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 第五部 下台前后 五、闲居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打牌认真，不许别人悔牌，但是自己老悔牌，输了还挺生气。如此争争吵吵地闹上一阵，心绪渐渐开了。
一天他把贴身内卫张艮昌叫来，让他代笔写几封信。
陈永贵要写的第一封信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委的，叫他们与中央一致，按三中全会的路线进一步把大寨的工作做好。另外，陈永贵记大寨党支委把他家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缸也归公给队里。他此时显然觉得不必再坚让家属继续挣工分当榜样了，有了举家迁入北京的打算。
第二封信是写给老伴宋玉林的。陈永贵让宋玉林把他的那块毡送人贾进才铺，让她准备一下到北京过春节，把小儿子陈明亮带到北京来读书。陈永贵每年过春节必回昔阳，饱享衣锦还乡的荣耀，可是如今家乡的省、地、县各级都有许多人在揭发批判他，他初次尝到了有家归不得的滋味。
第三封信写给大儿子陈明珠，叫他暂时不要到北京来。这时陈明珠正遭大难，被称为“虎头山下一只虎，”过去霸道和放纵造下的孽都被人收集齐全，变本加厉地扣在他的头上，党籍也丢了，脑子也受了惊吓，落下个头疼的病根。
发走了信，陈永贵轻松了许多，每日散步看报打牌，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看文件。到他这里的文件也比过去少多了。
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不在其位，不得其禄”，陈永贵解释说。他留心这些一听就有学问的话，这时居然用上了。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两辆130卡车拉着陈永贵的全部家当搬出了交道口小院。
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按照正部级的标准，每月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全部加起来，他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二百元。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干这些园艺活陈永贵很在行，他养的花都长得不错，养的鱼却不行。这点事不够陈永贵干的，他就自己找点事做。早晨外出散步回来，有时就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站，陈永贵指着柜台上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连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轮到后边的人买肉，也要像前边的人一样专来瘦的，卖肉的道：“肥瘦搭着卖！”“那前边那个人呢？“前边那个人？你也不看看那是谁？你能跟他比？”卖肉的奚落道。
陈永贵在北京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挺受人尊敬的永贵大叔。朴实憨厚，满手老茧，苦呵呵地干上来的，不容易。陈永贵下台后也确实很近似这种形象，庄稼人的朴实厚道伴着老年的或敬一块从脸上透出来。而且显得极随和，全没了在昔阳说一不二时的霸气，更没了训斥人家反大寨时的骄横甚至不讲理。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
倒是他的小儿子陈明亮撒着娇不许父亲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说咱丢不起那个人，又不是没有专车，干嘛跟犯了多大错误似的。陈永贵好像并没有丢人的感觉，不像大多数当官的一下台便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肯露面。他照样偷偷地坐公共汽车，衣兜里有时还被搜出铁票来。
陈永贵下台后，他的家就成昔阳熟人的落脚站。凡是因公进京的，一概住旅馆；因私的，一概睡地毯。老乡进了家门，陈永贵便陪着喝几盅，问问家乡的事。小辈的不知深浅，劝他少操心，他便骂道：“你懂个屁”！
昔阳人托陈永贵走后门，他有时也肯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的老乡求他给铁路方面人的说句话，要几节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下了。老乡欢天喜地跑去办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成了，只要二百块钱。“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答道，“便宜！”现在的行性是四百哩！”
“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道，“悄悄给人家装兜哩，人家还给你开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变了。“不行”，他说，“我不能干这肥了私人的事。”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车皮他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转着圈央求，陈永贵理也不理，到底把车皮退了。“不行。”陈永贵说，“我不能管你们这事。叫我干这种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陈永贵一直没断了和昔阳的乡亲来往，但是也一直没有回过大寨。他想回去看看，又怕给省里县里出难题。“人家去不去看我哩？”他说，再说还有许多他不想见的人。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唉声叹气地说：“白天不劳动叫我黑夜回村劳动去了。”
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度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显得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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