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台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７日上午，昔阳县革委大楼的二楼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这天人到得特别齐，人们知道这是一次关系到陈永贵和昔阳的命运的重要会议。

　　上午１０点整，李喜慎宣布开会。他简短地说了几句开场白，便宣读了晋中地干字１３６号文件，大意是经山西省委常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刘树岗接任昔阳县委书记。文件很简单，没有做任何解释说明。念完文件之后，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一直没有说话的陈永贵，等着这位副总理发表不好讲又非讲不可的离职演说。

　　陈永贵无表情地扫了众人一眼，好象是很平谈地说道：“在四中全会时，我给彭真同志说过，在基层兼职过多不好。现在省委经过中央批准，免去了我县委书记的职务，这是为了做好工作，并不是常委内部有什么问题。如果下边有什么说法，可以解释一下。”

　　陈永贵略顿一顿，继续说道：“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不要权的。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去。这在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我提过三三制，就有这个意思。三中全会规定不进不出，我不能提。我本着能上能下的精神，辞去一切职务。”B11

　　当然这只是的台面上的说法。私下里陈永贵曾经试探性地问过刘树岗，“老刘，你看我的问题有多大？将来不行了，到县人大当个副主任行吗？”（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341页）

　　宣布辞职之后，陈永贵又说了几句对同事的感谢和对后任的希望，嘱咐县委约束大寨，防止他们乱出点子，离职演说就算结束了。

　　随后刘树岗发言。他说不是自己想当这个书记，是服从组织安排。还表示一定好好干，不幸负大家的期望，不否定以往的成绩，还要照顺好老陈的生活，等等。陈永贵也表示对刘树岗信得过。实际上，陈永贵与刘树岗后来的关系搞得很僵，陈永贵认为刘树岗对昔阳和大寨否定得过份，骂刘树岗不够人，什么责任都往他陈永贵身推，悔恨自己没认下好劣人。不过这是后话。在这次离职会上，陈永贵似乎很放心，当李喜慎谈起在老陈的带领下昔阳取得的巨大成绩时，陈永贵大包大揽地说：“十多年的问题都推在我身上。”李喜慎也包揽责任说：“这几年有缺点，阶级斗争扩大化，批集体资本主义，每个常委都有份，不能怨老陈。”

　　这次会开了不到两个小时。１１点５０分，李喜慎宣布散会，陈永贵站起身出了门。当然，他并没有退出昔阳的政治舞台，用陈永贵自己的话说，他是“金盆打了，份量还在”。但这毕竟是一个淡出过程开始的象征。

　　昔阳境内设县可追溯到２２００年前郡县制初创时的秦始皇四年。两千多年来，昔阳出的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最大的官，毫无疑问要数陈永贵。那么陈永给昔阳留下了什么？

　　据县志记载，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９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１３年间，昔阳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９，３３０处，新增改造耕地９．８万亩。昔阳农民因此伤亡１，０４０，其中死亡３１０人。

　　同样是在陈永贵的治下，昔阳粮食产量增长１．８９倍，同时又虚报产量２．７亿斤，占实际产量的２６％。虚报的后果由昔阳农民的肚子担负了，给国家的粮食一斤也没有少卖。

　　最后，昔阳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两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三千，每７０人就摊得上一个。

　　刘树岗上台后，昔阳开始了大平反。１９７９年还算小打小闹，全县就复查平反冤假错案７０余件，许多因贩卖牲畜、粮食、占小便宜、不守纪律、搞婚外男女关系、不学大寨等问题而被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一些由于偷了一点粮食，骂了几句干部，说了几句“反动话”被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次年，昔阳大平反达到高潮，据８月１３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昔阳县委清查了十年浩动期间，在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执行极左路线，造成１４１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件，并对这些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这场大平反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３，０２８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２，０６１人恢复了名誉。

　　昔阳对学大寨不力的党员干部处分极严，动辄开除法办。对此许多参观者曾经感叹过，昔阳当时的回答是：“旧的习惯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要打破这种包围，非严厉一点不可。”（注：摘自作者１９７７年在昔阳的参观笔记）大平反之后，昔阳大干苦干所仰仗的巨大政治压力及其理论依据土崩瓦解。

　　从昔阳到全国，处处都有类似的瓦解，处处都在拔乱反正，陈永贵在北京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他每天仍然看文件，画圈圈，参加各处种议，但是气氛完全变了，这些事干与不干已经成什么两样。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些人与陈永贵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纪登奎和陈锡联，与陈永贵过从甚密。

　　这时，陈永贵虽然还没下台，周围的人却变了，而且大多是一些并不能算谈得来的人。不尴不尬地又坚持了半年，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哩？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陈明珠说：“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写啥申请哩？一写人家不正高兴？不写，看他们拿你怎么办！”

　　陈永贵摇摇头，说：“唉，干不了啦。你来写，我说。”陈永贵自己没有动笔写辞职申请的能力，就让陈明珠执笔，他口授了几条。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

　　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秘书焦焕成把这份短短的辞职书抄了一遍，交了上去。

　　１９８０年８月３０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任。

　　陈永贵刚下台便尝到了下台的苦味。１９８０年９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４０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专攻十年来无人敢摸的大寨，其标题如下：

　　《大寨走向了反面》

　　《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

　　《“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

　　《“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

　　《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

　　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其标题如下：

　　《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

　　《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

　　《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

　　《造反起家，帮派掌权》

　　《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

　　《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陈永贵初次看到说大寨坏话的内容时非常生气，叫上秘书去找更高的中央领导人谈话。谈话回来，陈永贵的脸色末见好转，秘书的脸色倒变糟了。秘书愤愤地说：“四人帮那时侯也没敢对大寨这样！”

　　反映大寨和昔阳的问题的内参铺天盖地而来之后，陈永贵苦恼得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着。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他想不通。陈永贵没有毛泽东那种让思想飞翔于九天之上，俯瞰尘世的自我，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来世上走一遭的大眼光大气派，也没有毛毛泽东一边发动文化大革命一边说文革可能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的历史时空感。他一头钻进了牛角尖就出不来，满脑袋转的就是他的“首长工程”有利于昔阳县老百姓的那一面，还有大寨大干苦干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以及昔阳用政治手段创下的业绩。陈永贵唉声叹气，念念叨叨地说：“实事求是，实事求事。西水东调本来是为民造福，咋成了蠢事？昔阳没武斗、没停产、经济飞跃，咋成了十年动乱的重灾区？大寨苦干了多年，咋倒欠了国家的债？”

　　使陈永贵苦恼的还有昔阳的干部处理问题。他提拔重用的人纷纷失势，调出昔阳的受到排挤，留在昔阳的先后被撤职。陈永贵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人家，难免耿耿于怀。

　　一天陈永贵忍不住了，去找李先念诉说了一番。李先念见陈永贵气得不行，就跟下边打了个招呼，说那些内参别往陈永贵处送了，他看了很生气，对身体不好。于是陈永贵这位政治局委员从此就看不着国内动态清样了。

　　李先念在陈永贵失势之后很照顾他，后来还替他挡住了许多追究。多年之后，陈永贵和老熟人谈到当时的情况，还心有余悸地说，山西那边说了，陈永贵要不是三种人，山西就没有三种人了。要不是李先念帮着说话，咱们就见不着了。（注：这是陈永贵的老熟人陈大斌先生告诉我的。）

　　内参这头是眼不见心不烦了，报纸上的东西却源源不断地灌进来。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９日，《山西日报》载文，题目是《继续肃清学大寨中的极左流毒》。９月５日载文：《评大寨经验》。９月２４日载文：“人妖为什么被颠倒？──岳增寿冤案和王金魁案透视》。１０月８日载文：《从陈明珠的违法乱纪行为看父母的责任》。《光明日报》也于９月２０日发表了《太行奇冤、，《山西青年》发表了揭露陈明珠的《虎头山下一恶》。

　　１９８０年９月的一天晚上，陈永贵给昔阳县委办公室打电话，叫他们通知陈明珠立刻进京。陈明珠连夜动身赶到北京，进了家门，只见陈永贵一脸怒气。拍打着一份《山西日报》问：“这里说的事，山西日报日咋搞出来的？！你说！咋回来！？”说着说着嗓门就上去了，动了肝火，顺手抓起一个茶杯，狠狠地摔到地上，砰地一声摔了个粉啐。

　　陈明珠蒙了，过了一会儿才明白父亲怀疑他向报社出卖了陈永贵。陈明珠道：“爹，你还不让人说话哩？”暴跳如雷的陈永贵愣了一下，沉默片刻，说：“咋？你说！”说完往沙发上一仰就不再开口。

　　陈明珠问：“这事你跟谁说过？除了跟我？”

　　“没有。”陈永贵道。

　　“你没在会上说过，在下边哩？吃饭的时侯？”

　　陈永贵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噢，说过。”陈永贵说。他记起当时在场的还有郭凤莲等人。

　　“就是哩。”陈明珠说。

　　陈永贵饱尝了背叛的滋味。他失势后，各方面的揭发材料如雪片一般地飞到中央，仅中央转到陈永贵手里的就有一尺多厚。其中一些材料还出自他一向重用信任的人的手笔。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

　　“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B11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此后，陈永贵虽然还挂着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实际却不管什么事了。１９８０年底，政治局开会研究撤换华国锋，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商讨这样的大事，外电报道说陈永贵根本就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B13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代表团里根本就没有陈永贵的踪迹。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永贵在家乡山西落选。据说，上面的意思还想让陈永贵当个十二大代表，但是，尽管做了许多工作，陈永贵才得了２７票，反对的却有３０９票。

　　至于人大代表们提出的罢免陈永贵人大代表资格的要求，经领导人出面做工作，勉强压了下来。领导人说下次不选就行了，罢免就算处分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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