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电视台的演播室对观众来说，总会有一种神秘感，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这种感觉。有一些电视从业人员喜欢夸大这种神秘，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人家才会高看我们。所谓我会你不会。比如拿一张纸调白。观众看得莫名其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观众入场之前，把这个过程完成，如果没有完成，就采用别的方法，比如观众入场后，有人去调白，我就会叫住他，采访他们，问这最什么意思，他就给大家讲，调白有什么好处，他告诉大家。我问现在大家是不是听懂了，调白就可以把你们拍得更自（笑），任何一个技术手段都要在演播窒里把它化解，不要人为强化神秘感。
在录孩子节目的时候，尤其注意这一点。那时候我们会告诉所有的摄像，今天一秒钟都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要紧紧看护好自己的机器。因为我们请孩子到现场录节目，从来不给他们宣布规矩，我们告诉他们，今天就算是放假了，咱们就撒开玩，想干嘛就干嘛。电线别摸，摸着可疼了（笑），我小时候摸过。其他你们都可以随便。所以孩子到了《实话实说》，就像到了游乐园一样，非常高兴。
做《实话实说》这5年来，如果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知道了怎样和专家、学者合作，电视节目是怎么策划完成的，还有一个群体怎么树立人文关怀精神，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渗透到你的节目运作当中以后，怎么在你的节日中体现出来，包括怎么让所有的电视参与者达到最松弛的状态，从而完成还原真实的谈话空间。我觉得《实话实说》的建立，《实话实说》的出现，确立了电视策划在电视节目中重要的位置。现在我们组里专职的策划就有10个人。他们在全组地位最高，待遇也最高。
现在我们的总策划叫杨东平。因为工作的原因，郑也夫、邝阳、陆建华这些学者相继退出，或者加盟别的节目，只有杨东平留了下来。他是北京知名的社会学、教育学的专家，自己还在带研究生，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城市季风》，可能大家都看过。他现在工作再忙，我们录像的时候他也来现场看，每次录像结束的总结会他也要来参加，大家都觉得总策划在节目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杨老板话不多，但是经常看我们争论一个下午，他坐在那里听，最后总结几句，整个话题就提升了，我们就明确了谈话的方向。
目前全国有100多个谈话节目，到我们那里学习过的不下几十个。他们回去以后，大多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策划队伍。我也问过他们，你们是从我们这里学回去的，为什么这套学不去。他说他们觉得推行起来非常难，我们可能觉得策划很重要，但是台领导不觉得他重要，其他工种也不觉得他重要，总是在吃醋、弄得文化人心里不舒服，慢慢就退出了。当策划队伍退出你的节目以后，你的节目文化品位也退出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谈话节目，良莠不齐，有的非常差，我觉得甚至低级到超过美国的垃圾脱口秀，和我们电视人自然闭门造车有非常大的关系。
现在在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经验已经慢慢地受到重视和推广，有一些场合，也许我们去介绍经验。有的节目在开始筹备时，第一件事就是筹备自己的策划队伍。北京文化圈很大，有—些专家、学者，都是有名望的，非常难请。有时我们明知道某个话题、某个专家来谈最合适，但是他不愿意来。有的学者，我们做了两年工作，终于清出来了。
做谈话节目有很多限制，尤其是话题上的限制，，我们做不了尖锐的话题，所以要在文化内涵上多下一点工夫。虽然干了5年，总结起来，经验就是这么几条，虽然经验就是这么几条，做起来也会很难。不信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尝试尝试，试一下把灯爷、摄爷、录爷都变成你的朋友，让他们全身心为你的节目努力。看看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然后你再试一试，让所有的观众，各行各业的、各种阶层的、操着不同口音的，到了你的演播室，见到你都像亲人一样，跟你说话，都像朋友一样，这个工程完成起来很不容易。我觉得当你把这些都完成以后，你就可以享受到做节目的乐趣了。
我喜欢和大家交流，现在我想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做一点“学术交流”。哪位想问，就站起来随便问，我的名字叫崔永无，希望大家直呼其名，或者就喊老崔、小崔，别叫崔老师、崔先生，那样一下让我们拉开距离了，我等着大家的问题，没有就散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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