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不紧张，我就紧张了，现在大家陪着我再放松一次，我放松的方式非常特别，就是听音乐，我只要一听音乐就可以放松。这时候我们乐队就开始演奏音乐，这时候我们现场所有摄像、灯光、录音，包括切换都知道节目开始了。节目录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现场的观众根本察觉不了，包括嘉宾，他们也觉察不到节目是这个时候进行的。有一次录像录到大概快40分钟了，我站在观众席前，觉得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个大娘，大娘指着表，我说什么意思？她说快点开始，我们呆会儿还要回去呢。我说好好好，我们抓紧，实际上当时已经录了40多分钟，都快录完了。观众在这种自然的状态里，所以表现出来就不一样。我今天说完，大家找机会再看一下《实话实说》，看一下现场的观众，还有嘉宾，他们的那种表现，我觉得你就能体会出来。当然也有特别紧张的人，你怎么调整他也不放松。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四川请来—对嘉宾，谈的是关于足球和家庭的话题。坐着飞机来。花了很多钱，来以后马上要开始录像了，突然妻子不行了，紧张得浑身发抖。我们看场地的大妈说，看这个嘉宾紧张了、她当机立断，拿两片安定给她吃了。原来这个女的是紧张，吃完药比较好，又紧张又困（笑）。当嘉宾肯定是不行了，当时她紧张得直掉眼泪，吃完药，头还难受，我说你不用这么难受，没什么了不起。
我说这样吧，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你到天安门去玩，我们专门有一个人陪你、开着车，你去看天安门。去看纪念碑。缅怀一下先烈。第二个选择，你现在坐在观众席里，你来看我们怎么录节目。如果你觉得非常放松，你想说话，你就举手示意我，如果你不想说话，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今天晚上我不会叫你。我说你想一想，她说我不想了，我有点点困、我就坐在观众席里。我说行，你就坐在观众席里。
她的丈夫非常沮丧，他说真对不起你们，我们花了你们这么多钱，到这里还不能帮你们录节目，我说没关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事我们经常见到，然后我就说，现场观众有没有喜欢看足球的，请举起手来。我说有没有夫妻两个一起来的，这时候举手的人就少了，大概有十几个人。我说有没有因为这个事闹矛盾的，举得更少了，大概有三四对，于是选了一对出来坐到台上。节目开始录制。最后大家说，这二对挺精彩。
录完以后。在观众席里昏昏欲睡的妻子说。我觉得今天挺好、我说是不是很放松，她说是，我说以后你就不要这么紧张，也欢迎你下次和你丈夫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丈夫就一直垂着脸，老跟妻子说，你等着，回家咱们再说。后来丈夫还跟我们制片说，这样吧，我们自己出一个人往返的机票，就算你们这次访了一个人。我说，你不用这么在意，没关系，就送他们走了。回去以后，据说妻子把丈夫揍了一顿（大笑）。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在节目里体现人文关怀。
我每次说到这儿，都觉得我们做得确实挺好，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人文关怀。每次听到这儿，观众也会心存疑虑，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早年间电视台并不是这样，那时是毫无人情味。
我记得有一次我帮助做一个晚会的策划，时间特别长，大概做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等到播出那天，我就很高兴，把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邻居全叫到电视前，我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做的晚会。然后他们就看，看看说，这个晚会不错呀，怎么证明这是你做的呢，我说别着急，等最后出字幕，你就知道。字幕上写着策划“崔永元”。等节目到最后时我心里怦怦在跳，一看上面写着策划“佚名”（笑）。我就赶紧打电话，导演说，我们上字幕给上错了、我觉得电视台怎么会是这样，太伤人心。
第二天他主动给我打电话、一说你来领一下稿费吧，我一想可能是这样，他们因为疏忽，连名字都没有打，可能在金钱上做补偿。我就背一个空书包去领稿费了（笑）。到那里以后、他们说，你干了4个月，扣完税一共是197块钱，你点点吧，点点别少了，我说不用点了，我走了。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我这还算好的。很多策划，包括北大的教授、社科院的学者、知名的作家，在他们给电视台做策划，或者出点子的时候，经常早晨9点钟来，说到11点半，主持会议的人就看看表说，“现在到中午，就不留大家了，谢谢你们，希望你们下次还支持我们工作”，就把大家都打发走了，就是这样。所以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知道干电视的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人文关怀的人，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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