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特工王戴笠 > 06章 第三台阶：西安事变 06_1 “兵谏”之说
南方初定，戴笠按蒋介石的要求，迅速把大批特工力量北调，用于华北和西北方向。对于西北，蒋介石指示戴笠，一方面要加强对红军的情报工作，侦查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要密切注视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动员张、杨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进行“剿共”，配合中央军对避居西北一隅的数万红军作最后一战，以竟“剿共”全功。据此，戴笠在指示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加强情报工作的同时，对西北区的组织进行适当充实调整。一是将各地特务机关中吸收运用的一些中共叛徒抽调西北区，把他们送到第一线和中共作战，策略是“以共制共”；二是内定调特务处的反共专家、上海区长王新衡接任西北区长，以加强西北区的反共特工活动；三是调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毛人凤任特务处机要室秘书，专职负责处理有关西北区方面的情报和业务，以加强对西北区业务处理的速度和效率。毛人凤也从此参与处理戴笠的机密事项，并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 年，成为戴笠的心腹亲信和团体事业的看家人与继承人。自此，西北区的特务工作成为戴笠关注的主要方向。
对于戴笠来说，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是注视得较晚而又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地区。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对西北地区就抓得更晚了。从1932 年至1933 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 年，才开始派陕西华阴人、黄埔一期生马志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蒋的嫡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
戴笠的原则是：但凡有黄埔老大哥来投奔，即使是“大饭桶”一只，“大草包”一个，也是一律来者不拒，其原因：一则可以提高他这个黄埔六期生的身价，二则可以加强特务处的“黄埔系”色彩，增强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三则可以运用老大哥的关系，呼朋引类，加强特务处的实力。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相宜，立即被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力之一变的是1935 年。这年的1 月1 日，蒋介石到杭州浙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黑幕重重的，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不以书面见诸文字。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蒋的特工思想。而蒋这次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蒋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其实只有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自作主张”，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领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1935 年10 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急调在湖北境内“剿共”的十几万东北军星夜开往西北，由张学良以“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30 万大军与红军作战。为适应西北剿共的需要，戴笠除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外，又相继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20 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30 座左右。除此之外，戴笠对西北区还规定了4 个工作对象。
第一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总”“剿共”时作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索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是仅次于共产党的。但杨虎城是位使戴笠很伤脑筋的人物。为了能及时掌握杨虎城的活动情况，戴笠曾经试图用财、色、官等手段去收买杨虎城的妻妾和身边的亲信，但很久不能得手。在一个社交场合，偶然发现杨虎城派驻南京、武汉的办事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十分活跃，戴笠立即计上心头。
他请自己的玩友、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夫妇出面，与胡逸民、向友新交上了朋友，然后又在交际场中安排戴笠与向友新见面，两人一拍就合。戴吸收向友新加入特务处，由向友新将杨虎城身边的内幕情况向戴全盘托出，并陆续把杨虎城手下办公厅主任、军需处长、宪兵营长、兵工厂长等逐次收买过去。不久，向友新与戴笠的暧昧关系被胡逸民发觉，胡因此而与向友新离婚。
以后戴把向派遣到冀东给大汉奸殷汝耕做秘书，另派一个女特务、自己的情妇周志英双双去监视殷而又互相监视。向友新后来改名向影心，由戴笠介绍给大特务毛人凤做老婆。
自打通向友新这一关后，戴笠手下的特工系统对杨虎城的情报源源而来。马志超曾经数次向特务处报告：“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土匪出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他包庇利用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亲信”等等。戴笠得到报告后，立即指令西北区和陕西站加强对宋绮云等杨虎城身边人员的监视，弄清其活动，伺机加以控制等。
第四个工作对象是驻防在西北地区的中央军，但是对胡宗南的第一军是个例外。
戴笠对西北地区形势最忧虑的是害怕张、杨一旦联手，共同消极“剿共”，要求抗日救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完全打乱以至延误校长一再强调的“剿共”大局。因此，戴笠多次指示特务处西北区，要充分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扩大裂痕，挑拨两军关系，实行分而治之。
当时，特务们要利用这种机会的确是很多的。1935 年冬，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东北人涌入西安，但并不为十七路军欢迎。“西北剿总”成立之初，连一个办公地址都找不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的恶感，以至一些中上层军官也疑忌对方将有不利举动等等。西北区的特务们更是借此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企图使之火并。
但是，张、杨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极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将领。他们都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是一个“分则共亡、合则同存”的利害关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学良叫自己的朋友高崇民到西安，介绍与杨虎城认识，专对双方的中上层关系做沟通工作，立见成效。为了麻痹特务处西北区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张、杨进一步商定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以掩护双方的关系，避免蒋的怀疑。果然，张、杨的这一手不但瞒过了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复兴社、特务处、CC 系、政训处等各个方面的特务，以戴笠如此机警过人、老奸巨滑的人居然也被瞒过。由此导致蒋介石对张、杨的估计不足，在已经出现种种“异常”迹象的形势下，仍然轻入险地，误入虎穴，最后发生西安事变，造成戴笠一生中特务工作最大的失败。
戴笠第一次得到张、杨将有异动的情报是在1936 年12 月初。在这之前，蒋介石以避五十大寿为名，来到中原古都洛阳，先后往返于西安、济南、太原、兰州之间，与各方面的军政大员进行会谈，秘密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催赶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对陕北红军进攻，然后集中数十万中央军完成对红军的最后一击。
12 月初，蒋介石回到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小憩。戴笠于此时匆匆从南京赶来，向蒋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蒋立即指示戴笠弄清详情，注意保密。
戴笠回到南京，立即指示江雄风火速弄清张、杨与陕北红军的接触情况。
江雄风是浙江温岭人，黄埔二期生，1936 年1 月接任西北区长，与胡宗南的关系尤其亲密。这时，江雄风已被胡宗南向戴笠要去第一军工作，只因新任区长王新衡没有到职而暂代西北区长。不久，江雄风得到进一步的情报，张学良身边的亲信传出，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迫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戴笠获此紧急情报，立即亲自飞报蒋介石。因蒋此时即将赴西安，身入险境。如江雄风提供的情报属实，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蒋介石因为平时头脑中灌满了特务们密报张、杨“不和”、“冲突”
的情报，分析张学良素讲忠义，对蒋很迷信，决不会出此异谋，因而认定戴笠提供的所谓“兵谏”情报是谣传，丢到一边置之不理。戴笠因为对张学良私交尚好，故也认为“兵谏”之说可能来自张手下个别极端分子的企图，没有继续深究，就此放过。蒋介石放弃了唯一一次可以避免西安事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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