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庐山上当

　　这里回过头来介绍一下陈永贵在中国最高层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当时上台的机会有限，九大会议上陈永贵有过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大会发言，虽然很荣耀，但只能算是一台事先排好的戏。真正有戏的还要算１９７０年８月的九届二中全会。

　　１９７０年８月盛夏，１５５位中央委员和１００位候补中央委员上了庐山，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

　　陈永贵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庐山开中央全会，感觉挺新鲜，也有许多不适应。不适应之一是讨论的问题生疏，不适应之二是周围的南腔北调听起来吃力，最大的不适应则是中央上层复杂的利害关系一窍不通。

　　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宣布开会，随后林彪讲话。陈永贵基本上听懂了林彪的湖北口音。他颁扬毛主席是天才，说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些陈永贵都留心听了，也懂了，并且觉得林副主席讲得很好。林彪就是讲得再重，陈永贵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他对毛主席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时大寨发展党员，陈永贵新党员谈话，必定首先宣布一条：“从现在起，你的一切都要由党来安排了，你要是没这个准备，就不要入这个党。”他还会补充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就是现在让我去死，我也要去死。”

　　８月２４日下午，全会分组讨论。陈永贵在华北组，组长是他早就认识的李雪峰。这天下午，陈伯达操着一口浓重的福建口音讲了很长时间，陈永贵费了老大的劲才听懂了一个大意。陈伯达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他引用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证明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天才的，可是有人竟敢不承认毛主席的天才。他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陈永贵闻言颇为吃惊。难道中央的斗争也这么尖锐？难道竟有人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这种震惊和愤既的感觉，不仅陈永贵和李顺达这样的大老粗有，在座的几乎每个中央委员都有。大家纷纷叫嚷着要把胆敢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示众，批倒批臭，千万万剐。当天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描述说：“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这番痛快淋离的怒骂中可以感到华北组讨论会场的气氛。大家似乎都气愤得难以控制，似乎唯恐对毛主席不忠。这份简报又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

　　林彪是赞成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他听秘书念了华北组的简报，赞许道：“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至于林彪为什么率部大肆鼓噪，是他想捞点什么还是想替毛泽东说一些想说而又不好说的话，那只有天知道了。不过有一点是很引人注目的，即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的态度基本相反，吴法宪和张春桥在小组会上唇枪舌剑地吵了一架。

　　说起来像一个残酷的玩笑：华北组的大老粗和大老细们一块骂了半天，并且要千刀万剐的那个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的“坏蛋”，竟然是毛泽东本人。

　　８月２５日，华北组讨论会的第二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下令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第二号简报。又过了几天，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至每位与会者手中。在信中，毛泽东说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关于称他为天才的问题，毛泽东写道：“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陈永贵简直晕头转向了。陈伯达错了？错了！上当了？上当了！林副主席不也说毛主席是天才吗？毛主席怎么又说林副主席和他的意见一致？过了几天，陈永贵又亲耳听到毛泽东在大会上谈起国家主席的问题：“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原来又是毛主席本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而自己还表示拥护毛主席当国家席呢。陈永贵回到昔阳之后叹道：“我们每天喊的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由于我们认真读书不够，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不强，毛主席头天指示，第二天就忘了，就不跟了。在九届二中全会时，第一天毛主席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到第二天就忘记了，就上了陈伯达的当，受了陈伯达的骗。”

　　陈永贵在昔阳有一贯正确之誉，说起上当受骗大概觉得挺丢脸，便补充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受骗的同志不少，使一段时间整个开不了会。在位的中央委员很大部分都受骗上当了。原来也不知道，最后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一发表以后，才知道陈伯达一人搞的鬼，他到处煽动，点火，蒙蔽其他同志。”２５

　　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陈伯达从此倒台，至死也没抬起头来。李雪峰作为华北组负责人签发了第二号简报，后来也因此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被“永远开除党籍”，直到１９８２年才平反。陈永贵初上庐山，便领教了上层斗争的残酷和扑朔迷离。

　　庐山会议期间，群贤毕至，要人云集，会下的各种活动也很多。当时北方１４省农业会议正在昔阳举行，山西方面在中央催促下起草了一个学大寨的决议，并专门派人送上庐山请陈伯达指教。陈伯达看过果然改了几处。其中一处的原文说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陈伯达道：“学大寨是客观规律，什么叫树立？”大笔一挥，将“毛主席亲自树立”抹去，改成学大寨是客观规律。单纯从文字上说，陈伯达这一改改得高明。他把学大寨的个人意志色彩抹去，强调它是不得不然的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当然是最有力量的。但是陈永贵对毛主席忠耿耿又没读过正经的理论书，不知即便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本人也需要拉出客观规律来为自己的决策辩护。他只是觉得心疼。把毛主席亲自树立这几个字抹去不是贬低大寨么？“他给改啦！”陈永贵后来说，“他吱一声一勾，说是客观存在。这样激烈哩呀。你看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干扰破坏，那不是活生生的事实在那里存在着嘛！”２６

　　最后要说一下，尽管陈永贵在中央和省里的政治舞台上常有磕磕绊绊甚至晕头转向的时候，但是在学大寨这个政治问题上他绝对是坚定明确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自觉的政治活动的中心。

　　据陈永贵自己说，九大期间，他曾经当着李雪峰、郑维山和解学恭的面哭过一场，恳求他们不要反大寨。

　　李雪峰和郑维山当时都是北京军区的负责人，而谢振华及其所率的６９军正归北京军管辖，陈永贵与谢振华明争暗斗于北京军区的利益有损，李雪峰和郑维山自然有理由对陈永贵表示不满。

　　由于陈永贵与谢振华不和，军界对陈永贵有意见的人不少。军人与李顺达的关系好，当着李顺达的面就说：“九大，十大，李顺达的票数比陈永贵多！部队就不投他陈永贵的票！”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讲过：“以后不要再提学大寨了！不要老号召去大寨参观！”曾思玉也是大老粗，放了炮陈永贵也怎么不了他，后来在一上会上骂他几句出出气也就算了。可是李雪峰郑维山管着本地的军队，位高言重，陈永贵不能不去搞好关系，便去求他们不要更说大寨的坏话：“你反我一个人无所谓，”陈永贵说，“恳求你，你要要反大寨。我自始至终在大寨那里工作，我知道大寨人是怎么样执行革命路线的，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了斗争，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做了一定成绩的。”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李雪峰被开除党籍后，陈永贵后悔不已地在昔阳的一次大会上说：“这件事现在考虑是我犯错哩，一件很不应该犯的哩。就是在九大期间，到林贼死党那里去恳求不要反大寨。你看你，不是斗倒是恳求他干么哩！这一恳求，他妈来越来越起劲啦，越加起劲哩来。我就这件错误。……还挤两眼泪恳求人家，恳求了以后，他们反大寨的劲更来了。去你的吧！……那个时候山东的文件就出了，就是提出不学大寨是反动大寨，不学大寨是歪门邪道，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派的那个。你看，你不是给他扣上走资派帽了？为什么恳求他不要反了？”Ｂ２７——无论是软是硬，是攻是守，目的只有一个：维护大寨的声誉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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