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特工王戴笠 > 12章 胜利大接收 12_6 上海经验
自从戴笠抢到肃奸及协助政府进行清查接收“逆产”的大权后，就在抓紧时间拟订有关汉奸处理条例和成立各地的肃奸委员会机构。戴笠认为，对于像肃奸和接收逆产这样世人瞩目的大事，必须先选择上海这样既是汉奸、又是逆产集中之地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在沦陷区全面推行，以免引起社会的强烈震荡。
最使戴笠坐不住的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已经去上海赴任，并且，据说宣铁吾到上海后对新闻界的第一个谈话就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大有来者不善的意思；接着，新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也将率领大批随员启程赴上海指挥接收；另外，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也由美国空军运输机紧急空运上海，一方面受降，一方面抢收；9 月5 日，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之下，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外交6 个组，其野心显然是要囊括沦陷区的所有接收方面。陆总之下，各省市又成立了党政接收委员会，由各战区军事长官主持。于是，各级机关派出的接收大员，犹如飞蝗一般，向沦陷区的各大中城市遮天蔽日地扑去，而上海犹如一块肥肉，成了各方面争夺的目标。
更使戴笠忧虑的是，军统率先进入上海接收的先遣组王一心、邓葆光、尚望等人从上海打来电报。战后，上海的所谓潜伏特务、地工人员以及地痞流氓和被策反的伪军等配合蜂拥而至的国民党将领、官僚等党国“有功之臣”，在上海大肆抢劫，大量的现金、物资、汽车、住宅、机器等被一批批来路不明的人劫掠他去。至于对房产、仓库、堆栈、商号的接收，因无明确的管辖范围，往往是数十个互不相属的接收机关你争我夺，互不相让，闹得乌烟瘴气。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因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争夺1 所日本俱乐部，竟至开枪互击，死伤多人。宣铁吾的上海市警察局也与毛森的军统特务在接收过程中多次发生冲突，以至双方剑拔弩张，几至动武。
戴笠经过考虑，意识到如果自己不能尽快到上海主持，原先考虑军统在上海接收的许多计划将会落空，上海的局面将不堪设想。于是，他以去上海布置肃奸工作及协助政府清查逆产为由，向蒋提出去上海的要求，经蒋同意后，又对重庆国共和谈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作了周密部署，戴笠于1945 年9 月9 日从重庆乘专机直飞上海。
这一天下午，上海地区倾盆大雨。飞机降落上海机场后，恰逢新市长钱大钧赴任的专机先期到达，机场欢迎的人很多，又很乱，戴笠是不喜欢在这种场合出头露面的，便一边命令警卫人员在周围布置警戒线，一边在机内坐等，却不见上海方面的几个军统大特务到机场来接他。戴笠是一代特工魔王，虽在工作上处处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唯恐天下人不知，但在行踪上却喜欢独来独往，轻装简从，飘忽诡秘，神出鬼没。他深知自己一生杀人无数，仇家遍于天下，只要自己稍一不慎，就将死无葬身之地。因此，戴一向对自己的行动保密很严格，除毛人凤及自己身边几个亲信特务外，即使是局本部的处级大特务也是不掌握的。每到一地，也只是临时通知对方被点到名的几个大特务到机场迎接。这一次到上海，戴笠就只点名京沪区长程克祥和王一心、邓葆光到机场接他。谁知直到雨止，戴笠仍不见程、王、邓到来。戴笠是容不得下属的这种失职，也是受不得这份冷待的。久等不见来人，心头烦闷，就独自一人走出机舱，恰在机场门口碰到战前法租界捕房探长贾德田，就跳上贾的车子，直奔巨鹿路刘吉生的住宅而去。
上海企业银行总经理刘吉生是著名的刘鸿生企业集团创始人、战前号称“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弟弟。抗战爆发后，刘鸿生抢运出部分机器原料到后方兴办毛纺织厂、火柴厂等企业，并担任重庆政府招商局理事长和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成为宋子文、孔祥熙的红人。刘吉生则带领全家迁往香港，由他的同班同学宋子良（宋子文弟弟）委任他担任军统控制的西南运输公司副总经理。刘氏兄弟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当时都与戴笠交好。戴笠刚到上海，为避开各方面的熟人朋友的应酬，既没有去受各方面注意、每日里“高朋满座”的唐生明公寓，也没有去程克祥为其布置的盛老四的花园洋房，却来到刘吉生家作客，并由刘吉生将其介绍到刘鸿生的二儿子、伪日用品联营公司负责人刘念义的花园公寓住下。这里环境幽静，来往人员很少，房屋豪华宽敞，保卫工作好做，戴笠十分满意，这里成为戴笠到上海初期的落脚点。后来，戴笠更利用这里举办大型舞会，由刘念义邀请上海所有的社会名流及夫人、小姐慰劳中美所陆续到达上海的美军特务。
戴笠到达刘吉生家不久，王一心、邓葆光即匆匆赶到，向戴笠禀报未去机场迎接的缘由。原因在程克样本是戴笠出于策反周佛海需要而破格提拔的，加之长期在沦陷区工作，与戴笠仅有的接触就是给周佛海送信到重庆的一次，因而不了解戴的性格和为人。这一次戴笠到上海，程克祥本想利用一般官场讨好长官的手腕，以找车为由，将王、邓安置在京沪区机要室坐等，自己却开车单独到江湾机场迎接，本意是想独占头功，见面就给戴一个好感。
哪里知道戴笠的卫士都是一些无比机警骄横的家伙，他们都不认识程克祥，况又没有见到一向熟悉的王一心、邓葆光同来机场迎接，当即如狼似虎地把程赶开，连接近警戒线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能见到戴老板。程克祥到此方知自己做下蠢事，等到他回头带上王、邓再到机场来找时，戴笠已经失踪。
无奈几人只得分头去找。王、邓长期在戴身边工作，素知戴最恨办事不牢靠的家伙，往往一个特务只要有一件事落在戴的手里，这个特务一生的前途也就差不多到头了。所以王、邓找到戴笠后，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以洗清干系。
果然，等程克祥得到消息赶到时，一进门即遭戴一顿痛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从此以后，戴即对程起了厌弃之心，让程坐起了冷板凳。后来，说是要调程去东北，然程奉召到北平后，又长期搁置，不给工作。原因盖出于一句“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的评语。
当晚，戴笠在刘吉生公寓设宴招待于9 月4 日先期到达上海的梅乐斯。
席间，戴笠、梅乐斯双方共同庆祝抗战的胜利和成功的合作，并进一步商谈了中美所即将结束的事宜。席间，梅乐斯很难过地告诉戴笠，他已奉召先期回国，并表示回国后将继续在美国海军界活动，为戴笠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尽力。梅乐斯同时要戴笠继续与美国在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保持密切接触，以便得到美国海军界强有力的支持。戴笠为了表示对梅乐斯感激的心情，亲自向蒋介石报告为梅乐斯请得大绶云麾勋章1 枚，由毛人凤、潘其武在重庆亲交并致词。9 月22 日，梅乐斯结束在中国长达3 年多时间的活动回国，因美国陆军方面对梅乐斯的忌恨犹新，结果被军方削去军阶一级，降为上校，以示惩戒。
戴笠到上海的目的，主要有3 个方面：（1 ）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的税警总团等伪军武装和76 号特务机构，以扩充特工实力；（2 ）清查和接收逆产，以大发一笔横财；（3 ）布置肃奸行动。
为了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戴笠到上海后，首先宣布成立中美所及军统局驻上海联合办事处。戴笠原在淳安就与杜月笙谈好，由杜月笙将杜美路70 号的1 座豪华花园洋房让给戴笠做办事处办公地址。
9 月10 日下午，戴笠在杜美路70 号的2 楼会议室召集会议，这是自抗战西撤以后，戴笠在上海召开的第一个军统高级干部会议。当时所有军统在沪的高级干部均出席，共40 余人。戴笠首先宣布正式成立中美所和军统局上海联合办事处，由戴自兼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主要人事为：参谋长李崇诗、秘书主任龚仙舫、秘书兼人事组长王一心、行动组长何龙庆（重庆稽查处处长）、经济组长邓葆光、电讯组长程浚、督察组长廖华平、司法组长沈维翰、总务组长郭斌、会计组长叶震等。另成立由王新衡主持的汉奸案件审查委员会，由龚仙舫主持的汉奸财产清理委员会，由程克祥主持的汉奸财产调查组。由于上海办事处机构庞大，主要人员都是重庆局本部的骨干大特务，能力很强，权力也大，加之又是戴笠亲自坐镇主持，因而上海办事处成了事实上的军统局本部，军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上海决定后，再通知重庆照办。
在设立上海办事处的基础上，戴笠同时决定设立军统北平办事处，以马汉三为主任；设立武汉办事处，以鲍志鸿为主任；设立青岛办事处，以梁若节为主任。
戴笠在上海办事处成立后，即分别听取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周密部署安排上海方面的接收工作。
关于接收和改编周佛海系统伪军的工作，由戴笠交给李崇诗、尚望和原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徐肇明负责。经戴笠请示蒋介石同意，周佛海的上海市行动总指挥所属的伪军部队（其中主要是伪税警总团）全部交给戴笠点验接收，然后与军统局接收改编的任援道的汪伪第一方面军所属伪军部队、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中美所控制的武装特务一起，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全部由军统特务担任，总队之上，设立“交通警察总局”，先后编成的交警总队达18 个，教导总队4 个。并且都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就人数、武器、装备而言，是忠救军完全不可比拟的。这在戴笠的考虑，是在掌握武装实力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而蒋介石考虑，则是逐步将这部分武装脱离戴笠控制，最后归入交通部或警察总署的前奏。
在接收改编伪军方面，戴笠最高兴的是蒋介石同意美国海军方面的要求，由军统局配合美军对日本在沪海军和汪伪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戴笠认为这是蒋介石同意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暗示。难怪戴笠到达上海后第一次见到唐生明时，兴奋得把唐生明抱起来，告诉他美国海军已决定支持他出任海军总司令，并请唐担任参谋长，还用得意的口吻说：“你一直不肯当我的部下，这么一来，你可不能不当我的部下了！”戴笠知道唐生明是个花花公子，不善治军，却认为他交际广、朋友多，并且由唐占住这个位子，使蒋不能安排其他人进来，便于戴随心所欲，一手遮天。戴笠在美军的支持下，先后派人接收了日海军大场海军司令部、市内日本海军警备队、舰队司令部仓库、江湾海军俱乐部等所有在上海的日海军与汪伪海军的全部设施、装备、房屋及财产等物，并指示军统特务赵志禧先占领这些地方办起了上海特警班，以防国民党海军部派人来抢。戴笠趁机还把汪伪海军的一批“人材”
搜罗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帮他组建海军出力。因此，在偌大的汪伪海军里，后来被逮捕作为汉奸处理的仅有3 个人。一是汪伪海军部长凌霄，在南京被戴笠下令关押，但审来审去不了了之；二是汪伪海军部次长、中央海军校长姜西园，据说因抗战前反对蒋介石，被戴笠以“通谋敌国”罪诱捕，后枪决；三是海军中将周光祖，因胜利后大肆劫收，与军统发生冲突，被戴下令逮捕，后枪决。除以上3 人外，其余的汪伪海军将领，均摇身一变，成为先遣人员而加以保留委用。
关于日本宪兵队特工装备、武器、房屋等设施以及汪伪76 号机构及一应财产，由戴笠指令毛森主持接收。因毛森在抗战期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曾为日宪兵工作过一段时间，敌对日军和汪伪特工方面的情况很熟悉，接收过程很顺利。
军统所谓协助政府进行清查和接收逆产的工作是由邓葆光为主负责的。
当时，戴笠帮助邓葆光争取到了3 个重要职务，一是行政院敌产处理审议委员会的七人委员之一；二是行政院敌产管理局逆产组组长；三是上海市敌产清理委员会秘书长。这3 个职务使邓葆光顿成当时最有权势的关键人物，对汉奸逆产更有予夺大权，一时成了各方巴结奉迎的“财神爷”，以至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军统巨头也都不惜降低身份，今天一个电话要房子，明天1 个电话要轿车，至于军统局内内外外每日里登门有所企图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于途。
邓葆光到上海后，帮军统接收了大批敌伪财产，仅接收的工厂达40 多家，房产10000 多幢。其中日本的“寿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以后由戴笠交给建筑商陆根泉，作为由陆承包在南京兴建局本部办公大楼的交换条件，大楼可容纳数千人办公，既雄伟又豪华。但据内情人说，1 个寿公司可造数十座军统局本部大楼，足见其油水之丰。
9 月14 日，邓葆光按戴笠指示，协助国民党财政部查封了周佛海控制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接得大量黄金、白银和美金等。而周佛海另有数百根大条黄金，私下里交给戴笠本人锁进了保险箱。更有军统抢收的290 根大条黄金，后来居然报行政院批准，作为军统特务发奖金报销。这段时间，除邓葆光外，军统特务毛森、刘方雄（军统上海站站长）、程克祥等人，也都利用捷足先登的有利条件，大肆接收，成为军统重要的接收集团。有一个军统特务强占房产就达20 多幢。戴笠一次在杜美路70 号召集军统特务开会，出席会议500 余人，特务们仅自带的进口派克、别克、雪佛来等各式豪华轿车就停满了附近的4 条马路，连戴笠闻此也大吃一惊。军统局是战后名副其实的最大的“劫收”集团。利用这次大接收的成果，邓葆光经戴笠批准，创办了一个东方经济研究所，搜集的各种图书有50 万册之多，其“东方”家族拥有银行、电台、报纸、通讯社、商行、图书馆、印刷厂、书店、运输行、米店、金号、证券号等机构，完全是一座庞大的托拉斯垄断财团。
除了军统及国民党各派势力在上海利用接收机会大发横财外，另一个能在上海滩大发接收财的要算是杜月笙了。杜月笙在抗战期间从上海到香港，又从香港到重庆，算是没有落水当汉奸，自认为在拥蒋和抗战方面是有大功的，希望蒋能给一个上海市长的职务，满足一下他的官欲。岂知蒋不但很快发表钱大钧任上海市长，而且派一个自命为与帮会恶势力势不两立的宣铁吾到上海当警察局长，杜对蒋由失望而生憎恨之心。戴对杜是很能够理解和体谅的。他到上海后，很快就去看望杜月笙，不免劝慰疏导一番。开导他与其当什么被人管束、终日里提心吊胆的特任官，不如在上海滩上当一个无忧无虑、超然洒脱的无冕之王。戴笠这番出自肺腑的感慨之言，确对杜月笙多少有些触动和振奋。也正是出于同情和安慰方面的原因，戴笠在主持接收期间，处处对杜月笙予以方便。当时，凡被军统查封的逆产或逮捕的汉奸，很少有人敢去找戴笠说情。但只要有杜月笙的电话或条子，戴笠总是网开一面，不使杜月笙失望。但杜月笙也是聪明的，在这些问题上步步存谨慎之心，不使戴笠有反感之念。比如，杜一向与王新衡私交极好，王被戴任命为上海办事处汉奸案件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因而王得以了解每一个汉奸案件的深浅和戴对这个汉奸的处置腹案。大凡在汉奸或逆产家属找上门来，杜绝不贸然答应，而是先到王新衡处摸清戴笠的底牌，然后再酌情处置，有的放矢，鲜有不中。这一时期，汉奸家属奔走杜门，络绎不绝，杜有应有不应，既搜刮了一笔横财，也没有使戴笠感到有为难之处。杜于心安理得之中，倒也过得潇洒神气。而戴笠则利用上海在各方面先行一步的做法，及时取得经验，通电全国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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