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达尔文传 > 第十四章 达尔文的新著作：《兰花的传粉》、《同种花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达尔文把《物种起源》看作是一部“巨著”的摘要。《物种起源》仿佛宣告了他的学说，并对他的学说的一些论点提供了说明和例子，但决没有证明它们，任何人都可以引证许多别的例子，那些例子单个地来说似乎可以驳倒这些论点。这里缺少达尔文在二十年间从事物种起源问题的研究所搜集的、并据此得出他的结论的大量材料。这就是为什么在六十年代，达尔文除了再版《物种起源》外，首先着意的是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能够详细证明他在《物种起源》中在他看来只是简单勾画出其轮廓的东西。于是，他的巨著之一《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就成了实现他早已梦寐以求的计划的开端，他计划把他的选择论和进化论连同各种说明“赞成”和“反对”他的理论的事实一并提出来。难怪亲自见过达尔文的俄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弗·奥·科瓦列夫斯基，在出版他的俄译本《动物和植物的变异》（还是根据达尔文寄给他的校样译出的）时，增加了英文原文没有的小标题：“《物种起源》，第一部”。这清楚地证明，达尔文想分许多册出版扩充了的《物种起源》，以详细研究他所搜集的各种材料。
另一方面，批评自然选择理论的人们，特别反对选择不能说明生物构造上很多他们以为毫无用处的细小的特征。因此，对达尔文来说，用一些例子表明极细小的器官的用处则是一项令人神往的任务。兰科植物的花给达尔文提供了这样的例子。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这些花和这些花凭借昆虫授粉的器官；他终于写成了一本小书，在一八六二年仍由穆瑞出版，书名是《兰花借助昆虫传粉的各种器官》。
曾引起十八世纪植物学家们兴趣的关于植物是否有性别的这一争论，到十九世纪初，这场争论才以承认花有雄性和雌性而宣告结束。但是，卡麦拉利斯认为，雌雄同体的花总是自花受粉的。而考尔鲁特在一七六一年最早主张，许多花只有凭借昆虫才能传粉，而且只有能变成蜜的花才能把昆虫吸引过来。
一位中学教师斯白伦格尔，在他的《在花的构造和授粉中揭示出来的一个自然秘密》（1793）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作者在该书中对花由昆虫传粉的各种器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本书当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英国大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知道有这本书，他还把它推荐给达尔文，虽然他自己认为斯白伦格尔的思想是空想的。达尔文早在一八三九年，甚至早在一八三八年夏天，就开始独立地观察花凭借昆虫进行异花传粉这一现象，因为“关于物种起源的想法”使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杂交在保持物种类型的稳定性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八四一年；他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斯白伦格尔的书，认为该书充满了真理，虽然“有一部分是无稽之谈”。不管怎样，他对植物凭借昆虫传粉的问题所产生的浓厚兴趣早就有了，早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他在《园艺者纪录报》上就发表过两篇关于这个问题的短文。就在那个时候，他得出结论：“有一些非常巧妙的器官来阻止柱头得到它自己的花粉，而且看来只有根据杂交比自花授粉有利益的理论才能对这种情况加以解释。”一八六○年夏天和一八六一年夏天及秋天，他开始兴致勃勃地研究花凭借昆虫进行传粉的器官，特别是兰花的传粉器官。
虽然考尔鲁特和斯白伦格尔都承认并观察花凭借昆虫进行异花传粉的现象，但是他们远远没有想到对花来说异花受精比自花受精要好。而达尔文一开始就产生了这种想法，这是因为雌雄同体的动物永远是异体受精，虽然看起来自体受精比较容易。他开始怀疑，在花的构造中会出现这样一些不仅对于把一朵花上的花粉传到另一朵花的柱头上有好处的器官，而且也会有阻止自花受精的器官。他从研究英国植物区系的花开始，进而研究许多热带兰科植物的花。物种凭借选择发生后天变异的思想是他的指导思想：所有兰科植物尽管有共同的特点，但是花的构造很不相同，而且所有这些特点，看来都是凭借昆虫进行异花受精和阻止自花受精的非常精巧的器官，在这里，自然选择的作用在他看来同样是勿庸置疑的，就象啄木鸟有着适应爬树干和吃针叶种子的器官一样。
他在一八六○年六月给虎克的信中写道：“您说，植物的这种器官是很少能看见的。不久前，我首次研究了一种普通的欧洲红门兰属，所以我说，我认为花的每一部分的器官是十分精致而明显的，甚至比啄木鸟的一些器官还要精致。
真是如此，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种普通的红门兰属的花吧。在它的构造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花冠的唇瓣，昆虫落在上面就力图钻入蜜腺中去。在花冠房的后面，紧挨着唇瓣的是柱头，而在柱头的正顶上是两簇变成所谓蕊喙的花药，花药几乎呈球形，稍微突出在柱头的上面。花药中的花粉囊由汇合成两根通向蕊喙的花梗的细丝联结在一起，在蕊喙处，两根花梗的末端就是由蕊喙底部一些带黏性物的块形成的花盘。这种粘性物被浸在液体里，并且外面被蕊喙的一层薄膜包着。只要用一种东西，例如铅笔轻轻触动一下，或者竭力钻入蜜腺的昆虫用头触动一下，蕊喙的薄膜就会按一定的线条破裂；那时，薄膜下面的小块就卷起来，粘盘就牢牢地粘住那个东西，而且很快就在空气中凝固，变得象水泥那样坚硬，如果把拨动的铅笔收回来，那么铅笔就会把花盘、花梗和花药一起带出来。
花药也同样会牢牢地粘住钻入蜜腺的蝴蝶的喙，外壳顺着蝴蝶的喙也会破袭，而露出一些花粉囊。刚刚粘上的大量花粉起初在花梗上垂直地附着花粉所附着的物的表面，但过了半分钟（这个时间对于昆虫飞到另一朵花上来说足够了）后，由于花梗的圈特别缩小，花梗上的花粉顺着蝴蝶的喙向前倾，并且必定会落在昆虫所要落在另一朵花的柱头上。
达尔文在该书中描写了各种红门兰属传粉的器官后，又描写了其他兰花科，如英国的和热带的兰花，传粉的器官很不相同。尽管这些花和他们的传粉器官大不一样，但是达尔文相信罗伯特·布朗提出的简单的示意图，是兰花的花的构造的基础。罗伯特·布朗教导说，由于兰花属于单子叶植物，所以它们的花是由三个萼片，三个花瓣，分成两个圈的六个花药和三个雌蕊组成的。虽然经常起作用的只是由外圈中的一个花药和两个（有时合成一个）雌蕊，但是，如果通过花的横剖面图上的螺旋状导管的分布情况来判断，雌蕊中有一个形成蕊喙，外面的花药中有两个同花冠下面的花瓣一起组成唇瓣，由内圈中的上面两个发育不全的花药构成柱头喙（或所谓的药床）等等。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深究其细节，而只根据达尔文举出的示意图就可看到，兰花的花是由他所指出的十五种器官组成的，即使这些器官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缩小了。
于是，达尔文专心研究了具有两种器官的大量兰花：一种是使昆虫能够把花粉从一朵花传到另一朵花，另一种是使这些花粉不致落到同一朵花的柱头上。作为第一种特别不同的器官的例子，我们将谈谈达尔文所描述的一种非常大而且下垂的万带兰科中的盔兰属花的构造。
这种兰花的唇瓣的末梢部分变成了一个大杓，在这一杓的上空，有两个附属物从唇瓣狭窄的基部伸开来，并且分泌出很多液体，可以看到，这种液体一滴滴地落到总是满盛这种液体的杓中。这种液体也许和花蜜一样，但它并不是甜的，也不吸引昆虫。当杓充满了液体时就从管里溢出，在管上面有一个带有花粉的空心柱状物。很可能，传粉的蜜蜂是由唇瓣的上半部吸引来的，因为它们总是把这一部啃光。并在啃的时候掉进杓里，即掉到液体里，它们只有在悬有长着花粉和桩头空心柱状物的地方才能从液体中爬出来。昆虫在使劲爬出时就得到花粉，并且第二次掉进另一朵花的杓后，在那里为自己从杓里开辟一条通路的同时，把大量的花粉带到柱头上，这样就为花传了粉。
对兰花的构造和对它们凭借昆虫进行异花受精的器官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物种起源学说，并且表明，甚至连表面上看来花发生的微小变化都是有益的。根据螺旋状导管的运动情况，有可能把所有这些不同形状归结为一定类型的构造，归结为一个示意图，归结为某种“共同的祖先”，这种可能性吸引着达尔文，以致他在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给虎克写道：“这个课题使我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而在更早以前，在他迷恋于兰花的研究时，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懒惰的人，因为他为了进行他认为使他开心的“次要的”观察，丢开了他的主要工作（写一部“巨著”），因此，他写道：“对我来说，观察的兴趣比写作的兴趣简直无法相比，可我感到我内心有愧，因为我没有醉心于研究公鸡、母鸡和鸭的变种，却把时间浪费在这个课题上。”
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直到晚年，对研究兰花抱有极大的热情。十年前《自然杂志》发表了我们所知道的信中最后的一封信，这是他在死前九天写的①。他在读完托德教授从衣阿寄来的关于兰花的著作后，便请这位教授用一个盒子给他寄一些托德描述过的那些兰花的种子，以便他亲自培育出这种植物，亲自看到花，并对花进行一番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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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自然杂志》1946年6月22日第157卷第3999号。查·达尔文的信是1882年4月10日写的。值得指出的是，达尔文给托德写道，他甚至在1882年就打算对兰花进行试验。
由下面达尔文在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从唐恩给爱沙·葛雷的信中的一段话清楚地看出，达尔文之所以从事研究兰花，不仅由于兰花本身的构造美丽和奇异，而是把它作为自然选择对器官的细小地方影响的实际证据，作为对“敌人”的驳斥。这段话是：“在所有能够把钉子准确地钉在头脑里的木匠当中，您确是最好的一个：谁也没有发现，在我那本关于兰花的著作中，我的主要兴趣是对我的敌人进行侧翼攻击。”
达尔文对如何出版《兰花》一书曾有点举棋不定。起初，他想作为《林纲学会会报》的论文出版，后来又决定给《物种起源》的出版者穆瑞，并提出共同分担该书出版后所造成的亏损风险，因为他认为，一定数量的购买者（对博物学感兴趣的人）保证会有的，但这样的购买者可能为数不多。他给穆瑞写道：“我非常倾向这种想法，我的鹅是天鹅，在我看来，这个课题是十分出色而又有趣的。”穆瑞愿意承担全部亏损风险。该书的第一版《兰花借助昆虫传粉的各种器官》于一八六二年出版。一般来说，这本书很受欢迎，当然也有怀有敌意的评论，《雅典神殿》杂志有个对这个课题一窍不通的评论者“以非常亲切的怜悯和轻视”“劝说”达尔文，正如他给穆瑞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植物学家们认为这本书写得很成功，而为人廉逊的达尔文，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植物学家，对此却感到十分惊讶。
一般来说，应当指出，六十年代以来的植物学著作开始使达尔文感到很高兴。不断复发的病常常使这位编纂者无法长时间地研究那些要求付出巨大精力和辛勤劳动的课题，写得很快使他感到疲倦。对现实的活物的研究是他当时的一种休息和快乐。他一如既往地认为：“如果只限于研究而不从事写作，博物学就不算什么美好的事情。
六十年代初，在植物学的问题中，除了《兰花》以外，他着重研究了某些植物的花的二形性和攀缘植物。
早在一八六○年夏天，他就对报春花的二形性进行了十分有趣的考察。有一种花长着一些比雄蕊高的长雌蕊；它们的雄蕊是小粒花粉，花冠有一个较长的颈。另一种花长有一些短的雌蕊和带着许多大粒花粉的长雄蕊，花冠的颈也较短。达尔文的第一个想法是，这里有着从两性花到单性花的过渡，长着短雌蕊的花更接近于雄性，而长着长雌蕊的花则更接近于雌性。但是这种假说看来是错误的，是没有经过试验证实的。不管怎样，有趣的是两种类型的花在性方面是不同的；例如，长有长雌蕊的花虽然用本身的花粉受精，但不是所有的花都能孕育。只有在不同品种的花相互杂交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完全孕育。
一八六一年秋天，达尔文写完了樱草二形性的著作，并把关于报春花的论文寄给《林纲学会会报》，该杂志刊载了这篇论文。他甚至决定亲自在伦敦林纳学会上报告这篇论文，他十分重视这一点，这可以从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给虎克的信中清楚地看到：
“我决不认为，我给予了林纳学会以‘强烈的印象’，但是，林纲学会的确给予了我以强烈的印象；因为我到第二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才起床，我只能够爬回家去……令人极为苦恼的是，我不能够做其他人做的事情”
千屈菜这种植物更加有趣，因为它是具有三种不同的雄花和三种不同的雌花的三种形态的花。达尔文把三种形态的花粉同一种其中可能有一切（十八种）组合的三种形态的雌花进行了杂交。达尔文“象疯子一样”地高兴，他认为，这些事实应该使任何承认物种不变的理论发生动摇，而试验（他当时对报春花进行的，把两个性的花粉带到同一朵花的柱头的两个部分的试验）向他表明，柱头似乎不同于花粉，就是说，只有另一种花的花粉是在唇瓣的杓管里发芽的，而同一品种花的花粉是不会长出杓管来的。因此勿庸置疑，两个品种的花在花方面是不同的。
他打算看到，这些品种的差别的意义在于，不同品种的花的雄性器官和雌性器官是在不同时期成熟的。
对千屈菜三形性的这些观察，同不久前对报春花二形性的观察一样，也刊登在《林纳学会会报》上；报春花载于一八六三年，而千屈菜载于一八六四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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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来这三篇合在一起，叫作《同种植物上的花的不同形态》（1877）。
他当时同植物学家虎克、爱沙·葛雷、季泽尔顿、达伊尔、边沁以及园艺爱好者的通信是特别频繁的。他们在给虎克写信时说，达尔文早就把他看作“自己的读者”，并且“对他的意见比任何其他人的意见都更感兴趣”。虎克当时代替了他父亲任基由皇家植物园园长的职位，他一直非常亲切友好地对待达尔文，经常供给达尔文植物资料，并十分关心达尔文所有的植物试验和观察。爱沙·葛雷写了许多赞扬达尔文植物学著作的评论。达尔文给他写信道：“您以最高的恭维话结束了您的评论。如果您尚未冲昏我的头脑的话，如果尚未把我弄成一个令人作呕的、目空一切的人的话，您和虎克看来决心要冲昏我的头脑，并且以自负和虚荣来哄骗我。”
写完《兰花》以后，达尔文着手写另一部植物方面的巨著《攀缘植物的运动和习性》。这里有着缠绕植物产生非常合理的运动的饶有兴趣的问题。达尔文写这部著作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一八六二年读了他的朋友爱沙·葛雷于一八五八年发表的一篇论葫芦植物卷须的盘绕的短文。达尔文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爱沙·葛雷给他寄来了种子，达尔文把种子种上，培育出了这种攀缘植物，并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房里，使他感到惊奇和高兴的是，他能够观察到这种植物最上面的两个叶子中间的那段茎在不断地、缓慢地旋绕。看来，这种旋绕和光线毫无关系，但是，达尔文认为，这是“事先规定好”为了要让植物的卷须缠绕某种支柱、棍子或树枝。还指出，卷须对所接触的东西非常敏感，并且一经触及就很快在这种或那种支柱的周围缠起来，然后就长粗、变硬，固定在这些支柱上。
达尔文认为，攀缘植物的运动，也象兰花靠昆虫传粉的活动一样，是自然选择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自然选择把愈来愈适宜的器官和愈来愈适宜的运动保存下来，并传给后代。他给虎克写信道：“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工作，使我高兴的是，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进行观察时，充分相信物种是可以改变的这一原则是一种极好的指导原则。”
一八六三年秋天和翌年春天，达尔文病趋严重。据他说，他当时除了观察攀缘植物外，什么事也不能做，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愉快，并使他得到安宁。按照他的习惯，他会尽量广泛地搜集研究的对象，从各地订购不同的攀缘植物的种子。其中很多种子是从基由植物园他的朋友虎克那里弄到的。为了确定卷须在附着硬物时的敏感性，他把有一定重量的线挂在卷须上，观察卷须的反应。他认为，攀缘植物能够伸到有光线的地方，并把叶子伸向有光线的地方和户外，而且它能够比一般植物消耗有机物要少得多地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攀缘的“方法”是不同的。
达尔文把他研究的植物分为四类。第一类（缠绕的）植物是我在上面曾经提到的借助旋绕运动而爬攀，而且这种运动可以由顺时针方向改变为逆时针方向。嫩枝在遇到支柱后便停止运动，但是，嫩枝在支柱外的部分继续旋绕，於是新长出的部分同支柱接触，植物就围住支柱缠绕起来。例如，啤酒花就是这样。
在第二类植物中，起作用的是接触处引起的刺激，因为植物在此处变弯，并且围绕着支柱生长。达尔文把这类植物又分成几小类：一类是有感觉的地方在叶柄，一类是有感觉的地方在叶子中间的叶脉。这些叶子攀缘植物用有感觉的地方缠住支柱，这个地方往往长得很粗，变得很硬，而且植物牢牢地附着支柱之后，就不可能再被风刮掉。达尔文认为，那些不用有感觉的叶子，而有着感觉的卷须的植物，也应属于对接触到的东西有感觉的植物这一类。他认为，这些植物最能攀绕。他把用钩和根攀绕的植物（的确，攀绕能力较差）归于第三类和第四类。
有趣的是，攀绕植物在各个大陆为数很多，而且各个不同科的攀缘植物随处可见。当时植物分为五十九个目，其中有四十五个目是攀缘植物。达尔文通过许多例子表明，叶子攀缘植物大概起源于缠绕植物，因为在它们之间有很多过渡形态。此外，叶子攀缘植物多数仍保持着缠绕植物所特有的旋绕运动，这有助于它们“发现”支柱。同时，从叶子攀缘植物很容易转变成带卷须的植物，因为卷须往往是变相的叶子或花柄（象葡萄那样）。卷须植物节间的旋绕运动比叶子攀缘植物运动要少一些。在叶子攀缘植物和卷须植物之间也有各种过渡形态。
有些攀缘植物表现出十分特殊的性质。例如，有些藤本植物的卷须（如紫威卷须），正如达尔文指出的那样，不喜欢光滑的树干，甚至也不喜欢粗糙的树皮，而喜欢和苔藓、亚麻或兽毛之类的绒毛纠缠在一起，并牢牢地系在它们上面。达尔文请求准备去南方的虎克验证一下，爬有这种藤本植物的树上，是否长着苔藓或者地衣。野葡萄的器官也是很有意思的：它的卷须凭借顶端长着特殊的突起物或悬空附着在墙壁上，并沿着墙壁蔓生。达尔文指出很多这种极为有趣的特殊器官。
达尔文把他的关于攀缘植物的论文寄给《林纲学会会报》，论文于一八六五年在该杂志上发表。十年以后，他又重新谈及植物运动的问题。
由此可见，达尔文较快地写完了这些植物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并没有使他花费多大力气。
在这些年中开始写的第二部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则使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劳动。
我们已经指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来源于人的实践，来源于人工选择。因此，他的理论具有非凡的生命力。难怪他不顾很多朋友的意见，坚持用“自然选择、选择这一已被人的实践证实了的术语”。首先他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用几乎是彻底的、非常深刻的方法研究了这种实践，并且对这种实践作出了评价。的确，在整理这种实践的方法中有一个特点，有些人在不久前还是用傲慢的讥讽态度对待这个特点。
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达尔文往往引证这个或那个通信人、专家或实践家在某个问题上的证明和意见。我们的科学工作已经形成这样的习惯形式，任意破坏这种习惯形式，在我们看来都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要求在引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的文字时，要准确地指出版本、年代、卷次和页码。的确，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表现出他学识渊博：他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引文，除了纯文献资料外，他还报道了很多他从实践家和专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他本人同这些实践家和专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并非偶然，因为这是他确定的工作方法①，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种方法。难怪他在《地质学》中指出，“商谈使人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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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第五昌“家鸽。的注释1和2。他在注释里列举了那些愿意把自己的一些家鸽和有关这些家鸽的资料送给他的通信人。
在该书的头十章里，他详细地描述了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品种和类别，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某些类型的生物究竟来自或者可能来自哪种野生祖先，以及它们在家养状况下会得到什么样的变异。所以，他在第一章里详细分析了家狗和家猎，第二章是马和驴，第三章是猪、牛、绵羊和山羊，第四章是家兔，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家鸽，第七章是家鸡，第八章是鸭、鹅、孔雀、吐绶鸡、珠鸡、金丝雀，以及金鱼、蜜蜂和蚕。第九章和第十章研究的是家栽植物：谷物、蔬菜、果树、观赏树和花卉。其余各章（十一——二十八）具有较多的理论性质。
达尔文阐述了当时关于果实、花、叶、根条等的芽变知识的情况，这是一大进步。令人极感兴趣的还有达尔文仔细搜集的，由于嫁接而产生的有关无性杂种的事实。他认为，嫁接杂种在各方面都与种子杂种相似，并认为被观察到的事实“使人们弄明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生理学上的事实，即产生一种新生物的要素并不完全是由雄性和雌性器官形成的。这些要素本来就存在于现有的细胞组织中，它们在没有性器官的作用下也可以结合在一起，并因此产生兼有两亲体生物性状的新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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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文引自《……变异》第二版1875），见查·达尔文《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变异》。苏联国家农业出版社，1941年版第279页。
有关遗传的几章（十二——十四章）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达尔文一开始就着重强调说，重新出现的性状通常都要遗传。他说：“当一种新的性状产生出来的时候，不管它的天性怎样，一般都具有遗传性，尽管这种遗传性是暂时的，然而有时却表现得极为顽强。还有比以下的情形更加不可思议的吗？即原来不是某一物种所具有的某种微小特点，先通过连肉眼都不能看到的微小的雄性细胞或雌性细胞传递下去，然后经过在子宫或卵巢中所进行的长久发育过程的不断变化，终于这一特点在后代成熟时出现，或者甚至象在患某些疾病时所常有的情形一样而在后代的老年期出现。再者，由一头产乳量高的母牛的微小的卵生出一头公牛，这头公牛的一个细胞与一个卵结合之后，又产生出一头母牛，当这头母牛长大时，就会有很发达的乳腺，产生大量的、甚至具有特殊品质的牛乳，那么还有比这一十分确实的事实更加不可思议的吗？但是，正如何兰得爵士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真正值得惊奇的问题，并不在于一种性状会遗传下来，而在于某些性状有时并不遗传下来”。
在培育出某种有益的家畜品种的时候，实践家们早就采用组成了系谱运动物方法：甚至半开化的阿拉伯人各部族保持他们的阿拉伯马的系谱。他们对跑马，猎犬甚至猪的各种优良品种也早就开始这样做了。所以，实践表明，亲体的一切优良品质通常都会遗传给后代，否则组成这种系谱也就没有意义了。当时许多观察出来的情形向达尔文表明，由于给动物作某种手术而发生的变异（他在这里援引了布朗一塞卡尔的试验），或是损害（普罗斯佩尔·柳克的试验）也都能遗传给后代。
达尔文在有关遗传的几章里收集了大量的实际材料，但使他震惊的是，尽管事实五花八门，可是没有一些固定的规则说明在何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性状能遗传或不能遗传。但不应认为，按达尔文来看，遗传力是纯粹偶然地发生作用。他认为，当我们还不能查明遗传或不遗传的原因时，这只能显出我们的无知。据他看来，性状遗传的久远性本身并不能保证性状的稳定性。只有在生活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性头才有可能顽强地遗传下去。他说：“我们知道，许多物种在它们的自然条件下生活时，把同一性状保持了无限的岁月，而当它们被家养之后，便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发生变异了——这就是说，停止遗传它们的原始形态了，所以，没有任何性状看来是绝对固定的。有时我们可以用生活条件反对某些性状的发展来解释遗传的停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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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达尔文《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变异》第372页。
达尔文对所谓的返祖现象或返祖性给予了很大的注意，所谓返祖现象，就是祖先所具有的性状在许多后代的身上都不表现出来，但却在相隔很远的某一后代的身上重新出现，因此，这种性状是以隐蔽形式而遗传下来的。所以，达尔文认为，决定遗传的力量和促使发育的力量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当遗传的性状只遗传给最先表现出这种性状的那个性时（尽管这一性状是通过另一性遗传的），达尔文也注意到了只限于一性遗传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某些品种的牲畜所具的的只有公牛才有的无角性状通过有角的母牛遗传下去。他还强调指出说，在一定的年龄中所呈现出的性状在下一代也象亲体那样在一定的年龄上（有时稍晚些）又有表现出来的倾向。
有研究杂交（第十五——十八章）过程中，特别使他感到惊讶的是，虽然植物通常不能自花授粉，实质上这里也没有一定的法则，相反，却有各种各样的过渡形式：“有些植物当进行自花受精时，产生充分数量的种子，但其实生苗比较矮小一些——有些植物当进行自花授粉时，产生很少的种子——有些植物不产生种子，不过其子房多少还是有所发育的——最后，有些植物自己的花粉和柱头彼此就象毒药般地相互发生作用。”
达尔文通过研究各种大量事实得出结论，血缘关系远的生物杂交一般是有益处的，而血缘关系近的生物交配一般是有害的（虽然有许多例外情况）。
我现在不来详细研究达尔文在这里所作出的关于人工选择（第二十——二十一章）即有意识或无意识选择的结论。这些结论当然基本上都是《物种起源》中的那些结论。但我在这里要从关于选择的结束语中援引一个出色的比喻。达尔文用这种比喻来阐明变异和选择对于物种起源所起的作用。
“我在整个这一章中以及在别处把选择说成是起主要作用的力量，但是它的作用无疑是取决于那种由于我们无知而被称为自发的或偶然的变异。假定有一位建筑师被迫用从悬崖落下来的而没有经过雕琢的石头来建筑一座大厦。各个碎石块的形状可能是偶然的，然而各个碎石块的形状是由重力、岩石性质以及悬崖倾斜度所决定的，——即决定于自然法则所有那些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况，尽管在这些法则和建筑者使用各个碎石块的目的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按照同样的方式，每一种生物的变异是由固定的和不变的法则所决定的；但是这些法则同通过选择力量而缓慢造成的生物构造并没有任何关系，不论这是自然选择或者是人工选择。
如果我们的建筑师把凸凹不平的楔形碎石块用来建拱门，把较长的石块用来做门楣等等，因而成功地盖起一座高楼大厦，那么我们将会对于他的技巧加以称赞，这种称赞甚至比他为了同一目的而使用雕琢好了的石块时还要高。关于选择，不论是人工的或自然的，也都可以这样说；因为变异性虽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某种高度复杂的和有非常适应力的有机体时，变异性同选择比较起来，前者的重要性便下降到完全从属的地位，这同下述的情形是一样的，即我们想象的建筑师所使用的各个碎石块的形状同建筑师的技巧比较起来，前者就不十分重要了。”
在分析外部条件对生物变异（第十三章）的影响时，达尔文又证明说，这种影响同选择比较起来是次要的和无足轻重的，但同时他也没有否认这种影响对生物所起的一定作用。
因此，关于家畜和栽培植物的书籍，对于达尔文来说，实际上已不算什么新鲜玩艺了。这不过上他完成了原计划，即尽可能全面地和不偏不倚地分析与他的理论有关的这一领域中的各种事实。《物种起源》中举出个别例子来说明的东西，在这里应是研究和分析了全部事实后的结果。
但这里也有《物种起源》中所没有的某种新的东西，对此当时达尔文特别重视。这就是试图使遗传机制变得更加明显，他想找到一种能把许多他已查明的遗传事实综合起来的解释。这些遗传事实就是：返祖性或返祖现象，即远祖具有的性状的骤然出现的现象；把由于长期使用的结果而获得的性状遗传给后代的现象；通过嫁接而得出植物的杂种现象和在种子繁殖与芽繁殖时所得到的完全同样的有机体的现象；最后是产生出完全（各方面）同样的成年型态植物（尽管它们的发育各不相同，有的复杂，有的简单）的现象。
达尔文想在他的著作倒数第二章中所发挥的《关于泛生论的暂定假说》中寻求这种解释。泛生论认为物体（不仅是已发育成的机体，而且也包括正在发育中的机体）的任何一部分都能分离出特别的，能独立进行生殖的遗传粒子和能独立得到营养的遗传粒子——芽球，这些芽球聚集在性的产物中，但却能分散在生物的全身（这应用来解释用芽或压枝来进行的无性生殖的现象），每一芽球都能在下一代身上把已成为芽球起源的那一部分恢复起来。
特别重要的是，这种假说阐明了达尔文深信不疑的后来获得的性状的遗传性。他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假定一种同质的胶状原生动物发生了变异并且呈现淡红色的话，那么，由这种原生动物分离出的微粒，当它长大时自然会保持同样的颜色；于是这就使我们联想到遗传的最简单型式。同一观点完全可以引伸到构成一种高等动物的整个身体的各式各样的许多个体；分离的微粒就是我们的芽球”。
在下一代发育中重要的是，芽球在一定顺序性中与细胞发生了关系。达尔文写道：“严格地说，不是婴儿长成为大人，而是婴儿身上含有胚胎，这种胚胎缓慢地、循序渐进地发育起来而长成了大人。在婴儿身上以及在大人身上都是各个部分分别产生相应的部分……任何一个动物和植物都可以比拟为一畦到处是种子的苗床，其中有些种子很快发芽了，有些种子过一些时候才发芽，还有些种子死去了，一个生物就是一个小宇宙，由一群自我繁殖的有机体形成，它们是难以想象地那样微小，并且多得象天上的星星一样”。
达尔文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假说中的疑点。不清楚的地方是：一、在发育哪一个阶段每个组织单位能分离出芽球来；二，它们是怎样在生殖器官内结合起来的；三，为何植物和珊瑚发芽的地方是固定的；四，芽球在体组织消耗中是否也要消耗；五，芽球是否总是游离的，或它们能结合成更为复杂的芽球；六，整个细胞及其各部分是否起源于这些复杂的芽球。尽管如此，尽管他的许多朋友都冷淡地对待他的假说，但他本人仍然十分重视自己的这一假说，并认为这是他书中最有价值的，按照自己的说法，“虽然是被人鄙视的，但仍不失为逗人喜爱的宠儿”。在这本书还未出版前，他就把原稿给赫胥黎寄去了，因为他一向很重视赫胥黎的意见。他于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给赫胥黎写信说：“我必须对自己说一句话，我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因为我竟敢把我的假说暴露在您的批评之下，让您作出最公正的裁决”。
但赫胥黎并未作出对假说有利的“最公正的裁决”。赫胥黎指出说，这种假说布丰从前就曾说过，而且部分地也为邦纳阐述过，并劝告他不要发表它。可是达尔文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他给赫胥黎的信中写道：“我已读了布丰的书，可笑的是，整整有好几页同我所写的一模一样。然而布丰的观点同我的观点有一个基本的差别。他不认为每一个细胞或组织的原子都会出生一个小芽；相反，他认为液汁或血液都是由已经形成了的‘有机分子’组成，这些有机分子能够滋养任何一个器官，而如果这些有机分子已完全发育成熟的话，就能够聚集起来而形成芽和性器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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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威兼·奥格尔在哈达尔文的信中公正地指出说，与“泛生论”相似的还有希波革拉第发表过的见解。很可能布丰由于通古希腊罗马文学，所以在这里他仿效了希波革拉第的说法。
批评家对这一部书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朋友们的意见使达尔文特别关心。达尔文于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在给虎克的信中写道：“我恐怕泛生论是个死胎；贝兹不相信我对泛生论已理解了，斯宾塞也是如此。何兰得爵士认为这是个难题，那我不是一个可怜虫吗？”弗里茨·缪勒给予这部书以很好的评语，但不是给予泛生论以好评。卡鲁斯提出的意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只有华莱士由于完全承认泛生论而使达尔文感到高兴。达尔文对赖尔的意见也感到满意，因为他给达尔文写信说：“您可以不相信泛生论，但既然您已理解了它，您就永远也不要忘掉它”。我们要注意到，在我们这里甚至象克·阿·季米里亚捷夫这样的达尔文主义的热烈捍卫者都对不赞成泛生论这一假说，认为它“没有科学的基础和有益的后果。”。后来达尔文本人在书信集中也认为假说“是荒诞的臆测”①。但是看来，当时已感觉到必须得出关于遗传机制的某种假说。无疑达尔文本人在给虎克写信时也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他写信给虎克说：“我相信泛生论假说现在是个死胚，那么，感谢上帝，它会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重新出现，为另一个父亲所生，人们并且会给它起另一个名字；当我这样宣称的时候，您一定会认为我是个很自负的人”。
书中包含有很多实际材料，所以达尔文在反驳赫胥黎对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关于杂种一章的指责时确实有权说，他，达尔文为了自己这部关于家养动物和植物的新书，曾观察了一切，而且他的结论是以具体事实为根据的。②因此，该书就成了很厚的一本书而出版了。达尔文也意识到这一点，就把它寄给虎克阅读，建议他把第一卷全部略去不读，不过最后一章除外（这一章他建议稍微翻一下就可以了）他建议把第二卷中大部分略去不读。达尔文称该书“令人感到非常厌恶，这部书的价值抵不上我所花费的大量劳动的五分之一。”
仅阅读一遍校样就占去了他七个半月的时间。当然，《物种起源》所博得的广大读者的好评也使《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获得了好评。第一版一千五百册一下销售一空，出版者不得不在半个月后又印了一千五百册。但是，达尔文只是过了七年以后才出版了经过修改的第二版，并且增补了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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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克·阿·季米里亚捷夫全集》第7卷第514页注释，1939年苏联国家农业书籍出版社出版。
②见达尔文《书信续集》，1863年1月12日给赫胥黎的信。
看来，事实和证据虽然完备，而且有益处，但是这种益处完全被书的冗长使阅读困难而大为减色，一想到这点，达尔文便心灰意冷，对“写巨著”的想法感到失望，看来，他放弃了继续“写巨著”的这一念头。实际上要是他还继续用这样的速度写作，用每一卷来代替《物种起源》的每一章的话，那么这部“巨著。就得由十二——十四卷组成，按每三年一卷书来计算，光准备这许多卷书就要花费将近三十——四十年的时间。论兰科植物的著作使他放弃了“巨著”。现在，当《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出版后，他就埋头于写作单个的题目，而这些题目进一步研究他的学说，但已不再是《物种起源》章节的形式了。
我想，这时对所要研究的题材和对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已开始取决于为达尔文主义而斗争的波折。达尔文密切注视他的学说是怎样被人们接受，招来了什么样的批评和指摘，并且象一位把主要兵力投到最重要和最危险的阵地去的统帅那样，他把自己在二十五年中耐心收集到的大量事实这一“重炮队”投入到斗争特别激烈的那个阵地上。不过，他所具有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使得他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写完了。虽然他对每一个新题目都仔细地进行了修改，但他觉得遗憾的是，象自然选择（这是他的学说核心）这种问题，他没能象对人工选择那样，彻底地进行研究，所以我们也无从知道他拥有哪些材料用来研究这个问题。
著书立说由于患病而中断过几次。有一次竟中断长达六个月之久。达尔文到莫尔文去作了一个月的水疗，可是这次水疗并没有把他的病治好，使他情绪十分沮丧。但是，他仍然积极地与朋友们通信。他非常关心赫胥黎的健康，劝他不要劳累过度。他一向反对象赫胥黎那样有才能的学者把自己“宝贵”的时间花费在编写教科书上或通俗的小册子上。不过他非常钦佩一八六三年出版的赫胥黎的通俗读物《对于在有机自然界起作用的那些原因的认识》，所以他开始劝说赫胥黎再写一本关于动物学的通俗读物。他写道：“我有时认为，为了科学的进步，一般的和通俗的著作几乎是同创作性的研究一样重要”。
他对旅行博物学家总是特别关心，鼓励他们描写自己的旅行，并出版理论书籍。例如，他很重视华莱士的朋友贝兹在亚马孙河上的观察，特别是在拟态和性的选择方面的观察，他坚决向贝兹提出建议，把这些观察在《林纳学会会报》上发表。达尔文给他写信说：“我甚至认为，一个好观察家确实等于一个好理论家”。贝兹的《一个博物学家在亚马孙河上的旅行记》一书使他非常赞赏。
达尔文非常乐意给开始写作的作者出主意。例如，在他给约翰·司各特（他把自己关于蕨亚目的争论而写的文章寄给他）的信中，首先他谈了几句关于约翰·司各特文章的重要性的客套话，然后关于文笔他提了意见：“文笔……比某些人所认为的要重要的多。我认为……如果您的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些。细节的分析少一些，象您的书信那样的话，那也许会更好一些。如果可能的话，就要永远使语言简练——这是一条黄金般的规则……如萌发的植物只依赖于特有的形态学趋向，这样的词句就需要改变……我仍然认为，每一单个的词如果可以省略，而又不失其真义的话，那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他非常赞赏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书的文笔，所以在他给赫胥黎的信中指出他特别喜欢的那些页码。他说，培根本人也没有使自己的章节充满比赫胥黎更加集中和更加鲜明的内容。而同时，他又表示遗憾，赫胥黎却正好没有用这些页码来结束自己的书籍。他写道：“结束这本书应当象结束美好的白天一样，用徇丽多彩的落日晚霞来结束它”。
尽管达尔文的理论仍在遭到攻击，尽管他的每篇新作和新的版本都遭到激烈的批评，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他的《物种起源》一书由于年年大量销售新版本和新译本，所以拥护他的人越来越多。
这首先表现在达尔文的理论在生物学各个领域一定会引起新流派这一预言开始得到实现这一点上。有机体现在怎样，它们怎样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些描绘已被推测所代替和阐明。静态学被动态学所代替。对相似性和差异性简明的阐述，由于可以用血缘关系来解释它们，所以显得有声有色了。例如，一八六三年出版了古生物学家法更纳关于美洲古生象一书，作者在书中说道：“我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果与达尔文的理论大纲不相矛盾。与他不同的是，我不认为猛犸象和其他的绝种象是骤然出现的……我觉得合理的想法是，它们是一些早于上述生物类型的经过变异的后代”。
刚才提到的贝兹（达尔文极力鼓励他编写科学著作并记叙自己的旅行），于一八六二年在《林纲学会会报》上登载了“关于亚马孙河河谷昆虫动物志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他根据进化论观点，第一次研究清楚他收集来的昆虫的仿效或称拟态的事实。贝兹指出，拟态昆虫从产生时起就涂上了色彩这一流行观点是多么不正确。他举了各种各样的例子。从这些拟态例子中可以清楚看到，在某些条件下，拟态生物就象Leptalis属的拟态生物一样，是同一个物种的简单变种的渐进系列，然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已变异的拟态生物都是真正的物种，而有时是属。造化说者也不得不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生物基于变异法则而成为仿效者，而在其它条件下又可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这篇论文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达尔文的理论在美国特别顽固的反对者，都是集聚在伦敦昆虫学会周围的昆虫学家们。
贝兹为维护达尔文的理论的发言，以及不久以后（一八六二年）出版他记叙自己旅行的名著《一个博物学家在亚马孙河上的旅行记》，也是很重要的。正如我从前所提到的那样，达尔文给予这本书特别高的评价，向自己的朋友极力夸奖这本书，认为贝兹在叙述热带森林方面“仅次于洪保德而居第二位”（达尔文说的这句话就是最高的赞扬），并在《博物学纪录杂志》上写了书评，这个书评在后来出版的《一个博物学家在亚马孙河上的旅行记》中以前言的形式发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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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言俄译文见《达尔文全集》第3卷第725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达尔文觉得书中贝兹说出自己意见的地方特别重要，贝兹的意见是，他所观察到的为数甚多的Heliconius蝶种的地理分布和它们在辽阔的地方衰变成变种和种的事实证明，所谓“生理学”上的种（即没有同它所起源于的那个生物杂交，并且使它处于原先的条件下也没有发现返祖性状的生物），在自然界中能由近缘种的变种形成，并且正在形成。贝兹肯定说，在旅行中他观察到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法国植物学家德坎多尔给达尔文寄来了自己论柞树一书，这使达尔文很高兴。他在这本书中放弃了种的各个型态的生物不动性的概念，并以特别喜悦的心情（尽管是很冷静地）提到了《物种起源》。
达尔文根据自身的经验知道，要摒弃旧信念是何等困难，而他本人对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也是逐渐相信起来的。所以他不期望他的读者马上同意书中所有的结论。为了感谢德坎多尔把柞树的学术机关刊物寄来，他给德坎多尔写信说：“我对您（对待达尔文的理论）相信的程度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对您所表现出来的审慎态度完全不感到惊奇。我清楚地记得，许多年我是如何围绕着旧信念打圈子的，我观察到，凡是跟我走了一英吋的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他就要跟我走几英吋，而且甚至要跟我再走上几英尺远，这种观察在支持着我。”
不应忘记，科学和神学早在上个世纪（十八世纪），在英国和荷兰，特别是在封建主义比任何地方都严酷的德国，就如胶似漆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只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由于摧毁了导致法国革命的封建关系，唯物主义思想在自然哲学中才占了上风。上述科学和神学的联系，在上述三个国家里，表现为在那里出现了许多笃信宗教的作者，这些作者都力求表明，对自然界本身的研究，势必要得出事物来源于上帝这一信念。在斯瓦默达姆的《自然界的圣经》、博物学家和神学家约翰·雷伊（一六九一年）的《上帝的贤明体现在它的造物中》一书中，在皇家学会会员尼米亚·格柳（一七一一年）的《神圣宇宙论》和迪尔赫姆的《天体物理神学》中，就有这样的倾向。而在德国，由于受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哲学影响，最细小的自然科学细节也是本着这种精神来解释的。例如，克劳斯在他的论查理·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司马斯·达尔文》一书中，（我们要借用在这里所援引的事实），列举了许多（主要是德国的）“神学”。例如，科学家牧师列谢尔的《岩石神学》（一七三五年）、罗尔的《植物神学》（一七三九年）、上述那个列谢尔的《昆虫神学》（一七三八年）。甚至象蝗虫这些对人类是否有良好作用都值得怀疑的生物和自然现象，在罗兹斯列夫篇幅很大的《蝗虫神学》（一七四八年）里，也得到详细地研究。还可以把斯诺著名的《雪是上帝卓越的创造》或奥尔瓦尔特的《雷鸣闪电神学》（一七四五年）
列到这里来。
如果说这些“神学”是在以后才逐渐消失掉的话，那么在十九世纪所有的动植物构造的合理性，它们对生存条件的适应性，依旧是从创世主贤明和自然界协调的观点来加以解释的，并且唯心主义观点和神学观点恰恰是在博物学家当中广为传播，而在英国，牧师出身的博物学家特别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发表了许多“布里治瓦特”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如同在上面所援引的著作中一样，捍卫了目的论的原则。
因而令人惊异的是，马克思在一八六○年十二月阅读《物种起源》后，马上就深刻而广泛地了解到达尔文这本书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意义，然而当时在德国还没有任何人维护这本书。所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六日，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英国人的这种粗糙的阐述方式，我当然应当容忍。尽管还有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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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7页。
马克思所谈论的“粗糙的”阐述，大概是暗指那种英国归纳法哲学的“真正的培根”派，因为这本书就是本着归纳法哲学的精神写成的。
至于谈到目的论遭到的打击，那么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思想和学说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的确在于，达尔文使发展的思想在他以前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目的论——目的学说这一领域中取得了胜利。在达尔文以前，人们把动物结构的基础看作是体现在动物身上那些属于创世主的或者用“大自然”（大写）这个词所表示的某一整体的那些思想或计划。而达尔文则把有机物的各种形态看作是一连串事件结果的历史形成物。
人们以前看到的只是某种器官形成的目的，而达尔文却解释了为什么形成了器官，为什么最复杂、最合理的适应性器官不受创世主的任何干预就形成了。马克思由于深刻地研究了经济关系的具体事实，从自己浩瀚的调查材料中得出结论：（如他在给安年科夫的论蒲鲁东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十分明显的是，这本自然史书籍是以浩瀚的经验主义材料和具体材料为依据的，并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主要结论：目前和从前的动物和植物的各种形态，也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换句话说，是进化形式，这本书确实是他的观点的“自然史基础”。这本书中根本就没有神学，没有神秘的原因，或者按马克思的说法，没有“不合常理的空话”，有的只是达尔文理论为了解释生物的进化而引用的一连串因果关系——总之，有的只是明确表示出来的历史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结合体——这就是吸引马克思来读这本书的内容。
如果达尔文对那些在改变常见的造化说观念方面迈出了最初几步的人表示欢迎，而认为这种改变只是向新的科学观点的过渡，那么他对自己的朋友们试图“使科学和神学不相矛盾”的作法所持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他对他们是毫不留情的。我们已经看到，当爱沙·葛雷说，创世主“用某些对人类‘有益的’方法指导变异”时，他就在刊物上同爱沙·葛雷进行论战。实际上，赖尔也是很接近这些思想的，因为他当时重复了这种陈词滥调，认为变异是由天意创造出来的，而人在选择这些变异时，可以塑造他需要的动植物的形态。达尔文对这些意见特别生气。他给赖尔写信说：“这使我想起西班牙人，因为当我试图向他们解释科迪列拉山脉是怎样形成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你解释没用，因为科迪列拉山脉是上帝创造的……，您是否认为，连我的鼻子的形状也是由于合理原因形成的呢？”。——他冷嘲热讽地问赖尔道。
他接着写道：“如果您说，上帝决定在何时何地出现十分微弱的变种，并且其中的一个变种在生存竞争中保存下来，其它几个变种在第一代或下几代就会死掉，那么，我觉得对此表表议论都是废话。这只是重复说，一切现有的东西，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为什么我们大家和我比讨论陨石坠落的天文学家更应该谈论变异是可以确定和指导的呢？或者你们认为连天文学家也必须说：陨石在某一定的时间要坠落到某一定的地点，毫无疑问，也是按照事先预料到的并确定下来的计划由合理的原因安排妥当并加以指导的呢？这位天文学家是否也会把这个称为神学的学究气？我认为，从物种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学究气，只不过是因为物种的形成至今还被看作是·超·规·律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实际上这一科学分支大部分还处在·神·学·的·发·展·阶·段（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因此，我们看到达尔文特别注意他的朋友们和信徒们所写的与他的理论有联系的著作。据他看来，如果他们成功地发展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或举出了新的、还没有被利用来说明进化论的事实，那他随时准备对他们大加赞扬，有时可能是言过其词的赞扬，鼓励他们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谁透彻地理解了他的理论，并在某个报刊对他的理论作出了反应，他总是高兴地给予表扬（还有时反映在他给完全不相识的人写的信中）。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他的朋友们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犯了错误，偏离了生物学中他所主持的“新教程”的方向。因而危害了共同事业，他就在书信里，有时在报刊上坚决予以反驳。我们已看到了他对于爱沙·葛雷和赖尔就是这种态度，我们下面还会遇到这种实例。当达尔文幽居在唐恩时，无论是学术界的会议，还是其他各种公共集会，他都几乎不出席，总之，他对一切会议都不积极参加，他虽身处唐恩，但还是善于把自己的战友组成一个坚固的联盟，勉励一部分人的正确言行，纠正另一部分人的错误言行，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能为“共同事业”的利益而工作。
所以列奥 硕耶维奇·达维塔施维里①说得特别对，他说：达尔文“为争取科学中的先进思想的胜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况且，他还是这场斗争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
达尔文仔细地观察着在世界各国进行的捍卫进化学说的斗争，总是力求与这个舞台上的杰出活动家建立直接的联系。他总是明确地，虽然也是特别委婉地指导自己信徒们的工作”。
达维塔施维里恰如其分地指出说，作为斗争的组织者、鼓舞者和领导者的达尔文，他的事迹可以写成整整一部充满事实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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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联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他由于《自达尔文至现代的古生物学进化史》（1948）一书，而荣获斯大林奖金。——编者注
我已指出，新出版的《物种起源》获得愈来愈多的拥护者。早在一八六一年，达尔文就在给卡特尔法日的信中指出，接受他的理论最多的是年青的地质学家，其次是植物学家，再次是动物学家。有人从德国通知他说，许多科学家都站在他这一边，不过为了自己的声誉不敢发表意见而已。莱卡尔特、该根波尔、克拉帕列德、亚历山大·勃朗和施列登等人成了达尔文在德国的拥护者。甚至在平静的荷兰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达尔文的朋友古生物学家法更纳，把自己同法国博物学家、迪戍的动物学教授勃留列谈话中很有趣的细节通知了他（一八六四年）。勃留列询问法更纳对达尔文学说的真正意见。使勃留列感到绝望的是，他的学生们，法国的青年们，除了达尔文学说外，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想，而他这个可怜的人却不了解达尔文。
新学说胜利的第二个标志是，反对达尔文的发言表现出另一种性质。德国人凯利克，作为进化论者反对进化论者，于一八六五年第一个发了言。他并不批驳进化论，而是反对作为进化论原因的自然选择，并得出了自己的解释。这就表明，已经很难坚持物种静止不变的看法了。不达塞治威克那样以陈词滥调批评达尔文学说的那种攻击仍在进行。因此，在凯利克发表文章的同时，法国又出现了巴黎科学院常务书记生理学家佛鲁兰斯对达尔文的批评。与其说他是从证据方面对达尔文学说进行分析研究，不如说他要表达他对达尔文的愤怒的心情。
赫胥黎在专门的文章中对这两种批评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凯利克在批驳自然选择原则时，为了解释进化论，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在整个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规律”。当然，这种解释只是一种虚构的解释，或者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的词语，使人不禁又想起赫胥黎提出的意见，科学界人士理解“规律”这个词正象信教的人解释“创造”这个词一样。赫胥黎毫不费劲地把这两人全部驳倒，在给达尔文的信中，他有权把这一点告诉他：“请您在您的印第安式的小屋中挂上两个头发盖”。
达尔文亲自把自己的理论清楚地分成了两个部分：关于自然选择的学说和关于进化论的学说。虽然关于这一点正如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只有当自然选择对进化论加以简单和有说服力的解释之后，进化论才能得到承认，但是他还是认为进化论无疑要比自然选择重要的多。
为捍卫进化学说，达尔文一反常态，第一次冒险参与了报刊上的辩论①。“科学协会”于一八六三年就卡本德《根足虫纲研究绪论》一书发表了书评。卡本德在他的著作中，确定了近代有孔虫目如绝种的有孔虫目之间的遗传联系。卡本德在评论者的说明中，作为达尔文的忠实信徒，维护了进化学说，按达尔文的说法，而评论者本人却是本着德国自然哲学的精神，以“奥温式的方法。”来说明“异源性”，即说明物种是一下子形成的。评论者说卡本德并不是以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而是以一个盲目追随达尔文的人来行动的，对于这样一个评论者的意见，书的作者是不悦的，因此投书杂志编辑部，抗议对他的著作作其他解释，同时指出，他的结论的最后是反达尔文主义的：原发型后代虽然脱离了自己的祖先，但还是根足虫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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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在这里应纠正我在《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斗争》一书（第二版第65页）中所犯的错误。我在提到查理·达尔文亲自参加由他的学说所引起的辩论这件事情时，援引了达尔文本人在1863年4月17日给虎克的信中的一句话（“这是我第一次采取这种步骤，也是最后一次”）所以达尔文参加辩论似乎真的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实际上他还不止一次地利用各种理由投书报刊，特别是投书《自然》杂志。
达尔文在给虎克的信中以赞扬的口吻提到卡本德给编辑部的信，同时又讥笑地补充道：“……我觉得，他写那封信是为了表明，他虽然接触到了松节油，但并没有被污染”。达尔文参与了这次辩论，并亲自给“科学协会”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在向异型有性世代交替进攻的掩护下”，列举了许多被他的学说“用推理的方法联结起来”的事实，并且用“当异型有性世代交替的辩护人也同样能把大量事实联结在一起，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找到对他的完全尊重，找到耐心的听众”这样一些话结束了这封信。他在列举有利于他的理论的事实时，竭力驱散他的拥护者们的发言（卡本德的信和第一次出版的赖尔的《人类的古远性》）可能留下的不良印象。
因为“科学协会”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来答复这封信，所以达尔文认为自己不得不对这篇文章再次作答，第二封信是用下面这几句话作为结尾的：“博物学家究竟同意什么样的观点呢？是同意拉马克的呢？还是同意若夫鲁亚·圣一伊勒尔的或者《创造的痕迹》的作者的？是同意华莱士的观点呢？还是同意我的观点或者其他一些这样的观点？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他认为物种是由其他的物种产生的，而不是形成后就一成不变。因为凡是接受这个伟大真理的人，他的面前就会展现出一个为他今后的研究而开辟的广阔天地”。他接着又补充道：“由于我看到大陆上认识的进步，看到英国的认识有所好转，所以我深信，自然选择理论无疑将在作出许多次要的变动和改进后而被人接受”。
他所谈到的认识的好转变得愈来愈明显。例如，艾恩斯特·赫克尔于一八六三年在德国举行的斯德丁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捍卫达尔文主义学说的演说，他以自己所特有的直率和明确态度宣布，达尔文的理论是具有最广泛意义的新的世界观。他简略地陈述了达尔文学说，并对物种创造说与物种逐渐发展说，灾变说与地球上的生命是逐渐和连续发展而来的理论，永恒说与特种变异说，一一作了明显的对比。他说出了生命来源于无机物质的发展，并产生出一个细胞的单一生物体的粘液状团粒，说出了所有生物都来源于单细胞的有机体。他大胆地把人类也列入这一设想，并描绘了他所拟定的人类系谱。当然，年轻的赫克尔的发言，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争论，许多报刊上都连篇累牍地对达尔文展开了攻击。不过所有这些攻击，却使达尔文的理论，在捍卫与反对达尔文主义的斗争烈火熊熊烧起的德国，得到了空前的普及。
一八六四年，德国医生和教师弗里茨·缪勒，用德文出版了一本篇幅虽短但内容却很丰富的书《拥护达尔文》。这本书所给予的声援，虽然声势并不浩大，但实际上却大大帮助了达尔文的理论。我暂不详谈这本书的内容，因为已有俄译本。书中曾很有意思地试图用达尔文的理论来建立甲壳纲的系统发育学，并且想要首次搞清楚，物种的系统发育反映在胚胎发育的哪一阶段。缪勒把自己的这本书给达尔文寄去了，于是达尔文给他回了一封感谢信。这是他们相互之间频繁通信的开始。他们经常交换各自的著作。达尔文由于高度重视缪勒的这本书，所以花了许多钱四处张罗出版这本书的英译本。凡是达尔文关心的事，缪勒也都关心，他成了达尔文在国外的助手中最积极的一个。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达尔文被授予皇家学会柯普雷奖章（这是英国科学界最高的荣誉），这件事也证明某些“认识的好转”。不过在进行这一奖赏活动中所发生的倾扎表明，要通穿偏见这座大山是何等的困难啊，老一代学者极力否认《物种起源》中的思想。
向皇家学会理事会递交的关于授予达尔文以柯普雷奖章的专门呈文，是由法更纳拟定的。他把达尔文的地质学书籍、动物地理学书籍和植物学书籍摆在第一位，最后才提到达尔文的“伟大”著作：《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法更纳附带说明：“我并不认为，查理·达尔文已证明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东西，但他巧妙地本着寻求真理的哲学精神，解释了这一研究对象，至用大量收集起来的观察现象加以解说，以便如实地把这一研究对象置于合理的科学研究范围之内”。
达尔文朋友们的建议在会上被采纳了。给获奖者本人颁发柯普雷奖章的隆重仪式一向都是在十一月三十日学会的年会上举行。达尔文由于患病而未能亲自出席。皇家学会主席在学会的年会演说中指出，达尔文荣获柯普雷奖章是由于他撰写了有关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的著作，还由于他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这些观察都收进《物种起源》一书中”。至于理论本身，主席说：“在我们之中，有些人或许倾向于接受这本书名称所指出的那种理论，然而，还有一些人或许倾向于摒弃那种理论，或者，至少是把他们的决定推延到将来，到那时，知识增加了，这将为最后的接受或者摒弃提供一个更可靠的基础。按照我们一般的和共同的意见，我们坚决从授奖的理由中排除了这本著作”。
当有人提议发表主席的演说时，对这个演说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愤懑的赫胥黎，要求宣读关于颁发给达尔文柯普雷奖章的决议纪录，因为他想亲自证实一下，理事会是否真正象主席所说的那样，是在把自然选择的理论从颁发奖章的理由中排除出去的条件下，才同意颁发奖章的。
决议宣读了，结果是理事会的决议当中没有这种条件。当时贝斯科和法更纳就提出了理由充分的建议，抗议主席的这句话，后来，这句话在发表的演说中就删去了。
达尔文象以往一样，在接受柯普雷奖章时，收到了许多朋友们的至诚的祝贺信。达尔文在给赫胥黎的复信中说道：“颁给我的真正的奖章，是您所写的信和其他几封这样的信，而不是那块圆形的小金碑”。不过他也意识到，这种公开的奖赏“对于共同的事业来说”，即对在传播他的观点中所取得的胜利来说，是有益处的。
达尔文在一八六八年给虎克的信中，一面指出自己的学说博得了好评，一面又列举了在此之前的《物种起源》的下列版本：英国有四种版本，美国有一或两种版本，法国有两种版本，荷兰有一种版本，意大利和俄国各有一种版本。《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当时计有：英国有两种版本，美国有一种版本，德国有一种版本，法国有一种版本，意大利和俄国各有一种版本。在德国和在北美，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兴趣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加强了。
达尔文出版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后，为实现写一部“巨著”的打算，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他是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非常丰富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对于他的学说来说，该书的出版是特别艰难的。早在著书时，达尔文就已转到了植物学问题上，因为这些问题用许多事实证明，植物构造极其微小的细节，可能都是有用的，可能为自然选择所控制，或为自然选择所发展。同时，无论在英国，还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正在顺利地继续进行。唯心主义者和目的论者（“终极原因”学说的拥护者），已不坚持纯粹的造化说了，因为关于物种的一次创造学说，关于物种的静止不变性的学说，都已被摧毁。进化学说获得了胜利。可是唯心主义和目的论却不愿投降。它们把斗争移到了关于进化原因的问题上，以便批驳自然选择，并用“不完善的法则”，或用其他抽象的原则，来代替自然选择。达尔文积极参加斗争，并给予他们各方面的帮助，赞扬朋友们取得成功，一旦他们的文章和书信中出现了旧神学倾向，就批评他们这些错误的东西。达尔文认为，在神学家们特别反感的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公开宣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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