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 > 第七章 经济专家
在陈云的领导下，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平稳，民心也就随之稳定了。
毛泽东很赞赏陈云为制服物价飞涨所作出的贡献，指出“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告诫表弟不可摆“架子”
陈云在1949年5月来到北平之后，由于毛泽东很欣赏他的“理财”之才，从此便“定位”于财政经济领导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经济专家。
陈云到达北平之后，就和朱德、刘少奇等开会研究，应该在全国设立统一的财经机构。
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决定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
如刘书楷在《陈云与新中国财经工作的起步》一文中所指出：
中央财经委员会是负责领导全国财政工作的“总部”和“最高委员会”，中央和地方财经机关在其统一领导下工作，其机构暂设为6局13处。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经过征求各方面意见，7月中旬，陈云以中共中央财经部和华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两个班底为基础，组建了中央财经委员会。10月，又经过充实组建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二者均简称“中财委”）。中财委的建立，是我党开始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开端和标志。正如陈云所指出：“今天我们的工作，已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队的工作，而是47500万人、地大物博的全国性工作。”
这样，陈云成了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就在陈云来到北平之后，1949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7军某部1营进军陈云故乡青浦县练塘镇，在那里插上了红旗。
6月10日，陈云老战友陆铨之子陆恺悌从家乡给陈云去信，报告家乡一个月来的新景象。
陆铨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了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
1949年，陆铨在河北石家庄市担任总工会主席，不在上海青浦老家。
陈云于6月19日在北平亲笔复函陆恺悌。笔者在练塘采访，见到了这封信的手迹。
此信现收入《陈云文选》第1卷。
此信表露了陈云对家乡年轻一代的期望和叮嘱。
陈云写下了自己一片思乡之情：
18年不见你，看你的来信，文字已写得很清通了，很高兴。从个人方面说我与你父亲都顾不上子弟的入学和生活，没有尽到父兄的责任。但是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整个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现在解放全国的目标不久就会实现了，但这还仅仅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全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旧低。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打倒反动势力，而且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困难的长期的工作还在后面，这后一段的工作是要与全国人民大家一齐干的。
你祖父和祖母是最使我感动不忘的。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亲和吴志喜同志（当年冬被残杀了）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吃在你们家里。失败后，你们全家逃到上海，仍旧是你祖父行医来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我们仍吃在你们家里。你祖父是很有气节的，他深信革命会胜利，处在困难之中毫无怨言和后悔，真正难得。
从陆恺悌的信中，陈云得知他的表弟廖霓云（陈云养父、舅舅廖文光之子）还在家乡，深为自己能够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而兴奋，便告诫他们道：
此外，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
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
这一点你们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能有违法行为。
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
陈云的这一告诫，直至他晚年仍旧重申。1983年2月13日，陈云在春节之际，把一批烈士子女请到家中共度春节，曾说了这么一番话：
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
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出任副总理主管财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这天，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政务院共设4位副总理，即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云（后来，在1952年8月，增设了一位副总理，即邓小平）。
在4位副总理之中，陈云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样，陈云正式以“经济专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陈云还被任命为重工业部部长，只是由于陈云工作过分忙碌，自1950年1月起由何长工任重工业部代部长。陈云于1950年4月不再兼任重工业部部长，政务院任命李富春为重工业部部长。
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949年5月3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确定，中央财经委员会是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机构。
1949年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开的中共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会议上宣布，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中央财经委员会。
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北平城东的孚王府。就在这一天，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会议。
在陈云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之际，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而战争使经济陷于大乱之中。陈云所要接收的，不再是一座沈阳，而是整个中国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经过8年抗战，又经过国共决战，成了一个“烂摊子”。要想收拾好这个“烂摊子”，并非易事。
当时，国民党政府由于要与中国共产党决战，不能不支付巨额作战费用，而支付的方法之一是大量发行钞票，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则，1949年夏季全国又遭遇大水灾，使粮食产量下降。
“据后来统计，1949年粮食产量比抗日战争前下降25%；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下降53%，消费资料生产下降50%。工农业生产一片凋零。”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谁都不怀疑；然而，人们却在怀疑：“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毛泽东也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便指出敌人正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的失败：
党的28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冷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陈云在1949年5月到了北平之后，花了两个多月，对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作了了解。他和朱德、刘少奇一起，研究了恢复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厂矿生产问题。
陈云深深意识到，经济正处于困难之中。他对这一困难进行了分析。
陈云指出，这种困难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而“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一份遗产”。所以，既要承认“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同时更要看到“这是胜利中的困难”。“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工人阶级和政府一致起来想办法，困难是一定能够战胜的”。
当时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稳定上海的经济。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中国经济命脉之所在。不法资本家趁上海处于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期，囤积居奇，上海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难以控制，人心浮动。
上海是陈云的家乡，他熟悉这里的十里洋场，知道上海这个海很深，暗潮汹涌，必须花大气力治理。整顿中国的经济，首先要从上海下手。1949年7月12日陈云刚在北京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一个星期之后——7月19日——便启程奔赴上海。
1949年8月8日，陈云在上海召开了财经会议，对经济上的困难作出了这样的估计：
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尤其是南线更困难。这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陈云还指出：
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作战费和600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到7月底，人民币的发行总额为2800亿元。在支出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吃和穿。上海是个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目前困难很大。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情况会逐渐改变。今冬明春如无特殊情况，全国除台湾、西藏、西康、新疆及青海的一部分外，都可以解放，解放区的人口将达到44000多万。要预见到这种情况。我们不但要注意克服目前的困难，而且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
陈云一到上海，就下大气力抓“两白一黑”。所谓“两白一黑”，就是大米、棉纱和煤炭。稳住了“两白一黑”，就稳住了上海。
陈云以为，在“两白一黑”之中，煤炭只要保证不断从北方运到上海，就能稳住。与不法资本家的斗争焦点在“两白”，尤其是粮食。
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大量囤积粮食，致使粮价上涨，造成百姓恐慌。陈云经过调查，认为上海如果每天供应300万斤粮食，才够市民消费，这是底线。7月底，正值江苏的早稻成熟，而且价格比上海低，陈云派人到江苏大量购进大米，运往上海。
陈云又急令“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另外，又从江、浙、皖以及东北、华中、四川急运4亿斤粮食至上海。到了1950年上半年，上海国家粮库储存的粮食高达17亿斤。
起初上海的不法资本家见了粮食就抢购，“吃”进一批又一批粮食。可是当大批粮食源源不断抵达上海后，不法资本家虽“囤积”而“无法居奇”，最后不得不低价抛出，亏了血本，上海市场上的粮价也就平稳了。从此，这让人明白共产党里也有懂经济的能人。
在粮食问题上打不过共产党，不法资本家把棉纱作为囤积的对象。上海投机商们开始囤积棉纱。一时间，在一个月里上海棉纱价格上涨了4倍！陈云一边从各地调来大量棉纱，按兵不动，一边在1949年11月25日通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起初不法资本家还拼命“吃”进，到了后来“吃”不动，上海的国营纱布公司依然在大量抛售纱布，迫使棉纱价格恢复正常。不法资本家再度败下阵来。
陈云抓住“两白一黑”，等于抓住了上海的经济命脉，终于把脱缰的野马制服了。
据陈云秘书周太和告诉笔者，当时为了使中央能够及时了解全国财经情况，陈云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一起给中央写《财经旬报》，即10天报一次。这些旬报，多出自陈云笔下。
周太和说，这些《财经旬报》也是陈云很重要的经济着作。
陈云写了许多《财经旬报》，其中有两则收入《陈云文选》。现摘录1950年2月1日《财经旬报》中的一小段：
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发4.1万亿元。每月发行的新钞票，依当时的物价计算，总值是214亿斤小米。这4.1万亿元钞票，因为贬值，现在只值49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165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8.25亿元。为时只有一年即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这是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的一个具体材料。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
陈云肩挑一担“炸药”
1950年初，当春节临近之际，一天晚上，陈云家里给陈云秘书打来电话，询问陈云怎么还没有回家吃饭。
陈云秘书感到奇怪，陈云早就坐轿车走了，怎么还没有到家？
秘书以为陈云在路上出了什么事，赶紧查问。
后来才明白，陈云“逛街”去了！
原来，陈云叫司机开到北京前门最热闹的大栅栏附近，下了车。陈云来到市场，询问各种商品的价格。因为春节即将到来，北京市场正在大涨价，陈云去“逛街”，摸行情。
那时，陈云作为主管财经的副总理，常常悄然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天桥市场、东单菜市场去“逛”。那时还没有电视，市民中认得陈云的人并不多，这给陈云以很大的“自由”。
陈云到了别的城市，也常常“逛街”。这样，他对全国的物价心中有数。
陈云曾说，自己那时主管经济，犹如挑着一担“炸药”：担子的这一头是物价，担子的另一头是粮食。不论是物价问题，还是粮食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像炸药一样爆炸，引起全国性的大动乱。
陈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
先说说物价这个“炸药桶”：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9年，这12年中，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年年飞涨。
一幅漫画，形象地勾勒出这12年物价的飞涨：在1937年可以买一头大黄牛的钱，到了1949年不够买一根油条！
中国共产党接收了这个“烂摊子”之后，物价依然狂涨。能否制服物价这匹烈马，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权能否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关键。
从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全国物价曾发生了4次大波动。
在1949年7月底至10月15日，不过两个多月，上海的物价竟然涨了1.5倍！北京和天津则涨了1.8倍！华中、西北物价的涨幅也与此相近。
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向来主张分清轻重缓急。他首先是抓住重点。他曾说：“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
这一回，陈云抓住了“稳定物价”这个工作的重点。
陈云在1949年11月13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紧急指示。
陈云指出：
（物价猛涨）根本原因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7月底为2800亿元，9月底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万亿元，到今天止为1.6万亿元，发行增加近5倍，致使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陈云还指出，控制物价猛涨，主要要掌握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棉布”。
陈云在《制止物价猛涨》中制定了这样的策略：
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
（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
（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由于陈云采取了这一系列控制物价的措施，物价这匹烈马终于被驯服了。一连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自1950年3月起，被制止了。
据统计，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为100，到1951年12月回落为96.6，到1952年12月则为90.6。
这样，在陈云的领导下，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平稳，民心也就随之稳定了。
毛泽东很赞赏陈云为制服物价飞涨所作出的贡献，指出“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毛泽东此言，可以说是对陈云极高的评价。
确实，随着战争的胜利，工作的重心从军事转移到了经济。淮海战役是“打天下”的一场大胜利，而制服物价飞涨则是“坐天下”的一场大胜利。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他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多谋善断。毛泽东听了，没有说话，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能”字。
细心的薄一波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不是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毛泽东点头。
上海的资本家们曾经认为，中共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100分；在政治方面由于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在经济方面中共缺乏人才，只能打0分。
然而，当这些上海的资本家们得知，中共居然拥有陈云这样的经济奇才时，不得不佩服地称赞他是“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高血压症日益严重，突然中风，不能理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陈云，于1950年6月经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代理因病休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工作。
任弼时原本是“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由于中风严重，脑出血量太大，于1950年10月27日逝世，时年46岁。
任弼时去世后，1950年10月，比任弼时年轻1岁的陈云，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样，陈云便成为“五大书记”之一，而且是“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
毛、刘、周、朱、陈，成了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核心：
毛泽东主管全面工作；
刘少奇主管党务；
周恩来主管政府及外交；
朱德主管军事；
陈云主管财经。
陈云曾这么说及自己当时的工作状况：
我那个时候身体还好，除上午、下午有事外，经常是晚上8点钟到周总理那里，12点钟到毛主席那里，也忙啊。
1950年12月，于若木在北京生下次子。这一回，又轮到陈云取名了。由于陈云已给长子取名“元”，也就给次子相对应取名“方”。
于若木说，也真巧，铜钱外圆（元）内方，恰恰是经济工作的象征，而陈云正是主持中国的财经工作。曾有很多人问陈云，他给两个儿子取名时，是否有这层意思？其实，虽然陈云是在1944年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但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从此就“定位”在财经领导工作岗位上。长子是在1945年出生的，当时，陈云只是按电报韵目给长子命名，与后来担当的工作纯属巧合罢了。
更巧的是，长子长大后，竟然也从事财经工作，以至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职务。
有趣的是，陈云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当时，“上面”要陈云改名，陈云就临时取了个名字叫“陈元方”——用两个儿子的名字组成。他风趣地对别人说：“还好，我没有改姓！”
要求部下“一毛不拔”
陈云深知自己肩上挑着一担“炸药”，万万不可疏忽。他没有上过财经学校，他的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所以非常注意学习和调查研究。
据曾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杨波回忆，在1950年，陈云忽然要他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抗战前的《大公报》《益世报》。因为陈云记得，当时这些报纸上每天刊登棉布、棉纱、粮食、棉花的价格。陈云要杨波抄下这些价格，并对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作出统计。
杨波整理了1936年以及1937年上半年的商情。陈云看了，又要他继续查下去，查5年或者10年。
陈云从杨波整理的历史资料中，得出现在应该如何确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依据。陈云认为，把农村的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把城市的工业品销下去，两者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必须合理，既不能损害农民利益，又必须要保证工人利益。陈云说，这涉及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大事。
所以，陈云常说：“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经济中有政治，政治离不了经济。
陈云加强了税收。尽管有人俏皮地喊“共产党万‘税’”，陈云听了一笑了之。他认为，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不加强税收不行。
陈云又告诫他的部下，应该“一毛不拔”。他说，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不该花的钱就不花，财政部门要理直气壮地“一毛不拔”。
陈云严禁大吃大喝。据曾在他手下工作的孙晓村回忆：
我与陈云同志虽没有很多的个人接触，但在中财委工作时期，常在一个小饭厅吃饭，我发现他生活非常简朴。他经常讲要搞点积累，不能吃光用光。话不多，表现了他一贯勤俭节约的作风。我在中财委近4年，从未见过大吃大喝的场面，也未见办公室有什么讲究的设备，豪华的气派。
陈云要求“吃饭要照镜子”，成为美谈。所谓“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而且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迹，盘子干干净净像镜子！
1951年，苏联政府送给中国5辆吉斯牌轿车。在当时的中国，这要算是最高级、最豪华的进口轿车了，有关部门出了个主意，把这5辆新车分配给“五大书记”。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也分到1辆。陈云发现来了新车之后，怎么也不肯要，硬是退了回去。
那时，“五大书记”的工资全都定为一级，陈云知道了，硬是改为二级。他说，我不能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同级，应该比他们低。
陈云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分别是1952年到苏联及1954年到越南出访时做的，后来就成了他的“礼服”，只在每逢过节或接见外宾时才穿，平时穿的都是布衣、布鞋。
陈云坚决不收礼，“来者必拒”，哪怕礼物再轻。他曾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他一贯如此。曾有一位军区领导向陈云汇报工作时，带来了两盒葡萄。陈云不收，那位军区领导说，葡萄是当地所产，不值多少钱。陈云只吃了10颗，曰“十全十美”，其余的不收。
沈鸿曾这样评说陈云：
陈云同志一生清廉，为人正直，说话简明扼要，不绕弯子，不讲情面，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
陈云十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他的名言是：“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陈云常常鼓励大家说出不同的看法，他挂在嘴边的话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他鼓励别人在他面前说出不同的意见。他强调：
“‘左’可以‘左’到‘左倾’机会主义，右可以右到右倾机会主义，都可以讲，讲了以后都不记账，这都不算错误，讨论问题嘛！”
“有钱难买反对意见。”
“一有错误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
有一位副部长，提出了与陈云不同的意见，那个部里以“反对陈云”加以批判。陈云知道了，就请人转告那个部，有错误批评可以，但是不能说是“反对陈云”。
陈云还说，犯了错误，进行了批评，就行了，不要抓住不放。
陈云主张，凡是打个电话能说明白的，就不必来人。大家都忙，彼此都应节约时间。
陈云主张，每到一地，“来不迎，去不送”。
陈云还主张，以90%的时间作调查研究，这样，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再花10%的时间，就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任用干部，陈云注意“五湖四海”。陈云曾说：
“我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经常是不带干部的。解放初，从东北进关以后，我是就地取材。姚依林、吴波同志都是华北的。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
再访莫斯科
1952年8月，陈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团长周恩来的率领下，前往莫斯科。这是陈云第二次去苏联，同行的还有李富春、赵尔陆、吕东、安子文、袁宝华、王志光、宋劭文等。
到达莫斯科时，中国政府代表团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的欢迎。
陈云等人此行，主要是跟苏联商谈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问题。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进行了初步谈判之后，由于政务繁忙，便先行回国了。陈云负责与苏方谈判。
令人惊讶的是，苏方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相当冷淡，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迟迟不予答复。陈云在莫斯科住了一个多月，无事可做，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调陈云回国，留下李富春负责与苏方谈判。
这样，1952年9月22日陈云回国。
李富春在苏联住了近半年，这才得知苏方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太庞大，工农业增长率太高。
直至1953年2月，苏联才派出以国家计委主任萨布罗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和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这才确定了苏联对中国的141项经济技术援助。到了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又增加了15项，共计156项……
陈云从苏联商谈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归来，急于要了解中国的农业生产情况。
这年10月，陈云请他在上海青浦的老战友陆铨帮忙，在青浦找两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来北京。
陆铨曾在1927年和陈云一起在青浦从事农民运动，跟陈云交厚，他马上挑选了农民曹象波和曹兴达，送他们上北京。
陈云很仔细地跟这两位同乡交谈，从他们那里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从这两位农民那里，陈云发现农民负担过重，造成生活困难。
陈云通过和他们的谈话，写出关于青浦县小蒸乡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陈云的报告，于1952年10月15日致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
震林同志：
陈云同志所得青浦县小蒸乡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兹寄上请阅，并请抄寄苏南区党委。
据薄一波同志说，他在上海时，已知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华东局决定退还农民一部分，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你们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接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人，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
总之，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望将你的意见告我。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0月15日
把粮食纳入“统购统销”轨道
1953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的庆祝日。那天晚上，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无心观赏焰火，一直在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粮食问题……
陈云在平稳了物价、平稳了粮价之后，稍稍喘了一口气。他很快就发现，他肩上的一担“炸药”，那物价已不大会爆炸，但是粮食仍是个大问题，弄不好就会来个大爆炸。
在着手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陈云很成功地解决了棉花问题。
1950年，中国棉花总产量为1420万担，不够用。这样，在1951年，计划把棉花总产量提高到2100万担，以解决穿衣问题。
陈云采用的方法是“以价格指挥农民”。他经过仔细摸索，把粮棉比价定为8∶1，即8斤粮食才抵1斤棉花。
于是，农民们纷纷转向种棉。棉田面积迅速扩大，棉花产量迅速上升，果真在1951年达到预期的产量。到了1952年，增至2607万担。
这么一来，棉花产量又超出了需求。
于是，陈云又以价格进行“指挥”：把粮棉比价从8∶1调整为7∶1。
这下子，农民纷纷转向种粮。1953年，全国的棉田面积比1952年减少了594万亩，棉花产量减少了257万担。
棉花的问题解决了，粮食却是一道大难题。
那时候的中国，已有着4亿多人口。这么多张嘴，吃饭是个大问题。中国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倘若没有饭吃，这天下非乱不可。
1952年，国家收购的粮食为660多亿斤，扣除返销粮之后，只有560多亿斤，差额达100亿斤上下！
中国人口众多而耕地有限，粮食严重不足，成了困扰陈云的大问题。陈云所挑的粮食这个“炸药”桶，随时有着爆炸的危险。
1953年，东北又遭水灾，粮食减产，粮食贩子开始活跃，全国的粮贩子一下子猛增到几十万人。这些粮贩子开始囤积粮食，有些地方出现抢购粮食、哄抬粮价的现象。
粮食这个“炸药”桶，已经在冒烟了！
这样，在1953年，陈云开始集中精力解决粮食问题。
陈云研究了中国市场粮食的流通规律：粮食要从农民那里收购，然后由国家或商人售给消费者。
这样，陈云以为，处理好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处理好4种关系：
国家跟农民的关系；
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
国家跟商人的关系；
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
在这4种关系之中，最主要的是2种关系：一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二是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
为了处理好这些关系，陈云提出8种解决方法：
一、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
二、只配不征——可能买不到粮食；
三、只征不配——结果会边征边漏；
四、原封不动——自由买卖，结果必乱无疑；
五、临渴掘井——到最困难时才想办法，还不如现在下手好；
六、动员认购——政策有明令，比强征好，没有把握；
七、合同预购——有一个数量问题，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今年来不及了；
八、各行其是——办法可以试，要考虑影响，考虑结果。
陈云权衡8种方法的利弊，认为只有采取第一种方法，才能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所谓“又征又配”，就是说，国家对农民“征购”粮食，而对消费者则采取“配给”粮食。
为了制定这个“又征又配”的政策，陈云曾经仔细研究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和日伪占领东北时期使用的方法，比较了德国和苏联使用过的方法，在这样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才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陈云曾生动地说明了“征购”的必要性。他说：
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必须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
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不搞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之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陈云又对“配给”作了这样的说明：“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作“计划供应”，是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想出来的。我们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的配给，那时是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配给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填不饱肚子，我们现在的配给量可以吃饱。种类不同，数量不同，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相反的。
由于粮食问题颇为紧迫，1953年的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的会见厅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讨论陈云的方案，当场拍板。当时还决定由邓小平代中央起草决议。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就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
所谓粮食的“计划收购”，被称之为“统购”；粮食的“计划供应”，被称之为“统销”。陈云的这一方案，被称之为粮食“统购统销”。
由于实行了“统购统销”，陈云解决了粮食问题。
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油。
可以说，“统购统销”是陈云在平抑全国物价之后，在经济上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
“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1954年2月10日，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一番颇为尖锐的话。陈云说：“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
陈云居然说“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其目的在于说不仅毛泽东不能“万岁”，他和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们，也都不能“万岁”。由此，陈云言入正题，即在他们这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死去之后，如何防止领导权落在野心家手中。
陈云说：
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40几岁的，有50几岁的，有60几岁的，也有70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不大，关键是什么呢？
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么，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可能会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那时的陈云，不过49岁。他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其原因在于如他所说，从“1945年‘七大’到现在”，有“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跌了大筋斗”。
这“跌了大筋斗”的，就是高岗和饶漱石。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胜利地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之后第一次党内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当时在休假，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1952年底、1953年初，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从东北和华东调往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称中共中央存在“圈圈”和“摊摊”，欲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担任政务院总理。
高岗联合了饶漱石，又在暗中联络了林彪。
1953年12月，当毛泽东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高岗便私下活动由他代替刘少奇。
毛泽东发觉后，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同志们！我认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
毛泽东所说的“别人”，正是指高岗。
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意见一致。
毛泽东认为，要拉林彪一把，便派出陈云专程赴杭州，跟因病在那里休养的林彪面谈，传达中央的意见。
林彪立即“急转弯”，从高岗那里滑脚。
这样，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在批判高岗时，就没有涉及林彪。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的发言。除了上面已经引述的内容外，陈云还指出：
同志们，人家对你鼓掌的时候，那可要很小心。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
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改称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国务院的副总理，由最初的4位增至10位。最初的4位副总理之中，除了陈云之外，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都不再担任副总理。这次任命的10位副总理是：
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
陈云在10位副总理之中排名第一，李先念协助陈云抓经济。李先念曾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徐向前），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
陈云在出任副总理之后不久，曾回故乡调查研究。这是他阔别故乡多年之后，第一次回乡。那是1955年1月中旬，陈云回到了故乡。
陈云乘火车在沪杭铁路石湖荡车站下车，先到青浦小蒸乡，住在老战友陆铨家，再去练塘镇。正值寒冬，河面结冰，他坐汽轮到练塘，一路敲冰前进。
在家乡，他又约见那两位农民曹象波和曹兴达，听他们谈对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
他们向陈云反映了农村干部收购“过头粮”（超计划收购的粮食）的问题。
陈云还在家乡了解关于“周转粮”（即“调剂粮”）的问题。
此后，陈云还3次回故乡。
第二次是1955年5月下旬，他在青浦了解中共各项农村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
第三次是1957年3月，由于青浦县是中国血吸虫病的重灾区，他主要去了解血吸虫病的防治情况。
第四次是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他在小蒸乡和农民们座谈，了解公社化以后的农业生产和养猪方面的问题。陈云根据这次回乡的情况，向毛泽东反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文将会详述。
陈云回乡调查，曾对乡亲们说：“我喜欢听坏话，坏话其实大部分是老实话。不喜欢听好话，好话很多是奉承话。不善于听坏话，政权靠不住，坏话和怪话不能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相提并论，应当选择对的吸收利用，不对的进行分析解释。不能使人家闭口不讲，让言路阻塞。”
除了4次回老家青浦调查之外，1956年4月，陈云来到跟青浦相邻的上海松江县联民农业社，看望劳动模范、水稻专家陈永康。
陈云在向陈永康了解陈永康所培育的单季晚稻高产名种“老来青”情况之后，提出了他所关心的问题：“双季稻能种吗？”
在当时，上海一带能否种双季稻争议颇大，所以陈云特地向这位农民出身的水稻专家请教：
陈永康说：“可以种的，去年我出去看过几个地方，城东洋泾的老农钟顺康种的双季稻，收成比单季稻高，金山县松隐北面的浩光农业社种的一片双季稻，长得也蛮好；我自己在自留地里种小块双季稻，前后两季收900多斤。问题是今年种的面积太多。我们合作社可耕地共4000多亩，要种1600多亩双季稻，季节、劳力、肥料都跟不上。”陈永康毫不掩饰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座其他干部对此也谈了些不同看法。
陈云同志认真地听完大家的发言后带着商讨的口吻问陈永康和干部们：“你们看，怎样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呢？”
陈永康立即回答：“要种好双季稻，其他农活要早作安排，集中力量抢住季节，如果抢收季节碰到了两三天阴雨天，早稻可能受潮出芽减产，所以，种的面积不宜太大。”
陈云同志对陈永康的直抒己见十分赞赏，他微微点头，表示赞同，随后又详细地询问了粮食征购、种杂粮、养猪和猪肉供应等情况。
陈云除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外，在1956年11月又兼任商业部部长。
1957年1月，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成立。陈云任组长。这个小组自1958年6月，改设为中央财经小组。
陈云在1958年9月至1961年1月，又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在20世纪50年代，陈云针对物价、公债和钞票的发行、粮棉油统购统销、工商联工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其中，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陈云花费了不少精力。
1954年9月，在陈云主持下，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
1955年下半年，随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化出现了高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195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进行座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并向他们宣传中共的“赎买政策”。
紧接着，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会上，陈云担任“主角”，作了题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新任务”的长篇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草案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这一决议，成为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的基本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便是陈云。这一政策的核心是“赎买”：
第一是用赎买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造资产阶级的私有制；
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
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恰当的政治安排。
毛泽东十分赞赏陈云制定的这一赎买政策。
1956年8月22日至9月13日，中共召开七届七中全会。这次中央全会，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做准备工作。
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其中有一段谈及陈云，给了陈云颇高的评价。毛泽东说：
“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紧接着，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共“八大”上，陈云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构想。
陈云提出：
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
由此决定，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
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
应当说，陈云提出的这一构想适合中国的情况。可惜，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中国急剧向“左”转，陈云的这一构想被视为“右倾”，没有得以实现。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举行闭幕式，大会由陈云主持。
在1956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另外，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
这样，中共形成了毛、刘、周、朱、陈、邓六人领导核心。
陈云还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这时，陈云步入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经济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这个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所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依然分管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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