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了以后，全场就笑了。这一笑我就觉得有信心了，因为在这之前，我在中央台做过《曲苑杂坛》。
《曲苑杂坛》大家都知道，就是相声、杂技、人品，当时我们最头疼的时候就是没人笑。有一次我的印象特深，两位著名相声演员合说了一段新相声。我问，这段怎么样？他说一点问题没有，你就等好吧，观众非得乐晕过去。
然后两个人就上去了，一片掌声，从头说到尾，底下鸦雀无声。下来他们就说，这些人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你们哪里找的观众。当时我负责找观众，这以后就有了一些经验，再找观众不能找大学生、高中生，反正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就不能找，这些人没有什么幽默感。相声、小品，一场一场就这么录，录得我非常伤心。到底是中国人没有幽默感，还是我们这帮腕没有幽默感？为什么人家会不笑呢？所以那天讲完一个笑话，大家都笑了，我一下子就找到自信了。那天在现场还有一个演员叫牛振华，也会说相声，现在在演电影电视剧，他也笑得前仰后合，他的笑也给了我自信。
稀里糊涂一场下来，我问他们用多长时间，过去大概有20多分钟吧？他们说己经两个半小时了，我还行呀，但是有一条没有成功，就是准备的名言警句全都没有用上，部是说的大白话，家常话。然后我们就拿去给领导看，领导看的时候，从头到尾部没有笑，绷着。
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还是台领导没有幽默感？大家都拿不准。但是台长留了一条生路，他说你们再做两期吧。做完以后，又要去给领导审，我就把《曲苑杂坛》的经验拿出来，我说咱们组谁最爱笑，他们说关秀玲最爱笑，关秀玲一个笑话都讲不了，因为每次抖包袱之前，她自己先笑。
我们决定让她坐在领导的左边。还有一个叫乔艳琳的跟关秀玲有一拼，看着谁都可笑，整天笑容满面。我们决定让乔艳琳坐在领导的右边。审片的时候果然是这么安排，因为她们都看过，每当要抖包袱的地方，我还没有张嘴，那两个就笑成一片。领导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说倒回来我再看一遍（笑）。
倒回来看一遍说，有这么可笑吗？但是那天领导确实笑了，笑了几次，后来他说再做两期吧。然后我们又做两期，这期做了《谁来保护消费言》，是下海打假的，还有《孩子与游戏》，这样一共做了5期节目。做《孩子与游戏》的时候，中心主任、部主任全都来了，都坐在楼上。
录完了以后，我看所有的同事都阴沉着脸。我还觉得今天我发挥得不错，为什么他们阴沉着脸呢？我说出什么事了，他们说领导们看了3分钟就全都走了，拂袖而去。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那肯定是不满意，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快就走了。我说你们就不能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他们看3分钟特别放心，这个节目做得这么好，不用我们盯着看吧。
然后就拿去找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孙玉胜决定放一集，听听观众的看法。第一集播出后，两种反应部很极端。这时刚好是1996年的3月16日，我们推出了第一集叫《谁来保护消费者》，就是王海打假这期。孙玉胜非常重视，在这个节目播出那天，他自己专门到热线电话前去接听电话，看着观众的反应怎么样。后来他把我叫过去，他说今天电话很多，有一部分是谈你的主持，他说反应分成两种，有一种是非常激动，拿起电话他们就哭，说中国电视有希望了，终于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主持人。
我说另一部分观众呢？他说另一部分观众也早拿起电话就哭（笑），他们说你们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咱中华就真没人了（笑）。孙玉胜说观众反应很极端，两种看法都很极端，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再录几期试试吧。这样节目一口气播出了10期，应该说反应还不错。
10期以后，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这个节目就停播了，停播了两个半月。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突然台里派人来找我，说，你赶紧回去，归队报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脱离电视台了，回去后，一直做到今天。我是《曲苑杂坛》出来的，我们编导更惨，显《综艺大观》出来的（笑），据说早年还干过春节晚会，所以脑子里有很多文艺节目的框框，当时他说出场我们应该出得千变万化，主持人出场有握着手出场的，还有藏在高台上，等到节目一开始，灯光一亮，从台阶上疯子似地跑下来（笑），这也是一种，还有坐在观众席里，大家也不知道是谁，节目一开始，你忽然从观众席站起来，你往台上去，大家就鼓掌。还有一种，你躲在景片后面，节目一开始，你从景片后面突然出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反正都不是正常人干的事（笑）。
有时候在开场之前，我还在想今天要谈什么，今天怎么谈，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所以等到灯一大亮；我就从高处跑下来，跑到观众面前鞠了躬，说各位好，就忘了今天要讨论什么了，然后重来。慢慢地我适应了，每次不管用哪种出场的方式，我都适应了。我发现新的问题来了，现场的观众非常紧张，嘉宾更紧张，一个个笑跟哭似的（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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