这青年的心思也似乎不在卖报上，尽管没有人买报，他却一点也不着急。
青年在研究院门外徘徊着，目光始终不离研究院的大门。
这时，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从研究院里走了出来。
“先生，要报纸吗？《申报》、《大公报》、《大美晚报》。”青年看到来人，眼中流露出一分惊喜，随即他镇定下来，迎了上去。
“不要。”中年人并没有怎么注意这青年，径直来到马路边。
“先生，您买一份吗？”青年的语气中有一分乞求。
“好吧，随便给我一份。”中年人似乎觉得这青年很可怜，心不在焉地买了一张报挟在腋下。
“怎么搞的？该来了！”中年人看看手表，自言自语道。他似乎在等什么人。
青年站在中年人身后不远的地方，在向一个偶尔路过的行人出售着报纸。
一辆黑色的道奇轿车出现在不远处的街道拐角，径直向中央研究院驶来。中年人面露喜色，他整整大衣，迎着车来的方向走了过去。
车缓缓地停了下来，一位四十岁上下的身着老式棉袍的中年妇女从车中下来，随即又有三人下了车。
“宋女士、树人兄、愈之、造时”中年人笑着招呼道。
“杏佛，路上耽误了一下，让各位久等了。”中年妇女说道。
原来那中年男子正是杨杏佛。杨杏佛在当时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他二十岁时就追随孙中山，并就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袁世凯上台后，他愤而辞职，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深造。孙中山逝世后，他任“总理丧事筹备处”总干事，为筹办丧事、建造陵墓四处奔走，不遗余力。1928年，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他担任总干事。不久前，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创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出任总干事。
那位中年妇女是孙中山的遗孀、国母宋庆龄。另外三人也是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物：周树人（鲁迅）、胡愈之和王造时。
“宋女士，你们一直不来，真让我们担心，我们还以为你们出什么事了。外面冷，咱们进去谈。”杨杏佛说道。随即一行人进了院内。
这时，谁也没有留意那个卖报的青年，他就站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神情紧张，似乎正努力地想听清楚他们的谈话。杨杏佛一行进院后，他也随即离开了，但一会儿，他又和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匆匆赶了回来。
中央研究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蔡元培正焦急地等待着宋庆龄的到来，小小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蔡先生，宋女士他们来了。”杨杏佛推门走了进来。
蔡元培闻声起身向门口迎去，其他人也站了起来。
“蔡先生，路上有人跟踪我们，让您久等了。”宋庆龄歉意地说道。
“这些人真是太过份了，连你也要跟踪。”蔡元培愤然道。
众人落座后，蔡元培开门见山地说道：
“今天请各位来，是要商议一下成立同盟北京分会的事。本同盟自创立以来即屡遭政府的非难，南京方面称本同盟为非法组织，意欲以此为借口将本同盟解散。”
“南京政府一贯压制民主，破坏民权，本同盟以保障民权为宗旨，自然为他们所不容。”蔡元培话音刚落，杨杏佛即在一旁说道。
“不要理会他们，本同盟以保障民权、促进法治为宗旨，态度光明，绝不可谓‘非法’，同盟创立北京分会正是再次向各界表明我们的态度。”宋庆龄对于南京政府总是针锋相对。
“这次杏佛北上组织北京分会一定要做出气势，要搞出几个大的行动，要让那里的民众都知道南京方面的丑恶行径。”周树人也插言道。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到北平后我准备搞一次记者招待会，宣传我们的主张，揭露南京方面的罪行。”杨杏佛这次受命北上，早已做好了打算。
“好，杏佛，大家等你的好消息。”王造时兴奋地说道。
随后，众人又讨论了同盟的一些其他事宜，即准备离开。
“我们最好分批离开，近来南京方面派人在监视我们，大家小心一些。”宋庆龄叫住了涌向门口的人，叮嘱道。
“宋女士说得对，大家分批走。”蔡元培说道。
十分钟后，宋庆龄乘车离开了研究院，车刚走出不远，一辆黑色的轿车即从一条胡同中开出，跟了上去。
冬日的夜，降临得早，才5点多，已是暮色四合，满天漆黑。
中央研究院斜对面的一幢三层楼中。那卖报的青年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写着什么，这时，一个男子推门走了进来，正是那卖香烟的小贩。
“老黄，情况怎么样？”青年急切地问道。
“他妈的，跟了一会儿就被他们发现了，他们停下车，车上的人分头走了，我一直跟着宋转来转去，转到了她家。”被称作老黄的小贩似乎觉得被人耍了。
青年听后，又在纸上写了几字，随即又说道：“老黄，你把这个马上交给余区长，让他多派几个弟兄来。”说着递过那张纸。
“陈组长，天这么晚了，明天我再去吧？”老黄请求道。
“不行，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这是纪律。”青年人略有些生气。
老黄喝了口水，极不情愿地出去了。
这青年并不是卖报的小贩，他是刚上任的复兴社上海特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沈醉，化名陈沦。沈醉此时还只是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伙，他不久前由他的姐夫、复兴社上海特区区长余乐醒介绍加入复兴社，入社后很受戴笠器重，所以小小年纪即被委以情报组长的重任。
沈醉手下有七个人，他们负责监视法租界内一些“不安定分子”。近来宋庆龄、杨杏佛等人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活动频繁，上头令他多加注意。沈醉初人复兴社，正想有所表现，再加上他姐夫余乐醒隐约其辞地提到这是戴笠的意思，因而他这次亲自出马，扮成卖报小贩，紧盯杨杏佛。
对于杨杏佛他也并没有什么了解，只知道他是令上头头痛不已的“激进分子”，对这样的“激进分子”，他觉得理应多加注意。
老黄是他的组员之一，负责监视杨杏佛的住所。虽说他年纪比沈醉大许多，但由于余乐醒的关系，他对沈醉虽略有微词，但也不敢得罪。
通常，情报组收集的情报是五天上报一次，但沈醉上任后，即改为一天一报。这是他听了戴笠的训示后的新想法，这样虽说苦了手下，却着实为上头所赏识。余乐醒对他这个小舅子很是满意，一有机会就在戴笠面前夸奖沈醉。
夜渐深了，沈醉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杨杏佛他们近来集会频繁，是不是要有什么大的举动？”思来想去，还是没有眉目。迷迷糊糊中，他睡了过去。
天蒙蒙亮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沈醉从梦中吵醒，他极不耐烦地打开门，老黄闪了进来。
“陈组长，杨杏佛昨天晚上在收拾行李，似乎要出远门。”老黄急急地说道。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沈醉责问道。
“天太晚了，怕打扰了你休息。”老黄答道。
“出了这么大的事，还休息什么？杨杏佛要是给跟丢了，我拿你是问！”沈醉的语气十分严厉。
“有我在，丢不了。”老黄不以为然地答道。“丢不了？昨天你怎么给人耍了？”沈醉不耐烦地打断老黄，顿了顿，他又问道：“杨杏佛现在在哪里？”
“他刚起来。我看那边没什么动静，就赶过来通知你一声。”老黄答道。
沈醉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问道：“那边还有人盯着吗？”
老黄摇了摇头。
“笨蛋，赶快回去盯着，我去召集人手，马上过去。”沈醉十分着急，他很害怕杨杏佛跑丢。
等沈醉召集齐人手赶到杨宅时，老黄垂头丧气地迎了上来。
两小时后，杨杏佛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列车在平原上疾驰，杨杏佛凝望窗外，心结北平。这次北上是同盟成立后的一次大的举动，宋庆龄和蔡元培对他此行寄予厚望，希望他此行能扩大同盟在全国的影响。
杨杏佛深知此行的意义，行前他多次与宋庆龄、周树人商谈，宋庆龄嘱咐他一定要多加小心，以免让南京方面知道他的行踪，要给南京方面出其不意的打击。在去车站的路上，他一路留心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现象。
车行至济南，杨杏佛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五年前，日本侵略者为阻止北伐，悍然出兵济南，杀害中国军民六千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面对日军的暴行，南京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对日军一味退让，北伐军到济南时竟绕道而行。耻辱啊！
受辱而不反抗，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屈辱。“九一八”，蒋介石一纸令下，百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关外大片沃土沦入敌手，“一二八”，十九路军奋起抗击，蒋介石不仅不予支持，还多方阻挠，十九路军战至弹尽粮绝，含恨而退，日本人再次猖狂。
每每想到这些，杨杏佛只觉得胸膛如炸裂一般，心中的怒火右冲左突却无处发泄。欲杀贼而无力，欲报国而无门，堂堂大丈夫，岂能不怒？
冬日的北平，银装素裹。片片雪花飘落，让人感到无比的清新和亲切。
杨杏佛下榻的云同饭店里已聚集了各报的记者，今天杨杏佛要在这里举行一次大型的记者招待会。
杨杏佛着一身灰色西服，出现在记者们面前。今天他心情似乎特别好，站在台前谈笑风生，举手投足之间，学者风度十足。
“杨先生，我是《大公报》的记者，贵同盟多次呼吁释放政治犯，但如若释放了他们，岂不是纵虎为患吗？”记者们已开始了发问。
“本同盟以保障民权、促进法治为宗旨，凡一切破坏民生，破坏民权之行为，我们都强烈反对。”杨杏佛不假思索地答道。
一个瘦瘦的记者接着问：“杨先生，您和您夫人现在还有来往吗？”
“对不起，我今天只回答与本同盟有关的问题，其他问题无可奉告。”杨杏佛用外交语言给挡了回去。
“杨先生，蒋委员长力主‘攘外必先安内’，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古语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寇侵我中华至此，何言攘外必先安内？”以我之见，凡我中华民众，当此国难之时，需齐心协力，共御外敌。杨杏佛激奋地答道。
“杨先生说得好，当此国难，不御外侮，反自相残杀，不日必有亡国之忧。”有人在一旁附和道。
“杨先生，蒋委员长秉承总理遗志，致力发扬光大三民主义，你称政府压制民主，破坏民权，这不是恶意诽谤吗？”发问的是《社会新闻》的记者。
“蒋先生之所言所行，诸位有目共睹。我不必多言。”杨杏佛不屑一顾地答道。
招待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杨杏佛心情激愤，对南京方面大加抨击，直说得声嘶力竭。在场之各报记者均为其直言不讳所震惊。招待会结束后，一位记者对他的同伴说道：“杨先生敢于直言之胆气令人钦佩，但值此时日，直言会惹麻烦的。”
不久，麻烦果然来了。
南京。那间铺着猩红色地毯的宽大的会客厅里，蒋介石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近来日本人活动频繁，国内反日活动一浪高于一浪，学生请愿游行，商人罢市抵制日货，爱国人士联名上书，这一切搞得这位力主“攘外必先安内”的蒋委员长居无宁日，焦头烂额。
虽是白天，但厚重的金丝绒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子里很暗。
“委座，戴处长来了。”侍从室参谋老陈推门走了进来。
蒋介石停止了踱步，在屋中站了片刻，没有说话。
老陈站在门口，有些不知所措，往日戴笠一来，蒋介石总是马上让他来见，今天怎么啦？
半晌，蒋介石才哼了一声：“让他进来。”
戴笠知道蒋介石近来心情很不好，进门时轻手轻脚，以免一不小心惹恼了蒋介石。
“校长，学生戴笠奉命来到。”戴笠一面说一面注意看蒋介石的脸色。
蒋介石闷哼一声，目光直逼戴笠。
戴笠心中发怯，慌乱不迭地说道：“学生办事不力，甘受校长处罚。”近来“激进分子”活动频繁，言行之间对国民党政府多有不利，戴笠心知自责难逃，因而抢先请罪。
“雨农，你怎么搞的，让你盯着宋、蔡他们，你越盯他们怎么越闹越不像话？”蒋介石责问道。
“校长，学生办事不力，自知辜负了校长栽培。”戴笠答道。
其实戴笠虽然口中这么说，但心中却很不服气：“你让我盯着，我只能盯着，他们说什么，干什么我敢管吗？”
确实，宋庆龄是国母，蔡元培是革命元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声望极大，当着他们的面，蒋介石也是恭恭敬敬，戴笠算什么，对其他人他敢打，但对宋庆龄和蔡元培，蒋介石只能干瞪眼。
“雨农，他们那个什么同盟越闹越不像话，该管管他们了。”蒋介石靠在沙发上说道。
“这……”戴笠心有难处，不知该怎么回答。
蒋介石似乎并未意识到戴笠的苦衷，又问道：“雨农，你看怎么管法？”
戴笠极力揣摩着蒋介石话中的意思，半晌，他试探性地问道：“解决一下？”说完他紧盯着蒋介石的脸色。
蒋介石似乎很不高兴，怒冲冲地说道：“胡闹！”
戴笠是何等精明之人，他看出蒋介石并不是真的动怒了，对宋，蔡二人，蒋介石一直就很不满，但要解决了他们，干系太大，蒋介石不愿因此而冒众叛亲离、天怒人怨之险。虽是如此，蒋介石仍殚精竭虑，想用一个适当的办法来阻止宋、蔡二人对他的反对活动，但始终未能如愿。
戴笠跟随蒋介石多年，深知这位主子的心思，他沉思片刻，说了三个字：“杨、杏、佛。”
“杨杏佛？”蒋介石闻言先是一愣，随即领会了戴笠的意思，“好，雨农，不亏我对你的一番栽培。”
戴笠受到蒋介石的夸奖，不禁有些飘飘然，刚进来时心中的紧张和忐忑不安都荡然无存，他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说道：“校长放心，这次我一定干得漂漂亮亮。”
这一对主子和奴才，相处多年，彼此间默契得很。当戴笠提到杨杏佛时，蒋介石马上意识到戴笠欲以杀杨杏佛来警告宋、蔡二人，对于杨杏佛，蒋介石也颇伤脑筋，不久前他在北平搞了个记者招待会，一番话把蒋介石骂得一无是处，为此蒋介石大发雷霆，在北平封了好几家报馆，对杨杏佛也怀恨在心。这次拿杨杏佛开刀，既可解他心头之恨，又可警告宋、蔡二人，如此一石二鸟之事，他蒋介石何乐而不为呢？
戴笠领命而去之后，马上召来余乐醒，让他在上海做好准备工作。而正在此时，杨杏佛从北平返回上海。
杨杏佛此时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到来，他还沉浸在北平之行的成功的喜悦中。返沪后，为了工作的方便，他和儿子杨小佛搬到了中央研究院。
清晨6点，一辆福特牌轿车从中央研究院驶出，向大西路方向行去。杨杏佛嗜好骑马，他在大西路养有两匹骏马，一有空，他就会带着儿子小佛去大西路驰骋为乐。近来他心情甚好，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去驰骋一番。
时值5月间，天气甚好，杨杏佛骑着那匹心爱的“黑珍珠”沿大西路疾奔而去，阵阵晨风吹过，他只觉清新异常。去北平时，这里还是枝枯叶露，满目萧索，回来时，道旁已是枝繁叶茂，绿荫点点。
“小佛，快点跟上！”杨杏佛疾奔了一番，忽然意识到儿子已被甩下老远。
杨小佛是杨杏佛的长子，虽是年少，但受杨杏佛的影响，言行举止之间已颇有杨杏佛青年之状，杨杏佛对他十分喜爱。
小佛听到父亲的呼喊，很快纵马赶了上来，父子二人并肩而骑，沉浸在亲情之乐中。这时，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背后正有一双恶毒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这双眼睛的主人是老黄。
余乐醒从南京返回后，即着手布置。杨杏佛住在法租界，自然沈醉又要出马了，不过这次沈醉这个组不负责行动，只是提供杨杏佛的活动路线，摸清他的生活规律。杨杏佛返沪后，沈醉就将全部人手调来，二十四小时监视杨杏佛的一举一动。
上午9时左右，杨杏佛乘车返回中央研究院，刚下车，一个小报童就迎上来，递给杨杏佛一封信，随即就跑开了。
杨杏佛拆开信，只见纸上赫然用红笔写道：“不要乱说话，否则……”信尾画着一个面目狰狞的骷髅头。
恐吓！
杨杏佛扫了一眼，不屑一顾地把信塞入口袋里，这样的恐吓他已收到过好几封，信他都没有撕掉，好好保存着。他要让人知道，杨杏佛并不是能被吓住的。
上楼时，蔡元培迎面而来，杨杏佛掏出信扬了扬，笑道：“又来吓人啦！”
从这天以后，杨杏佛隔几天就会收到一封类似的恐吓信，这些信杨杏佛都整整齐齐地存了下来。
转眼已是6月初，杨杏佛手中的恐吓信已积了厚厚的一叠。
法租界枫林桥，戴笠临时寓所。
对杀杨杏佛之事，戴笠很是重视，余乐醒每隔两天向他汇报一次情况，他仍不放心，这次他亲临上海，就是前来布置行动的。
天擦黑的时候，参加行动的各路人员陆续到来。这些人除了余乐醒外，还有直接进行刺杀的复兴社华东区特别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和他的手下。
赵理君化名赵立君、陶士能，是黄埔五期的学生，他负责上海的特务行动工作多年，是一个搞暗杀的老手，这次他亲自出马暗杀杨杏佛，正是戴笠的意思。赵理君手下共有五人：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过得诚和刘阿三，这五个人也都是经验丰富、心狠手辣的杀手。抗战初期赵理君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而被戴笠调到重庆，最初任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1942年，因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与蒋介石不和，蒋为了控制阎锡山，下令戴笠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监视控制人员往来。戴笠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黄河到晋南转进延安为借口，保举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
在黄河渡口，赵理君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胡作非为，稍不遂意，轻则打骂，劫夺财物，重则把人打死投入黄河灭迹。中统特工人员多次夹在渡河群众中搞特务活动，竟也遭赵理君及其手下抢劫或杀死推入黄河。
在洛阳，赵理君又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督导专员。这个督导团是戴笠于1938年10月伙同天主教神父、比利时人雷鸣远建立的，其成员除天主教徒、军统分子外，吸收了许多三青团员、红枪会徒，以及地痞流氓，在豫东沦陷区及晋东南一带活动。他们以抗日为幌子，干着刺探八路军情报、制造摩擦的勾当。该团表面上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管辖，实际上由军统局直接领导指挥。
中统特务曾有计划地把赵理君的所作所为拍成照片，搜集整理成揭发材料，向第一战区长官部控诉。但赵理君有戴笠撑腰，更是变本加厉，大施杀手，同时也寻找着报复中统特务的机会。
中统与军统，乃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两大特务机关，斗争由来已久。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这样，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相继出现，两强相峙，互相攻讦，争功邀宠，斗得是难解难分。
蒋介石成立两统的目的是为了搞权力平衡，使之保持间距，相互制约，便于居中控制。可没成想戴笠并不听他的话，一开始便攻击中统，发展军统。
按照蒋的意图，戴笠军统工作偏重于军事、特务武装和行动；而徐恩曾、中统工作则偏重于党务、政治、经济等方面。徐恩曾按蒋的吩咐，只在表面做了一些工作，而戴笠却连表面文章也不做，一直跟中统对着干，这不能不使cc系陈立夫、陈果夫及徐恩曾恼火，因而两局都是密令手下，伺机报复。
赵理君一向受戴笠宠爱，对戴笠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他在洛阳处处同中统方面作对，处处压着中统一头，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也极不恭敬，蒋鼎文对赵理君也是窝了一肚子火，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一下赵理君。
赵理君一向恃勇好奇，平生只听戴笠的话，别人的话在他看来是狗屁，根本就置之不理。
一日，赵理君率领手下特务又来到黄河渡口，借口搜查有无走私鸦片之事，抓了几个商人，敲诈了一大笔钱。此时，从黄河北岸过来一队学生，赵理君借口他们有“通共”嫌疑，把一个女学生和几个男学生抓了起来。忙碌了一天，赵理君傍晚时候回来，召集手下特务喝酒庆贺。
酒足饭饱，赵理君感到有些燥热，回想前生，竟有几个多字：杀人多、睡过的女人多、喝的酒多、拜的把子多；杀人快活、睡女人爽利、喝酒解乏、拜把子乐呵，想到此不觉唱出了“十八摸”、“我一呀摸，摸到妹妹的肚脐窝，我二呀摸……”
赵理君淫心大炽，按捺不住，连忙向着门外高喊：“来人啊，给我到窑子里叫个婊子来，老子要乐它一乐！”
卫兵领命而去，不一会一个妓女来到赵理君的住处。赵理君的大名在洛阳无人不知，妓院的妓女们慑于赵理君的淫威，随叫随到。到了赵理君处，还得多方察言观色，小心伺候，免得惹得赵理君不高兴，轻则一顿打骂，重则送到监狱关上一段时间。
赵理君见妓女来到，三下五除二脱下自己的衣服，又飞快剥下妓女身上的旗袍，满身横肉腾地压了上去。
赵理君的手向下滑去，只摸到一片滑柔之所，那女子“嘤咛”一声，腹部挺起，两只手死死地搂住了赵理君的脖子。
“妈的，还挺骚！”赵理君的手猛地一揪，竟扯下了一撮体毛，那女子“嗷”地一声惨叫，身子弯得像虾米一般。
“窑子里来的没味，来呀，把从黄河渡口捉来的女学生给老子带来，乐她一乐，洋学生总有些洋花样吧？”赵理君狂笑着，把那窑姐一脚蹬下床去，拿起床上的烟卷，点燃一支，吐出一股浓浓的烟雾，烟雾中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
此时，门外响起敲门声，赵理君喊道：“进来，老子——”话未说完，赵理君看到进来的人是他的行动队长曹银屏，此人也是个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大哥，不好了。货被韦孝儒这狗杂毛扣了，他，他还处决咱们三个兄弟。”曹银屏道。
“什么？又是这小子！”赵理君赤条条地从床上蹦了起来，“毒品一旦落到中统特务的手上，可就麻烦了。”
原来，赵理君自从来洛阳后，纠合手下特务与日寇汉奸勾通，将枪支偷运到敌占区，换取海洛因等毒品，运往河南、陕西一带销售。这种武装走私活动，常被河南地方防守部队察觉而发生冲突。河南第十二行政区在通许县境的黄泛区渡口有团队驻守，与军统走私武装的火并更是频繁，该区行政专员韦孝儒亲自审讯处决了几个走私毒品的军统分子。这已是第三次了，赵理君实在忍无可忍，竟光着身子欲拔枪出门找韦孝儒算账。
“大哥，且慢。”曹银屏拦住赵理君，“我们只能等待时机。通许离我们太远，且那里我们势力太弱……”
赵理君感到身上有些冷，打了个寒颤，恢复平静，道：“嗯，你别的不要干了，专门盯住这姓韦的狗子，他一到洛阳——”赵理君的手做了个切瓜的动作。曹银屏心领神会走了出去。
1942年3月15日，韦孝儒往洛阳出席河南省政府召集的省政会议，他与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是朋友，就住在复旦中学校内。身为中统特务的韦孝儒也知道洛阳一带是赵理君军统的势力范围，因此一直小心谨慎，不想还是被曹银屏洞悉到他的活动情况，接着赵理君便下了剿灭韦孝儒的命令。
夜来得很早，赵理君、曹银屏等准备就绪。赵理君端起一大碗烈酒，对曹银屏等人说道：“我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军统扬眉吐气全在此举！”
这十余人皆是赵理君的死党，仰脖喝干了酒，曹银屏道：“大哥，韦孝儒一定活不到11点。”
正8点钟，在曹银屏的带领下小分队向复旦中学摸去，赵理君则抽了几口大烟又搂着女人睡觉了。
曹银屏等干惯了杀人放火的勾当，毫不费力地进了复旦中学，由于先前早有侦察，知道韦孝儒居所，所以到了居所，推窗直入。
韦孝儒并未熟睡，发觉有人进屋，心知不好，大喊救命，曹银屏用枪把打昏了韦氏，正欲带人撤退，外面闻声已赶来了五个人。两名韦氏随从，及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教员丁次镛，这几人都未熟睡，听到救命之声便赶了过来。
曹银屏一见之下，急令特务们上前齐皆拿下，他恐怕事机败露，传出去对军统不利。一番格斗，郭兆曙五人终是不敌，连同韦孝儒共六人一并被架向洛阳机场南端而来。
这里有口枯井，曹银屏将每人脖子上绑上大石头，一一推入枯井之中，又用石头和土把井埋上，“韦孝儒，你就在这枯井做王八吧！”
曹银屏一行驾上车返回特务本部，赵理君还未睡觉，听罢曹银屏的汇报，道：“干得好！看谁以后还敢跟咱对着干！”
翌日，河南省府开会不见韦孝儒到场，得知韦住在洛阳复旦中学，派人查找，不仅不见了韦孝儒及随从，学校校长等三人也一齐失踪。省府急了眼，即令洛阳专员李杏村及各督察机关四出查访。结果韦氏等六人杳如黄鹤，踪影全无。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得到河南省府的呈报，也感到奇怪，六个人平空消失，这中间定会有文章。于是急忙召集军统河南站负责人兼河南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主任岳烛远、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长王鸿骏、协助第一战区长官部工作的军委会西安办公厅少将参议艾经武以及赵理君等人开会，限令十天内弄个水落石出，活着要找到人，死了要见尸首。
让贼去捉贼，贼能捉住吗？赵理君看了看自己的一双大手，心中暗笑。
事隔两天，蒋鼎文接到洛阳航空站站长张明顺的报告，说发现洛阳机场南端枯井被石土填平，其中一定有些蹊跷。蒋鼎文几日一直思索着韦孝儒的行踪，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手下人更是查不出个所以然，中统又跟他要人，焦急之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命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带人去看看。
张明顺陪同洛阳专员李杏村一伙来到了机场南端。
“这儿原来是一座枯井，可是前几天突然被石土填了，也不知是谁干的？据机场工作人员回忆，好像是3月15日或16日填的。”张明顺道，“我想大致与韦孝儒失踪日相近，故而向上头反映了情况。”
李杏村对这个神秘的失踪案也是毫无头绪，听到张明顺的话，马上领着手下士兵开始了挖掘工作。
土渐渐挖了出来，堆在一块儿，士兵们架起了木架，商量说谁下去探险。
“咱哥俩亲，亲上亲、俩好，巧七……”士兵们都是河南人，一番划拳，决定出一个倒霉鬼，那人嘴里咒骂着被众人放下井去。
井里先传出一声惊叫，接着又传出一声“往上拉”的话，几个士兵齐摇转轮子，从井里拉上一个水淋淋的东西，“死人！”众人惊叫道，李杏村捂住鼻子，上前观看：“放在一边，看看下边还有没有？”
一具、二具……六具，李杏村认得韦孝儒，尸首虽有些腐烂变臭，但临死前的惊惧之色仍挂在脸上，“快，抬上车，向长官报告！”
李杏村指挥一干人等将尸体抬上车，刚要离开机场，却听得井底有人声传出：“长官，李长官，拉我上来！”李杏村听得哭笑不得，原来他们只忙于收拾尸首而忘了拉井下士兵上来了。
六个人被活埋于枯井的消息在洛阳城迅速传开，全城百姓为之骇然。蒋鼎文闻之也大为震怒，即严令岳烛远等破案缉拿凶犯。
岳烛远召集洛阳城里军统头目，研究破案对策。
岳烛远说道：“此事影响太大，说明凶手之凶残，蒋长官严令我十天破案，可我从何处着手呢？”
赵理君没想到尸首会这么快便被发现，叫来曹银屏狠狠训了一番，以执行任务为名，将参加韦氏一案的特务全部派往中条山区。听岳烛远说完，赵理君道：“这种手段也只有共匪才能做得出，外面早有传言。”其实嫁祸共产党所为的谣言也是赵理君派人传播的。
岳烛远苦笑了一声，说道：“共匪所为，证据何在？况且就算是共匪所为，也不用隐藏尸体吧？”
赵理君与岳烛远在军统之中，一向私交甚厚；两人经常同饮同嫖同欢乐。赵理君此刻也明白上到重庆下到第一战区都对活埋韦孝儒一案十分关注，他虽然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没想到此事越闹越大，心里也越来越没底。
“岳兄，你我好久不谈，不如去我居处喝它一杯。”赵理君想把实情告诉岳烛远，谋求岳烛远的支持，好把此事掩盖过去。
岳烛远对军统杀手赵理君一直持迁就之态，知道此人仗着戴笠的器重骄横跋扈，所以自打赵理君来到洛阳，岳烛远一直做出结交赵理君的姿态，故而每次饮酒作乐，只要是赵理君相邀，岳烛远从不推辞。
“什么？是你干的？”岳烛远刚喝进一口酒，还未咽下，听到赵理君一番叙述，酒从口中喷了出来，人也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赵理君一脸的毫不在乎，挟了一块肥肉，放在嘴里狠命地嚼了起来，“烛远兄，韦孝儒踉咱们军统过不去，我是替兄弟们出头，官司打到戴老板那里我也不怕！”戴笠对散布在各地的特务们是相当“照顾”的，只要在地方犯了事，戴笠一个电话一个批函事情便会了结，戴笠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所谓的“义气”，他以家长地位笼络其成员为其尽忠效命，增强军统内部的凝聚力。赵理君屡受戴笠恩宠，自认为这次是为军统出气，也可以得到戴笠的包庇。
“这事极其棘手，早已惊动了全国，我可做不了你的主，你真是的，下手也太狠了！”岳烛远愈想愈是心惊，埋怨着赵理君。
“你也忒胆小怕事，谁不服气让他来找我好了，也见识见识我的手段。烛远，今晚就别回去了，兄弟们刚刚弄回个姑娘，等着你去梳拢呢！”赵理君喝了口酒，咂着嘴唇，色迷迷地对岳烛远说道。
岳烛远叹了口气，道：“你——你还有心思谈女人，唉！你没听外面怎么说的？说韦孝儒跟咱们军统有过节，没准就是——不说了，我回去，你这几日就呆在这里别出去！”
回府路上，岳烛远越琢磨越是心惊。赵理君的嚣张气焰他是早已领略过了，可没成想竟如此毒辣，自己与他共事，说不定哪天不遂其意也会给他活埋掉。岳烛远越想越是可怕，只感到黑夜漫漫、杀气腾腾，一股血腥味直刺鼻息。
最后，赵理君案真相暴露，因其杀的是中统骨干，国民政府的荐任级商级文官，加上河南民怨绅沸腾，迫使蒋介石将赵理君判处死刑，可见军统杀手多么胆大包天。
戴笠此时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闭目养神，客厅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中的气氛颇有些紧张。
“戴先生，人到齐了。”余乐醒附在戴笠耳边轻轻说了一句。
戴笠慢慢睁开眼，环视了一下站在周围的众人，说道：“大家坐吧。”
众人落座之后，戴笠起身踱了几步，说道：
“你们上次搞的计划不行，在大西路杀杨杏佛虽然很容易，但这样不能很好地警告其他激进分子，而且人要死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我们无法交代。”
不久前，赵理君搞了一个计划，准备乘杨杏佛去大西路骑马之机下手。但戴笠认为这样既达不到威吓宋庆龄、蔡元培的目的，又可能会引起各方面指责，非破案不可。这种要留下尾巴的事，戴笠自然不愿干。
“那我们就在中央研究院动手，杨杏佛每天都要进出几次，在门口狙击他也是有把握的。”余乐醒揣摩出戴笠话中之意，插言道。
众人也纷纷附和。
戴笠赞许地点点头，随即说道：
“杨杏佛擅自组织非法组织，损伤党国威信，对蒋委员长恶意诽谤，实是罪大恶极，这样的人我们决不能留他，”说到此处，戴笠眼露凶光，环视了一下众人，众人皆心头发冷。
戴笠信步走到窗口，掀起窗帘向外望了望，接着转身说道：
“这次行动事关重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行动时若有同志不幸被捕，应即自决，千万不可泄露行动秘密。”
“不成功，便成仁，严守组织秘密。”众人站起齐声说道。
戴笠满意地点点头，说道：“你们赶快去准备吧。”
十分钟后，一行人消失在夜幕中。
第二天，赵理君带领手下住进了法租界迈尔西路的一幢三层楼中，这里成了行动组织部，住进去后，赵理君等人昼伏夜出，以免暴露行踪。沈醉那边也加紧了对杨杏佛的监视。
6月14日，一切准备就绪后，赵理君派人给杨杏佛送去了最后一封恐吓信，信中什么话也没有，只有一颗子弹。
杨杏佛拿到这封信时，隐约地意识到这不仅仅只是恐吓，特务们似乎真要动手了。
自己的生死，杨杏佛并不在意，多年以前，他即以诗明志：
人们，你苦黑暗么？
请你以身作烛。
用自己的膏血换来的，
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同志们，我疲了！
但是不敢后退。
与畏缩落伍的行尸作伴，
还情愿和被创的战士在血泊中僵睡。
杨杏佛此刻最担心的是宋庆龄的安全。几天前，他的一位朋友从南京来，带过一份特务杀人的“黑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宋庆龄。在此之前，宋庆龄也多次收到恐吓信。
杨杏佛心情异常烦躁，他在屋中踱来踱去，心神不宁。
“父亲，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休息？”身着睡衣的小佛出现在杨杏佛身后。
杨杏佛回头看了看儿子，不知怎的，眼睛竟有些湿润，他强做笑颜，说道：“我没事，你去睡吧。”
小佛听话地回房去了，杨杏佛望着儿子瘦小的背影，心中一阵酸楚。他也不知道还能和小佛呆上几天。
6月16日一大早，杨杏佛来到了宋庆龄家中。
“宋女士，你近来还好吧？”一进屋，杨杏佛就急切地问道。
“我很好，”宋庆龄看到杨杏佛急切的神情，不禁有些纳闷，随即问道：“杏佛，出什么事了？”
“宋女士，你现在要多加小心，特务们可能要动手了。”说着杨杏佛拿出那颗子弹。
宋庆龄扫了一眼，不以为然地说道：“他们这种下流手段我见多了，不必理会他们。”说罢她转身从卧室取出一叠恐吓信递给了杨杏佛。
“杏佛，谢谢你对我的关心，我这几天会多加注意的，你也必须小心，近来你抛头露面太多。”宋庆龄也和杨杏佛的心情一样，对自己的安全不放在心上，但对对方却异常关心。
“宋女士，你一定要小心，南京的屠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杨杏佛的言语中带上了一份请求。
宋庆龄见杨杏佛如此关心自己的安全，不禁有些动情：“杏佛，我知道了，我会小心，你也务须小心，还有小佛。”
杨杏佛见宋庆龄接受了自己的建议，心头为之一松，又坐了片刻，他便起身告辞。
宋庆龄送他到了门口，两人又再三互相叮嘱“务须小心”，方才分手。此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生离死别。
此刻，正是杨杏佛从宋庆龄家中走出之时，此刻，亦正是戴笠暗杀杨杏佛计划出台之时。
法租界枫林桥戴笠租住的房间里，暗杀小组成员都已到齐，戴笠一扫众人，冷峻地说道：“此次行动的重要性我就不必多讲了，不成功则成仁！”
“不成功便成仁！”赵理君领头大声应道。
“嗯！”戴笠满意地点点头，一扫桌上的地图，继续道：“明日早，你们就按原计划进行。过得诚、李阿大、施芸之、王克全你们都是我栽培多年的学生，这次就要看你们的了。”
几人面色沉重，点头应是。其后戴笠又详细说明了各项步骤，最后他笑道：“事成之后，除了委员长的嘉奖之外，我还要奖赏诸位——”
赵理君把玩着手中的茶杯，问道：“不知老板要奖励什么？”
“除了金钱，我们可只对一件事感兴趣。”过得诚笑眯眯地对其他人道。
戴笠一拉衣袖，道：“女人，哈哈，正是我要赏你们的。”
翌日，晨风徐徐。几人持着戴笠送的精制手枪已然埋伏到亚培尔路三百三十一号中央研究院的附近。小特务在路的两旁放哨。赵理君坐在一辆车中，准备接应，过得诚三人则扮作行人模样散步在亚培尔路街头。
杨杏佛从中央研究院走了出来，施芸之的手抬了起来，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杨杏佛那宽阔的胸膛……
忽然远处传来了一阵警笛之声，居中策应的王克全坐着一辆人力车走了过去，低声道：“笨蛋，别开枪，法国巡捕房的巡逻车要过来了。”
巡逻车呼啸而过，杨杏佛转眼又走了回去。这时，赵理君的车也开了过来：“都上车！戴老板接到情报，今日法租界大巡逻，暂且回去。”
几人长长吁了口气，然而却也令杨杏佛在阎罗面前走了一遭。“我几乎快要开枪了。”施芸之得意地说道。
“开枪那你他妈的可就死定了。”过得诚骂道。施芸之回骂道：“你他妈才死定了。”赵理君皱着眉头，道：“行动明日继续，记住不成功便成仁，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
6月18日，是星期日。杨杏佛老早便起身收拾，他与儿子决定去大西路骑马场游玩。如今他已与夫人赵志道离异，星期日往往是属于他与儿子的。
出了房门，清新的空气袭来。杨杏佛解开上衣钮扣，冲屋内喊道：“小佛快点，马上8点多了，再迟可来不及了。”
杨小佛穿一身短衣服，打扮得十分精神，快步跑出屋。“爸爸坐那辆道奇车吧，它跑得快。”
两人坐进车内，却不见司机。朝窗外望去，来往行人中，并无司机的身影，只见到几个身着长衫的人在研究院门口摇来晃去。
这几个人正是杀手，从杨杏佛、杨小佛一登上车便已盯上了他们。
“换辆吧，祥度好像在。”杨杏佛一指远处的一辆红车。杨小佛点点头，两人下了汽车。
几个特务吓了一跳，莫非父子二人发现了他们，过得诚等人对望一眼，正待冲进去，看见二人进了另一辆车，这才缓了口气。
汽车徐徐驶出，红色的轿车里，杨杏佛、杨小佛笑谈风生，马路旁突有四人跳起冲出，掏出盒子炮，围集车身两旁射击，弹如雨下。
司机胸部首中两枪，没来得及叫一声，便已倒在了血泊之中。
杨杏佛一闻枪声，立刻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一个跃起，将儿子压在身下，结果中了二枪。杨小佛腿上也中了一枪，幸免于难。
“快走，上车！”赵理君紧张地说：“人齐了吗？”
“哎呀！过得诚不在，在那——”施芸之看见了在后面奔跑的过得诚。刚才过得诚由于慌忙跑反了方向，此刻才看见汽车，大声喊道：“等一等我。”
但此时附近警笛狂鸣，租界上的巡捕闻声赶来，正向过得诚追赶，赵理君为了自己脱身，便顾不得停车等候，又因怕过得诚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打了一枪，企图杀人灭口。但此枪并未击中要害。赵理君见巡捕迫近，命令司机开足马力逃跑。
过得诚刚完成任务，不料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后面巡捕又紧追不舍，自知无法逃脱，只好举枪自杀。子弹从胸侧穿过，受伤倒地，但却没死，结果被巡捕捉住。
听到枪声，该院对门汽车公司一俄籍雇员，冒险前往抢救。时杨杏佛已不能说话，该俄人当即将车开到广慈医院。车到医院时，杨已气绝。杨共中两枪，一弹由左胁穿右胁出，一弹入左腰，中心尖、未出，杨小佛只伤左腿，且伤势不重，留院治疗。
凶手过得诚经急救之后，下午已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审问，过只说自己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来沪访友……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得知杨杏佛已被刺身亡，感到非常高兴，对特务们大加赞扬，但一听说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探长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设法解决过得诚。当天晚上，这个凶犯便也“伤重不治”而死去。第二天报纸报道杨杏佛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行刺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云云。24日晚上，戴笠得意地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对于过得诚之死，戴笠除假仁假义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把他作为特务学习的榜样，加以宣扬。抗战期间，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教育特务学生。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所范围内的马路时，戴又把一条路命名为“过得诚路”。
当上海各界人士在万国殡仪馆灵堂，隆重吊唁为保障民权而牺牲的杨杏佛时，军统特务又混在其中，刺探情报，为他们以后的血腥行动做准备。但是，革命者和民主人士是吓不倒的，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蔡元培等百余名民主人：士出席了追悼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杨之被杀，表现了上海那些疯狗们的疯狂恐怖活动更近一步，这些人类的渣滓受了他们主人的指使，简直和出了笼的野兽一样。……当疯狗在街上大跑的时候，人都知道怎样对付他，我们号召一切拥护正义、自由以及人类体统的人们，立刻起来反对屠杀杨铨事件，帮助我们推动这一斗争。”
蒋介石微笑地点点头，嘉许地望着戴笠。戴笠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一脸虔诚，毫无居功之意。“雨农，宋那边有何举动？”蒋介石问宋庆龄的情况，希望听到满意的答复。
“这个，她，当天就发表了声明。”戴笠吞吞吐吐地说道，他眼前浮现出了宋庆龄义正辞严的讲演，显然这个人并没有被吓倒：
“国民党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
宋庆龄一脸深情，继续道：“杨铨虽然被残酷地杀害了，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我们要警告那几个杀害杨铨的刽子手，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想到这里，戴笠浑身哆嗦了一下。蒋介石惊讶地看了他一下问道：“雨农，你怎么了？”
“我，我……”戴笠说不出话来。截杀史量才，封民之喉舌
1934年11月13日《申报》主持人、素有新闻王之称的史量才，结束了在杭州的疗养生活，正悠闲地和他的儿子史咏赓及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等6人，乘坐在一辆黑色小汽车中，沿着公路向上海方向飞驰。他们一面欣赏着路旁的景色，一面谈笑着。
忽然，前面一辆汽车横在了道路中央，几个短衣打扮的人正在摆弄着汽车，像是在修理。其中一人看到汽车驶近，举手示意停车。当史量才的汽车放慢速度，徐徐靠近时，几个修车的歹徒拔出手枪，一齐向史量才的汽车射击。他们先把汽车轮胎打破，接着打死了汽车司机和坐在前排的邓祖询，坐在后排的史量才和史咏赓等人听到枪声，知道情况有变，忙跳下汽车分头逃跑。史咏赓年轻力壮，一出车门就向田野猛跑。歹徒们向他连开数十枪均未击中。史咏赓得以脱身。史量才年岁已大，身体不好，跑得很慢，慌乱中跑进一所民宅，当歹徒们追进去的时候，史量才又从后门逃出，躲在一个小水塘边。
史量才是上海报界名人，他主持的《申报》，在人民中间威望很高。为什么歹徒要杀他？杀他者是谁？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江苏南京人。1908年他任《时报》主笔，在此期间结识了总主笔陈景韩、张謇、程得全等人。后来张謇等人提出收买《时报》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并邀陈景韩和史量才合作，史欣然同意。
1912年，史量才与张謇等合资十二万元购进《申报》，并出任总经理。1916年，张謇等退出《申报》，该报遂成为史量才独立经营的企业。
史量才的事业心很强，又有一定的办报能力，他接办《申报》以后，经一系列的调整改革，使该报走上企业化、现代化、商业化的道路。新建五层楼的新报馆，购进美国新式快速印刷机，大胆启用新的管理人才，积极开展广告业务，提高发行能力等等。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申报》的发行量不断上升，1931年已达十五万份。同时，他又在同行业中展开竞争，先后买下《时事新报》和《新闻报》的部分产权和股权，成为上海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史量才办《申报》，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宗旨。当袁世凯称帝时，他曾发表抨击文章。袁害怕舆论，曾用重金贿赂他，被他拒绝。“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史量才的爱国热情迸发出来，改变《申报》以往保守的常规，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活动，揭露蒋介石政府媚日反共的真面目，遭到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仇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申报》如实报道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使沈阳失陷的情况，呼吁人民起来抗战。9月23日，《申报》发表时评，指出：“我退至山海关，日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而日人仍节节进逼，我将其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我国家于今日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际，亟应力谋所以抗暴力，谋所以自卫，换言之，即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做自卫之背城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申报》发表时评，指出上海抗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蒋光鼐等不顾政府训令，率领十九路军及上海义勇军，向日本侵略军应战，是革命的军队，国民自己的军队，他们不但给日军以意料之外的沉重打击，而且给全民族一种绝大的希望。《申报》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烈士们的血迹，英勇抗敌，收复失地，把一个可怜的中国变成一个令人敬爱的强国。
为了支持上海抗战，史量才组织了上海市民维护会，被选为会长。史量才表示：“我年迈花甲，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史量才还捐献巨款，组织收容所，收容难民，资助宋庆龄、杨杏佛创办的“国民伤兵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
4月初，中日两国在国际联盟的建议下，于上海举行停战谈判。对此，史量才在《申报》组织文章指出：“会议在大军压境之下进行，何异于城下之盟，吾人其甘受城下之盟之奇耻大辱乎？”“吾人敢声请我政府一细审当前之利害，并再细审日方之有无和平之诚意。目前已临到最后之关键，绝再无可以让步之余地。吾人更敢重提吾人之主张：1．不承认日本有条件撤兵，及并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为一谈；2．上海事件与东北事件不容分别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和史量才《申报》的大声疾呼，最后还是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军队无驻兵权，日军可驻“若干”军队。这一协定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史量才在《申报》明确提出反对内战的主张，他在《追悼沪战殉难将士》的时评中指出：“将士之死亦为光荣之死，伟大之死。以此一战而一部分军人，亦从而顿然觉悟，表示再不参加内战。以此一战而多数忧国之士，乃亦怵于内战之决不容再有，从而发起废止内战之运动。故此战有若一声洪钟，敲破我民族二十年来酣于内战之心理，其影响我民族之前途，至深至巨。”
当蒋介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则须剿共”时，《申报》又针锋相对，发表短文《颠倒的逻辑》，辛辣地讽刺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中国的国事是真颠倒了。这个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的颠倒。蒋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科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两君相反，‘安内必先攘外’，‘救党必先救国’。蒋、孙两君看见这种说法，也或许要说我是逻辑弄颠倒了。这个，我也不必强辩，让事实自己去证明吧。”
《申报》在史量才的组织下，还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的文章，指出：政府枪口不对外。而以之剿杀政治经济两重压迫之下的人民，是何怪良民从“匪”日众，“匪”势日益大。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此为定理，绝无可疑。这些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蒋介石十分恼火。
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等进步人士联系密切。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同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史量才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出席并在会上发言。他表示《申报》和他本人坚决拥护同盟所提出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非法捕人。《申报》如实地报道同盟的活动，大大扩充了这一进步媒体在国内的政治影响。
1933年3月，廖承志等共产党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刊登“同盟”营救过程，并发表律师为廖承志辩护的声明。史量才的活动使蒋介石恨之入骨，于是他命令军统特务杀害史量才。
暗杀史量才的行动，是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直接下令、军统上海区王兆槐亲自布置执行的。
这一天，以王兆槐为首的七人行动小组（组长王兆槐，行动人员三人，巡哨二人，汽车司机一人），驾驶一辆黑色八汽缸“别克”牌轿车，老早到达了杭州笕桥，等候着史量才行踪的情报。提供情报的是史的一个朋友。得知史量才的汽车“已出发”，在笕桥等着杀人的魔车，奔向沪杭公路翁家埠附近，停在一处狭窄的路段上。路旁不远，是一个小村庄，正好遮住远来的视线，做贼的心虚，搞暗杀的心也虚。汽车司机跳下汽车，伪装修车，这样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疑惑。
目标出现了。远处望见一辆汽车，正向这边驶来，王兆槐示意做好准备。等到汽车驶近，王举手示意让停车。当汽车减速，缓缓靠近时，就出现了前文所述的那一幕。
史量才躲在水塘边，惊魂未定，站在公路上指挥的王兆槐发现了他，一面大叫：“在这里！在这里！”一面举枪向史量才射击。一颗子弹击中史量才的头部，史当场倒下。一个行动人员走近一看，史量才已气绝身亡。王兆槐等人见状，便连忙爬上汽车，迅速逃跑。
血案发生后，社会震惊，舆论哗然，人们纷纷向当局提出责难。蒋介石为掩盖事实真相，一面电唁史量才家属，一面下令悬赏一万元，缉拿凶手。另外派人到社会上散布流言，说史量才死于私仇，是史量才过去一个姓陶的朋友的儿子，为报私仇而干的。实际上，杀害史量才的军统特务，已领到了犒赏五千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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