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 第四部 中南海生涯 十九、过渡·过渡
陈永贵在自己的鼎盛时期,最热心干的一件事就是向大队核算过渡。这条建议他1975年就向毛泽东提过,毛泽东拿不定主意,让政治局讨论,最后未能通过。现在他的羽翼更丰满了,在政治局的朋友更多了,他要重提过渡,在全国刮一场惊天动地的过渡风。
1977年1月15日,陈永贵在自己亲信的昔阳四级干部面前透露了一点风声。他说:“各公社要总结大队核算的经验,要要呀。”当时台下坐着几个记者,陈永贵冲他们吩咐道:“这个你们记者同志不要给闹出去,我们有这样一个考虑,这没有经中央——我们现在是一切服从中央,按华主席的指示办——有这样一个考虑,这都没有向中央请请示,我们有这么一个打算,考虑一下,让昔阳及早把这个经验准备好。”能够坐在会场上参加昔阳的干部会议的记者,都是靠得住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的记者。他们对陈永贵的指示绝对服从。有胆敢不服从者,陈永贵也绝不客气,干脆就将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赶出大寨。这种事陈永贵已经亲自干过不止一次了。
陈永贵继续说道:“以前我就说过,现在他们这样搞我们,是害怕我们讲这。我们不讲。我都布置过,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总有一天要要。现在要要。要这经验。怎么不好?你昔阳还没有实际体会?你看看这几年大队核算多痛快,特别是支部书记。我也是支部书记,你看那时多麻烦,那么多队,这个来闹这,那个闹那,闹得你怎不得怎。有这个实际体会。所以昔阳文革当中马上过渡。你看过得怎么样?过的也不错吧。解决了多少困难和复杂,对搞农业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多少有利条件。好处相当多,您给咱往起总结。干了这么多年大队核算,刚开始的经验,逐渐逐渐的经验,要真地要哩!准备好!要这东西呀!总结起来以后再给中央报告,不要事先往出传,传出去就不好了。有些四人帮还没有批深批透批臭,有些地方还在受错误路线影响,还在想单干,一听说陈永贵又什么什么,那么阶级敌人一策划破坏,又来了一个杀猪、宰羊、砍树,那可受不了。”
陈永贵当然清楚农民对大队核算的这类杀猪砍树式的恶性反应,他自己就在办合作社的恐慌之中买过价格特别低廉的毛驴。对这种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的难题,陈永贵的办法似乎只是给人家上纲上线,以大批判威吓震慑。
陈永贵说:“我也听到一些反映说,一提大队核算,贫下中农就要杀猪砍树,什么什么。为什么要给贫下中农加这些罪名?好像贫下中农就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胡说八道!我说那是阶级敌人办的事,阶级敌人是害怕我们集体经济。……好像阶级敌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道路,贫下中农不愿意,你看这怪不怪?这本来是阶级敌人破坏走集体化道路,他们却说是贫下中农一听说大队核算就杀猪砍树,卖牲口。我不满意这种做法。不能给贫下中农扣那帽子。”B50
恐怕很难说陈永贵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但是中国农民即将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热情证明,他的这番话距离事实真相非常遥远。他的心中显然有一套强大得足以抗拒事实的来自意识形态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他甚至准备走得更远。
1977年夏,陈永贵在昔阳布置了大队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他计划从大寨公社开始,逐渐从点到面,全县开花。他想得比这还要远。按照他的设计,昔阳将变成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
1977年7月9日,大寨公社按照陈永贵的指示,制订出一份《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草案》。草案提出,要使大寨公社“成为消灭城乡差别的榜样,让人从大寨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草案设想:“公社干部逐步改为半脱产或不脱产,工农商学兵都一样挣工分,进一步调整人的关系。”计划草案要求大寨公社要办好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文化室、电影队、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大跃进中展现的理想又复活了。(注:转引自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42页。)
当年年底,大寨公社宣布试验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公社所有制的样板。陈永贵听了很兴奋,指示李喜慎要抓紧抓好。李喜慎回到县里传达说:“老陈对过渡很重视,几次过渡没有过成,这次非过渡不行。这次过渡好了,县就有经验,全国也有经验。过渡主要是思想的过渡,思想不过硬就不行。”B51
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极端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陈永贵谈所有制过渡也把思想过硬放在了第一位。既然越穷就越敢革命,越无所顾忌,思想也就越过硬,那么也就越容易过渡。这条路子后来被讥为“穷过渡”。
1977年11月16日,陈永贵反复呼吁多方活动的努力见了成果,华国锋指示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包括向大队核算过渡在内的12个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陈永贵的主张取得了初步胜利。中共中央1977年第49号文件中写道:“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中国有八亿农民,10%过渡是一项涉及到八千万人口的大政策,其影响和辐射面更是大得数倍于此。文件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要求各级党委“采取积极而热情的态度”,这条指令对农村干部的思想影响也非同小可。对这项影响重大的新政策,多数省份心存疑虑,强调要先搞试点,有的只安排了调查研究,反应相当冷淡。
这年冬天,只有山西、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动起来了,搞了成批过渡。万人动员大会、敲锣打鼓、排队报名等等热闹场面在许多地方再一次出现,就好像当年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同时,陈永贵不肯承认的“贫下中农杀猪砍树”再次成风,大队核算显示出来的是对中国农村的单薄的生产力的杀伤力。
在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验中,久经教育的大寨公社也闹开了意见。人们嫌公社所有制抑制了大队一级的管理积极性,嫌公社买而大队用的牲畜和机器你用多了我用少了。昔阳城关公社作为过渡的第一步先把各村的副业收归公社,结果当年副业收入猛降,怨声四起,只得把副业退回到大队。
就连学大寨的英雄李锁寿也不能接受公社所有制。他当时在邻近的平定县当县委书记,回家看到南垴大队正在被人家共产,忍不住对记者发牢骚说:“我们拼命干的时候,河南大队在干什么?我们买马的时候,他们在卖马。现在我们财产多了,要搞公社核算,合理吗?”(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29页)
在社员思想“高度革命化”的大寨大队,陈永贵模仿全民所有制搞的公费医疗试验也遭到惨败。医疗费用成倍地增长,郭凤莲向陈永贵告急,说:“现在吃不住了”,于是又取消了公费医疗。
陈永贵掀起的局部性过渡风刮了一个冬春。春去秋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像点着陈永贵的鼻子一样明文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
这个文件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陈永贵根本就没有插手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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