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特工王戴笠 > 07章 从淞沪抗战到武汉保卫战 07_5 大撤退
1937 年11 月5 日早晨，日军第10 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率领3 个半师团的生力军，在舰炮掩护下于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之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3 处登陆，向淞沪中国军队主力的右侧发起攻击，由此，中国军队陷入绝境。11 月8 日，蒋介石下达全军转移的命令，淞沪战役各参战部队陆续退出上海战区。
上海撤退是戴笠意料中的事。从九十月份开始，戴笠已经在布置上海沦陷后的潜伏组织。他下令将上海特区组织改为上海潜伏区，任命周伟龙为上海潜伏区区长，主要负责上海地区的行动工作，兼负责情报工作。另外，成立上海二区，任命戴的江山同乡姜绍谟为区长，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并对周伟龙的上海潜伏区取监视作用。另外，戴笠还利用杜月笙的帮会组织在上海布置了一些工商业界人士与无业流氓，分别开展宣传造谣与破坏日方经济等活动。这些组织自成体系，主要受杜月笙控制，不和上海潜伏区发生关系。
戴笠还利用法租界巡捕房的关系，以巡捕房为掩护，成立法租界特别站，以廖公劭为站长，直属总处领导，任务主要是在上海沦陷后打击汉奸卖国贼。
10 月份，上海形势越来越紧急，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重庆。戴笠在上海指挥南京特务处本部搬迁事宜，指示为适应工作需要，分两步实施搬迁计划，第一步先搬迁到汉口、长沙，以汉口作情报中心，以长沙作通讯中心，并派人前往这两处地方具体落实办公地点。
特务处西迁武汉、长沙前，戴笠曾问计于邓葆光。邓葆光是七七事变后从日本回国加入特务处的经济专家，专门研究日本经济，对日本的财力、物力、经济力有相当深入透彻的研究。曾写出《日本钢铁问题》等专著文章，因不懂特务处规矩，在未送戴笠审阅的情况下，贸然拿到报刊上发表，受到戴笠的批评。邓葆光向戴提出在南京沦陷前紧急抢运战备和战略物资的计划，但是该计划未引起戴的重视。
戴笠同时对南京潜伏区的工作作了进一步布置，任命原特务处一科科长钱新民为南京潜伏区区长，负责南京沦陷后的情报和行动工作。
10 月，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决定把张学良向内地解囚，第一站先到安徽黄山。因这段时间上海战事吃紧，戴笠难以分身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经蒋同意，戴笠派蒋介石的外甥、宁波市警察局长俞济民代他前往奉化雪窦寺全权指导负责。俞济民不敢懈怠，调集了8 辆卡车装运人和行李，另派浙江省保安处两排人开路，张学良则乘坐自己的小轿车夹在8 辆卡车的中间，一行人浩浩荡荡向安徽黄山进发。张学良从此开始了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到四川的大迁徙。
10 月26 日早晨，上海战区副总司令顾祝同打电话给坚守沪西的88 师师长孙元良，传达了蒋介石要88 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掩护中国军队主力撤出上海战区的命令。经孙元良建议，最后只留下谢晋元的524 团死守上海的最后阵地闸北“四行仓库”。与此同时，戴笠部署别动队第五支队陶一珊部配合正规军坚守南市。
10 月底，蒋介石指示戴笠随时了解四行仓库的守战情况，及时向他报告。据此，戴笠立即请宋子文帮助，解决了上海市场上买不到的4 部西门子电话机，着文强送3 部到南市锦江公所交周伟龙转陶一珊，1 部由文强亲送四行仓库交谢晋元。这4 部电话都可以直通戴笠办公室，以便戴随时掌握陶、谢两部的情况。
岂知当文强将电话机送与周伟龙、陶一珊时，两个人极为紧张，初是不放文强离开指挥所，提出死也要死在一起；继则当文强说明还要赶赴四行仓库送电话机时，周、陶顿时呆若木鸡。文强归来后将周、陶的心理状态向戴笠汇报，戴笠立即坐车赶到锦江公所找这两位高级特务谈话，稳定他们的情绪。
当文强将电话机送谢晋元团长时，谢则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状态，与文强这位黄埔四期的同期同学谈笑风生、神情自若，与周、陶等人确是鲜明的对照。连戴笠也自觉汗颜。戴笠亦将谢晋元及八百孤军“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精神风貌和设防情况及时向蒋介石作了禀报。
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后，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有不少高级将领甚至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路溃败。虽如此，戴笠仍镇定自若地留在上海，继续有条不紊地布置指挥各方面的善后工作，显示了他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
戴笠应变的第一件事是任命文强为特务处前方办事处处长，任务是收容别动队人员和淞沪战役参战中国军队的散兵游勇。苏浙行动委员会、特务处上海办事处等机关的工作迅速结束，移交上海潜伏区区长周伟龙负责。
接着，戴笠又下令文强迅速交卸结束文友社的工作，将文友社的任务交王树人负责。这时，程克祥、彭寿已开始得到戴笠的信任，并考虑在上海沦陷后继续将程、彭潜伏下来，保持与日本间谍网的联系，开展反间谍活动。
恰此时，程、彭得到日军报道部调动他们到南京开展谍报工作，配合日军进攻南京的新任务。经戴同意，由文强将程、彭带到南京，与南京潜伏区长钱新民接上关系，由钱运用程、彭为南京潜伏区直属通讯员，与日谍作斗争。
但是，在南京沦陷后，由于钱新民叛变投敌，程、彭也被交出，因而被日军逮捕下狱。后来成为大汉奸周佛海与戴笠之间的联系人。
参加上海战役的国军主力陆续西撤时，戴笠下令配属各部队的战地调查组必须坚持到最后，没有戴笠的命令不准撤离。一个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担任调查组长的特务因未得到戴笠的命令擅自退入租界，被戴笠下令枪决。当各部队基本全部撤出阵地后，戴才下命令撤离。沈醉的1 个组由浏河、罗店阵地后撤至大仓、昆山，此时火车已经不通，只得一路沿铁路线步行至南京，再由南京、蚌埠而达郑州。
戴笠在指挥上海各特务组织潜伏和撤退的同时，接到蒋介石的紧急指示，立即来到杜月笙家里，向杜传达了蒋的两项指示：一是为了阻止日本海军主力沿长江一线向南京进攻，蒋指示在江阴要塞附近的江面上布置封锁线，蒋要杜月笙发动上海各轮船公司在那里沉掉几艘轮船；二是蒋请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等三大亨一起离开上海，先去香港，然后去重庆，尤其是杜月笙，因他在沪上影响很大，希望他能起带头作用，率先去港。杜很清楚，这是蒋害怕他落水当汉奸。这时杜的亲信徒弟陆京士、朱学范也在动员杜迅速离沪。因而杜请戴转告蒋，去港之意已决，请不必担心，倘有落水不清之处，人人都可杀之。但是，杜月笙动员黄金荣、张啸林离沪一事却未能办到。
不久，杜月笙将上海方面的事情安排交代完毕，即与俞鸿钧、钱新之、王晓籁等上海著名人物乘客轮离沪去港。11 月9 日，上海陷落。戴笠在最后时刻，仍然首先将别动队撤离事宜安排检查完毕，然后才搭乘上海至香港的最后一班船去香港。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撤出上海战区的情况分别是：二支队从浦东退到苏南，实力保存较多的四支队退到皖南祁门县历口镇，陶一珊的五支队从南市阵地溃散幸存下来的人撤到江阴附近。一支队1 个独立大队退到浦东。别动队另有一部分退到浙西，其余的大多溃散。
与别动队同时撤退的还有戴笠在青浦、松江县举办的两个特工训练班。
由于青训班地处上海市郊，交通联络不便，接到戴笠紧急转移的命令已到11月11 日。他们连夜出发，向苏州方向前进，从昆山到苏州，又折向同里，准备渡过太湖退到浙西。这中间，戴笠又下令取消苏浙行动委员会这个中间环节，直接将青训班挂在军事委员会之下；并指示从青训班挑选一些学员去南京执行爆破任务，其他学员也改向撤往南京、长沙。于是，余乐醒率队从太湖边上又折回苏州，改向南京撤退。谁知日军攻克上海后，立即鼓其锐气，兵分三路，直下南京。特务处总处机关最后一批西撤的150 名内勤人员在刘启瑞、何芝园等大特务的带领下，抢到招商局一艘正在修理中的破船，已于11 月24 日冒雨乘船撤离南京。不得已，余乐醒只得率领学员们中途改变方向，直奔芜湖，沿长江而上，经获港、铜陵、安庆、九江到达武汉。原目的地是重庆，这时戴笠又变更计划，队伍再次折返九江，经石门街向皖南进发，途中巧遇谢力公率领的松江训练班。该班在松江临撤离前，因遭敌机轰炸和日军袭击，伤亡400 余人，幸存者不足50 人，损失惨重。青训班成立之初408 人，这时也只剩下300 名左右，两支队伍合为一处，齐头并进到达祁门历口镇，与别动队四支队会合。这时，文强奉戴命率前方办事处人员，从南通天生港绕道至苏州、句容等地，派出6 个收容小组，收容到别动队人员2000余人，国军散兵游勇8000 余人，也合为一处带回皖南祁门历口镇。戴下令将这几部分人员全部集中历口整训，余乐醒、谢力公等其他教官陆续调回汉口，筹办临训班。撤退到皖南祁门的别动队力量，加上文强收容的国军散兵和青训班、松训班学员，构成戴笠特务武装的主力。由戴笠亲自赴历口进行点名、训话，鼓舞士气。并报经蒋介石批准，戴笠在历口召集了一次官兵大会，宣布改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在历口的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第一团，戴笠自任团长，俞作柏任副团长。下编3 个大队，依“三三制”编组。青训班、松训班学员则由戴笠和俞作柏个别通过看面相挑选了三四十人带回汉口总部工作，余下的参加第一期军事干部训练队，担任忠义救国军连营以上干部。不久，浙西和苏南的教导二团、三团相继成立，戴笠宣布成立忠救军总指挥部，初由自己兼任总指挥，后由副总指挥俞作柏升任，并任命罗子宾任参谋长，文强任政治部主任。戴笠指令将总指挥部设在安徽广德。
戴笠到达香港后，立即召集特务处香港站的特务开会，指出上海、南京、广州等东南沿海大城市沦陷后，香港的战略地位随之增加。今后特务处不但要继续通过香港搜集国际情报，而且要以香港为桥头堡，派特工人员不断打入华南及华东沿海沦陷地区活动，搜集日军在沦陷区的活动情报，打击制裁汉奸等等。为此，戴笠决定成立香港区，先后由郭寿华、李崇诗、王新衡等大特务任区长。王新衡任香港区长，是表示对他因西安事变被无故关押的补偿。这在戴笠的手法是对手下的特务关押后，一旦放出照例要给予升官，使被关的特务不但不心怀怨恨，反而要感谢戴笠的恩德，没齿不忘。
戴笠由香港作短暂停留布置完工作后，很快由香港转南昌，并组成随节组，加强对蒋介石的警卫工作。然后偕毛人凤到达杭州，布置杭州的潜伏组织，调整和加强浙江地区的特工力量。
南京特务处机关于11 月29 日到达武汉。少部分人留下后，大部分人于12 月2 日上午到达长沙。特务处湖南站预先接到戴笠的指示，抢到长沙东门外五里处朱家花园100 多间平房，作为特务处机关的临时办事地点。这时，戴笠也先后赶到长沙和汉口，指挥安置工作。同时根据蒋介石驻节武汉指挥抗战的需要，戴笠亦决定把指挥中心设在汉口，相应设立武汉办事处，由戴亲自主持，调总处机关的梁若节、邓葆光、陈浩等骨干特务到办事处工作。
另外，成立庞大的武汉区，以大特务李果谌为区长，唐新为副区长兼行动组长。以宋岳为第一组组长，专做汉奸工作；以邓葆光为第二组组长，负责经济调查；以收买的法租界捕房头头迟钜卿为法租界特别组组长，并以邓葆光为法租界巡捕房日文翻译兼法特组联络员，对迟钜卿取监视作用；以叶文昭为电台台长，施文橡为交通组长，另设武昌组、汉阳组等。这是特务处所属外勤机构中仅次于上海区的组织，曾在抗战初期起重要作用。戴笠则将自己的办公地点临时设在汉口日租界南小路1 所日本小学内，戴自己则在日租界南小路1 号和法租界巴黎街各有1 处秘密寓所。
戴笠到武汉不久，忽然接到南京方面的报告，南京潜伏区区长钱新民叛变投敌。钱新民原是戴认为很忠实可靠的一位高级特务，他甚至曾在蒋面前替钱吹嘘过。可是当南京尚未沦陷，钱新民就早早地按戴笠的交代把洪公祠1 号巢穴用一把火烧为废墟，然后把潜伏区迁到南京郊区六合县。12 月13日，南京沦陷。不久，钱新民就在日本特务的威逼利诱下带着全区人员名单向日军特务机关投降，并立刻掉过头来替日军大肆搜捕特务处的潜伏人员，使包括程克祥、彭寿以及戴笠在南京城内布置的3 部地下秘密电台，全部被破获。南京潜伏区几乎被摧毁殆尽。这是抗战期间，戴笠的所属外勤组织第一个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潜伏组织，钱新民也是第一个叛变戴笠、向日军投降的高级特务。戴笠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怒，大骂钱新民没有良心，使他在蒋介石面前无法自圆其说，并连连自我谴责：“这次总算我瞎了眼，没有看准人。”从此，戴笠布置在沦陷区的潜伏组织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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