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 第四部 中南海生涯 六、透出火药味的第一次全农会
1975年9月15日上午，中国政界三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华国锋和江青并排坐在昔阳县拖拉机厂的一个尚未装修的车间的条桌后边。在他们面前，37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地县农业方面的负责人坐在小板凳上。这就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陈永贵、陈锡联、姚文元、吴桂贤、李素文等一批党政军要人。毛泽东让政治局委员能去的都去，于是一次规模盛大的高规格会议就出现了。邓小平评论道：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的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0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
当时，中国农业的形势不容乐观，不过各派政治力量对此的看法不尽相同。邓小平比较悲观，他认为农业很可能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是农业现代化，最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在开幕式的讲话中问道：“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他说：“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江青听了挺不高兴，插话道：“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接口道，“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邓小平在这次会上大讲问题，大讲黑暗面，使在场的数千名听惯了“形势大好”调子的代表大受震动。邓小平说：“据22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平均124远，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一百左右的还有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的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帐。这种现状，我们能满意吗？”B12
邓小平是在开幕式之前，和姚文元、吴桂贤坐着直升飞机赶到昔阳的。大会主持人是华国锋，陈永贵致了开幕词。轮到邓小平讲话的时候，江青兴奋起来。邓小平刚讲了几句，江青插话介绍说：“邓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邓小平讲了一会儿，江青又插话道：“主席要邓副主席在会上讲几句话。”其实，邓小平正在讲的话，正是江青即将当作右倾翻案风来批判的话。
邓小平讲了农业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首次明确地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科技、文艺都要整顿。他急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急于整顿，整那些软、懒、散的班子，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号召配备好农村的领导班子，“把那些思想好，联系群众，能够带头干，能够艰苦奋斗的人提上来。”他号召学大寨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真学，就表现在学到了，回去就老老实实地干。”B13按邓小平当时的说法，只要这样老老实实地学了大寨，中国农业就有希望，甚至是前途无量。他说：“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确实是这样。”邓小平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如果说邓小平最关注的问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农业搞上去，那么江青显然更关注政治问题，准确点说是权力的争夺问题。
9月8日，江青带着一百多位随行人员，在大会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到了大寨。在虎头山摘过苹果、挖了一下防空壕，又照了许多像之后，江青表示要给大寨的贫下中农做一个评《水浒》的报告。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江青在大寨社员眼前露面了。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江青说，“咱们的主席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好，睡觉好，心脏好。”
接着，江青就开始了一次著名的，含沙射影式的文学评论，直把郭凤莲和大寨的贫下中农听得心惊肉跳。江青让社员们注意联系实际“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她说，“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一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坤、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水浒》是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主席。”
这些话说得太明白了。四届人大开完不久，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满了，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位子又是被周恩来请出的邓小平占了。郭凤莲说：“我们当时听了，心都跳起来了。”“这不明明是把矛头对准中央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吗？”
江青怀着满腹“架空”与反架空的心事来到大寨，又来到全农会的开幕式上。她听邓小平讲完整顿之后，也要求讲一下。这个要求挺突然，本来大会并没有安排江青讲话这一项，可是她要讲，华国锋也拦不住。
江青一开口就指责各省的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是不重视农业，尽管她很清楚这是中央决定的。然后她又讲了几句农业，话题最后还是转到了评《水浒》上。台下坐着的人未必清楚江青评《水浒》的真意，但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姚文元等人的心里很明白。他们不露声色地听着。
开幕式之后，江青要求印发她的讲话稿，放她评《水浒》的录音。华国锋不干。但他知道江青不好惹，便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置。毛泽东以极厌恶的口气对江青的议论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电话打了过来，华国锋手里有了最高指示，气壮了许多。他不仅在大会上顶住了江青，还告诉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山西也不要放她的录音。大寨的党支委们正在头疼，组织学习江青的讲话吧，不敢。不组织学习讨论吧，也不敢，拖了几天，得知毛主席发话了，才放下心来，决定对江青的讲话不印、不发、不传。
全农会开幕式结束后，邓小平应陈永贵之邀到大寨。他以前陪着马里总统来过一趟，这次准备住下，仔细看看，还通知了南垴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说要到他那里转转。邓小平到大寨后，发现江青住在那里。他临时改变了主意，上虎头山转了一圈就走了。李锁寿在村里等着接待，等到很晚才知道邓小平已经离开昔阳。
全农会期间，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做了题为《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的发言，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做了题为《学大寨不断革命，抓根本坚持斗争》的发言。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基本调子是反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利用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原则，即体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倡导以革命的精神力量推动经济发展，以阶级斗争克服反对力量和消极因素的大寨和昔阳的经验。
在这两个主要经验之外，昔阳的大寨公社，南垴大队和石坪大队等11个单位也介绍了如何成功地运用上述经验的经验。所有的这些发言材料，都是出自原新华社记者，通讯《大寨之路》的作者宋莎荫的手笔。陈永贵点名要宋莎荫执笔。这位因历史问题50多岁还入不了党，被下放劳动的记者靠陈永贵解决了入党问题，又被调任《山西日报》副总编，昔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他对陈永贵的想法和大寨模式的根本领悟得又深又快，不到20天便把所有的发言材料准备停当，随后又大改了一通。材料写完改好之后，宋莎荫竟累得吐了血，住进了医院。
1975年国庆节前夕，全农会的3700多位代表移师北京继续开会。10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华国锋所做的总结报告由“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战斗任务”、“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和“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等五个部分组成。这份报告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勾画出一张清晰的路线图。
这张路线图头的尽头处标画着800个大寨县，那应该是1980年，即第一次全农会五年之后的中国农村的美好景象。按路线图规定，今后的五年内，全国每年至少要平均新建成一百个大寨县，五年就是五百，再加上现有的三百共为八百，超过了全中国二千多个县的三分之一。到那时，按邓小平的说法，中国的粮食就会多得没地方搁了。
那么什么才叫大寨县呢？华国锋提出了六条标准，前三条是虚的，也是有保证作用；后三条是实的，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一、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二、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三、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像昔阳县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五、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六、农村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
怎样才能建成大寨县呢？华国锋说：“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首先要普遍整风，解决县委领导班子中存在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今后五年，每年都要搞一次县委整风。而县委呢，则要带领公社和大队，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对部分领导班子中的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衰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民主派掌权的问题，也要有区别地认真加以解决。总之，政治挂帅，思想领先，靠阶级斗争开路。华国锋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拿出自己的规划和时间表来，每年两次向中央写出情况报告。
一切都阐述安排得妥贴细致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调子很高的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他说，这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要求，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我国在本世纪内走在世界前列的迫切要求，又是做好战备工作的迫切要求。他说，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
做完总结报告，华国锋从会议大厅走出来，在江苏厅前碰见了陈永贵。两位山西老乡很亲切地走到一块聊了起来。华国锋说：“哎呀，我今天的报告不知怎么样。”话音刚落，谭震林出来了。谭震林举着手笑道：“今天的报告可好呀！”没想到江青也在后边跟着，她走到华国锋和陈永贵面前，清清楚楚地说：“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华国锋和陈永贵闻言不禁一愣。
一年后华国锋愤愤不平地谈起这件事。他说：“我的讲话是政治局讨论了的，是按主席精神讲的。报告后，江青把我和永贵闹到江苏厅，她说，这个报告说的轻点是修正的。重一点她没说，那就是反革命啦！修正主义也是反革命，这下就把帽子给戴上了。可是送给主席批，主席很快就圈阅了。发了文件以后，她还说是修正主义的，还几次纠缠。上海根本不让传达。”B14
从反对的理由来看，江青等人似乎是从派别斗争和权力分配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做出判断的。
上海市委奉张春桥之命“稳住”，不传达贯彻华国锋的报告即21号文件。上海提出了四个不准，第一个不准就是不准提“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理由是：“省委是不是关键？还有中央呢？”最后一个不准是不准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理由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在四届人大组阁不成，失去了大量要职的江青集团不能容忍主攻方向的偏离。她们大概也有自己的激进路线岌岌可危的强烈预感，急于解决权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还要持续一年多。
1975年10月19日，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华国锋的报告为基础写成的社论：《普及大寨县》。随后，全中国的宣传工具一齐开动，上百万的干部根据全农会的精神下到农村基层帮助社队搞整顿，“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标语口号几乎刷遍了中国的每一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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